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牆的短波 第一卷：記錄紅色中國 張敏編撰 溯源書社 出品人：浦前 責任編輯：費珍妮 封面設計：劉以芳 穿牆的短波•第一卷：記錄紅色中國 編撰：張敏 出版：溯源書社 電郵：fountainheadbookshk@gmail.com 發行：田園書屋 電郵：gfbook@netvigator.com 版次：2012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價：港幣138元新台幣399元 國際書號：ISBN978-988-16442-3-7 謹以本書紀念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所有受難犧牲的中國人 卷首題記：紅印 開卷特寫：盲人維權者陳光誠.................................................1 第一輯：紅色中國的足跡 第一篇從建政、韓戰到“大躍進”............................................31 第二篇“大躍進”、“大饑荒”、“大革命”..............................44 第三篇口號與中國：“工業學大慶”.....................................55 第四篇口號與中國：“農業學大寨”.....................................70 第五篇五星紅旗下非正常死亡者名單.................................84 第二輯：“反右”回憶與見證 第一篇“反右”50年與北大“五一九”..................................99 第二篇至死未被改正的“右派”林希翎...............................107 第三篇陸鏗傳奇：“給自己一個任務，要比毛澤東活得長133 第四篇紀念“中國的良心”一劉賓雁.................................147 第五篇方勵之夫婦人生沉浮錄............................................158 第六篇科學家許良英敎授回首滄桑.....................................184 第七篇林昭胞妹彭令范訪談錄............................................197 第三輯：瘋狂歲月——“文革”紀事 第一篇紀念《上海生與死》作者鄭念...................................255 第二篇遇羅克的《出身論》與那個時代...............................265 第三篇“紅八月”——毛澤東與“紅衛兵”的暴行.................315 第四輯：青春大流放——“知青”史話 第一篇青春大流放哀史.......................................................341 第二篇“知青文學”史略......................................................352 第三篇“知青”的“世界革命”夢.........................................364 第四篇那個畸形時代的婚戀................................................370 第五輯：歷史的傷口——1989“六四” 第一篇丁子霖與“六四”難屬群體......................................385 第二篇紀念一位“天安門母親”蘇冰嫻...............................395 第三篇秦城監獄的8901號囚徒——鮑彤............................410 第四篇欽本立與著名的《世界經濟導報》.............................427 第五篇丁子霖《尋訪“六四”受難者》與書中人物...............439 第六篇紀念“拒絕向人民開槍的總書記”一趙紫陽..........449 第七篇紀念“獨一無二的反叛者”一王若望.....................472 第八篇“六四”23周年訪難屬一求真相、賠償、問責......497 紅色中國人禍大事年表舉要....................................................505 開卷特寫盲人維權者陳光誠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 BlogThis! 共享给Twitter 共享给Facebook 1.陳光誠抵美後6天，首次接受華文媒體視頻採訪 在獄中服刑4年3個月之後，又被重重圍困在家中1年半以上的中國山東盲人維權人士陳光誠，攜妻子兒女於2012年5月19日從北京飛抵美國紐約。 我迄今不知道古今中外是否有第二位盲人坐過4年多牢獄，再與妻女同遭持久圍困。 2012年5月25日晚間，身為自由亞洲電台記者和“心靈之旅”節目主持人的我，受自由亞洲電台普通話節目部派遣，到陳光誠在紐約的住所對他作了視頻專訪。這是陳光誠抵達美國後，首次接受華文媒體專訪。 2012年5月19日，美國紐約，中國盲人維權人士陳光誠與他的妻子袁偉靜。 在遭受“紅色中國”黑惡公權暴力的多年迫害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惡劣人權記錄的見證人陳光誠終於掙脱黑惡勢力的禁錮，抵達美國，獲得自由。 陳光誠一家到達紐約6天，各界關注者非常希望瞭解他的近況。25日下午，美國國會眾議員克里斯•史密斯（ChrisSmith)到陳光誠住所看望了他，並邀請他參加將要在首都華盛頓國會山舉行的聽證會，陳光誠欣然接受。 當天晚些時候，我採訪了陳光誠，先請他談談到紐約後的心情。 陳光誠：“説實話我也考慮了很多，最後我想呢，我還是必須要接受採訪，然後參加這樣的活動。既然他們承諾保障我的公民權利、自由和安全，那麼我現在就要去用它。如果他們保證了我還不用，我做自我審查的話，那就跟沒有沒什麼區別。 “但是我也知道，這確實是一種實驗，也可以説是一種冒險，各種可能都有。當時我就……最後我覺得我這個做法還是對的。當時我接受採訪，然後可以拓展我的空間，如果那個時候我保持沉默的話，我出來以後可能每説一句話他都會覺得你多説話。 “我知道很多朋友們都很關心我，可能覺得時間很長。但對我來講，你想，星期六（19日）來到這兒的時候已經是很晚了，到我們真正睡覺已經半夜了。然後從星期天到現在充其量也不過是四、五天時間。再加上這一段時間我們始終長期在這種折騰的狀態中，剛過來自己各個方面好像都覺得需要時間。朋友們可能是太關心我了，才覺得時間長吧。反正我自己覺得時間很短，星期六我跟大家見了面，做了簡短的交流，然後就在這兒做其它的事，比如説治療，今天下午剛剛兩個醫生在這裡給我做了1個多小時……差不多1個半小時關於我腳傷（從家中出逃翻牆致骨折）的一些檢查。” 談到中國的法制倒退 談到中國法制倒退時，陳光誠説：“後來慢慢的就肆無忌憚了，可以大聲疾呼‘我們就是不用管法律！我們就是不用任何法律手續！想怎麼辦就怎麼辦。’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就是説整個這樣一個行政系統把所有的國家機關全都給你報廢掉了，綁架掉了，一點（作）用都不能起。 “你知道我去年傳出來一個視頻，我在視頻裡也僅僅是大體地勾畫了一下，我説：‘現在我們的國家被共產黨的頑固勢力給綁架了，政府完全處於它們的挾持之中不能發揮它正常的社會作用’，這是根源所在。 “這個時候，這一系列的現象從另一個角度考慮也恰恰是一種好現象。為什麼這麼説呢？社會發展到這個狀態，最好的事情和最壞的事情會交織出現；最善的人和最惡的人都會登台上演。對於所有的人，我覺得我們都應該去很好地善待，只論事而不論心。不要覺得以前怎麼怎麼樣，現在怎麼怎麼樣，只要他做出正確的事情我們就肯定他，只要做出錯誤的事情我們就否定他，不管他官有多大。 “在這個時候我覺得，要想和以前一樣關起門來做壞事的那個時代，可能已經過去了。” 主持人：“你從監獄出來的時候想到過有可能出來以後仍然不能自由嗎？” 陳光誠：“想到，完全想到。” 主持人：“到這種程度想到了嗎？” 陳光誠：“到這種程度沒有想到，這麼黑，可能全世界的人都沒想到。因為我還沒有講出來。” 主持人：“那你有什麼現在可以講，願意講的嗎？” 陳光誠：“我現在還不想講。等到我講的時候，我想可能所有的……哪怕是僅僅殘存有良知的人，他都會為之動容。” 陳光誠：我侄子仍然不能會見到律師 主持人：“你的家人目前最新的情況怎樣？” 陳光誠：“我的侄子仍然不能會見到律師。從事情的一開始到現在這種狀況，就是説中國的法律可能是已經完全地被踐踏了。你想想，大批人半夜三更帶著武器闖進家裡去毆打他的父母，然後回頭再來毆打他，在自己被打得受不了的情況下，然後去反抗，自己就有罪。打人的就沒罪，入室搶劫的沒罪。如果這樣的事情都不能被認定為是正當防衛的話，中國就沒有正當防衛了。” 2.回首往事 陳光誠和陳案簡況 家住中國山東省臨沂市沂南縣雙堠鎮東師古村的盲人維權人士陳光誠2005年揭露臨沂地區在推行“計劃生育”中使用暴力，為農民提供法律幫助。2006年3月他被當局綁架失蹤3個月，後被逮捕起訴。 2005年年底，陳光誠與中國大陸另13位維權法律人一起入選香港《亞洲周刊》“2005年‘風雲人物’”。 2006年5月陳光誠入選美國《時代》周刊“對世界最有影響力100人”。《時代》周刊説，這當選的100人“以權力、才華或所發揮出的道德榜樣在塑造我們的世界。” 後來陳光誠又獲“麥格賽賽獎（2007年）”等多項國際人權獎。 2007年1月，在律師被毆打、證人被綁架不能出庭的情況下，陳光誠被以“故意毁壞財物罪”和“聚眾擾亂交通秩序罪”判刑4年零3個月。之前3個月被當局綁架沒有折抵刑期。 陳光誠的妻子袁偉靜從2005年秋天，一直處於不同形式的監控中，多次被監控她的人毆打。 在我追蹤報導陳光誠事件長達7年的時間裡，陳光誠、袁偉靜和相關事件當事人，多次接受過我的採訪。 陳光誠在臨沂監獄服刑之前被關在沂南縣看守所期間，袁偉靜在一次接受我專訪時，較詳盡地談到陳光誠的經歷、談她所認識的陳光誠，以及他們一起走過的道路。這次訪談是在2006年11月12日陳光誠35歲生日前幾天進行，11月11日節目播出時，加入了陳光誠入獄前接受我採訪的錄音片段和陳光誠親友受訪錄音片段。 以下是節目回放 陳光誠35歲生日 2006年11月12日是山東盲人維權人士陳光誠先生35歲生日。陳光誠現在被關押在臨沂市沂南縣看守所。到目前為止，世界各地寄給陳光誠和他太太袁偉靜的祝福卡片，已經有5萬多張。 陳光誠揭露“計劃生育”中的暴力侵權 2005年9月8日，陳光誠在“心靈之旅”節目中接受我的採訪，談到當地“計劃生育”中的暴力問題。 陳光誠説：“這個‘暴力計生’，給人造成了一些傷害。有的人被抓去打傷了，有的人被非法拘禁。所有已經生育二胎的，都要叫他們去‘結扎’，必須去，不去就派人去抓，而且這裡邊很多已經生育二胎的都是在法律範圍內給了‘准生證’的。 “還有不是經允許已經懷孕二胎的，那不管胎兒多大，都要拉去強制墮胎。有一個費縣那邊的人叫陳希榮（音）’兒媳婦叫李娟。李娟當時被拉去作墮胎的手術了，還有兩天就到預產期了……有的孩子弄下來還會哭，但是大夫做一下手腳，他就不哭了。還有的孩子弄下來的時候，接著就被這些大夫們裝到袋子裡拿走了。如果找不到當事人，就會把她的兄弟姐妹，父母，岳父岳母，甚至親戚鄰居抓起來，關到鄉鎮‘計生委’，以此來要挾當事人過來做手術或者是流產。如果當事人還不來，在我們縣還比較輕，其它那些縣，當事人就遭到毒打。” 主持人：“在多大範圍內存在這樣的問題？” 陳光誠：“據我收到的諮詢電話來看，我們臨沂市3(個）區9(個）縣沒有一個地方沒有。我們要對這些違反國家法律從事這種活動的人提起訴訟，而且當事人都跟我們簽了委託代理。” 陳光誠和袁偉靜受到監控和暴力傷害 2005年9月9日，當時已經被當局軟禁在家中的陳光誠，座機電話和電腦網絡又被切斷，陳光誠和袁偉靜行動受到監視和控制，多次被跟蹤人員暴力傷害。 袁偉靜講了其中一次：“2005年的12月27日，冬天時做些煎餅，作為儲備食物。每家每戶都在做，就在我嬸嬸家，離我們家約二十米距離。他們（跟蹤的人）七、八個人上來抓我，把我從製煎餅的地方拽出來，6個人抓住我的兩隻手腕，抬著我的腳脖。因為我身體較重，衣服又被拽到上面去了，腰部就全裸露在外面，在地上磨。你想想磨了20米遠。地上都是沙子，他們就是這樣拖著，我當時疼得掙扎，他們就是這樣兇狠，大約20多個男的，一直跟著過來的。 “抬到大門口時他們就説‘扔到這個地方，讓她自己回家吧’。這時候我感到腰部像撒了辣椒水一樣。用手摸了一下，粘糊糊的，手上都是血了。” 陳光誠簡介 陳光誠1971年生於東師古村，是家中五兄弟中最小的。他不滿1歲時，因發高燒雙目失明。直到1989年他18歲才進入盲人學校讀小學一年級。1992年21歲時，開始參加維權活動。1994至1998年就讀於青島市盲校。2001年畢業於南京中醫藥大學。陳光誠先自修，後進修法律專業，全時間從事維權活動。 2006年3月11日，陳光誠被警方從家中帶走。在他委託的律師8月8日得不到允許出庭的情況下，8月24日，陳光誠被以“故意毁壞財物”和“聚眾擾亂交通秩序罪”判刑4年零3個月。陳光誠提出上訴，受陳光誠委託的二審辯護律師李勁松、李方平把30多個證人的證言作了對比分析，提出質證意見，寄給法院。 臨沂市中級法院以書面形式二審，2006年10月30日裁定，撤銷一審判決，發回沂南縣法院重審。 袁偉靜——陳光誠的眼睛 陳光誠和袁偉靜有一個3歲的兒子和一個1歲的女兒。袁偉靜現在在家中仍被監控。 袁偉靜在青島化工學院全日制外語系班學習3年，2000年大專畢業，曾經在縣城做過中學英語敎師。袁偉靜也和陳光誠一起，從事維權工作。 因參與援救陳光誠，從2006年7月17日被軟禁在家中的北京維權人士胡佳先生，早在5年前就認識了陳光誠，也瞭解袁偉靜這些年來和陳光誠一起做的工作。 胡佳：“和袁偉靜通過這麼多電話，給我印象特別深的她説一句話‘光誠看不見，我就是他的眼睛’，説明她跟光誠是一體的”。 袁偉靜：“我是光誠的眼睛。如果有朋友和他交談，朋友的表情，我會向光誠表達；走路的時候，我會向他介紹路邊是什麼情況，遠處是什麼樣的山、什麼樣的水，路過的地方我能看到的東西，我都會給他介紹。” 靜夜細語話姻緣 自從陳光誠被警方帶走以後，袁偉靜一直在東師古村家中照顧著年幼的孩子和陳光誠70多歲的母親。母親不幸摔傷臥床，袁偉靜在床前料理一切。 夜深人靜，監控袁偉靜的人們還在窗前、門口守著，我撥通袁偉靜的手機，請她講講她是怎樣認識陳光誠，怎樣走進這個家的。 學生時代 袁偉靜：“我也是在農村出生、在農村長大。我父親是敎師，母親是農民，我們姐妹三個。我在前幾年裡學習一直不錯，是父母的驕傲。進了高中，那高中是全縣學習最好的學生，到裡邊我的學習成績排不上名次，對我打擊挺大。 “高中時，因為一次早晨去體檢，按醫生要求沒有吃早飯，課間操時跑出去買東西吃，被一位老師發現，當眾羞辱，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傷害，長時間抹不掉心理上的陰影。學習成績下降，以致於沒有考上理想的大學。” 光誠的聲音幫我尋回自信—— 袁偉靜：“直到大專畢業1年後，2001年第一次鼓起勇氣，在當地廣播電台發布求職信息，沒有想到借此認識了陳光誠。 “當時光誠正好聽到我的聲音。我在廣播中留的是家裡的電話。他給我打電話，他覺得非常奇怪，在農村學英語的大專生、一個女孩找不到工作，很讓人不可理解。他從我的聲音裡聽出來我非常不自信。他鼓勵我，讓我不要自卑，他相信我是出類拔萃的。我也覺得他的話非常非常有道理。我就説，你能不能給我你的電話？他就真的給我了。 “後來我遇到一些好像不能解決的事情，我就給他打電話。有一次從電視台看到有個招聘老師的信息，是我們縣裡的。我就問光誠，我説‘我不敢的’。他説‘你去試一下’，他鼓勵我相信自己，我就這樣去了。 “和我一起去應聘那個職位的一共8個人。通過講課以後，結果令我非常驚奇，我講的是第一。當時收兩名，我就進去了。我非常高興，從那天起，我的自信又回來了！” 初次相見 主持人：“你們兩個村子相距多遠？” 袁偉靜：“100多公里，必須先坐車到臨沂，然後從臨沂坐車到這裡來。” 主持人：“那時候您知道他是盲人嗎？” 袁偉靜：“不知道。但是他第一次打電話，我説我非常想認識你，想和你交個朋友，如果有時間，我還想去看你。他就説他是一個殘疾人，如果我覺得和殘疾人交朋友有失面子的話，還是希望我不要過來。” 主持人：“到你們見面的時候，通過多少次電話了呢？” 袁偉靜：“四、五次吧。在我真正看到光誠之前，我覺得殘疾人就是坐著輪椅的人。我就是這樣無知。” 主持人：“那後來怎麼決定去看他的呢？” 袁偉靜：“通過和他談話，我當時覺得他的每一句話都太有道理了，太深奧（笑）！我就覺得，他怎麼懂得那麼多東西呢？ “2001年7月21日，當時我就坐著公共汽車來了。因為旅途比較遠，到這裡已經過了中午12點。” 主持人：“您和他第一次見面是什麼情景？” 袁偉靜：“他當時正在午睡，起來以後就找他的墨鏡，很迅速地把墨鏡戴上，他穿的在農村來説也是比較破舊的。我當時才突然想到，噢，他是眼睛不好。” 主持人：“初次見面，你們都談了些什麼呢？” 袁偉靜：“他問我電話裡以前談過的一些事情，對什麼事情的一些想法……我還是很少開口的。他的話給我……他當時是學醫嘛，不僅僅學醫方面的知識非常精通，他談到的社會問題也比較多。 “有一件事情給我印象最深。他講，因為當時上邊（河上游）已經有一個造紙廠，村子的河水受到污染很重，村民喝的水對身體傷害非常大。他對這個事情非常焦慮。他正是一個學生，利用寒假或暑假時間去上訪，想解決農村喝水的問題。一直上訪到國務院環保局方面。 “後來，他從英國大使館裡申請了一筆錢，有個叫‘聯邦基金’還是什麼基金，現在我忘了。然後在村子裡打一個100多米深的井，他現在在家裡正在執行這個打井項目。我當時聽了非常驚訝。 “通過他的講話，我覺得他在法律方面懂得非常多，我就更加敬佩他了。” 主持人：“你們第一次見面談了多長時間？” 袁偉靜：“一天的時間吧。” 主持人：“什麼時候離開的？” 袁偉靜：“我就住在他的家裡。他可能覺得我當天應該回去吧，但是我直接吿訴他‘我今天回不去了，如果今天回去，我到臨沂以後就沒有車了。我可能要到明天走’。他説‘沒有問題，如果你可以的話，可以在我家住下’。” 主持人：“你們談到幾點鐘？” 袁偉靜：“超過晚上12點吧。” 主持人：“住在他那兒，您怎麼想呢？” 袁偉靜：“我那天實際上一點都沒有睡覺。我就躺在那兒回憶他説的那些話。” 主持人：“無論是當時的表示，還是過後他的解釋，他那時會不會想到，也許將來你會成為她妻子？或者他要爭取？” 袁偉靜：“他可能想過。他就是覺得，雖然我的知識比較匱乏，但是還可以塑造我。他是這樣説我。” 主持人：“美國《時代》周刊還是挺有眼光的，説他們是‘塑造我們的世界’的人物，你看，先來塑造你了！” (二人笑） 袁偉靜：“他先塑造我。” 主持人：“後來是什麼時間離開的呢？當時怎麼講？” 袁偉靜：“第二天大約上午10點以後我就回去了。我説‘有可能的話我還會來看你’。” 主持人：“你們第一次見面，他有沒有想要摸摸你是什麼樣子？”袁偉靜：“他聽我的聲音感覺我是一個比較高大的女孩子。我説‘你可以試一下’。但是他可能還是感覺怕會不好意思吧，他就摸了一下我的手。” 愛慕光誠 主持人：“以後你們兩個人的關係又是怎麼發展的呢？” 袁偉靜：“我回去以後一直在回憶他説的話。我非常想再見到他。稍有一點事情，我就給他打電話。” 主持人：“光誠比你大幾歲？” 袁偉靜：“比我大5歲。” 主持人：“他每次的回答都能滿足你的願望嗎？” 袁偉靜：“他每次給我的回答，我當時可能就不考慮吧，我就是按著他説的走，我覺得他的話非常正確。” 主持人：“非常崇拜他，對不對？” 袁偉靜：“對。” 主持人：“後來怎麼樣？你們再見面是在多長時間之後？”袁偉靜：“第二次見面是在8月22日。以後幾乎每個月我都來看他一次。” 主持人：“從什麼時候開始，你們兩個人的關係就有進一步的發展？” 袁偉靜：“應該説是從第二次見面吧。我覺得他就是眼睛看不見，別的方面比我強得太多了。我覺得他這個人非常厲害，在這種情況下他能夠讀完大學，我非常佩服他，因為像他這樣看不見的人，在農村多數是通過給別人算命啊，這樣來生活。” 辭去教師工作，為光誠作助手 主持人：“後來是怎麼決定結婚的？” 袁偉靜：“在暑假一次我過來看光誠。他正好負責做一個殘疾人案子（的法律援助）’讓我和他一起去。我看到一家6口人，4個是殘疾人，中年夫婦是健全人，婆婆公公都是盲人，兩個孩子分別在10歲和十二、四歲，是小兒麻搏症。大一'點的是女孩，每走一'步都是要倒地的狀況，腿彎得非常厲害；小一點的孩子就乾脆不能夠直立。當時因為是‘農業税’問題，我就和光誠一起去做這個事情。 “我的改變也是通過認識這個家庭。 “一般情況下，如果父母是盲人，我們只要盡到孝道就可以。但是孩子是我們的希望，我就直接吿訴孩子的母親‘我覺得你這兩個孩子沒有多大的希望啊！’她説‘如果單單為了我自己，我早就不活了，就是因為我這兩個孩子，我才會活下去。如果我對自己的孩子都沒有希望，我放棄他們的話，誰還會來為這兩個孩子負責？’這就是這位中年婦女説的話，她的責任心非常重。 “我覺得這樣一個普普通通的農民，揹著那麼重的重擔……實際上她的丈夫精神上已經被打垮了。靠出外打工，他自己有意去偷，去搶，有意去進監獄。但是他的妻子並不是這樣的，她盡自己最大的努力。 “我和光誠一起去做這個案子（的法律援助），當時我覺得這個母親非常偉大。再一個，我就決定放棄我英語敎師的工作，我覺得我應該是光誠最有力的助手。” 主持人：“您提到的這個案子結果怎麼樣？” 袁偉靜：“這個案子最後勝訴了。因為當時殘疾人不應該交‘農業税’，但是當地政府還是向他們收了。通過訴訟，把這個錢要回來了。” 主持人：“陳光誠先生有沒有拿到過律師執照？” 袁偉靜：“沒有。因為在中國沒有為盲人考試的試卷。他只是通過自學積累，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從丈夫的哥哥家出發，沒有嫁妝的婚禮 袁偉靜説：“因為我知道母親身體不好，和光誠交往，我不敢吿訴我的家人。一直到辭掉工作的時候，家人都不知道我認識光誠這件事。學校吿訴我父母我要辭掉工作，父母問我，我就把情況説了，説我認識一個朋友......” 主持人：“光誠眼睛看不見這件事情跟家裡説了嗎？” 袁偉靜：“最後沒辦法只好説啦。我父母很傷心，母親把我關在家裡不讓我出門，我就想辦法溜走，來看光誠。 “每次來光誠這邊都會有一些人來諮詢，或者光誠要出去為殘疾人做些事情，我都和他一起，有時候我甚至一周時間都在這裡。 “因為當時我父母根本不知道光誠的家在哪裡，我怕他們會找到。我母親有病，我又不敢很大的刺激她，但是又覺得這邊很多事情我必須來做，我就決定和他逃婚。” 主持人：“（不叫‘逃婚’）是‘私奔’。” 袁偉靜：“我感覺從認識光誠到現在這種狀況，我最對不起的就是父母了。到後來我就決定，應該和光誠快點結婚。 “但是我知道，回家坐從娘家來的車，真正體體面面結婚這種可能幾乎就沒有。我就和光誠商量，不回家了，我們就這樣偷偷結婚，光誠當時覺得我很委屈。沒有我父母那邊一點點的嫁妝。” 主持人：“這在農村好像不太合習俗了？” 袁偉靜：“對。” 主持人：“你們就沒有操辦一個婚禮嗎？” 袁偉靜：“我們操辦了一個婚禮，因為他有個哥哥在縣城裡，我是從他的家裡出嫁的。” 主持人：“你當時心裡是什麼感覺？” 袁偉靜：“當然很難受，因為光誠這邊家庭條件非常艱難。和光誠結婚到現在，除了一個沙發是光誠這邊買的，哥哥們湊錢給我買了一個電視機。我當時就跟光誠説‘我別的可以不要，但是我需要一個結婚用的新床，這個是我一定得要的’。光誠的父母還是沒能夠滿足我。” 主持人：“現在怎麼樣？” 袁偉靜：“那個床我不知道是他們以前誰用過的，當時是用新的紅漆刷過。這是我對光誠非常不滿意的一點。” 主持人："後來還為這件事説過沒有？抱怨過沒有?。” 袁偉靜："當然。我為這個事情也吵過架" (二人笑） 主持人："那現在……” 袁偉靜：“我還是睡在一個破床上。我們結婚是在2003年，一直到2005年，這個階段我們主要做的就是維護農村殘疾人還有農民權益（的個案） 拮据的生活 主持人："在這個過程中，你們生活上怎麼樣維持？” 袁偉靜："因為我們為殘疾人、農民維權所有做這些事情都是免費的。我們和有機構的朋友合作做些項目，有一點點勞務費。” 主持人：“您自己也種地嗎？” 袁偉靜：“幫著父母種地（陳光誠的父親2004年過世，現在幫母親種地）。在家裡的生活就是靠土地上這些東西。對我來説經濟上的困難還是比較大的，畢竟我在我父母那邊生活，相比這邊寬裕得多。我一下受不了那麼拮据的生活。 “我就和光誠商量，因為做維權這樣的事當地政府還是非常不願意、非常不高興的，我有時説‘社會上這麼多問題’，灰心時我會這樣説‘我們兩個人也做不了、管不了那麼多’。 “光誠説，我那句話讓他感覺非常失望。他説‘一個人不可能管到所有的事情，但是如果每個人都説，我管不了這樣的事，見到每個不公的事情都放棄的話，很難想像社會會是個什麼樣子’。他説‘你有多大力量，就盡多大力量，去做了，你不後悔，心裡踏實’。” 2005年揭露“暴力計生” 陳光誠和袁偉靜做“計劃生育”中暴力侵權問題的調查是在2005年。袁偉靜談到當地除了暴力強制婦女墮胎之外，還使用暴力強制育齡男女作“結扎”絕育手術。 袁偉靜：“《計劃生育法》當中説，可以自由選擇的一項是，你如果願意，就可以去‘結扎’，不願意你完全可以不用去。‘計生’方面呢，如果強制她（他）‘結扎’’她（他）不去的話，‘計生’方面就會趁著天不亮或者天黑，十幾個甚至幾十個人，強制把家裡的婦女或者男的拉走去‘結扎’。 “後來又有一些更嚴重。在我們附近也有，因為要求她去結扎，‘計劃生育’方面沒有找到她，就把她娘家的父親拉到雙堠‘計生委’去，用掃地的掃帚打臉。他的女兒知道父親被打以後，來問我們應該怎麼辦。後來她父親挨打過度，也不能夠吃飯，就在‘計生委’辦公室裡暈倒了。他們那邊也可能有點害怕，就把他送到他的村子附近路旁邊一個溝裡，扔在那裡，後來被他的兒子找到，拉回了家。 “光誠就吿訴他們，這樣打人是違法的，可以去吿他們，光誠就幫助他寫訴狀，吿了他們。 “後來，我們又去了臨沂更多地方，做了一些調查。因為很多群眾來反映，他們那邊的事情更加兇殘。我和光誠想辦法請北京的朋友來幫助這些人。” 主持人：“北京的朋友都是法律界的嗎？” 袁偉靜：“是的。光誠2005年8月11日時和北京的朋友在這個地方做調查，可能被當地政府發現了，然後就派人在我們家這兒來看著光誠，限制他出門。但他還是想盡一切辦法出去，繼續做他的調查。 “和北京的律師做了大量調查以後，把調查做了部分公布。這時候他們才真正害怕了，把我和光誠一起看在家裡。” 村民和親人的理解與支持 2006年3月11日，陳光誠先生被警方綁架失蹤後，村民徐女士説：“陳光誠是一個很熱情的人，如果我們有什麼事，可以去問問他，村民有什麼困難，他可以想辦法幫助。在‘計劃生育’方面我們都是法盲，有什麼事情我們就過去問一下他，結果把他也捲進來了。” 主持人問袁偉靜：“你結婚後，父母親是不是已經接受了光誠？”袁偉靜：“我爸爸幫了我很大的忙。這也就是一直到現在我母親怨我父親的一個重要原因。特別是我現在遇到了這種情況，我媽媽就覺得是我爸爸把我推到了這個火坑裡。” 主持人：“你爸爸現在怎麼看這事情呢？” 袁偉靜：“他是一個比較尊重我的人。雖然我現在遇到了這些困難，我爸爸曾經説過，這些都不是我們的錯，光誠進了監獄，也不是光誠的錯。我非常感謝我的父親。” 猶如明眼的光誠 主持人：“您和光誠真正生活在一起，做了太太，自己真實的體會是怎麼樣？” 袁偉靜：“平常光誠雖然看不見，但是很多事情他都讓我非常難以想像一他能做得到。 “我當時懷孕，去醫院作檢查，他陪我去，走在路上他會説‘這個地方是一堆石頭’、‘這兒是不是有一棵樹？’我當時都懷疑他的眼睛是不是真的能夠看到，我也偷偷從側面看他的眼睛。 “後來我才瞭解到，他是通過各種聲的反射，知道某地方可能有什麼東西。 “有時天黑了，我想做點針線活，我紉針的速度可能還不如光誠。真的，説實在話。” 主持人：“他用什麼紉針？” 袁偉靜：“他用嘴和手。” 主持人：“不用紉針器嗎？” 袁偉靜：“不用。他還參加過盲人紉針比賽呢，1分鐘能穿過多少次針……” 主持人：“很多盲人都可以紉針穿線嗎？” 袁偉靜：“還是不多的。前天給他整理東西的時候，有很多榮譽證書，演講比賽、歌唱比賽的榮譽證書……起碼有10個左右。 “家裡什麼壞了都是他來修，包括洗衣機壞了都是他來修的。” 主持人：“他怎麼修？” 袁偉靜：“這是許多人非常奇怪的事情。因為很多原理他懂得，他自己找些工具，就開始修，包括他的收音機壞了都是他自己修。他順序把小小的螺絲等等卸下來，放在固定的地方。這時他不准我動他的東西。 “他最大一個特點就是修的時候老是用嘴、用舌頭去舔那些東西，他可能是通過舔，知道毛病出在哪裡。百分之八十以上他都能修好。 “他所做的一些事情給我感覺他是看得見的，根本不覺得我是跟了一個盲人丈夫。” 在北京的胡佳先生説：“我在2001年就認識光誠了。光誠戴著個墨鏡，但是我覺得他卻目光炯炯。他的墨鏡在對著你的時候，臉龐上閃著笑意，你就可以感覺到這個人很燦爛。” 村民、親人眼中的陳光誠和袁偉靜 談到陳光誠，同村村民杜德祥先生説：“他為俺莊裡做好事，老百姓沒有説他孬的，説他怪好啊，給俺莊上了自來水，俺莊400來口人都使（用）。” 主持人：“他太太現在在家裡行動自由嗎？” 杜德祥：“還被看著。” 無論是村民還是家人，談到袁偉靜，都有很多對她的誇獎。現在在臨沂打工的陳光誠的大哥陳光福先生説：“我們這個家庭條件在當地來説是比較差的，弟兄們多嘛，牽扯到一些住房、財產什麼的，她都不計較。 “另外在孝敬父母方面，特別我媽媽受傷以後，更能體現出來。老人這一個月來，吃飯、大小便都在床上，只有偉靜在照顧我媽媽，這一點別人恐怕還都很難做到。我媽媽也非常滿意，説小袁做得非常不錯。” 摔傷後臥病在床，近日已經能漸漸走動的陳光誠的母親王金香説：“小袁是不孬啊，我不能動彈，哪兒哪兒照顧我都怪好啊。” 陳光誠的侄女，在外地讀大學的陳雲説：“我感覺和我五嬸是最親的，心裡有什麼想法我全都跟她説，她來幫助我解決，是特別親密的那種朋友關係。她有兩個小孩子，家裡我奶奶年紀大了，莊稼地裡的活，她儘量不讓我奶奶幹，自己全都擔起來了。我感覺她特別偉大，我對她特別崇敬。” 村民杜德江女士嫁到這個村子已經20年了。她説：“袁偉靜這個人對大人、小孩，不管對什麼樣的人，説話、辦事，人家沒有説她孬的。 “現在陳光誠被抓、袁偉靜被跟蹤，也有村民看到好人沒有得好報，就勸袁偉靜不要再行好了。 “那回人家老太太都敎育袁偉靜説‘你五嫂（陳光誠排行老五，村民稱袁偉靜‘五嫂’或‘老五家’)’往後在這地方村子裡，可不要去光弄些行好的事，你説（現在這樣）怎麼辦？’ “‘老五家’（袁偉靜）説‘大娘，不管怎麼樣，俺繼續……就算是陳光誠被關4年、關10年出來，孩子也長大了，俺照樣行好，繼續做好事。為農民，俺不做傷天害理的事，不作虧心事，俺不怕鬼叫門” 袁偉靜的幸福與不滿 主持人：“和陳光誠結婚，你有什麼不滿意的嗎？” 袁偉靜：“我做了很多家務，我還要和他一起做一些事情，但是他好像覺得我做所有一切事情都是應該的。像包括看孩子、做飯……那就是我女人應該的。” 主持人：“那是大男子主義嗎？” 袁偉靜：“對。我覺得他有一些這樣的東西，這是我對他有一點不滿的，但是對別的方面，自始至終我是非常敬佩他的。” 主持人：“對您的婚姻生活，總的感覺什麼樣？” 袁偉靜：“我還是覺得非常幸福。因為如果不跟著光誠的話，我不會有那麼多的責任心，根本就不會那麼堅強，我不會想到別人。” 3.陳光誠刑滿出獄後 2010年9月9日陳光誠刑滿，在當局嚴密監控下被送回家中 2010年9月9日，在山東臨沂監獄服滿4年零3個月刑期的陳光誠刑滿，於北京時間早晨6點30分，在當局嚴密監控下被送回家，路上與正要去監獄接他的妻子女兒和哥哥陳光福見面。 此時，我撥通了袁偉靜事先預備的當天應急手機，作了獨家採訪報導。 袁偉靜：“光誠已經回來了。” 主持人：“門口還有監控的人嗎？” 袁偉靜：“還有人，現在還不是很方便。光誠感冒，嗓子啞了。” 剛剛進家門坐下的陳光誠接受了採訪。 主持人：“祝賀您出獄！現在身體怎樣？” 陳光誠：“除腹瀉外，其它問題不大。這兩天我的喉嚨突然説話嘶啞了。” 主持人：“腹瀉情況怎樣？” 陳光誠：“還是不行，有時晚上突然要上廁所就很急，需要馬上去，有時一晚上好幾次。” 主持人：“到現在持續多久了？” 陳光誠：“從2008年7月25日，一次食物中毒造成的。” 主持人：“後來又有什麼別的原因加重持續到現在？” 陳光誠：“飲食啊各方面都成問題。” 主持人：“你有沒有受到身體的虐待？” 陳光誠：“初期非常厲害，2007年的時候非常厲害。” 主持人：“現在大家最關注您的身體和出獄後與家人是否能得到真正的自由。” 陳光誠：“我要謝謝世界各地的朋友對我的關注。這是我一直想跟所有朋友説的。” 袁偉靜：“只能暫時先説到這裡。” 在陳光誠被囚禁的4年3個月中，法定每月1次探視，而袁偉靜一共只被允許探視陳光誠3次。 陳光誠刑滿之前半年，當局有關方面就加強了對他家所在的東師古村重要道路的把守。到陳光誠出獄前一天的9月8日，陳光誠的妻子和大哥家門前都分別被四、五個人日夜看守，下地幹活、外出購物都有騎摩托車的人近距離跟蹤，加上把守要道的人，至少有20多人執行監控。陳光福和袁偉靜的手機也常常不能正常通話。 2010年9月13日陳光誠夫婦再次接受我的採訪，以後與外界完全失去聯繋。 在此後長達1年半時間裡，國內各地網友、維權人士和外國媒體人先後數度前往東師古村，想要探視陳光誠一家，都被攔阻、毆打、搶劫或毁車，無一人能進入陳光誠家。 2011年2月9日在美國的民間機構“對華援助協會”在網上公布了一段從東師古村輾轉傳出的陳光誠夫婦視頻談話，講述陳光誠刑滿出獄被送回家後，他們夫婦被當局囚禁在家，每天3班人員、每班22人監控，與外界完全隔絕的詳情。 2012年4月26日地當局發現陳光誠從家中逃走，陳光誠的大哥陳光福家，深夜遭人入侵。陳光福的兒子陳克貴手持菜刀自衛，雙方受傷。 4月27日，陳光誠從家中逃出後錄製的一段視頻談話公布在網上。美國民間機構對華援助協會主席傅希秋牧師當天吿訴我“陳光誠目前百分之百安全”。 4月28日傅希秋牧師又説“陳光誠已經處於美國的保護之下”。5月2日中國新華社消息稱，“進入美國駐中國使館6天後，於5月2日自願離開使館的陳光誠，在北京就醫”。而當天被送到北京朝陽醫院與妻兒會面的陳光誠向記者和朋友一再表示，離開使館是因為受到來自當局的威脅，現在他和家人都在危險中，最大願望是全家離開中國。 5月3日下午兩點，美國國會與府會中國委員會在華盛頓國會山就中國盲人維權人士陳光誠事件舉行了緊急聽證會，多位議員出席，討論事件進展，尋求新的解決辦法。在北京朝陽醫院就醫的陳光誠通過電話參與了聽證會。 5月4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紐蘭發布聲明，説陳光誠已經接到美國一所大學的邀請，家人可以陪同前往。中國政府承諾會儘快處理陳光誠一家的護照申請。 2012年5月19日陳光誠與妻兒抵達美國紐約，在紐約大學與媒體見面，作簡短講話。 5月31日，應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邀請舉行座談會，陳光誠回答與會各界人士的提問。 4.美國兩黨議員8月1日國會山與陳光誠會談後見媒體 8月1日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約翰•博納和前議長、民主黨領袖南希•佩洛西，及幾位議會兩黨領袖在國會山會見了到達美國兩個多月、今次專程從紐約趕到華盛頓的中國盲人維權人士陳光誠。 閉門會談後他們與媒體見面。議長博納、陳光誠和民主黨領袖、前議長佩洛希先後發言。 我在現場全程採錄了與媒體見面會的實況。 眾議院議長約翰•博鈉講話 議長博納先生説：“女士們，先生們！下午好！歡迎各位！我很榮幸地歡迎陳光誠來到美國！他經過了我想是如很多美國人所走過的非凡旅程，顯示出他和他家人的勇氣。我認為，他們的榜樣提醒我們，珍愛生命和自由的時日。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如此努力地工作，以保存、保護出生的生命。 “我個人要感謝陳光誠及其家人所做的，因為人權和宗敎信仰自由是美國立國之本。 “儘管我們與中國的關係是重要的，美國有義務敦促中國實行民主改革，改善人權。我們不應該對妨礙重要信息的傳播保持沉默，不能對剝奪公民自由保持沉默，我們不對中國強制‘一胎化’政策保持沉默。在保障所有公民的自由和尊嚴方面，中國政府有責任做得更好，而美國政府也有責任堅守這些原則。” 陳光誠講話 陳光誠：“大家好！很高興也非常感謝博納議長和佩洛西前議長，以及其他國會議員們今天抽時間出席和我們見面。我們從陳克貴的案子開始談起，陳克貴為了避免被半夜翻牆入宅的地方黨委的官員以及僱來的土匪打死而被逼反抗，卻被指為‘故意殺人’，這個案子本身就是長期對我一家實施迫害的案子的延續。 “我到北京以後，中央政府曾經不止一次地對我公開承諾，要對山東數年來對我一家人的這種非人道的迫害展開調查並做出公開處理。這麼長時間來，現在有3個月了，但是我沒有收到任何這方面進展的信息。來到美國以後，也沒有任何一個中方代表接觸。如果像這樣的案子，非常明顯的違背中國的憲法法律以及國際法人道等等突破道德底線的這樣的案子，都不能被公正的得到解決的話，我想誰還會相信中國會尊重人權？誰還會相信中央政府能夠實行法制？” “目前中國的人權狀況這幾年來急劇惡化，在這種黑社會化的‘維穩體制’的野蠻掌控下，中國社會當中社會不公層出不窮，中國社會的道德、法制幾乎被其帶到了‘文革’時期這種完全無法無天的狀態。一個分管政法的副書記就可以説‘我們就是不用管中國法律是怎麼規定的，就是不用任何法律，想怎麼幹就能怎麼幹，你還能怎麼著？’ “誰有這麼大權力讓公檢法脱掉制服去扮演土匪？” “但是，中國民眾的權利意識已經在政法委對權力這種野蠻的操控下，自身權利受到侵害的民眾奮起反抗強權，敢於對這種強權説‘不！’。他們已經逐步地戰勝恐懼，來推動中國的公民社會、法制建設。” “那麼，在中國轉型的關鍵時刻，我希望美國以及秉持憲政法治、民主自由的所有民主國家和人民，能夠幫助中華民族順利地轉型至公民社會。 “現在的狀況是，轉型是必然的，不管誰願意還是不願意，大家的幫助可能會使其更順利。 “一個真正的世界級的領導人，應該有‘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大志。我想所有國會的議員朋友以及各個國家的領導人對此都應該有一個明確的表態。當然我也希望奧巴馬和羅姆尼先生也有一個明確的對中國人權狀況的表態。 “公平、正義、人權是沒有國界的，我希望咱們所有關心中國人權狀況的人都能夠盡一份力。中國這幾年來的狀況，可能大家瞭解不是很多，尤其是中國普通民眾的權利意識的成長是非常迅速的，我們應該有理由相信，中國很快會進入一個文明社會。” “歷史的車輪沒有人能擋得住，我希望中國的中央領導人能夠及時地順天應民。溫家寶曾經説過‘無信則不立’，應向全世界證明你們的誠信，對山東展開徹底調查，作出公開處理，給人民一個滿意的答覆，還要經得起歷史的檢驗。 “我願意跟所有關心人類人權狀況、人格尊嚴的人交流。謝謝！” 民主黨領袖、前議長南希•佩洛西講話 美國眾議院前議長、民主黨領袖南希丨佩洛西説：“謝謝！對我們來説很榮幸與陳光誠這樣在法治與人權上有勇氣、有名望、有擔當的人聚於一堂。感謝議長能使我們很多人今天來到這裡，感謝你以兩黨一致的方式將我們聚在一起，探討我們能如何幫助陳光誠所調查的中國地方的狀況。 “陳光誠已經得到幫助，現在該幫助他的侄兒了。我還要感謝奧巴馬政府、希拉里•克林頓國務卿的出色工作，使陳光誠可以離開中國抵達美國，並將有關的案件帶到這裡。案件涉及中國的法制、殘疾人士的權利、人權受到迫害者的侵犯、以及他們對相關調查的壓制。 “我並不常對議長先生這樣説，我希望明天我們也有同樣的協同行動。（佩洛西與幕笑） “我很贊成你説的，我們，我們的國家在與其他國家關係中的立場，以及在陳光誠事件中的立場。你採取了兩黨一致的方式關注中國人權問題，這次是陳光誠的個案使我們有機會共同參與。再感謝議長先生使我們有機會在美國國會歡迎陳光誠，謝謝！” 以上文字的視頻或聲頻文件，存錄在自由亞洲電台普通話網頁“心靈之旅”攔目中，鏈接如下： 1.http://www.rfa.org/mandarin/Xinwen/zm-0525201223l405.html 2.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xinlingzhilyu/m1111mind-11152011165824.html/ 3.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xinlingzhilyu/mind9-08062012161101.html 第一辑紅色中國的足跡 第一篇從建政、韓戰到“大躍進” (首播：1999年9月11日） 開國大典，毛澤東的宣吿，老百姓的歡欣 (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實沉錄音：國歌，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講話） 毛澤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大陸這片古老土地上的幾億中國人，曾經有過怎樣的歡欣鼓舞，怎樣的一腔赤誠！ 1949年10月1曰，聲稱“人民政權”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上，中共軍隊的坦克駛過北京天安門廣場。40年後，1989年6月4曰，還是中共軍隊的坦克，殺到天安門廣場，鎮壓和平請願、非暴力抗爭的北京學生和市民。 (插播：錄音歷史資料，當年的腰鼓，歡呼聲……歌曲《解放區的天》錄音） 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 民主政府愛人民哪， 共產黨的恩情説不完哪， 呀呼嘿嘿一呼呀嘿...... 半個世紀後，打開記憶之門，回溯走過的路 打開記憶之門，回溯走過的路。當年歡慶勝利的腰鼓聲仿佛還響在耳邊。記憶中那紅旗飄舞，口號震天，歌聲如潮的一波波、一幕幕，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年輪，刻進了當代歷史的長卷，留在人們記憶的深處。 (插播：當年歌曲《歌唱祖國》錄音） 五星紅旗迎風飄揚， 勝利歌聲多麽響亮， 歌唱我們親愛的祖國， 從今走向繁榮富強…… 當年滿懷真情唱著這些歌曲的人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一起，走過了怎樣的道路，迎來了怎樣的生活？ 尋訪一些海內外中國人，聽他們談自己的人生故事、心路歷程和省思感悟，瞭解中國當代史，也更深刻地認識中國的今天。 中南海紅牆丙運作的每個細節，牵動幾億中國人的命運 要瞭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大陸的變遷史，不可不瞭解北京中南海紅牆內的運作，紅牆內運作的每一個細節，直接牽動幾億中國人的命運。由於紅牆之內很多秘密至今仍然被嚴密封存，即使有機會向紅牆內投去一瞥的人，所看到的很可能也只是冰山一角。 訪曾參與起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會公報的阮銘先生 曾經參與起草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的原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副主任、現在台灣淡江大學任敎的美國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研究員阮銘先生受訪。 阮銘先生自我介紹：“我在上海念震旦附中參加學生運動，反內戰，要民主，要自由，參加了地下黨。1948年我考上北京的燕京大學，做過燕京大學團委書記，後來燕京大學撤銷，我在清華大學擔任過團委書記。1958年後在《北京日報》作過記者、理論部主任。60年代初到了中央宣傳部。文革中在寧夏大概4年時間，對我隔離。文革後，胡耀邦到中央黨校，把我調到黨校去，跟他一起工作大概有5年時間。60年代以後基本在上層，接觸到紅牆內的一些矛盾，一些狀況。” 阮銘先生：朝鮮戦爭爆發，中共髙層很多人反對出兵 阮銘先生認為：“1949年後，50年代初，在中國發生了一件對中國後來的走向具有關鍵性的事情，就是朝鮮戰爭，即韓戰。” (插播：當年歌曲《志願軍戰歌》錄音） 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 保和平，衛祖國，就是保家鄉。 中國好兒女，齊心圑結緊， 抗美援朝，打敗美國野心狼！…… 韓戰，亦稱“朝鮮戰爭”’以1950年6月25日朝鮮人民軍越過38度線突襲韓國為開端，28日佔領韓國漢城。7月7日聯合國通過84號決議派聯合國軍援韓禦朝，9月28日收復漢城，10月19日，中國未宣戰而派志願軍入朝參戰，對內稱“抗美援朝”，以至中國百姓多年不知是與聯合國軍作戰。 阮銘先生回憶：“朝鮮戰爭爆發時，黨內高層有過比較激烈的爭論。胡耀邦對我講，當時開了幾天政治局會議，毛澤東有3天3夜就在那裡抽煙，也不講話。當時在黨內有很多人反對出兵到朝鮮去。我覺得，這件事現在國內的分析還很不充分。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我們想，毛澤東、共產黨要建立的應該是與過去蔣介石的‘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完全不同的自由民主的中國。但是後來為什麼變成一個直到今天沒有自由、沒有民主的中國呢？ “朝鮮戰爭爆發時，黨內像林彪、高崗他們是堅決反對出兵的。開始毛澤東要派林彪到朝鮮去，林彪裝病，後來就跑到蘇聯去養病。” 阮銘先生：韓戦打斷毛澤東“解放台灣”目標，引進蘇聯極權制度與美國隔絕 阮銘先生説：“毛澤東自己的規劃，原來是要所謂‘解放台灣’，朝鮮戰爭實際上是把他‘解放台灣’的目標打斷。” “而最重要的一點，經過朝鮮戰爭，中國跟西方的道路就斷了。像中國跟美國，一直到22年以後尼克松去中國，才恢復過來。 “此前中國就只能倒向蘇聯，因為朝鮮戰爭本身是金日成跟斯大林兩個人決定下來，逼著毛澤東參加朝鮮戰爭。因為斯大林怕跟美國衝突，不敢出兵，就叫毛澤東出兵。一出兵，等於把中國跟蘇聯就聯繋在一起了。 “朝鮮戰爭不但使中國跟美國的關係22年隔絕，而且跟蘇聯的關係表面是把蘇聯這套極權制度引進來了，可是這兩個極權制度之間產生了衝突。因為當時在朝鮮，中國人不但流了血，而且中國人所買的蘇聯武器，都是要中國人自己去還債。” (插播：“抗美援朝”題材電影《英雄兒女》主題歌錄音） 烽煙滾滾唱英雄，四面青山侧耳聽。 晴天響雷敲金鼓，大海揚波作和聲。 人民戰士驅虎豹，捨生忘死為和平。 為什麽戰旗美如畫？英雄的鮮血染紅了它。 為什麽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開鮮花…… 訪當年赴朝老兵薛先生：“軍事大學”在朝鮮山頂 居住在中國黑龍江省的兩位參加過韓戰的農場退休職工談他們當年的感受和今天的生活。 薛先生説：“我那時還在學校，由於家庭困難，上學也上不好。後來國家號召‘上軍事大學’，自己就積極報名，參加到部隊。 “那時候，被送到‘老悶罐車’裡頭，‘咣咣咣’傢伙五天五宿就載到‘三八線’，腦子發懵了。一看這不是‘軍事大學’，弄到山頂上去了，到外國去了。也害怕，想不通，認為領導好像是騙人。説是上‘軍事大學’，怎麼弄到戰場上來了？ “因為生在農村沒出過門，連火車都沒坐過。在朝鮮一年多，53年停的大戰，我們55年去的，小仗打了幾次，我在部隊上是高射炮的觀測員。” 現在農村的退休職工薛先生年逾花甲，唱起當年的歌來，像是又回到青年時代。這位並不是自願走上韓戰戰場的老戰士，唱了一首歌頌志願軍的歌曲。 (薛先生唱，錄音） 緊敲那個板來呀，慢拉琴， 我唱唱光榮的志願軍。 中國出了個志願軍， 一棒打垮了杜魯門。 中國出了個志願軍哪， 和平幸福有保證啊，有了保證。 我這裡呀，敬祝同志們身體好， 代表全國來慰勞。 同志們受苦又受累呀， 我們永遠不能忘呀。 同志們不怕冷風吹， 拿著那冰雪地當床睡。 渴了拿雪你當水喝， 餓了炒麵吃一嘴， 同志們受苦又受累呀， 我們永遠不能忘呀…… 薛先生：（笑）“這個歌，本來女的唱好聽。我這嗓子不行。當時學這個歌是在火車上，路過鴨緣江橋的時候，唱‘雄赳赳，氣昂昂’，也唱這個歌。過鴨緣江橋時，兩個橋炸壞了一個，到那兒他們停車檢查。中國進去多少武器多少人，回國多少人多少武器，他們都檢查。” 薛先生：現在沒錢治病，沒人管沒人問 主持人：“能不能談談您現在的生活情況？” 薛先生：“你要一提起這個來呀，我心裡挺生氣。像我這樣的，現在沒人管哪。鬧病，高血壓，頭暈。吃藥打針，打吊針打了7天，沒錢了，不打了，不治了。 “反正現在啥也不能幹啦，放牛也不能放了。你沒錢，他不給你報銷。藥費不報銷，也不‘開支’（發工資）。頭幾年，一年開9個月，近年一年開6個月，這上半年6個月才開給兩個半月。五月節（端午節）開給302塊錢的工資，還給150塊叫你過‘五月節’。一直到現在沒有開。據分析，八月十五（中秋節）再開給你這半個月的，叫你過節，到元旦，到春節。所以説‘沒人管，沒人問’，就這麼回事。” (插播：“抗美援朝”題材電影《英雄兒女》主題歌錄音） 英雄猛跳出戰壕，一道電光裂長空。 地陷進去獨身擋，天塌下來雙手擎。 兩腳熊熊蹚烈火，渾身閃閃披彩虹。 為什麽戰旗美如畫？英雄的鮮血染紅了它。 為什麽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開鮮花…… 訪當年赴朝老兵李先生：十五、六歲報名參加志願軍 另一位參加過韓戰的農場職工李先生説，他當時是自願報名參加志願軍的。他回憶説：“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當時都願意去，打美國鬼子。” 主持人：“您那時是上學還是工作？” 李先生上學，我們家鄉小學，1953年我才十五、六歲，就走了。那時間就想著要準備犧牲。還沒去多長時間就停戰了，我們那個師打仗，我在司令部當警衛員。” 主持人：“那時候參加志願軍最小的多大年紀？” 李先生：“我們縣去了不少，年齡都不大，都是20歲以內的人。