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第二章历史上的天灾，可见古人已经知道天灾同暴君暴行、佞臣恶行相随。有人可能会想，暴君暴政作了恶，上天降天灾，但不应与我有什么关系，我只是一介百姓，往往做事是由于受上面强迫不得已而为之，灾难为什么要降临到我头上呢？捷克共产党独裁政权结束后就任第一届捷克民选总统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全部已经习惯了，适应了这个极权制度，接受了这个制度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从而成全了它的运行。换言之，我们大家都多多少少对这部极权机器得以运行负有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仅仅是这部机器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运行，我们每一个人都曾出过一份力。”这段肺腑之言，点明了每个人并不无辜。暴君暴政作恶，而人自己对邪恶的麻木和认同，客观上是助纣为虐。暴君暴政作恶就是这样以明的和隐的方式害人。

　　爱因斯坦于1950年7月19日给美国科学工作者团体的公开信中写道：“一个人，如果政府指示他去做的事，或者社会期望他采取的态度，他自己的良心认为是错误的，那么他该怎么办？这实在是一个老问题。很容易这样说：对于在不可抗拒的强迫下所做的事，个人是不能负责的，因为他完全依赖于他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所以必须受它支配。但这种推理的表达方式本身就说明了这样的概念同我们的正义感矛盾到了怎么样的程度。” “虽然外界的强迫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一个人的责任感，但绝不可能完全摧毁它。在纽伦堡审判中，这种立场实际上被公认为自明的。我们目前制度中存在着的道德标准，以及我们一般的法律和习俗，都是各个时代的无数个人为表达他们认为正义的东西所做的努力积累起来的结果。制度要是得不到个人责任感的支持，从道义的意义上来说，它是无能为力的。这就是为什么任何唤起和加强这种责任感的努力，都成为对人类的重要贡献。”

　　法轮大法修炼者以“真、善、忍”为指导来律己修心，努力在各种环境中做好人，做越来越好的人。法轮大法净化了他们的心性，净化了他们的身体，他们切身感受了法轮大法的真实与博大。

　　但是在1999年7月，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政权的邪恶势力，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开始对上亿法轮大法弟子进行迫害。成千上万的法轮大法弟子站了出来，面对着残暴，心怀大善大忍，堂堂正正告诉人们法轮大法的美好，真善忍带给他们身心的健康。让人们能够明白：法轮大法好。

　　日复一日，他们从不间断，向中国政府呼吁停止迫害他们的精神信仰。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可能面临的残酷的迫害，知道他们可能会失去一切──住所、工作、家庭，面临逮捕、折磨甚至死亡。但为了捍卫对“真、善、忍”的信仰，一群普通百姓不懈地向世人讲述着法轮功的真相，而他们面对的是强大的国家宣传机器；他们手无寸铁，无私无畏地和平上访，而迫害他们的是政府高压统治下的暴力机关。他们无所畏惧，毫不气馁。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其实也是为了你，为了我，为了千千万万的世人。

　　在七年多的疯狂镇压中，法轮大法弟子承受了无名苦难，几千人在酷刑折磨中被迫害致死，面对难以想象的酷刑折磨，从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还手报复或以任何方式诉诸于暴力。在逆境中他们始终面带微笑，哪怕面对狂风暴雨、雪雹冰霜。一位女学员在给家人的信中说：“在被关押的日日夜夜里，我每天面对的不是警察就是犯人。警察愤怒时拍桌子，厉声大叫不让我睡觉。犯人们管我叫新来的，整日厉声恶语，让我躺在湿淋淋的地上，还让我在房顶滴漏污水的地方睡了两天。但我一直牢记着师父的教诲：‘别人可以对我们不好，我们不能对别人不好’。‘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

　　法轮功学员们用自己的生命向世人昭示，即使在最严酷的环境下，无论以多么大的代价，都可以保持对真理的坚定信仰而不动摇。他们以不懈的和平抵抗，展示了“真、善、忍”的崇高和伟大力量。

　　一位政治评论家指出，“作为镇压法轮功的罪魁祸首，江泽民已经被牢牢地钉上历史的耻辱柱。”“我们不仅仅是在对江泽民进行历史的定位，我们也是在对自己进行历史的定位。摆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面前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当江泽民在残酷的迫害法轮功时，我们做出了什么反应？是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还是背过脸去，沉默不语；抑或是助纣为虐，帮闲帮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