《犬儒病》胡平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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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儒病》胡平 著

帖子admin » 2011-07-21 14:33

胡平《犬儒病》目录

⊙序言
⊙1.犬儒主义的来龙去脉
⊙2.专制与犬儒
⊙3.史密斯笔下的俄国人
⊙4.共产党与犬儒主义
⊙5.从“高尚的谎言”到“赤裸的暴力”
⊙6.是“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还是从“权力向暴力转变”?
⊙7.为什么“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
⊙8.犬儒心态与恐惧,兼论“难得糊涂”
⊙9.从人文精神讨论谈起
⊙10.自由民主理念——信则灵,不信则不灵
⊙11.玩主式的犬儒主义
⊙12.避世型犬儒与愤世型犬儒
⊙13.理论的犬儒化
⊙14.关於假装服从的政治游戏
⊙15.犬儒式的自欺欺人
⊙16.克服犬儒,战胜专制
⊙理想的灰色——读胡平《犬儒病》
⊙胡平谈新作《犬儒病》
⊙《犬儒病》书评


理想的灰色——读胡平《犬儒病》
  一平

  国人如果关心国事,而又不困于文字封锁,大抵都读过胡平的文章。尽管在大陆,他的名字还不能提及,但其思想还是渗入了中国知识界。他说,“我被称作持不同政见者,算来已经有二十四、五年了。”于人的一生,这算是漫长岁月了。回头想想,一个人带着自己的信念,在种种困境中不懈地做下来,也真是了不得。

  前两年李慎之先生去世,国人有一阵热潮。李先生敢思敢言,信守良知,特别是以他的年龄、经历和位置,其精神人格,就更让人尊重。但客观地说,当时人们对他的赞誉过高了些。可以理解,因为中国的语境中毕竟还矗立着庞大权力,词语的发生不可能不包含其因素。积极地说,肯定的增强,是为了对抗。今年赵紫阳先生去世,加倍地重复了这个例子。但我要提醒,此必要的“夸张”中,本身包含有对象所占据的权力和位置的因素。

  有关当代中国自由民主思想,胡平无疑比李慎之先生思考得更多,有更多的阐述和贡献,但人们称他为民运分子,却不说他是思想家。我这里不是一比高低,而是例述权力给人精神思想造成的障碍。极权社会,权力是词语发生的前提,只有通过权力,词语才能进入公共空间。胡平幽默地说,我是“持不同政见者,难道还有无不同政见吗?在今日中国,还有谁能过无不同政见呢?”。虽然国人都是“异见者”,但是大陆不同政见依然是只有通过权力,才能进入公共空间——成为公言,有语言之效能。否则就是私言,不见天日,地下流转。

  极权社会,有害权力的异见怎么才能通过权力,进入公共空间呢?严格地说,完全性极权社会没有可能,比如毛时代;异见不仅成不了公言,连私言都很难发生,因为有肉体惩罚或消灭,不要说言,还要制止自己去想。但是后极权社会则不同,因为权力中心发生分歧,绝对极权蜕为相对极权,而发生变化,其包括:中心权力分歧斗争,各方为增强自己的力量会接纳某些异见;权力斗争产生裂痕,就会张开一定社会空间,于是某些异见就趁虚而入;经过种种运动,权力内部一部分人成为异见者,他们利用所掌握的权力,迂回表达异见,并推动社会异见发展;后集权社会是变革型社会,变革本身需要异见,调整人们的意识;再,中性的思想文化在相对开放中,顺势生长,催化变化。80年代所谓的思想解放运动,主要是在这个范畴发生的。以上这些都是需要的,也是有意义的,推动了进步。

  但应该看到,尽管这些是重要的,但同时也是有限的。因为最终有个权力允许的程度,底线是不能动摇权力。在此限制下,许多根儿上的命题不能触动。而绕开这些,中国思想的阐述就不能彻底。(90年代末,网络兴起,随之中国出现非官方的社会亚话语公共空间,此中国后集权社会甚为重要的事情,这里暂不谈。)进而,这个 “允许”范畴内的言说,其思想的价值很小,因为作者主要的努力并不在思考,而是如何把已有的想法,挑挑拣拣,删删改改,改头换面,以通过权力许可,进入权力控制下的公共话语。一般地说,这些“思想”出现,要比当初的思考晚一个年代。例如80年代所谓的新思想,在70年代一些青年人便已完成。比如胡平的《论言论自由》完成于1975年,1979年发表于民主墙《沃土》,1986年转载于官方改革派刊物《青年论坛》。

  思想的前提是自由,但如果是权力,那么思想就将受阉割。中国思想的障碍在权力,其导致中国精神之萎缩。因此,中国需要独立思想者。其分离于权力,不接受其的限定,也不求进入权力掌控的空间。在政治思想领域,他们从所禁止所掩蔽的命题开始,而求对中国当代政治彻底阐述。而绕开这点,就不可能有中国政治学。同时,在权力控制之外,争取、建立自由言说的空间,无此,思想将窒息,并且也产生不了思想的效能和活力;这是复生中国精神的根本之途。

  继遇罗克之后,胡平是中国当代最早的一批独立思想者之一,在70年他的自由民主、反极权的思想便已成熟,《论言论自由》是之体现。78年,他参加西单民主墙运动,办《沃土》、《北京之春》,作为一个思想者,他的目的是明确的,那就是开创一块真正自由的言论空间,这是改变中国极权制度的根本所在。他说:民主墙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中国 “一块真正的自主性的公共交往空间。它是对极权主义的社会结构的一种具有实质意义的突破,构成了对极权统治的最深刻的挑战。”(胡平“ 民主墙:十年后的反思”)

  80年,他参加北大竞选也是出于此。几十年来,胡平致力于两件事情:独立思想,及为中国开拓自由的公共交往空间。

  民主墙后,中国丧失了建立“自主性的公共交往空间”的可能,知识分子尽可能地寻求“体制内”言说。比如《今天》成员相继加入作协。“体制内”这个词值得琢磨,其是中国后极权社会之特色。当然我们可以宽容地看待,其毕竟不同于毛权力,人们有了一定的自由和言说的空间,是进步。现实、妥协、利用,都是需要的,但也是有代价的。我们不能忽视“体制内”的极权性,否则精神思想的真正价值就将扭曲颠覆。 “体制内”是一定宽松的权力控制,但依然是“权力”是“控制”,因此某些思想、思想者注定是异类,被挤到边缘、地下或界外。当中国知识分子整体划归“体制内”后,那一部分边缘的、地下的、界外的思想者也就有了他们特别的担当和责任。流亡是这种状态之一。