我們那兒是河南鎮平縣。我當時是最小的了。那時間，是要求18歲，但你個子長夠了也行。那時咱們國家兵源不太多。” 李先生：赴朝參戦5年後被送到“北大荒”，最難忘漫山遍野戦友墓 主持人：“您那個縣有多少人當兵？” 李先生：“我們那一批有五、六十個。哎呀，我們經歷過，條件很艱苦，我們在防空洞裡住。經常有飛機來偵察，轟炸我們那個師。我們一直在朝鮮待到1958年4月份，就來“北大荒”了。” 主持人：“您在朝鮮5年多生活，有什麼難忘的事嗎？” 李先生：“唉呀，最難忘是那些犧牲的戰友們，朝鮮那漫山遍野啊，都埋著咱志願軍，不管什麼地方都有啊。我們要回國的時間，給他們掃了墓、添了墳（土），隔的（排列著間隔）一趟一趟的，漫山遍野都是。” 阮銘先生：戦爭氣氛與“鎮反”、“三反”、“五反”……極權恐怖主義走向 阮銘先生談韓戰對中國大陸當代歷史的影響。他説：“在朝鮮戰爭這樣的戰爭氣氛下，自然走向極權恐怖主義。後來的‘鎮壓反革命’’大量殺掉地主，槍斃‘反革命’。還有‘三反’、‘五反’’鬥資本家，都是在這樣一種戰爭氣氛之下越來越嚴重。包括1953年的‘統購統銷’，都是朝鮮戰爭以後，完全學習蘇聯的一套。特別是1953年以後，蘇聯派了大量的專家，每個學校都改成蘇聯式的敎育制度。 “在這樣情況下，特別在經濟發展上，引進了蘇聯的‘計劃經濟’，引進了蘇聯的重工業。現在可以看到，當時建立的坦克工廠、飛機工廠，當然是過去沒有的。但建立起來就需要大量的工人，還需付很多錢給蘇聯，買這些機器。” 阮銘先生：為支付重工、軍工費，低價收糧統購統銷，走蘇聯“計劃經濟”道路 阮銘先生談到：“中國的積累沒有(這些錢），就要靠農民。但是‘土地改革’以後，農民剛剛有一點積極性，當時就要把糧食完全用國家的低價收進來，為了去支付重工業、軍事工業的錢。農民不願意多交糧食，沒辦法就‘統購統銷’，等於農村的市場完全被它壓掉。全國幾億農民，怎麼‘統購統銷’呢？就要把他們組織起來，就是‘合作化’。然後是‘高級社’、‘人民公社’。一步一步完全納入……因為（參加）朝鮮戰爭造成戰爭恐怖氣氛，納入蘇聯式制度——‘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道路。” 阮銘先生:原説沒條件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毛澤東，1953年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 阮銘先生認為：“原來中國根本沒有條件走社會主義道路。當時我入黨的時候，看到毛澤東的一些談話，都是講，中國跟蘇聯不一樣，不適合一下子走社會主義，而且批判走社會主義這種想法是一種民粹主義想法，説中國是要走新民主主義的道路，這是毛澤東1949年以前反復講的。 “可是到了1953年以後，毛澤東提出一個所謂‘過渡時期總路線’，就是要走社會主義。而且他還提早到……説‘1949年就是社會主義的開始，三年是準備，1953年就要走社會主義’。 “朝鮮戰爭當時還在談判。這樣一個戰爭的壓力之下，又加上提出所謂‘過渡時期總路線’，整個國內形勢，過去的所謂自由民主，那種聲音就被壓下去了。” 阮銘先生：1956年敲鑼打鼓進人“社會主義” (插播：當年大型朗誦合唱《祖國頌》錄音） (男朗誦） 啊！鳥在高飛，花在盛開， 江山壯麗，人民豪邁。 我們偉大的祖國， 進入了社會主義時代！ (合唱） 鳥在高飛，花在盛開…… 阮銘先生説：“‘建設社會主義’的聲音隨著敲鑼打鼓就起來了，包括資本家，也都是敲鑼打鼓，1956年就進入所謂‘社會主義’，就是説資本家他不要賺錢了，只要拿國家的定息就可以了。當時北京有句話嘛‘白天敲鑼打鼓，晚上抱頭痛哭’。” 兆雄博士：“公私合營”前，資本家已被整得很慘，恐怖使大家俯首貼耳 在加拿大從事博士後研究的兆雄先生，回憶他家當時的境況： “‘公私合營’是1956年上半年，我正讀初三快畢業。當時我家是資本家，有個商店，還有個旅館。 “1956年的‘公私合營’實際是共產黨動用了當時的宣傳機器和它的政權，逼得你走投無路。它鼓動一些積極分子，像‘工商聯’的、像北京‘同仁堂’經理樂松生啊，還有一些人，帶頭擁護‘公私合營’’敲鑼打鼓地上街。 “實際上大部分資本家也都是沒辦法，因為在‘公私合營’之前，在‘三反’、‘五反’和‘肅反’這些活動中，資本家已經被整得相當慘了。特別是‘三反’、‘五反’的時候，我記得當時共產黨操縱的工會動員店裡的職工揭發，強逼著説是‘貪污’啊，‘偷税漏税’啊，逼著你去承認。我父親當時並沒有主持這個店，實際是我祖父的店，我父親有時候管些事情，結果……我記得把我父親逼得痛哭，也沒有發現什麼偷税漏税。 “1953年已經把資本家整得很膽小了，1956年上面發了命令，整天開會，逼著你去表態。結果我家迫不得已，把店全交了。另外那房租，我家有十幾所房子，百分之七十五的房租交給國家，這樣一直到1966年（‘文革’中，私房全都交公）。 “當時的情況是非交不可。我記得，我父母心情很不好，在家裡總發脾氣。有一次發脾氣的時候，我母親把水潑到我們家的毛主席像上邊了，當時我還很害怕，知道這是很可怕的事情。這正是所謂的‘公私合營’時。 “共產黨這麼多年來搞的就是首先利用它的專政機器製造一種恐怖，然後鼓動一些積極分子，造成一種聲勢，迫使大家覺得這是一種不可抗拒的潮流，所以大家就俯首貼耳屈從了。” 阮銘先生：家家戶戶“大煉鋼鐵”的背景，1958年“1070萬噸鋼”軼事 阮銘先生繼續回顧之後中國大陸的那段歷史。他説：“‘反右’以後，不同意見都被鎮壓下去，當時毛澤東提出‘超英趕美’。認為‘反右’以後形勢很好，當時斯大林去世了，他對赫魯嘵夫也看不起，説‘我們先超過英國，超過英國以後，也可以進一步超過美國，可以比蘇聯更早進入共產主義’。他完全聽不到不同意見，頭腦非常發熱。 “我聽薄一波講過，當時‘大煉鋼鐵’是怎麼來的。他説，有一次在中南海游泳池，他去看毛澤東，一起游泳。毛澤東問薄一波‘今年鋼鐵指標準備是多少？’薄一波講‘我當時正好翻了個身，説，翻一翻，1957年是535萬噸，翻一番就是1070萬噸鋼’。 “到了北戴河，毛主席就公開向記者宣布‘1070萬噸鋼，1958年要達到’。這樣一種決策，就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出來的。那毛澤東是‘皇帝’啊，宣布了以後，不能不實現哪！後來查一下，鋼鐵業沒有那麼大煉鋼能力，怎麼辦？大家都來煉，家家戶戶都來煉。” 阮銘先生：報社也搞“小髙爐”，煉出都是“燒結鐵”，可笑事多，直到現在 阮銘先生回憶：“那時我已經在《北京日報》了。就在北京市東單附近一個小胡同裡。《北京日報》社也在院子裡搞了個‘小高爐’’當然煉出來都是‘燒結鐵’，根本就不能用。所以全國也可想而知。 “全國人民大煉鋼鐵，現在看起來是笑話，當時為什麼會出現？因為這樣一個制度本身，領袖一一個領導人他説的一句話，就可以成為一個決策，根本沒有一個科學、民主的決策制度。 “不要覺得那時候可笑，這樣可笑的事情，在毛澤東的時候有，一直到現在。因為，這個制度還是沒有更改過來，像江澤民去抓‘法輪功’，這樣一種命令，我覺得跟毛澤東當時那種命令異曲同工。 “特別是1957年‘反右派’，1959年‘反右傾’以後，這樣一種奇奇怪怪的命令多得不得了。當時搞‘超聲波’運動，説是‘只要拿一個刀片，把它振動一下，水就可以變成油，用水就可以炸油條，……” 阮銘先生：専制制度、個人迷信導致“三年困難時期”餓死幾千萬人惡果 阮銘先生認為：“在這樣一種專制制度造成個人迷信的條件下，被迫讓中國幾億人都走上了所謂‘社會主義道路’，與經濟發展是不符合的。這就產生了後來1959到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餓死幾千萬人，這樣一個惡果。” (插播：當年大型朗誦合唱《祖國頌》錄音） (女領唱） 江南豐收有稻米，江北滿倉是小麥， 高粱紅，棉花白，密麻麻牛羊蓋遍天山外。 (合唱） 密麻麻牛羊蓋遍天山外…… (男領唱） 鐵水海诱紅似火...... 丁抒博士：研究證明，中國在“三年大饑荒”中，至少餓死了3000萬人 現在在美國一所大學任敎的中國當代史研究專家丁抒博士提供的研究結果表明，當年就在這首《祖國頌》迴盪於中國上空的時候，中國大地上正發生著慘絕人寰的悲劇。 丁抒博士説：“大躍進期間，中國究竟餓死了多少人，真實的死亡人數很難準確計算，因為當時在死亡數字上弄虛作假是普遍現象。那時候，河北省張家口地委第一書記胡開明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詢問本地區死人的情況。 “有一天，下屬向他請示‘餓死人的數字是不是可以少報一點？’原因是有的地方死了人不報吿，結果不但受到上邊的表揚，而且死了的人那份口糧還可以繼續領。這叫‘吃空額’。而張家口，死一個報一個，報一個死亡，減一份口糧；報一次死亡，受一次批評。 “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1961年隨劉少奇去湖南省作調查，她也發現，基層黨組織把人口死亡數字統計出來，還要壓縮平衡，不許如實上報。 “因而，各省上報國家統計局的死亡數字已經是縮了水的，其實連中共中央的首長對死亡數字也不甚清楚。 “1962年初，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劉少奇親自處理安徽問題。他在安徽大組會上責問安徽省委‘我問你們死了多少人，你們説向中央報吿過了，一百一十幾萬，誰相信？你們心中有數，就是不説老實話，。 “安徽作家張萬舒曾經這樣記述：‘I960年雖然風調雨順，由於生產力受到嚴重摧殘，田園荒蕪，大批人口外逃死亡，據定遠、鳳陽、嘉山3個縣1961年的統計，共少了40多萬人。鳳陽縣小崗村，全村34戶，175口人，逃的逃，亡的亡，剩下10戶，39人。 “1990年中國農業部政策法規司司長郭書田説：‘根據我們80年代初考察過的安徽鳳陽等縣的情況，當時餓死的人大約占全縣總人數的四分之一左右’，即有近10萬人餓死在那場人為的饑饉中，其中有一個人民公社，每三個人中就死了兩個。 “1991年我曾經估算過大饑荒的非正常死亡數2470萬，最近我又根據中國政府新公布的人口統計數字重新作了計算，我得出的結論是，中國在‘三年大饑荒’中，至少餓死了3000萬人。” http://以上文字的聲頻文件存在自由亞洲電台普通話網頁“心靈之旅”攔目中，鏈接如下： 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xinlingzhilyu/lishihuigu-09042009111010.html 第二篇“大躍進”、“大饑荒”、“大革命”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 BlogThis! 共享给Twitter 共享给Facebook “大躍進”、“大饑荒”、“大革命” (首播：1999年9月18曰） 阮銘先生：朝鮮戦爭敎訓對今天還有現實意義 在前面，曾參與起草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的原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副主任，現在台灣淡江大學任敎的美國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研究員阮銘先生，回顧了中國大陸從參加韓戰，到“反右派”、“大躍進”、“大饑荒”這段歷史。 阮銘先生説：“朝鮮戰爭不但使中國跟美國的關係22年隔絕，而且表面把蘇聯的極權制度引進來，可是兩個極權制度之間產生衝突。因為當時朝鮮戰爭，引進蘇聯計劃經濟、軍事重工業體系，沒有資金來源，只好剝奪農民。統購統銷糧食，一步步走向合作化，人民公社。 “朝鮮戰爭的敎訓不但是總結經驗敎訓的一個課題，而且對今後中國究竟是選擇和平民主道路，還是採取戰爭、霸權、獨裁道路，在今天還有現實意義。 “‘反右’後，不同意見都被鎮壓下去，當時毛澤東提出‘超英趕美’，‘可以比蘇聯更早進入共產主義’。他完全聽不到不同意見，頭腦非常發熱。毛主席公開向記者宣布1958年要達到‘1070萬噸鋼’。毛澤東是‘皇帝’啊，鋼鐵業沒有那麼大煉鋼能力，家家戶戶都來煉。” “大躍進”“鋼鐵時代的歌聲” “家家戶戶大煉鋼鐵”這樣的事情，在今天的年輕人聽來，可能會覺得有點兒離奇。但是從那個時候過來的人，無論是當時的歌曲，還是當時的事情，都記得很清楚—— (插播：“大躍進”年代歌曲《鋼鐵時代的歌聲》錄音） (合唱） 歌聲震盪著萬里山河， 山河也唱起歡樂的歌。 這支歌，獻給親愛的黨， 獻給我親愛的祖國， 獻給親愛的祖國。 (男朗誦） 我們的祖國，光輝燦爛。 我們的人民，勤勞勇敢。 我們的時代，一天等於二十年。 我們的母親，是偉大的中國共產黨。 (女合唱） 共產黨好比紅太陽，嘿！ 照得六億人民心頭亮。 (男朗誦） 東方的巨龍翻騰在藍色的天空， 歌唱吧，歌唱吧， 歌唱我們親愛的黨！ 歌唱敬愛的領袖毛主席！ 歌唱幸福的共產主義天堂！ (合唱） 多煉鋼，多煉鋼， 練鋼，練鋼，日夜忙啊， 煉鋼爐旁建天堂。 “大躍進‘鋼鐵時代’”親歷者回憶 對這一切記憶猶新的旅居德國的中國學者仲維光先生回憶起“大躍進”年代全民大煉鋼鐵和驅趕麻雀的往事。他説：“我是1949年出生的，因此對共產黨取得政權後的年代，是亦步亦趨伴隨的。想起大煉鋼鐵，當時我們小學校，整個院子裡操場四周大概架起了三、四個‘土高爐’。我們學生都要去搜集廢鋼廢鐵，回家啊、在路上啊，要去撿。記得當時我家有個臉盆架，是生鐵的，我當時跟媽媽説‘是不是把這個也拿走’，因為學校讓學生去找，學生找不著，在班裡表現總不是很好，因此當時真是家家破銅爛鐵都被收集出來。 “現在想起來，煉出來的那些‘鋼’，覺得是一塊塊破渣滓似的，因為當時小，覺得這就是鋼啊，現在想起來都是些廢鐵。” 住在北京的郭先生説：“煉鋼的時候，包括有些大的古銅鐘都砸爛了，煉出來的都是廢渣。因為溫度達不到，就不可能‘脱硫’，或者是純淨化，結果弄出來的都是‘四氧化三鐵’這類東西，把鐵煉成鐵渣滓了。” 仲維光先生還回憶起“大躍進”年代驅趕麻雀的活動（説麻雀吃糧食，導致人的口糧減少）。仲維光説：“當時打麻雀，整個北京城大街小巷，各個房頂上都是人。大家都在揮舞著飄帶、竿子、‘咣咣咣’敲臉盆。我家離西單北大街很近，整個西單北大街兩側全部都是敲臉盆的聲音。麻雀到處飛飛飛，飛不動了，有的就累死，掉在地上。 “當時飯店裡突然賣‘炸鐵雀兒’的就比較多了，都是累死的麻雀 阮銘先生：50年代整提意見者，鞏固極權制度，I960年前後三年餓死幾千萬人 阮銘先生對這類事情為什麼會在中國出現，作了進一步分析：“現在看起來是笑話，當時為什麼會出現？因為這個制度完全由一個領袖，一個領導人説一句話，就可以成為一個決策。根本沒有一個科學民主的決策制度。 “‘反右派’運動主要是整知識分子裡敢於講意見的人；1959年‘反右傾’’主要是整黨內敢於講意見的人，那就是彭德懷。把知識分子、黨內的一些敢於講意見的優秀分子，都給打下去。 “這樣，從1950年代建設起來的極權制度更鞏固了，反民主自由的這股力量越來越強大。到1959年，黨內原來一些主張自由民主的力量，差不多基本被打下去了。I960年以後，完全是一片所謂‘歌頌毛澤東’的力量起來。然後就是‘大躍進’後3年的餓死人。” 髙昂歌聲背後的事實 中國大陸在“大躍進”之後，是連續3年的大饑荒。一律由官方控制的廣播電台從早到晚播放著歌曲《我們走在大路上》，就在此時，中國大陸廣袤的土地上，人人饑腸轆轆，各地餓殍遍野。 (插播：當時歌曲《我們走在大路上》錄音）： 我們走在大路上，意氣風發鬥志昂揚。 毛主席領導革命隊伍，披荊斬棘奔向前方。 向前進！向前進！ 革命氣勢不可阻擋！ 向前進！向前進！ 朝著勝利的方向！ 革命紅旗迎風飄揚， 中華兒女奮發圖強。 勤懇建設錦繡河山， 誓把祖國變成天堂…… 著有《陽謀》和《人禍》的丁抒博士，發表了有關“三年大饑荒”期間中國大陸非正常死亡人數研究結果。 丁抒先生説：“‘大躍進’期間，中國究竟餓死了多少人，真實的死亡人數很難準確計算。 “1958年9月毛澤東視察安徽的時候，曾經對無為縣最早實行供給制大加誇獎，可就在一年以後，無為縣竟成了人間地獄。《無為縣誌》僅僅含糊其辭地説‘逃荒和非正常死亡情況非常嚴重，其實該縣餓死的約20萬人…… “1991年我曾經估算過中國‘大饑荒’的非正常死亡數2470萬，最近我又根據中國政府新公布的人口統計數字重新作了計算，我得出的結論是，中國在‘三年大饑荒’中，至少餓死了3000萬人。” 阮銘先生：“三年大饑荒”的成因和毛澤東發動“文革”的背景 劉少奇説“三年大饑荒”“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阮銘先生談1959年到1961年“三年大饑荒”的成因。他説：“1962年時，開過一個所謂‘七千人大會’。劉少奇有個報吿，他分析我覺得比較符合實際。他説‘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人禍中間最根本的一條就是毛澤東的‘大躍進’。當時地方上一些頭腦比較清醒的，都被當成‘右傾分子’打掉了。有一些人故意嘩眾取寵，故意討好領導，順著爬。有一些人迫於這種形勢，也不敢講話。 “大家就是幹‘高指標’。農民種了糧食，統統交給國家，自己手裡沒糧食。因為統統交給國家還不夠那個指標。1958年開始時確實吃飯不要錢，到時候就吃掉，有的是在地裡沒有收起來浪費掉，因為人煉鋼鐵去了。到了年底，發現很多地方已開始挨餓。1958年底已有餓死人現象，或浮腫病表現。 “有些省委説‘這不是沒有糧食，是瞞產’，説有的地方把糧食藏起來了。就把人家家裡藏的那些糧食搜出來，所以最後餓死人。 “當然現在這個統計數字，中共沒有公布，有估計兩、三千萬的，也有估計到4000多萬的。” 從中蘇分歧到反對“中國的赫魯曉夫”—— 阮銘先生從“三年大饑荒”成因，談到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背景：“1956年以後，毛澤東想批判蘇聯，來走一條所謂‘中國式的道路’，他如果堅持像1956年‘論十大關係’、‘雙百方針’那樣來批斯大林的‘左’，把它深入到制度裡去，把這套類似蘇聯的極權制度改變過來，比如，改變成市場經濟制度，或者政治上的自由民主制度，那麼中國的情況就會不一樣了。 “毛澤東開始時想，斯大林死了，要批斯大林的‘左’。後來他發現赫魯嘵夫起來了。曾經有一段時間，毛澤東和赫魯嘵夫的關係還不錯呢。赫魯嘵夫批斯大林，毛當時不是完全反對的，他講過，赫魯嘵夫批斯大林，揭開斯大林的蓋子，這還是對的。1957年赫魯嘵夫做過秘密報吿後，赫魯嘵夫跟莫洛托夫、馬林科夫他們作鬥爭的時候，毛澤東還是支持赫魯嘵夫的。 “毛澤東講過，‘莫洛托夫他們的敎條主義，比赫魯嘵夫更危險’。所以當時他一度站在赫魯嘵夫一邊。中蘇從1958年分歧越來越嚴重。 “1959年赫魯嘵夫到美國，從美國直接到北京參加當時的中國‘國慶’10周年。他講了一句話‘應該對對錶’。就是指當時毛澤東已經提出‘進入共產主義’，這些當然赫魯嘵夫他是非常不贊成的，所以雙方矛盾越來越激烈。 “我認為，毛澤東反赫魯嘵夫，當然赫魯嘵夫是有些錯誤的東西。比如，他要控制中國的軍事，毛澤東反對他控制是對的。毛澤東當時‘批修’，搞得比斯大林更左、更荒唐。結果就一步步越走越遠。 “國內有人反對毛的話，毛就認為是‘中國的赫魯嘵夫’。所以，文化大革命實際上……大家看‘五一六’通知就可以知道，‘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嘵夫’。毛認為不能跟他一起反對赫魯嘵夫的修正主義，就是中國的赫魯嘵夫。甚至把過去第一個提出‘毛澤東思想’，在延安的時候就支持他的劉少奇，都打成‘中國的赫魯嘵夫’。他認為，黨內都有大大小小的赫魯嘵夫，所以就發動了這樣一個‘文化大革命’。” 文革：割少奇之死與至少200萬非正常死亡者 (插播：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百萬紅衛兵”紀錄片錄音片段） (合唱） 東方紅，太陽升…… (朗誦及解説詞） 大海航行靠航手，萬物生長靠太陽， 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 在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領導下， 一個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高潮， 正在我國興起…… 阮銘先生：“按毛澤東講，‘中國的赫魯嘵夫’已經‘睡在我們身邊’。大家都猜想，到底睡在毛澤東身邊的中國赫魯嘵夫是誰？到文化大革命發展起來後，才發現毛澤東指的就是劉少奇。” 1969年11月12日凌晨，在河南開封一個戒備森嚴的屋子’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在孤獨中離開了這個世界。他蓬亂的白髮有一尺多長，鼻子和嘴都已經變形，下頜一片淤血。 専包谷先生：中國人民有沒有能力阻擋下一次文革？ 專包谷先生在他所寫的一篇文章《中國人民有沒有能力阻擋下一次“文革”》中説“在離開這個世界以前，劉少奇先生想了些什麼，已經沒有人可以知道，我們無從猜測。作為這個國家的國家主席，他是否看出了‘文革’這場災難的根本原因是什麼？他是否想過，如果他得以劫後餘生，活到被平反的一天，重新成為國家主席，他將做出怎樣的努力，來防止‘文革’這樣的事件再次發生？以免他和他的人民受二遍苦，遭二茬罪。‘文革’浩劫，到底是什麼地方出了毛病？” 中國當代史專家丁抒先生認為，在“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總人數至少為200萬。 他説：“‘文革’10年間總死亡人數相當高，例如北京地區因冤獄而死的有9800多人。上海被立案審查的約有24萬餘人，被折磨致死自殺的超過1萬，被逼瘋、被打殘的更多。至於縣以下單位，全國2000餘縣，平均每個縣死亡當在500至1000人。比如陝西安康縣，‘文革’中非正常死亡1300人，官方發表的統計數字是，因大量冤假錯案，受到誣陷迫害和株連的達到1億人以上。去台人員家屬中的冤假錯案多達10多萬。概而論之，‘文革’中非正常死亡至少為200萬，或許高達300萬。” 專包谷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説：“如今……我們知道‘文革’浩劫的癥結在什麼地方了嗎？我們有能力阻擋下一次‘文革’了嗎？要回答這個問題，先讓我們問另一個問題，是誰結束了‘文革’？1976年是‘文革’結束的一年，結束‘文革’的不是任何人為的力量和行動，真正結束‘文革’災難的，是凡是人都要生老病死的自然規律”。 專包谷説：“‘文革’真的不會再發生了嗎？我們怎麼會有這樣的把握？就因為‘文革’的一切荒唐透頂？那麼，為什麼在那10年裡，我們這幾億人，就不覺得荒唐呢？” “文革”：荒唐持續十年 (插播：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紅衛兵現場錄音片段） (幕呼）“毛主席萬歲！”“萬歲！”(女孩狂呼）“毛主席！”“毛主席！”(幕呼如浪濤聲）“萬歲！”“萬歲！” 居住在北京的郭先生回憶起“文革”中他的親身經歷：“我覺得最可笑的就是‘文革’中那種‘忠字化運動’搞得極端……大家都在那兒跳一種非常拙劣的‘忠字化舞’，而且還要‘早請示’‘晚匯報’什麼的，就是完全把毛主席變成一個無所不在的神。好像他就能聽見，能夠監督我們的言行。而且弄了一個‘忠’字，就是愚忠的忠，已經搞到那個份兒上……像我們所在的農場，就把這個‘忠’字用紅色油漆噴在每家窗戶的正中那塊玻璃上，四周有一點裝飾，呈一個心狀，到處都是。” (插播：“文革”歌曲錄音） 毛主席的像章掛在我胸前哪，伊沙伊沙馬尼拉，掛在我胸前。哎—— 金色的像章放光芒， 心中升起紅太陽， 心中升起紅太陽…… 郭先生説：“那時在北京上公共汽車，登上車門要報‘出身’，‘出身不好’不讓上車還是怎麼的；在北京買東西，第一句話要背一句毛主席語錄，打電話也是。” 專包谷先生在文章中説：“既然我們那個時候會讓這一切發生，讓荒唐整整持續了10年，只有上帝才能讓我們解脱。那麼，以後我們就真的有能力阻擋‘文革’這樣荒唐的事情發生了嗎？” 從回顧“文革”看今天批“法輪功” 專包谷先生説：“1999年夏天席捲全國的一場運動，又給這個問題作了一個注釋。”他在這裡所講的，是批判“法輪功”的運動。 對於批“法輪功”，不少老百姓心裡有些與官方不同的看法，只是不敢公開説。 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北京市民接受我的採訪，談她的看法説：“我以前不接觸‘法輪功’’也不知道‘法輪功’是怎麼回事。當局這回一宣傳，我倒明白好多事。老百姓為什麼信‘法輪功’呢？説明老百姓現在信仰亂了，沒的信。 “李洪志講這以後，大家覺得又能健身……現在醫療改革，好多本來給你公費醫療的都沒了，不給報銷了。老百姓一看李洪志搞的這個健身，不用看病，這不省錢嗎？很多人就這麼信了。 “另一個，我覺得大家為什麼信‘法輪功’？説明對你共產黨不信任了。很多人説，這次‘法輪功’可真是把他們嚇得夠嗆，要不這麼搞？ “我覺得，當局為什麼這麼搞？有政權危機。當然我跟您説這話，您可真是不能用我的名字。我也代表大家的意見，大家都這麼説。 自秦朝以來“聚天下之兵於咸陽，以弱天下之民” 接著發表意見的是北京的郭先生，他説：“我覺得你讓人信‘法輪功’，信一段他覺得這些説法太淺，若覺得胡説太荒謬，有思想的人就離開了。但是你要用這種無休無止、連篇累牘的大批判，現在老百姓就覺得很可笑，沒有分寸感，幾個月電視廣播報紙裡全都充斥著這些東西，大家就覺得有點‘小兒科’，當局水平不怎麼樣，並沒有達到想用這個來收拾民心的目的。 “大家都知道共產黨心黑手辣，你稍微拂逆它一點兒，它就動用手裡掌握的強大專政機器。一旦專制主義掌握了政權，國家力量就變得空前強大，而人民相對來説就空前弱小。但是國家擁有各種監聽手段、槍、監獄……老百姓就越來越弱化。從秦朝以來就是這樣，‘聚天下之兵於咸陽，以弱天下之民’。當局不讓人民群眾信‘法輪功’的意思，就是要信他們，你要不信還不行。既有強烈的欺騙性，更有非常嚴苛的強制性。這點就説明他們和人民是對立的，不信任人民，不能給人民一點自衛手段和任何權利。” 専包谷：今天法輪功學員的遭遇，明天就會輪到你和我 專包谷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説：“如果現在批判李洪志先生的人們真相信自己是掌握真理的，那麼就放棄仗勢批判的條件，站到‘法輪功’信仰者一樣的條件場地上。你能發表文章，也讓‘法輪功’發表文章；你能上電視台，也讓‘法輪功’上電視台。你既然真理在手，就和你的批判對象按同樣的討論規則來辯論。‘文革’10年已經證明過一次，今天，我們對不公正仍然如此麻木，我們在等待下一次。”他説“今天上百萬‘法輪功’學員的遭遇，明天就會輪到你和我。” 以上文字的聲頻文件，存錄在自由亞洲電台普通話網頁“心靈之旅”攔目中，鏈接如下： 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xinlingzhilyu/mind-60-09042009113128.html 第三篇口號與中國：“工業學大慶”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 BlogThis! 共享给Twitter 共享给Facebook 第三篇口號與中國：“工業學大慶” (首播：1999年9月26曰） 口號、歌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年輪 (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現場音響，“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當人們打開記憶之門，回顧半個世紀所走過的道路，當年歡慶勝利的腰鼓聲仿佛還響在耳邊，記憶中那紅旗飄舞，口號震天，歌聲如潮的一波波、一幕幕，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年輪刻進了當代歷史的長卷，留在人們記憶的深處。 1960-1970年代，中共製造了“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神話”，中國北方大慶的一個石油工人王進喜（圖中前）成了這個“神話”中的“榜樣人物”。而中共執政者蜕化成權貴資本集圑後，中國“工人階級”的地位一落千丈。 (插播：歌曲《社會主義好》錄音） 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 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地位高。 反動派被打倒，帝國主義夾著尾巴逃跑了。 全國人民大圑結， 掀起了社會主義建設高潮。 共產黨好，共產黨好…… 在中國大陸這半個世紀的歷史中，與大量革命歌曲相伴而生的還有各個時期風行的“革命口號”。 (插播：錄音歷史資料） (男生朗誦） 我們的祖國光輝燦爛， 我們的人民勤勞勇敢， 我們的時代， 一天等於二十年！…… 1998年2月中共黨史出版社在北京出版了《口號與中國》一書。前言中寫道：“旗如海，臂如林，站起來的中國人一路呼喊著走來，走過近半個世紀的風雨春秋。 “‘三面紅旗’下的中國人進入了天堂般的人間神話世界：超英趕美，敞開肚皮吃飯，鋼鐵元帥火箭似的飛升。有人在苦惱，糧食太多了怎麼辦？ “口號的力量是巨大的，但口號就是口號，不等於現實。當現實之針無奈地戳破‘三面紅旗’的氣球時，人的情感又竟這般脆弱，脆弱得對已經是失誤的東西還一往情深、難以割捨、一錯再錯。從重提以階級鬥爭為綱，發展到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在《口號與中國》這本書的封底，寫下了這樣的話：“每一個口號都是一段不能忘卻的歷史，每一個口號都是一段刻骨銘心的人生。” 讀到這裡，又讓人想起那些與口號相伴而生的歌曲，特別是那些歌詞本身就是口號的歌曲，想必也同樣具有記錄歷史和人生的功能。 現在就讓我們循著歌聲和口號，去追溯過往的年代，看看在歌聲和口號背後的歷史與人生，看看中國的昨天和今天。 “工業學大慶”：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家喻戶曉的口號 (插播：歌曲《咱們工人有力量》錄音） 咱們工人有力量， 嗔，咱們工人有力量！ 每天每曰工作忙， 嘿，每天每曰工作忙！ 蓋成了高樓大廈，修起了鐵路煤礦， 改造得世界變呀麽變了樣！……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工人階級一直被譽為領導階級。觀察中國工人的勞動與生活情況，也許對認識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和現實具有特別的意義。 (插播：歌曲《工人階級硬骨頭》錄音） 工人階級硬骨頭， 跟著毛澤東我們走，走，走！ 胸懷祖國，放眼世界， 革命的路上決不停留。 高舉紅旗，勇敢前進…… 在工人階級被譽為領導階級的中國大陸，六、七十年代家喻戶嘵的口號之一是“工業學大慶”。 電影《創業》和大慶的故事 20世紀70年代初，轟動一時的電影《創業》講述的就是有關大慶油田創業的故事。 (插播：電影《創業》主題歌錄音） (女聲獨唱） 晴天一頂星星亮， 荒原一片篝火紅， 石油工人心向黨， 滿懷深情望北京…… 現在請電影《創業》的編劇張天民先生談談大慶精神和I960年到1963年的大慶石油會戰。 張天民先生是原中國中央電視台中國電視劇製作中心主任，中國電影文學協會會長、中國電影家協會理事、他也是《開國大典》、《中國命運的決戰》等影片的編劇。 張天民先生説：“這場石油會戰正是在中國的‘困難時期’，我們沒有石油，包括首都北京當時的公共汽車都沒有汽油了。 “正是這個時期，在東北松遼大平原上發現了可以開採的工業油流。這種情況下，發生了這場大會戰。但在當時，中國工業發展的步伐已經比國際上落後很多，設備很差，甚至最基本的東西我們都很缺乏。只有靠石油工人艱苦奮鬥、自力更生這種精神力量來克服種種困難，比如，用人力拉機器。” 大慶精神和工人代表“鐵人”王進喜 張天民先生説：“在這個過程中，也就產生了中國所説的‘大慶精神’。石油戰線出現了以‘王鐵人’王進喜為代表的工人形象，他們的所作所為、他們的精神大大鼓舞了全中國民眾，激發起了一種建國熱情，一種克服困難的精神。” 張天民先生談到的“鐵人”王進喜，在大慶創業極為困難的情況下提出：“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以及“寧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口號，成為全國工人學習的榜樣。 現在，“鐵人”王進喜已經過世，他的大徒弟王作福先生退休以後還生活在大慶油田。王作福先生回憶起他早年的經歷，以及和“鐵人”王進喜從玉門油礦來到大慶油田一起工作的往事。他稱“鐵人”王進喜為“老鐵”。 訪鐵人王進喜的大徒弟王作福 “為國增光多出油，沒白天沒黑夜，吃飽肚子就來幹”- 王作福先生説：“我是I960年3月從玉門來的，自小沒上過學，參加工作就是好好工作，為掙工資，能夠養活自己、養活家庭就行了。在玉門做了6年，大部分時間是沒有白天沒有黑夜地打井。 “鑽井時有個轉盤，‘轉盤不停不下班，24小時連軸轉’，那時口號是這麼提的。我那時也年輕，還是樂觀的，吃飽肚子就來幹”。 主持人：“一天24小時幹下來能休息多少小時，再繼續上班？”王作福：“七，八個小時，睡一覺起來就再上班，有時候太累了就在油井上找個地方躺一會兒就行。” 王作福先生解釋説，當然了，並不是每天都上24小時班。他説：“我那時候感覺就是，解放後為國增光，多打井，多出油，出好油，國家當時缺油嘛。” (插播：歌曲“石油工人之歌”錄音） 錦繡河山美如畫，祖國建設跨駿馬， 我當個石油工人多榮耀，頭戴鋁盔走天涯 裡頭頂天山鵝毛雪，面對戈壁大風沙…… 石油工人的艱苦生活—— 王作福：“1959年黨中央國務院號召全國各地鑽井隊大會戰，組織上對我們講，會戰完了以後，從哪裡來還回哪裡去。半年以後，這個地方看來回不去了，就把家屬接到大慶來了。當時他們來的時候，家屬和職工都沒有住的地方，東北這地方寒冷，我們住‘乾打壘’”。 主持人：“王作福先生説的‘乾打壘’是一種簡易的土房。” 王作福：“當時，我參加工作就和‘鐵人’在一塊兒，I960年來到大慶的時候，我們是坐同一列火車來的。六零年的生活咱們不敢提，太艱苦了，鑽井沒有水沒法開鑽，最後就讓大家挖水井、用臉盆端水、水桶挑水、用手搖泵才開了鑽。‘老鐵’當時説，國家沒有油是最大的困難，我們咬著牙也要幹。人沒有壓力，幹不好工作，井沒有壓力不能出油。” (插播：電影《創業》主題歌錄音） 要讓那大草原石油如喷泉， 勇敢去實踐，哪怕流血汗， 心中想念毛主席…… 張天民先生對大慶精神和電影《創業》的反思 時隔多年，電影《創業》的編劇張天民先生在對大慶精神予以肯定的同時，也對大慶精神，以及他自己曾經被公認成功的作品《創業》進行了反思。 張天民：“大慶精神主要就是‘自力更生、奮發圖強’，還應該肯定，中國人要沒有這種勁頭的話，中國這樣的大國，又是個窮國，這麼多人口，要克服困難很難很難，要使中國富強起來也很難很難。 “年紀稍微大一點的這代人，幾乎人人受到這種精神的鼓舞，給國家作出了很大貢獻。 “但是，我們現在提到大慶，當時有些做法，有些指導思想，包括我這部電影《創業》所表現的那些很左的思想，比如我們對很多油田開發上的技術問題（的處理）……技術問題純粹是技術問題，不是什麼政治問題，我的這部電影裡把油田的總工程師寫成一個保守分子。 “當然，這部電影在當時之所以引起很大轟動，原因之一就是在當時那種社會背景下，電影裡出現這麼一句話，説‘知識分子是愛國的’，這使很多老一點的知識分子十分感動，有的人就因為這一句話，掉下了眼淚。 “我説的‘左的方面’，很重要一方面就是對待知識分子的看法問題。還有就是對所謂‘階級敵人’的描寫，就在這部片子裡，文藝作品的指導思想也有個‘必須得寫階級鬥爭’，作家就在那兒瞎編。” (插播：電影《創業》主題歌錄音） 勇握那大吊鉗，推著地球轉， 揮手起風雷，頑石要打穿…… 王作福：今日大慶人 工人現在生活工作條件都好了，與過去比是天上地下—— 當年，大慶人喊出的口號是：“石油工人一聲吼，地球也要抖三抖。”有著如此氣度的大慶人現在生活得怎麼樣？我們接著聽大慶“鐵人”王進喜的大徒弟王作福先生的談話。 王作福：“現在條件都好了，住樓房，上下班都有交通車，工人上班8小時，下班回來還能洗上澡，能看上電視。現在的條件和過去相差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一般普通工人一個月可以拿八、九百、一千來塊錢，生活滿好的。” 下一步改革擔心沒活幹，現在已有開不出工資的現象—— 主持人：“請問，大慶下一步改革的方向是什麼呢？” 王作福：“下一步改革還都是猜測，好多政策還沒出台，大家有點想法也不奇怪，就是下一步改革就沒活幹了。現在改革就是發展‘第三產業’，效益不好，工業上質量的問題等等，產品推銷不出去，工人就沒活幹，掙不了錢。現在工人工資發不出來的現象也有了。” 主持人：“您現在身體怎麼樣？” 王作福：“我身體不太好，幹了30多年，幹出一身毛病，膀子有毛病，腿也有毛病，腰也有毛病。” 主持人：“當年跟您一起參加‘大會戰’的老師傅，他們現在身體情況怎麼樣？” 王作福：“大部分都不行，當年‘老鐵’説‘寧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嘛，他們現在身體都不行了。” 主持人：“現在來大慶參觀的人還多不多？” 王作福：“現在沒有60年代那麼多，很少了，都是來做買賣的。” 現在年輕人只知吃喝玩樂，我們經常為這些事在家裡“鬥爭”—— 主持人：“請問您有幾個孩子？他們現在也做石油工人嗎？”王作福：“我有3個兒子，都是石油工人。” 主持人：“年輕一代石油工人是不是還發揚大慶精神呢？ 王作福：“唉！大慶精神啊，我看在年輕人身上體現不出多少來，現在年輕人只知道吃喝玩樂，我們家裡經常要為這些事‘鬥爭’啊。” (插播：當下青年人流行歌曲錄音) 那感覺，這時代， 純潔已被破壞，還有什麽能留下來？…… 張天民：國營企業工人的困難時期 (插播：革命歌曲《工人階級硬骨頭》錄音） 工人階級硬骨頭， 跟著毛澤東，我們走，走，走！ 胸懷祖國，放眼世界， 革命的路上決不停留！…… 70年代初反映大慶油田創業史的電影《創業》的編劇張天民先生，多年來一直關注著中國工業的發展和工人的生活。 張天民先生説：“目前，人所共知的我們的工業體制、工業管理，制度上有很多問題，很多弊病，而且由來已久。特別是國營企業面臨著困難，進入了非常痛苦的再生時期。很多工廠長期虧損，生產效率低，有些產品幾十年一貫制，多少年不改變面貌。落後的生產工具，粗糙的產品，很多東西積壓賣不出去，造成工廠的虧損。現在，大批工人下崗，這當然是痛苦的事情，對於下崗工人來説，下崗保證金很少，他們處在困難時期。” 主持人：“您認為中國工業體制改革的方向現在是不是已經看清楚了呢？” 張天民：“這不好説。好像全黨全民都在努力探討這個問題，但是，到今天為止，還沒有一個非常清晰的道路。” 下崗工人割先生：我情況比較糟，妻子去賣笑，有的下崗工人自殺 循著“工業學大慶”的口號，回顧大慶精神，訪問今日工人。據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今年印發的國慶口號，其中第十九條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請聽幾位居住在中國大陸不同省份的工人朋友談談他們的生活和心情。居住在湖北省的劉先生是一位下崗工人。 劉先生：“我們單位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下崗了。我1982年17歲參加工作，現在34歲，是個普通工人。我有一個姐姐，一個弟弟，一個妹妹。我弟弟、妹妹下崗了也沒有出路。我姐姐是上一個月班，休息一個月，就是拿一個月工資，再拿一個月待命工資，只有170塊左右。 “我的情況比較糟糕，目前連基本生活費也拿不到，沒辦法，我妻子有時只好到舞廳去坐台賣笑，勉強維持生活。 “跟我們一起的也有到外地去做事的。他們一般到深圳去，都不太好，女工出去都沒有什麼好工作，因為現在工作不太好找。 “像我這樣目前生活困難的不少。坦率講，我女兒他們學校開設的一些班，比如輔導班、電腦班，我想讓她去，我女兒也想學，但是我交不起錢，心裡很難受。還有學校的濫收費，隔幾天就收一次……現在，我媽媽在邊上點頭呢。因為我沒什麼收入，我女兒是我母親在幫我養著。 “另外還有下崗、退休工人的補助金、退休金不能發放。比如我們那兒五公司就有一個下崗工人，因為對此想不開，跟公司領導爭吵了幾句，就從辦公樓上跳下來，摔死了。還有一公司一個下崗工人也是想不開，上吊自殺了。” 下崗工人割先生：如果大家都這麼沉默，下一代的日子也會很慘 劉先生説：“他們也知道，不能起來造反，因為共產黨手裡有槍桿子。我岳父現在就是共產黨員。” 主持人：“您父母是共產黨員嗎？” 劉先生説：“對，是的。我姐姐也是黨員啊。目前下崗的基層黨員還是比較好的，中上層太壞了，稍微有點權力了，能撈就儘量撈。我那時年輕，才參加工作，心想好好幹，結婚，養小孩，好好過日子，沒想到情況怎麼就變得這麼糟糕。大概是從1987年以後，對政府不滿的情緒就積累得越來越多了，到現在我完全不能容忍了。 “我的意思是，大家還是應該團結起來，改變現狀，這樣對我的下一代，對我的女兒來説，今後日子會好過一點。如果大家都這麼沉默，任共產黨擺佈，任他們愚弄的話，我想，我們下一代的日子也會很慘。” 下崗工人南昆：所謂“共和國光輝成就”，與我體驗的事實格格不人 居住在雲南省的南昆先生也發表了他的看法。 南昆説：“在國慶節之際，我的心中充滿了感慨。作為一名遵紀守法的公民，我的家庭沒有‘背景’，沒有權勢，所以在很多年以前就下崗失業了。任何經濟生活來源都沒有保障，可以説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和社會造成的。我的精神壓力很大。政府開辦了一些‘再就業’項目，使我看到一線希望，但是，再就業的機會總是那些家庭有背景的、靠拉關係的人優先。所以，現在下崗人員的處境非常悲慘。 “中共領導人應當向千百萬下崗工人毫無條件地提供各種再就業培訓機會，使他們在年輕力壯的年代，為祖國建設再盡一份力。政府不應該對應當承擔的責任和義務總是回避推卸，更不應該玩弄卑鄙的欺騙手段，這樣只會加劇各種社會矛盾和問題。 “現在這裡的各種新聞媒體，特別是中央電視台，大量報導所謂‘共和國的光輝成就’’播放《祖國頌》等等，這和我所體驗的事實是格格不入的。而且政府還不惜血本地用勞動人民的血汗錢來作宣傳，那是幾十年來人民的血和淚。 “現在，下崗工人，特別是男的年齡在35歲到45歲這階段，我認識兩位這樣年齡的下崗工人，他們確實非常艱辛困苦，而且有家庭、妻子和孩子，在這樣情況下，妻子有時候沒辦法，到酒吧裡陪客人喝酒。 “我們家是普通的工人階級家庭，我母親、我祖母很小都是以手工業為主，後來到了紡織廠，而我父親是翻砂、煉鋼工人。” 下崗工人南昆：父親退休後為家庭生計作短工，生病不能工作後自殺 南昆先生説，他的父親是一位退休10年的老工人，前些時候自殺，離開人世。 南昆：“我父親退休後，還為了家庭去其它地方做些短工，他出現腦血栓後遺症後，沒有能力再這樣工作，我父親走了（自殺）這條路，不是在自己家裡自殺的，而是在樓梯下面可以掛索子的位置。” 工人李先生全家現狀 李太太：我48歲下崗，女兒結婚被解除合同，我想不通—— 居住在遼寧省的工人李先生一家3口，去年太太下崗，今年女兒下崗。李太太説，下崗對她打擊特別大。 李太太：“俺廠是怎麼安排下崗的呢？廠子效益還可以，但是，隨著國家政策的變化，凡是女的到45歲，男的到50歲就必須回家，我們不打折扣地相信領導，就下崗回家了。 “下崗這個問題對我打擊特別大，我才48歲呀，我覺得正是幹工作的時候，一切的業務我都熟悉得很，剛上來的人一問三不知。我反正是想不通，我們廠大部分下崗的都想不通。 “把職工都放到家裡，放到社會上去，社會不就亂套了嗎？今天偷，明天搶，罰完之後再放，放完之後再抓，有什麼用？我現在就擔心我女兒的工作前途問題，因為她結婚了，所以單位就解除合同了，現在她已經下崗回家，沒工作了。” 李家女兒：社會現實距我想像差太遠—— 再來聽聽她女兒，這位因為結婚而被解僱的年輕人的想法。她説：“社會現實可能距離我想像的相差太遠，我心理壓力比較大"。 李先生：我們做父母的沒職沒權，沒能力為兒女安排工作—— 李家唯一沒有下崗的李先生現在是什麼心情呢？ 李先生：“我這個人沒上火過。這回女兒下崗回來，就有點上火。作為父母，儘量應該把兒女的事情安排好，但是現在來看我們兩個做父母的沒有職沒有權，也沒有能力為女兒安排工作。可能我女兒就是覺得社會趕上這個情況也就是她下崗了，她要找到合適的工作確實很不容易。” 退休工人張女士：用這麼多錢搞遊行閬兵，還不如給下崗職工發點錢 接下來聽聽居住在北京的退休工人張女士談她的感受。 張女士：“‘十一’遊行閲兵彩排過多少次了，這回搞得很隆重了。搞裝修、建築物安彩燈泡……國內那麼多貧困的人口，用這麼多錢搞M一'次遊彳了，真是的！ “老百姓有老百姓的想法，還不如給下崗職工發點兒錢呢。可是，這事情也兩説著，咱們也理解，人家好好慶祝慶祝。” 這位被譽為“領導階級”的“工人階級”的一員一這位女工在這兒，為什麼用了“人家要好好慶祝慶祝”這種説法呢？ 張女士：“因為現在大家都不信任這個政府了。天安門廣場天天拿著探雷器探雷，怕人破壞，害怕得要命。這個社會夠嗆，真的夠嗆，不定哪天就不行了。他們確實搞得沒法讓人信任了。現在，誰在台上誰就拼命撈，不管老百姓死活。 “住在我們院子裡有個老同志，3個兒女在東北，他説他兒子已經有十四、五個月沒發工資，還讓不讓人活了？你説這人能不造反嗎？” 退休工人張女士：電視台採訪，照著官話説唄，敢説別的嗎！ 張女士：“就是北京，看著特別繁華。但是外地亂極了，而且刑事案件特別多。現在説實在的，我們晚上出門，丢車的、搶車的、殺人的，簡直現在殺人都不當一回事了，説弄死就弄死。老百姓有什麼説的呢？只有捱著看吧，反正社會這樣下去夠嗆。真不知道我們趕上什麼時候了，都民不聊生了，現在防盜門都安裝到五樓、六樓了。 “老百姓有點錢不是讓騙子騙走，就是贬值。辛辛苦苦、省吃儉用攢出點錢，攢到老也讓人給騙沒了。我現在每月拿六百塊錢（退休金），也就將就生活。我們一直是低工資過來的，大病我真的看不起了，一般的病看一次要三、四百塊錢，一個月退休金都不夠看兩回病的。單位根本不給報銷藥費，他不説不給報，而説沒有錢報，等有錢了再説。 “電視上講，現在可好了，緣化啦、美化啦，我覺得這都是官話。心裡怎麼想？ “我親大爺，他們家現在18平米的房子，住了6口人。還有個兒子，3口人在外面租了個10平方米的房子，你説他們怎麼住啊！真是困難極了，沒辦法。誰不愛自己的國家？誰的家誰不喜歡？可是在這兒怎麼活呀？真話不敢説。電視台來採訪，什麼好説什麼，都是那種官話，照著説唄！敢説別的嗎？ “説實在的，如果我先生在家，我跟你這麼説，他都不讓，他會説‘你別找事了’，不讓我説。” (插播：50年代歌曲《工人階級硬骨頭》錄音） 工人階級硬骨頭， 跟著毛澤東，我們走、走、走！ 胸懷祖國，放眼世界， 革命的路上決不停留， 高舉紅旗，勇敢前進， 我們是新時代的火車頭， 我們是新時代的火車頭！…… 以上文字的聲頻文件，存錄在自由亞洲電台普通話網頁“心靈之旅”攔目中，鏈接如下： 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xinlingzhilyu/mind-61-09082009155229.html 第四篇口號與中國：“農業學大寨” (首播：1999年10月2曰） 1964年毛澤東向全中國發出號召：“農業學大寨” 前面談的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家喻戶嘵的口號“工業學大慶”。當時還有另一個盡人皆知、與“工業學大慶”整齊對幛的口號，是毛澤東1964年向全中國發出的號召一“農業學大寨”。 ‘文革’結束，大寨“神話破滅，受中共“集體化”、公社化“奴役、剝削的中國農民開始了自救之路。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18户農民冒著坐牢殺頭的風險，立據發誓“分田到户”、“包產到户”，在全中國第一個解體了毛澤東的“人民公社”制度。 大寨農民企業家趙華曉先生憶當年的歌聲 (農民企業家趙華曉先生的歌聲） 學習大寨，趕大寨， 大寨紅花遍地開。 趙華嘵先生在回憶自己的經歷時，唱起當時很多中國人都會唱的歌唱大寨的歌曲。 (趙華曉唱，錄音） 一道清河水， 一座虎頭山， 大寨就在那個山下邊。 七溝八樑一面坡， 層層梯田平展展…… 郭鳳蓮、趙華曉憶當年：苦幹實幹改造自然，吃冰碴飯、棒子麵，冬天沒蔬莱 大寨位於晉中地區的山西省昔陽縣，這個村子處於石灰質的土石山區，土壤貧瘠，水源缺乏，自然條件很差。五、六十年代只有六、七十戶人家的大寨村農民，在黨支部書記陳永貴帶領下修山改土。 當年大寨“鐵姑娘”，如今的大寨村黨支部書記郭鳳蓮回憶説：“中國人都是很窮的，在那個‘一窮二白’條件下，我們自己動手改造大自然，那是很不容易的呀。回想起來當時吃不飽、穿不暖的，現在也不想多回憶了，因為太苦了。” 生長在大寨的農民趙華嘵，回憶他童年時的大寨和當年的大寨精神。 趙華曉：“我記憶的大寨，是個破破爛爛的大寨。印象最深的是老一輩苦幹實幹改造自然的精神。每天在地裡吃兩頓飯，中間為了修梯田，就在地裡吃冰碴飯。當年的生活不怎麼樣，到冬季我們這兒幾乎沒有新鮮蔬菜，吃的就是棒子麵。” 主持人：“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什麼時候？” 趙華嘵：“1978年吧。” 從“大躍進”和“人民公社”説起 “農業學大寨”是毛澤東1964年向全國發出的號召。大寨這個只有六、七十戶的小村子，是怎樣成為當時中國農村學習榜樣的呢？話還要從“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成立説起。 (插播：歌曲《毛主席來到咱農莊》錄音） 麥苗兒青來，菜花兒黃， 毛主席來到了咱們農莊千家萬户齊歡笑， 好像那春雷響四方…… 1958年8月，毛澤東在全國“大躍進”高潮中先後視察河北、山東、河南等省的一些農村，在與山東當地負責人談話時説：“還是辦人民公社好，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商學兵合在一起，便於領導。”