  胡平87年到哈佛攻读哲学博士,89 年后,便成了不能回归的流亡者。流亡意味许多个人困境,但是中国精神思想不可缺少的角色。广阔的视野,丰富的信息,自由之思想之言说,这些是中国尚缺少的,充分地利用这些,自由完整地阐述独立思想者的思想,使之跨越海面折射回大陆,这对中国尚有控制的思想精神,是必要有利有益的。胡平看到了这点,尽力地发挥它。如果将胡平于美国二十年的所为和文字汇集起来,可以看到这一份特别的意义。

  《犬儒病》收了胡平近年较重要的文章,可算是他的代表著作之一。胡平思想敏捷,出手也快,其文字短文居多。但这本书都是重头之作,从各个角度论述了当今中国重要的问题。这里,我着重谈“犬儒病”这一篇。

  “犬儒病”是这部书的重要文章,其是中国精神现状的批评。中国历史,大灾大难总是周期性地发生,但总体而言,中国民族的精神和道德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糟糕,过去怎么乱也还有孔孟的延续,就是水浒梁山也还有“忠义”。但现在中国,种种文明正值都被颠覆了,唯坏是好。这是一种什么状态?是怎么形成的?胡平诊断为 “犬儒病”,其是极权制度的必然演变。如果说共产党理想起始就有犬儒的毒素,其权力也始终黑暗,但只是到了后极权时期,犬儒病才全面泛滥。因为早期,人们还相信谎言;但进入后期,谎言只是谎言,人们不再相信。欧文分析极权的三个阶段:一、狂热的乌托邦,二、大规模恐怖,三、玩世不恭,即犬儒主义(胡平多加了一个阶段:恐怖之后的反抗)。可以说,“犬儒”是后极权社会的典型特点:权力依然主使社会,但所有的理想、原则、道义统统放弃,人唯利是图。“犬儒病” 标志极权社会已经进入晚期。

  胡平这篇文章先从古希腊哲学讲清了什么是犬儒。他指出,和现今人们理解的相反,“早期的犬儒是极其严肃的”,他们愤世嫉俗,是激烈的社会批评家,极端的理想者;但后来,犬儒转为玩世不恭,成为彻底的非理想者。前者是理想的、原则的;后者是非理想的、功利的。“世界既是一场大荒谬、大玩笑,我亦唯有以荒诞和玩笑对待之” ;“犬儒主义者对各种事物的价钱(PRICE)一清二楚,但对它们的价值(VALUE)一无所知”。伶牙俐齿、讥诮嘲讽本是用来批判社会寻求公义的;但反堕落为瓦解社会原则、道义,唯势为是唯利为是。

  说共产党犬儒,人们不大理解,共产党出生入死铁面无情,怎么是犬儒呢?但是如果我们说“厚黑”,就更清楚。厚黑是充分发展的犬儒,无原则无廉耻无信义,只求目的不择手段。文章例举:大革命失败嫁祸陈独秀;鼓动民众要民主要自由,但打定主意,搞垮国民党,更专制地统治中国;提倡大鸣大放,但转手就反右。这些都是厚黑流氓行径,毛说称赞是“革命的两手”。按照汉娜的洋葱比喻,作者说共产党“越是核心的人越是犬儒”。这和阿克顿说的“绝对权力,绝对腐败”一致。共产党由两套系统维持:“高尚的谎言”和“赤裸的暴力”。毛的话就是:枪杆子和笔杆子。谎言唬弄老百姓,暴力归自己行使。胡平说:“中共是经过二十多年的武装斗争才夺得政权的”,“暴力革命经历的时间越长,斗争越残酷”,“革命党人就越容易把革命的初衷置于脑后,越是把胜利、把权力当作狂热追求的最高目标,以至到后来,他们不再把权力当作实现理想的手段,而是反过来把理想当作夺取权力和垄断权力的手段。”读李志绥回忆录,我们看到外面红海洋铺天盖地,而毛在内宫昼夜颠倒,读古书、搞权谋、淫乱,他是大犬儒。

  权力才是共产党的本质,胡平引用“六四”后某共产党元老的一段话: “共产党的江山是三千万生命换来的,谁要想推翻它,也得付同样的代价”。赤裸到这种程度,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江上台后也有一句名言:“闷头赚大钱”。意思是:你们撒开了赚钱吧,怎么来都行;但有一样,别说闲话别管闲事,也就是别涉及我们的权力。深想一下,中国谁能赚大钱?怎么才能赚大钱?钱从哪赚呢?这一段加起来,就是中国后极权社会。

  人们还有一重困惑,如此“高尚”的共产主义理想怎么就转为了犬儒?按说“高尚”和犬儒毫不相干。但世上许多看来截然相反的事物,事实上常常同一。作者指出:“犬儒病的发生并非只在共产专制末期,早在共产革命之初,犬儒的病毒便已侵入其中。”他分析:“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极其高调的理想主义,但与此同时,它也是一套相当阴暗的犬儒主义。”“一方面,共产党把人的理想悬得极高,另一方面,它又把现实的人看得极低。”“共产党立志要一劳永逸地结束世上一切苦难和罪恶,在人间建成天堂”,而又认为“既然他们的目的如此崇高,还有什么手段是不可以采取的呢?” 话说到此,我们就明白,为什么共产党那么残暴?

  作者的这个思想很重要,因为人们一向认为共产党的理想是高尚的,即使发生了种种暴行,也只是犯了错误,而理想、目的本身是好的。但事情的危害就在这,共产党的所有暴行都根据这个逻辑:为了“崇高目的”,因此只能……,不得不……,这就是那句话:“以革命的名义”。如果没有“高尚”的支持,残酷就到达不到那种程度,也有不了那么大的规模。“高尚”为大规模杀戮迫害提供了合法理由和道德依据。我们想想文革红卫兵,是什么能让十几岁的孩子勇敢地杀人、往人脖子上浇开水呢?