新華社發表了這一談話，於是全國各地相繼出現成立“人民公社”的 熱潮。 1958年10月1日《人民日報》報導；全國農村基本實現人民公社化。當時的口號是：“人民公社是橋樑，共產主義是天堂”。 (續播歌曲《毛主席來到咱農莊》錄音） 主席的話兒像太陽， 説得咱心裡亮堂堂， 主席對咱微微笑， 勞動的熱情高萬丈。 鼓足幹勁大躍進， 齊心建設咱新農莊…… 農民薛先生：“大躍進”時期河南農村經歷 今天，很多50歲以上的中國人還清楚地記得在“大躍進”時期的農村，自己所經歷的事情。 “大躍進”時期在河南家鄉的農民薛先生説：“哎呀！那時候吃大鍋飯，集中幹活，就那幾年搞窮了，把社員搞苦了。 “颳‘共產風’，幾百口子人在一塊地裡幹活。‘嗚嗚嗚’一下子跟風一樣上這地裡幹去了，幹完之後又上那個村去幹活。浪費時間，大家都瞎糊弄，越糊弄越不行。那時候，老百姓生活挺苦，吃不飽，後來又吃‘大鍋飯’，更不行。喝那‘照人湯’（稀得能照見人影）’人都痩得夠嗆，一點勁都沒有。牲口餓死了不少。 “本來玉米苗長了有兩扎高了，颳‘共產風’叫薅掉，栽地瓜。那時候老百姓算個啥？老百姓怎麼説—— “‘擁護地裡滿天星，反對地裡一窩蜂，水利化帶來鹽鹼化，生產瞎指揮。’那時確實是這情況。 “牲口集中飼養，幾個村的牲口都搁一個地方飼養，能喂好嗎？地裡連草都不長了，有啥草喂牛餵牲口？老百姓人心都散了。” 毛澤東不相信“大躍進”失敗，重視集體經濟的“成就典型” 緊接著“大躍進”之後的是三年大饑饉。在美國一所大學任敎的中國當代史研究專家丁抒博士説：“中國在‘三年大饑荒中’至少餓死了3000萬人”。 據《口號與中國》一書記載，“三年大饑荒”使不少人對人民公社失去信心，對此毛澤東是不能接受的，他不相信“大躍進”、“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失敗，因此，對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的成就和典型極為重視，1964年大寨的事蹟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毛澤東認為，大寨經驗證明，人民公社制度優越無比。 曾經參與起草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的，原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副主任，現在台灣淡江大學任敎的美國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研究員阮銘先生，對毛澤東在1964年提出“農業學大寨”口號的背景，做了一些分析。 阮銘先生説：“毛澤東提倡學大寨，還是從他的一個基本思想，農業、工業上要求作為‘一大二公’，大寨就是這麼一個典型。‘三年困難’以後，一般農村裡的生產規模都縮小了，以生產隊為基礎。大寨當時屬於比較突出的典型，它是以生產大隊核算的。” 阮銘先生：國家投人很多資金，把大寨弄得很假，學大寨造成全國性災難 阮銘先生認為：“陳永貴開始的時侯還是比較努力的，他們在災後重建的時候修梯田，確實修得很好。開始是艱苦奮鬥的事蹟，當時大寨農民確實表現非常好。 “但是，後來人為地把大寨作為全國的典型，實際上投入了很多國家的資金，把它弄得很假。全國川流不斷地去參觀，大家都要學大寨，而且大家都要種糧食，都要修梯田。 “後來一直推廣到海南島也要學大寨，原來人家種果樹，都要變成種糧食，那裡根本不適合種糧食。 “山區都要搞梯田，把緣化的樹木都砍伐掉。後來實際上造成了全國性的災難，對全國的生產力的破壞是很厲害的，對自然環境的破壞也很厲害。” 毛澤東逝世，中國農民和各階層命運發生重大轉折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大寨人的命運隨著“農業學大寨”口號倡導者的逝世而發生了重大轉變。中國大陸農民和其他各階層人民的命運也隨著最高統治者毛澤東的逝世而發生了重大的轉折。 (插播：歌曲《祝酒歌》錄音） 美酒飄香歌聲飛， 朋友啊請你幹一杯， 請你幹一杯。 勝利的十月永難忘， 杯中撒滿幸福淚...... 阮銘先生：中國的問題，毛澤東有責任；如果制度不改，別人也會犯錯誤 阮銘先生認為：“中國的問題，毛澤東有責任，但是更根本的，決定性的問題是制度，如果制度不改，像毛澤東這樣的人犯錯誤，別人也會犯錯誤。 “鄧小平當年出來的時候還沒有權力，他開始掌握權力是到十一屆三中全會。這個過程中間也是因為民眾的要求，民眾的願望就是要改變毛澤東的‘文革’路線，包括像農村裡的‘包產到戶’’到後來的所謂‘特區’……一開始不叫特區，只是一些來料加工。 “據我的瞭解和接觸，都是從下面開始的。有一個説法稱鄧小平是‘改革的總設計師’，鄧小平自己也講過，並不是他設計的。 “像‘包產到戶’，一開始就是安徽的農村搞起來的，是安徽一個生產隊，開始決定要搞‘包產到戶’。‘包產到戶’過去毛澤東講過是修正主義的。所以，這些村民就立下字據。” 嚴後昌先生：要飯、餓死人的安徽鳳陽我們小崗村 關於1977年底在中國率先實行“包產到戶”的安徽鳳陽小崗村貧苦農民的這個悲壯的、永載史冊的故事，讓我們聽當事人自己來講吧。 率先實行“包產到戶”的帶頭人，村長嚴俊昌是一位在村裡很有威望的農民。 嚴俊昌先生説：“我是隊長，我們村那時吃糧靠國家，要飯的常年不斷，有些人確實餓得不行。我們的政策缺乏一點真理。集體生產搞不好；靠國家，這個收入達到多少也是空喊。結果造成我們人民説大話。 “從1958年、1959年、I960年小崗村就餓死了67人，死絕的有6戶。我們仍然還在受饑餓，我們18戶有8家無糧，就靠去討飯度日，有的不會討飯，就餓死在家裡。” (插播：民間歌曲《鳳陽花鼓》錄音） 説鳳陽，道鳳陽， 鳳陽本是好地方， 自從出了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户人家賣螺馬， 小户人家賣兒郎。 吾家沒有兒郎賣， 身揹花鼓走四方…… 嚴後昌先生：我就是犧牲也要救活大家的命，按手印、發誓，分開種地 嚴俊昌先生回憶自己所在的小崗村70年代的狀況：“老年人不能出去要飯，餓得在家裡腰都直不起來，小便都夾不住。我實在看得不忍心。 “我認為，當幹部應該吃苦在前、享受在後，不能兩頭討巧。我做生產隊長往往覺都睡不著，老年人餓得這樣，小孩餓成這樣，叫他吃什麼呢？吃樹葉子，吃芋頭，臉都吃得腫胖胖的…… “這是我深深的感受，自己就是犧牲也要救活大家的命。” 冒著風險帶領大家率先實行“包產到戶”的嚴俊昌説：“最後我考慮，怎麼救活我們小崗村人的生命？要想救出來，大家只有分田到戶，但是，在當時的環境下，政策不允一‘社會主義的車輪是往前滾的’，而不會隨便能拉倒車，那是犯法的。 “可我想，管它往前滾往後滾，只要能滾飽肚子，只要能救活小崗人的生命，我們就分田到戶，肯定是‘現行反革命’，我們隨時隨地會去坐牢殺頭。 “當時在這種環境下，我召集了18戶，按了18個手印。大家決定，我們靠國家是靠不住的，已經餓死了這麼多，幹部要倒楣怎麼辦？幹部真正坐牢，我們就去送牢飯，也可能殺頭或槍斃。 “大家認為，如果真正走到這一步，我們也不孬種，你為了救活了我們的命，我們保證養活你幹部的小孩到18歲。18戶訂的這個協議，我很受感動。我認為，我死也是值得的。 “就這樣大家都按了手印，也是保密的，大家當時發誓‘如果哪個講出去，不是個娘養的’。這樣，我們在1977年底就分開地了，1978年正月、二月大家按的手印。” 嚴後昌先生：小崗村“包產到戶”得到省委書記萬里的支持 嚴俊昌先生説，幾經周折歷險之後，小崗村的“包產到戶”得到當時的省委書記萬里的支持。 嚴俊昌：“我説‘萬書記啊，你也不給我紅頭文件，你走了地方上要治我怎麼辦？我要被逮去，我還上哪裡能找到你萬里呢？’當時萬里説‘不錯。我沒有文件給你。但是，人家要找你麻煩，你就這樣講，我這個辦法能解決吃飽肚子，可能對國家還有貢獻。如果你的辦法比我的辦法強，我就學你的，如果你還想不出好辦法，你來學我的’。 “那年打場完了之後，當年我們就收糧18萬斤，賣餘糧6萬斤，油料賣了3萬斤。從目前來講，小崗人吃的是餘糧，燒的是陳柴，家家住的都是瓦房。過去是人拉犁，現在我們小崗生產是半機械化。” (插播：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錄音） 我們的家鄉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煙在新建的住房上飄盪， 小河在美麗的村莊旁流滿， 一片冬麥，一片高粱…… “包產到戶”普遍推行，極大改變了中國農村的面貌 “包產到戶”，也就是“聯產承包制”在中國大陸的普遍推行，極大地改變了中國農村的面貌。最終，把在長達20多年裡被無數次歌頌的毛澤東的“人民公社”送進了墳墓。 (插播：歌曲《社員都是向陽花》錄音） 公社是棵常青藤， 社員都是藤上的瓜， 瓜兒連著藤， 藤兒牽著瓜…… 趙華曉先生：“承包到戶”是資本主義，還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在“人民公社”解體多年之後的大寨，一家村辦企業負責人，從小生長在大寨的趙華嘵先生談到最初實行“承包制”的心情和今天的生活感受。 趙華曉先生説：“那是1981年吧，作為我們農民來講，主要是對什麼是社會主義、什麼是資本主義概念不清。覺得‘承包到戶’好像就是資本主義，沒有理解這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因為，當時都是集體化，一下子分到個人，那不是跟舊社會一樣了嗎？ “但是，現在看來這‘承包到戶’還是對的。我的家庭現在農業這塊兒，還有土地種。我們都在村辦企業，所以增加了經濟收入。我的生活水平現在每天都可以吃到新鮮蔬菜，這是以前沒有的。” 大寨“鐵姑娘”郭鳳蓮：當年的老英雄們，今天大寨人的生活 現在我們請當年大寨的“鐵姑娘”，今日大寨村黨支部書記郭鳳蓮，談談今日的大寨。她先提到幾位現在還健在的，當年很多中國人都熟悉的大寨老英雄：“現在健在的還有三個人：宋立英，老婦女主任；副書記梁卞良，那時候稱他為‘鐵肩膀’；還有一位是管民兵工作的。他們都是70多歲了，身體還挺好。陳永貴不在了，隊長賈承讓也不在了，賈進才也不在了”。 談到“承包到戶”以來，大寨的發展，郭鳳蓮説：“80年代大寨也有所發展:-但是，沒有90年代的步子大。現在大寨的生活也滿好的，人均年純收入3000元。這個企業還挺好的，我們在1983年就已經分田了。” 主持人:“大寨人感到‘承包到戶’對大寨的農業發展是有利呢，還是不利呢？.” 郭鳳蓮:“現在已經習慣了，一樣”。 主持人:“從改革開放以來，這個農業政策的變化，您自己的感受如何？” 郭鳳蓮:“我感到還可以吧。” 主持人:“對社會上的一些不良風氣，你們有沒有什麼感受？” 郭鳳蓮:“不良風氣慢慢糾正吧，都沒辦法，我們也沒辦法。那個咱們就不要多講了吧，我講不清楚。” 中國大陸農民分化成幾個階層 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的《改革中的農村與農民》一書序言中談到，中國大陸農民已分化成農業勞動者、農民工、僱工、農村智力勞動者、個體勞動者和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主、鄉鎮企業管理者、農村管理者和外聘工人等幾個階層。 江蘇永鋼集團董事長吳楝材先生就是一位農民出身的企業家。吳棟材先生説：“我們江蘇永鋼集團的前身是一個村辦企業，原來我們這個村在1978年之前是一個貧困村，而且是一個小村。到1978年改革開放的時候人均分配在68塊錢一年。 “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我們開始搞副業，後來搞工業，1984年辦了一個軋鋼廠，目前我們這個軋鋼廠是中國境內螺紋鋼生產的尖子，除了首鋼以外，第二就是我們。今年的銷售大概在25億元左右，利税超過一個億。鄉鎮企業辦起來以後，農民得益是最大的。” (插播：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錄音） 我們的理想， 在希望的田野上， 禾苗在春風輕苗壯成長...... 嚴後昌先生又發出新倡議：突破一家一戶耕作模式 就在很多人為中國農村的發展大唱讚歌的時候，當年冒險率先實行“包產到戶”的安徽鳳陽縣小崗村村長、現在的鳳陽縣農委副主任、小溪河鎮主任嚴俊昌談到目前農業存在的問題和他的憂慮。 嚴俊昌先生認為：“我們就是靠土地，國家糧價如果高一點，農民收入就高，如果糧價低，收入就低，靠國家怎麼樣來調控吧。糧價，稻子六毛錢一斤還能將就，小麥要六、七毛錢一斤還能將就，如果再要下降，種糧食恐怕只能保本。” 嚴俊昌還特別提到農民“賣糧難”問題。他説：“小崗是知名度高，小崗生產的糧食賣掉了，但是其他糧食要賣掉很困難。雖然上面給了保護價，但保不住呀！糧站沒有那麼多錢，口頭上收糧食，實際上不收糧食，農民把糧食拉來拉去，受了不少罪，終究還是賣不掉。如果國家不拿出果斷措施，農民的積極性可能要下降。” 在提出了以上預警性的建議之後，嚴俊昌這位當年冒著生命危險率先實行“包產到戶”的勇敢的中國農民，現在又發出了在土地上進行新改革的倡議，而他所倡導的，恰恰是突破他20多年前冒著生命危險追求的一家一戶的耕作模式。 嚴俊昌説：“我認為，中國一定要像外國學習，外國有人種幾千畝地，還有旅遊時間。要想在農村真正走向小康富裕道路，在土地上面可能還要來第二次的改革。一家一戶幹，必然有勞動力的浪費。土地要整平，小田要變成大田，全面機械化，把勞動力省出來，搞好企業。如果還抱著一家一戶種下去，我認為沒有什麼大的希望。” 國營農場大農業向農村看齊，一刀切“包產到戶”之後 20多年前具有前瞻性眼光的嚴俊昌，今天所説的一席話到底有多重的分量呢？ 現在讓我們看看中國六、七十年代機械化程度比較高的黑龍江省國營農場，在向農村看齊，一刀切實行“包產到戶”20多年之後的境況。 老職工于女士：現在種地負擔重，種地不掙錢，誰還敢種？—— 農場老職工于女士：“一畝地的投資，種子、化肥和機械作業費就要300塊錢，現在種一畝地要賠二、三十塊錢，地錢漲價了，糧食掉價了。 “從春節到現在，我們才開了3個月的支，地價漲得太高。現在哪個當官的不是月薪五、六百塊錢，不增加費用啊？開支大了，什麼都出在地價裡。原來連場長……誰坐小車？現在連副職幹部都坐小車。現在種地的負擔挺重，這個攤子不好收，就這樣種地不掙錢，誰還敢種啊？” 年輕職工譚女士：賣糧難—— 我們再聽聽農場年輕職工譚女士談他們那裡的賣糧難。她説：“農民手中的糧食現在都在大囤子、小囤子穴著，到冬天，到明年，如果糧價還起不來，明年還得種地，就得低價賣出去。” 農場幹部馬先生:轉業到農場40多年，賣了糧食付不清三角債—— 下一位接受採訪的是1958年進軍“北大荒”的10萬轉業官兵中的一員，馬先生。他是農場的中層幹部。 馬先生説：“1958年的時候，是毛主席統一號召，經過領導批准，黨團員帶頭來到‘北大荒’。在國營農場呆了40多年到現在，孩子現在都大了，有的娶個媳婦都困難。 “戰友啊、朋友啊過年過節聚到一塊兒就説這些事。現在看來，農業種糧不太行，工業也不很行。一部分職工家庭生活也很不好，在農場是普遍的，一般都欠到一萬來塊錢。” 訪當年“知青”夫婦：當年我們付出的努力好像都付之東流了 就在“北大荒”這片廣袤的土地上，20世紀六、七十年代共有約220萬來自北京、天津、上海、哈爾濱、杭州等各地的“知識青年”’和在全國農村的數以千萬計的“知識青年”一樣，在“上山下鄉”中付出了他們一生中最美好的年華。“北大荒”的一部分國營農場曾經一度被編制為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 (插播：歌曲《兵團戰士之歌》錄音） 兵圑戰士胸有朝陽， 胸有朝陽。 屯整戍邊，披莉斬棘， 戰鬥在邊疆。 毛澤東思想哺育我們茁壯成長， 祖國大地山山水水，充滿了陽光...... 前不久，返回城市多年的“老知青”們組成“回訪團”，攜兒帶女，舊地重遊。他們又有哪些感想呢？請聽在北京從事企業管理的一對夫婦徐女士和劉先生的談話。 徐女士：“‘北大荒’變化不大，而且比以前我感覺是破落了。我們剛一去就覺得挺淒涼，老職工見了我們就哭，他們説，你們在這兒受了這麼多苦，現在我們的孩子都沒有你們當年那麼能吃苦。 “我在‘北大荒’呆了10年呢！那兒的情況這幾年不是很好，老百姓連有線電視都沒有，安不起。我們這些‘知識青年’回來以後，給他們湊了10萬塊錢，給他們裝了有線電視。看著人很親，地也很親切，但是我們心裡很不好受。 “後來，我們直跟隊長説‘我們回去贊助你們一套電視設備，你一定要讓老百姓能看得上’。我們就怕他們這些幹部給占了。 “這次我們帶兒子去了‘北大荒’。兒子剛一去不理解，我們想讓他受受敎育。他一看，呀，挺荒蕪的。他説：‘這就是你們魂牽夢繞的地方啊？這有什麼呀？’ “後來，我們在那兒呆了一周，他有感觸了，他説：‘你們把青春都獻給這兒了，現在你們再獻什麼都不過分了。’ “我們現在都是50歲的人了，等於我們這一輩子都為這個社會主義拼命。現在（在北京）’我們3口人，1間小平房，兒子19歲，上大學，我們睡吊床。” 劉先生：“唉！這次回‘北大荒’看看，確實不像想像中的那麼好。主要是人心的那種渙散，挺不得了。我還有這麼一種感覺，當初那麼玩命建設‘北大荒’’結果，現在‘北大荒’成這樣了，當年我們付出的那些努力好像都付之東流了似的。” 以上文字的聲頻文件，存錄在自由亞洲電台普通話網頁“心靈之旅”攔目中，鏈接如下： 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xinlingzhilyu/mind-62-09082009161933.html 第五篇：五星紅旗下非正常死亡者名單 (首播：1999年10月30曰） 與紅旗、歌聲和口號一起刻進歷史長卷的至少3200萬非正常死亡者名單 (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現場音響，“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宣告） 毛澤東：“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現場錄音，腰鼓聲，歌曲《解放區的天》） 解放區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 中共的政治屠殺一處決“犯人”現場。 民主政府愛人民啊， 共庄黨的恩情説不完…… 當人們打開記憶之門，回顧走過的道路，當年歡慶勝利的腰鼓聲仿佛還響在耳邊，記憶中那紅旗飄舞，口號震天，歌聲如潮的一波波、一幕幕，像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年輪，刻進了當代歷史的長卷，留在人們記憶的深處。 隨著那紅旗、口號和歌聲一起刻進歷史長卷的，還有一份中國大陸非正常死亡者名單。 據來自多方面的專家研究報吿，這是一份記載著至少3200萬無辜者姓名的長長的死亡名單。其中尤其以死於“大躍進”的“大饑荒”和死於“文化大革命”的人為最多。 阮銘先生：“三年大饑荒”和“文革”是毛澤東生前對老百姓損害最大的時期 曾經參與起草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的原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副主任、現在台灣淡江大學任敎的美國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研究員阮銘先生認為，“三年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生前對老百姓損害最大的時期。 阮銘先生表示：“這在歷史上是不可以原諒的。‘大饑荒’主要是餓死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人禍中最根本的就是毛澤東的‘大躍進’，到現在，餓死人的統計數字中共也沒有公布，目前估計有兩、三千萬人，當然也有估計到四千多萬的。 “文化大革命不但犧牲了許多共產黨的幹部，實際上犧牲更多的是老百姓，特別是1968年的武鬥，犧牲了多少老百姓！” 官方的説法 中共中央黨史出版社出版的《口號與中國》一書中説：“‘大躍進’時期，非正常死亡人數和減少出生人口共有4000萬。 丁抒博士：“大躍進”的“大饑荒”究竟餓死多少人，難以準確計算 現在美國一所大學任敎授的中國當代史研究專家、著有《陽謀》和《人禍》兩部書的丁抒博士公布了有關“大躍進”、“大饑荒”期間中國大陸餓死人數的研究報吿。 丁抒先生説：“‘大躍進’期間中國究竟餓死了多少人，真實的死亡人數很難準確計算，因為當時在死亡數字上弄虛作假是普遍現象。那時候，河北省張家口地委第一書記胡開明，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詢問本地區餓死人的情況。下屬向他請示‘餓死人的數字是不是可以少報一點？’原因是有的地方死了人不報吿，結果不但受到了上面的表揚，而且死人的那份口糧還可以繼續領，這叫‘吃空額’。而張家口報一個死亡，減一份口糧，報一次死亡，受一次批評。因而各省上報國家統計局的死亡數字，已經是縮了水的。 “當時擔任國家統計局局長的賈啟允説：‘全國各級統計部門都在各級黨政機關領導下工作，統計數字直接受到各級黨政領導人主觀隨意性影響，計劃部門可以修改統計數字，統計數字很難搞得準確。’” 丁抒博士：幾個餓死人較多的省份、地區 丁抒敎授談到當時幾個餓死人較多的省份。 安徽省—— 丁抒先生：“安徽作家張萬舒曾經這樣記述‘I960年，雖然風調雨順，由於生產力受到嚴重摧殘，田園荒蕪，大批人口外逃死亡。據定遠、鳳陽、嘉山3個縣1961年的統計，共減少了40多萬人。’“1990年中國農業部政策法規司司長郭書田説：‘根據我們80年代初考察過的安徽鳳陽等縣的情況，當時餓死的人大約占全縣總人數四分之一左右，即有近10萬人餓死在那場人為的饑饉中。其中有一個人民公社，每3個人中就死了兩個。’ “1958年9月，毛澤東視察安徽的時候，曾經對無為縣最早實行‘供給制’大加誇獎，可是就在一年以後，無為縣竟成了人間地獄，該縣餓死約20萬人。 “《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的老家全椒縣，I960年人口非正常死亡4萬餘人，每6個人中就死了1個。北京大學現在一位敎授當時在全椒中學讀書，1995年他對友人回憶道‘我I960年上初中時，是在縣城上學，每月有30斤口糧，而我的養父母在我上初中時都餓死了。我家所在的村是個大村子，村裡至少餓死了三分之一。我的同齡夥伴，沒在縣城上學的，差不多都不在了。’ “這裡要説明一下，當時，凡是在縣城裡上中學的，都有定量的口糧，所以餓不死，而沒有上學在村裡的，差不多都餓死了。這位敎授還説‘我上中學的時候，路邊全是死人，有的還有氣，沒人管，有的村人都死光了。’” 甘肅省—— “1968年時的中共甘肅省委第一書記李子奇説‘三年困難時期，甘肅有很多人死於饑餓，主要集中在隴中地區。’ “作家麥天樞在作了大量調查以後，得出結論説‘隴中大饑饉餓死近百萬居民。’實際上，甘肅非正常死亡的下限是130萬，接近200萬。” 河南省、山東省—— “當時，河南有幾個事件，其中最嚴重的是‘信陽事件’。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出在信陽，餓死人信陽也是第一。信陽地區的非正常死亡數，如今官方公布的是50萬，但這與各縣分別披露的數字不符合。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一河南遂平縣查岈山人民公社餓死了4000人。6個縣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接近50萬人。而在信陽地區，這樣的縣、市還有9個。 “I960年11月12日，副總理李先念和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率領工作組到信陽。調查5個月以後，陶鑄在一次講話中説‘我看死亡數字就不要再統計下去了，已經100多萬了。’ “山東的情形與河南差不多，餓死人在250萬到300萬之間。” 貴州省—— “遵義是所謂‘革命聖地’’因1935年1月中共在遵義開會，毛澤東得到了領導權而聞名。但是，毛澤東革命成功10年以後，遵義地區卻成了人間地獄。農民成批成批地餓死，有的地方全家全家地死絕，成堆成堆地埋人。遵義縣僅僅在I960年內就死了7萬1800多人。 “I960年春，貴州省檢察院將遵義分院報吿的餓死人、人吃人的情況寫進簡報，向最高人民檢察院反映。省委一聽説，立即下令收回，可是晚了一步。結果，北京還是知道了遵義事件。4月間，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帥孟奇曾經打電話，要貴州省委監委匯報遵義死人的情況。7月3日，省委書記李景膺向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匯報遵義事件説，遵義地委存在著嚴重的官僚主義。可是，當李景膺親自去遵義處理遵義事件時，只是將幾個縣委書記撤職了事，而將遵義黨委書記李蘇波上調到省裡，當了省計委副主任。” 四川省—— 丁抒先生説：“‘天府之國’四川死人最多。四川是‘大躍進’人禍危害最烈、災難最嚴重的省份之一。 “1958年3月21日，毛澤東在成都主持會議、發動‘大躍進’的時候，曾經興致勃勃地驅車到蓮花村和都江堰參觀，感歎道‘灌縣是個好地方嘛，山清水秀呦’。拜都江堰所賜，灌縣兩千年來一直旱澇保收，就在這個從來不曾被饑饉光顧的好地方，有4萬人餓死，成了‘大躍進’的犧牲品。 “1958年3月16日，毛澤東曾經視察過郫縣紅光合作社。‘紅光社，開紅花，毛主席到了我們的家……’這是當時郫縣乃至全四川的學童都得會背誦的歌謠。可是兩年以後，就是這個紅光社，人口竟減少了1245人！占該社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一。多少唱過《毛主席到了我們家》的學童，成了毛澤東人禍的犧牲品，活活被餓死！ “1959年曾經宣布糧食要平均畝產萬斤的富順縣，餓死10萬餘人，每7個人中就死了1個。長江三峽以‘巫山神女’聞名的巫山縣，每6個半人中就餓死1個人。大邑縣死亡率更高，每5個人中就死了1個。四川榮縣60萬人口，有四分之一餓死在那場空前的大饑荒中…… “全國的人口，四川第一，非正常死亡人口遠遠超過任何一個省份。整個‘大躍進’期間，四川餓死的人數高達810萬，每9個人中就死1個。” 廣西壯族自治區—— “‘魚米之鄉’一樣餓死人。1958年曾經放出水稻畝產13萬斤的全國頭號‘高產衛星’的環江縣，I960年餓死了3萬人，不少人家絕戶，不少村莊絕村。最後居然出現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的事件，甚至在街上有人公開買賣人肉！” 江蘇省—— “從南京往南不到100公里，在石臼湖與固城湖之間，有一個很富庶的高淳縣。從1959年上半年起，高淳就已發生了嚴重的餓死人事件，省公安廳廳長洪沛霖親自赴高淳進行調查，回到南京以後，他談起高淳的情況説‘農民一家家死亡，有的村莊人都死得差不多了，還剩幾個人，何等慘啊。’ “中共領導人江澤民老家在長江北邊的江都縣，就在這個富庶的水鄉，3年間餓死了3萬8400人。江蘇北面的高郵縣，餓死了3萬7000多人，其中1萬7000多是兒童。全國到處餓死人，哪個省都不例外。” 黑龍江省—— “地廣人稀的糧倉黑龍江省，當時的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原水利部副部長李鋭，在虎林縣興華村勞動。據他回憶，I960年秋收前後，村中就開始死人。他説‘有一個同我一起駕牛車拉草回來的老漢，第二天沒有起來，躺在炕上走了。一個同我很談得來的老頭，去世前只説‘我想喝一碗稠稀飯’。1961年年初，我離開興華村時，村中已經餓死了二、三十人。’” 北京通縣—— “‘偉大領袖’所在的北京也不例外，郊區農民是被犧牲的一群。從天安門前的長安街向東，出了城就是通縣，縣委第一書記劉柘事後這樣承認説‘當時，通縣的大鎮永樂店有‘三多’，墳頭多，墳上白紙錢多，穿白鞋的多。’” 引用歷年學者公布的數字 丁抒敎授還引用了歷年來學者們公布的幾個數字：“首次提及‘大饑荒’的‘非正常死亡數字’的是叢進的《曲折發展的歲月》一書，書上説，當時‘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的人口數在4000萬人左右’。 “1993年，上海大學社會學系辦的學術刊物《社會》刊登了一篇金輝的《三年自然災害備忘錄》，公布了他以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字為依據分析的結果一‘僅僅中國農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就可能達4040萬人’。 “1996年英國記者貝克出版的《餓鬼》這本書裡説，中國當時‘至少有3000萬人饑餓致死’。” 丁抒博士説：“1991年，我曾經估算過中國大饑荒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是2470萬。最近，我又根據中國政府新公布的人口統計數字，重新作了計算，得出的結論是，中國在‘三年大饑荒’中至少餓死了3000萬人。” 王友琴博士：文革“紅八月”北京市被活活打死的至少1772人 除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所謂“三年困難時期”以外，文化大革命是中國非正常死亡人數集中的又一個高峰。 根據現在美國芝加哥大學任敎的文革史研究專家王友琴博士的研究，1966年在以“紅衛兵”製造的“紅色恐怖”為特徵的“紅八月”，僅北京市被活活打死的至少有1772人。 王友琴博士説：“根據當時內部的報吿，1966年8月20日到9月底，在北京被打死的人是1772人。有人認為，實際數字可能比這個要大。打死人最高峰時期是在毛澤東第一次和第二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紅衛兵之間，也就是在8月18日到8月31日之間。” 王友琴博士：記住無辜被害者的名字，為了尊重和保護每個人的生命 王友琴説：“打死人這樣的行為不僅在北京發生，也在外省發生，正是因為這些死者是普通人，是無辜者，所以記住他們的名字，表示我們對每個人生命價值的尊重，也是為了讓我們每個活著的生命能夠得到平等的保護。 “巴金先生有一個很好的建議，就是要建立一個‘文革博物館’。可是，現在還沒有看到這樣一個博物館有實際動工的可能。至少我們現在可以白紙黑字地把這些受難者的名字和故事寫下來。” 丁抒博士：文革“紅色恐怖”，死亡人數最集中的第一個時期 關於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數，丁抒博士認為，至少200萬。1966年的“紅色恐怖”，是死亡人數最集中的第一個時期。 丁抒先生説：“文革中死人，有幾個高潮。1966年的‘紅色恐怖’’從6月份到8月份，伴隨著抄家的是拷打，進而殺戮以‘黑五類’分子為主的‘牛鬼蛇神’。在中國大地上，從來不曾有那麼多人在那麼短的時期內，死於最古老的刑具——棍棒和皮帶。全國在這場‘紅色恐怖’中被殺的，應該不下10萬人。” 丁抒博士：中國史、世界史上空前的自殺髙峰 “更多的人自殺了。在中國，甚至世界歷史上，還從不曾有過如此多的人在那麼大的範圍內，用那麼多的法子結束自己的生命。 “8月24日，作家老舍在（北京）太平湖投水自殺。接著，許多人選擇在太平湖了結自己。短短的一個星期之內，太平湖竟成為‘殉難者的聖地’，有成十上百的人在這裡投湖。估計文革初期全國自殺的人數在10萬到20萬之間。” 丁抒博士：文革“武鬥”，文革非正常死亡第二波髙峰 “武鬥”，有的得到軍隊支持，有的引起當地軍隊鎮壓—— 丁抒敎授説：“1967至1968年的‘武鬥’，是‘文革’期間非正常死亡的第二波高峰。有的地方群眾組織之間的武鬥引起當地軍隊的鎮壓，造成大批傷亡。武鬥需要武器，許多情況是在軍隊支持下明搶暗送，半送半奪，或者乾脆就開放兵器庫任意拿。” 毛澤東、周恩來知道軍隊發搶支持武鬥—— “這一切，毛澤東是知道的。所以，1972年6月28日，毛澤東會見斯里蘭卡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的時候對客人解釋説‘武鬥，兩邊都發槍，一共發了100萬支槍吧。這一派軍隊支持這一派，那一派軍隊支持那一派，打’。周恩來在旁邊解釋‘名義是搶槍，實際上是發槍。’” 文革“武鬥”虐殺俘虜—— “虐待俘虜是‘文革’中武鬥的一大特色，武鬥中死亡者相當大一部分是被虐殺的戰俘。比如，河北雄縣三十八軍支持的那一派，動用大炮攻打對立面。攻克對方據點後，將婦孺用鐵絲串起來，男的穿肩胛骨，女的從肛門穿進，從陰戶穿出。遊街之後，全部槍殺。 “陝西安康縣武鬥中，亂打亂殺俘虜286人，包括用長矛殺戮，用刀砍，用石頭砸，用槍打，以及絞死；還有讓被殺者揹炸藥包、手榴彈自己炸死。安康縣甚至在一次審訊中活埋了13個人。” “武鬥”使人變野蠻，視人命如草芥—— “武鬥使人變野蠻，視人命如草芥。四川內江市竟然有人因為與人交換毛主席像章而發生爭執，拉響了一顆手榴彈，炸死2人，炸傷49人。 “兩年多的武鬥期間，全國非正常死亡的人數應該在30萬以上。” 丁抒博士：清理階級隊伍——“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時期 全國2000餘縣’平均每縣100人死於“清理階級隊伍”—— 丁抒博士認為：“1968年至1969年的‘清理階級隊伍’是毛澤東和周恩來聯手‘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高潮，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時期。全國2000餘縣，一個縣平均有100多人死於‘清理階級隊伍’。在‘清理階級隊伍’中有幾個大案子，每個案子都死了相當多的人。” 内蒙抓“内人黨”—— “1968年2月4日，康生指示在內蒙古抓‘內人黨’（內蒙古人民黨），在整個內蒙古地區和內蒙古軍區有34萬6000餘人被審查，揪鬥和關押，其中四分之三是蒙古族人。因為刑訊逼供而終身殘廢的多達8萬7180多人，被整死的有1萬6222人。” 江西省萬年縣“群眾專政指揮部”酷刑—— “按照毛澤東‘專政是群眾專政’的指示，各地都層層建立了所謂‘群眾專政指揮部’。以江西萬年縣為例，‘群眾專政指揮部’所採用的刑罰種類有：捆綁、吊打、壓杠子、站凳頭、跪瓦片、坐老虎凳、坐噴氣式、銅鐵烙、灌吃大糞、開水澆頭、大熱天反穿羊皮襖、太陽曝曬等數十種。 “大黃公社一位女醫生被誣衊為現行反革命，被揪出來，用電擊奶頭、用開水澆陰道，當場昏死。 “據縣公安局統計，全縣被打死和迫害致死的有214人。 “在‘清理階級隊伍’中被整死的人數多於武鬥和文革初期的‘紅色恐怖’。粗略估計，死於‘清理階級隊伍’中的人數應當在50萬以上。” 丁抒博士：“一打三反”——“文革”期間另一個死人髙潮 錯判死刑最突出—— 丁抒博士又談到“文革”“一打三反”運動中的非正常死亡者。按照中國官方的説法，“一打”是“打擊‘現行反革命’的破壞活動”；“三反”是“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鋪張浪費”。 丁抒先生認為：“1970年的‘一打三反’運動是另一個‘文革’期間死人的高潮，是當局所謂‘依法’槍決‘反革命分子’的高潮，也是‘文革’10年間官方殺人的集中期。所以，‘文革’結束後，最高人民法院向中共中央報吿説，1970年代‘一打三反’運動中錯判死刑最為突出。寧夏錯殺的70人中，1970年判處的就有68人。天津市錯殺的28人中，1970年判處的就有22人。” 搶決“反革命分子”之前使其發不出聲音—— “槍決‘反革命分子’之前，使‘反革命分子’發不出聲音的作法在全國大行其道。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鴻恩因為塗寫《毛主席語錄》’在‘一打三反’中被槍斃，在押往刑場前，他的喉管被割斷。 “海南島白沙縣槍決女醫士官明華之前，用一節竹筒塞進她的嘴裡，穿上鐵絲，扎在腦後，使她發不出聲音來。當局在槍斃遼寧省女幹部張志新前，也割斷了她的喉管。” 獄中晨4點拉鈐，放“樣板戲”，用手點人拉去殺—— “據被誣為‘裡通外國’的畫家韓美林回憶他當時在安徽淮南市，監獄中一殺人，就清晨4點鐘拉鈴，然後幾個高音喇叭同時播放樣板戲，兇神惡煞般的劊子手就進來拉人，他們用手一個個點：‘你！’，‘你！’，‘你！’，而後是驚天動地人的哭叫，隨著是一陣懾人魂魄的槍聲。” “文革”期間三場運動非正常死亡數在10萬至20萬之間—— “‘清理階級隊伍’、‘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這三場運動，一個連著一個，幾十萬無辜的幹部、群眾被打成‘叛徒’、‘特務’、‘現行反革命’和‘五一六分子’，成千上萬人致傷、致殘、致死。這場運動的‘非正常死亡數’也應當在10萬至20萬之間。” “文革”非正常死亡人數至少200萬，或許高達300萬—— “以上談的僅僅是‘文革’中幾個大事件的非正常死亡，概而論之，‘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數至少在200萬，或許高達300萬。” 1989年“六四”的槍聲和流血 以上訪談談到的僅僅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非正常死亡人數最集中的幾個時期的情況。 各個時期造成的非正常死亡雖然背景不同，都不會被歷史遺忘。 (插播：錄音資料，1989年6月3日夜裡，6月4日凌晨，北京街頭，戒嚴部隊射殺民眾的槍聲和民眾的喊聲） 女：“快，快，板車！”“救-護-車！” 男：“一個小女孩躺在了坦克的底下，北大一個助敎，背後中了一彈，鮮血，全身流滿了鮮血，躺在了地上，我們去救的時候，他們還朝我們開槍！” 3200萬無辜死難者名單和至今不能被公開追思悼念的人們 據到目前為止的各方面專家研究報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非正常死亡統計是一份至少寫有3200萬無辜者姓名的長長的死亡名單。其中相當多的人在他們含冤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甚至至今，被剝奪了受到人們公開哀悼的權利。 值此回顧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歷史之際，當喧囂的鑼鼓聲又一次響過之後，讓以下的一分鐘哀樂，帶著海內外一切願意直面歷史的人們的心，在同一時刻，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現在所知中國大陸非正常死亡的至少3200萬以上無辜者，寄予一份追思。 (插播哀樂，壓混渐入歌曲“江河萬古流”錄音） (男聲） 長江流，黃河流， 滔滔歲月無盡頭。 天下興亡多少事， 茫茫我神州。 情悠悠，思悠悠， 炎黃子孫志未酬。 中華自有雄魂在， 江河萬古流…… 以上文字的聲頻文件，存錄在自由亞洲電台普通話網頁“心靈之旅”攔目中，鏈接如下： 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xinlingzhilyu/mind-66-09102009152033.html 第二辑“反右”回憶與見證 第一篇“反右”50年與北大“五一九” (首播：2007年5月19日） “反右”50年 50年前的1957年發生在中國大陸的“反右派鬥爭”’簡稱“反右”，是中國共產黨建立政權之後的幾次大規模政治運動之一。説起“反右”，常常會提到北京大學的“五一九”。 今天是2007年5月19日，我們就來談談50年前的北大“五一九”。 “反右’’運動中，被毛澤東“欽點”為頭號“右派’’的章伯鈞（中以手護額者）正接受批鬥圍攻。中共建政後，毛澤東和中共大權獨欖，獨裁專斷，引起非共政黨尤其是知識分子不滿。1957年初毛澤東以“大鳴大放幫共產黨整風”為藉口，鼓動各階層向共產黨“提意見”。但當人們暢所欲言後，毛澤東即背信棄義，以“反右”之名造行大規模政治迫害報復。 雖然對現在很多年輕人來説，1957年的的“反右”運動是太遙遠太陌生的往事，但是在今天的社會生活中，還常常聽到有人提及某某人早年曾經被打成“右派”，有一段沉重的人生經歷。 50年前的“反右”，是一場什麼樣的運動？當年究竟有多少人被打成“右派”、劃入另冊？至今，來自官方和研究者的説法仍然很不相同。 丁抒：被打成“右派”、割人“另冊”者120萬 現在在美國一所大學任敎的“反右運動”和中國當代史研究專家丁抒博士是“反右”專著《陽謀》的作者。就“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右派”、劃入另冊的人數問題，我採訪了丁抒先生。他説：“到底‘右派’有多少人，我查了相當多的資料。 “毛澤東一直認為是40多萬，中共中央一直認為是45萬、46萬……他們從來就不知道他們打了多少‘右派’。這個45萬、46萬的數字，中共用了20年。 “到了70年代末，胡耀邦、鄧小平他們做了一件很大功德的事情，就是決定給‘右派’所謂‘改正’，但他們不願意説‘平反’，這時候才統計，是55萬多。從此以後，就把這55萬多，作為打‘右派’的數字。” 主持人：“您認為這個統計數字對不對？” 丁抒：“我説不對。” 主持人：“您是根據什麼？” 丁抒：“第一，根據戴煌先生的調查。戴煌先生是個大‘右派’啦。他説，當時55萬‘右派’，都是一些上了名冊、拿工資的。大學生之類不在數，不拿工資的不在數。 “第二，還有一批人被當作‘右派’處理了，沒有進‘右派’花名冊，或者基層單位把他打成了‘右派’，報到上級，上級並沒有批覆下來，但是下級單位就把他按照‘右派’處理了，送去勞改、勞敎、開除等等。事後發現，他們根本就不是‘右派’，所以‘平反’（改正）也沒有他們的份。這樣的例子也很多。 “還有一個很重要一當初打‘右派’的時候，分類很多，有‘極右派’、‘右派’、還有‘中右分子’，也是毛澤東親自點的，而‘中右分子’，按中共黨史專家廖蓋隆先生的説法，也是按敵我矛盾處理了。 “據我調查瞭解，‘中右分子’全國大概有40萬左右。另外還有些人，説他們有‘右派言論’，叫‘右言分子’。另外由於中共中央的文件提出來‘疑似右派’，所以全國又抓了一大批‘疑似右派’。” 主持人：“這些一共有多少人？” 丁抒：“據我的統計，我是作了一些抽樣調查，‘右言’、‘中右’、‘疑似右派’加起來大概也是60萬。 “所以，全國按理説‘反右’當中被戴上‘帽子’的，是120萬。“中國在這點上是不誠實的。你當初抓‘右派’的時候，‘極右派’、‘右派’和‘中右’你是一起抓的，處分也是一起處分的。為什麼一到要改正的時候，‘中右分子’你不算了？那40萬人，你就抹掉了，根本不提，好像這40萬‘中右分子’從來沒有存在過！很多‘中右分子’也是被送去勞改、勞敎的，也送到北大荒勞改農場。” 丁抒博士：至今仍未獲改正的“右派”約不到1萬 中共當局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為中國大陸55萬“右派”履行了所謂“改正”手續，宣布他們是被“錯劃”成“右派”的。當年被打成“右派”，正式戴過“右派”帽子的人中，也有些至今沒有被改正。這樣的人究竟有多少呢？據丁抒先生説，大約不到1萬人。 至今未改正“右派”林希翎：“反右”發展成文革 在這不到1萬至今沒有得到“改正”的“右派”中，林希翎是比較著名的一位。 1957年，林希翎是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四年級學生，後來坐牢近20年。現在居住在法國。 談到“反右運動”的時候，林希翎女士説：“新中國成立以後，到了‘反胡風運動.......’ (林希翎女士這裡所説的“反胡風運動”，是1955年毛澤東發動的所謂“反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胡風先生是著名的評論家、詩人和翻譯家。胡風後來被監禁20多年，1979年出獄，後來得到“平反”。） 林希翎女士説：“……到了‘反胡風運動’就開始政治上肅反擴大化，對一部分人已經開始造成災難，但是這麼大規模進行全國性公開的政治運動，那就是從這個‘反右’開始。沒有‘反右’運動，後來也不會發展成‘文化大革命’。” 學者朱正：毛澤東的“匈牙利情結” 原湖南人民出版社編輯，六屆全國人大代表朱正先生1957年在《新湖南報》社工作期間，被打成“右派”，當時26歲。40年之後，朱正先生出版了關於“反右運動”的專著《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 我請現在北京的朱正先生談談“反右”運動為什麼會發生。 朱正先生説：“簡單地説，‘反右派鬥爭’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知識分子的矛盾長期積累的一次猛烈爆發。是執政黨和黨外政治力量，就是以‘民盟’為代表的民主黨派長期矛盾的一個猛烈爆發。 “毛澤東是帶著他的‘匈牙利情結’進入1957年的。因為‘匈牙利事件’是1956年10月底到11月初發生的，‘匈牙利事件’剛剛被蘇軍的坦克平息下來以後，中共舉行了八屆二中全會，主要議題就是談‘匈牙利事件’。毛澤東當然極不希望在中國也發生‘匈牙利事件’，他對於當時中國知識界對‘匈牙利事件’、對波蘭政局變化表示的熱情非常反感。在《毛澤東選集》第五卷裡可以看到很多。 “所以，毛澤東在6月8寫的黨內指示談到，要把‘匈牙利事件’分割開來，要‘變成一些小匈牙利事件’再處理。在他這個指示之下，馬上就出現了一大冤案，就是湖北漢陽縣第一中學在6月中旬因為中學生升學率上街遊行，結果就説，這是一次‘民盟’策劃的‘小匈牙利事件’，學校的副校長，還有兩個人被檜斃，製造了極大的冤案。直到1985年湖北省委經過中共中央批准，才給那個冤案‘平反’。 “對於很普通的學生鬧事，他把它説成是‘小匈牙利事件’，所以就説明這個夢魘、這個‘匈牙利情結’在毛澤東思想中的影響。” 丁抒博士：1957年5月的一張時間表 1957年上半年，毛澤東先是號召“整風”、“鳴放”，後又在《人民日報》發表《事情正在起變化》，開始“反右派鬥爭”。究竟是“引蛇出洞”還是“葉公好龍”，研究者有不同看法，以後節目中再作討論。 現在先看看丁抒博士提供的“反右”早期一些大事的時間表，其中也談到1957年5月19日，北京大學的第一張大字報。 丁抒先生説：“毛澤東寫所謂的‘反右的新號令’這篇文章叫《事情正在變化》，5月15日就寫完了，可這時候，全國‘鳴放’其實還沒有開始，只是零星在報上登了一些黨外或各民主黨派給共產黨提的意見，陸陸續續的，意見都比較溫和，並沒有很激烈的。真正比較激烈的‘鳴放’運動是在大學生介入以後。” 可以看一張時間表—— “5月19日，北京大學出現第一張大字報。 “章伯鈞5月21日提出‘設計院’設想。龍雲發表的所謂‘反蘇目論’是5月22日。 “羅隆基提議設立‘平反委員會’，處理以前‘肅反’和歷次運動當中的冤假錯案，也是在5月22日。 “著名的中國人民大學女學生‘右派’林希翎，抨撃中共‘實行封建社會主義’，是在5月23日。 “清華大學學生貼出大字報要求開闢‘民主牆’，是5月24日。 “上海華東師大第一張大字報《向北大同學學習》，是在5月28日。 “儲安平的所謂‘黨天下’更晚了，是6月1日。 “後來所謂‘最猖狂的右派言論’統統都是在5月15日毛澤東寫《事情正在起變化》以後才‘放’出來的。 “這個時候，中共在黨內已經在布置要‘反右’了，可是他們這些人根本就什麼也不知道。” 丁抒博士：共產黨私下通知“可靠知識分子” “當然，共產黨只是在小範圍內把他們認為一些可靠的知識分子個別私下作了通知，這些人就沒有出來‘鳴放’，沒有出來發言，沒有給共產黨提意見。 “舉個例子就是北京大學敎授熊偉（音）説，他是被彭真接到北京城裡去和其他一些敎授，他也沒有點明是哪些人，吿訴他們黨的‘整風鳴放’，給他們透一點底（‘引蛇出洞’），他們（後來）就沒有説話。但是他事後也比較內疚，沒有把他得到的信息吿訴他們（別人），結果他們不知道中共有‘引蛇出洞’這麼一個安排。” 學者朱正：“反右”中顛倒是非、影響深遠 朱正先生提醒人們注意，在“反右”運動中，一些被劃為“右派”的人所提的意見，在很多年之後，被證明是正確的。 朱正先生説：“比如説，當年法學界批判‘無罪推定’，批判‘獨立審判’，這些在現在已經被接受了。當年比方説經濟學界批判北京大學敎授陳振漢，還批判高方，把他們‘引進外資’等主張作為一種錯誤觀點批判，説是‘賣國’什麼的。現在看來，事實上也糾正這些了。 “當時批判的許多東西，假如當時不是批判它，而是仔細考慮或接受它的話，那中國的建設、現代化的程度、民主化的程度要大進一步。 “所以，實際上當時是顛倒了是非，把一些正確的東西當成錯誤的東西來批，造成的影響是很深遠、很長久的。” 學者朱正：“反右”，幹部隊伍逆向淘汰 主持人：“據您看，‘反右’運動對中國社會還有哪些方面的影響？” 朱正：“‘反右派鬥爭’實行了言者治罪的原則，對提意見的人，馬上就把他打成‘右派’分子，給他戴上帽子，輕的批鬥，重的送去勞動敎養，沒有人敢再説話。接著來的‘大躍進’，就毫無批評地展開了。 “毛澤東和周恩來很多文章也都承認，不過他們是用一種意識形態的詞匯説的，説‘如果沒有政治戰線、思想戰線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就不會有大躍進’，這個説法完全對，不過他把‘反右派鬥爭’稱為‘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的社會主義革命’，如果把他們這種話翻譯成普通人的語言，就是如果沒有‘反右派鬥爭’，就不會有‘大躍進’。‘大躍進’這個事情在歷史上起的破壞作用，是大家誰都看得清楚的，這就是‘反右派鬥爭’的直接結果。 “‘反右派鬥爭’極大地敗壞了社會道德，把一些正直的人、敢於堅持原則、講真話的人加以打撃；對那些説假話、趨炎附勢、吿密賣友的小人加以表揚、鼓勵、提拔……所以，有人説這是幹部隊伍的一次極大的逆向淘汰，把好的淘汰掉，壞的提上來。對於整個幹部隊伍平均的業務水平、道德水平都是極大破壞。 “所以，我覺得‘反右派鬥爭’在歷史上起了極壞的作用，有些一直到今天都還沒有能夠恢復過來。” 林希翎：回顧“反右”的必要，“五一九”後的北大校園 林希领女士特別強調回顧“反右”運動的必要性。 她説：“我覺得對這段歷史作回顧是非常必要的。”林希翎還清楚地記得，在1957年5月19日北京大學出現大字報後兩、三天，她在校園所見。 林希翎回憶：“我一看，整個校園裡紅紅綠綠的，所有有牆壁的地方，都貼著……滿園的大字報，我就感到是滿園的春色。所有大字報都是學生敎師自由貼的。內容五花八門，差不多都是給黨提意見，文章也寫得非常生動。還有些漫畫，還有用章回小説的體裁來寫……面目一新吧！作為我那個年齡（22歲），第一次呼吸到民主自由的空氣，雖然那些觀點我不一定都同意。有的對‘肅反’不滿，有的對共產黨的人事制度不滿，有的就是對具體一個人，像黨支部書記提出意見。但是給我總的印象，沒有什麼真的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 王書瑤先生：1957年北大“五一九” 經歷過“反右”運動的北京大學學生，很多人至今都記得1957年5月19日，在北京大學校園裡發生的事情。 原中國國家税務總局税收科學研究所理論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書瑤先生，現在已經退休，住在北京。1957年他是北京大學物理系二年級學生，被劃為“右派”，勞動敎養4年，以後被遣送新疆農場多年，1979年得到“改正”。 王書瑤先生回憶：“北大同學當時在場的都能回憶得很清楚。 “5月19日中午11點半左右，在大飯廳向東的這一面山牆上，高高地貼了一張大字報，紅底黑字，很大的。內容是‘質問北京大學團委：出席中國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北大團員的代表，是怎麼產生的？是誰選舉了他們？’署名是‘歷史系幾個團員’也可能是‘六個團員’。後來知道這是歷史系許南亭執筆寫的。 “這個大字報出來以後，大家都覺得很興奮，因為當時“五一九”的時候……中共‘五一’開始動員整風，到那時已經過了19天，報紙上發表了很多文章，同學們也很關心這件事。 “下午又出現了幾張大字報，至少是兩張吧。一張是張景中、楊路、陳奉孝他們寫的幾項建議，還有龍英華寫的一篇大字報。 “第一個高潮是5月20日出現的，下午5點鐘之前，有人統計已經有100多張大字報，這些大字報的內容是針對社會各個方面提出的。 “當然第一張引人注意的就是譚天榮的《一株毒草》，第二篇比較引人注意的就是張元勛寫的《是時候了》其它還有100多張大字報……就這樣開始了，一直到7月份，大字報始終是連續不絕…… “我們就把這次運動稱作‘五一九’運動。” 第二篇至死未被改正的“右派”林希翎 至死未獲改正的“右派”林希翎逝世 北京時間2009年9月21日下午4點半，至今未獲“改正”的中國知名“右派”林希翎女士因血癌和肺心病在巴黎郊區聖•凱米勒醫院（HospitalSaintCamille)逝世，享年74歲。至此，未被“改正”的中國知名“右派”（羅隆基、章伯鈞、儲安平、彭文應、陳仁炳、林希翎）全部離世。 原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林希翎，1957年因發表言論被打成“右派”，第二年入獄，坐牢15年，1983年旅居法國。 林希翎逝世前幾天，自由亞洲電台“心靈之旅”節目主持人張敏得知她病危的消息，趕到醫院，錄下她在病床上訴説的臨終之言。 林希翎：“萬一這次過不去，我還有個希望，我的骨灰能夠分一半留在法國，跟我的母親、我的孩子在一個墓地；一半帶回中國去，把它撒在台灣海峽的大海裡，因為我從小就有一個和平夢。” 圖為林希翎青年時代像。 1980年5月13曰《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通知》稱，“經本院複查認為，原判認定的主要事實、定性及適用法律正確，決定駁回申訴，仍維持原判。希望你認罪悔改，徹底轉變反革命立場，投身祖國的‘四化’建設。”由此，林希翎成為55萬“右派”中少數“不予改正”的右派分子之一。她也是北京各高校學生“右派”中唯一一名“不予改正”者。 林希翎簡況與“反右”運動 林希翎，原名程海果，1935年生，浙江溫嶺人。1949年未滿14歲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1953年入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讀書，以林希翎為筆名發表論文，引起爭論，在全國範圍內受到批判。1957年“大鳴大放”，她在北京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幾次演講，一度被譽為“勇敢的化身”、“帶剌的玫瑰”。在隨後的“反右”運動中，被打成全國“最大右派”之一。 1957年發生在中國大陸的“反右”運動，是中國共產黨建立政權以來幾次大規模政治運動之一。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共當局為55萬在“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的人履行了“改正”手續。據研究“反右運”動的專家、《陽謀》一書的作者丁抒先生考證，目前仍有不到1萬名當年被劃為右派的人（包括健在者和已逝世者）沒有得到改正。 林希翎與前夫育有兩子，旅居法國後，兒子也住在巴黎。小兒子多年前自殺身亡，當時18歲。現在，林希翎唯一的孩子樓信達，在巴黎一家公司從事金融方面的工作。樓信達的父親、林希翎的前夫也參加了“林希翎治喪委員會”。 9月25日下午，林希翎遺體吿別儀式在醫院舉行。 9月28日上午10點，林希翎葬禮追思會在巴黎拉雪茲神父公墓(“巴黎公社社員牆”所在地）火葬場殯儀館追思禮堂舉行。 樓信達：母親沒有去世時，我不很瞭解她，對不起她，我現在有個很大的任務 林希翎過世後這兩天，樓信達通過母親在各地的朋友的郵件、電話和發表的回憶文章，更多地瞭解了自己的母親。 樓信達：“在她沒去世的時候，我不是很瞭解她。現在她走了，我覺得……因為我媽跟我説過好幾遍，叫我幫她作助手，跟她整理她的東西。但是我在法國長大，我對這些也不是很瞭解。小時候我媽從來不跟我説這些，對於這些政治……她好像要保護我，所以我不是很懂。後來我自己在法國，在東方語言學院，在法國大學讀了中文系，讀了中國歷史，然後學了一點，懂了一點。” 樓信達：“我在整理我媽的東西，發現了1955年的《文藝報》，有她寫的一篇文章。我可以問您一下嗎？” 主持人：“您母親説過，後來又有批判她的文章在1956年發表，她存有一些相關資料原件，她希望您妥善保存。” 樓信達：“我要放在電腦上掃描，發給你們。我現在覺得我有一個很大的任務，就是把她的東西放好，電腦掃描後放在一個網上，讓大家都可以看到。 “她和1957年這一代人的理想很重要。其實1957年、1989年‘六四’或其他，提的問題大部分都是一樣的。過去的問題，現在沒有大改變。我不是搞政治的，是從事金融方面電腦工作，覺得這些資料也不怎麼值錢，就是歷史上很重要。” 主持人：“關於母親，您還有什麼特別想説的話嗎？” 樓信達：“我對不起她。因為過去不是很瞭解這些。我想用我的能力把她的這些東西放好，將來讓大家可以看。葬禮追思會，我會拍錄影放到網上。” 林希翎女士生前多次在“心靈之旅”節目中接受我的採訪。 幾個月前，林希翎也曾病危，幾次住院。一度出院回家，我通過越洋電話問候她，瞭解到她的病情，也聽她談近期一些想法。 主持人：“您現在身體情況怎樣？” 林希翎：“除了原來的肺心病晝夜都要用氧氣以外，這一年查出血小板低到不輸血就得死。上個禮拜給我作了骨髓檢查，報吿還沒出來，究竟是什麼原因現在還在查。” 主持人：“您多長時間輸一次血？” 林希翎：“一個禮拜最少輸一次，有時兩次。哎呀，現在我成了‘混血兒’了，身上流的是法國人的血，哈哈哈。” 林希翎：最後歲月突破一個個禁區 主持人：“您現在出院了，比前一段好多了吧？” 林希翎：“我覺得我自己不好了，最後的歲月，再加上‘六四’紀念活動我一定要參加，我自動出院，就在家。我覺得在醫院裡太痛苦了，我一個中國人，語言也不通。在家還可以看看電視、打電話。在這裡，達賴喇嘛會見哪，我突破了又一個禁區，我現在把最後的禁區一個個突破吧。” 主持人：“有哪些禁區？” 林希翎：“原來是對法輪功的，上次我去美國，已經突破了。現在對達賴喇嘛的看法，西藏問題，以前他們的活動我從來不參加。對‘藏獨’、‘台獨’那些獨立的，我都有顧忌，我這個人還是很愛國嘛。” 主持人：“那您後來怎麼又有變化了呢？” 林希翎：“得看事實啊，共產黨現在這些在當權的，就是要製造假想敵，沒有敵人它沒法活，逼良為娼。達賴喇嘛人家一再聲明不要獨立，走中間道路，它非得要説達賴喇嘛是分裂分子、非要獨立。我也是民運裡一直走中間道路，它就是不給我改……” 主持人：“不給您改正這個‘右派’……” 林希翔：“而且現在我也不能回國了，我批評了他們。” 主持人：“您最近一次回國是什麼時候？” 主持人：“住了多久？” 林希翎：“也沒多久。我是拿了法國護照以後回去幾次，而且我是搞‘和統會’（和平統一促進會）嘛，參加兩岸的和平統一，為這樣的國家大事奔波。他們只是想利用我，但對我的意見沒有很好聽取。後來我發現他們以‘反台獨’為名，反民主。他們就怕台灣的民主傳染到中國，對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一而再、再而三鎮壓。” 林希翎：“黄鐘毁棄，瓦釜雷鳴”，我不再向加害者要求平反 林希领説：“有一點我恍然大悟了，以前我一直是爭取回中國去，讓他們能夠給我的冤案‘平反改正’，後來我發現，因為他們沒有民主，它這制度是專制獨裁的制度……他們這領導人都不是民選的，都是接班人制度，他們怎麼可能……他們沒有權力否定他們前輩所犯的罪。 “我覺得很荒唐，被害者怎樣向加害者來要求他‘平反’呢？有一天實行民主制度以後，對這些歷史上歷次運動的迫害，被害者就是應該要他們道歉、賠償。 “這是‘聯合國憲章’、‘人權宣言’的規定。中國參加了‘聯合國憲章’，只想從聯合國撈好處，但是這些人權的起碼價值觀他們都拼命拒絕，我真覺得為這樣的中國領導感到羞恥。 “我突然想到中國那句話，‘黃鐘毁棄，瓦釜雷鳴’。‘反右’以來，把一代一代的精英，一代一代的好人、愛國者打成敵人以後，這些賣國者他們上來就是‘黃鐘毁棄，瓦釜雷鳴’。現在這些中國的頭兒們，當權的那些，特別是搞鎮壓的，那些就是‘瓦釜’啊，瓦釜雷鳴哪！ “所以我對他們，已經絕望了，我再也不會向他們要求給我‘平反’、給我‘改正’。” 談到近況，林希翎説：“我就覺得我自己不好了，最後的歲月。我本來應該住在醫院裡，要不然住養老院，我住不起。我現在已經很不好意思花納税人的錢，我住的醫院病房更貴，5次在搶救病房裡，一晚2000多歐元。” 主持人：“您年紀大，沒工作收入，法國的福利怎樣？” 林希翎：“比美國好得多。基本的住院費、醫藥費不要付。一個月我的退休金只有500歐元，是最低的，我要付房租。我現在住的是貧民窟，國家的‘國民住宅’，加上水電，每月付400元，剩下只有100元，可以自己吃飯，哪裡夠呢！幸運的我兒子現在打工。” 主持人：“您現在感覺精神怎麼樣？” 林希翔：“我的精神……一陣一陣，精神好能看看報紙和書，生活還要自理。有一個法國鐘點工（國家福利），每天來兩小時，幫我忙。我現在靠法國的社會福利制度。輸血、用氧氣……氧氣就在家裡，也很貴，是國家負擔。” 主持人：“您以前還爭取回國定居，向有關方面提出過沒有？當局後來怎麼回答？” 林希翎：“我提出來了，他們都記錄，沒回答。近年我病重的時候，大使館也派人來看過我，送月餅啊什麼的……最後我提出我病得很重，葉落歸根，我（故鄉）家裡也有墳，都做好了，買的房子也在，我就把老骨頭放到家裡，我有妹妹和很多親戚……所有這些（中方）都置之不理。” 主持人：“現在您身體有哪些方面問題？” 林希翎：“肺心病，長期嚴重哮喘引起肺功能不好，不能沒有氧氣，心臟有病。現在又加上血小板低，低到如果不輸血馬上就死。現在每個禮拜至少輸一次，有時兩次。” 主持人：“每次輸多少CC?” 林希翎：“兩口袋（每口袋300CC)新鮮的血，再加一口袋血小板。” 主持人：“您自己能做飯嗎？” 林希翎：“旁邊有個餐廳，給我送來中午一餐。簡單的就是我的孩子給我買牛奶、餅乾這些熟食，放在微波爐裡熱一熱。” 主持人：“您現在公開發表政治見解，談您自己一些看法的轉變，用您的話説是‘突破禁區’，您對於還回不回國，怎麼考慮呢？”林希领：“我不想了，現在讓我回我都沒法回去，我不能坐飛機。除非像我從美國回來，有專人、氧氣……很麻煩。當然，如果他們有心讓我回去，是有辦法的，飛機上做好措施，氧氣都帶上……我不再要求了，因為我不要叫他為難，我‘死了’好幾回，在利安尼米亞修搶救中心搶救，又把我退回來了。” 主持人：“在這個搶救中心搶救幾次了？” 林希翎：“5次。第一次把喉管都切開了，是2007年底，用人工氣管，23天，都不會講話了。現在就是輸血，輸血……連遺囑都沒時間寫。” 方勵之夫婦在巴黎看望病中老友林希翎 美國亞利桑那大學敎授、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先生2009年7月中旬到法國參加國際會議，和夫人李淑嫻一起去看望了居住在巴黎的病中老友林希翎。 林希翎通過電話吿訴我：“方勵之夫婦專門來看我，他們真是有心。” 方勵之、李淑嫻：與林希翎談共同的命運和有興趣的話題 方勵之，12歲加入共產黨地下外圍組織，1955年在北京大學物理系讀書時加入中國共產黨。 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方勵之、李淑嫻被開除出黨，李淑嫻被劃為“右派”，20年後得到“改正”。 方勵之1984-1987年任中國科技大學第一副校長。在“反右”和“反自由化”運動中先後兩次被開除出黨。“六四”後被當局通緝、離開中國。 李淑嫻，1954年在北京大學物理系讀書時加入中國共產黨。1987年任北京大學物理系敎授時當選海淀區人大代表。“反右”和“六四”先後兩次被開除出黨。“六四”後被當局通緝、離開中國。 此行從法國回到美國亞利桑那的方勵之夫婦，談他們去巴黎到林希翎家中看望老友的這次難得相聚和一些隨感。 方勵之：“知道她在巴黎，我們正好去巴黎開會，像這樣的老朋友當然應該去看一看。特別知道她身體不好也不能行動，我們就設法去看她。” 主持人：“你們看她身體怎樣？” 方勵之：“很虛弱，説幾句話就需要吸氧，氧氣瓶老擱在那兒。” 主持人：“你們都談到些什麼？” 方勵之：“不免説到我們共同有興趣的問題。” 李淑嫻：“説我們共同的命運。” 主持人：“林希翎説您被劃‘右派’和她有關係……” 李淑嫻：“很多條‘罪行’啦，第一條就是支持林希翎。” 主持人：“談你們哪些共同點？” 方勵之：“談這一生遭遇不幸，當然我們比她好得多，我們可以説是遭遇不幸中現在狀態相對而言最好的。我們年紀跟她幾乎一樣，她也説看上去她衰老得太多，在監獄裡多年，家庭也很不幸，她小兒子自殺了。她很孤獨，我們去她很興奮。” 方勵之、李淑嫻：我們所見的林希翎身體狀況和生活環境 主持人：“她説你們以前也去看過她，那時她和兒子住在一起，境遇比較好。你們這次去，看她那裡情況怎樣？” 方勵之：“她現在身體很不好，根本沒法出去，和我們一起出去吃頓飯都不可能。” 李淑嫻：“她家裡沒有任何做飯的痕跡。” 方勵之••“家裡亂七八糟，她沒有精力去整理。從後門走出去，往外看很漂亮，有樹、有草地，很舒服。” 李淑嫻：“那個居民區的當政者是共產黨，比較照顧弱勢群體。” 方勵之：“（笑）對，她説是‘（巴黎）唯一共產黨當政的地方’。” 李淑嫻：“而且這個（區的）共產黨得到群眾的支持，每年都選他。” 方勵之：“林希翎特別強調，説法共就不改名字。意（意大利）共等等1989年以後都改名字了，改成‘社會民主黨’或‘社會黨’……林希翎轉述説，法共説‘我們才是真正的共產黨，就是幫助弱勢群體。共產主義是從我們巴黎興起的，其它地方都是假的。’（笑）應該説林希翎到現在還是比較信仰共產主義，我們比較尊重，因為她也有她的原因。尊重弱勢群體，還是很有道理。” 李淑嫻：“她尊重她理想中的共產主義。” 方勵之：“對，這樣説比較準確。她生活靠法國政府這樣支持，還可以。” 方勵之：“她的環境按説也不算太壞，法國福利還是比較高的，她（生活）都是法國福利的支持，住房不算大，一個人住也夠了，特別是體力不好的人，太大房子也沒有用。我們談話就在後門走出去(的地方），路就是花園似的，巴黎整個很漂亮。” 李淑嫻：“她住單門獨戶，進去後一邊是廚房，對面是個小廁所乾乾淨淨有浴室（有政府派的人來打掃），臥房她自己有個床。再出去，很小的一間有書桌，從那個房間再出去，是個攔起來的地方，中間放個圓桌，還撐了一把傘。如果她身體比較好，是個比較好的單門獨戶住宅。” 方勵之：“是一座樓的第一層，後門出去就是通向公共的綠化的地方，樓距很稀，樓和樓之間有很多草地和樹木，如果照相，很漂亮，這也和法國這種福利社會有關。談起來也説幸虧她在法國。” 方勵之、李淑嫻：至今不給林希翎“改正”，很不公，她應活得更長，留下歷史見證 主持人：“你們見面也會憶舊、談現在的想法，側重談些什麼呢？” 方勵之：“比如談前途，當然包括她自己。她對前途不樂觀，對中國也不樂觀，她説自己經歷的事情騙子太多了，她已經灰心了，説中國至少短期看來，不會有起色。儘管經濟上比較好了，看起來沒有起色。” 主持人：“你們見她的時候，會不會想起當年的林希翎？” 方勵之、李淑嫻：“當年沒見過林希翎。在中國沒見過，我們知道她，她不知道我們。1989年她知道我們了。第一次見是1990年到巴黎開會，我們住在遠離巴黎的一個城堡，她把我們找到了，她那時候還相當好。1995年，2001年，我們每次去巴黎都要找她。2007年在洛杉磯（‘反右’50年研討會）見面。因為有共同命運，很容易共鳴。她的一個苦惱是，她説話，很多人不懂，沒人理解她。她説，我們一去，她覺得非常開心，我們心靈相通。” 主持人：“這位當年全國知名的‘右派’，到現在還沒有得到所謂‘改正’……” 李淑嫻：“她是唯一活著的了。” 主持人：“想到這點，見了面你們會説些什麼？” 方勵之：“是感覺很不公嘛，按她的説法，這社會太不公，對我們都是不公正。” 李淑嫻：“我對她説‘希望你好好活著’。她見證了最大的場面，應該活得更長一點，而且把這段歷史能夠留下來。” 主持人：“這次相聚，你們還有什麼印象比較深想説的？” 方勵之：“反正聚會一次少一次，確實是中國一段歷史，不管對她個人，對中國整個國家、一個民族，都是很不幸的事件。50多年都過去了，還不能解決的問題，無論從哪個角度，能力太低了。” 李淑嫻：“不公平，不仁道。” 方勵之：“太不公平了。” 李淑嫻：“我手裡有一份人家向她採訪提的問題，很多事情只有她能回答，別人沒法回答的，有的是很個人的，有的是只有她有經歷的，她要是不在了的話，有些問題就無解。 “更不幸的是她進了監獄，15年監獄，不知道外面的事情，因此也使得他現在很多思想還停留在那個時候，還停留在她那時對社會的理解。她以後又離開中國了。她這個人特別關心世界大局，幾次回去又匆匆忙忙，所以不能有比較系統的認識。” 方勵之：“跟她能説得上話的人，在國內國外越來越少。跟她有差不多經歷的人才知道她在説什麼，比如她説共產主義如何如何，要是沒有她類似經歷，以為是標準的共產主義那種解釋，她有她（話）的內涵，只有同樣經歷的人才知道她用詞的含義，理解就很容易。 “我覺得，現在這也可以説是很不幸，你可以説她就留在那個時候。她也可能用過去的詞來描寫現在的東西。想像她有15年在監獄裡，才可能明白她到底要説什麼。她自己也説‘我説什麼，現在年輕一點的……40歲左右的記者根本不懂。’跟年輕一點的……他們不經歷，連哪前哪後……比如有一位有次談到説，‘鳴放’在前還是‘反右’在前，年輕人都鬧不清楚。（哈哈）這就沒法談了。” 主持人：“也因此看到回顧歷史、記錄真實的必要性。” 方勵之：“對。很多年輕人對‘反右’那段已經忘得差不多了。” 方勵之、李淑嫻：對腐敗痛心疾首，始終關注中國命運的一代知識分子 李淑嫻：“當年她在北大演講，我沒有直接聽，別人吿訴我的，她説‘現在中國實行的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真正的社會主義應該怎樣怎樣’……這觀點她一直沒變。” 主持人：“這次見面，對於目前中國，你們談到什麼話題，有什麼談得到一起或談不到一起的？” 方勵之：“沒什麼談不到一起的。只是交流些她知道的，或我們知道的情況。” 李淑嫻：“她不會上網。我們談到以前學術界是‘清水衙門’’現在已經腐敗到學術界了，腐敗到中小學敎員了，明明10個小時的課，敎8個小時，那兩個小時一定要交錢才能聽，而且那兩個小時是最重要要考試的。一個國家已經腐敗到這兒，就是腐敗到骨子眼裡了，非常可怕。如此不幸，我一講到國內的腐敗，林希翎痛心疾首。” 主持人：“你們談話中很多還是有關對中國的關注、對中國人命運前途的關注。” 方勵之、李淑嫻：“當然了。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 李淑嫻：“她這人……以前我和她沒什麼交往，接觸幾次以後，我覺得她這個人是太純粹的一個人，對家庭、子女都不是特別care(關心、看護），就想著整個國家的大事，……最後自己一無所有，這點是很可歎的。她關注中國現狀，以及整個社會的大事情，跟她談得津津有味。” 方勵之、李淑嫻：撫今追昔隨感——共產主義潮起潮落 主持人：“能順便説一下你們這次去巴黎是參加什麼樣的活動嗎？” 方勵之：“參加的是第十二屆馬歇爾•格魯斯曼（MarcelGrossmann)廣義相對論大會（MG12)。是廣義相對論方面國際第一流的會議，每3年開一次。第三屆是在中國上海開的，1982年，那時我寫過一篇文章，那是在中國第一次開，周培源打頭，下面事情是我做的。我是那個國際委員會12個委員之一，所以每次都要去。” 主持人：“經歷了人生那麼多大起大落，歷史的大變故，這次你們去看望林希翎，還有什麼值得一提的？” 方勵之：“好不容易見見面，聊聊天，真是隨便談。特別大家不但是五七年有同樣的命運，而且後來出國在國外，她看到法國的……我們在美國，也經常去歐洲，所以對世界上的……説大一點，整個共運從起到落都經歷了，共產主義運動是人類歷史上20世紀一個很大的事件，我們幾乎在這個潮起潮落中……” 李淑嫻：“我們在潮起的末端時加入的。” 主持人：“您説是在‘潮起的末端’加入為共產主義去努力，去實踐，您所説的那個‘末端’是從……” 方勵之：“二戰以後，二戰時是共產主義的末端了。” 李淑嫻：“你想想看，二戰時有那麼多優秀的人，自動地去為共產黨做事嘛，連同在美國的被檜斃的人，都不是為了錢，就是覺得共產主義理想很好嘛。它的末端，二戰以後逐漸暴露了（問題），而我們當時還不知道。延安時期也暴露了。” 方勵之：“整個開始沒落是1956年，赫魯曉夫的報吿，非常典型。” 李淑嫻：“對。我們就是在那個時候加入共產黨的，在這之前，進入大學或高中的時候，就慢慢地想到自己的人生，覺得共產主義是一個選擇。” 方勵之：“那時候，你説物理學家聰明吧，有很多加入共產黨的。還有意大利很有名的，物理方面非常出色，幾乎跟諾貝爾獎……而且不止一個，他們一幫子，後來就跑到蘇聯去了。這是高潮還沒到‘末端’那段，做原子彈那段主要是物理學家做的，裡面很多是共產黨或者是親共，所以後來有‘麥卡錫（主義）’。 “當時原子武器的一個秘密數據，就有可能是在美國的共產黨給偷到蘇聯去的。 “這些故事我們做這行的都知道，這些（參加共產黨的）人都是原來很真誠的。但是也可以説被歷史利用，反正這段歷史很有意思。現在因為遠離那段了，是非利害，看起來潮起潮落，很值得研究。” 主持人：“你們説自己是在潮起的末端加入的……” 方勵之：“我們都是1956年前加入共產黨的，40年代末、50年代初加入（一些活動）的。1956年開始，有個大問號出現。” 李淑嫻：“五六年以後、‘反右’以後，就感覺到疑問，可是我們加入的時候，不知道它已經到了末端，還覺得它興旺得很呢。” 主持人：“你們人生命運的起伏，是從問號開始，可是到現在已經半個多世紀了，這個以共產主義為名義的政權依然存在著……”方勵之：“現在的共產黨早已不是當年的共產黨，不是毛的共產黨，根本就不是共產黨了，現在……跟我前幾年預言……就像南美了，完全是軍事獨裁、經濟壟斷和政權專制集合了。” 李淑嫻：“畸形發展。” 方勵之：“現在關鍵一條你注意，軍是黨的。軍隊從來不能國家化，這就是軍政府的基本特徵。” 李淑嫻：“利益是世襲的。” 方勵之：“首先要掌握軍隊，軍隊不是獨立於黨的、政府的軍隊，軍隊職能一般是對外，對內是警察的，從‘六四’以後早就不分了。” 主持人：“既然話説到這兒，我就多問個問題，共產主義曾經有那麼大的感召力，呼唤了很多有理想主義的年輕人去投身，去實踐，其間有很多犧牲、流血、沉痛，也有浪漫情懷，你們也曾經在其中。那你們二位現在回想起來，覺得共產主義沒有像你們投身的時候希望的那樣成功，原因是什麼？” 方勵之：“簡單説，成功不了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是錯的。” 李淑嫻：“它不自洽。” 方勵之：“根本就不自洽，根本就不可能是無產階級去當這個政權，當了政權你就不是無產階級。你做的事情完全是專制或另外一套。也許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主義問題的揭露確實有獨到之處，比如經濟危機啦，但是解決問題的方法絕對不對。最後接過去是列寧，實際到考茨基那裡就否定了，考茨基就是北歐那一套了，實際不叫共產主義，叫社會民主主義了。北歐比法國的福利更高，我去過北歐，馬克思仍然作為賢者被敬仰。” 主持人：“現在還有沒有吸引你們的社會理想？” 方勵之：“我們年輕時那種理想主義並沒有泯滅，就是公平、自由、民主，我們還追求這些。” 李淑嫻：“我們這次是是受法國總統名義邀請參加觀禮了。像法國提出的自由、平等、博愛，還是很美麗的。作為社會、作為個人，就是要追求真善美。 “所以，我們對於中國這個暴發戶一下子變得如此有錢，連美國的一些商人都被迷惑住了，我們一點也不迷惑。我們覺得根本也沒有觸及到它體制的改變，現在只是一時的。” 林希翎逝世前4天在病床上接受我的採訪 主持人：“到目前為止，您覺得您當年提出來的許多人沒有辦法認同、被治罪的那些，現在在哪些方面有了共識？” 林希翎：“就是我當年的那種理想，我當年的那種理想，是被一代一代中國的老百姓、中下階層……這些思想代表者繼承著，我深深感到欣慰。覺得我為它……為了這樣的理想，我的付出是值得的，所以説，無怨無悔。” 訪“五一九”人、曾與林希翎並列為“全國學生最大大右派”的譚天榮先生 1957年，北京大學師生在“大鳴大放”中響應毛澤東和共產黨的號召，給黨提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5月19日這天，是開始貼出大字報的日子。5月19日中午，北京大學大飯廳東牆上出現了歷史系學生許南亭以“歷史系一群同學”名義貼出的大字報，質問校團委會“關於我校出席團的‘三大’代表產生的情況”。哲學系學生龍英華貼出大字報，號召搞一個“民主牆”……4天後，林希翎到北京大學看大字報，當天晚上，登上辯論會講台，從此開始使她後來獲罪的幾次演講。 2009年9月21日林希翎逝世當天，我採訪了幾位當年的“右派”，北京大學“五一九”人，林希翎的老朋友們。 1957年5月20日原北京大學物理系四年級學生譚天榮，當年在北大張貼出他著名大字報《第一株毒草》、《第二株毒草》……其中談到“黨的‘螺絲釘’不過是沒有思想的白癡”，談到“1895年以後，馬克思主義按照鐵的必然性轉化為自身的反面”……譚天榮被毛澤東親自點名，與林希翎並列為1957年學生“最大右派”的譚天榮後來被勞敎11年。 得知林希翎逝世，青島大學物理系退休敎授譚天榮説：“想説一點，其實我們對過去和現在認識有些不一樣。我感覺到我們已經是屬於過去了，無論是在我的思想上還是做法上，都抱這麼一個態度。可是我覺得林希翎她不是那麼認為，也不是那樣做，她還是積極參與。” 主持人：“她這樣，您怎麼看？” 譚天榮：“她對自己的想法和我對她的看法是不一樣的，我只想説這一點。” 主持人：“您看她是個什麼樣的人？” 譚天榮：“她是個社會活動家。” 訪“五一九”人、北大“右派”學生張元勛先生 1957年5月20日凌晨，北京大學學生張元勛與沈澤宜一起貼出題為《是時候了》的詩歌大字報，説“今天，我們要鳴起心裡的歌，化為一支巨鞭，鞭笞死陽光中的一切黑暗”。張元勛是中文系三年級學生，劃為“右派”後被逮捕判刑8年。 聽到林希翎在巴黎逝世的消息，山東曲阜師範大學中文系退休敎授張元勛先生説：“她病危我已經知道了，過世的消息我剛聽説。我們感到很悲傷、很沉痛。我們是好朋友。應該説她是個非常好的、很正直的中國公民。她的一生是很艱難、不平常的。她值得我們永遠紀念。” 主持人：“您最初見她是什麼時候？” 張元勛：“在北大的時候。” 主持人：“她在北大第一次演講（1957年5月23日）您看見她了嗎？” 張元勛：“看見了，我們簡單説過幾句話。” 主持人：“後來交往過程中有什麼特別值得回憶的嗎？” 張元勛：“上世紀90年代，她到大陸來，到我學校來見過我一次。那時候她已經有病了，生活比較困難，很潦倒。我們的談話限於一般友誼，是老朋友，互相安慰，她在我那裡待的時間很短就走了。” 主持人：“對這位‘右派’老朋友到現在也沒有被改正，您有什麼要説的嗎？” 張元勛：“還是希望能夠給她改正。她説她沒有什麼對不起國家的事情。2005年我寫了一本書叫《北大一九五七》香港明報出版社出版。林希翎正好在香港看到，她很高興，一個電話打到我家來。我的書裡有她當年到北大來的一個比較詳細的記錄。她到北大來演講，可能也就是我給她留下了唯一的記錄。她很高興，後來把這本書帶到法國去了。” 訪“五一九”人、北大“右派’’學生陳奉孝先生 陳奉孝：林希翎去世，非常難過，我被嚴密監控—— 1957年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三年級學生陳奉孝，在“鳴放”中發表意見，也是“百花學社”和其刊物《廣場》的組織者之一，後被打成“右派”，以“反革命”罪，坐牢20年。“右派”改正後，任中學敎師，現已退休。 聽到林希翎逝世的消息，住在山東濰坊的陳奉孝先生説：“自從得知她病重以後，我一直心裡非常難過，但是我一直受到嚴密監控，向外打不出電話，出國也出不去，所以一直很焦急。今天知道她去世了，心裡非常難過。” 陳奉孝：林希翎1957年提出的三個問題了不起—— 陳奉孝:“林希翎是一代人的代表，是1957年北京的大學生‘右派’代表人物。她當時提出的三個問題，非常令人震驚。 “第一，她首先提出‘黨大還是法大？’、‘權大還是法大？’，在那個時代，她是第一個提出來的。 “第二，她公開説‘胡風不是反革命’。 “第三，説‘中國現在實行的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是封建主義的社會主義’。提出這些，是不得了的事情啊！ “當初作為年輕學子，對這樣一些重大嚴肅問題提出這樣的看法，確實是了不起的事情。所以我對林希翎一直非常佩服。” 陳奉孝：在我看來，不給她“改”更好—— 主持人：“林希翎到生命的終點‘右派’問題也沒有得到改正，就您後來瞭解林希翎的狀況，有什麼想説的嗎？” 陳奉孝：“林希翎一開始曾經希望‘改正’，2000年來過北京，那年正好我孩子高考，我沒來得及跟她見面。她跟王國鄉、錢理群等人見了面。她也曾經向統戰部提出要求‘改正平反’，但是中共不答應。 “當時我就想，共產黨既然定下來‘反右沒有錯，只是擴大化了’，學生當中肯定要留一個。留誰呢？最後留來留去就留下了她。當初也打算留我的，後來1984年對我也給‘改’了。統戰部對她的答覆是‘你生活上如果有困難，我們可以適當給以幫助，但是你這右派問題不能改’。從那以後，她就明白了，共產黨不可能給她‘改正’。實際上在我看，對她來説，不給她‘改’更好。” 主持人：“您為什麼這麼説？” 陳奉孝：“因為她實際上是個標誌性人物。她那些觀點提出來，主要重點就是旗幟鮮明反毛的。既然是反毛的，你給她改了以後，反而不好了，倒沒什麼意義了。我們倒是改了。她改了有什麼用呢？絲毫用處都沒有。” 陳奉孝：我為什麼被監控—— 主持人：“您剛才提到現在受到監控，您已退休，70多歲了，為什麼還會受到這樣的限制？” 陳奉孝:“一是2007年3月份，我曾經去過一次香港，是《開放》雜誌總編輯金鐘邀請我去的，對我作了個採訪，在《開放》雜誌上登了我一張照片。這下引起國內的注意。二是《零八憲章》，我是最早簽名人，也算發起人之一。從那以後，我一直受到嚴密監控。 “2007年‘反右’50周年時，普林斯頓大學和加州大學給我來了邀請函，而且我都辦好了簽證，普林斯頓大學還給我買好了電子機票，結果我就沒出去。出不去，沒辦法。現在我上北京都去不了。” 陳奉孝：悼念林希翎，她的精神永存，我很想去巴黎，被監控不可能去—— 主持人：“如果您是自由的，還有什麼打算要做的事嗎？”陳奉孝：“我寫了一篇悼念林希翎的文章，傳給了朱毅（網名‘祭園守園人’，林希翎治喪委員會成員），我很想去巴黎，根本不可能。” 主持人：“得知林希翎今天逝世，您還有什麼特別要説的話？”陳奉孝：“我覺得林希翎逝世是非常令人震撼和惋惜的事情。她雖然死在國外，但她的奮鬥精神是不死的，她的影響永遠……像當年林希翎、林昭這樣的人，精神是永存的。” 主持人：“您覺得是什麼精神？” 陳奉孝：“就是為了爭取中國人民的民主自由，林昭、林希翎都是貢獻了自己的一生。我最早寫過一篇文章《關於我所瞭解的林希翎》發表在《觀察》上，對林希翎的一生都有比較詳細的記述，在國內北大的網站上也發表過。” 訪“五一九”人，北大“右派’’學生王國鄉先生 王國鄉：林希翎逝世，特別痛苦和惋惜，她有才華，但一生沒有真正翻身—— 1957年5月23日，林希翎到訪北京大學，北大學生王國鄉帶著林希翎在校園看大字報，而後陪她去醫院看朋友。就在這天晚上，林希翎登上北京大學演講台，開始她1957年的第一次演講。 當年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三年級學生王國鄉，後來也被劃為“右派”，‘勞敎’6年。1973年又因為寫文章，反對計劃經濟，主張市場經濟，被投入監獄4年。 在北京得知林希翎逝世，王國鄉説：“聽到後感到特別痛苦和惋惜，前兩天只是知道她病危。她一直沒有被‘改正’。應該説她在思想傾向上一直還是和共產黨保持比較近距離的，一直還認為自己是一個共產主義者。這是非常遺憾的事情。我至少在理論上認為共產主義是錯誤的，或者計劃經濟是錯誤的。所以，對她的沒被‘改正’，我實在是感到非常遺憾。 “對國內來説，她一直是作為‘右派’分子的典型被留下來了。所以最後也沒有再在國內工作。這是非常讓人痛惜的事情。 “林希翎很有才華，在文藝理論的研究，或從事新聞報導方面……她還在《中國青年報》作過記者，應該在社會活動中比我們有更好的前程。結果被投進監獄，而且一生就沒得到真正的翻身。我一直為他感到惋惜。” 王國鄉：1957年5月23曰這一天—— 主持人：“您怎麼看林希翎？從當年演講，直到後來您所得到的關於她的信息，您覺得她是個什麼樣的人？” 王國鄉：“我和她的接觸……‘反右’前就有一點認識，因為她當時的一個戰友叫劉秉彝，是我的同班同學，也是好朋友，他和林希翎是部隊戰友。她經常去看劉秉彝，我們就認識了。 “我和她開始沒有多少聯繫，對她印象深是當時她曾經把一份很重要的文件，就是1956年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吿’借給我們系，讓我們閲讀。她可能是在團中央那裡搞到的。 “我們有機會閲讀這個東西，對我影響極大。我本來就對當時的這種狀況有點兒不滿意，看了‘秘密報吿’後聯繫到中國的情況，認為中國也有個人崇拜問題，所以就在1957年‘整風’期間把這些觀點説出來了。這樣就導致我一生命運的一個大轉折。 “我跟林希翎最主要的聯繫就是1957年5月23日前後，她到北京大學我們宿舍區找劉秉彝，劉秉彝當時生病在醫院，她也不知道醫院在哪兒，我就帶她去醫院。這時學校貼了很多大字報，我的大字報也在學校貼著呢，我就領她先去看看我的大字報。 “我的大字報寫了‘有頭腦的人不要那樣想’，在《原上草》（北大右派分子言論集）中有這篇。指出‘在中國存在著個人崇拜現象，存在只有集中沒有民主現象，認為民主集中制如果只有集中沒有民主，就會出現秦始皇、法西斯主義’，這是我的言論中最厲害的言論了。另外就是認為‘中國的所謂官僚主義、敎條主義、宗派主義（這些是‘整風運動’的對象）這些東西不是個人的問題，不是通過整風能夠解決的，是制度問題’。 “我領她看北大大字報的時候，她就感到北大的民主情況比起人大，非常活躍。她説‘北大民主氣氛和同學們的覺悟實在太高了，比起人大實在是太活躍’。我就領她去醫院，路上不斷講‘整風運動’的問題，到醫院和劉秉彝一起也跟她談了很多我們的觀點。 “從醫院回來，天很晚，我準備請她到大食堂吃飯。還沒吃飯時，發現小飯廳前面搭有一個台子，台子上當時有個很著名的同學叫劉奇弟，正在和別人辯論。辯論過程中好像是有一種很強勢的力量對劉奇弟進行攻撃，因為劉奇弟主要提出‘胡風不是反革命’，為胡風喊冤，劉奇弟在台上遭到圍攻。 “林希翎聽得很有興趣，就一步一步往前邊擠，我就跟著她。擠到離台子大約幾米遠的時候，停了一陣。忽然她也沒跟我打招呼，就上台發言。這是她第一次在北大發言。她講中國缺乏民主，‘三害問題’等等，提出很多她以後在演説中説的那些問題。 “本來我計劃送她上車，就這樣，她進入辯論，我晚上還要參加考試，我就離開了。從此以後，到我‘右派改正’以前，都沒見到她。” 主持人：“對林希翎來説，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天，按她以前接受我採訪時講的‘從那天登台，登上了政治舞台，以後就再也沒能從台上下來，。” 王國鄉：“林希翎是中國意識形態自相矛盾的焦點、‘反右’被迫害者的代表。” 主持人：“現在她過世了，回顧你們的接觸，以及對她後來的瞭解，您還有什麼特別感受和想説的？” 王國鄉：“特別感受就是，我似乎認為她對大陸所完成走向市場經濟這樣一個改革不理解。她還堅持所謂共產主義計劃經濟的路線。她在90年代回國一次，我專門去看她，跟她一起去逛了紫竹院。在這個地方，就向她解釋，因為我當時已經在從事西方經濟學敎學，就向她講微觀經濟學，講市場經濟優越性，她似乎不理解。我覺得她仍然在堅持搞所謂‘第二國際’的思想路線等等。” 主持人：“發展下去，那就是社會民主主義，就是北歐一些國家的那種模式？” 王國鄉：“對對。但她似乎並不讚賞真正的市場經濟，基本上還是馬克思主義者，這是很令人不可理解的，這是我認為最遺憾的事情。她在法國那麼多年，不知道她為什麼不能接受現代市場經濟道路。” 主持人：“您認為林希翎還堅持馬克思主義，可偏偏是她，‘右派’問題至死都沒得到改正，您看這是怎麼回事呢？” 王國鄉：“這是時代悲劇，歷史謬誤。在中國，人們直到今天還説在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實際上，中國人現在所做的已經完全徹底放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什麼‘無產階級在中國國內的地位……’恐怕還沒有資本主義國家高，可它還要聲稱自己是無產階級的先進政黨，不説實話。 “我和林希翎年齡差不多，我覺得大陸現在存在的問題就是，直到今天，在我生命將要結束的時候，我仍然被假話瞎話所籠罩，在這種狀況下過日子，實在太痛苦。中國現在就陷入這樣一個意識形態自相矛盾的狀態。林希翎還正是這個矛盾的焦點之一。” 王國鄉先生長歎一聲：“唉一我們是中國知識分子遭受苦難的代表人物，我們有共同的命運。我對她一直比較關注。她至少是‘反右運動’……據官方説55萬人的一個代表人物，她還是之外沒有‘改正’的。另外，實際上國內有一個統計數字，説是包括‘中右’和因‘反右’而遭到迫害的人，要多得多，有350萬。 “至少，林希翎是這些人的一個代表。” 訪“五一九”人、北大“右派”學生岑超南先生 岑超南：“反右”百分之九十九點九都錯了，還認為“基本正確，擴大化而已”，讓人笑話—— 現居住在香港的1957年北大物理系四年級學生岑超南先生説：“我跟她沒什麼直接接觸，因為我在學校不是很活躍，也沒參加什麼辯論，被打成‘右派’，只因我寫了一篇大字報，後來被收集在一本書裡，成為比較重要的大字報之一。” 主持人：“聽到林希翎過世的消息，您有什麼話想説？” 岑超南：“很可惜。共產黨這個事情做得很差勁，‘反右’運動百分之九十九點九都錯了，還認為是‘基本正確，嚴重擴大化而已’這是説不過去的，以一般常識，也是讓人笑話的。” 岑超南：當時林希翎和“右派”們的意見現在看來都是正確—— 岑超南：“其實林希翎也沒做什麼事情，就是發表了演説。那些意見現在看來都是正確嘛！當時‘右派’那些意見現在看來都是正確的，共產黨是不認錯的。” 岑超南先生被打成“右派”後，被下放到一家玻璃廠勞動，與那些入獄或“勞敎”多年的“右派”同學相比，他説“我還是比較‘幸福’的。” 岑超南：我為林希翎平反的事給北大校長寫過信，北大應該是思想領域旗手—— 岑超南1978年後移居香港，退休後在社會上作助學工作，搞了“北大助學基金會”籌款1600多萬，幫助學校蓋了20多個新學校，援助了1萬多學生。在香港被嘉獎為“優秀義工”。 主持人：“林希翎的‘右派’問題沒有‘改正’，現在她過世了，您有什麼要講嗎？” 岑超南：“這件事早就應該平反。我曾經為這件事寫過信給北大校長，因為我們給北大助學，他們選我為北京大學香港校友會常務副會長，我專門請人交一封信給北大校長，説北大這個學校應該表示出自己在思想領域是一個旗手，應該對這件事有個正確的描述。 “北京大學在校史裡五七年北大‘右派’的‘五一九運動’是一個旗手，應該和‘五四運動’相提並論，是民主運動，反封建，反官僚主義。但北大校史介紹裡，只有寥寥20多個字，就是重複了共產黨‘三中全會’的決議裡，説‘這個運動嚴重擴大化，損害了一批學生。 岑超南：《北大物理九十年》主編有骨氣，直接就寫“共產黨以言入罪”—— 岑超南先生説：“1990年百年校慶時，每個系都出了一本書，寫本系歷史。我們北大物理系負責人就很大膽，很誠實，用了700多字，寫1957年‘右派’的事。物理系也是大批優秀的學生、敎師被打成‘右派’，寫進《北大物理九十年》，有很詳細的分析，很敢説話，直接就寫‘共產黨以言入罪’，主編的這個人還做過北大副校長的，很有骨氣。” 岑超南：掩蓋事實連大學都不配，何談“一流”，憶蔡元培校長—— 岑超南先生説：“我給北大校長的信裡説‘你北大起碼跟物理系學習一下’，他給我回信説，這是中央定的調子，他們也是沒法。我説‘北大不是官衙門，官衙門可以這樣説，北大應更須取捨，你要麼作為一流大學，起碼要肯定客觀事實。掩蓋客觀事實，連大學都不配，還有什麼一流？’我是很不客氣了。在我理解，他們也變成官衙門了，和以前的北大不一樣。以前我們北大能衝撃……‘五四運動’蔡元培校長能擔保學生，還頂住不讓逮捕學生，現在不一樣。” 岑超南：林希翎至死得不到公正對待，比她惨的還有很多，建議看一個網站—— 談到林希翎的逝世，岑超南先生説：“我跟林希翎接觸不太多，前年她來北大的時候，也到我們北大校友會來過。對她過世感到很可惜，至死還得不到起碼公正的對待。 “‘反右’這個運動，比她慘得多的還有很多，現在我們有些人在香港。我建議你看看香港一個網站www.57HK.org專門講57年‘右派’的。‘香港五七學社’專門收集57年‘右派’的事。都是一個個人，都是血淚史。已經出了七、八千條。包括寫林希翎的，寫我們的，都有。” 以上文字的聲頻文件，存錄在自由亞洲電台普通話網頁“心靈之旅”攔目中，鏈接如下： (一)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xinlingzhilyu/youpai-0922200915l653.html (二)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xinlingzhilyu/fanglizhi-08062009163930.html (三)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xinlingzhilyu/linxiling-09282009130909.html 第三篇陸鏗傳奇：“給自己一個任務，要比毛澤東活得長” (首播：1998年11月20日紀念重播：2008年6月23日 中國最早的廣播記者陸鏗先生於2008年6月21日19點05分在美國舊金山病逝，享年89歲。 陸鏗先生在“心靈之旅”節目中接受過採訪，講述他的人生故事。當時我還訪問了陸鏗先生的老友、台灣資深報人龔選舞和卜大中二位先生。 為了紀念剛剛辭世的陸鏗先生，請聽1998年11月20日“心靈之旅”播出的訪談節目“陸鏗傳奇”—— 陸鏗採訪汪辜會談不成，自己卻成了新聞人物 在前面的“心靈之旅”節目中曾經談到，新聞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權利之一。公民有知道真相的權利，記者有報導事實的自由。每當重要歷史事件發生，總會吸引很多記者前往採訪。 1985年5月10曰，陸鏗（右）與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左）會面。會面一開始胡耀邦就説：“請坐！你在國内時，吃了不少苦頭吧。”開宗明義第一句就是關心當年他遭受的“牢獄之災”。陸鏗表示“大時代嘛，個人算得了什么”。（陸鏗《胡耀邦訪問記》） 前不久，在上海舉行的海峽兩岸關注的的汪辜會談，吸引了眾多海內外新聞記者。在申請到會採訪的記者中，最年長的一位是剛剛歡度過80壽辰的著名記者陸鏗先生。他沒有想到，手裡拿著經中國國務院對台辦公室新聞局同意發給的《記者採訪審批書》，在香港申請入境簽證時，竟被拒絕。這位秉持“新聞第一”人生準則、享譽海內外的資深記者，採訪汪辜會談不成，自己卻做了新聞人物。 《陸鏗回憶與懺悔錄》1997年出版 在今天的‘心靈之旅’節目中，我們要認識的朋友就是陸鏗先生。 陸鏗，字大聲。陸先生與我們的無線電廣播還有著特別的關係。他是中國最早的廣播記者，曾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擔任中國駐歐洲戰地記者。抗日戰爭勝利後，他擔任南京《中央日報》副總編輯兼採訪主任。 陸鏗先生先後坐過國民黨和共產黨的監獄，總共長達22年。出獄後，他到香港，與胡菊人先生共同創辦《百姓》雜誌，陸鏗先生多年來活耀於港台和美國的新聞媒體。 陸鏗先生1987年出版《陸鏗回憶與懺悔錄》，書中回憶了自己富有傳奇性的一生，記錄了他與半個多世紀來中國重大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各種聯繫，並且懺悔自己在新聞生涯和個人生活中的錯誤與失當。 陸鏗先生：懺悔關於採訪胡耀邦 陸鏗先生説，他特別要懺悔的是，1985年他在北京採訪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成為胡耀邦下台的原因之一。 陸鏗：“1985年（我）應邀到北京訪問胡耀邦先生。胡耀邦在中國大陸當時的排名是第一，鄧小平還是排名第二。訪問之後，我就發表了《胡耀邦訪問記》，轟動一時。到了1987年，中共方面要拉胡耀邦下台的時候，就成為胡耀邦三大罪狀之一。他們那個中共中央八號文件説，‘（胡耀邦)接受了包藏禍心的陸鏗的訪問，洩露了國家機密，並聽任陸鏗肆意攻撃我黨政治局委員胡喬木、書記處書記鄧力群’。 “為什麼我寫這個回憶錄叫《陸鏗回憶與懺悔錄》呢？為什麼要懺悔？在新聞方面，我覺得對不起胡耀邦，是我應該懺悔的，我當時沒有想到作為一個記者，還需要在筆下來保護總書記！” 陸鏗先生：胡耀邦之可愛 陸鏗：“我舉個例子，胡耀邦這個人之可愛啊！ “當時我説‘王震先生是你的湖南瀏陽老鄉吧？’他怎麼説？他説‘我是南鄉的，他是北鄉的。（瀏陽有北鄉和南鄉的地名，校正者佐拉注）’ “我就説：‘那麼是南北呼應了？’ “胡耀邦先生怎麼説？他説：‘也許是南轅北轍！’ “你看看，多麼的可愛呀！他當時也只是一種幽默，後來王震就拿這句話來攻他，叫他交代有什麼地方‘南轅北轍’，成為胡耀邦下台的一個引爆點。 作為記者來説，我確實到現在對胡耀邦先生還是思念不已，將來胡耀邦是可以受到尊敬的共產黨人之一。” 陸鏗先生：早年被逼替父借錢，鍛煉了説話 曾經在中共監獄中被囚禁22年的陸鏗先生，何以能去採訪中共中央總書記？被台灣國民黨當局列入黑名單多年的陸鏗先生，何以又上了大陸共產黨當局的黑名單？陸鏗先生與我們分享他寶貴的人生經驗。 回憶走過的心路歷程，自然還要從童年説起。陸鏗先生説，早年的家庭境況對他後來的人生道路有些影響。 陸鏗：“我是雲南人，生長在一個封建氣味非常濃厚的大家庭裡，祖父是個畫家，但是，他又是個跟政治聯繫得很緊的人。他曾經跟湖北的督軍結成拜把兄弟，拿到了湖北省當時最肥的缺，叫釐金局的局長，收入每年差不多10萬銀圓，那是不得了的數字。而後來，這個家裡破敗到連吃飯的錢都沒有了。 “父親就常常逼著我們去借錢。一次兩次可以借到，第三次人家就不肯借了嘛，因為知道這錢是有借無還的。父親就逼著我非去借不可，自然而然地就要考慮這個話怎麼説，才能得夠到對方的同情，相信你的話不是假話，能夠把這個錢借給我。 “後來我自己做記者以後，我就感覺到説話的锻煉、作記者提問的锻煉，與當時在十幾歲時，被我父親逼著去向長輩借錢多少有些關係，要講究話怎麼開始，然後要達到什麼效果。” 陸鏗先生：想好好作一輩子記者，人生進入另一種情境 主持人：“您後來是怎麼進入新聞界的呢？” 陸鏗：“當時在學生時代，目的就是要多得一點知識，因為家庭敎育的關係，叫我讀《史記》、《資治通鑒》、《漢書》啦，從小就受一些中國的儒家敎育，‘吾養吾浩然之氣’。我受的小學、中學敎育，是比較完整的。到了重慶之後，考什麼東西都考不取。最後沒有辦法去當兵，在當兵的時候看到中央政治學校新聞班要招考學生，來試一試吧，居然考上了這個新聞事業專修班。 “進了政治學校之後，上過于右任先生的課。于右任先生是中國元老記者，做過國民黨的監察院長，而且是被毛澤東稱為老師的人。于先生當時有一句話，給我印象太深了，叫‘新聞記者是時代最快活的人’。他自己是老記者，當時在上海辦《神州日報》，後來辦《三民》，是民呼、民需、民立。 “在這種情況之下，好，要做記者就好好地做吧，就一輩子做記者！因為太難得了。像我們這種情況，怎麼可能進到這種高等學府，而且是接受像于右任先生、張季鸞先生、趙敏恆先生、馬星野先生他們這一輩人的敎育！那麼就奠定了我一生要從事記者的基礎，我的整個的人生進入另外一種情境了。” 陸鏗先生：我訪宋美齡，中國最早的廣播記者採訪 陸鏗先生説的是怎樣一種“情境”呢？