  作者指出共产主义是悬空的理想,其“在看待世界时缺少程度意识”,“对他人缺少设身处地的同情和理解”,“不承认各种价值之间的紧张和冲突”。高调理想是对具体人和人性的否定。从这点看,共产党意识是非人性的,本身蕴含残暴,其从高不可及的理想否定人的现实性、具体性、血肉性、有限性。在其“高尚”之下,人不是人,无足轻重,可以随便牺牲、消灭。文明与极权,说到底是人性和反人性的对立。这个教训值得人们永远记住:真理、理想、政治需要与具体人性呼应,最终是对人的维护。

  这篇文章还有一个思想很重要,极权和犬儒主义相互依存,后者是前者的结果,但同时也维持了前者的统治——“犬儒主义提供了极权国家今天的稳定”。极权制度的本质是暴力强制:你们必须如此,否则就是监狱或其它。因此极权下人们一定是深怀恐惧的,胡平说;“一般人常常高估了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欺骗作用”,实际人们知道“反抗必将招致镇压,所以才出于恐惧不敢抗争”。如果仅仅是恐惧那还好,因为恐惧是被迫的,而且“正视恐惧必然会刺激良知,会导致良知的觉醒和反叛。”但这太危险了,人们宁可将顺从自觉地接受权力。他说:“回避恐惧”,“假装没这回事,宁可让良知处于糊涂状态。这就叫难得糊涂”。当人们都甘愿“糊涂”,极权统治也就有了保障。“极权统治靠人们的狂热而建立,通过大规模的恐怖而得以巩固,最后是靠着人们的消沉与冷漠,极权统治才得以维系。”“皇帝的新衣”是童话,安徒生毕竟写给孩子的,实际上皇帝、大臣、裁缝、百姓都心知肚明,他们共构“新衣”——指鹿为马的谎言。那个孩子的天真不在他看到皇帝没穿衣服,而在他不知道这人们共构的谎言,而这就是成人的“游戏”。

  “六四”后,“党”要求所有人都要在所在单位公开表态“拥护平暴”。他们知道这是指鹿为马,也明白人们的“拥护”是假话。但是,权力不在乎人说假话,关键是你要服从,为服从而放弃。只要你开口“拥护”,你就是接受了他们的暴行,接受了其对你的蛮横,就是放弃“真实”、“道义”、“良心”等等。你阉割了自己,丧失“人”的准则,成为犬儒。犬儒主义是“对理智的背叛”,也是对道义的背叛。极权要求人们做犬儒,其如果不做,就强迫你们做,如此其统治才安全。这一手很卑劣,但也很奏效。中国的精神思想能到今天这种地步,是极权统治的结果。

  90年代,中国的犬儒主义更上一层楼。小说家汪建辉有部新作《彼此》,前言是首诗:“这个时代惟一的出路就是堕落……/所有成功依靠的都是堕落/越堕落越快乐”,“这是一个精神比矮的时代/比一比/谁更矮/尽可能地匍伏下身子/像狗一样”。这可算是90年代后中国的一个极好写照。胡平例喻为玩主,“只要你自己不把自己当人看,就没有人把你当人看,你就痛快了,世上没有翻不过去的坎。”(王朔)

  玩主挺迷惑人,因为它嘲讽说教,求自我。王朔的小说风行,因为其有调侃、消解“新华语”的功能。但胡平尖锐地指出:“玩主的冷嘲热讽,是连澡盆带孩子。它使官方的说教可笑,同时也使严肃的抗争可笑。”共产党说教早就是假的,谁都清楚,嘲不嘲讽没用,权力不在乎嘻皮笑脸,因为这本身包含对他的惧怕和谄意。权力要的是统治和利益,他怕你严肃地说:不!而严肃抗争所靠的恰恰是理想、道义和原则,但玩主的嘲讽瓦解这些,这正是权力所期望的。胡平不客气地说:“犬儒是知善而不善善,知恶而不恶恶”,“他们不但不反对恶,他们还要迎合恶,只要恶有权有势。”玩主是以无权势的姿态迎合权势。

  如果我们将90年代前称为消极犬儒主义;那么之后就是积极犬儒主义。所谓消极,是指自保;而积极就带有明显的侵犯性,胡平说是“富于进攻性

  ”。“只要你自己不把自己当人看,就没有人把你当人看,你就痛快了

  ……”,这段话还有深一步的潜台词:如果我不把自己当人看,那么我也就不受“人”的限定和制约,因此也就无需道德廉耻,没有什么是不能、不可以的。犬儒变成了流氓主义、牛二主义。反正世界是个大泥塘,谁也别装蒜,能拿就拿,能抢就抢,自己合适就得。这是中国当前之精神。流氓主义是攻击性的具有伤害性的犬儒主义。

  但是玩主惹不了权势——权势是更大的玩主,对之只有屈从,于是就欺凌更弱者。他们属于权势一边,在不同层次上,强词夺理,欺人欺世,巧取豪夺。说来说去他们还是权、势、利的追逐者,但以玩世不恭的方式。最近李敖在大陆诸大学的讲演典型地说明了这点。他骂了什么?迎奉了什么?他与权力什么关系?什么是他要的?需要警惕那些亵渎理想、道义、不把自己当人的人,他是说“我不是人,你别用人要求我”,因此他可以随便掠取践踏欺骗。当社会理想、道义、公德全盘颠覆之后,“得到”(中国传统是“得道”)就是真理;而要“得到”,要么你有权力,要么你得是玩主——是无赖、是流氓。一句话你什么也别信也别想,活着得像动物。可是,这个世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权力,都能当得了玩主和流氓。就是动物,多数也都是被吃的小动物。阿星案、王斌余案,他们都是本分人好人,只想踏踏实实靠劳动吃饭,但是不行,非逼他们走上暴力。大批的农工、失业者、上访人、牲畜般的矿工,他们叫天天不应,能奢侈地去嘲讽人权、道义和公正吗?事情提示,如果我们不走出犬儒,积极建立道义与公正,中国将走向普遍的暴力与革命。

  人的社会建立和存在,必须依靠信念、道义、原则。最近,广州太石村农民绝食维权是之证明,必要时候人们可以用生命抵换。其是生命的真理,而不是言辞的真理,其有生存实在的要求和内容。而没有这些,对多数人来说就意味生的剥夺——压榨、抢劫、践踏。怎么能说一个上访者要求的“公正”是屁话呢?谁能这么说呢?为此,胡平倡导理想主义,他说:“除非人们在自己的利益横遭侵犯时,敢于不惧风险起而抗争,否则就不可能形成公正的秩序……。”

  极权制度消灭人心,犬儒就是人心的消灭。“我们要拨开灰烬”,让人心重新燃烧。“人心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专制对人心的扭曲是后天的……;灵魂的自由却是先天的,每一次新生就是一个开端,就是一种希望。”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在给胡平的授奖辞中说:“胡平先生的贡献是独特的,也是多方面的。他创造了‘胡平体’政论风格是对毛体文字、新华体风格的真正消解和正当置换。其论述不仅为五十多年来汉语世界极为重要的政治学,而且代表了汉语对世界的正当性命名和再造理想。”

  汉语的政治论述是很弱的。首先这和中国的专制传统有关,一言九鼎,用不着无休的讲述争辩。“半部论语治天下”,“政”、“制”、“体”都是定好的,执行就是,“行难而知易”。中国古代政论多是策论,几千字就是大著,文情并茂,多可当文学来读,可谓文政一体。而西方民主政体,从起始便是争辩。古希腊演说之发达,因为政治是辩论。西方的政治思想、演讲、论争、文章,够我们长久学习。