當時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在進行著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那個時候，已經有了無線電廣播，但是只有朗讀稿件的播音員，還沒有廣播記者。年輕的陸鏗先生就在這個時期進入中國國際廣播電台工作，又在一次採訪中，成為中國最早的廣播記者。 陸鏗：“我1940年進入新聞界，當時進入中國國際廣播電台。1942年，寫《天下一家》的威爾基先生，他給我們帶來了好運。他到了重慶以後，受到了熱烈的歡迎。1942年的10月3日，宋氏三姊妹在重慶飯莊舉行了遊園會來歡迎他。 “我呢，太冲了，年紀太輕了，在會議開始之前就拿到一個麥克風，‘啪嚓’一下子就放在了蔣夫人面前，馬上遇到了警衛、保衛人員的干擾，説：‘幹什麼？’ “蔣夫人習慣於説英語，我就用英語説：‘我是中國國際廣播電台的記者。’ “蔣夫人一聽，就説：‘讓他，讓他！’ “因此，我就開始講話了，我説：‘今天是蔣夫人宋美齡女士、孫夫人宋慶齡女士、孔夫人宋靄齡女士歡迎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威爾基先生來到重慶，現在由蔣夫人跟大家講話。’ “這一下不得了了，哈，看到這個場面，原來還有這麼回事，原來還可以有廣播來現場播新聞的！ “這一下，我就走上了廣播記者之路。” 陸鏗先生：二戦歐洲採訪，慶勝利受敎皇接見 陸鏗：“後來，我到了歐洲。BBC請我，介紹我的時候就説‘這是中國的第一位廣播記者’。實際上，是我和樂恕人兩個人，誰是第一、誰第二也分不清，反正中國最早的廣播記者就是我們兩個。當時在艾森豪威爾總部中國有8個記者，我是唯一的一個廣播記者，在這種情形下，就奠定了我的國際新聞觀，視野就非常開闊了，新聞之窗就全部打開了！ “1945年8月10日那天，突然日本宣布投降。敎皇為了慶祝中國抗戰勝利，決定明天用私見禮接見兩個中國記者（我和毛樹清）。我和毛樹清除了互相擁抱之外還能做什麼呢？我們都穿著戰地記者服，在（梵蒂岡敎廷）上書房跟敎皇對談，確實是人生的奇遇啊！” 陸鏗先生：揭孔宋貪污，當蔣介石面進諫，大難不死 聽到這裡，也許會覺得陸鏗先生實在是個非常幸運的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那麼危險的環境中做戰地記者，不但迎來了勝利，而且得到這樣高的榮譽，他的記者之路似乎格外平坦。陸鏗先生如果真能這麼一帆風順地走下去，新聞記者也許就不會被人們列入“最危險的職業”之一了。 抗日戰爭結束之後，陸鏗先生擔任南京《中央日報》副總編輯，兼採訪主任。以維護新聞自由為己任的他，在這份國民黨的機關報上公開揭發孔、宋貪污案。 人所共知，孔祥熙、宋子文都是當時最高當權者蔣介石的親戚。揭露孔、宋貪污案引起一場大風暴。陸鏗先生不得不作好進監獄的準備，甚至性命能不能保住都成了問題。就在這個時候，蔣介石召見他問話。 陸鏗先生回憶：“我走進去一看，蔣先生在最裡邊的一個會客室，穿著白布大褂。我看他從他旁邊的一個白色瓷缸裡面把他的假牙拿起來、戴上，不説話，走出來接見中宣部長李惟果和我，他把手一擺，意思是説，‘坐下吧！’ “蔣先生第一句話就説：‘什麼人吿訴你的？’ “我就説：‘報吿校長’，因為我是政校出身嘛，‘能不能准許我多説幾句？’ “‘不需要！什麼人吿訴你的，説出來！’ “我不管他。我想，反正就是這麼一回事了，一口氣就講了將近40分鐘。我就從我到前線看，士兵説連水壷都沒有……然後我講後方怎麼腐敗，怎麼貪污。 “我説‘孔先生、宋先生，全國家外匯只有5億美金，他們兩家弄了3億多。陳立夫先生他們是把黨派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心地窄狹，眼光如豆，造成這種局面。 “蔣一聽呀，整個面部表情有了很大變化。最後，我再講的話，他微微點頭。哈！我想，這下大概是不會殺我頭了。這時候，李惟果先生站起來了，那真是了不起，他就説：‘惟果身負宣傳重任，平日監督無方，大聲（陸鏗）年幼衝動，整個的事情惟果應當承擔責任。因此，請求給惟果以最嚴厲之處分。’ “蔣先生突然一下子站起來了，把手一擺‘我什麼人也不處分，我什麼人也不處分！’這個大難過去了。” 陸鏗先生：自己辦報，坐國民黨牢險被殺 陸鏗：“我從南京《中央日報》出來之後呢，已經看到國民黨確實是不行了。我們就決定自己去辦報。在廣州辦報，辦的是《天地新聞日報》。頭一天出報，有一篇文章，龔選舞寫的，是他從台灣寄給我們的，（題目是）《台灣難官百態》。結果呢，我們在處理的過程中就用《桃花扇》做了個引子：“當年氣焰掀天轉，如今逃奔亦可憐。養文臣帷幄無謀，養武夫疆場不保，到如今水剩山殘。”登出來了。哎呀，國民黨氣極了。那時候，國民黨已經退到廣州了。黨政軍聯席匯報就決定把我的報紙封掉，同時，我就被捕，非常危險，原本是要殺的。當時是1949年4月間。” 中國著名老報人張季鸞説：“記者不坐牢，不是好記者”，陸鏗先生的經歷似乎應了這句話。1949年夏天才走出國民黨監獄的他，同年12月又進了共產黨的監獄。此後等待他的先後共有22年牢獄生活。 陸鏗先生：大陸“鎮反”，坐共產黨牢險被殺 陸鏗：“我一生遇到兩次大禍臨頭，有殺頭的危險。一次是在廣州坐國民黨牢的時候；一次是在昆明，大陸‘鎮壓反革命’的時候，1951年3月開始嘛。 “那時候，我們那個監獄，每星期殺一次人，每次殺36個。半夜裡3點鐘，要來喊人的。他當時不准叫名字的，比方説我的號碼是‘四零六’。‘四零六！收行李！’就這樣，叫自己把行李捲起來，揹上，去挨殺。我突然遇到一個情況，在殺“四零九”的時候，陰錯陽差地喊到‘四零六’。 “3點鐘突然喊：‘四零六！收行李！’ “嗨呀！第一次我感覺到什麼叫五雷轟頂，‘嘩’一下子！我就想，難道就此完了？不。於是大喊一聲，他們規定，你喊的時候一定要喊：‘報吿大軍！’反正要死了嘛。來了一個警衛問什麼事，我就大聲説了一句‘我的案子還沒結呢！’ “他就走了，他也不理。過了將近20分鐘，他又‘啪蹋啪蹋’進來了，又喊：‘四零六！把你的行李打開，你繼續睡覺！’” 陸鏗先生：獄友沈煥章的最後時刻和託付 陸鏗回憶：“接著，監獄警衛喊：‘四零九！收行李！’ “嗨呀！這‘四零九’啊，馬上指著我説：‘你你你…’意思就是説，‘你怎麼可以叫我代你死呀？’ “我説‘我沒有這個意思啊，我是説我，我沒有説你呀！’ “他説：‘報吿大軍，我也恐怕是錯的吧？’ “‘錯什麼呀，’看守這時情不自禁地説出來了‘你不是叫沈煥章嘛，沒錯！’ “我看著沈煥章，他坐在地上慢慢地就癱下來了。然後，他跟我説‘黃泉路上不好走的啊，我沒有襪子，你的襪子能不能給我一雙？’我就給他一雙。 “他臨走説了一句話，他説‘我們在一起的朋友，今後哪一位要是到了台北，有機會吿訴我太太，我是哪一天不在的。’” 過了30多年以後，陸鏗先生終於在台北見到了沈煥章先生的太太。 陸鏗説：“我約了《新新聞》的一個女記者到醫院去看她，我就吿訴她，沈煥章先生是哪一天不在的、怎麼個情況。 “她説‘當然知道丈夫死是個非常難過的事情，不過，起碼解除了我心中的一個懸案。’她説‘我日夜都掛念他究竟是活還是死，心裡不安吶。’ “很慘啊，多少人冤死！” 陸鏗先生：被“三請”後，提三個意見，全場鼓掌，18年牢獄之災 資深記者陸鏗先生在“鎮反運動”中坐牢4年。以後又因為“反右”再度入獄，一關就是18年。而這後18年的牢獄之災，是因為一再被請去發表意見，才招來的。 陸鏗：“我一直到1954年1月4日才被放出來，離開了監獄。共產黨説‘你不能做事情，只能在家裡。到了1955年，周恩來通知雲南方面，叫我參加統戰。我一下子又從勞改犯變成了民主人士，參加了政協活動。 “到了1957年‘反右’鬥爭，開始時候是‘大鳴大放’，最初我本來是不想講的。 “第一次拒絕了，第二次又來找，説‘無論如何請你講一講。因為我們查了你的檔案，你走過34個國家，見多識廣，一定有很好的意見給我們提’。我還是沒有講。第三次他又來，我説：‘萬一我講了之後，你們認為我講錯了，再跟我算帳，那怎麼得了啊？’ “他們説‘你放心吧，陸先生，毛主席早就提出來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我説‘好吧，跟你們講’，我答應講了。 “開一千人的大會，我就提出了三個意見： “第一個‘建議中共考慮改變對美國的態度，化敵為友’。噢，全場鼓掌。請注意那是1957年。 “然後，我‘建議中共各大學改學英文，學俄文是不可能現代化的’。噢，又是熱烈鼓掌。 “第三個，‘建議中共准許我們老記者辦民間報紙，唱唱對台戲也不妨’。那個主持的人是共產黨，他説‘嗯？這個有點問題，不過，能夠講出來，還是好。’又是全場熱烈鼓掌。 “嗨呀！然後叫所有的民主黨派人士，人民團體的負責人討論陸鏗的講話，一片讚好聲。很多人説‘這是有國際水平的呀！’ “嘿！我這個傢伙也昏了頭，覺得大概是有國際水平吧。 “10天以後，大幅橫標拉出來了：‘把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極右分子陸鏗揪出來！’嗷呵，完嘍！鬥爭了9個月啊，非要説我是‘意圖推翻人民政府’。 “‘我説幾句話就推翻了？你們請我來講的！’ “‘不錯，是我們請你來講的。但你為什麼不講好話？要講壞話。’ “我説‘這對你們來説，就是最好的話。’ “秀才遇上兵，有理也説不清。判刑10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投入勞改，以觀後效。這一下子坐了10年。 “10年期滿了，監獄裡面的總部通知我去談話，很多人就恭賀我了‘要回家了，時間滿了，家人團聚啦！’ “結果呢，監獄總部卻是説‘陸鏗，你聽著，現在中央有個指示一查陸鏗，此人反動能量極大，不適宜於在社會上生活，應該繼續控制在監獄裡！’ “噢呵！這一下子又‘控制’了多久？又控制了8年！我坐共產黨的牢，坐了22年。” 陸鏗先生：給自己一個任務一要比毛澤東活得長 22年牢獄生活，漫長的日子，陸鏗先生是怎樣熬過來的呢？他引用一位作家的話説“意外的災難正是塑造生命的泥土”。 陸鏗回憶：“我在監獄裡邊雖然很痛苦，但是，有一個信心‘這個情況，不會永遠持續的’。特別是我給自己一個任務‘你呢，一定要比毛澤東活得長。陸鏗，你聽到，不准死！’ “有時候確實是在死的邊緣哪！而且痛苦不堪哪！但是想想，明天會好啊，自我調節。22年的牢獄生活當中，有4年是單獨監禁。 “單獨監禁是可怕極了！有的人就憂鬱而死、或饑餓而死了。我自己呢，想起宋朝的一位詞家的兩句詞‘重門不鎖相思夢，隨意繞天涯’。我人身體確實被你關了，但是我的思想可以飛出牆外去。自己單獨在一個小房子裡面，連站起來散步，走幾步路都不行，他要叫你坐下，也不准你睡覺，他要吹哨子，晚上時間到了，才讓你睡覺。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就想，中國人造字啊，他不叫‘站牢’，也不叫‘臥牢’，偏偏叫‘坐監、坐牢’。嗨，我説，真是妙！所以在這種被強迫‘坐’的極端痛苦的狀態之下，自我排遣。” 陸鏗先生：見字偷快，接待陽光，抱著馬桶跳華爾茲 陸鏗：“我是30多歲開始坐牢的，大概坐到60歲。特別是饑餓狀態，餓得不得了啊！在監獄那個情況之下，經常會有人被放在門板上抬走了。那時，要活過來很不容易。這是要有一股力量，而這股力量是精神力量，來支持你。 “我舉個例子，我看不到字，那麼有一天，突然，家裡送來魚肝油。每個月規定可以送一次東西。嗨呀，我眼睛一亮！為什麼呢？已經好久好久沒有看到字了。魚肝油瓶上的字，大家都知道是非常枯燥的字對不對？但是感覺到眼睛一亮，真是非常之愉快！ “因為不跟外界接觸，只有看太陽。最初是看到它從窗缝裡進來了，非常細的，慢慢、慢慢地放大。中午以後，又慢慢、慢慢地縮小。迎接它進來，又送它出去。覺得這也不錯啊，把太陽看成一個來訪問自己的朋友一樣地接待。那與正常的生活是完全不同的。 “每個人每天只能有20分鐘出來涮馬捅，自己倒掉，然後刷掉，那是刷得乾淨的不得了。然後，甚至抱著這個馬桶，在院子裡散步。趁著看守不太注意的時候，跳起了華爾茲‘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嗒’，看起來自己好像發瘋一樣的，否則的話就活不下去嘛。” 陸鏗先生：我擁有的最大財富是友誼 陸鏗先生的整個中年時代，幾乎都是在監獄裡度過的。熬過漫長歲月，終於活到被釋放的一天。陸鏗先生説，當他兩手空空走出監獄的時候，所擁有的最大財富是朋友的友誼。 陸鏗：“我應該説‘友誼萬歲’。當我從大陸出來的時候，共產黨説‘你必須在香港找到保人，保證你在香港的生活’。我就想到了‘左右開攻’。左邊呢，香港《大公報》社長費彝民，是我的老友。右面呢，《新聞天地》社長卜少夫，總經理黃綿齡，是我的弟兄，我們共同創辦《新聞天地》的。我就説‘我找這三個人，也就是兩邊的人，來替我作保’。共產黨的一位幹部就跟我講，他説‘你跟這些人都分開將近30年了，他還會認你嗎？’我説‘我有把握。’ “嗨！很快兩邊都回電了，都願意擔保我。而費彝民很客氣‘歡迎命駕來港’。 “到現在為止，我認為我陸鏗最大的財富還是朋友。 “這個廣播，我吿訴你很妙啊，每次廣播以後，大陸都有反應，有的呢，還是從勞改礦山上寫信來給我，是我過去的同窗之友，鐵窗的‘同窗之友’。當然，不認識我的人寫信來的也有。我就感覺到，接受一次廣播採訪，認認真真地講，也會得到友誼的溫暖。 “過去在監獄裡面管我的人，他是執行專政的，而我是被專政的對象，竟然到現在變成了好朋友，互相之間還通信、來往。確確實實心靈相通。當時管要犯隊的指導員，我們給他起了個外號，叫‘顔大人’。到現在，我跟他通電話的時候，還照樣喊他‘顔大人’。這位先生現在在昆明，他叫顔惠珊。 “最重要的一個例子就是我跟星雲大師的朋友關係。星雲他是佛敎徒，我呢，是基督徒。我跟他兩個人變成非常好的朋友。” 龔選舞先生：陸鏗先生是我看到的最大膽、最心細的記者 陸鏗先生在全世界擁有太多的朋友，在他80歲壽辰的時候，朋友們前來慶賀。現在，我們來聽聽朋友們談他們心目中的陸鏗先生。 現在住在美國的原台灣的《中央日報》駐歐洲、美洲特派員龔選舞先生説，陸鏗先生是一位無所畏懼的記者。 龔選舞：“陸先生對任何人一點怕懼都沒有。上至總統，下至司機，他都能把他們看作一樣的採訪對象。我們在南京採訪，共產黨的周恩來啦，青年黨的曾琦啦、左舜生啦，他都是把他們當作是新聞採訪對象。他不僅能夠從要人那裡直接得來消息，往往他的消息得自司機、副官，上上下下，只要有新聞的地方，他就去。 “那個時候，有一個説法是，南京《中央日報》的採訪組他是主任，那時候消息的集中就像是股票市場一樣。那時他是我看到的最大膽、也最心細的記者”。 卜大中先生：陸鏗先生——“永遠的記者” 卜大中：“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卜大中，是台北《中國時報》的副總主筆，負責寫評論和社論。陸先生是很有趣的人，我認識他很久，也很佩服這位老人家。 “我發現他有幾點很特別，跟一般的老人家不太一樣。他的童心很旺盛，對事情很好奇。他對風景、電影、戲劇毫無興趣，他就對人有興趣。古道熱腸，有話就直講，因為這樣，他也得罪了這個政權。好的他也説，壞的也説，這是非常可愛的德行。他到了70多歲，還隨著新聞到處跑。他今年已經80歲了，還在作採訪，所以在台灣被稱為‘永遠的記者’。” 大中先生應邀朗讀了他《和陸鏗先生八十壽誕賦》的片斷—— 夫為陸公，高壽八十，文字鏗鏘，隱含絲竹之聲，仿佛麝蘭之氣，遙想當年遂頸而立，仗筆如風雷之猛，髮堅敵夫，喝斥有獅吼之威。 當其亂世，縱横於紙上風雲，......隨大軍北上柏林，聲如洪鐘，華夏 廣播之先鋒，囹圄多年，不減青雲之雄志，倏忽至今，年僅八十，風華正茂，意氣風發如長安少年。嗓夫！山之妙哉，峰避路轉；水之妙哉，風起波聲。陸公之高，端在峰轉生波。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也。 陸鏗先生：解除報禁黨禁，辦張自由的報紙一我最後的希望 我們來聽聽“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陸鏗先生這位在台灣被稱為“永遠的記者”談談他目前的工作和未來的心願。 陸鏗：“假如説你要讓我給聽眾朋友送個禮物，我就建議能夠聽到我這個講話的朋友：‘永葆樂觀，拒絕死亡’，8個字，奉送給大家。我現在主要每個星期在香港《信報》上寫陸鏗專欄，專欄名叫‘百姓為念’，念念不忘老百姓。《信報》是朱鎔基先生每天必讀的報紙。除此之外，還要給台北的《財訊》雜誌寫陸鏗專欄，專門探討兩岸三地的事情。 “除了《陸鏗回憶與懺悔錄》之外，還出了兩本書，《陸鏗看兩岸》、《李登輝的最後決策》。我是作為一個記者，該怎樣批評就怎樣批評，該怎麼認定就怎麼認定，實事求是談出自己心靈的感受。 “如果你們聽眾有這個興趣，也可以通過自由亞洲電台，你寫個信給我，我想辦法寄給你也是有可能的。 “我現在最大的心願就是有一天開放報禁了，我準備不管是85歲也好，90也好，到大陸去辦個報。 “我曾經在1985年5月10日在中南海跟胡耀邦先生談的時候，我跟他説‘我有這個願望’’耀邦説‘有希望，有希望’。所以，這個‘有希望’始終在我心裡存著個希望。到大陸解除報禁了，解除黨禁了，能夠允許辦一張自由的報紙，這就是我最後的希望。不是不可能哦！” 以上文字的聲頻文件，存錄在自由亞洲電台普通話網頁“心靈之旅”攔目中，鏈接如下： 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xinlingzhilyu/lukeng-06232008163713.html 第四篇紀念“中國的良心”——劉賓雁 (首播：2005年12月10日） 中國著名異議作家割賓雁先生在美國逝世 美國東部時間2005年12月5日凌晨，中國著名持不同政見記者、作家劉賓雁因患癌症在美國新澤西州逝世，享年80歲。 劉賓雁1925年生於中國長春。194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57年在《中國青年報》任記者期間，因發表《本報內部消息》、《在橋樑工地上》等文章，被打成“右派”開除出中國共產黨，被禁止寫作長達22年。 1979年他在“右派”問題得到改正後不久，即發表報吿文學《人妖之間》，揭露社會腐敗問題。1980年劉賓雁進入《人民日報》任記者。上世紀80年代，他又發表了《第二種忠誠》等多篇報吿文學，被很多人讚譽為“中國的良心”。80年代中期，劉賓雁曾經被選為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1987年劉賓雁在中共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再度被開除出黨。 劉賓雁肖像 晚年流亡異域、思國心切、病重也未能被允回國的劉賓雁，在去世5年之後，屢經波折，其骨灰終移回故國，2010年12月22曰於北京安葬。但中共當局禁止在墓碑刻上他生前自擬的墓誌銘：“長眠於此的這個中國人，曾做了他應該做的事，説了他自己應該説的話。” 1988年劉賓雁獲“尼曼獎學金”到美國從事為期一年的學習研究。在此期間北京發生了八九“六四”屠殺。由於劉賓雁發表批評政府的文章和言論，中共當局不允許他回國，劉賓雁先生與太太朱洪一直旅居美國。 多年來，劉賓雁繼續為多家報刊撰寫有關中國的文章，編輯刊物，在美國的大學中從事研究工作。他是獨立中文作家筆會第一任會長。最近幾年，劉賓雁先生還擔任自由亞州電台特約評論員。 回放：割賓雁夫婦在“心靈之旅”節目中受訪，回顧人生經歷 劉賓雁先生生前多次在心靈之旅節目中接受我的採訪。在兩年前一次節目裡，78歲的劉賓雁回顧他走過的人生道路。 劉賓雁：“關於我本人走過的這條路，很有中國的特點。我在78歲的今天走到的這個地方，現在還不是終點，已經接近終點了。那麼跟我十幾歲的時候所夢想的那條路幾乎是完全不一樣的。我從十一、二歲就想當一個最有名的演員，後來又想當一個最了不起的作家，有世界榮譽的這樣一個中國的大文豪，哈哈！但是後來我的經歷、中國的命運、日本的進一步的侵略、整個國家的災難，一步一步地把我推到了一條我所沒有想到的道路上來。那就是做記者，然後1957年被打成‘右派’，22年完全跟中國社會隔離了。” 劉賓雁的太太朱洪原是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編輯。她回憶劉賓雁先生被打成右派後，家庭所經歷的艱難。1957年的時候，朱洪女士是《中國少年報》的編輯。 朱洪：“1957年開始‘反右’鬥爭，到了1958年做出了結論，劉賓雁是屬於‘極右’，要到農村裡邊去勞動改造。我記得是過了春節，大概是春天的時候，‘右派’就下放到農村去了。頭一年是到山西，第二年是到山東，都是每年春天時就走，到了冬天時就回來了。 “我還在北京，帶著兩個孩子。他姐姐的兩個孩子也送到我們家來，因為他姐姐很早就守寡了，她孩子多，家庭經濟有困難。4個孩子加上我全部生活靠我的工資。因為劉賓雁那時就沒有工資了，只有生活費20元，還是15元，夠他自己生活就很不錯了。他姐姐也因為他的關係，思想不通，説‘我弟弟怎麼可能成為右派？’結果他姐姐也被打成‘右派’，她的生活就更加困難了。 “劉賓雁有個老父親，那時也60多了。我們也需要過年過節對他有些幫助，經濟上就比較緊張。” 劉賓雁被打成“右派”後，不得不放下寫作的筆，他和他的家人在艱難的生活中度過了22年。 劉賓雁：“那22年我當然更不會想到，有一天這個‘右派’問題會‘平反’，很不徹底的平反叫作‘改正’，然後我又有一次可能，回到新聞界。當然也更沒有想到1979年我還沒有到《人民日報》工作的時候我所發表的一篇《人妖之間》大概也就是3萬多字，居然會在全國引起那麼大的震動。比我1956年發表的《在橋樑工地上》引起的震動要大得多。 “發表了這個之後，我又繼續寫這類作品。” 王康先生：作家割賓雁在《人民日報》宿舍接待信訪，幫助上訪者 現在住在四川重慶市的一位民間思想者王康先生20年前他剛剛讀到劉賓雁報吿文學作品的時候，還是一位大學生，後來到北京幫助劉賓雁先生處理過讀者來信。 王康：“每一封信充滿各種各樣的冤屈、悲劇，是中國四面八方的。大多數信寫的都是囉里囉嗦的，劉賓雁那時候就希望我給他收拾一下。然後按照不同方式發到不同的單位、機構去，看能不能多多少少給這些中國的很不幸的人，做點事情。這樣就和劉老師有比較近的接觸。 “當時劉賓雁住在《人民日報》小莊宿舍裡，他家裡經常來一些客人，就是那些説話也説不清楚、沒什麼文化的各地來的上訪人員。穿得破破爛爛，攜兒帶女的。劉賓雁是不厭其煩地拿出他那個小本子，記怎麼回事情，有什麼要求。走的時候，他經常和他的夫人朱洪老師給他們一點‘糧票’、給點錢，給點衣服。這種事情太多太多了。 “我當時就覺得，可能全中國只有劉賓雁這種作家在做這種事 回放：劉賓雁夫婦在“心靈之旅”節目受訪，回憶接待上訪者和再次被開除黨籍 劉賓雁的太太朱洪也忘不了那段日子。 朱洪：“很多人來找他。有的人一清早就坐在我們家門口的樓梯上，堵著門。其實劉賓雁在家的時間很少，出去採訪的時間非常多。當時好幾個春節都沒有在家過。有時夏末秋初時出去，穿著很單薄的衣服，説‘我很快就回來’。結果，到了外頭就回不來了，一件事接著一件事。最後就跟人借一件棉大衣，很狼狽地回來了。也有在報社門口去截劉賓雁的。當時要談的話，就是一天有36個、48個鐘頭也談不完，很多人。” 回顧人生經歷，劉賓雁説“是中國社會把我推上了這樣一條道路，，。 劉賓雁：“老實説，能夠僥地幸活下來，還能夠做出一點值得大家記得的一些事，這個人的作用也是很有限的。有人説我怎麼勇敢，其實並不。我是一個相當膽小懦弱的人，為什麼變成今天這樣一個我呢？我想過多少次，我認為應該歸功於中國人和中國社會。是他們把我推到這條路上來的。然後就走上了不歸路。 “開始我看不到危險，等我看到有危險的時候，我已經退不回來了。因為我發現後面推著我往前走的力量非常之強大。那些官僚的力量有限，雖然權在他們的手裡。 “我受到第二次懲罰，1987年被開除黨籍，這些都是沒有料想到的。但被開除黨籍，我一無所失。我得到了很多很多東西。” 回放：劉賓雁夫婦在“心靈之旅”節目受訪，談流亡海外的生活工作與夙願 儘管如此，對於流亡海外，劉賓雁認為：“現在在海外過了15年，我認為是我人生中最不幸的事情。第二次離開了中國社會，而這次是離開得更加徹底，離開了中國的土地。幸好我從小對世界就有很強的好奇，和求知欲。所以我自學了一點外語。假如我不懂英文、俄文，我這15年在美國就太不幸。” 劉賓雁談到出國後的寫作和工作：“從1988年我離開大陸到現在，僅僅是在1990年前後出了幾本書。一本是中文的我的自傳，一本是英文的也是自傳，跟那個（中文）不太一樣，後來又出了其它版本。另外出了我的講演集，我與別人合寫的一本關於‘天安門運動’的，都是英文本。 “我大部的時間是用來編兩個刊物，一個叫《中國焦點》，每月出一小本，是給西方世界的，幫助他們瞭解中國的真實情況，編了7年―。 “另一個刊物是給國內朋友看的，叫《大路》也是每個月出一期，編了兩年，這個中文刊物我認為很重要。那時電腦網絡還沒有普及，只能印刷。在美國編了拿到香港印，因為香港印刷和紙張都比較便宜再有熱心的朋友義務把它從香港運到國內。 “哎！但是可惜，後來因為國內的郵政檢查非常嚴格，很多人收不到，已是無效勞動，後來就停下了。” 劉賓雁的太太朱洪説，到美國15年來，劉賓雁的思想沒有離開中國。 朱洪：“來到美國以後，他就不放棄任何一個能夠知道中國情況的機會，另外也很注意國外的能夠被中國所借鑒的一些經驗和敎訓。總之，他的思想可以説沒有離開中國。” 劉賓雁先生也談到他心中一個未了的夙願。 劉賓雁：“在我的內心深處，老實説有時候安靜下來，我是很想寫一本小説。總覺得中國這樣多的苦難，應該是有一部作為真正無愧於這個時代、無愧於我們人民所遭到的這樣一些災難，到現在我還看不見运樣一■部小説。 “我自己已經到了人生的風燭殘年，所以我恐怕也沒有可能寫這部書了。” 割衡女士：大家説割賓雁是“中國的良心”，我是非常同意的 得知劉賓雁逝世的消息，他的許多同事、朋友、讀者和各界人士紛紛表達悲痛懷念之情。 我先採訪了劉賓雁先生原來的一些同事。原《人民日報》記者劉衡女士，也曾經被打成“右派”。劉衡女士談她聽到劉賓雁逝世消息後的心情。 劉衡：“非常悲痛。他比我還小3歲。我跟他在一塊兒工作了七、八年。他家就住在離我很近的地方。” 主持人：“您最早認識劉賓雁是在什麼時候？” 劉衡：“50年代我就知道他。我非常敬佩他。‘右派改正’以後，他就調到我們《人民日報》記者部，1980年我們就認識了，第一次見面。” 主持人：“您對劉賓雁先生有些什麼印象？” 劉衡：“他寫起稿子來挺厲害，可是他對大家、對領導都是挺和氣的，非常尊重大家的意見。” 主持人：“您對劉賓雁的一些報導有印象嗎？” 劉衡：“我當然有印象。最早50年代對《本報內部消息》、《在橋樑工地上》印象很深。那時候我也當記者，我説‘我怎麼就看不出問題來，他怎麼能那麼尖鋭’，我很佩服他。以後他來到記者部，他也是看到很多問題。我也當過‘右派’，他對我也有印象。有次有個稿子，刊登表揚我一直説真話，一直不承認自己是‘右派’。一次看到我，他説‘向劉大姐致敬’，他説他也做不到，當時承認自己是‘右派’，受不了那個壓力，所以他對我印象也不錯。 “可是我還是寫的表揚稿子多，他就是揭發那些黑暗陰暗，所以我很佩服他。 “後來成立了‘機動記者組’，我們又在一起，每個人根據自己的特長寫稿子。 “在成立會上，大家説‘劉賓雁，你就寫報吿文學，你不要寫什麼新聞了，你寫報吿文學影響大，你專門寫這個’。我印象很深，領導都是這麼跟他説。 “以後一直到他被開除黨籍，我們都不同意，為他説話。但是不行，因為是鄧小平決定的，一定要執行，不經過大家討論，就把他開除黨籍。不久，他就到美國去了。 “以後出了劉賓雁先生在海外編的刊物，給我寄了幾集，以後就沒有聯繫了。 “他對中國還是很有感情的，也願意對苦難的中國做點事情。 “他女兒就住在我們附近，她説想去探親，不允許；他願意回來，我們也想他回來，可是不讓回來，這是很不應該的。特別是他病了以後。” 主持人：“您對劉賓雁先生後來在海外的情況瞭解得多嗎？” 劉衡：“我瞭解不是很多，但我看他還在不斷地寫文章，寫得還是挺深刻的。到美國後，他的文章大家看得並不太多，封鎖嘛，不讓看這些有良心的中國人發言。不光對他，大陸不是也有很多東西不能發表嗎。 “大家説他是‘中國的良心’，我是非常同意的。” 主持人：“您在國內媒體有沒有看到劉賓雁逝世的消息？” 劉衡：“我沒看到。” 劉曉波先生：我們這代人是受過割賓雁作品恩惠的人，有啟蒙作用 劉賓雁先生生前曾經擔任獨立中文作家筆會第一任會長，筆會現任會長、在北京的著名作家劉曉波先生得知劉賓雁逝世的消息，談他內心的感覺。 劉曉波：“我的感覺是一種悲憤交加。我們這代人是受過他作品恩惠的人。他當年的那些作品給我們這代人……那時我們很年輕……都有一種啟蒙作用，使我們認識到這個制度的黑暗、權力腐敗的罪惡。 “同時他以前的經歷也對我們是一種人格的召唤。從讀過他的書……而且我兩次見過劉賓雁先生，他過世，當然就感覺到挺悲傷的。從另一方面講，我感到特別氣憤，因為賓雁晚年有一個特別大的願望、特別在他得了病開刀以後，他就特別想回到國內，有兒孫與他常伴。他曾經寫過信，這樣非常低調的人倫、人情人性的要求，卻被現政權拒絕了。我就對於這個政權的這種完全反人性、甚至反人倫的這種冷酷，我覺得非常叫人氣憤。同時也有一種心酸的感覺。” 劉曉波先生説，其實他在政治觀點方面與劉賓雁先生有些分歧。 劉曉波：“嚴格地講，賓雁他的那種帶有濃重的馬克思主義色彩和社會主義色彩的民主，本身我就覺得這是個惇論。證明從馬克思主義出發建立起來的制度、理想本身本質上就是反民主的。這是第一個分歧。 “我對賓雁先生的敬重就是在中國這種體制下，中國是一個盛產‘精明人’、‘小聰明’而缺乏大智大勇的這麼個民族、國度，所以黨內的知識分子中的機會主義和犬儒主義是他們最願意選擇的兩種生存方式。而賓雁先生恰恰在為人、為文這方面他言行一致，是一以貫之的。我寧可尊敬那種言行一致的左派，我也不會去尊重那種機會主義、犬儒主義的所謂‘右派’。 “在文學方面，中國文學最缺的不是那種玩弄精緻的語言、更不是玩弄那種‘先鋒派’的技巧，中國文學最缺的是那種直面現實、直面真實的勇氣。賓雁在文學上他的語言是極其樸素無華的。他的報吿文學也是老老實實地寫他所調查到的東西、他所經歷過的東西。 “在中國，我認為文學家、作家，嚴格講真實是最有力量的。” 余杰先生：割賓雁把報吿文學文體功能發揮到一種最佳狀態 劉賓雁先生逝世後，獨立中文筆會副會長余杰先生也接受了我的採訪。 余杰：“聽到劉賓雁先生去世後，我是很震驚，他是我最早的啟蒙老師之一。我在中學時代就看了像劉賓雁、方勵之、蘇曉康、金觀濤等等，他們80年代非常活躍的這一批自由知識分子的書籍、作品使我獲得了一個思想上的啟蒙。還有就是我去年在美國訪問期間專門去看望了劉賓雁先生，當時他的身體狀況還非常好。另外一個層面，他也是獨立中文筆會第一任會長，他對筆會的創立有很關鍵的作用。 “我覺得劉賓雁先生是當代最優秀的一位報吿文學作家。報吿文學是一個非常有中國特色的文體，它跟中國沒有基本的新聞自由的背景有關。它對中國新聞自由的拓展、對於作家這一社會的干預，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而劉賓雁先生，我覺得他把這種文體的功能發揮到一種最佳的狀態。” 余杰先生還談到特別讓他難忘和感動的是，當他在劉賓雁先生面前談不同看法的時候，劉賓雁先生所表現出來的對待晚輩的誠懇態度。 余杰：“我覺得賓雁先生儘管是他同代人中思想解放得非常遠的一位，但是他始終沒有完全脱離這種‘第二種忠誠’，沒有完全走出馬列主義的束縛，沒有去獲取一些更深更新的一些精神資源，所以我們在這些問題上，我也比較直率地表達了不同看法。同時也讓我很感動的就是，賓雁先生並沒有因為我這樣的後輩而且是客人表達了不同的看法就以年齡資歷來壓人。他很平等地跟我討論，我覺得這個在中國知識分子中也非常難得。” 余杰説：“當局不允許劉賓雁回國，充分地顯示出這個政權的殘酷冷漠。它連一位八旬的老人回到自己的祖國這樣一個非常合理的願望都不能夠滿足。當然，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也成為賓雁先生的一個光榮。因為他已經是一個80歲的、手無寸鐵甚至動過手術以後弱不禁風的老人，但是一個龐大的中共當局，因為有上千萬的軍警憲特，擁有那麼幾萬家新聞媒體，但就是這樣一個龐大的中共政權，居然怕他這樣一個老人，也可以看出劉賓雁先生作為一個説真話的作家，身上所蘊含的巨大的力量。” 蘇曉康先生:割賓雁是中國大陸80年代“批判性報吿文學”創始人 80年代著名報吿文學作家蘇曉康先生現在也住在美國，前不久，蘇曉康先生和太太傅莉還去看過病中的劉賓雁先生。 聽到劉賓雁逝世的消息，蘇曉康先生説：“心情當然是和大家一樣。我9月中旬跟傅莉一塊兒去看過一次劉賓雁。在他家裡，他躺在沙發上，我們在一塊兒聊了很多。我們看他很虛弱，想聊聊就走，他不願意讓我走。” 主持人：“你們當時都談到些什麼？” 蘇曉康：“這次主要談他的病。你看這一共只有不到3個月，轉瞬之間的事情。” 主持人：“您認識劉賓雁先生有多長時間了？” 蘇曉康：“我認識他差不多20年了。在中國大陸80年代報吿文學界，他不僅是長輩、我們的領袖，當時中國大陸的這種所謂‘批判性的報吿文學’劉賓雁等於是這種文體創始人。這種報吿文學因為他後來被批判，在‘天安門事件’以後，幾乎是全軍覆沒了。這在中國文學上是非常可惜的。那時我們這群國內搞報吿文學的朋友們都是把劉賓雁作為我們的導師一樣，我們都是追隨他的精神，甚至文學上都是模仿他的。” 主持人：“您在普林斯頓跟劉賓雁先生有過比較近距離的接觸，您對他有什麼特別的印象？” 蘇曉康：“到普林斯頓，劉賓雁在蘇紹智來以前他是年紀最大的。可是他當時學習英語、學習西方的人文知識的熱情，比我們所有比他年輕的人都更高。他在那裡拼命地剪報啊，不管是一些中文報紙、英文報紙。劉賓雁到美國始終沒有學會開車，但是他坐在車上永遠手拿著一丨分英文報紙，他在學英文。 “劉賓雁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任何國內來的人只要能見到的，他要千方百計去找來談談，瞭解瞭解國內的情況，拼命想知道第一手的、新鮮的這種感覺，這是他作記者的一種本能。所以劉賓雁不僅是個作家，他確實是個非常好的記者。” 主持人：“請問您怎麼看劉賓雁和他的作品？” 蘇曉康：“現在劉賓雁去世了，我回過頭想。我覺得劉賓雁是中國作家裡最具有俄羅斯文學氣質的一個人。我始終認為，俄羅斯文學就是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學，他們那種對苦難的描寫，是世界上任何其它文學沒有辦法比擬的。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一種宗敎性的悲憫。我覺得劉賓雁身上也有這種東西。很少中國知識分子身上有這種東西，特別是王蒙身上沒有這種東西。這是我特別喜歡劉賓雁的地方。他一直關注社會公正公平問題，關心老百姓的疾苦，關心弱者。即使流亡海外，在西方生活十幾年以後，他這個特點一點沒變。 “或者用另外一種説法，劉賓雁一直是一個‘左派’，關心貧苦普通人命運。這在西方政治上分野為‘左派’，這在劉賓雁從1957年打成‘右派’一以貫之的東西就是這個。 “關心弱勢也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出發點，所以他説他還是馬克思主義的。 “所以呢，很多人不太喜歡劉賓雁的某一點就是説他一直還是馬克思主義者，説他一直還在尋找共產黨。 “我不管他是‘左派’還是‘右派’，關心貧苦弱勢群體，這種追求永遠是可貴的。 “在政治觀點上，對於解決中國現在的問題，劉賓雁的思路和主張在中國的所謂政治解決方案上，我當然跟劉賓雁的看法不一樣。這不影響我對劉賓雁的欣賞。” 第五篇方勵之夫婦人生沉浮錄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 BlogThis! 共享给Twitter 共享给Facebook 方勵之夫婦人生沉浮錄 1.紀念方勵之先生：回放13年前訪談（之一） (首播：1999年4月；紀念回放：2012年4月10日） 2012年4月6日76歲的方勵之敎授在美國家中猝然逝世 中國著名天體物理學家、原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中國當代民主運動領導人之一，美國亞利桑那大學敎授方勵之先生，於2012年4月6日在美國家中猝然去世，享年76歲。 方勵之的一生：研究科學，倡導民主 方勵之1936年生於北京，12歲加入中共地下外圍組織，當時就讀於北京四中。1952年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195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方勵之先生經歷了中國當代幾次政治運動，一生經歷坎坷。 方勵之在學生中發表演講。 1987年春，他在所謂“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被當時中共的決策者鄧小平點名開除中共黨籍。 1988年秋，方勵之積極參加當時北京高校的政治研究會，並接受外國傳媒採訪，公開批評四項基本原則，也受到當時北京學生的認同。 1989年1月6日，他向當時的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發表公開信，建議該年為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40周年，釋放民運人士魏京生等。 由於他在1989年民運期間與他在北京大學任敎授的妻子李淑嫻支持學生訴求，“六四”的第二天與妻子避入美國駐北京大使館，6月12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通緝，理由指他們夫婦“煽動王丹等學運學生搞動亂”。他們在使館滯留一年後，乘美國軍用飛機前往英國，半年後到美國。 方勵之先生赴美後，於美國亞利桑那大學物理系任敎授，方向為天體物理學與宇宙學，直到逝世前仍處於學術活躍狀態，每年皆有若干學術論文發表。2010年，因他在宇宙學和早期宇宙的物理學方面的重要工作，當選為美國物理學會會士。他曾在美國擔任“中國人權”理事會共同主席。 13年前的1999年4月，方勵之夫婦曾經在“心靈之旅”節目中接受我的採訪，談他們的人生經歷和心路歷程。為紀念方勵之先生，回放這一節目上、下兩集。先請聽第一集，方勵之先生從他自己的早年經歷談起。 方勵之：少年時入讀北京四中，對無線電、旅行有興趣 方勵之：“我的父親在鐵路上做事，是個職員。我生在北京，長在北京，小學、中學、大學都在北京。念書時是中國戰亂時期，‘抗戰’，或是‘解放戰爭’。但是我自己的生活相對而言相當平穩。從四、五歲開始上學，直到大學畢業。” 方勵之中學就讀於北京四中，這是一所非常好的中學。他説“老師們大都畢業於清華北大，講課揮灑自如，學生受益匪淺。” 方勵之：“他們講課、思考問題不是局限於書本上，我受益不少。“我從小比較有興趣做收音機。抗戰勝利，我還不到10歲，美軍和日軍在北京賣很多破舊的無線電零件，我經常去買，自己裝收音機。在四中上學，母親給我點錢，讓我自己出去買東西吃。有時候這錢也不吃飯用，就去買零件。我覺得這對我後來慢慢走上物理，大概是很有影響。 “我父母是杭州人，父親念過大學，到現在還有印象他的一句話是‘一個人要讀萬卷書，行千里路’，很鼓勵我們到處去走。我和我哥哥暑假坐上火車就走，因為父親在鐵路上做事，坐火車不要錢。十一、二歲時到處去跑，對我打開眼界很有幫助。那時很多家庭不讓這麼小的小孩出去。我10歲進中學，16歲進大學。” 方勵之：在校看到警察打學生，12歲加入中共地下外圍组織 方勵之説：“在共產黨建立政權之前，我已加入共產黨地下外圍組織，是初中時。” 主持人：“那時您多大年紀？” 方勵之：“12歲。是內戰時期，四中是學生運動在中學裡的一個中心。有一次，北京‘五二二’事件，原來是‘五二〇’學生到南京中央政府請願被打。這些學生有的到北京來講這情況，在四中講。何魯麗的父親叫何思源，是市長，派警察把四中包圍，衝進校園。警察衝進禮堂，揪出一些學生痛打，打得頭破血流，我看到了。這時我比較親近進步學生，他們介紹我加入他們的組織。解放前夕，看到很多解放區出版物。” 主持人：“您那時參加的共產黨外圍組織名稱是什麼？” 方勵之：“是‘中國民主青年聯盟’。1949年‘民聯’（簡稱）的成員都轉成‘青年團’。我是最早一批‘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團員，1949年5月第一次成立大會，我參加了，當時13歲。” 方勵之：1952年進北大學科學，1955年入共產黨爭民主 方勵之：“1952年考進北京大學，到了大學，1955年我參加共產黨。高一到高二，我最有興趣的是物理，到高三時，我自己學的物理，比學校敎的多得多，所以我就報的北大物理系，也就考上了。 “那時對共產黨很信任，進步學生都是爭取民主，爭取言論自由，學科學當然也是要民主自由，沒有感覺到這裡面有什麼是兩回事。對北大印象最深是民主和科學，這個精神非常非常清楚，這一影響終生受益。 “大學上了四年。1953年朝鮮停戰，一直到我們1956年畢業，沒有什麼大運動，除了一個‘肅反’。那段時間對我來説，也是個黃金時期。 “我原來的興趣是理論物理，後來因為中國要發展核武器，最後一年專業方向不是理論物理，而是學的原子核物理，畢業後立即就分到研究所。” 方勵之：動盪開始；“同案”李淑嫻：自幼動盪 方勵之被分到核反應堆研究所，他説“剛剛工作一年，就開始動 方勵之：“中國開始動盪，我自己的生活也開始動盪。1957年‘反右’我被捲入，和李淑嫻當時被捲進同一個案子。” 李淑嫻説：“是同案犯。” 方勵之：“我們同班。1952年大學同班，而且同一個小班。” 李淑嫻説：“我的家庭和他不太一樣，從小生活比較動盪。因為父親學醫，同濟大學畢業，學校要把他送到德國留學，後來戰爭（二次大戰）爆發，他很愛國，不給德國人幹事情。他當時地位很好，在寶隆醫院，也就是赴德留學生的先修班。當時他放棄這個職位，參加了救死扶傷。當時共產黨和國民黨聯合抗戰，他隨醫院開到前線救死扶傷。父親（在事故中）突然死掉，母親非常年輕，就依附在我伯父附近，租了一間房子。 “伯父在自由煉鋼廠做總務工作，我就以這個身分進了子弟小學。自由煉鋼廠當時收羅了很多從國外回來的、很有知識的人，所以整個小學受的敎育非常好。 “母親從小就敎育我們‘要做一個有能力的人，要做一個自食其力的人。女孩子並不比男孩子弱’。所以境況非常艱難，有時要變賣父親的東西，變賣母親看著非常珍貴的東西，讓我們上學。” 李淑嫻：考進同濟中學——上海民主小堡壘，參加“讀書會”迎解放 李淑嫻：“我初中畢業時，和姐姐拿著小包到上海考學校。因為母親最大的願望就是讓我們孩子裡至少有一個要繼承爸爸的事業，要學醫，所以還要找到同濟大學去。 “我考取了同濟大學附中，即同濟中學，是上海唯一一個獨立的中學。它有助學金，考進去就可以不交錢，吃飯也不交錢。同濟中學還是上海有名的民主小堡壘，非常受同濟大學影響，很多學生運動都捲進去了。 “全校初高中同學裡我最小，大家都很愛護我，而且我很窮。進步同學對我非常好，當時我不知道，後來知道他們都是地下黨員。我當時也參加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外圍的‘讀書會’。同濟中學有很多公開活動，例如可以公開唱‘我們的隊伍來了’，等於是迎接解放。” (李淑嫻唱，錄音） 我們的隊伍來了， 我們的隊伍來了， 浩浩蕩蕩飲馬長江， 我們的隊伍來了。 排江倒海勇敢向前進， 不管你的長江寬又深， 不怕你的刀槍密如林， 我們的隊伍要衡破波浪横掃千里…… 李淑嫻：“很明確就是要過長江了。也唱‘山那邊呀好地方’’其實就是唱解放區。自己無形中就非常接近一些進步同學，而且對當時揭露出來的國民黨的貪污、金圓券事件，都非常氣憤。 “解放時我那麼小，而且在上海孤身一人，就住在一個現在知道是地下黨人的家裡。直到看見解放軍進城，我非常激動。半夜裡我們光著腳丫，知道5月25日解放軍進城了，就出去迎接。解放軍全是在大雨裡睡在路上，沒有驚擾老百姓，我當時很感動。” 李淑嫻：第一批入“青年團”，在北大比方勵之早半年入共產黨 李淑嫻：“所以我也是成立青年團時第一批參加‘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因為我母親也一直希望我能夠念同濟大學繼承父親的事業，只是由於女孩子好強，完全是為了赌氣，覺得‘我一定要學一個最難的專業’。人家説物理最難，我報物理，也以很高的分考進北大了。 “我跟方勵之同年進入北大，正好分在同一個小班。到北大以後，我覺得整個人生就開放了，因為北大是一片自由的天地，上課也跟別的學校不一樣。課堂討論不管是物理或者政治，都可以舉手，自己講話。我思想裡非常深刻的一點就是要作一個獨立的人，要有獨立的見解、獨立的思想。我就認為自己所追求的和共產黨是一致的，這個現在看來是一種誤解。後來我就參加黨了，比方勵之早半年，我1954年參加共產黨。” 李淑嫻：從“模範學生’’、“三好學生’’到被打成“右派” 上世紀50年代在北京大學同學的方勵之和李淑嫻，都是當時鳳毛麟角的學生黨員。他們不但學習好，而且熱心政治活動。李淑嫻被選為分團委副書記、北京市“模範大學生”。自從北京大學評選“三好學生”，方勵之和李淑嫻在校年年當選。 李淑嫻：“可是我們覺得並不高興，覺得現在敎育裡邊有問題。把人培養得比較馴服，特別強調要聽黨的話。我們並沒有認為自己的利益和黨有什麼衝突，可是覺得這個口號不對，應該要有獨立思考。所以在1955年的團代會裡面我們幾個人事先準備好，由方勵之出面提出‘到底要把我們培養成什麼樣的人？’我們覺得是提出了一個很好的問題。比我們年長的一些黨員受了批判我們並不知道。 “‘反右’的時候，方勵之已經不在北大，我還在北大。我當時被抽調出來做蘇聯專家的翻譯。‘反右’的時候北大有那麼多大字報，我就有很共鳴。 “當時我和方勵之已經有了朋友關係。50年代的朋友關係也就是星期六一塊兒多説説話，或者看看電影。他星期六來找我，另外一個黨員就來找我倆，説要給黨中央寫封信，説現在北大氣氛有點緊張。因為當時大字報鋪天蓋地，上台演講、辯論會都是自發的；各種各樣民辦刊物……‘右派’後來被處死的林昭，大家也慢慢就知道了，都在北大。遍地都是辯論場，遍地都是説話的廣場。 “當時我們預備給黨中央寫封信，説‘現在同學們這些意見大部分都是好的，儘管有些可能有偏激，可是下層幹部，我們覺得有不對的氣氛，他們組織一些人，完全毫無道理地批判（提意見的同學)……’方勵之也在，我們都同意寫，還沒有寫，主要是那位黨員，他比我們年長，他做了一個提綱，我們表示同意，信並沒寫成，我和這位黨員都被打成‘右派’了。” 李淑嫻：聽方勵之勸吿向黨説真話，定案材料主要是強調獨立思考 李淑嫻：“方勵之因為在物理所，他參加活動比較少，而且北大整人更厲害。我們是‘同案犯’，他逃出一劫，沒被打成右派。 “現在想起來，當時我們非常天真，我的一些想法只對方勵之説過，跟其他任何人沒説過，我為什麼要去坦白？ “他説‘你不跟黨説跟誰説？我們參加黨並不是為了功利，是把一生交給黨的事業。假使你對這個黨已經不能説真話了，你維持做一個黨員有什麼意義？’我覺得他完全説服了我。有些私房話，比如我對黨有些懷疑，我有親屬在非常年輕的時候受我爸爸的鼓勵直接去了延安，把自己整個青春都交給了共產黨。既沒有個人幸福，也沒有個 人前途，個人和家庭都是很悲慘的。對這些問題，我有些看法。 “我聽了方勵之的話，就全部都交代了，等於是送上去的右派。定案材料裡最主要的就是我強調獨立思考。” 李淑嫻：方勵之也被開除出黨，李淑嫻揹著一簍核桃去看他 李淑嫻説，她和方勵之關係的發展，是在她被打成右派之後。本來已經做了蘇聯專家翻譯的李淑嫻，順理成章將會被派往蘇聯留學，這是當時特別為人所羡慕的。可是因為被打成“右派”，李淑嫻失去了原本可以得到的一切。那時候方勵之被下放到河北贊皇縣勞動。 李淑嫻：“當時北大很多（男女朋友）一個被打成‘右派’，另一個沒成‘右派’，或者兩個都成‘右派’的，幾乎百分之九十九都離散了。 “當我被打成‘右派’以後，我用最快的方式把方勵之從贊皇找回來，我們談了3天3夜。當時我就覺得‘我不願意因為我的事情影響你一輩子’，我也想得很清楚，假如我們還維持這個關係，哪怕是一輩子，任何時候如果他想起來，這一輩子的前途就是因為我而喪失的，那麼我們的婚姻，我們的以後也沒有幸福。我們就分手，可是也説得很清楚，我們並不是彼此忘了，是埋在心裡。 “我一直送他上火車，我們這樣分手，是把愛情埋在心裡。我覺得在北大已經呆不下去了，北大是我非常心愛的地方，我青春的成長就在這裡，這裡一草一木我都熟悉。這個環境對我太剌激，我就主動要求下鄉。 “跟方勵之的關係呢，我們分手後誰也沒有把誰忘記。後來他 突然來了一封信，吿新我他也被開除出黨了。我就從農村......記得我 穿了一件有大襟的衣服，完全像個鄉下姑娘，揹著一大背簍核桃，因為齋堂是產核桃的地方，我從火車站（下車）揹著一簍核桃來看他。” 方勵之：不到20歲戀愛，從嚮往自由到雙雙被開除黨籍下放 方勵之：“我跟她的關係一直沒有斷，偶爾我知道她還去看我母親，所以她一來，是在意料之中的事情，當然是很高興的事情。我們是從大學就開始好，幾乎是從大學二年級就開始好，還不到20歲。” 李淑嫻和方勵之先後被開除中共黨籍。方勵之被開除黨籍時，回想起自己12歲加入共產黨外圍組織的政治生命的起點。 方勵之：“政治生命那時從一開始的選擇，就是傾向共產黨，我很信任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裡面就提倡‘四大自由’，跟自己的思想很合拍，便成了一種本能的信任。” 他説，還記得少年時代在日本侵華時，悄悄學會唱共產黨抗曰歌曲，一顆年輕的心嚮往著自由。 (方勵之唱，錄音） 紅日照遍了東方， 自由之神在縱情歌唱…… 被開除黨籍以後不得不面對現實的方勵之，在下放勞動中，過著他早年完全料想不到的生活。 方勵之：“開除黨籍時，我正好在鄉下，河北省贊皇縣，很苦的太行山的地方。到那個地方，什麼都做。冬天三九打井，脱光了身子下到七、八米以下，其他像放豬、趕牛車……什麼都做過。” 李淑嫻：結婚好像是找一個靈魂的庇護所，1961年結婚。 後來，方勵之和李淑嫻先後獲准離開下放的地方回到北京。由於被開除黨籍，方勵之在科技大學不受信任，不能繼續從事原來的核物理研究，於是轉而研究激光。李淑嫻回到北大以後，也不能從事敎學工作，被安排在校內工廠，和工人們一起勞動。 早在大學二年級還不滿20歲的時候就開始要好的方勵之和李淑嫻，一直以學業事業為重，並不想早早結婚。哪料到後來人生道路出現這麼重大的轉折。政治運動的衝撃，考驗了他們的愛情。愛情又在 政治運動的淒風苦雨中，給了他們最大的精神安慰。 李淑嫻：“我自己覺得結婚好像是找一個靈魂的庇護所。1961年結婚的。” 方勵之：1957年被打斷，仍不放棄科研，要幹出點事來 方勵之：“我們結婚以後一段時期，生活跟學生一樣，每天晚上我們都到圖書館去，因為我們在大學的時候一樣，每天晚上都到北京大學大圖書館。她在樓上，我在樓下，分開的。因為我覺得兩個朋友不能在一塊兒念書，相互干擾。但是念完書是一塊兒走回來。 “結了婚我們還是一塊兒去念書。你念你的半導體，我做我的理論物理方面的東西，兩年以後有了小孩以後，才開始有點變化。無論如何我們要幹出點事情來，這個夙願儘管1957年被打斷，但是並沒有放棄。” 李淑嫻：“不管外面怎麼樣，我有一個幸福的家，有一個理解我的人。” 愛情和家庭給了方勵之夫婦極大的精神安慰，他們在人生的逆境中相互扶持而行。方勵之被迫放棄原來專業以後，又成為中國最早研究激光發表這方面論文最多的年輕科學家之一。 方勵之：“雖然仍有很多政治上的壓抑，但是終歸學術上開始做出東西來了。但是好景不長，到文化大革命就整個打散了，不但不能做研究，而且不能在北京。科技大學整個被趕到合肥去了。那段時間完全是勞動，不但幹農活，還到煤礦去挖了半年煤；光著膀子拉一個板車，也在街上跑……這種勞動我們都會，前後好幾年。後來我們還修鐵路，京原（北京一太原）鐵路，房山縣周口店那一段有幾個隧道就是我們去挖的。” 家被衝散：18年雨地分居的夫婦、多年三地分居的家庭 文革開始後，一連5年大學不上課，敎授們被發配到窮鄉僻壤，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有的則是整個學校遷移，許許多多家庭被拆散。方勵之和李淑嫻這對患難夫妻，開始了長達18年的兩地分居。 李淑嫻：“我是1969年到江西鲤魚洲的。” 方勵之：“我是1970年到安徽。我們從1969年家就散了，被衝散了。我們的小孩跟著我母親在北京。” 李淑嫻：“‘反右’的時候，一般的‘右派’想，既然黨説我錯了，大概我就是錯了。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揭發了那麼多事情，我就豁然開朗，原來我是受騙，共產黨原來是這麼一回事，我不再苦惱。所以當時讓大家報名到江西去，我就是不報名。後來就點名説‘李淑嫻你應該報名’。我説‘你們既然讓我去，我可以去，我服從，可是我並不是自願。 “因為我的孩子剛剛生了沒多久。小的只有不到1歲。我知道北大、清華去的地方是血吸蟲重疫區。我到那兒如果得了血吸蟲病，一個人死在那兒就罷了，孩子不能去。我就把兩個孩子交給了奶奶。我們這個家四口人，兩個兒子、我們夫婦倆那時候就分開了，整整18年。” 李淑嫻：一年僅12天探親假，超體力勞動，惡劣環境中得了肺結核 方勵之：“後面還好一點，開始的時候，一年只有12天探親假，可以相聚一下，這樣過了好多年。” 李淑嫻：“我在鲤魚洲得了肺結核。因為潮濕、超體力的勞動，揹水泥、要爬大堤，大堤很高。鲤魚洲是血吸蟲區，不許説。知識分子都知道，這是血吸蟲重疫區。只要你説，就是擾亂軍心。夏天熱到(攝氏）四十一、二度，汗水把衣服全浸濕了，變成鹽鹵一樣滴下來。 “老鄉都奇怪，説‘你們這些女同志大概是不會生孩子的，我們這裡的女人都不能那麼勞動的’。我在那裡得了很重的肺病回來。” 方勵之：一年12天夫妻相聚，苦中作樂游黄山，不可忘的一次 1971年北京大學敎工全部從江西鲤魚洲撤出，李淑嫻才得以回到北京、回到孩子們身旁。一家四口人，從分居三地，變為分居兩地。方勵之、李淑嫻夫婦講起在那個年代，他們如何在1年僅有的12天團聚時間裡苦中作樂。 方勵之：“她講了很多那時候的艱苦。不過我們有的時候也苦中作樂。有一次我們用這12天探親假，她從江西到杭州，我從合肥到杭州相聚。然後就去爬黃山。那時候，全國極少有人，特別是在那種情況下，兩個‘反動分子’去玩黃山’照了很多相’是不可忘的一次。” 李淑嫻：“假如説有什麼特別的話，就是始終精神沒有倒。我們倆精神的相依，精神的振奮，把人生看得非常開闊。這大概是我們能夠經歷那麼多苦難，始終精神非常好的一個緣故。” 方勵之：在黑暗的礦井中想天上的事，轉而研究天體物理和宇宙學 更具有傳奇色彩的是，在“文革”完全不能從事科學研究的情況下，方勵之在黑暗的礦井中，把自己的研究方向轉向了浩渺的宇宙。 方勵之：“後來是在煤礦裡勞動，每天下到幾百公尺深的煤井，黑乎乎，根本誰也看不見誰，除了頭頂上有盞礦燈。 “實在沒意思，就想天上的事情，正好平衡一下。從礦井出來以後，我就開始轉到廣義相對論研究，轉到天體物理和宇宙學的研究。 “我的第一篇宇宙學論文，可以説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時代的第一篇宇宙學論文，是我1972年發表的，現在看來是很淺的，但是在那種環境下做的。 “我們的追求一直沒有放棄，儘管在礦井裡、在修隧道……對自己想追求的沒有忘，儘管沒有多少時間。 “1973、1974年，國外有人引用，這在當時國內還很少。我記得，第一次讓人高興的是英國的《自然》（Nature)雜誌，有一段評論我們的工作。從那以後，我的研究基本恢復。” 方勵之：研究宇宙學受批判，科學工作者不能容忍意識形態的不自洽 方勵之：“我在1972年發表第一篇宇宙學論文，發表在物理的學術雜誌上。很快受到‘四人幫’組織的《文匯報》的批判。因為宇宙學在中國一直是被禁止的學科，像蘇聯一樣，認為研究宇宙學是唯心主義的。但好就好在當時（科技大學）學校的一些領導，像劉達，他不管，説‘就做你的，理它那些幹什麼’，慢慢形成一個小組。 “我和共產黨、和共產主義這種意識形態的分裂，是從理性……就是上學的時候，説馬克思主義和黨性、科學性是一致的。這個問題我不明白，黨性就是説我跟哪一派，科學性應當是客觀的。説這兩個是一致，記得課堂討論時我説，我不明白這事情，那兒就有個疙瘩裡面。 “共產黨經常講立場、觀點、方法。‘觀點’、‘方法’容易理解。立場，就是説‘你必須站在無產階級立場，必須站在黨的立場’，這是什麼意思？要客觀看問題。所以從那時候我對這個意識形態，至少它説的裡面就有不自洽。如果有這種東西，對做科學工作的人來説，是不能容忍的，這裡面一定有問題。” 方勵之：從現實中悟到這個政權實質上是維護專制和它的利益 方勵之：“當然也不是沒有看到實際情況，例如‘大躍進’，我在農村，記得最清楚是錢學森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説畝產可以到多少萬斤，按照能量來算，我不管他政治目的什麼的，就從物理角度説，他算的是錯的。‘大躍進’本身就是非科學的。 “40年代開始，蘇聯就開始批判一系列的理論科學，包括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波爾的量子力學。我們在50年代就有‘讀書小組’，我們當時也看西方的東西，兩邊對照，看哪邊有道理。 “那時候布洛辛采夫量子力學的前沿，不過就是為了證明列寧的一句話是對的。其實列寧的話是錯的，為證明列寧對，就要改量子力學。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來改造物理學。 “到文化大革命更厲害，中國也開始批判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所以慢慢悟到這個政權實質上是維護這個專制，維護的是它的利益。” 以上是1999年4月初在美國亞利桑那大學任敎的中國著名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敎授和夫人李淑嫻談他們人生經歷的第一部分，下次請聽第二部分。 以上文字的聲頻文件，存錄在自由亞洲電台普通話網頁“心靈之旅”攔目中，鏈接如下： 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xinlingzhilyu/fanglizhi/m0413mind04102012140421.html 2.紀念方勵之先生：回放13年前訪談（之二） (訪談首播：1999年4月；紀念回放：2012年4月10日） 方勵之敎授在美國家中猝然逝世，海內外各界人士悼念 消息傳出後，海內外各界人士對方勵之先生溘然長逝感到震驚。人們以各種方式弔唁、悼念方勵之先生。 中國國內網友在微博上發布方勵之先生逝世的消息，但是很快被刪除。在香港註冊的“中國通訊社”，8日發表有關方勵之先生逝世的報導，並且不避諱提到方勵之在“六四事件”後到美國。中通社帶有某些大陸背景，但言論尺度較寬。可是，明確使用“六四事件”一詞也是過去多年來絕無僅有。 方勵之先生的遺體吿別儀式，於美國西部時間4月14日在亞利桑那州舉行。稍後將會設置紀念網站。 前“六四”學運領袖王丹等流亡海外的民主人士籌備追思活動，悼念精神導師。 13年前，方勵之夫婦曾經在“心靈之旅”節目中接受我的採訪，談他們的人生經歷和心路歷程。為紀念方勵之先生，近期回放這上、下兩集節目。今天請聽第二集，即下集。在這集節目中，也收入了方勵之夫婦的朋友許良英和劉剛二位先生的談話。 以下是恰恰整整13年前的今天，1999年4月10日播出節目的錄音（記錄）—— 方勵之：共產黨意識形態、组織、利益緊密結合，在哪裡戳破它都發火 方勵之有關天體物理學方面的研究論文，引起國外同行的注意，但是在中國和當時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天體物理學研究領域還充滿了禁區。 經歷過“反右”和“文革”劫難的方勵之，在“文革”結束之後，又一再被置於受批判的地位。 方勵之先生回憶説：“我記得最可笑一次是，已經到了80年代，都‘開放’了，我在上海出版的《自然》雜誌上寫了一篇通俗性文章，介紹宇宙學中一個新概念一量子宇宙學。文章被胡喬木看到了，他就寫信給《自然》編輯部，説‘我不懂宇宙物理，但是我認為方勵之這篇文章是反馬克思主義的。’ “共產黨這套統治……我們因為在共產黨裡呆過，知道它從意識形態到緊密的組織、到它的利益，是緊密結合的一套。這套東西，你在哪兒去戳破它，它都要發火。 “上學時很多人自然而然走到要民主自由，因為它宣傳的與我們做科學事業是一致的。正是因為你這樣走下去，發現它根本不是，不但理論錯誤，而且政策錯誤，什麼‘為人民服務’，完全都是撒謊。” 方勵之、李淑嫻從理性和感性不同途徑看到共產黨的問題 方勵之和李淑嫻夫婦説，他們兩人是分別從理性和感性不同的途徑，看到共產黨內部存在的問題。 李淑嫻女士説：“對共產黨，因為它撒謊，我是從感性上認識比較多。比如，當時我們在同濟中學的時候，可以在國民黨統治下唱‘我們的隊伍來了’，唱‘山那邊呀好地方’，公開地看《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半公開的去學（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這些書。可是‘反右’的時候，大家僅僅是提出意見而已，為什麼就受到這樣對待？“我們覺得我們在受鎮壓的人裡還算是幸運者。有的同學……在北大，‘反右’時就死了好幾個人，有的跳樓，有的臥軌……只不過就是説了一點話。所以，這時候我就開始懷疑。” 方勵之：“這時候所有《人民日報》發表的文章，不論誰做出成果來，都説這是在毛澤東思想、馬克思主義指導之下做出的科學發展……什麼的，這是個老套子。我心裡明白這都是假的，我沒有機會説這是假的。但是你要問到我頭上，我就説‘這是假的’。會場上會開不下去了，有人遞條子上來，説‘方勵之的g論是反革命g論’，幸虧主持會的人還比較開明。説‘你講，沒關係’。 “第一次我講馬克思主義過時了，在一次是暑期自然辯證法研討會上，我説‘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早就過時了’。我要按我的意見講，本身講宇宙學、天體物理，直接觸犯馬克思主義。（他們説）馬克思、恩格斯把宇宙學問題解決了。當時在胡耀邦時期還是開明一點，説‘要發展馬克思主義’。我就經常説‘什麼是發展馬克思主義？像這樣就叫發展？它就是錯了。’但當時不見容於社會。” 李淑嫻：恢復黨籍我沒説感謝；方勵之：鼓勵學生入黨去改造黨 主持人：“這時候你們二位是不是已經恢復了黨籍？” 方勵之：“對。我是1978年恢復的，她也是。恢復了黨籍我也照講不誤。” 李淑嫻：“恢復黨籍時開大會，在什麼範圍內給你戴的帽子，在什麼範圍內給你摘掉，你有什麼話要説……當時一種風氣就是上去‘感謝共產黨’呀……我説‘我沒有話要説’。我要説的話你們可能不愛聽，‘我誰也不感謝。我感謝很多很多被整的人或被整死的人，是他們的眼淚和生命，換來這個結果’。我説‘這個話題不要提’。所以我乾脆就沒上去，一句話都沒説，就這麼恢復了。” 方勵之：“有很多學生記得我一句話，我當時鼓勵學生入黨，入黨去改造黨。當時確實略微有點幻想，覺得是不是真正要改、走民主化？真要的話，我們當然得使一把勁，這個黨當然是得改造。” 方勵之：至少在大學裡應有學術爭論自由，沒有占統治地位意識形態 1984到1986年底，方勵之擔任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他在任期間竭力倡導學術自由，認為中國至少在大學這個環境裡，應該有學術爭論的自由。 方勵之説：“即使作副校長的時候，我一直沒有放棄正常上課、正常作學術研究。興趣所在還是做學術研究。當時在學校裡當然倡導學術自由。在學術方面需要什麼馬列主義指導？這都去掉。 “對學生的管理，也比較倡導自由方式。所以那時候學校裡學生辦小報的多得很。記得那時倡導四個原則：創造、自由、要民主、發展，我説‘中國至少在大學這個環境裡，沒有一個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應該每個都放在學術爭論面前，可以爭論。’” 方勵之：1986年在髙校演講受歡迎，髙層尾隨監視，引起學生不滿上街 發生在1986年底的中國大陸學潮，是從中國科技大學發起的。引發的直接原因之一，是當地的區縣級人民代表的選舉不能按照《選舉法》給學生提名的機會。另一個原因是，當時擔任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的方勵之在科技大學和其他一些高等院校發表有關民主自由的演講，受到學生普遍歡迎；而中共高層人士卻尾隨監視，這引起了學生們的不滿。 方勵之••“我就講‘現在一定要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核心就是民主化’，這使中央很不高興。我到一個地方講，萬里就到那個地方。1986年秋，我在寧波大學演講，講完飛回合肥。結果萬里跟著就飛到寧波，跟寧波大學校長説‘你把方勵之的錄音帶交出來’，飛機就停在那兒不動。他説‘你不交出來，我就不走’。後來寧波大學校長只好交出來。 “萬里就是想收集批判……我先到合肥，他也到合肥，召集合肥的省委、省政府和某些敎授，上百人的座談會。 “原以為萬里要作什麼指示，可是萬里説著説著就説‘方勵之，我要跟你辯論，到底民主是不是賜予的？’我説，‘民主不能是賜予的’。他説‘不是，就是黨給的’。我説‘我不接受這個’。 “萬里臉紅脖子粗，最後他説‘你黨齡多長？’我説‘30年’，他説‘我黨齡50年了’。這個辯論很快就在合肥傳出去了。學生一聽這種辯論，當然非常非常不滿，説‘民主怎麼是共產黨賜予我的？’所以學生就上街了。 “其實上街這事情，我是反對的。共產黨天下，我清楚很危險。所以我站在學校門口，擋著學生説‘你們不要出去。在學校裡你願意怎麼説就怎麼説，我可以保證你們安全’。後來學生直到這種地步，説‘方老師，你讓我們出去遊行一次吧！我們從來沒遊行過。’就這樣，一下就出去了。” 方勵之：鄧小平説“應開除方勵之、割賓雁、王若望黨籍”，遂開除 方勵之：“一出去，當然就變成政治事件，以後北京學生也遊行，20多個城市的高校都有動作。當時鄧小平就説‘像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他們3個人應該開除黨籍’。我的開除黨籍就是鄧小平一句話定的，點的王若望呢，因為實際想説許良英，但是忘了這個名字。許良英、劉賓雁和我在1986年冬天，説要舉行一次‘反右30年學術討論會’，這使當時當局非常惱火，就怕提‘反右’這種事情。” 方勵之先生説，就因為鄧小平這麼一句話，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一起被開除黨籍。而中國共產黨章程上並沒有規定過這樣的程序。方勵之回憶中引用知情者説法，鄧小平親定要開除出黨的3個人中，本來有中國科學院許良英敎授，只是鄧小平一時沒有叫出許良英的名字，説出了王若望。於是他們各人的命運，因為鄧小平這一念之差，也就有所不同了。原在上海的作家王若望先生，後來到了美國，擔任中國民主黨主席、中國民運組織海外圓桌會議顧問。 許良英：1971年因編《愛因斯坦文集》與方勵之認識，一見如故 多年來積極推動中國民主運動的著名科學家、中國科學院自然史研究所研究員許良英敎授後來到底還是丢掉了黨籍，因為他參與了“八九”民運，反對政府“六四”屠殺。 許良英敎授現在居住在北京。他回憶起與方勵之先生相識交往和共同經歷過的一些歷史事件。 許良英：“我同方勵之是1971年認識的，我那時編譯《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剛出版以後，我接到方勵之一封信，指出我們翻譯上的一個錯誤，解決我很大問題。我很高興，寫信給他，希望我們能見見面。那時我是‘右派’，還沒有回到科學院，沒有工作，在老家當農民，在商務印書館當臨時工。我們相約在商務印書館見面，一談就是3個小時，一見如故。” 許良英：發起“反右”30周年討論會，開除三人黨籍，胡耀邦被撤職 許良英敎授説：“方勵之比我小16歲，他在科學上研究很深，很有創見。他這個人思想很敏鋭，業務很好。1985年，我們兩人發起‘愛因斯坦研究學術討論會’，在杭州舉行。方勵之那時候當科技大學副校長，威信很高。他在浙江大學演講，談民主自由，學生反應非常好。 “1987年是‘反右派’鬥爭30周年，他們就找到我，要搞一個‘反右運動歷史學術討論會’，由我、方勵之、劉賓雁三個人發起，內容之一是研究‘反右’運動是怎麼形成的，總結經驗敎訓。 “共產黨説，‘反右’是正確的，只是‘擴大化’了。反右運動是百分之九十九點六搞錯了，只有百分之零點四後來沒有改正，實際也沒有道理。可見‘反右’運動的荒唐。這叫什麼‘擴大化’呢？ “很多大學請方勵之講話，關於民主問題，他講話比較透。鄧小平當時很惱火，大罵方勵之，説‘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把我的名字搞到王若望去了，‘想要搞反右紀念會’，其實是學術討論會。鄧小平説‘這三個人馬上開除黨籍’。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也被撤了下來。 “我覺得方勵之這個人是比較難得的。國外呢，説他是‘中國的薩哈羅夫’，我覺得有點像。” 劉剛：方勵之為維護科學的真理、方法、原則，跟當局發生衝突 80年代初在中國科技大學物理系讀書的原“八九民運”學生領袖劉剛，在“六四”之後的6年監獄生活中被稱為“秦城鐵漢’。後來他到了美國，現已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計算機專業畢業，在新澤西州的貝爾實驗室工作。 劉剛有這樣一段回憶：“我接觸方勵是在1978年上大學的時候，方勵之在中國科技大學。當時科技大學有一批相當活躍的知識分子，方勵之、溫元凱……幾次去聽方勵之講的課，比如當時的普通物理學、天體物理學、相對論等等，每當我想起方勵之，就會想到伽利略、愛因斯坦，甚至布魯諾、哥白尼這些人。 “我覺得方勵之跟共產黨發生的衝突，就像這些中世紀的科學家跟敎廷發生的衝突差不多。科學家所敢去挑戰的是傳統的看法，方勵之也是這樣。 “我還沒上大學的時候，中國的各個雜誌，包括《紅旗》雜誌、《人民日報》上就開始批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批各種各樣當代的一些科學思想。 “到科技大學我才知道，方勵之就是研究‘相對論’，研究愛因斯坦的。當人們面對不懂科學的人對這些科學家進行人身攻撃、對他們的觀點進行批判的時候，對科學、對這些科學家懂得到一定程度的人，就不能不站出來説話。 “但是方勵之完全是為了維護科學的真理，維護科學的方法，跟這些人發生一些衝突，是在科學原則上的衝突。” 劉剛：方勵之推崇愛氏名言“對犯罪我不去譴責，那我就是罪犯的幫凶” “方勵之給我留下的印象深刻的是，每當共產黨的正統思想跟科學真理發生衝突的時候，他往往會説愛因斯坦的一句名言‘對犯罪我不去譴責，那我就是罪犯的幫凶’。 “每當共產黨發起類似於‘反精神污染’這種政治運動的時候，方勵之往往為維護真理挺身而出。 “但是後來，人們總是把方勵之用一種當代政治領袖的要求去要求他，我覺得這是很不公平、很不公正的。 “舉一個不恰當的例子來説，如果一個民主的制度裡，就像一個可以高度自動駕駛的航空母艦一樣，一個舵手實際起不了太大的作用。不管是克林頓掌舵也好，還是個小孩子掌舵也好，使得這個航空母艦觸礁的按鈕是不存在的，這個功能是沒有的。誰去駕駛也不會使它觸礁。 “但是對一個專制社會，就像一艘海盜船一樣，駕駛這船的人必須是個海盜，更進一步説是個海盜的頭子。 “所以，如果指望想方勵之這樣的人去駕駛一個海盜船，我覺得是不太可能的。但如果真是一個航空母艦的話，是不是由方勵之這樣的人去駕駛，我覺得又是無關緊要的。 “我覺得我們在中國過去10年所做的事情，最主要的一點是作為一個人應該做的事情。在一個專制的社會裡，扼殺人格、扼殺人的獨立思想的社會裡，我們爭取的是盡可能地去保持人自己的思想，保持自己的人格。 “在現代社會、在一個民主社會裡，像我們這樣做人做事，是起碼應該做到的；而在中國，在專制社會裡，人們做不到這一點，是由於來自統治集團的壓力，迫使人們不能做到這一點。 “在共產黨統治的這麼多年裡，主要是從肉體上消滅這樣一些有獨立思想、獨立人格的人。經過多年淘汰之後，甚至把這樣的‘基因’都已經給淘汰掉了。” 李淑嫻：1987年當選海淀區人民代表，10分鐘發言贏得33次掌聲 方勵之夫婦繼續回顧他們的人生經歷—— 1987年初，原任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的方勵之被調離科技大學，讓他到北京天文台工作。這倒使他和他的家人因禍得福，結束了長達18年的夫妻兩地分居生活。 前面提到，1986年底發端於中國科技大學的“學潮”起因之一，是當地區縣級人民代表的選舉沒有按照《選舉法》給學生提名的機會。當方勵之被革職調到北京的時候，方勵之的夫人李淑嫻任敎的北京大學，也在進行人民代表的選舉。 方勵之：“所以北大的學生就開始醞釀，説方老師那邊遇到問題，我們就選李老師。” 李淑嫻：“北大也跟全國一樣，都是由黨委決定名單，根本不可能有我的名字。學生就來找我，説‘根據《選舉法》，10個人就可以提名，我們要提名李老師，希望你出來競選’。其實，我並沒有想到這個事情。為了支持同學們的這種要求，實現自己的民主權利，當然我可以出來。 “他們把我的簡歷貼出來以後，就被官方的學生撕掉。黨委和團委也不斷有人敲門來找我，希望我撤不要參加選舉。本來我倒是無所謂，後來他們這麼一來説，我倒是火了。我説‘我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我已經年滿18歲，我有選舉權；我已經年滿35歲，我有被選舉權，我為什麼要撤銷？’” 1987年春天，李淑嫻以89.9%的贊成票當選北京市海淀區人民代表。北京大學物理系副敎授李淑嫻在區人民代表大會上，行使人民代表權利，積極反映選民意見。有一次，李淑嫻不到10分鐘的發言，就赢得33次掌聲。李淑嫻還參加學生社團的一些活動，擴大和學生的接觸。 李淑嫻：“後來（當局）利用我在‘民主沙龍’跟學生演講的照片，説是我在天安門演講，這簡直是驢唇不對馬嘴。我參加那次‘民主沙龍’是4月5日，胡耀邦還沒有去世，所以中共好多宣傳完全是撒謊。” 方勵之：1989年致鄧小平公開信，要求政改、釋放政治犯 方勵之夫婦回憶起1989年發生的事情—— 方勵之：“我在1989年做的第一件事是給鄧小平寫信，建議他趁1989年的大好時機，‘建國’40年、‘五四’運動70年、‘法國大革命’200年，這個時候實行赦免、赦免政治犯。這事情激起反響，世界上有不少人支持。要求政治體制改革已經有很高的呼聲，覺得中國如果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經濟改革將會走到歧路上。當然並沒有預料到會發生絕食、或者‘六四’這樣的事情。” 方勵之：支持學生要求，但沒參加遊行、沒去廣場，沒想到當局殘酿殺人 方勵之：“學生或知識分子的遊行，4月15日到4月底，我們是支持的。但是，我並沒有去，我一次遊行都沒去，天安門從頭到尾都沒有去。因為一開始遊行，當局就暗示，方勵之是黑手。當時我在北京天文台，同事們都非常保護我，每次遊行都説不讓我去，以便證明我是在天文台做業務。當然我是很支持學生的要求。 “5月初，學生就開始醞釀説要絕食，不少學生來我家訪問。儘管我沒有去，但對廣場上的事都是知道的。凡是學生來徵求我們的意見，我們都説要撤。當然，絕對沒有估計到當局會開檜殺人，用坦克這麼殘忍的辦法對付學生。我們想，可能是挨一頓棍子打。在北京這樣大庭廣眾下殺人，在北京歷史上幾乎沒有過，連軍閥都不大敢做這種事情。” (插播：‘六三’之夜北京街頭錄音，戒嚴部隊的搶聲和民眾的喊聲） 方勵之：“那時候覺得，當局怎麼能這樣！簡直是太卑鄙了。就像當時很多人罵的‘法西斯’，就是法西斯，沒有任何其他的名詞更正確地形容它的行為。 李淑嫻：“當時已經從失望變成痛恨。” 方勵之：在美國仍關心中國，政改沒做，貪污腐敗更甚 1989年“六四”以後，方勵之夫婦來到美國。方勵之敎授在亞利桑那大學物理系敎書和從事天體物理及宇宙學方面的研究。方勵之敎授和夫人也一直關注著中國的情況。 方勵之••“這裡不斷有訪問者，學生、過去的朋友，不斷的。很多是國內的。當然很多都説國內的經濟狀況有好轉，北京蓋了不少房子，上海浦東也發展了。基本情況我們都知道。我們關心的問題，政治體制改革基本上沒做。最近因為要我寫《‘六四’十年》，我又找出我在1989年寫的文章，我看看那時候我寫的要求，現在一點沒有變，仍然非常適合現在，還是原樣。 “剛才説經濟上有好轉，實際也不是一律。一類是有錢了，另一類就是下崗。有的幾個月、半年沒有工資，有的兩年沒有工資。並不是説兩年工資就發不出來，是有很多貪污腐敗。這是來我這兒的人，不是一個人説，貪污腐敗比1989年大大‘發揚光大’了。” 方勵之和李淑嫻的人生感悟：沒白活，有追求；二人的詩與歌 回顧走過的道路，方勵之説，他們這輩子沒有白活。李淑嫻認為，最重要的是要有所追求。 李淑嫻：“我想，現在歲數也不小了，活得覺得比較有意思就是要有所追求。真的、善的、美的，當你覺得這東西值得追求的時候，覺得生活就會有意義。當我懂事以後，就在追求一個有意義的人生。我也可以説放棄了一些東西，就是發現那個東西我看錯了。” 李淑嫻説，這麼多年來，她自己精神上沒有垮掉的原因之一，是不斷加深了對共產黨的瞭解，自己得到解脱。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愛情和家庭給她精神上的支持。 李淑嫻：“我們的家，我們堅貞不渝的愛情，這是我很有福的地方。不管外面風風雨雨，不管我覺得痛不欲生……可是我這個家是很溫馨的，而且我們追求的是一樣的。” 方勵之敎授至今還能背誦出他們青年時代最喜歡的普希金的詩作《致大海》。 (方勵之朗誦，錄音） 再見吧，自由的元素！ 這是你最後一次在我眼前滾動著蔚藍色的波濤和閃耀著骑傲的美色。 我傾聽你黃昏時分的轟響， 你悲哀的喧響。 飽經滄桑，遠在大洋彼岸的方勵之夫婦，又一次回憶起他們在人生中最困難的時候結為夫妻的那最難忘的一天。 李淑嫻：“當時1961年很困難，每人每月只有糖票可以買二兩小塊糖，我們幾個月沒吃糖，他的姊妹比較多，把所有的糖票收集起來。因為結婚要請人家吃糖。我們兩人當時工資很低，我們兩人咬了咬牙，買了10塊錢的‘高級糖’，可買兩斤。請一些我的老師來。 “後來讓我們唱歌，我當時唱的就是“心兒在歌唱”，是一位整個身心用愛情支持的盲人歌唱家的歌。有一次元旦晚會，他們就讓我們唱‘康定情歌’，裡邊不是有一句‘李家溜溜的大姐，人才溜溜的好，張家溜溜的大哥，看上溜溜的她’嗎，他們要把‘張’改成‘方’，那天我們大概也唱了這個歌。 “然後唱這首‘心兒在歌唱’，是我們兩人一塊兒唱的，他詞不會唱下來，我們兩個人就隨便唱下來。” (李淑嫻唱、方勵之伴唱，錄音） 啊- 心兒在歌唱， 唯有你一人， 永留我心上。 啊- 那春色多明亮。 啊- 心兒在歌唱。 唯有你一人， 永留我心上。 以上文字的聲頻文件，存錄在自由亞洲電台普通話網頁“心靈之旅”攔目中，鏈接如下： 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xinlingzhilyu/fanglizhi/m0420mind-04102012223452.html 第六篇科學家許良英敎授回首滄桑 (首播：1999年4月24日） 【許良英先生是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敎授、研究員，現已離休，住在北京。他不僅是一位著名的科學家，也是一位多年來致力於在中國爭取人權、推進民主進程的獨立知識分子。 “心靈之旅”節目主持人張敏通過越洋電話採訪許良英敎授，聽他講述70多年的人生故事。】 許良英：我的學生時代 張敏：許敎授，可不可以請您先談談您少年時代的經歷？人早年的體驗往往對一生有影響，我們能不能從這裡談起？ 許良英：可以。我1920年出生在浙江半山區一個農村裡，我們那兒風景好，山清水秀。我父親作一點木炭生意，家裡有20多畝地， 在我5歲的時候，父親就去世了，靠我母親做點小生意，混個溫飽。小學六年級我就開始看報紙，那一年美國發明電燈的愛迪生死了，當時對愛迪生很崇拜，想長大以後也學他。初中畢業，家裡窮，要麼讀師範，或者去 許良英肖像 “我自己年輕的時候，提著腦袋斡革命，為了建立新中國。但是，想不到我們後來得到的是這麽一個國家，我非常沮喪。”（許良英語） 杭州考浙江大學的高工，就是工業職業學校，結果，師範和高工我都考取了，就上了高工，學習電機工程，這是1935年。 1937年抗戰爆發，先是杭州淪陷，後來學校解散，我們還差半年沒有能畢業，我就回到老家。當時心裡很難過，很消沉，就自己讀書。我有幸讀到了一系列介紹20世紀最新科學發展的書籍，包括相對論、量子論一類的書，讓我驚喜而狂熱，特別愛因斯坦的《我的世界觀》一書，是我高中時買的，這本書對我的影響非常大，奠定了我的人生道路，改變了我的世界觀，我下決心要學物理，就考到浙江大學物理系，那時浙江大學已經搬到廣西，我1939年初去了廣西。 張敏：您讀了愛因斯坦的書，而且説這改變了您的人生觀，書中哪些東西給您印象最深？ 許良英：愛因斯坦《我的世界觀》給我印象最深的，一個是他談到國家和個人的關系。過去我們都認為，國家是最高的，個人應該服從國家，中國人受的敎育一直是國家至上。愛因斯坦不是這樣的，他説，“國家是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為國家而生存”，“國家應當是我們的僕從，而我們不應該作為國家的奴隸”。還有愛因斯坦對真、善、美的追求，他追求真理的精神，他説：“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主義”。 進大學以前，我就已經讀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對共產黨一直有好感，對國民黨不滿。不過，我當時是把共產黨看作如同“水滸好漢”那樣的人，但我自己沒有想到要去幹革命，我是很膽小的。 到20歲以後，就發生了變化。1940年，我大學二年級的時候，浙江大學遷到了遵義，那是共產黨的遵義會議剛開過5年以後。地主官僚荒淫無恥，社會的黑暗和國民黨的腐敗無能，使我覺得中國必須革命，思想就開始變了。1940年以後，我決心去搞革命，政治活動我不行，可以搞搞理論。到了1941年發生皖南事變，出現白色恐怖，就激起我的革命義憤。我就從搞搞理論，轉到了搞實際的革命，下決心要成為職業革命家。當時，浙江大學沒有共產黨，我想畢業以後去找共產黨。 許良英:從1946年加入共產黨到1957年“反右”，從很左，到“極右” 許良英：我的老師王淦昌是一位很有名的物理學家，他後來成為中國的原子彈專家。上大學一年級時他認識我，我們關係很密切，他是我一生的恩師，每當我碰到困難的時候他都幫助我。他去年12月去世了，我當時寫了一篇文章紀念他，現在還沒有發表。我畢業的時候，王先生要我做他的助敎，他對我説，“你這個人有三個特點應該做學問：一是誠實，二是理解力強，三是有創造性。”我聽了當然很高興，但是，我不能跟他説我要去搞革命。為此我追求了五、六年，到1946年9月，我在重慶《新華日報》館加入了共產黨。 張敏：加入共產黨以後，您投入哪方面革命工作的呢？ 許良英：1946年浙江大學遷回杭州，我公開的職業還是做浙江大學的助敎，實際從事地下黨工作。 1952年我被調到中國科學院，實際上是做出版檢查官，也管一個刊物，叫《科學通報》，並負責科學院的對外宣傳工作。幹到1955年，發生了“胡風反革命集團”事件，其中有一個成員方然，入黨是我介紹的，我就被審查了差不多1年之久。這時候，我就還是想回去搞科學思想史，以及自然科學中的哲學問題的研究，到了哲學研究所。 1957年開始搞“大鳴大放”，那時候，我是很左的，毛澤東講的話我都相信，對共產黨我也沒有意見。舉個例子，那時候我們研究所裡有人提出，科學院裡的主要矛盾是“外行領導內行”，我當時就説，這個意見是反對黨的領導。可是，6月8日的《人民日報》提出要反對“右派”，我想不通，我説，明明是我們反復動員人家提意見，意見提出以後，卻把人家當敵人，這是失信於人民，我們還做什麼工作呢？ 大概一個星期以後，我就成了科學院的一個“右派”，8月1日科學院舉行了一次全院大會，批判我，我就成了“極右分子”。我被迫回老家當農民，作了20年農民。從1940年開始，到1957年，是我一生的第二個階段，是我革命的時期。 許良英：被迫回老家當農民，失去公職20年 張敏：請講講您回到農村時的心情和您的處境。 許良英：我這個人很愚蠢，是書呆子，對共產黨和毛澤東都很迷信。毛澤東書上説的我一直相信，《人民日報》上的東西我也相信，因為共產黨不能講假話嘛。回到農村以後，那個時候“大躍進”了，説一畝水稻田可以長出十幾萬斤稻子。《人民日報》也登了照片，我就向農民宣傳：小孩子都能夠坐在稻子上面。農民不信，我説都登了報了為什麼不信？ 在農村，我認為自己過去一直沒有勞動過，勞動勞動也好。還有一個思想就是覺得，中國農民過去是半年糠菜，半年糧，我沒有過過這樣的生活，我過過也很好。“大躍進”以後，有些地方餓死人了，我們那個地方沒有餓死人，還是風調雨順的，但是糧食還是很少，一個月每人只有20斤，有時是十幾斤。我這個人迂腐到什麼程度呢，我當時認為，這也很好，給我補補課，過過苦日子，有好處。所以，我一直思想是很通的，根本沒有反感。 “右派”屬於“階級敵人”，黨籍開除了，公職也沒有了，我就靠掙工分過日子的。當時我還想，好好勞動，今後爭取重新加入共產黨，我就是這麼愚蠢。我還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買來重新讀，一共有39卷我都買齊了通讀。《列寧全集》買到二十幾卷，也都看了。 《毛澤東選集》我看了5遍。我覺得也有好處，至少我對馬克思主義有發言權了。我在1961年就摘了帽了，成了“摘帽右派”。 1962年，中蘇論戰，毛澤東要當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中宣部提出，要批判全世界反馬克思主義、修正主義的東西，要把一些著名科學家的哲學思想翻譯出來，供批判之用，我就自吿奮勇，接下了編譯愛因斯坦著作的任務。 張敏：在哪裡作翻譯工作？ 許良英：在老家農村，我從北京借了很多有關愛因斯坦的書，然後回老家搞翻譯，我一共譯了3卷，中間又找了三、四個朋友合作，當然是以我為主，這些工作我是在農村做的。 張敏：那時候，您還要務農嗎？ 許良英：在動手編譯《愛因斯坦文集》以前，出版社把我一部關於物理學哲學的舊譯稿拿去出版，給了我一筆稿費，我就用稿費向生產隊買工分。從1962年下半年到1966年，我基本上沒有勞動。 許良英：妻受連累被開除黨籍、被迫離婚16年後復婚 張敏：能不能介紹一下您的家庭情況、家庭生活？ 許良英：我的夫人叫王來棣，浙江大學1949年畢業，她1947年加入共產黨，在我領導下工作，我們認識了。但是那時候我使用的是假名，她不知道我的真名，也不知道我是浙江大學的。1949年我們結婚，有兩個兒子。 1957年我成了“右派”，有一個很慘的情況。就是1958年3月通知我去黑龍江“勞改”，我説:我有嚴重的關節炎，到那邊會凍死的，讓我回去和我愛人商量商量。他們説：不用商量，今天下午就必須決定，我們不強迫你，如果不同意，你就去自謀生路。我就説：那我就自謀生路。 回到家裡，我愛人心裡難過，就哭了。那時候，她已經懷孕10個月，馬上要生產了，她哭了好幾天，孩子就死在了肚子裡，是一個女孩，送到醫院，孩子拿出來以後，她回到家裡，馬上就被開除了黨籍。因為她允許我回家，被説成包庇我，被整得很慘。原來她做的工作是研究共產黨的歷史，也不允許她繼續做了。我覺得我不能再呆在北京，避免影響我的愛人和兩個孩子。 我一個人回了老家，她在北京帶著兩個小孩，也是很苦的，她的工資比較低。我回農村，家裡還有老母親，是地主成分，我要勞動養活她，我母親1973年去世。 我和愛人一度不得不離婚，後來又復婚了。我們1962年離婚，一直到1978年我回到科學院以後複婚。我在農村和老母親一起生活，後來，在杭州工作的弟弟也回鄉了，他也被劃成“右派”。 許良英：文革中挨批鬥，喝雨瓶“敵敵畏”自殺未遂，認識“文革”騙局 張敏：您能不能講講您在農村從事的翻譯、研究工作和您在農村的遭遇？ 許良英：我在農村主要就是翻譯愛因斯坦的東西，一共3卷，到1976年出版。文化革命的時候，毛澤東的號召我也是擁護的，我也積極參加當地的造反運動。但是，因為我是“右派”，我只能幫助造反派寫大字報，我當時就像地下黨一樣，秘密幫助他們寫。1968年浙江大學又把我抓回去審查了10個月，然後把我又送回到老家。但是，我老家當地的臨海縣城西區革委會還是不肯放過我，要開全區萬人大會批鬥我，那是1969年9月，批鬥大會的前一天晚上，我喝了兩瓶“敵敵畏”，馬上就失去知覺，被送到醫院搶救了12個小時，蘇醒過來。 張敏：在您醒來之後，是什麼心情？ 許良英：我就是覺得冤枉，當時我對共產黨也沒有多少反感，只是想，是當權派們不好，毛澤東、共產黨還是好的。我想我一生搞革命，僅僅是反對“反右派”的決定，只錯了一個星期，為了這一個星期，我已經改造這麼多年了，他們還要批鬥我，我感到沒有希望了，就是死了，我也不後悔。 1973年底，商務印書館要出版我們譯的《愛因斯坦文集》’讓我去北京，完成編譯出版工作。那時候，北京正開展“批林批孔”運動。 1974年我的思想發生了轉變，我到北京，親眼看到了什麼是“批林批孔”運動，批林當然是批林彪，批孔卻是批周恩來，看到江青、毛澤東的種種表演，我恍然大悟，原來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大騙局。 報紙上天天講假話，欺騙人民，我非常反感，覺得中國搞的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中國需要第二次革命。當時，甚至還想找一些人搞武裝鬥爭。以後，我又回到老家。 許良英：打倒“四人幫”後覺得共產黨還有希望，我在“清污”中又受批判 許良英：到了1976年“天安門事件”的時候，我又在北京，當時是繼續搞愛因斯坦的東西。 “四人幫”打倒以後，我覺得共產黨還有希望，特別是胡耀邦出來以後，提出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不是鄧小平提出的，而是胡耀邦提出的。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很徹底，他這個人比較開明。我編譯的《愛因斯坦文集》是1976年出版的，1977年有人吿訴我，胡耀邦在一次共青團代表大會籌備會上説，“我最近買了一本書，書名是《愛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對我啟發很大，希望你們也讀一讀。”當時參加會的一個人就把這話吿訴我了。以後，胡耀邦當了中央組織部長，有個在組織部的朋友也吿訴我，胡耀邦在中組部向幹部推薦《愛因斯坦文集》。我1978年回到科學院，當時，我還沒有平反。 胡耀邦在1980年擔任總書記的時候，要求科學院給中央書記處成員和國務院正副總理開科學技術講座，一共講了5課，第一課就是科學史，是由當時科學院副院長錢三強講的，講稿主要是由我寫的。我在講稿中寫道：200多年的歷史經驗吿訴我們，科學和民主是現代社會賴以發展、現代國家賴以生存的內在動力。隨後，我又發表論文，加以充分的論証，我的文章在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的運動中受到批判。 許良英：10多年沒見孩子，雨個兒子爭氣，髙考後直讀到博士 張敏：請問您的太太和孩子是不是一直在北京？您見過孩子嗎？ 許良英：我太太一直在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也已離休。我的兩個兒子比較爭氣：大兒子初中讀了兩年，就文革了，第二年，他主動要求到黑龍江建設兵團去，還帶去好多書，包括馬列的、毛澤東的。1970年，他在“一打三反”的時候被打成“反革命”，搞得很慘。 1975年，我曾經約大兒子到杭州見面，我都不認識他了，前後有10多年沒見面，我發現他比我更早識透了共產黨。 他堅持自學，1977年恢復高考以後，別人考大學，他考研究生， 1978考到清華大學，做研究生，搞計算機和機械工程，畢業以後，進入計量和技術經濟研究所，工作兩年之後，到美國哈佛大學作訪問學者。他1984年出國，1991年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現在在倫敦經濟學院敎書，他叫許成鋼。英國BBC廣播電台經常採訪他，讓他談有關中國經濟的問題。我的小兒子15歲就勞動，當了工人，恢復高考，他考上大學，後來也獲得了博士學位，現在中國水利科學院搞水壩設計。 許良英：馬克思最大錯誤是不要民主，而是主張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逆歷史潮流 張敏：您説在70年代時，您認為中國共產黨搞的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這是不是説您還是信仰馬克思主義？ 許良英：當時是的，但是，後來改變了，經過認真地研究，我覺得馬克思主義有問題。1988年，召開了一次全國現代化理論討論會，有300多人參加。在會上我講，馬克思的最大歷史錯誤，並不是有人説的，在有關市場經濟、貨幣問題上，這些是次要的。馬克思最大的歷史錯誤就是不要民主，而是主張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 馬克思自己説，他一生最大貢獻就是提出了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必須經過無產階級專政階段。恩格斯認為國家就是暴力，有國家就沒有自由，有了自由就不需要國家了，列寧的國家與革命的理論就是重複了恩格斯的話。我説，18世紀以來，民主已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可是，馬克思在19世紀卻提出要專政，反對民主，這是逆人類歷史潮流而動的。 我們批判毛澤東，説他提出以階級鬥爭為綱，其實，這種思想來源於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開頭就説人類的歷史就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共產黨宣言》都是講階級鬥爭。俄國、中國搞不好根子都在馬克思，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的基本論斷是錯誤的。 許良英：我有責任讓年輕人瞭解，中國需要民主，要結束一黨專政 許良英：胡耀邦還在的時候，我覺得中國共產黨還有一線希望。 1981年鄧小平第一次搞“反自由化”的時候，胡耀邦就説過，我們不再搞整人的政治運動。有人問，你能不能擔保不再搞政治運動？胡耀邦很坦率地説：“我不能擔保，因為我不能保証我自己的地位”，這話我聽了很感動。當時，我就講只要胡耀邦的地位不變化，中國共產黨還有一線希望，否則，中共沒希望。1987年胡耀邦被迫下台，我就絕望了。 1979年我恢復黨籍，感到很沉重，因為黨已變成這個樣子。宣布改正我“右派”的消息，大家鼓掌祝賀我，我説，沒有什麼好祝賀的。有的“右派”在報紙上發表文章，説共產黨給他改正了，感謝黨給了他第二次政治生命。我沒有這個感覺，我的政治生命不應該失去，沒有道理。 我自己年輕的時候，提著腦袋幹革命，為了建立新中國。但是，想不到我們後來得到的是這麼一個國家，我非常沮喪。 不過我青年時代建立起來的人生觀沒有變，這就是做一個為社會獻身的正直的人。我過去因為迷信共產黨，蒙蔽過一些年輕人，現在我醒悟過來，我有責任讓年輕人瞭解，中國需要民主，要結束一黨專政。 有人説我這麼大年紀，應該明哲保身、安度晚年，我不能接受這種勸吿。 許良英：聯名發起“反右運動”30年歷史討論會、聯署1989年致鄧小平公開信 張敏：請談談這些年您是怎麼為中國的民主事業努力，以及在1989年“六四”前後您的經歷，好嗎？ 許良英：好。前面我講過，在“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運動中，我已經被列入了受批判的黑名單。 1986年11月，方勵之找到我，説1987年是“反右運動”30周年，應該搞一個“反右運動”的歷史討論會，由我、劉賓雁、方勵之3人聯名發起，那是在我家裡討論決定的。當天下午，方勵之就應邀到上海幾所大學發表了一系列關於民主和改革的的講話，引起了強烈的反響，隨後出現了各地學生上街遊行，鄧小平迫使胡耀邦辭職，開除方勵之等人黨籍，我們這個“反右”歷史討論會當然也不准開。 當時，開除了3個人的黨籍，有方勵之、劉賓雁和王若望。其實是鄧小平錯把我的名字説成了王若望。後面還計劃要開除十幾個人，我首當其衝，後來鄧小平發了慈悲心，暫不開除了。 1988年底，我又提出，1989年是“五四”運動70周年，法國大革命和人權宣言200周年，我們應該搞一個民主思想啟蒙運動。 1989年1月，方勵之發表了一封給鄧小平的信。我和老同學施雅風商量，要效法“公車上書”，推動中國民主改革，我起草了一封致黨中央的信，提出四方面要求： 一、政治改革要與經濟改革同步，建立民主監督機制，反對腐敗。 二、保証公民自由權利，首先是言論、出版、新聞自由。 三、釋放因為言論被治罪的人。 四、重視科學和敎育的發展。 當時簽名的人有42人，絕大多數都是很有成就的科學家，由我的老師王淦昌和錢臨照先生領銜，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有這麼多科學家聯名發表政治見解。 那時候，趙紫陽擔任總書記，態度還比較好。這封信被“美國之音”廣播之後，科學院開了會議，黨委書記傳達中央講話，説我們的信內容沒有問題，不要給簽名的人壓力，不要找簽名的人談話。以後，統戰部部長閻明復特別找到我和我愛人，還有施雅風談話，談了一個下午和一個晚上。他説，你們有意見盡管講，我們就放開來講了很多，我們覺得當時中央還是比較開明的。 想不到到了“六四”，變成了這個樣子，是鄧小平和李鵬的責任。四、五月間運動起來時，學生們搞起活動以後，我心臟病很厲害，遊行我都沒有去。在胡耀邦去世以後不久，公安部有個內部通吿，説要監控109個人，其中第一名是方勵之，第二名就是我，第三名是王若水，第四名是蘇紹智，第五名是于浩成，第六名是李洪林……。胡績偉、于光遠、嚴家祺他們都在名單之中。 那時候，有人勸我躲一躲，我説“我不躲，我准備為中國民主事業做個譚嗣同吧”。 許良英：“六四”屠殺，鄧小平對人民幹了世界史上最凶殘絕倫的事 張敏：能不能講講您在1989年“六四”時的心情？ 許良英：好。“六四”以前，北京人有100萬上街遊行，支持學生的反腐敗爭民主運動。“六三”晚上到“六四”早上，無數學生和市民在長安街上遭屠殺，我們中關村距離城裡有將近20公里，聽不到檜聲。“六四”早上我們住的樓下就有人在議論，路邊一輛三輪車上有被打死的一個9歲的小孩，大家都很氣憤。我也下了樓，當時人們説大約有幾千人被打死，受傷的有上萬人。 當時我感到，如果戒嚴部隊來到中關村，也會殺人，方勵之已經被指責為黑手，我就勸方勵之逃走。我因為在黑名單中名列第二，覺得自己也可能被捕。我過去曾經提著腦袋幹革命，現在我准備好去坐監牢，在牢中絕食而死。 當時，有香港記者電話採訪我，我説，中國進入了黑暗時期，即使國民黨也沒有這麼狠毒，鄧小平對自己人民幹了一件世界歷史上最凶殘絕倫的事。 張敏：許敎授，您還有共產黨黨籍嗎？ 許良英：1989年“六四”以後，我們研究所黨委書記到家裡來，吿訴我要進行黨員登記。我問“黨員登記是不是要表明，與中央政治上保持一致？黨中央在‘六四’開檜殺人，就是殺我的頭，我也不會同意”。他説“不談這個問題”。 在共產黨支部討論的時候，大家説我是好共產黨員，因為我能堅持真理，為人民利益敢於説話。但是，在發登記表的時候，沒有發給我，他們説，這不是科學院的意見，是上面決定的。就這樣，我沒有登記。 許良英：“六四”後發表《沒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等，參與人權呼籲 張敏：八九“六四”以後，您又參與了哪些爭取人權和民主的活動？ 許良英：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有人組織了筆談“展望10年後的中國”。我寫了一篇短文，題目是：《沒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我説，現在光搞經濟是不行的，就像是拐了一條腿，原來的那些問題都還存在，將來會出大亂子。我還講，如果説經濟搞好了，就什麼都好了，那希特勒搞得最好。納粹上台的時候，德國經濟發展得就很快，何況希特勒也搞的是“社會主義”，這樣説，我們應該喊“希特勒萬歲”了。我的這篇文章，使得發表這篇文章的那期雜誌被查封。 此後，我還發表了一些有關人權的呼籲。1994年二、三月，當局到處抓人，我和六位知識分子聯合發表一份《改善我國人權狀況呼籲書》，不是什麼“上書”，而是公開的呼籲，我們認為，不改善人權狀況，所謂“現代化”都是假的。結果，我被軟禁在家裡，三、四天不能出門。 