  汉语政论不发达和语言也大有关系。作为象形文字,汉语是很好的文学语言,生动形象,富于想象,多文化积蓄;但由于抽象性不够,逻辑不严谨,又过于简练,汉语不善说理。中国古代思想多要揣度,没注释大概读不了。《老子》有多少歧义?中国人好概括,却拙于分析,这和中国社会的金字塔结构有关,也由于象形文字抽象性不足,少逻辑。林琴南用文言翻译西方小说,但翻译黑格尔的哲学试试。

  白话文兴起,是对汉语的解放,大大促进了汉语的发展。语法的引入和建立是现代汉语理性与逻辑发展的标志。白话文写作,白话文翻译,各种政见的论争,极大地促进了汉语的丰富和表达,这些都是好兆头。汉语的灵活性很大,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但49年后,中国突然就无理可讲了,语言成为了权力。

  极权思想、极权政治给汉语写作带来极坏的影响。其中,最典型的是以笔为枪。远一点有“投枪匕首”,近一点有“拿起笔做刀枪”。鲁迅是天才的作家,但他的某些部分颇不足取。极端思想是极权主义的精神根源之一。党先用笔服务于夺取政权,进而用笔服务于巩固政权。毛体、新华体、大字报,统治了汉语数十年。极权作为政治很容易看清;但极权在精神上、思维上、语言上的体现,人们则不很注意。长期的极权制度会给人们的心理、性格、精神、思维方式刻下长久的痕迹。今天中国的异见者当然是反极权的,但是有些人的思维和表述方式却又是极权主义的。人们在不自觉中,承继了极权政治的遗产。这需要我们警惕。民主理想从一开始就要注意建立于理性、宽容、求实、人性的基础上。民主不仅是政治制度,也是精神和言说方式。

  胡平不是书斋里的学者,他参与政治;他的文章大多也不是纯思想纯学术,而多关涉中国时政大事,可谓是 “风口浪尖”,按说他的文字应该充满“火力”。但恰恰相反,他的贡献之一——从民主墙开始,是在极权话语笼罩中,他在政论领域提供了“新”的言说方式—— 说“理”:不以“权”而说,也不为“权”而说;而是以说求“理”。这就是把“枪”还原为“理”

  。当时文学杂志《今天》,其重要价值也在“新”的文学语言方式。所谓“新”,是由在极权统治下恢复了中国三、四十年代的文化语言。“胡平文体”实际是有传统的——胡适传统。人们可以不同意胡平的某些见解,甚至对之批评,但他的言说方式却是求理的,可以与之论辩。这是民主政治的言说方式,是走出极权政治的重要一步。

  专制与民主的区别,关键所在:是权力;还是原则?在言说上,权力体现为占据:“我”说“我”支配。其抢占语言空间的中心、至高点,“我”代言真理,不可置疑。“我”说“我”审判“我”发令。“我”即中心,“我”与“理”不分——我即“理”,专断,居高临下,不容异己,一言九鼎。一位作家说:“他们说得高尚,但把别人都留在阴影中。”这个阴影就是“我”对他人的精神占有和笼罩。实际这是“我”在言说空间的权力占据。

  而民主是以原则为尚。它不是“我”说,而是说“理”。可以说民主是说理主义。首先,“我”与“理”相分,“我”不是理,只是求“理”。再,其尊重语言公共空间,“我”不是中心,也不代表真理;此空间是开放的,容异的;每个言说者是平等的,被尊重的,“我”是一个,而不是“一”的整体。因此,“我”的言说是参与的,而不是占据的;是可质疑的、有原则可参照衡量的,而不“我”说即“是”。说理主义是理性的、逻辑的、分析的、求根据的;反之则是专断的、情绪的、空泛的、概念的;民主言说是从容的,容纳的,而不是偏执极端的。

  胡平以分析见长。比如,“不少人至今仍强调文革的所谓反官僚体制的积极意义”,胡平指出:“这些人不知道,大独裁者都是不喜欢官僚体制的……

  ,正像大资本家不喜欢中间商”,“一个人不断地造反、反权威,其逻辑后果是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走向最高程度的独裁。”他分析:“红卫兵运动貌似反叛权威的运动,其实它恰恰是权威主义的运动”,他们“自称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注意这个‘小’字,……它表示对‘大’的依赖,并以此为荣。”中国人有许多糊涂的政治观念,比如人们常将共产极权当为封建专制,说毛是五千年的封建传统。其实共产极权和封建专制截然不同,差距有文明和反文明之别。在“解读晚年周恩来”一文中,作者通过周恩来分析了这个问题。他指出,传统封建专制有君臣共遵的“道”——仁义原则,且而“君”“道”分离,“违上顺道,谓之忠臣;违道顺上,谓之谄臣”;而“共产极权制度则不然”,其“最大特点是道君合一”,“领袖是真理的化身”,“党和领袖为了确保自己的权力不受威胁,……禁绝一切不同的力量乃至不同的声音”。由此,封建专制和共产极权的文明与反文明之别就界分出来。进而“周恩来是忠臣”,这样一种糊涂想法也随之瓦解。极权制度无道义原则,人必须“违道顺上”,其“根本不允许有忠臣”。

  在“比赛革命的革命”一文中,他对民众政治的心理分析可谓精彩。作为极权社会,“革命者掌控了一切资源,……革命被确立为人生唯一的价值标准”,权力按照人们的革命程度安排其命运。革命常常有利可图,而不革命或反革命则注定吃亏倒霉,因此 “到头来,不管你是什么人,……都会卷入到比赛革命的革命中去。”毛时代的“宁左勿右”,文革的群众暴力,都来于“比赛革命”。胡平说:“文革中的狂热行为,十之八九时装出来的,是故意给别人看的”,“打人证明你阶级情感太深,深到了你的理智无法控制的程度。反之,则有立场不稳,阶级感情有问题的嫌疑。” “打人貌似非理性行为,其实却是十足的理性行为。”中国当代历次运动,所谓“过火”现象,群众暴力,此是根源之一。假如人们对之都有了认识,以后即使再闹运动,人们想装“狂热”也装不了了。这是思想的力量。

  胡平的语言平实,但他能将复杂的问题说得清楚明白。汉语欠缺说理传统,而中国与现代国际政治甚有距离,中国社会本身的冲突和矛盾又极为复杂;在这种情况下,能做到这点,需要很好的理论素养,清晰的思辨力,精通政治和中国社会,同时也需要娴熟的汉语。胡平语言功底坚实,读他的散文“戒烟”“吾五五悟”,颇显出他的语言功力和风格。在胡平的文章中,很少看到别扭的句式和生涩的词汇,而这是许多理论者的通病,甚至可以说是当代汉语的病症之一。他的文体平实,但耐读,除言之有物,亦能引经据典,也常有生动的口语和比喻,如:“请将不如激将”、 “理他算输”、“不痴不聋,不做阿加翁”、“正打歪着,歪打正着”、“脸澡盆带孩子”等,后两者是俗语的进一步创造。他在严肃中,不失幽默。