1995年5月，我又發起了《迎接聯合國寬容年，呼籲實現國內寬容》的呼籲書，請王淦昌先生領銜，簽名人有老、中、青知識分子45人，這個呼籲在國際上有很大反響，各國知識分子和社會活動家有1120人簽了名，其中有10位諾貝爾獎獲得者。鄧小平死後，我提出，當政者應當從鄧小平設置的精神枷鎖中解放出來，不妨學習台灣蔣經國，開放報禁、黨禁，結果台灣國民黨現在還是執政黨。如果中共當權者執迷不悟，難逃菲律賓的馬科斯、印尼的蘇哈托那樣的下場。 今年3月，我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八九”10年感言》，記述了自己多年來對中國民主化道路所出現的種種問題的思考，這裡不必重複了。 許良英：我家電話被竊聽或切斷、記者來訪受阻，我仍在研究民主歷史和理論 張敏：近年來您在中國投身於呼籲人權、民主的活動，請問是否受到當局的壓力？ 許良英：壓力是一直有的。這10年來，我們家的電話一直被竊聽，有時被掐了。每當有西方首腦訪華，或者開什麼會議等等，我們樓門總有警察守衛，不讓記者來訪問我，盤問所有來看望我的人，有的甚至被拘禁幾個月。1994年3月，我自己也曾經在家裡被軟禁3天，看來當局是把我當作敵對分子對待了。今年2月起，他們稍有收徵，可能是由於中國政府簽署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不得不有所顧忌。 張敏：您今年已經79歲了，能不能介紹一下您的日常生活、工作？ 許良英：我現在身體不太好，但是天天锻練。每天主要的就是研究民主的歷史和理論，在這方面，我已經搞了十幾年了。我也在寫有關民主歷史和理論的書，我是和我愛人王來棣合作，要出書大概還要幾年。 第七篇林昭胞妹彭令范訪談錄 【2008年4月29日發表説明：本訪談錄是數小時採訪錄音記錄中經過受訪者校閲部分。紀念林昭遇難40周年，自由亞洲電台首發。為儘量保持訪談原貌，記者未加任何小標題和對談之外的説明詞。凡有（……）標記處，為彭令范女士建議暫不收入此文字稿的原始錄音段落。】 採訪時間：2004年9月4日下午 受訪者：彭令范，林昭（彭令昭）的胞妹、美國約翰'霍普金斯醫學院研究技術員 記者：張敏，自由亞洲電台“心靈之旅”節目主持人 地點：美國巴爾的摩彭令范寓所 張敏：能不能先請您談談您家庭背景真正的色彩？大家的説法很不一樣，比方説，主要是共產黨人的革命背景？對社會關注和政治參與方面的背景？有沒有宗敎信仰的背景？ 彭令范：我母親在60年代（20世紀）曾經受洗，那是一個家庭敎會，受洗是在一個家庭的浴室裡。那時候，有一批基督徒會到我們家裡來，念聖經。有時候，我母親就到他們家，我也跟她去過幾次。但是，時間不長，後來就文化大革命了。 林昭遺像 “青春、愛情、友誼、學業、事業、抱負、理想、幸福、自由……我們之生活的一切，這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殘殆盡地葬送在(中共）這個污穢、罪惡、极權制度恐怖統治之下”。” “作為一個人，我為自己之完整、正直而且乾淨的生存權利而鬥爭那永遠是無可非議的！”（林昭遺言） 張敏：那時候林昭在獄中？ 彭令范：是。 張敏：林昭不知道母親受洗？ 彭令范：嗯。 張敏：您的母親曾參加過遊撃隊，有沒有參加過共產黨？ 彭令范：她參加過共產主義青年團，但是她沒有參加共產黨。她參加抗日遊撃隊是國民黨領導下的。 張敏：您舅舅參加了共產黨後來犧牲，當時您家裡沒有別的人參加共產黨？ 彭令范：我父親（彭國彥）的弟弟參加了共產黨。 張敏：那是什麼時候？ 彭令范：也是20年代，30年代他就去世了，他是清華大學的。我的叔叔在清華大學搞學生運動，後來，他跟聶榮臻一起南下，30年代就犧牲了。他們説，清華大學有他的事蹟記錄。 張敏：他叫什麼名字？ 彭令范：彭國珩。 張敏：他犧牲的時候多大年齡？ 彭令范：我想也是20歲左右吧。 張敏：那時候您的父親有沒有受共產黨的影響？ 彭令范：他是通過文官考試做吳縣（今蘇州）的縣長。要是講受共產黨的影響，就是受我母親的影響，我母親的哥哥是共產黨，所以，父親做吳縣縣長時大概放過幾個共產黨人。 張敏：那是什麼年代？ 彭令范：20年代。後來我父親跟江蘇省的省長缪斌有衝撞，缪斌把他抓起來，有人講，可能跟我父親放過共產黨人有關。 張敏：您父親做吳縣縣長有多久？ 彭令范：可能有一、兩年吧？後來他又做江陰的縣長，又作邳縣的縣長。 張敏：做了很多年縣長？ 彭令范：都是不太長時間，後來就抗戰。 張敏：您父親的興趣在哪些方面？ 彭令范：他是東南大學，就是後來中央大學歷史系，他當縣長的時候還沒有畢業。他是學生會主席，人家都説他能説會道，但是當我和他接觸的時候，我一點都看不出來他這樣能幹。 張敏：到您對父親印象比較深、大了懂事的時候，已經是40年代末、50年代初了，社會狀況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 彭令范：是。 張敏：您母親做國大代表是哪一年？ 彭令范：1946年。 張敏：也就是説，您的父母親從20年代到40年代都在政治上有比較活躍的參與？ 彭令范：是。我母親在蘇州鼎鼎大名的，因為她參與辦孤兒院、濟良所、婦女會……所以人家都知道我母親，而不是我父親。當然我 父親過去是縣長。我母親非常能幹，熱情，但是很悲慘。 張敏：您母親的敎育背景？ 彭令范：她念的是上海一家大學的政治系。我只知道她中學讀的是蘇州樂益女中，當時張聞天等共產黨人都是樂益女中的老師，所以好多學生都受共產黨的影響。還有張昌紹（陳冲的外祖父），就是後來很有名的藥理專家，文革中自殺，當年他也是共產黨。 張敏：您的那位參加共產黨後來犧牲的舅舅，年齡比母親大還是小？ 彭令范：比母親大4歲。1927年他21歲時犧牲。舅舅犧牲前，我母親參加過共產主義青年團。 張敏：那時您母親十六、七歲。 彭令范：是。後來我母親看電影有時看到有人在街上發傳單，母親就説：“這些事，我十五、六歲就做”。 張敏：您舅舅是在中學還是大學加入共產黨？ 彭令范：我想是中學。後來做了中共江蘇省委青年部長。 張敏：他的名字是…… 彭令范：許金元。 張敏：為什麼您的堂舅舅許覺民和您母親許憲民名字都是按“許X民”排的，而您母親的親哥哥卻沒有按“許X民”起名字呢？ 彭令范：許憲民是她父親給她取的名字，其實我舅舅們的名字本來都按“許X元”排的，我小舅舅叫許潤元。 張敏：您父母年紀差得多不多？ 彭令范：父親比母親大六、七歲。 張敏：他們是什麼時候結婚的？ 彭令范：我父親當吳縣（蘇州）縣長時，我母親在縣黨部工作，那時候國共合作，我父親在蘇州碰到我母親。 張敏：後來您父母親在政治見解上有些不一樣，也有些不和，是什麼原因呢？ 彭令范：我父親是較“右”，他是“藍衣社”方面的，國民黨裡比較右的。我母親一向比較傾向共產黨。父母親有的時候就不太一致，政見不同。好多時候，我父母親意見不和，是為了林昭。雖然林昭小時候是我父親敎的，但是她後來比我母親更左傾，所以我父親很看不慣，母親就幫她，父母親對敎育孩子在政治見解上有分歧。那時我還小，所以沒有牽扯到其中。 張敏：這也就是林昭後來紀念舅舅時説的：“敎我的是媽，敎媽的是您（犧牲的共產黨員舅舅許金元）”？林昭主要受母親的影響，而父親不願意看到林昭往左的方向走那麼遠？ 彭令范：林昭後來對我父親很好。當她當了“右派”回去，到她被逮捕以前，她就和我父親和解了，她覺得父親跟她講的都是對的。 張敏：“反右”使她頓悟？ 彭令范：是。我父親本來對林昭有意見，但是這個時候呢，覺得大女兒是自己敎的，林昭對他的態度完全都改變了，這也促使我父親自殺。因為假如林昭那個時候對父親還是原來那種態度，我父親對她（被捕）可能覺得沒有什麼。我姐姐可能已對父親表示了歉意。 我父親是怎樣一個人呢？解放以後，母親要他找工作，他失業嘛，他就説，他也去找，但是沒有人要他。他後來就講：“伯夷、叔齊不食周粟”，你知道這個故事嗎？ 張敏：知道，寧可餓死首陽山。 彭令范：是。（父親説）他寧可餓死首陽山，他就是這樣對我母親講。我母親總是和他爭：“伯夷、叔齊，他們都只是一個人，你有一家子人，你要我們都餓死在首陽山嗎？”還有一點，（今年5月）那次我去“美國之音”講話，説來也是一種巧合吧。我小的時候，解放初期，我父親總是到傍晚，就把他們的房門關了。我就很好奇，父親晚上都不太關他們的門，為什麼就是這時候要關？我就敲敲門，跑進去，他很生氣跑了出來。有一次，我母親説：“你不要在這個時候到我們房間去好嗎？”她説：“他在聽‘美國之音’，你不要去打擾他，這是他唯一的希望。”她講完以後，又覺得很可怕，因為跟小孩子講。她又説“我給你講什麼來著？”我説，你講“爸爸聽‘美國之音’”，她説，你不能跟外邊人講，要殺頭的！ 張敏：這段經歷您在“美國之音”講了嗎？ 彭令范：沒有。時間不夠。那天我去的時候倒是蠻感動的，就是有這麼一段插曲。我就是覺得我的有些事情，比小説還要小説。有好多人會不相信的，這也是半個世紀前的事了。 張敏：我相信。林昭是獨一無二的，您的人生和感受也獨一無二。包括您剛才説，實際上您父親的自殺，是在林昭對他態度完全改變，而且與他有更多一致的情況下，他才更為林昭入獄悲憤和絕望。 彭令范：還有一件事，就是在我父親自殺以前，就是林昭被逮捕以後，有一天晚上，我母親突然從床上摔下來，那時候我跟她一個房間。我覺得很奇怪，她平躺這樣睡著，就這麼平躺著（作手勢），摔到床旁邊地下。 張敏：我聽懂了。不是面朝下，而是平著，原樣掉到床下。 彭令范：就是好像什麼人把她拎起來，再擺下去。聲音很大。我醒來後，她就講：“不好，預感不好，一定有什麼事發生。不曉得你姐姐有什麼事。”我也覺得很奇怪：母親怎麼這樣摔下來？過了兩天，蘇州打電話來，叫我母親去，説我父親自殺了。另外還有，我母親和我父親，他們本來是彼此相愛的。他們都是好人，但是兩人個性不同，我母親個性開朗，她就像男的一樣，她跟所有的人來往，也在男人當中從事社會活動，笑起來無拘無束，她不喜歡像我父親那樣。我父親就比較內向，講得好一點就是比較學者氣質。我父親的脾氣很不好，所以他們的感情，後來因為種種關係，不是怎麼好。但是當我父親去世以後呢，我母親可能覺得有一種罪惡感。 張敏：內疚？ 彭令范：對。可能想她沒有給我父親更多幫助。她就老是講我父親怎麼好，以前我從來聽不到。母親説：“你父親的學問，你們3個人（指林昭、我和弟弟恩華）加起來也沒有他好。”“你們對我呀，真是沒有你父親對我好。”我父親更沒有聽到過母親講這些話。無論如何，母親對我父親的懷念是很深的。 張敏：我想，我們年紀越大，越能明白您母親説這些話，背後的心情。 彭令范：是，就是這樣子。 張敏：對父親的自殺，父親以這種方式過世，林昭説過什麼沒有？ 彭令范：那時候，她已經被關進監獄了。 張敏：1962年她保外就醫回到家裡，談到過關於父親嗎？ 彭令范：那個時候我們沒有講。 張敏：她會覺得父親自殺是因為自己入獄而感到內疚嗎？ 彭令范：當然，她當然是這麼想。還有一點我要跟你講，就是我的那篇文章，在《五十年情緣》當中，就講到那個公安局的同志給我兩本林昭的日記，不涉及政治。其實有3本，另一本就完全是跟政治有關的，當時…… 彭令范：對。因為第3本，都是林昭寫的信。他很聰明，他可以講，這是林昭寄出來的信，又不是我給她家人的……因為我一向在政治家庭成長，所以，我想，最好還是不要寫。 張敏：怕影響到給您的那個人。 彭令范：是。所以，我就寫了那兩本。我想和你講一下，就是第3本完全是林昭寫給媽媽的信。但是這些信呢，我們一封也沒收到。 張敏:換句話説，她除了寫在日記上之外，每封還有一份寄出去，日記上是她留了底稿對嗎？ 彭令范：對，對。好多人都搞不清楚。比如，她的記錄一“血書家信”，可能當中有血書，但是，她就是想，或者有一天人家會看血書看不清的呀，對吧，所以她把她寫的血書或者文稿再抄一遍。 張敏：用鋼筆？ 彭令范：用鋼筆抄。 張敏：也就是説，那個時候，她還可以拿得到筆，她就是要以寫血書來表達她的心。 彭令范：給她筆，有一個時期除外。 張敏：她的日記很完整嗎？每天都有嗎？ 彭令范：不是每天。 張敏：那位把這3本日記交給您的人，現在有多大年紀了？ 彭令范：至少有七、八十歲了。 張敏：他現在在哪兒？ 彭令范：我不知道。 張敏：給您日記的時候他在上海？ 彭令范：在上海，那是20多年前，他大概有五十幾歲。 張敏：他給您的時候，是他自己的決定，還是他受上級的指派？或是由於你們家人強烈的要求，歸還這些先應付一下？ 彭令范：我想是出於他自己。由於林昭第一次平反是講她因為有精神病，後來我就寫信給關院長，就是我在醫院碰到的二醫黨委書記，他當時是牛鬼蛇神，有心臟病，和我一起住醫院治病，我在母親去世後，受不了，病倒住了6個月醫院。醫護人員經常讓我幫他們打針、發藥。我發藥經常發到關院長那裡。我對他很尊敬。他當時消息很閉塞，我有時給他講些小道新聞。文革後，關院長作了上海高級法院院長。那次1980年在北京中國新聞社開林昭追悼會的那個時候，還是以林昭有精神病平反的。後來追悼會開完以後，我寫信給關院長，讓他再複查。以後在1981年的時候，又有文件講，以有精神病為林昭平反的文件也是不對的。你看看這個。（拿出兩份刑事判決書） (讀） 上海市高鈒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 80滬高刑複字第435號 林昭，又名彭令昭、許苹，女，1932年生，江蘇省蘇州市人，原係北京大學學生。林昭於1965年5月由上海市静安區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處有期徒刑20年。1968年4月29日，又由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以反革命罪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現經本院複查查明，林昭在1958年被錯劃為右派分子後，因精神上受到刺激，1959年8月開始就患了精神病，此後曾以寫長詩、文章等表示不滿，並非犯罪行為。1965年對林昭以反革命罪判處徒刑顯屬不當，予以糾正。林昭被錯判服刑後精神病復發，又曾用寫血書、詩歌、日記，以及呼喊口號等表示不服。1968年將林昭在病發 期間的行為，又以反革命罪處以極刑，顯屬錯殺，應予糾正。據此本院特重新判決如下： 一、撤銷上海市静安區人民法院1962年度静刑字第171號和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1967年度滬中刑[1]字弟16號兩次判決。 二、對林昭宣告無罪。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1980年8月22曰 (加蓋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公章） 張敏：這個是1981年的。（手中拿另一份讀） 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 81滬高刑申字第2346號 林昭，又名彭令昭、許苹’女，1932年生，江蘇省蘇州市人，原係北京大學學生。林昭因被控反革命案，經上海市静安區人民法院1965年5月以1962年度静刑字第17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0年，在押期間又經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於1968年4月29日以1967年度滬中刑[1]字第16號判決按反革命罪判決死刑，立即執行。 經本院於1980年8月22日複查，以80滬高刑複字第435號判決，撤銷上述上海市静安區人民法院及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兩次判決。對林昭宣告無罪在案。經本院院長發現，本案改判判決，在適用法律上仍屬不當。由審判委員會決定再審。 現經本院再審查明，林昭於1958年在北京大學讀書期間被錯劃為右派分子，於是以寫長詩、文章等表示不滿。1968年林昭在被錯判服刑期間，又先後用寫血書、詩歌、日記，以及呼喊口號等表示不服，按林昭以上行為，根本不構成犯罪，而上海市静安區人民法院和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均以反革命定罪，處刑是錯誤的。本院於1980年8月22日複查改判時，否定林昭犯有反革命罪，撤銷原來兩個錯讓判決，對林昭宣告無罪，是正確的。但據以宣告無罪的理由是説林昭因患有精神病，在病發期間的行為不應以反革命罪論處，如上所述，林昭的行為既不構成犯罪，故本院80滬高刑複字第435號判決在適用法律上亦屬不當，均應與前兩個判決一併予以糾正。據此，本院判決如下： 一、撤銷本院80滬高刑複字第435號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1967年度浪中刑⑴字第16號和上海市静安區人民法院1962年静刑字第171號判決。 二、對林昭宣告無罪。 1981年12月25日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 審判長佟介凡 審判員阮時平 代理審判員王玉義 1981年12月30曰 書記員丁幼玲(加蓋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公章） 張敏：林昭1962年保外就醫期間，她有沒有跟您親自説過毛澤東審問她的事情？ 彭令范：她講，暗示了，但是我母親不讓她講，説你不要瞎講。 張敏：那個時候她精神怎麼樣？您覺得，那時候林昭要講這個的時候，她是作為……比方説開玩笑啊，或者是想像啊，還是…… 彭令范：她很認真的，好像就是説，跟你講一件事你們應該知道..... 張敏：很冷靜的嗎？ 彭令范：是。 張敏：她是説毛澤東當面審問她？ 彭令范：她好像是説在第一看守所的時候，毛澤東審問她。 張敏：毛澤東親自去了？ 彭令范：她並沒有講細節。 張敏：她有沒有講還有別人沒有？ 彭令范：可能還有。 張敏：那是誰呢？ 彭令范：她當時沒有指出是誰，但是從她致人民日報編輯部的信上看，可能是柯慶施也在。 張敏：柯慶施當時是上海市…… 彭令范：上海市市長。 張敏：那有可能是哪一年呢？ 彭令范：那應該是1961年。 張敏：她有沒有講細節？ 彭令范：她就是講被反銬時，我母親就不讓她講。 張敏：您現在對姐姐講反銬時候的樣子和怎麼説的，您還能詳細地回憶起來嗎？ 彭令范：她講反銬的時候有些反常的，她説：“哎，我被反銬了6個月，我可以吃飯、梳頭、大小便上廁所，要不要我表演給你們看？”我母親起先一聽呆了一下，她説：“你不要瞎講。”林昭生氣：“我瞎講？你説我瞎講！”我母親就説：“不是不是，我們不要看。”林昭後來就説：“你們不要看？太可惜了！你們應該記住。” 張敏：那段時間保外就醫她整個狀態是什麼樣的狀態？那段時間實際是你們姐妹一生中相處比較集中的一段時間。 彭令范：也不一定，因為我上班，就是下班以後，那時候我們都擠在一個房間裡。因為那個時候政治、經濟、各方面的因素，假如我們有比較好一點的情況的話，或許也會好一點。 張敏：您是指互相之間的交流和關係嗎？ 彭令范：就是講有的時候母親跟她也要吵架，有時候就要講：“你是大女兒，你一點也不照顧我們，到現在還在家裡……”有一次林昭就生氣，説：“那我走。”我知道她們的性格，母親就講：“快，快！跟她去！”我就跟她去了，我們住在南昌大樓對面的那個弄堂，她跑到南昌大樓就站在那裡不動了。我説：“你回去吧！”她説：“不！”像小孩子一樣。我就陪著，跟她在一起。呆了好久好久，我説：“回去吧！”她還是不。最後又過了好一會，我説：“你回去吧，我明天還上班呢！”她後來才回去。像這種事呢，或許她覺得她的有一些“右派”的朋友會對她更親切一點。 張敏：接納她…… 彭令范：在她交往的那些“右派”當中，她認為“右派”都是好的，其實並不如此，她在蘇州碰到的黃政跟朱紅，但後來，她跟黃政判刑，朱紅沒有判刑。 張敏:這也就是後來您的母親對林昭説:“你瞧瞧你的那些‘右派’朋友……” 彭令范：我母親有時就覺得，假如不是那些內部的人檢舉的話，也可能就沒有這樣嚴重，或者是另一種結果。 張敏：有些人認為，林昭是因為被劃為“右派”之後，她不認錯所以導致她最後這個結果。但我從現在能看到的材料中看到她除了不認錯之外，後來又辦刊物，繼續寫文章，並且上訴，她還在不斷抗爭著什麼，力圖説出什麼。您覺得，她是知道説出來也沒有用，但是一定要説出來，還是她以為她説出來有用，她繼續説？ 彭令范：我想有幾個階段，你看了我發在《明報月刊》上的文章了嗎？ 張敏：您寄給我的東西我都看了好幾遍。您講... 彭令范：其實，起先的話，她就是因為張元勛、沈澤宜的那篇長詩（《是時候了》)，她是支持他們的，然後她又在自由論壇上發言，她講了一些就是“組織性跟良心矛盾”，所以她後來被劃為“右派”。根據後來我聽有些她的“右派”同學講，起先，她並不一定就是完全想跟共產黨鬧翻、鬥，有時她還敎其他人，你們小心一點。起先，她在北大苗圃勞動，跟譚天榮在一起。後來到人大資料室勞動，跟王前(劉少奇的前夫人）一起。那個時候呢，我想她還沒有完全作出決定要怎麼樣。當然58年她和蘭州的張春元和另外一些“右派”是有聯繫。但是1959年她回到上海蘇州以後，就跟張春元、蘭大的那個顧雁來往，我想那個時候她已經決定要像以前的共產黨對付國民黨的那樣寫作和辦刊物了。 張敏：也就是她在I960年以前已經完成了這個過程？ 彭令范：不能講完成，就是她已經有了這個特點。 張敏：實際按當時的那個社會狀況，她要是清醒的選擇了這樣一種姿態的話，她應該知道後果是什麼吧？您認為她當時對這樣做最嚴重的後果會到什麼程度，在最初的時候，她會想到嗎？ 彭令范：我想她應該會想到，因為張元勛等人都已經進（監獄）去了。 張敏：您選擇了學醫，可是少年時候對書法對文學都有愛好，家庭也有這方面陶冶，您自己沒有像姐姐一樣關注社會或者向文科方面發展，是什麼原因？ 彭令范：因為我家裡政治色彩太濃了，我性格較安靜……比如講，我記得很小的時候，我母親競選國大代表，1946年、1947年…… 張敏：您那個時候剛剛讀小學。 彭令范：是。我姐姐呢，就跟著母親去競選，我母親要我去，我説我不去。那時，我小學的老師都講“我們都選你母親”，我呢，好像不太喜歡招搖的嘩眾取寵。我在文章中也寫了，我和姐姐都喜歡文學，但是喜歡的方向不太一樣。我們家裡政治色彩這麼濃，而且我從小很早就成熟了，就是在一個晚上就成熟了。我覺得，寫文章是很危險的。 張敏：您説的“一個晚上就成熟了”是文章中講過的那天晚上媽媽沒有回來，媽媽的囑咐……那年您多大？ 彭令范：我大概10歲吧。 張敏：那時候媽媽怎麼説？ 彭令范：那天晚上我母親到我房間裡，把我推醒，她説：“哎，妞……”她叫我“妞”，她説：“我要去派出所交代，假如我今天晚上不回來的話，你明天就叫王媽（阿姨）送被子用品到派出所，那就是 講我給他們抓起來了。 張敏：這是共產黨奪取政權後不久？ 彭令范：“鎮壓反革命”運動啊。我想就是1950年、1951年這樣子。 張敏：您覺得這是您童年時一個很重要的時刻，在那之前基本上還是正常的童年的心理狀況？ 彭令范：也不怎麼正常，就是我姐姐與家裡脱離關係…… 張敏：和剛才您説的這個時刻差不了太多，那是1949年，差一、兩年。 彭令范：她走了，假如她不走，母親也不會跟我講啊！ 張敏：那您如果追溯自己最早對政治，對社會，您感到自己有可能被捲入一種麻煩或您不喜歡的漩渦裡去，是從姐姐離開家去讀蘇南新專開始嗎？還有再早的事情嗎？ 彭令范：蘇南新專是1949年。再早嘛，我姐姐一直不在家的，她是很活躍地做她那些社會活動，“大地圖書館”等等。我母親1949年前還是社會賢達，總有好多人要來看她，一般的，就是我們家阿姨去開門，假如是重要的人來呢，我母親要叫我去應付。 張敏：為什麼呢？ 彭令范：我不知道。 張敏：那時候您其實還很小。 彭令范：很小，六、七歲，七、八歲，就是解放以前嘛！我記得很清楚有兩件事。一件呢，就是那個時候軍統強姦了一個女孩子常東娥，那女孩子就是跟他們一起去旅遊的時候就被強姦了。 彭令范：就是學生。後來就被他們殺掉了，這當時是很轟動的事，她的母親經常到我家來，要看我母親。其實我母親已經為這件事情做了好多，像叫記者報導什麼的，甚至於作案嫌疑者寄子彈給我母親，威脅她，叫她不要管。那兩個人是“中統”還是“軍統”我也搞不清楚了。 張敏：這是您多大的時候？ 彭令范：1947還是1946年的時候。她的母親就經常到我家來，老是要見我母親。我總是給她開門，我母親説“你要好好地對她講”。有時我母親不是每次都要跟她講話的，她總是説：“我等一下，等一會兒。”我印象好深的。這件事後來是我母親跟所有的報紙聯繫、活動，這兩個肇事者被開除、坐牢，常東娥的母親還拿到補償的一筆錢。這時候我姐姐在外面參加共產黨外圍的一些活動，就老不在家，所以我母親就叫我做這些事。我問我母親：“你為什麼不叫王媽做？”母親就説：“這是對人家的尊敬，你是我的女兒。” 張敏：那時候，姐姐對您不熱心社會活動她是什麼反應？有沒有向您灌輸過什麼，力圖也讓您…… 彭令范：你知道我跟她差7歲，所以她那時候也不怎麼…… 張敏：那後來您考醫學院以後，年紀也漸漸大了，林昭1962年保外就醫出來的時候您實際上也有23歲了，林昭有沒有和您講到過她是怎麼想的，她為什麼進監獄？有沒有表達過她政治上的見解？ 彭令范：她跟我不太講這方面的事。 張敏：那您的媽媽會不會勸她要作什麼努力，不要再進（監獄）去了？ 彭令范：當然跟她講了。我還要提一件我小時候的事。1952年“三反五反”’我母親呢，是資本家，她是蘇州汽車運輸公司的經理，那個時候倒並不是因為她有錢，她沒有錢的，而是因為好多人都認為可以選她，董事就讓她做經理，所以她擔了一個名。但是“三反五反”的時候就被當成資本家。那時我只有十二、三歲，那個時候有一個通知，叫資本家的家屬開會，我父親呢，就把那個通知給我，説“明天你去”。我不想去，當時我想：“姐姐不在，什麼事都要我叫我去，你不好去？”但是後來我就去了，當我把通知拿出來時，有人説：“回去叫你媽媽來！”有一個人看看通知，説：“她是許憲民的女兒！”我就進去了。 張敏：那個時候您剛剛上中學？ 彭令范：那個時候我在景海女中剛剛上初一。 張敏：和姐姐中學讀同一所學校？當然，那時她早已經畢業了。 彭令范：是。那個會上，都是家屬，都是女的，後來我一想，為什麼我父親不來，都是女的嘛，他怎麼肯來！當時來開會的都在講怎麼坦白，我就打了一個腹稿，在想等一下我應該怎麼講，講短一點，就講怎麼叫媽媽坦白。但是他們後來也沒有叫我講。但是這也是一種經歷。現在學了好多心理學，就知道這是“社會對你的排斥”，從小就是“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以後又是“反右”運動折騰，你永遠是在社會的外邊或對面，我不是屬於這個社會的人。你叫我怎麼去關心社會啊？我沒有這種熱情。 張敏：那您考大學的時候是... 彭令范：我考大學的時候，這又是要講到上帝。我在中國唯一的收穫就是我考取了大學。而且你知道我初中畢業的時候，我是學校最好的學生，但是考高中的時候，因為母親的關係，那時就是“三反五反”以後啊，本來應該考蘇州高中很容易的，校長就跟我講：“你考得很好”。他已經看過了試卷。他説：“你肯定能考取蘇州高中”。但是結果呢，分配我到護士學校，我怎麼念護士學校呢？我當然就不去。 張敏：那個時候念中專，有些是家庭困難或考不上高中的人。 彭令范：是。那個時候正是林昭1949年去蘇南新專和家裡脱離關係以後，又剛剛恢復關係時，所以1952年她在蘇州。母親就叫她到杭州陪我去考高中。但是去的時候已經晚了半天，報名截止了，我很生氣。她還陪我去了靈隱北高峰玩一下。也是很奇妙的，到了高峰上面，我戴了一頂草帽，一陣落帽風啊，我看著我的帽子被風旋下山去...... 我回到上海就生病，高熱兩個星期不退。後來7個月就睡在床上，結核性肺炎。我總是下午的時候要母親把窗簾拉開，我説我看看對面樹上的樹葉是不是都掉下來了。我母親起先沒聽懂，問：“你在講什麼？”姐姐説：“她在講歐•亨利的小説。” 後來1年半，我慢慢地恢復，我就用另外1年半補了全部高中的課程，在1955年我去考大學。25比1錄取，因為我是社會青年，不是應屆高中畢業生。我考取了上海第二醫學院。這是主給我的恩典，唯一在中國所得到的。因為在那一年，恰巧就是分數占第一，不是靠父母成分，是靠你自己成績。我考進二醫以後，老師都講，我的物理和生物都考90分以上。 張敏：護士學校您沒有去，自學高中課程…… 彭令范：我本來也不準備去，但是我回來以後就高熱嘛！ 張敏：這樣就名正言順地沒有去，第三年直接去考了大學？ 彭令范：那個時候我母親沒有錢，我需要吃的藥是進口的，她還去問上海統戰部，要求救濟，那個時候還沒有文化大革命，母親是統戰對象。認識許多國民黨、民主黨派的知名人士。其實她或許應該離開大陸。 張敏：就是那麼一個歷史的關口。這樣，一家人的命運就因此都不一樣了。 彭令范：那個時候，她是要我父親去，我父親呢，是為了弟弟，不肯去。 張敏：為了您的弟弟，也就是他唯一的兒子？ 彭令范：是。他要把他一起帶去。我母親講：“那怎麼行呢，你自己不能照顧自己，你怎麼能照顧你兒子？”當時我弟弟只有五、六歲。 張敏：您弟弟對家庭的叛逆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彭令范：我想，他是從文化大革命開始。起先他還沒有。 張敏：姐姐和家庭脱離關係是從進蘇南新專嗎？ 彭令范：是，我想是從1949年到1952年，大概是1952年的時候再恢復。 張敏：那時候脱離關係是要正式寫什麼東西，還是只是不和家裡來往？ 彭令范：她寫了一個條子。 張敏：交給誰了？ 彭令范：交給母親了，因為我母親要她寫的。我不記得她寫什麼，因為我沒有去看。我只記得，我母親講，你要走，你就寫一個條子，寫下來：“活不來去，死不弔孝。”她説：“好，我就寫。”她寫的還要更多一些。 張敏：這些話也都包括進去了？ 彭令范：我想大概，因為我母親要她這樣寫的。 張敏：其實您母親和姐姐的性格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彭令范：是。 張敏：那後來林昭怎麼又回去了呢？ 彭令范：我母親有一個朋友，是國務院的，高伯伯，高祖文，他對我姐姐很好。他和我母親都一起抗日的，那時，我姐姐在同德醫學院住院的時候，他們就把她的病房當過抗日地下工作的聯絡站。後來我母親先被抓去了，我姐姐就在醫院裡當人質一樣。但是她應付得很好。有一天那個高伯伯去看她的時候，她就講：“哎，你怎麼這麼許多日子不來看我？”她是想，這樣他們就不會為難高了。但是後來闻也是被抓進去了。 我母親“三反五反”的時候曾自殺，經搶救而存活，就是在她住博習醫院的時候，高特地從北京來看她。就跟她談起林昭的事。高還講了我一頓，因為我給姐姐寫了一封信，講你怎麼不對家庭負責任。其實那是母親叫我寫的。我想他也知道這不是小孩子語氣，那時我只有十一、二歲，怎麼會寫這種話呢。他就講，我不應該這麼寫，我也很生氣。我是我們家裡脾氣最好的。但是跟一般人比，我脾氣並不好。我想，你不知道這不是我寫的嗎？我後來沒有聽他講完，就跑出病房去了，不理他。 張敏：結果媽媽怎麼樣？ 彭令范：結果媽媽因為聽高這麼講以後，大概林昭也跟高講起這個話，高就作為調解。後來過不久，林昭就寫信回來了，只當沒事—樣。 張敏：當時您高興嗎？ 彭令范：我還好。 張敏：媽媽呢？ 彭令范：媽媽比較高興。 張敏：爸爸那時在家裡住嗎？ 彭令范：在。1952年後來我們就搬到上海。爸爸還在蘇州。 張敏：父母分開有幾年？ 彭令范：分開不到10年。 張敏：那麼長。那後來林昭被捕的時候，爸爸是在家？ 彭令范：在蘇州。 張敏：那時候又合在一起住了？ 彭令范：沒有。 張敏：是因為姐姐和爸爸一起住？ 彭令范：不。姐姐和媽媽一起住，住在另外的地方。恰巧姐姐被捕的時候爸爸去看她。媽媽在上海和蘇州都有房子的。林昭住在蘇州媽媽的房子裡。爸爸另外住。都在蘇州。平時，爸爸有時候到那裡去看姐姐。那天他恰巧去，好多人在。林昭有個乾媽，她是蘇州剌繡研究所所長朱鳳。當時她也在，她就對我父親講，你不要來了，出事了。看到林昭被捕在抄家的時候，我父親就講：“我們家完了！” 張敏：您父親跟誰講？ 彭令范：他自己這樣講。 張敏：您聽到了嗎？ 彭令范：我沒在，我在上海。 張敏：林昭的乾媽聽到了？ 彭令范：是。 張敏：那時您已經在上海工作了？ 彭令范：I960年我剛工作。她是在11月份被捕的。 張敏：林昭是1954年進的北大。她和家裡恢復關係是1952年。1952年到I960年這幾年家人關係都比較好了？ 彭令范：她1955年暑假回來一次，應該講起來是我們最高興的。因為她進了北大，我進了二醫！ 彭令范：很高興。一般講起來，林昭跟我不太親近。但是那一年我覺得她好像蠻高興的，有一次她的同學到我們家吃飯，他們都是念文科的，有些人講《聊齋》，他們就講到“蘭若”，一個人就説：什麼蘭若？姐姐就問我：“你知道什麼是‘蘭若’？”我説：“蘭若就是廟宇。”林昭好像蠻得意她妹妹（他們那屆中文系同學，年齡又比較大）。後來，我們到蘇州，她和他們同學我們去看《南冠草》，恰巧碰到我和母親。後來她又很得意地對母親講，我同學都講：“你妹妹是典型的江南姑娘，氣質很好。”她又高興了。 張敏：在刊物上看到一張和林昭三人合影，其中有您嗎？ 彭令范：那不是我。我給你看這些照片……這是母親，這是我小時候，很可愛的，後來我是這樣子…… 張敏：真漂亮！這是多大年紀時照的？ 彭令范：這時我已經大學畢業了。二十三、四歲吧。 張敏：您和姐姐長得像不像？ 彭令范：他們都説像，我不覺得像。這一張是母親平反以後（補發）給我的錢我去買的墓地。 張敏：是這次靈岩林昭骨灰安葬的地方嗎？ 彭令范：是。現在你看好像比較小了。因為附近都是（墓碑）。這就是整個墓地。我把差不多母親平反後給我的錢都用了。 張敏：那您父親在共產黨1949年建立政權之後，就沒有再出來做什麼事情？ 彭令范：是。 張敏：母親呢？ 彭令范：母親還是蘇州市長途汽車公司的副經理。 張敏：就是公私合營以後？ 彭令范：是。 張敏：她拿股息嗎？ 彭令范：不。拿工資。她是民革的副主任，政協副主席…… 張敏：這張是您什麼時候照的？ 彭令范：念大學的時候。 張敏：您看上去比林昭更像母親，是不是？ 彭令范：可能。 張敏：有林昭的照片嗎？ 彭令范：這一張。 張敏：我看您現在就很像林昭，但是如果看您大學畢業時的這張照片，就一點都不像。 彭令范：我現在幾歲了呀！ 張敏：我指的是五官。 彭令范：你看這是林昭保外就醫時照的。 張敏：這是林昭特意照的，我在刊物上看到過這張。有沒有以前沒見過您的人，看到您現在覺得有點像林昭的？ 彭令范：像這次譚天榮就講“真像，真像”。譚天榮以前沒有看到過我。 張敏：我從各種刊物上看到林昭不同時期的照片，在見到您之前，就想，您像不像林昭？現在看您，很像林昭。 彭令范：林昭的同學和朋友，不管在20年以前，或20年以後，看到我總是講：“真像林昭。”我跟林昭的樣子也不一樣。她比我稍微矮一點，走路喜歡這樣子（糢仿林昭走路的樣子），她就是有些不—樣。 彭令范、張敏：（笑） 張敏：您笑的特別美，我就在想像，林昭笑起來是不是也是這個樣子？您最後一次見她的時候，她挺不高興？ 彭令范：她挺不高興，她希望母親去，母親沒有去，她就不高興。 張敏：她想要的東西是什麼？ 彭令范：蓆。 張敏：她為什麼要蓆子？ 彭令范：不曉得。 張敏：那次她有沒有要被單？ 彭令范：被單好像我也帶給她，帶了那麼一個包嘛，被單還便宜，那個蓆子很貴啊。 張敏：她留給您的最後的印象是什麼樣的？ 彭令范：：她就是渾身全白！襯衫是白的，白被單作一個裙子。頭髮用白布扎著，寫了一個“冤”字。 張敏：用什麼寫的？ 彭令范：是用墨寫的。很清楚的。血寫的不會這麼很清楚的。 張敏：您看到她那個樣子，是第一次嗎？ 彭令范：我看到她那個樣子是第一次，但我一看到她那個樣子，我就知道了為什麼我要等這麼許多時間。我走了5個小時，到那邊已經中午了，我看到她已經下午5點多了。 張敏：來的路上走了5個小時，在監獄又等了5個小時才見到林昭？ 彭令范：差不多是這樣。因為每個接見的家屬都走光了嘛！ 張敏：平常去探視的時候是坐車還是走路去呢？ 彭令范：乘車。 張敏：那次是因為…… 彭令范：“文革”的全市大遊行。他們特意挑了這個時間（允許探監），他想你可能會不去。這是我這樣想。 張敏：姐姐見到您説了些什麼？ 彭令范：沒説什麼，她就好不高興。那裡面有些人講，起先她不知道（外面在搞）“文化大革命”。 張敏：林昭當時知道外面“文化大革命”嗎？ 彭令范：我不清楚她知道不知道。 張敏：她見面時説什麼？ 彭令范：她第一句就是：“媽媽怎麼沒有來？”我説：“她在蘇州。”後來她説：“以後媽媽不來你也不要來了！” 張敏：非常生氣嗎？ 彭令范：非常生氣。她問我媽媽怎麼沒有來以後，她説：“我要的蓆呢？”我説：“我沒有錢買。”她就很生氣，她也沒有講什麼，但後來她説：“媽媽不來你也不要來！” 張敏：她要的是什麼樣的蓆，您還記得嗎？ 彭令范：就是夏天睡的蓆啊，她寫出來的條子就是這麼講，我不曉得她有什麼特殊的用處還是怎麼樣。 張敏：您還記得您最後一次去，她所要的東西都是什麼？ 彭令范：就是一些被單啊，日用品這些東西。 張敏：被單要過幾次了？ 彭令范：被單幾乎每一次都是要。 張敏：那家裡人都知道她是做什麼用嗎？ 彭令范：起先不知道，後來才知道。 張敏：送過幾次被單？ 彭令范：好多次？ 張敏：大約有多少次？ 彭令范：大約有十幾次。 張敏：當時買被單、布製品是要布票的，你們一次次買…… 彭令范：這是在幾年的時間裡買的，真要買還是有辦法買來的。 張敏：她要的是純白的被單，還是什麼顔色都可以？ 彭令范：她要白的。 張敏：媽媽有沒有奇怪過，她為什麼總要這東西？ 彭令范：到她保外（就醫）以後就知道了。 張敏：後來又進去以後她還繼續要？ 彭令范：她還要。 張敏：你們就知道她做什麼用了？ 彭令范：我們知道，但是後來她又進去以後，寫出來的信和要東西就比較少。 張敏：知道她用被單寫血書，後來她用被單寫成的這些血書，最後家裡人在她遇難以後，歸還遺物，你們手裡現在有沒有用被單寫的這些東西呢？ 彭令范：沒有。我跟母親一起去拿的，就是一些破的東西。上面一點都沒有她寫的東西。都是布條條，有的就是髒的、白的被單，看不出什麼東西，我們翻了半天，什麼都沒有，後來我們就送到廢品收購站去。一點都沒有。 張敏：當時判20年時，家裡知道了，媽媽是什麼反應？ 彭令范：因為主要的犯人只有判7年，林昭判得最重，所以我母親呢，總是覺得，她的那些右派朋友不像她這麼跟共產黨鬥爭，或者呢，有的地方什麼事都推在她身上。因為有一陣子，我母親有好多寫給監獄長的信，不曉得是幾百，千封也有了。 張敏：真的有那麼多？ 張敏：真的有。有一個時期就是講統戰什麼，只要林昭講，她認罪，就可以放她出來，她不幹。她就是堅持講：“他們總是會殺掉我的”，她非常堅信。 張敏：從什麼時候開始她就説過這樣的話？ 彭令范：那也是到了1962年“保外”以後。 張敏：您覺得她説這樣的話，是她的性格決定她不願意服軟，還是因為她的看法？ 彭令范：我不曉得她是不是有一種預感，但是她保外的時候她就不肯出來！ 張敏：她自己的理由是什麼？ 彭令范：她就是講：“他們放了我，就又要把我抓起來，用不著這樣麻煩。”所以她拉住桌子的角，我跟我母親接她出來，她不肯出來，裡邊的人也沒有辦法，僵在那裡。後來，分局的人就對我母親講：“你想辦法把她帶走就算了。”後來我母親就打電話給她朋友，他們家有一個花匠，來把她帶上三輪車，送回去。 張敏：那時候説“保外就醫”，她有什麼病嗎？ 彭令范：她經常吐血，她有支氣管擴張。 張敏：那個時候有沒有講過她精神方面的事情，換句話説，後來以精神病為理由給她平反，在那些年整個過程中，什麼時候涉及到她有精神病？ 彭令范：她到精神病院鑒定過，1964年。 張敏：醫生怎麼講？ 彭令范：那醫生是粟宗華。他是上海精神病院院長，是我們二醫的敎授，當然他講的什麼，他診斷什麼，我也沒有看到，但是粟醫生就是為了林昭和陸定一的太太嚴慰冰而被打成了“反動學術權威”的，本來是周總理保他的！但是就是為林昭精神鑒定的時候，他講了一些話，所以那時“二醫戰報”上有一段話就是批他的，在什麼地方我也找不到了。 張敏：那是不是因為他給林昭和嚴慰冰，就是陸定一的太太，作的診斷是她們確實有精神病，還是説她們沒有精神病，給了他這個罪名？ 彭令范：我想，是因為他講她們有精神病。 張敏：就是説他替她們開脱了？ 彭令范：是。 張敏：也就是説，現在也沒有辦法判定粟宗華醫生他的鑒定在當時是真正本著醫生的醫學標準，還是他的確有保護她們的意圖在裡面。您怎麼分析呢？ 彭令范：有一個時期呢，我也是有些懷疑，林昭是不是有一些精神不太正常。但是你要知道，特別我在生憂鬱症以來，看了好多書，我自己要瞭解。真正的正常跟不正常只有很小的區別。 你不能講林昭在她整個生命過程當中，沒有一天是有一些不正常的，因此我想粟宗華醫生可能就是用這種“在這個階段”、“這個時期”而下診斷的。另外他也總是認為講她們有精神病，可以為她們開脱一些，但是也並不違反他的醫學判斷。 因為有好些事情，特別是精神病、精神領域的東西，沒有像內科這樣：肺炎就是要怎麼怎麼，沒有這樣明顯的界限，因此在林昭這種生活過程中，你説她有一個時期，在她的給《人民日報》編輯部的萬言書裡有：“我要發瘋了”。 張敏：有人認為，從林昭寫“我要發瘋了”那個時候，一直到她遇難，中間大約有1年時間，説她沒有寫更多的東西留下，您同意這説法嗎？説她真的是可能進入一種瘋狂的狀態。 彭令范：不，我不認為。她是1968年4月遇難，1968年1月還有她很理性地寫的東西留下。（指一指面前一本林昭獄中日記複印本） 張敏：過一會兒我們可以看。最初聽到林昭事情的一些片斷，會有個疑問，她知道後果那麼嚴重，她為什麼會堅持？會不會是她性格特別執拗？ 但是當更多的知道她當時説了些什麼、寫了些什麼的時候，就會覺得是她對這個世界、這個社會，對當時她所遭遇到的事情的看法，加上人的尊嚴，就決定了她不可能以尊嚴作代價。不僅僅是由於她的性格。當然她的性格也是很有特點的。 彭令范：以前我沒有仔細看她的“致人民日報編輯部的信”，這一次因為要寫東西嘛，我看了一下。其實她並沒有像現在一些人講她怎麼怎麼樣，她最喜歡自稱的是“青年自由戰士”，她説：“自由萬歲！”她並沒有想當英雄。就是為了人的尊嚴，就是為了她的那種信念。我覺得好多人以為她是要怎麼樣，但是我覺得她是很自發的，並沒有要人們認為她怎麼樣，只是很自然。 張敏：骨灰安葬，墓碑後面刻的那首詩，您覺得能夠反映出她對於未來後人對她的評價，她自己的信念，是不是能從這首詩裡看出來呢？ 彭令范：很難講，因為她的思想很複雜。好多人根本也沒有理解她，她那些同學朋友的話，應該知道她比較多的，反而沒有寫她。你看我那個《五十年情緣》當中，跟她接近的，好像有些講得不是很自然的，也並沒有真正寫出林昭是怎麼樣一個人。反而現在另外一些“感興趣”的人呢，更是很年輕的，或者對當時的情況根本不太瞭解的。我想這也還是有“代溝”啊！ 張敏：無論現在是哪一代的人，您覺得他們要是想真正認識林昭，現在能夠得到的資料夠不夠？無論是誰，包括您目前手中占有的資料、包括您自己在內，您有沒有覺得您對林昭已有的瞭解，也不足以知道她到底在監獄裡寫了些什麼，説了些什麼。換句話説，還有好多林昭的遺物、遺作和與案件相關的資料到目前還沒人看見，裡面可能還有一些我們大家都不知道的東西。 彭令范：當然有好多我們都不知道。而且也可能不會讓你知道。 張敏：您覺得這種東西現在其實還是好好封存著？這個您能確定嗎？有多少？ 彭令范：對於共產黨，我很難講。因為上次在4月22日（林昭骨灰安葬儀式）有一個人，他不是林昭的同學，但是當他是“反革命”時，他們就講他的東西封存，後來要還他的時候什麼都沒有，他就是講了這一點。 張敏：實際上沒有人確定林昭那些東西現在是好好的封著呢？ 彭令范：1983年，陳偉斯寫《林昭之死》的時候還在。他去上海靜安分局的時候，他看見一房間案卷。 張敏：把那3本日記還給您是哪一年？ 彭令范：那是平反以後，1982年。 張敏：1983年還在。現在又是20年了。如些時候有文章中説，那些材料移到什麼地方去…… 彭令范：這個是林昭的一個新專的同學，也是“右派”，他現在在蘇州地方志工作，地方志裡記載了我的父親、母親，他想把林昭也寫進去，當然，他們有些同學也叫他這麼做。他就到上海法院，説地方志需要一些材料，想看一下。 第一天很好，他們説你來看，但是我們要去提取。”他就問：“到什麼地方提取？”回答説：“在浙江山裡。”這是當局跟他講的，所以，這次金鐘講，是我講的，我説你要更正。因為假如來源不正確的話，就表示不可信！我這次去根本沒有跟官方有什麼聯繫，我怎麼會知道在浙江的山裡呢？ 地方志那個同學很高興，他過兩天後大概一個星期四去的，他們説：“你不能看，上面不同意。”他説：“你不是講……”他説：“你不要多講，這是50年絕密。”這可能還是今年的事，就是在我回上海去（4月）以前，也可能是去年下半年。 張敏：陳偉斯説看到的是一屋子，後來又説“四大箱”，這兩個説法您覺得哪個更有根據、更確實一點呢？ 彭令范：陳偉斯，因為他看到了！那時候，靜安區法院的那個人很好的，去看的時候，他就講：“你只能看，不能抄。”但是他還是抄了一些。材料實在太多了。小房間的話也可能要比四箱子要大。 張敏：陳偉斯有沒有數一數都有什麼方面的東西？ 彭令范：他沒有講。陳偉斯看的就是林昭寫的東西，很多的。 張敏：用鋼筆寫的更多，還是用血寫的更多？ 彭令范：我想用鋼筆寫的更多。用血寫的，你可以看出來，但後來就都看不清了。 張敏：還了3本日記，他有沒有講一共有多少本日記？ 彭令范：她所謂日記，最後一本名字就叫“血書家信”。 張敏:從那上面從哪年到哪年，這樣大概也可以推測還有幾本…… 彭令范：這個很難講。這些就是1967、1968年的。 張敏：很靠近她最後日子…… 彭令范：她講我要瘋了，以後還有寫下的東西。説以後沒寫東西的説法是不準確的。 張敏：那時候您家裡人對林昭可能面臨死刑，你們有精神準備嗎？因為本來判了20年，家裡人覺得，總是有個刑期，還是覺得太重了，根本就沒有想到？ 彭令范：當然我們沒有想到她被判20年。因為（同案的）其他兩個人都沒有20年。 張敏：20年是1965年判的，刑期是怎麼算的？ 彭令范:1985年。 張敏：前面坐牢的那5年沒有給她折抵刑期嗎？ 彭令范：當時也沒有去研究。 張敏：家裡人當時會想到她被處決嗎？ 彭令范：沒有。 張敏：一直到她遇難，你們沒有這個精神準備？ 彭令范：但是你知道在我姐姐4月29日遇難以前，她已經有快半年沒有消息了。 張敏：直到警察到您家去要5分錢子彈費的時候，當時是什麼樣的氣氛？ 彭令范：（拿出文字材料）講到這個題目，我這裡有好多我過去記的日記等等，當然文化大革命以後，我好多沒有記。這是20多年以前我寫的，就是那天的…… 張敏：這是寫的一篇稿子？ 彭令范：就是我記那天他們來的時候的情況。 張敏：您能講講那天的情況嗎？ 彭令范：太長了。我現在沒有組織好，這個又太長。有些人可能會認為這是假的或是怎麼樣，比如講，很多人都會感到時間這麼久，怎麼會記得這麼清？ 張敏：很多人都有體會，有時候人生中的一個瞬間，一個情節，包括當時的溫度、氣味都能記住的。一般人會有這個常識。 彭令范：我下次再講，把它組織一下。 張敏：到底林昭的骨灰找到的過程是怎麼樣？因為現在説法都不一樣。能不能請您把這個事情講一講，免得以誰傳訛會出一些誤解。 彭令范：當時是母親去把林昭的骨灰拿回來。 張敏：是正式通知你們去領取的嗎？ 彭令范：有些事我母親並不想讓我知道，她就自己去辦了，有的事呢，她需要我幫她一起去。比如講，去看林昭，那個時候是有通知來，就是林昭要些東西，所謂的遺物，就是那些。取遺物（母親）她跟我一起去的。但是（取）林昭的骨灰呢，我母親就沒有要我一起去。她一直是（把骨灰）擺在家裡。後來，為什麼我會搬到宿舍裡去住呢？就是因為我弟弟不希望我在家裡。他比我小六、七歲。我不想講我弟弟。 張敏：我的問題是為什麼在林昭遇難36年後，才有這個骨灰安葬儀式？為什麼在這之前就不能舉行這個儀式？只能將報紙包著的一點林昭的頭發放進墓穴中？您買那塊墓地已經買了很多年了，是吧？ 彭令范：就是我母親平反的那年，1982年。 張敏：當時給您母親平反，她原來的罪名是什麼？ 彭令范：我母親也是“反革命”什麼的。 張敏：母親到底是怎樣去世的？ 彭令范：我母親是倒在路上。過路的人把她送到上海第一人民醫院。 張敏：在這之前，她精神正常不正常，腦筋清楚不清楚？ 彭令范：這時候我不住在家裡，住在宿舍裡。 張敏：母親過世前，您有多長時間沒和母親住在一塊？ 彭令范：有好幾年。 張敏：最後幾年，母親精神上、生活上是什麼樣的狀況呢？彭令范：很可悲，身心受到摧殘（馮英子先生保留我母親給他的信）。 張敏：您弟弟這時候和母親住在一起嗎？彭令范：住在一起。 張敏：這時候您就搬出去了？ 彭令范：對。我母親是1975年去世的。 張敏：您母親在街上摔倒，後來去世，摔倒前隨身是不是帶有絕命書呢？ 彭令范：沒有，我想沒有。你看這是我在（她去世）7周年的時候寫的。 張敏：您寫的像這樣的短篇章作品多不多？ 彭令范：好多。 張敏：這些都沒有發過吧？ 彭令范：沒有。 張敏：我想您是不是可以寫一本把這些內容都集中起來的書。現在我看您精神狀況很好。 彭令范：我現在寫英文的。你看這許多（十幾本寫好的文稿）都是我生憂鬱症以後寫的日記，就是分析憂鬱症的，還有一些是哲學問題探討，40多萬字。 張敏：能出版嗎？ 彭令范：（笑）誰要啊？所以説，我主要是寫英文的。中文我還是蠻好的。我可以在很短時間寫很多，英文就比較差一點。 張敏：您用鍵盤打中文沒問題吧？ 彭令范：沒有中文軟件。因為你要來，我就翻翻中文材料，有些東西我也不太翻。看看過去寫的，寫得還可以，我想現在也沒有什麼更大的進步。 張敏：讀了您寫的東西以後，我根本不想説，您寫完以後找一個什麼人幫您整理……完全不需要。您的文筆非常好。 彭令范：沒有。我有的時候也是眼高手低。但是，我是不太習慣人家改我東西，特別是中文。這次他們要把我的題目改掉了，段落(作手勢）…… 張敏：前後挪動位置？ 彭令范：是。後面的搬到前面，我説不行。 張敏：您指的是哪篇文章？ 彭令范：就是《明報月刊》上的那篇文章。 張敏：最後沒有動？ 彭令范：他説，假如你改一下，可以擺第一……我説隨便你擺第幾，我不要改。 張敏：因為看到您的文章散見於不同的地方，有些文章如果展開還有不少可寫的，所以很希望看到您寫出來。 彭令范：我現在還是想寫一些關於憂鬱症的，因為我想，假如我能夠克服憂鬱症，每個人都能克服憂鬱症。我現在已經好一些。 張敏：還需要吃藥嗎？ 彭令范：還吃。因為你知道我沒有“支持小組”，我沒有親人，這是很艱難的。所以，我這是一些心得體會，好多是我自己一些心理分析。我覺得有時候會看得更清楚一點。 張敏：附近有沒有可以談一談的朋友？ 彭令范：沒有。但是我的心理醫生還蠻好的。雖然他是外國人，他也沒有一定要我怎麼樣，他給予一些啟發。我一直是所有人的好學生，你只要點一點，我就知道，所以對我幫助還是蠻大。我假如沒有出版什麼書以前就（要）死掉的話，（之前）我將把所有東西都燒掉。 張敏：為什麼？ 彭令范：我就這樣想。 彭令范：是的。因為我還在的話，人家有什麼質疑，我可以解釋申辯，假如我死掉的話，出了什麼書人家怎麼講，就沒有人為我講話了。 張敏：您説，如果來不及把一些事寫出來，就要把那些材料燒掉，我聽了以後真擔心，您趕快寫吧！現在倒是您寫出全部經歷的一個好時機，看來您身體狀況還好。 彭令范：有的時候好，有的時候不好。 張敏：那些事情在您心裡很清楚，就算是現在記憶力不如從前，記不清近來的事，過去的事情也不會忘，是吧？您學醫，一定比我清楚。 彭令范：嗯。 