  人要求生存是本能;人如何生存则受观念支配。人的意识有限,因此权势很容易利用意识形态对人操纵,这是思想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也是言论自由所以重要的原因。思想的意义是以观念改变观念。自由是言说的前提,在此之下我们还有说什么?怎样说?前者是向权力争取来的,而后者则是思想者自身的问题。这二者都是重要的。

  “米奇尼克:人、角色、思想”一文写于1996年,而作者了解米奇尼克是在1984年。应该说米奇尼克对胡平的影响很大,我想胡平许多方面是以之为范。当然中国的事情远远比东欧复杂困难得多。研究胡平,这篇文章应该注意。

  胡平倡导理想,这在他的文章中反复强调。但理想有危险性,因为人的社会理想很容易导向乌托邦。中国共产主义之悲剧有乌托邦的因素。毛后,中国犬儒精神盛行,这和深受乌托邦之害有关系。现今中国实需要理想精神,否则社会秩序和原则无法建立,因为秩序和原则的持守依靠人的精神和道德。但需要警示,当社会瓦解进入危机状态,人又很容易产生乌托邦幻想。因此,既坚持理想,同时又有对现实、社会、人性的清醒认识,接受局限和欠缺,这对中国非常重要。

  胡平坚持民主理想,此不必言,要注意的是他民主社会的清醒认识。在“米奇尼克:人、角色、思想”中,他对米奇尼克的引述也就他的思想。他提醒,不要由反共产制度“ 堕入另一种乌托邦——民主乌托邦”。“人性本身不完美,因此不论什么制度都不可能使人类社会完美”。民主是灰色的,是“永远的不完美”,“民主就是恶棍小人加正人君子加猴戏的大杂拌”。的确,民主不好,但“专制更百倍可恶”,因为“只有民主制才具有自我怀疑、自我批判的能力,……才能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

  如果理想建立于对现实的充分理解、接受人性和现实的局限与欠缺的基础之上,那它就是坚实有力的,切合人的需要与存在的。

  2005年7月-9月 于伊萨卡

  ──《观察》首发  


胡平谈新作《犬儒病》
  【大纪元6月27日讯】(大纪元记者何宾纽约报导)最近,博大书局出版了胡平先生最新著作《犬儒病—当代中国精神危机》,其中收录作者近年来对中国政治、经济、历史人物和社会现象等问题的多篇论述。这些论述对当代中国人(特别是知识界)的精神层面和价值取向作了深刻的研究和分析,被学界和民运界人士称为“解读了为何中国民主化进程如此缓慢”的一部力作。

  近日,本报记者专门采访了胡平先生,请他谈了对这本新书有关的一些问题的看法。以下为访谈主要内容:

  精神危机源于长期专制统治 记者:能否先请您介绍一下新书《犬儒病》的主要内容?

  胡平:好的。这本书收录了18篇较长的政论,大体上可分这几个方面:对中共领导人的评价、批判,包括对毛、周、邓和林彪等人;然后就是关于人权问题,中国经济改革问题,六四以来十五、六年内中国社会的演变和问题,还有就是对共产主义在中国实行几十年来情况的一些批评;另外有两篇是谈反恐的,如“文明与野蛮之战”;其他还有些东欧不同政见者的经历、经验,对电影《英雄》的批评;最后还有两篇谈文化革命的。

  我这些年来写的文章除了比较短的时评,还有比较长的政论。比较长的政论还是抓住些很热点的问题,但作较详尽的论述。所以这些文章谈问题时不仅仅是就事论事,而从事情伸发开来引伸出更多的思考,和读者一起在更多的层次和角度就这些问题进行分析。那么,读者读了之后不仅知道我对某些问题是什么看法,也会多多少少知道对这些问题看法背后的思想,包括哲学思想,这样就有助与大家一起在看待其他事物上有更广扩的视野。

  当然由于大陆的封锁,我的很多文章在国内根本不可能出版,但依赖互联网现在国内很多人都能够看到,包括《犬儒病》这篇文章。据了解,这篇文章在国内反响还是很大的,在知识界和异议人士中也经常谈起犬儒主义这个问题。

  我自己提这个问题是在78-79年民主墙时写的《论言论自由》。从文化革命中期、后期感觉到犬儒主义在中国开始蔓延,最初还不晓得一个准确的名称,就是发现很多人对毛的一套已产生了深刻的怀疑以至否定,与此同时他们也转向了犬儒主义,也就是认为天下没有东西是真的。一旦这么想,人就不会去奋斗了,既然没有任何真的值得去为之奋斗,更何况你奋斗要冒很大风险,要付很大代价。当每个人站出来表达自己不同声音的时候,他(她)必定要对表达的东西持严肃态度,认为对的必须是对的。相反,如认为你的那套不怎么样,我的也彼此彼此,我为什么要冒风险去表达不同意见。我最初的观察比较早,也一直在注意这个事情。到了89年六四之后,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而泛滥成灾,越来越多人也注意到这个问题。这篇《犬儒病》在国内知识界和异议人士中有很大反响是很多人都有了这个感觉,而这篇文章则是比较集中地,相对系统地谈了这个问题,所以给大家留下较深的印象。

  记者:犬儒主义这个名词应该不是来源于国语,为什么只有这个词能准确刻画以上谈到现象?

  胡平:我写作中通常不搬用些洋名词,但感到对这个现象只有这个词才能较好说明问题。就像“幽默”(humor)这个词,中文里也没有。“滑稽”、“诙谐”、 “可笑”都有这个意思,但都不是“幽默”这个词。最早是林语堂把这个词译成“幽默”,但我们能不能因此说中国人原先没有幽默感?中国文化在和西方文化,包括早先的佛教,接触中发现他们很多词是在中文中可找到对应的,但也有不少词找不到。“犬儒”这个词就像“幽默”一样,不是说以前中国人没有这种感受,但以前所用的词不足以那么确切地、那么完整地把这个意思抓住,像“玩世不恭”、“看破红尘”、“看穿一切”这些词都有这个意思在里头。

  另外,犬儒主义这个西方词刚好和希腊一哲学流派相联系。那么它就不是一个词的问题了,它背后是一个概念、一个历史、一个过程,然后加上它的演变,就变得非常丰富。所以你用这个词能够很准确把握这一点,而且大家也很容易领会它的意思,理解上并不困难。

  专制政权降低全人类道德 姑息纵容后患无穷

  记者:您的《犬儒病》写作开始于98年,距今已有七年时间。在这段时期内,中国国内知识界犬儒病这种倾向是否有所变化?如果是加深的话,是否会有物极必反的转机?

  胡平:当然是不断地加深,原因就是共产党的专制;只要专制制度还在继续,它就不断地降低人的道德水平。两个月前在美国国会一个圆桌会议上,我在谈中国知识份子状况时也谈到这一点。我们不能说现在胡锦涛比江怎么样,但他们都是对知识界压制的。同样一种压制,它持续时间越长,效果就越恶劣。哪怕那种压力是没有变化的,一百斤担子压在肩膀上,搁一天和搁两天完全是不一样的,搁的时间长就使人吃不住了。它必然是不断地向下沉的状况,应该说是继续的恶化。

  有时候会有物极必反是受别的原因刺激造成的,像文化革命就是个物极必反的过程。到了76年周的去世,大家都上街了,包括造反派、高干子弟、老干部、“牛鬼蛇神”都跑去悼念周,所有人都找到一个共同点了。而原来这些人之间是彼此你整我,我整你很带劲的。这个过程是当局不断迫害的结果,越迫害越制造出更多的牛鬼蛇神,使所有人醒悟到毛病原来在这里。

  从更久远看,例如50年代初期毛的第一场文字狱,是批判胡风的。胡风当时就意识到这是文字狱的开始,他讲了这么一句话:“自批判胡风,中国文坛将进入中世纪。”胡风本人是左派,当时是支持共产党的,仅是因为观点不同就被打成反革命。尽管他意识到这是政治迫害的开始,但当时大多数人都跑去“打群架”,互相之间你争我斗。知识界的头面人物,老老少少都参加了。到了文化革命前夕,周扬,这位擅长整人的文艺界沙皇,就想起了胡风这句话,因为这个时候他也是自身难保了。就是类似这么个过程。

  现在的情况使人看到一种向上升的趋势,这从很多受迫害的人,包括异议人士、法轮功人士等身上可以看到。像法轮功本来就只想炼自己的功,和共产党所做所为完全无关,那么中共这种打压就给自己制造出一个新的敌人。这些人显然对他们的信仰,对维护他们的基本权利不可能抱犬儒主义的态度。另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基本权利受到中共侵犯的人,如下岗的、失业的、拆迁的等等,他们都会意识到正是由于六四那场镇压使人民没有了公开发言的机会,贪官污吏就变得横行无忌,平民百姓就受到了更多剥夺。这几年维权运动的兴起,也使人看到这个积极的趋势。

  反过来看消极方面,一方面现在共产党整人中更注意用分化瓦解等隐蔽办法代替大规模看得见的整肃,另一方面很多中国人在长期运动挨整的经验中一个个学得很乖巧,变得像惊弓之鸟,人们对政治普遍冷漠、回避,这就是犬儒主义的表现。当人出于恐惧离开了禁区,就没有了危险,不感到恐惧了,同时这也使人对任何事不抱严肃态度。

  专制制度只要存在一天就在降低人的道德水平,不光在降低中国人的道德水平,也在降低全世界的道德水平。六四杀人时全世界都很愤慨,后来这个政权居然又站住了,那别的国家和他打交道只好把调子放低,那些民主国家在立场上只好做软化。只要有这么一个邪恶政权存在,人们不去积极改变它,要和它共处,就得降低你自身的道德标准。这不仅是中国人面临的问题,也是全世界面临的问题。

  最近美国《新闻周刊》、《时代》杂志等媒体把中国问题摆得很重,认为中国要崛起。相当一批西方人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崛起是对人类自由的一种威胁,只是把这看作一个很大的商机。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中国顺着这个路发展下去就会和国际接轨,睁眼不顾一些明显的事实,如赵紫阳那样的人可以把他软禁至死,像蒋彦永这种国际闻名的抗煞英雄都可以一直被剥夺人身自由,对法轮功的镇压一直持续到今天,对异议人士的迫害、对网络的控制在不断加强。西方的这些人,包括政客、商人,倒不是喜欢这个专制,而是他们自身的道德水平在降低,就越来越觉得那些事情不是那么恶劣了。这样对整个社会都在起腐蚀作用。

  就像我在今年六四纪念会上讲过:与北韩不一样,中国是个大国,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北韩再这样或那样坏对整个人类不会有很大威胁。但是,假定中国不但今天,而且在今后十几、二十年内都是一党专制,同时在这一、二十年间中国其他方面有一定的发展,那就将对人类的和平和自由构成非常的威胁。等到那时意识到这点已经是来不及了。

  固然,很多人认为中国和美国在实力、国民生产总值等方面还是不能比的,但一个专制社会调动其资源的能力要远远超过民主社会。对一个民主社会来说,明明有十分力,她只能用五分,就像美国当年越战为什么会失败。现在美国如果对伊拉克恐怖份子也采用共产党的做法肯定会马上消灭他们,但不可能那么做,不是没有那个力量,而是他们有一些自由原则的约束,自己要限制自己的手脚。一个民主社会再发达、再强有力,可动用的力量也打折扣。反过来一个专制政权可动用的力量可非常强。尽管中国十年、二十年之内实力的增长是有限的,但就是这种有限的增长足以造成对全世界的威胁。这种情况下,如果还不致力于推进中国的民主化和政治改革,人类将面临很大的问题。

  政治游戏终需结束

  记者:您在书上谈到中国社会“共产党在装模作样地统治,老百姓在装模作样的服从”这种政治游戏。很多中国知识份子认为这种软性专制也能接受,其中很多人出于对长期政治高压的恐惧以此为理由对积极争取自由民主的人士表示“应该尊重他们不做勇士的权利”。对这些观点您有何看法?

  胡平:我在文章中也提到,专制社会的常态就是这种状态,它不需要把螺丝拧得那么紧,它需要保持一定的弹性。你假装服从,装模作样地服从,毕竟也是服从。它要的就是这种统治。而且只要存在这种情况,一遇到重要问题时就会显示出重大差别。比如说你在网上发表些看法,在私底下说些什么,当局对你睁一眼和闭一眼的,但你和它始终是老鼠和猫的关系。它随时可以整你,所以你始终是怕它的。看起来你可以躲开危险的地方,在相对还不那么狭窄的空间里似乎还过得不错,但一个前提是已经把它承认是猫,你不能去挑战猫的权力。你不去挑战它,它就容忍你这种状况。但是这个基本态势是不变的:就是你是老鼠,它是猫;一遇到事情它一翻脸,你就马上被吓得跑。根本上缺少权利,缺少自由,缺少民主就体现在这个地方。

  我经常举这么一个例子:那个风筝,就算你的线放得再长,那头还在他手里;那小鸟飞得再低,它是自由的,它愿意飞高就能飞高。这种有点弹性的,大家觉得可以忍受的、可以过得下去的软性专制反而可以维持更长时间,所以更值得我们警惕。

  就像鱼群不会对捕鱼业起来斗争,它们只想从网眼里遛过去。到了文化革命,那个网眼变得太细密了,密得成了块布,连小鱼、小虾都钻不过去,就促使物极必反,很多人出来反对。在这之后本来鱼们应该痛定思痛,团结起来把那个网给粉碎了。后来网眼宽了,有人觉得我们干嘛去冒这个险;也有人觉得那网把你给缠住了,但没把我缠着,你个子大一点只要缩缩身子也能过去,过不去不怪你自己傻吗。这样一来,那个网就可以永世长存了。所以,争取自由民主就是要真正的人权,真正的这么多权利。

  我们也常谈到各种有信仰的人,包括天主教的、基督教的、还有法轮功的和其他信仰,都遇到这个问题。只要你不特别公开地表示,告诉大家我是信什么的,当局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任何一个真正的信仰就意味你是完全放开的,我不故意告诉大家我是信什么的,但我绝不会隐瞒这一点。这是一个信徒起码的态度,在所有真正有信仰的人身上都能看到。

  有人声称应该尊重他们不出来抗争做勇士的权利,其实他们就是选择了当自己遇到麻烦时不被别人帮助的“权利”。如果专制迫害有一天也毫无理由地降临到你头上,该怎么办?共产党的策略就是分化瓦解、各个击破,你的这种“权利”不正是专制独裁者所希望的吗?

  人心可以修复 有赖正义之士执著坚持

  记者:在《犬儒病》这篇文章里也提到前苏联时期和目前中国非常相似的犬儒主义泛滥的现象,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那里的专制制度最终被瓦解。

  胡平:就如我在文章中写到的“人心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它不会长久的沉沦。更不必说还有新陈代谢,专制对人心的扭曲是后天的,它并不能遗传;灵魂的自由却是先天的,每一次新生就是一个开端,就是一种希望。”这其实反映出不论专制有多严酷,人心总还是拥有一定的修复能力。

  拿89 民运来说,那是学生走在运动的最前列,因为那个时候大多数人对中共还是相当害怕的。而当时的新生代受中共影响较小,容易摆脱整个社会中的那种犬儒病,自然处于时代发展的前列。东欧国家共产专制的瓦解中也有类似情况。当社会中一部份人勇敢地抛弃犬儒主义时,对修复其他人的人心自然有带动作用。

  当然,在瓦解前苏联共产专制中,戈巴切夫这位理想主义者也起了不小的作用。他感受到那个社会种种痛苦,并作出行动去改变它,他就是完全不奉行犬儒主义的。

  总的来说,社会要有呼唤正义的强大力量,要有那些有信念的人始终坚持。在这种坚持中,我们没有保票一定会有胜利的结果,但只是为了正义就要坚持下去。因为只有这样坚持下去,我们才会感到心安理得,才能团结一批批更多的人为正义而战。

  事实上,当共产党的谎言被戳穿时,你就算硬要让人当犬儒还不容易,人心总得在大是大非前作出抉择,这是人的本性所决定的。所以共产党总是要把事实真相掩盖起来,不让人知道,就是他们自己心虚,觉得不对。

  记者:看到您这本新书后,有朋友表示共产党只要把这种作品限制在海外就能使它发挥不出效力。同时,我们也看到国内知识份子中的确有很大部份对自由民主理念缺乏热情。这种形势下,您对国内自由思想传播的近期效果如何评估?

  胡平:共产党对这种书的传播作禁止、阻挠,这是很正常的。如果这类书能够在中国国内自由发行,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相反,如果国内的人没有任何渠道看到这些书,那么写了也是白写。毕竟现在共产党对社会的控制无法达到毛时代那么一丝不漏,国内想看到这些书的人还是有可能得到这些禁书的。现在的情况就像在突破共产党封锁的拉锯战中,当然就感觉到很费劲。因为你在做功才会费劲。

  这样,我们就要想尽办法把这些禁书传到国内去,送到一切想看的人手里,毕竟国内还是有人想看这些书的。我想,对那些从国内出来的人,他们在这里能得到的最好礼物就是禁书,因为在国内是买不到这些的。他们把禁书作为礼物带回国内去,发挥的作用会远不止一本书的作用,正是这些作用证明了我们在这里奋争的必要。确实国内的人已经得到了这本书中很多文章,他们对这些文章也有相当的反响。只要这些文章能影响到了那些能影响别人的人,自然就达到了应有的效果。

  如果是对一个完全自由的社会,做这些事情就根本没有必要。只有当你是在做功,取得一定效果时,才会感觉到费力的。所以,现在是在海外的异议人士最有作为的时候。

 
《犬儒病》书评
作者:徐天麟
  【大纪元5月25日讯】 早期的犬儒主义者追求德行,追求从物欲下解放出来的心灵自由,现代的犬儒主义者否定德行,充满了物欲,自动划地为牢,囚禁自己的心灵。

  他们的内在和外在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内在从激烈的理想主义蜕变为无想主义,外在则由愤世嫉俗变为玩世不恭。原因呢?诚如作者分析:理想主义者在看待世界时缺少程度意识,或曰分寸感,对他人缺少设身处地的同情理解,不承认各种价值之间的紧张与冲突,因而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Cynicism为什么翻译成犬儒?儒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统称,大知识分子叫大儒,小知识分子叫小儒,活得象狗不妨叫犬儒,儒学的核心举世公认是个仁字,是善心、爱心或曰道德,现代派既然放弃了道德的追求,人性蜕变为近于兽性的凶残,所以不妨叫做儒犬,之所以叫儒犬,是因为他们身上还或许残存着某些偶尔表露的儒的特性。

  共产专制或叫极权专制,其下之人,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会变成儒犬,概因共产党是一个巨大的邪恶之灵(<九评共产党>)。儒犬不是骂人,而是逻辑必然。极权主义,按作者的话说,其成为普遍,曾经经历四个阶段:理想狂热,恐怖狂热,玩世不恭,反抗受挫。消沉冷漠是为最终的表现,或现代的犬儒主义。在中国,从毛泽东到胡锦涛,理想色彩的淡化,似乎是从邓小平那里突然发生的。毛泽东的一生行事没有道德底线,对于林彪这头儒犬的犬儒拍马,他最鉴赏的是“伟大的导师”,亦即他最希望的是通过他的教诲而不是权力,使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风行草偃,他的“创造性思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不幸演化为旷古未有的灾难。毛泽东死了,他的理想狂热和恐怖狂热并未完全终止,在现代愤青中还在继续;邓小平的一生,没有任何创造性思维,其猫论,同罗斯福的肉论,阿登那的饱肚论一样,都始自古典实用主义,他们共同的聪明在于避开了意识形态的胡扰蛮缠--毛泽东死后,他毫不犹豫的抛弃了毛泽东的理想,引进资本主义救奄奄一息的中国社会主义,即改革开放。中共的改革开放,旨在自救,实乃自灭之始,因为放弃共产主义,无异与自我否定,由于他的经历,他不可能超越满清王朝专制改革的范畴,他提出的四个坚持证明了这一点:政治上不打算改革,而技术引进必然包含信息传播技术,现代的信息传播技术使舆论绝对封锁成为不可能。在毛泽东时代,他是助纣为虐的儒犬,他参与了以革命名义进行的共产--化私为公,又支持了以改革开放的名义进行的化公为私,把上一个回合抢来的财产装入官权集团的腰包。江泽民同样也是无能之辈,他只是接过了邓小平的衣钵,继续深化“化公为私”的过程。江泽民时代的特色是犬儒主义的普遍化,官亦犬儒,民亦犬儒。权力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的三结合,形成了新的权力核心,这种神圣同盟在统治着、剥削压榨着中国人民。江泽民的“三代表”被某些人戏称为新神圣同盟的政治纲领或宣言书。至于说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诚如赵紫阳先生的秘书鲍彤所言,根本就是空话;代表中国先进文化是谎话;代表先进生产力,其中有一半可能是真话:代表以黑心奸商为主体的大款的要求,可惜与老百姓的痛痒无关。江泽民之为儒犬,比邓小平彻底。他对内是’看守并稳定权力’,对外则是’ 稳定压倒一切’。他通过分封建立新的官僚队伍,其主体是平庸之辈和无原则的钻营之徒,它们的头脑里装满了灾民理性(物欲渴求) ,它们是一群大大小小的儒犬或儒犬病患者,这是一个流氓执政的时代。江氏执政集团里,最最缺乏的是人道关怀和政治责任感:它们在搞经济发展中的短视所造成的环境破坏恶果,即将或者已经显露。它们在国际、国内事务中所表现出来的弱智和无赖,令人怵目惊心。在镇压异端方面却表现得更加果断、更加疯狂、更加有效率。它们的犬儒或犬儒特性表现得淋沥尽致。胡锦涛上台两年了,面临的是比江泽民时代更棘手的问题,<九评共产党>引发的退党浪潮,引发了“天要灭中共 ”的雷声。此时人们的犬儒似乎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看热闹,看中共如何灭亡。<九评>把中共的来龙去脉,中共五十五年的邪恶行径理得清清楚楚,对于长久以来说不清道不明的中共邪教本质掀了个底儿朝上。胡锦涛难哪!比江泽民更难,“亡共者胡 ”鸡鸣不已,穷途末路的护邪之犬,居然想到的唯一对策是向“政治上一贯正确 ”的北韩学习,叫人何以为情?

  犬儒在深入,在变态,变幻无穷。人在犬儒化,出现了新时代的愤青、小资,以赵本山和余秋雨为代表的黄色大众文化;理论也在犬儒化,据统计自称主义者便有十四种之多,其共性,一是脱离或部分脱离了官方意识形态的轨道,其二是不否定自由,这是人们在车水马龙的滚滚思潮中达成的共识,甚至中共也不得不从其刑法中删除了“反革命罪”,至于说这些主义在理论上是否支持或完整,则人们无瑕理睬。

  犬儒病患者最致命的特色是没有信仰,理想破灭导致玩世不恭,所以治愈犬儒流行病最有效的方法便是让犬儒者看到信仰和理想的成功。--在这一意义上<<九评共产党>>所引发的退党大潮,对于犬儒流行病应该是十分有效的方剂。

  < <犬儒病>>一书,本质上是一本胡平文集。其中包括他对于中共重要历史人物毛、邓、周、林等人的评价,对中国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对于言论自由是第一人权的论证,对于文学界自杀现象的研究,对于东欧特别是波兰民运经验的总结,对于轰动一时的电影<英雄>的反历史虚构的批判,对于国际恐怖事件“九一一”的独特见解,等等,其中充满了哲学的智慧,通俗而简单的说理,对于哲学、政治有兴趣的人,对于自认有极端倾向的人,不可不读。胡平先生知识渊博,对于各种思潮各家著作极其谐熟,信手拈来,毫不费力,从他的作品中你可以找到很多索引。

我们如何解释中国 --- 读胡平新作《犬儒病》
作者:王丹
  【大纪元8月5日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大陆知识界发起启蒙运动。八九民运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启蒙运动的结果。现在的知识界已经不提启蒙运动了,但是这并不代表启蒙不再必要。今天,最重要的启蒙工作就是如何解释中国。在这方面,旅居海外的胡平做出了值得推崇的努力,具体表现就是他最近推出的新作《犬儒病》(美国:博大出版社 2005。4。)

  也许25岁以下的年轻一代对胡平的名字已经陌生了,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成长于八十年代的一代人来说,胡平的名字代表的就是对中共的理论清算的最高境界。“如果说,权力是权利者的语言;那么,语言就是无权者的权力。”这句话用来形容胡平的新作《犬儒病》最为合适。从1979年的《论言论自由》到今天的《犬儒病》,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面,胡平用九本著作,体现的是中国知识份子对极权体制的不懈抵抗与揭露。

  在《犬儒病》中,胡平集中分析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的极权主义的本质特点——犬儒病,即从统治者到民众,都不再相信宣传,但又表面上装作相信,于是假装服从;非但如此,而且还“不得不攻击别人以安慰自己的良心”,“因为自己没有信仰,就常常怀疑别人有信仰”。(这可以部份地解释为什么国内外民运人士受到很多人的攻击)。这种现象,胡平称之为“当代中国的精神危机”。这种危机对民族的杀伤力,借用王尔德的话说,就是“犬儒主义者对各种事务的价钱(Price)一清二楚,但是对它们的价值(Value)一无所知。”环顾今天的中国,令人痛心疾首的,不正是这种民族精神的堕落吗?胡平的分析的意义,不仅在于解释出中国精神层面的病根,更在于藉此指出民族精神复兴的路径:那就是破除犬儒心态,积极争取自己的权利,因为我们胡平告诉我们,极权得以维持,只是因为我们自己消沉和故作“玩世不恭”。

  中国面临的挑战盘根错节,但是最根本的挑战是能否重建民族精神和社会伦理,这是时代对中国知识份子赋予的重任。因此,胡平的文字,就可以看作是对时代的回应。

相关书籍:
胡平:从法轮功现象谈起
中国社会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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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犬儒病》胡平 著

帖子admin » 2011-09-22 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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