張敏：所以，您趕快寫吧，就為了您説的那句話也得趕快寫。以後我過些時候就打個電話問：“令范女士，寫了多少了啊？” 彭令范、張敏：（笑） 彭令范：據我所知，林昭是從監獄醫院拉出去。 張敏：後來那個醫生怎麼描述當時拉的時候的情況？ 彭令范：醫生就講當時林昭在醫院裡，軍管的解放軍衝進來，林昭還講：“讓我換件衣服。”不許她（換衣服）。所以她是穿著病房的衣服去執行的嘛！那個醫生後來跟我講，他當時就在旁邊的房間沒有出來。林昭就講：“向X醫生問候！”他聽了蠻難過的。 彭令范：沒有。 張敏：他有沒有講為什麼沒有出來？ 彭令范：沒有。 張敏：後來祥祥説他看到的那情況您覺得可靠嗎？ 彭令范：我覺得是很可靠的。另外還有，你知道好多事就像命運的“七巧板”一樣。你知道林昭後來還被拉到監獄去開公審會。參加那個公審會的人後來打電話給我，他要吿訴我一些事。就講林昭的嘴裡被塞進東西。頸子上也拉了繩子。口裡塞的叫“口塞”，張口的話它就變大，防止喊口號，頸上的繩子也是讓你不能發音的。但是他愣住了，一點聲音都沒有。主持會的人就講：“你們都死了嗎？”就馬上帶頭喊口號。 張敏：林昭當時是什麼表情？她有沒有努力想要表示什麼？ 彭令范：他們就看她整個臉、頸都是發紅，她就是想張口。 張敏：後來祥祥講他看到的，是跟誰講？ 彭令范：祥祥是跟他母親講。他母親後來就打電話給我，説你有空來一次，我就到她家裡。她説：“姐姐怎麼樣？”我説：“姐姐已經被檜斃了。”她説：“那祥祥講的是真的了？”我説：“怎麼了？”她就跟我講，她説：“那天，祥祥在龍華飛機場勤工儉學回來，是同學送他回來的。”她説他臉色蒼白，後來她就問他同學説：“他怎麼了？”他同學説：“今天我們那裡檜斃了一個人，這個人是個女的，祥祥大概認識她。一看見以後就生病了。”祥祥的媽媽還講：“不要瞎講，祥祥怎麼會認識這種人！”這都是祥祥媽媽給我講的，因為祥祥不在。祥祥媽媽吿訴我，祥祥説：“大姐姐被殺害了。”他叫林昭“大姐姐”，叫我“小姐姐”。他説，他們勤工儉學在3點鐘結束以後，在機場好玩嘛，就再玩一下。他在裡邊，看見吉普車開來，在第五跑道，就有一個人被推出來。他説：“看不清，好像穿的醫院的衣服。接著呢，開了3檜。開了第一檜她還這樣子（挺起身子），他們看她這樣子，再打兩檜。”祥祥媽媽説：“祥祥現在還是在驚慌恐懼中。”我説：“不要跟我母親講。”後來我也沒有跟母親講這詳細的情況。 張敏：後來您和祥祥母親還聯絡過嗎？ 彭令范：後來聯絡比較少。 張敏：您最後一次見林昭是什麼時候？ 彭令范：1967年11月以前。 張敏：後來您母親又去看過林昭嗎？ 彭令范：沒有。 張敏：您和林昭見最後一面就是家人和她最後的見面嗎？ 彭令范：是。林昭後來（被處決前）半年沒有消息。 張敏：在這之前，您和母親一起去（探監）次數多，還是您自己去的多？ 彭令范：我母親跟我一起去，或者我母親自己去，我母親跟弟弟也去過一次。有一次，（探監時）在房間裡，林昭講“那也只能對你們不起了”，這是反話。 張敏：那次説的多嗎？ 彭令范：那次嘛，就是我母親要她不要這樣子了，認個錯算了。那裡也是蠻可怕的，一個房間沒有窗戶，就是親屬接見時嘛，他們把她領出來，我母親就跟她講話，我就是在旁邊陪。 張敏：林昭有更多的話對母親説嗎？ 彭令范：我母親要叫她認錯，她總是不要聽的。但是你看她在《血書家信》裡寫的，又是另外一種性格。 張敏：其實她心裡也有很多內在的矛盾，性格中也有不同側面。 彭令范：就是。 張敏：弟弟還是去看過林昭？ 彭令范：他去看過。 張敏：後來領骨灰是母親去的，您倒不知道？ 彭令范：是。 張敏：去領骨灰離執行死刑有多長時間？ 彭令范：不太長的。 張敏：作為倖存者，您付出的代價也很大。您覺得有林昭這樣一個姐姐，不管從什麼方面説，對您一生的影響有多大？ 彭令范：我想，她……這是我們家庭的一部分。影響的話，我父母對我的影響比林昭對我的影響大。 張敏：包括林昭被處決之後，對您的影響，您覺得都比不上父母親的影響大是嗎？ 彭令范：我想也可以這樣講。 張敏：我這裡説的影響不僅僅指他們怎樣影響您的行為，我是説怎麼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您人生的每個階段的狀況。換句話説，如果不是有這樣一個姐姐，也許您是另外的人生；可是因為有林昭，有這樣的父母，是不是使您的人生節奏被打亂，或者有些事情不能按您本來的願望去做，去選擇。 彭令范：我想，這是主的安排。我覺得，即使沒有林昭的事，我的家庭背景也足以改變我的一生。 張敏：您在文章中談到“倖存者的痛苦和責任”，這種痛苦到什麼程度？ 彭令范：我特別覺得有些人對倖存者不理解，有時是難以忍受的。當然有時候有些事也講不清。我過去總是這樣想：講不清的事就不要講，或許你講了，人家也不聽你的，“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張敏：大家回憶林昭的文章裡邊，如果有説的不是事實，或與事實有出入的，除了前面我們已經談到的以外，還有沒有您覺得一定要和公眾講清楚，需要澄清的。 彭令范：關於“骨灰箱是有一個女士保管”的説法，這不是事實。 張敏：説的人是不是搞錯了，指的是您弟弟的前妻，她保管過。 彭令范：這些人也根本不曉得她。 張敏：那麼，直到今年4月才安葬這個骨灰盒，真正的原因是什麼？為什麼買了這塊墓地以後沒有馬上下葬？ 彭令范：我想，這是（因為）我弟弟前妻的母親也沒有講過她們保存這個骨灰箱在什麼地方。 張敏：母親取回了這個骨灰箱，為什麼後來轉到了弟弟手呢？ 彭令范：骨灰箱擺在家裡。後來我想，我弟弟結婚以後，我弟媳看到了。 張敏：她對這個家庭，包括對您態度怎樣？ 彭令范：我不曉得。 張敏：你們現在有聯絡嗎？ 彭令范：我也沒有找到她。她給過我地址電話，但是都沒有找到。 張敏：您信主耶稣是在出國以後，大概是在哪年彭令范：1985年。我來美國後不久。 張敏：這和您知道林昭曾經在監獄裡歸信主耶稣有關係嗎？彭令范：沒有。 張敏：那俞以勒這個人我們能找到嗎？ 彭令范：她父親是牧師，但是我請人家找都沒有找到。她在加州的……她父親是在解放前就出來的，俞以勒在大陸。 張敏：我們再試試找找。您信主和媽媽是基督徒有關係嗎？彭令范：我想可能還有，因為我看到她在浴缸裡受洗，給我一種印象。來美國以後，起先在德州，我覺得他們敎會蠻好的。 (轉話題。回憶家事，難忘的一些瞬間） 彭令范：抗戰勝利以後，父母親（參加抗日）回來以後，還沒有解放呢，弟弟還小，母親就對父親講：“你敎敎令范嘛，你敎她姐姐那麼多。”那麼，有一天父親就拿一丨分唐詩。那時候我小學四、五年級。唐詩第一章就是張九齡的“感遇”（其二）：“蘭葉春葳蕤，桂華秋皎潔”。他就叫我唸，葳蕤的“蕤”字是很難念的，我就唸錯了，他就生氣，把書一丢就走了。後來我母親就問我怎麼了，我説：“他也不敎我，叫我唸，我唸錯了，他就把書一丢，走了。”我説：“我不要他敎了，他不敎我，我照樣是好學生。”有一天，我聽我母親跟父親講：“你應該先敎她唸，然後她唸不出你再丢書嘛，她才幾年級啊，這個字我也唸不出啊！”父親説：“好，我再敎她好了。”母親講：“我想不必了，不要你敎了，這是你們彭家的性格，不是我們許家的。” 張敏：那時候您幾歲？ 彭令范：我一下子就念四年級，八、九歲。 張敏：在您記憶中，家庭雖然經歷了這麼多的事情。那些真正溫馨的，有親情的，包括和外婆、父母親、姐姐、弟弟，還有些什麼特別值得回憶的？ 彭令范：我和父親好像不是太接近。但是我記得，抗戰以後他回來，我因為小的時候印象不太深了，我們那個時候住在蘇州嘛。外婆對我説：“哎，你快出來，你父親來了！”我出來第一次看到他，父親跟母親在講話，他就把我拉去，親了一下。我就講：“父親怎麼這樣難看！”（笑）我母親大笑，她説：“聽到沒有，你女兒講，你難看。”她對我説：“你不要小看你父親，他年輕的時候是美男子。”這是很難得的那種歡娛啊！ 張敏：您當時講那話時的情況，還能很清楚的在眼前嗎？ 彭令范：是呀，很清楚，我記憶力很好的，所以，他們講的什麼話……特別是遠事記憶，像你講的，印象很深的。還有就是最後一次見我母親她到我醫院的宿舍來看我，到現在還是…… 張敏：就是您在文章中寫，母親説：“你不在家，我的坦白交待也沒有以前寫得好。” 彭令范：是那次。 張敏：母親還是很喜歡您……您對母親有很大安慰…… 彭令范：我不曉得。其實呢，我父親當然喜歡弟弟了，兒子，但是我父親呢，給林昭很大影響就是他敎了她好多中文和古典文學，這就是為什麼林昭的古文基礎這麼好。我母親呢，當然也喜歡兒子嘛，但是我母親有些性格跟姐姐很像。比如講，我母親跟鄰居吵架的話，我姐姐會幫她，而我就不會。但是我母親老是要講，她喜歡我。我想，其實沒有。她好像是覺得也應該給我一些稱讚（笑）。她老是説我多麼聰明啊，説“我懷你的時候吃了好多美國的什麼藥……”她講的藥名字，後來我當了醫生，對母親説：“我從來沒聽説過你講的這種藥。”她説：“所以你聰明啊！”但是我生過腦膜炎呀！ 張敏：多大的時候？ 彭令范：6歲吧。昏迷……那是有一次去看電影，看了以後回家呢，平時我起得很早，但是那天9點還沒有起來。那年腦膜炎流行，以前幾天，我母親就在講，什麼腦膜炎不腦膜炎。她説：“我的小孩子什麼病都生過，就是沒有生過腦膜炎，”我外婆就説：“什麼話不好講呢，要講這！”一個星期還不到……她推推我呢，眼睛睜不開，我又昏睡了，我母親那時候什麼人都認識，就請了小兒科醫生到家裡來看。一看，她説：“馬上送醫院！”因為頭頸都硬了，就送到醫院，後來抽脊髓……一個星期醫生還講：“不曉得是不是以後會變白癡。”還好沒有。（笑）我母親有的時候會為我騎傲，但是要説真的喜歡我，我很有自知之明。 張敏：您覺得她還是喜歡姐姐？ 彭令范：她喜歡姐姐。 張敏：您回憶起在姐姐同學面前表現出色、學問也很好的時候，姐姐很自豪，除此以外，您覺得你們姐妹之間還有什麼特別值得回憶的？ 彭令范：嗯……就是小的時候，下象棋，我從小也是很好強。輸了急得不得了，她就讓我了。她説：“好，那麼算‘和棋’吧！”其實，她從來不讓我，這大概是她唯一讓我的地方吧！ 張敏：那她1962年從監獄保外就醫出來，她對於自己這樣的身分，她力圖向您解釋她為什麼坐監獄嗎？ 彭令范：從來不提。我想，她在整個的過程中，她沒有覺得做了什麼對不起我們的事。 張敏：但是您説有一次（在探監的時候）她説過。是説，我也無可奈何，只好對不起了？ 彭令范：是。這是一種反話，不是真的講對不起。 張敏：那麼，直到今天，從您自己對姐姐的瞭解，以及看大家寫的回憶、評價林昭的文章，您評價林昭的思想行為、她的一生，您認為或您可以接受認可的是什麼樣的一種説法？ 彭令范：我一直有我自己的看法，這個看法不一定為一般人認可，因為情況不同，我是她的妹妹。我覺得假如你看一下她自己寫的東西，她並沒有想要人家捧她為一個什麼先驅，或者什麼英雄。她就是一種本能的、一種自然的要求，或者一種理想。所以她總是在代表自己的時候寫一個“中國青年自由戰士”，這就是她的想法。她並沒有講她是英雄，這可能就是她、我跟現在一般人對她的那種評價的不 張敏：您所瞭解的林昭，她對共產主義的那一套理論和宣傳特別熱心的時候、相信的時候、忠誠的時候到什麼程度？ 彭令范：那就是可以做共產黨要她做的任何事。比如她檢舉我母親，比如她講我們家庭出身是“反動官僚”，其實我們不是那樣的。比如講，她有的時候也是很“左”的，她要“左”起來也是“左”得不得了的。比如，像在（蘇南）新專（畢業後參加土改工作團），人家放了一檜的話，她就哭了，她覺得：“你們浪費了人民的子彈”。當然她還宣揚了好多或者美化像斯大林人性的一面。所以，她能做共產黨要她做的任何事，當她相信他們的時候。但是，相反的，正因為她是受他們的敎育，所以她在獄中呢，她也用他們的那種敎育來反對他們，當然，她理解它們的“真諦”，所以她是撃中要害。 張敏：您所知道的，最後她拋棄這些東西，重新看這些東西，又挑戰這些東西到什麼程度？ 彭令范：可以講在我所知道的，沒有人可以比。但是…… 彭令范：關於説“甘粹是她的未婚夫”，這一點呢，我覺得應該講是有爭議的。因為，你知道我母親見到過甘粹，而且不喜歡他。甘粹跟林昭在人大一個短期在一起的時候呢，因為也沒有幾個月，的確後來他們是講起要結婚，這個不是姐姐講的，是另外的人講的。林昭從1959年回到上海，根本沒有跟母親或者我們提起她想結婚，因為她當時來的時候就是人大的校長批准，因為她病得很重嘛。所以，我們根本不知道甘粹是她的未婚夫。她新專的同學，或者北大的同學也不知道甘粹是她的未婚夫。是不是當時曾經他們提出要結婚，就證明甘粹是她的未婚夫，或者當時他們到底是怎麼提出的？我不曉得。但是我所曉得的呢，林昭沒有未婚夫。就是張元勛那次來(獄中探監）的話呢，也是借“未婚夫”的名義去看她。 張敏：我採訪張元勛的時候他也是這樣説，證實了。 張敏：您作過努力去索要林昭的那些材料和遺物遺稿嗎？ 彭令范：我沒有去要過。 張敏：已經知道有的，根據比如陳偉斯先生看過的一定還有些什麼東西在（林昭案有關部門）那兒？ 彭令范：因為當時……（拿材料，其中有林昭墓地照片） 張敏：這是您剛剛買這塊墓地的樣子，現在已經不是這樣了？彭令范：現在就是（墓穴）擠得不得了。你看，當時後面都沒有。 張敏：買的時候是…… 彭令范：1982年。 張敏：那麼早就買了！這個時候立碑的時候底下什麼都沒有嗎？彭令范：林昭的頭髮在裡邊。 張敏：林昭的頭髮是怎麼留下來的？ 彭令范：是我母親留下來的。 張敏：是林昭在監獄的時候還是在家裡的時候？ 彭令范：可能是她保外的時候。 張敏：是林昭的意思還是母親的意思，把這個頭髮留下來？彭令范：是林昭的意思。擺在那裡嘛，是我母親保存的。 張敏：多長的一段頭髮？ 彭令范：沒有多長，就這樣子。（用手比，約五、六寸） 張敏：很多嗎？一小綹還是當時剪下的全部？ 彭令范：一小綹。你看這就是。（拿出文件） 張敏：上面寫的是（讀文件）一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通知 彭令范同志： 為你姐姐林昭案件複查的善後問題通知你於3月26號下午2時正到福州路209高院接待室商談，請隨帶圖章。找曾玉淮同志接洽， 1982年3月22曰 (上面加蓋的是：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事審判第二庭公章） (另一份）這兒寫的是： 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法院通知 彭令范同志： 兹因請你接通知後即來本院有事找你，定於□月□日星期口□時 □分至愚園路54號常德路口。希準時到達，勿誤。 承辦人 送達地點：張家宅醫院宿舍 1981年1月9曰 (上面加蓋的是：上海市静安區人民法院公章） 另有一個便條寫的是： 小彭同志： 春節好！明天下午2時左右請來區法院一次。 趙鳳岱曾玉淮2月10日 彭令范：這是1982年時候的事情。趙鳳岱，他是林昭複查的靜安區法院的法官。但是，沒有一個靜安區公安局的人要複查她（林昭），趙鳳岱呢，是（從）虹口區法院調這兒來的。但是他很好。就是他給了我林昭20萬字的（致人民日報編輯部信）原稿。這個呢（一張收條），一塊錢就是那個“證件費”。我呢，沒有正式知道林昭還有東西在政府以內，沒有人吿訴我，我所知道的就是陳偉斯跟我講的，和這次林昭的同學講的。 張敏：這次交一塊錢“證件費”’給您林昭的20萬字的原稿，是以什麼名目給您的？是説這就是所有的遺物了？…… 彭令范：他就講，這是平反以後歸還的東西。 張敏：而陳偉斯説呢，實際上還有很多，也是林昭親筆所寫的，他看到了？ 彭令范：是。陳偉斯跟我講的時候是在這以後啊。給我（20萬字稿)是1982年，陳是1983年，在《民主與法制》上寫那個文章以前，他去法院看到的。 張敏：陳偉斯是林昭的同學嗎？ 彭令范：不。陳偉斯是我母親的朋友。他是“右派”，他本來就是記者，勞改了二十幾年吧。 張敏：他比林昭年長多少？ 彭令范：年長多少……十幾歲吧，他去世了。 張敏：林昭如果活著，今年應該是72歲？ 彭令范：72歲。 張敏：她的生日是哪一天？ 彭令范：陰曆十一月十九，陽曆12月生。 張敏：我現在最想説的，是希望您寫一部詳細的回憶錄，否則的話太可惜了。 彭令箔：（拿出林昭20萬字致人民日報編辑部的複印本）這是我印的複印本。這就是他（趙鳳岱）給我的，共137頁。 張敏：原件是用鋼筆寫的嗎？ 彭令范：是。 張敏：您手中有林昭用血寫的嗎？ 彭令范：沒有，你看她這個圈哪，就是紅的，就是血。 張敏：她是每寫一段的時候，用血畫一個小圈？ 彭令范：但是，有些也沒有。 張敏：(指著複印本)這些都是嗎？ 彭令范：這些都是。 張敏：是用髮卡圈的嗎？ 彭令范：我也不曉得。 張敏：看得出來用的什麼嗎？ 彭令范：就是很細的，時間一長，紅的也淡掉了。我母親真是非常傑出。有人還説，你母親是國大代表，你到台灣是可以拿錢的，我也從來沒想過。你看這是我母親追悼會…… 張敏：1975年，那年您是35歲。 彭令范：（指著追悼會照片上的花圈）你看這裡是許聞天、沙千里……我母親認識的人真是……其實我母親倒是一個可寫的人，可 張敏：如果所有這些都集中在一本書裡，會非常有分量，您馬上就開始寫吧，我看您現在精神狀況很好。您自己覺得呢？ 彭令范：我還是不太想……這是我姐姐那一本《血書家信》（是用鋼筆寫的，“血書家信”是總題目）。就像是這位高級人民法院的同志他給我的話，也是人性的一種表現，因為共產黨還不是鐵板一塊，也還有些人是有他的人性的。否則的話呢，林昭的東西，你要寄希望於四大箱，我對共產黨本身是有懷疑的。所以，你能拿到多少就是多少，但是呢，這當中呢，也可能有人會説，我怎麼可能拿到這個東西？而且是通過這樣的關係？（指《血書家信》）這是3本日記中的一本。 張敏：還有兩本沒有複印？ 彭令范：對。 張敏：這本是與政治有關的還是沒關的？ 彭令范：有關的。因為她這裡講“共產黨比法西斯還……”怎麼樣的，她這本基本上都是給媽媽的信。 張敏：我不知道您想用什麼方式，您覺得更有價值，我是覺得，如果能趕快印出來是特別好的一件事。 彭令范：我想假如捐給專門研究機構的話，可以專門研究林昭。 張敏：但是我覺得出版以後一點也不妨礙這種研究，而且研究者得到材料更方便啊！而且您如果捐給一個單位，萬一有什麼處理上的不當，使用上就會受太大的限制了。 彭令范：我不曉得，應該怎麼做……當然我要問一些人。看到底怎麼樣更好。 張敏：（讀林昭“血書家信”林昭署名與寫作曰期）“中國青年自由戰士主曆1967年10月31日下午5時” 彭令范：所以你看1967年的話，離開1968年（她遇難）就只有半年了，對不對？ 張敏：而且這個時候差不多就是您剛剛見過林昭最後一面以後不久？ 張敏：是。你看，這是9月(寫的），這是1968年1月(寫的）哪！所以你説她講(寫）了“我要瘋了”以後就沒再寫，那不是…… 張敏：最後的一篇……這是從日期上説最後的嗎？另外兩本還有比這更晚的嗎？ 彭令范：沒有。（指“血書家信”最後一篇）這就是她自己要吃的東西…… (讀原文，略） 張敏：實際上家裡沒有收到過這封信？ 彭令范：沒有啊！（指血書家信複印本）所有這裡的信，都沒有收到啊。我們半年沒有她的消息。她這是1月10日的。 張敏：您能肯定林昭留在日記本上的這些書信她都又用信紙寫另一份寄出來了嗎？ 彭令范：我不能肯定。有些可能寫了。 張敏：（看《血書家信》複印本） 彭令范：這篇就是講“母親！一永恆的主題”她就是講與希特勒鬥爭的一個母親……她（林昭）講：“比起中國共產黨人的暴政來，希特勒法西斯蒂都簡直算不上什麼的了！”（指原稿）就是這裡。 張敏：就是這一篇。這還是需要時間，因為她的字還是比較不太容易分辨…… 彭令范：有些字我也看不出，要看幾次。 張敏：專門作研究的人慢慢就會識別了，林昭的字還是寫得很規範的（行書字），常讀的話，能發現規律，就比較容易識別。希望您把手頭的資料和家事都集中細細寫成一本書。 彭令范：我想寫一本小説“懺悔錄”，是以我的構思風格和價值觀念出發的，無論芸芸眾生，“歌德派”或者精英們都不會感興趣的，這將是我們家5個人靈魂的反思而不是歌頌。 張敏：您要是把這些都寫出來的話，於林昭，於家人，都是一件很值得的事情。 張敏：您講講關於俞以勒的事情？ 彭令范：俞以勒（從監獄）出來以後呢，她到醫院來看我。這又是另外的一個巧，她住在我們的地區，所以她完全有理由來看我。而且呢，她生病我為她開病假，因為她勞動嘛，她也身體不好的，特別(曾經)在獄中這樣子。她第一次看到我的時候就講：“我是和林昭一起（在監獄一個囚室）的”，那麼，我一看我就……因為林昭保外的時候講起俞以勒嘛。那時，病人如果想看你這醫生的話，就把病卡放在你桌子上。我一看這個，是俞以勒，我想，不曉得是不是她？後來她就講…… 她很謹慎的，很害怕的樣子，她就講：“我是林昭的朋友。”我説：“我知道。”後來她就講：“明天早上到上海陝西路菜場，什麼地方……我在那裡，拿一個菜藍”她説。我説：“好。” 第二天一早呢，就去了，就像偵探小説一樣。後來看到她了，她説：“林昭在獄中信了主，但是她的情況不好。她寫血書啊，她胳膊都割開了。現在想起來更慘不忍睹了。我要去上班，也許有人跟著我……”我説：“大概沒有吧。”因為早晨很早，沒有什麼人。她説：“我會再來看你。”後來，她要離開上海以前，到我醫院。她説：“你幾時到我家裡一次？”我就到她家裡去，她跟我講，她已經被批准，就是她妹夫來的時候給她辦來美國。但是後來就沒有消息了。她是80年代初到美國的。 張敏：您剛才講，林昭在保外就醫的時候就吿訴您，她和俞以勒認識， 彭令范：是。 張敏：那會不會林昭在保外就醫前已經信主了？ 彭令范：這個我也不太清楚，因為她保外的時候是1962年嘛。 張敏：那這裡有一個問題，等她又回去以後，繼續和俞以勒同囚室嗎？ 彭令范：你知道就是這麼巧。她們起先關在一起。他們認為一個基督徒和林昭沒有共同之點，所以把她們關在一起。結果呢，她們就很好。她們就商量用密碼交流（敲幾下代表字母）。後來他們就不在一起了。果然後來她們被關在相鄰的囚室，她們有的時候可以（從囚室）出來。那時候在提籃橋呢，有時她們出來，發現被關在鄰室。她們就用密碼交談。她們沒有再住在一個室。林昭（保外）出來的時候並沒有跟我講她信主，俞以勒後來出來吿訴我林昭信主。但是通過她（寫的東西）用主曆，可以説明她信主了，這樣就證實了。 張敏：是。這裡1963年有“主曆”的。 張敏：您（住處）這裡風景不錯。 彭令范：你出去（到陽台上）看看，（走出去指）那邊就是約翰•霍普金斯（醫學院校區）。 張敏：您在文章中説，以前常會夢見過去的事情，現在還會有M樣的夢嗎？ 彭令范：比較少了。但是就是有些日子……比如講我母親去世，我父親自殺，林昭罹難……總會記得。本來，沒有憂鬱症的話，我在這些日子也會覺得很悲哀。對這種日子，我會很敏感：4月29日（林昭遇難日），8月29抄家日，9月1日……我母親是感恩節去世的，我父親其實也是差不多那個時候，是11月23日自殺的。 【以上訪談錄由自由亞洲電台記者張敏根據錄音整理記錄，經受訪者校閲刪定】 第三辑瘋狂歲月——“文革”紀事 第一篇紀念《上海生與死》作者鄭念 (首播：1998年8月9日；回放：2009年11月9日） 【2009年11月2日，《上海生與死》（LifeandDeathinShanghai)一書的作者鄭念女士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病逝，享年94歲。《上海生與死》一書在英文世界有很大影響，後有多種中文譯本。以下回放自由亞洲電台記者張敏I"8專訪鄭念女士實錄之中一段】 受訪者：鄭念，《上海生與死》的作者 採訪者：張敏，自由亞洲電台“心靈之旅”節目主持人 《上海生與死》問世12年後的一個晴朗的夏日，記者走進鄭念女士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寓所。鄭念精神矍鑠、溫文爾雅，全然不像80多歲的老人。 鄭念肖像 “在我這一生，曾經很多次離開上海，就像今天一樣，站在輪船的甲板上，但是這一次我的感覺和過去都不一樣。我的心裡非常沈重.....我這次離開我的祖國，是永遠也不會回來了。（鄭念《上海生與死》） 主持人：我10年多年前讀過您的著作，中文版書名是《上海生死劫》’後來又見到有的叫《生與死在上海》’我還見過另一種版本，叫《上海生與死》。您的書給我留下很深印象，永遠難忘。能不能請您談談您的人生經歷？ 鄭念：我1915年1月生在北京。中學我讀天津的南開中學。大學讀燕京大學。然後我就到英國留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在英國，我遇到了我先生，他也是中國的留學生，在念研究生，比我大5歲。我們就在英國結婚。當我們完成學業回國的時候，抗日戰爭開始了，我們不能夠回家了，因為我們的家都在北方：他是山東人，他媽媽在濟南。所以，我們就直接到了重慶。我先生在外交部供職。後來他被派到澳大利亞，我們在澳大利亞呆了7年。1948年10月1日，我們回到上海，那時候我們的孩子6歲。 主持人：就是您的女兒，梅平。 鄭念：對。她生在澳大利亞。到上海的第二年，也就是1949年的5月，共產黨的軍隊進入上海。當時，英國的殼牌石油公司留在了大陸，英國的經理也要回國了，倫敦總公司讓他物色一個合適的中國人來作經理，我先生就接受了。一直做到1957年，直到他患癌症去世。他死後，公司就準備派一個英國人來，但是英國人不會中文，他們就請我去作英國人的助理。一共做了9年。 主持人：那就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您一直在殼牌公司工作嗎？ 鄭念：這個公司當時已經關了。我本來是調職，調到香港，英國經理已經離開了。我為什麼沒有馬上申請去香港呢？就是因為我女兒。她當時在文藝小分隊，到山東演出，她是不願意出國的。好幾次我到外國去，我都問她願意不願意跟我出去看一看。她總説：“我不要”。因為她是共青團員。她是很相信政府的了，很積極的。她説‘我不要出國’。儘管她已經大了，但畢竟沒有結婚，沒有固定的男朋友。我想如果我走了，留下她一個二十二、三歲的年輕姑娘，我總是不放心。所以我想要等她回來，和她商量商量。我也想，要麼我就不做了。那時我只有50歲，好像還可以做點事。所以，我就沒有申請馬上去香港。結果，“文化大革命”5月就開始了，這樣一來，我就不能申請去香港了。 主持人：那當時梅平是在讀書，還是工作了？ 鄭念：她已經開始在上海電影製片廠做演員了。她是上海電影學校畢業的。 主持人：您能不能談談梅平的情況？ 鄭念：她是個積極分子。學校還給她開過展覽會，她是“優秀共青團員”。當時毛主席提倡“小分隊”演出，她就參加了一個小分隊。她已經是超齡團員了，電影廠的領導準備培養她入黨。每次小分隊到各處演出，她都非常積極。他們一面演出，一面還要和工農一塊兒勞動。她表現是很好的。我們當時就沒有想到，像我們這樣的人還會倒楣。因為我沒有與政府作過對，我在殼牌公司做事，那個公司是經過周總理批准存在的。那時候，像我們這樣在上海外國公司作過僱員的都被關起來了，主要是因為“四人幫”要整周總理，因為外國公司在上海的存在是經過總理批准的。 主持人：您能不能講一講梅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 鄭念：好。梅平大概是64年到電影廠的，是在她電影學校畢業以後。當時在上海、北京、西安都辦了電影學校，他們到各處招生。梅平在中學就經常演戲，所以就被選中去了電影學校。 她在電影學校學習了三、四年，畢業後分配工作，到了上海電影製片廠。她也拍過一些電影，但不是主角。“文化革命”前，毛主席號召文藝工作者和工農結合，她參加了小分隊到農村演出，她去了山東。 在“五一六”通知下達以後，梅平他們都回來了，參加電影廠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一開始，她沒事，因為她是一個共青團員，也就是跟大家一樣寫大字報什麼的。後來就抄家了。因我是經理助理，把我算成資產階級。我就被抄家了，抄的時候梅平不在家，她在學校參加運動。 被抄家以後，就不准我離開家了。只能留在房子裡，一個傭人陪著我，家裡貴重的東西都被抄走了。但鄭梅平的那個房間他們沒有抄。由於她是自己有工作、又是共青團員。她還住在自己的房間裡，但是不准我們倆説話。“紅衛兵”看著我，我的床都被他們搬走了，我就睡在地板上。我可以看到她回來，但是我們不能説話。 隨著運動發展越來越厲害，後來她的房間也被抄了，東西都被拿走，她也不能回家了。梅平被關到“牛棚”裡，我非常惦記她，當時還可以讓傭人給她送被子、換洗的衣服等等。 到了1966年9月27日，他們把我關到監獄裡，我就不知道她後來的事情了。等我出了監獄才知道她死了。我在監獄裡被關了6年半，在單人牢房裡。 主持人：您出來以後才知道梅平已經不在了？ 鄭念：她死了有好幾年了。一開始他們吿訴我，她是自殺的。 當我出了監獄的大門，遠遠的有一輛出租汽車，站在汽車旁邊的不是梅平，而是我的乾女兒。我的乾女兒畢業於上海音樂學院，後來分配工作到貴陽。她人矮矮的，而梅平跟我一樣高。我一看就知道不是梅平。 在這以前，我在監獄裡就感到梅平出事了。是什麼原因呢？你知道，我在監獄裡6年半，我的衣服都已經爛掉了，棉襖的棉花都到邊上去了。後背和前胸只剩下兩層布了，睡的棉被棉花胎已經爛掉了。冬天快到時，我想我又會得肺炎，因為我已經得了兩次肺炎了。年年冬天就是咳嗽、傷風不斷，衣服也不能保暖。多年來又缺乏營養。我就提出來要求政府用我的錢（那時我的錢都被政府掌握著），買些衣服，免得我再生病（到我出獄時，我的體重只有八十幾镑了）。 6年半是很長的時間，沒有什麼東西吃。我提出了買衣服的要求，那時候，林彪事件已經發生，中國的情況有點向好的方面轉了。大概毛主席也病得很厲害了。我雖然不知道林彪事件是怎麼回事，但是我有感覺，因為我們每天都看報紙。另外，看守們在監室裡收《毛主席語錄》，《毛主席語錄》前面有林彪寫的“前言”。等到他們把語錄發還給我，我發現林彪寫的“前言”被撕掉了。因此，我就想，不對了，林彪出事了。要不然為什麼把他寫的東西撕掉呢？但是，究竟出了什麼事，我不知道。 天涼了，我冷得不得了。已經開始颳西北風了。到11月，我就提出要衣服。他們看看我確實需要衣服。結果，有一天，監室的門一開，給我扔進來一個被包。 我把被包打開一看，裡面有個棉被、一件棉襖。這棉襖是我女兒的，棉被也是她的。這棉襖我仔細一看，就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年剛新做的。嗯？穿了6年半怎麼還跟新的一樣？裡子上也沒什麼髒的地方，不像是穿過很久的。我仔細再看，給我扔進來的東西裡面，有一塊毛巾。這毛巾正是“文化革命”開始時，我女兒用的洗臉毛巾。她很喜歡這條毛巾。怎麼這孩子一條毛巾，可以用6年，還跟新的似的？再看，還有一個搪瓷的漱口杯，裡面都是乾的茶漬。當然，年輕人用它既喝茶，又漱口是可能的，但是，裡面有茶，乾在裡面了，這不可能，它應該是洗乾淨後再帶進來。我當時就想，這孩子出事了。在我進監獄不久以後，這孩子出事了。要不然這衣裳，她只有這麼一件棉襖，怎麼可能是這樣？我最難過、最激動的時刻，就是看到這些東西。 我就問那個管理人員。 我一喊“報吿！”他就來了。 我跟他説：“這些東西都是我女兒的。” 他説：“你不是要被子、要衣服嗎？給你拿來了。” 我説：“這些都是我女兒的。你們把她的衣服給我，我女兒她自己穿什麼？” 他説：“她是有工作的人員，她有錢，就不能買新的嗎？” 我説：“這是我給她做的棉襖，她還沒穿壞，就去買新的了？這不可能。你得吿訴我，我女兒怎麼了。” 他説：“她好好的嘛，你問什麼。” 我説：“那你叫她給我寫一個字條。” 他説：“不成！不許你們通信。” 主持人：6年裡都不准你們通信嗎？ 鄭念：當然不可以。我還沒有判刑。如果判了刑，我就得去提籃橋，真的監獄。我當時是在看守所。我在看守所一呆就是6年。 我説：“你們就讓她給我寫‘毛主席萬歲’，拿來給我看，這不算通信嘛。‘毛主席萬歲’有什麼不能寫的？讓她寫給我看，我就知道她沒事。” “不成。我們這沒這個規矩。”説完，那人就走了。 到晚上，換班了。我又喊“報吿！”一連兩、三天，我問了好幾個管理人員，他們都是這樣説。我就越想越不對。我當時就有一種直覺，我覺得我的孩子死了。 還有就是，監獄裡有一個規矩，每個月10日，家屬可以送東西來，每月一次。但是，從來沒有人給我送東西。一直以來，一到10號這一天，我就情緒低落。因為聽著別人一個屋子一個屋子，有人送東西，讓他們簽收據。我卻沒有一個親人來。沒一個人給我送東西。我妹妹在上海，就是那個共產黨員妹妹，我女兒也在上海。怎麼都不給我送東西？ 我想，可能她們是想和我劃清界線，寧可不給我送東西。但是，我也想，不見得關在裡面的那麼多人，家人就不跟他們劃清界線，也許有的人也是政府工作人員，甚至於共產黨員，他們怎麼都可以送東西呢？所以，我一直腦子裡有這麼個問號。 現在，看到這些東西，我就覺得她是不在了。所以我出來一看，是我的乾女兒，我的疑點就對上了。我就覺得我的孩子已經沒有了。我想，一家人有血統關係，有時候，你就會有一種直覺：事情不對，她是死掉了。但是，我還希望，我是錯了。 我在汽車上就問我的乾女兒：“梅平怎麼沒有來接我？” 她就拉著我的手，説：“到房間裡，我們再談。”我想，當著出租汽車司機也是不方便。等開到一座房子，是政府派我去住的。我的乾女兒就對我説：“梅平自殺了。” 那時候，在上海跳樓、自殺的人多得很。但是，我總覺得事情不對。第二天，上海電影製片廠的代表也來了，吿訴我，通知我：“梅平自殺了。”這當然是官方的説法。我的書裡都寫了，我是怎樣調查的。真正知道她是怎麼死的，是在毛澤東死了以後。我“平反”了，別人才敢來吿訴我。 他們説，我女兒是從9層樓，在南京路，跳下來自殺的。但是，後來我知道這不是事實。是怎麼回事呢？當時，過路的人把她的屍體送到醫院，值班醫生正好是她中學的同班同學，以後讀了醫學院。他一看是鄭梅平，而且渾身是傷，跳樓自殺的人不會有傷。她是被他們打死的。 主持人：那後來這件事情的真相有沒有查清楚？ 鄭念：他們只説是“迫害致死”這話怎麼解釋都行。而且，他們等我離開中國，也沒有説出真相。直到我在香港，看見《大公報》，我特別關心中國的事，在香港我還訂《大公報》，我剛來美國的時候，還訂過《人民日報》，現在我才不看大陸的報紙了。那時形勢轉變了，她那個當醫生的同學，才説出來。 我在香港，打開《大公報》一看（當時我離開中國才9天），《大公報》就登出來：上海召開公審大會，有一個人叫胡永年的，他是個工人，是王洪文的上海工人造反隊的成員，他和手下的人打死了6個年輕人，其中有一個就是鄭梅平。報上把鄭梅平的名字也登了出來，我當時馬上就明白了。我臨走以前，一直盯著公安局，要求他們把梅平的案子弄清楚。他們跟我講：你放心，我們一定要調查清楚。 實際上，在我離開上海之前，他們已經逮捕了這些人（不可能8天就把這個案子搞清楚）。為什麼他們等我走了以後才公布出來呢？為什麼他們那麼快地給我護照，讓我出國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公審的時候他們不希望我在場，因為《大公報》的報導説，受害的人，都是“迫害致死”，6個青年都是出身不好的。 被迫害致死的人的家屬除我以外，都在公審現場，兇手胡永年被判死刑，是緩刑，結果大家一致表示擁護這個結論。他們就知道，假如我在那裡，我就不會擁護，我會站起來，要求判死刑，立即執行。因為中國的法律，凡是殺人犯都是判了死刑，立即執行的。 結果，這個人在1995年，就被放出來了。他從1980年到1995年坐了15年監獄，我那時候還訂《新民晚報》，《新民晚報》報導，胡永年被放出來了，他的兒子孫子兒媳婦到監獄門口去接他。胡永年，這個人的名字我至死不會忘記。 主持人：那麼，關於梅平死因細節就沒有從其他的途徑上得知嗎？ 鄭念：沒有。政府從來就沒有説過，就是説她被“迫害致死”。但是，關於我的事情，他們來給我道過歉的。 主持人：您的書中説，您出國的時候，是一個人提著箱子，帶著20美元，又是坐輪船…… 鄭念：對了，我是1980年出國的，那時鄧小平剛剛恢復工作。 主持人：您能不能回憶一下您離開中國的那一天？ 鄭念：離開的那一天，是這樣，在這以前，也就是毛澤東死後，他們就已經叫我到政協去工作，不是在里弄。政協的成員多是女的，她們也要為我送行，但是，碼頭不准她們上去。 她們弄了一輛麵包車，我只帶了一個箱子、一個手提包。當時下著毛毛雨，那是9月27日。 我在碼頭大門前下了車，她們不能進碼頭。我等了一個小時，然後是過海關，很多人排著隊，他們檢查行李非常仔細，費了相當的時間。在這之前，我就考慮過，要不要把鄭梅平的骨灰、還有我先生的骨灰帶在身邊。後來，我想不要帶，因為他們的骨灰是裝在塑料口袋裡，我説是骨灰，海關人員也許會認為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反而耽誤了事情。所以，我就把骨灰交給我乾女兒了。 主持人：到現在也沒有帶出來嗎？ 鄭念：後來帶出來了。1988年我把它們灑在了太平洋裡了。那時我去夏威夷演講，我租了一條船，把它們撒在了太平洋。我想，太平洋連著上海，又到澳大利亞，也能到美國。離開中國那一天，我就一個人等著上船，當然我感想很多，我知道我不會再回來了。 我書裡的結尾部分，我是這麼寫的，我説：“在我這一生，曾經很多次離開上海，就像今天一樣，站在輪船的甲板上，但是這一次我的感覺和過去都不一樣。我心裡非常沉重：第一，我想我的女兒。照自然的規律，是年老的應該先死，年輕的人應該活著，應該是她，而不是我到別的地方去，建設一個新的生活。還有一個原因使我心情很沉重，就是我這次離開我自己的祖國，是永遠也不會再回來了。這是我出生的地方，我對祖國有很深厚的感情。的確，我站在甲板上流了淚。淚水和雨水合在了一起。” 我的書就是這麼結束的。 主持人：那麼，您這麼多年，從來就沒有想到要回去嗎？ 鄭念：我跟你講，在美國，一個老年人，沒有家、沒有孩子、沒有親人，是很苦很苦的。我現在已經到了這種地步。我還開汽車，但是我的關節炎很厲害，永遠是痛。我只有越來越老了，現在我80多歲，我有心臟病，但是心臟病能用藥控制住，沒有生命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我很可能活到90歲，我要有思想準備。經濟上我沒問題，我的書也賺了錢。我本來也有點錢，生活又不浪費，我是很節約、生活簡單的。我就是沒有一個人可以在身邊，比如我生病了，假如我腦子不靈了，就會有許多人欺負我。 我現在一直都是這麼想，天安門上毛主席的像拿下來，這就意味著他們要批判毛主席，我就回國。我寧可死在中國。我有足夠的錢，回去還可以做些好事情。我現在已經幫助了很多中國學生。幫他們在這裡念書什麼的。 但是，假如我先死，毛主席的像不拿下來，我絕對不會回去。“文化大革命”這件事，是一定要批判毛主席的。毛他不止“文化大革命”，你想，還有“反右”，他冤枉了多少人？“三年自然災害”，死了多少人？毛澤東的政策壓根就是不對的。他説“階級鬥爭是綱”，就是説是最重要的。他還有很多錯誤：對知識分子迫害、不信任，還有講階級成分。 主持人：您覺得現在是什麼原因使毛澤東的像還掛在那裡 鄭念：現在中國的領導人，雖然他們執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可能想把中國搞得更現代化一點，走向法制。當然，現在這一代領導人，已經70多歲了，他們不可能使中國民主化。但是，下一代人會再走得接近全面民主的道路。 我們中國人民等了五千年了，也沒有得到民主。再等20年也無所謂了。只要國家不要亂起來就好。毛澤東是用打仗的手段建設國家，那是不對的。打仗是破壞，建設是要和平發展。搞運動耽誤了幾十年了。 主持人：您一生受了不少苦，喪夫之苦，喪女之痛……您能不能向讀者、向我們的聽眾談談您如何對待苦難？ 鄭念：一個人主要的就是，不要氣餒。你一定要有一個希望，並且有信心、樂觀，朝著那個希望走。如果，你覺得沒有希望了，那你就解除武裝了。我在監獄裡，雖然那麼苦，我還是永遠要奮鬥的。只要你有一口氣，你就應該朝著你的目標奮鬥。 以上文字的聲頻文件，存錄在自由亞洲電台普通話網頁“心靈之旅”攔目中，鏈接如下： 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xinlingzhilyu/zhengnian-11092009135838.html 第二篇遇羅克的《出身論》與那個時代 1•遇羅文談他的書《我家》 (首播：2001年3月3日） 遇羅文是遇羅克的弟弟。 很多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中國人記得《出身論》一文。遇羅克是《出身論》的作者，1970年3月5日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在北京工人體育場的公審大會後被處決，那年他27歲。 遇羅文在“文革”期間曾與牟志京和王建復等人一起在北京創辦了《中學文革報》，刊登了遇羅克的《出身論》等文章。遇羅文和他的家人在歷次政治運動中有4口人共5次坐過監獄。遇羅文最近出版了他的新書《我家》，回顧遇羅克生平，講述家人命運。“心靈之旅”節目主持人張敏通過越洋電話採訪了住在北京的遇羅文先生。 遇羅克遺像 1967年12月被捕前，一生中的最後一張照片，攝於家中 主持人：“《我家》這本書出版後受到關注，您為什麼要寫這本書？您想吿訴讀者些什麼？” 遇羅文：“我寫《我家》著重寫遇羅克，為了吿訴那些沒有經歷過‘文化大革命’，或者提醒那些雖然經歷過，但是很健忘的中老年人，他們現在還很懷念過去。比如，懷念毛澤東。我想在《我家》這本書裡以我切身的經歷吿訴人們，過去是什麼樣，那時候有沒有民主和自由？尤其到今天，那些宣傳媒體極力迴避的‘文革’，到底是什麼樣？它是突然發生的？還是幾年前就營造了一種適宜的環境？我在這本書裡沒有，或很少下結論，我儘量用一種平和、客觀的口氣敘述我個人和我一家人的遭遇。 “1949年以來，中國一個運動接著一個運動，而每次運動都會造成大量的冤案，使無數無辜的人慘遭磨難，以致全國民不聊生，假如允許作統計的話，造成的死亡人數和財產損失程度一定是觸目驚心的，這還不包括難以計算的、對人心靈上的傷害。我們家的遭遇是中國億萬家庭的一個縮影。” 主持人：“請簡單介紹一下您的幾位家人。” 遇羅文：“我家有7口人，姥姥、父親遇崇基、母親王秋林、哥哥遇羅克、姐姐遇羅錦、我和弟弟遇羅勉。 “我在書裡著重描寫了我哥哥遇羅克，他1942年出生，只活了27歲。” “我的姥姥是個沒有文化的‘老北京’，她為人忠厚、心地善良、勤儉持家，並且助人為樂、彬彬有禮，親戚朋友和街坊鄰居沒有人説過她一個‘不’字。從她身上我知道了‘老北京’的可愛之處。” “我父親1910年出生，是個典型的、埋頭鑽業務的‘書呆子’’他學的是土木建築專業，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在‘三反五反’運動中被扣上‘行賄’罪名，其實他不僅很反感行賄和奉承那一套，而且一般人常見的點頭哈腰那一套他都不屑於做。 “他常對我們説的一句話是‘巧言令色鮮於仁’。他沉默寡言，不會應酬奉承那一套，我們也曾經批評他説‘您為什麼不愛跟人多説話多應酬呢？’他説，他認為如果一個人太能説會道了，可能在仁義方面就差一些。他把正直看得十分重，但是在50年代，他的這種性格不能為各級領導所容忍，所以1957年‘反右’運動把他打成‘極右派’是必然的，很可惜他從日本回國想報效祖國的願望根本就無法實現，四十幾歲就和他的專業無緣了。 “他被‘勞動敎養’7年，在‘勞敎’期間，只能幹些粗笨的體力勞動，後來在‘文革’期間的高壓管制下，他只能被迫去幹掃大街、挖防空洞這類的‘義務勞動’。” “很多人看了《我家》以後，對我母親非常敬佩。 “在1999年我們《中學文革報》成員的一次聚餐會上，同學們首先向我的父母敬上祭酒，因為他們幾乎都在我家享受過我母親的烹調手藝。我母親當時是專政對象，她只能用這種方式表達對我們辦報紙的支持。 “多年來，尤其是1957年以後，我父親離開家被‘勞敎’期間，是我母親承擔了整個家庭的重擔，她用微薄的工資和難以想像的能力支撐了這個家，讓我們這幾個子女完成了學業，度過了‘三年大饑餓，。 “羅克被捕以後，是我們家最艱難的日子，家中每一個人都被牽連進去了。 “1968年春節期間，我母親和弟弟才陸續被單位放回家，我母親首先想到的是在我家被抓走的孫鋼，他是瀋陽的一個中學生，他因為看了我們的報紙，跟我們建立了很好的關係。遇羅克被捕的時候，他正好在我家，當公安局搜查我們家的時候，他跟搜查的人頂撞起來，結果就被逮走了，並被判了15年徒刑。 “我母親知道孫鋼的母親只有這麼一個兒子，一定也十分惦念她的兒子，所以特意安排我弟弟羅勉去瀋陽看望孫鋼的母親，因為孫鋼被捕後，家人離開了原住處而沒找到，在自己尚且自顧不暇的時候，能夠想到別人，這就是我母親的人格魅力。所以，她才受到了大家的尊敬。 “警察通知遇羅克被處死的消息時，我父親痛苦得哭坐在地上，而我母親能堅持不掉眼淚。我父親也很敬佩我母親這點。 “她去世的日子正是我哥哥遇羅克的生日5月1日，在3月5日，就是遇羅克的祭日，她因為懷念自己的兒子就犯了病，從此住進醫院，到我哥哥生日那一天，也一定是她最難受的一天，她再也沒有力量熬過這個日子了。” “我姐姐遇羅錦1946年出生，比我大兩歲，她曾經寫過轟動一時的《冬天的童話》，這本書以文筆的優美和感人的情節受到世人矚目。80年代她的離婚案又引起全國大討論，按她自己的話説，在爭取自己幸福的權利上，她首先邁出了一大步，她是在跟哥哥遇羅克學習，遇羅克可以説在爭取人權方面邁出了一大步。 “我姐姐的前半生是非常坎坷的，在青春年少的時候，別人可能正在籌建自己的小家庭，尋找自己的意中人，憧憬甜蜜的愛情、浪漫的生活的時候，她卻因為幾篇日記被投入監獄。在3年的‘勞動敎養’生活中，她只能與小偷、流氓為伍，在這種處境下，她根本無法考慮到美滿的婚姻，社會對她的不公影響到她的性格，但是，我們家人對她還是能夠理解和同情的。 “遇羅錦1986年到德國定居，並在那裡尋求政治庇護，此後就再也沒回中國大陸來。她在德國也成了家，生活比較清閒，也寫寫書。我們有時勸她回來看看，她也沒興趣，可能是這塊土地對她傷害太重了。” “我弟弟遇羅勉是1950年出生。 “哥哥被捕以後，全家人除了被抓走的，剩下的人都被群眾‘專政’，當他被放出來的時候，家裡只有他一個人，他要忙著往我們被關押的監獄、敎養農場和單位送日用品，那時候他只是個中學生。弟弟羅勉從記事起就面臨著家庭的不幸，當時我們家總是在提心吊膽當中生活，唯恐我的母親又被抓走，因為我父親那時候已經被抓走了。 “羅勉從來就不知道什麼叫無憂無慮的童真，也許就是因為如此，才造成他那種內向的性格。他從小體質就很弱，但是他特別能吃苦，當我們在東北插隊落戶的時候，農民認為最累的活是割莊稼，許多‘知青’到割莊稼的時候都請了假，想躲過這個活計，最後一直能堅持下來的只有他一個人，連農民都很驚訝。 “他不僅能吃苦也挺能幹，當時我們幹過好多種副業，最有成效的是走鄉串村地給人照相，同時我們也結交了許多‘知青’和農民朋友。我聽羅勉説，前幾天他的一個棋友，恰巧就是我們過去結識的一個‘知青’，他風趣地説：‘遇羅勉是最前衛的，30年前就下海經商了，。 “‘改革開放’以後，遇羅勉因為帶領他們科室創下可觀的經濟效益，而被評為‘北京市勞動模範’。不料轉了年，因為姐姐遇羅錦在德國政治避難的緣故，羅勉出差想坐飛機領導都不敢給開介紹信。此後羅勉就毅然地辭去了工作，下海辦了自己的公司，經濟效益也挺好的。” “現在，他和我共同研製高壓水射流切割機床，同時還搞了好幾項其他的發明。不可否認的是，他的才華被那種畸形環境消耗了一大半，30歲才開始上大學。假如他的童年健康愉快，他能夠受正常的文化敎育，假如他的青春不是消耗在低效率的農業手工勞作上，我相信，他一定能有更多閃光的成就，做出更多貢獻。 當然，被埋沒的豈止他一個人，是一代人！這真是中華民族不可估量的損失。” 主持人：“您父母後來情況如何？” 遇羅文：“慶倖的是，我父母親都活到了‘改革開放’年代。我母親‘落實政策’後，已過了退休年齡，她回到東城區政協，繼續做政協委員，分管的工作就是‘落實政策’。她非常熱愛這項工作，因為她自己就深受不‘落實政策’之害，所以幹得很有興趣。她1984年去世。我父親的專業荒廢了，根本不可能再搞土木建築專業，他的日語很好，所以翻譯了幾本書，同時還敎日語，80年代學日語很熱門。我父親1988年去世。” 主持人：“您自己的家庭，以及遇家下一代的情況書中沒有詳細介紹，能不能談談這方面情況？” 遇羅文：“我有兩個兒子，大兒子現在在清華大學二年級，是在生物醫學電子工程系，小兒子上小學六年級。我弟弟遇羅勉有一個女兒，現在在復旦大學四年級，學物理專業。我姐姐遇羅錦有一個兒子，現在30多歲了，但是一直沒有聯繫。” 主持人：“你們的兒女對父輩，對遇羅克和祖父母上一代是不是瞭解？他們現在看到《我家》這本書，有什麼反應？” 遇羅文：“本來他們對我們的過去不太瞭解，我們之間畢竟有所謂的‘代溝’，他們沒有經歷過那個時期，跟所有年輕人一樣，不想去瞭解一個他們不熟悉的過去。但是，自從我寫了這本書以後，我有意識地讓我兒子參加了一些座談會等活動，座談會上一些專家學者對遇羅克的評價相當高，比方説，他們把《出身論》説成是‘中國的人權宣言’，認為遇羅克是中國最了不起的人物之一。 “所以，我兒子才開始想瞭解我們的那段經歷。我曾經讓我兒子為我的書寫了個簡短介紹，他寫得挺好的，本來想印在書的封底，但後來改變了封面設計，就沒有採用。我認為，我的兒子終於比較成熟了。我的侄女讀了《我家》這本書後對我説‘大伯，我覺得你寫的書很好，非常感人’。” 2.文革中的“血統論” (首播：2001年3月10日） 2001年是中國的“文革”爆發35周年，35年來海內外人士對“文革”的回顧與研究一直在進展，有關遇羅克的研究近年來也受到關注。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文革史研究專家徐友漁先生在為《遇羅克遺作與回憶》一書所寫的序言中説“在瞭解了階級路線和文革中氾濫的‘血統論’之後，才會明白遇羅克的《出身論》為何觸動了全社會最敏感的神經，引起具有不同身分和利害關係的人密切關注：或是衷心擁護，或是惡毒詛咒；也才會明白遇羅克是如何單檜匹馬地向何等樣的龐然大物挑戰。” 回顧“文革”歷史，現在北京的徐友漁先生十分感慨。他説：“當初那種‘血統論’，或者是文革前的所謂‘階級路線’，我覺得是荒謬到了那種地步，現在的人太難理解那種東西了！” 為遇羅克的弟弟遇羅文新書《我家》撰寫第一篇序言，經歷過“文革”年代、現在北京的著名作家劉心武先生，談到“文革”中的“血統論”。 劉心武：“現在的年輕人不知道什麼‘血統論”，這種‘血統論’不是簡單的封建‘血統論’，或是英國的那種等級制度，它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發展到極致以後，在宣布一些人是‘階級敵人’的同時，把他們的子女也宣布為有‘原罪’的人。” 主持人：“到了什麼程度？對這些子女能帶來多大影響？” 劉心武：“帶來的影響可能是失去生命。大家可能知道這個例子，像北京郊區一個村子，村裡人把這些‘階級敵人’和他們的子女抓起來殺死，在一個晚上將他們活活打死，他們沒有生存權，最嚴重就到了這個程度。拿我來説，感同身受就是在上世紀60年代，特別是‘文革’的時候，這個是達到極致的，在遇羅克的文章中也講到了，他講的都是事實啊。遇羅克是反對這個的，這在當時當然是驚天動地的事情，很了不起。” 遇羅克的弟弟遇羅文進一步追溯了‘文革’中‘血統論’的來源。 遇羅文：“‘血統論’在‘文革’以前就開始了，實際上可追溯到更早，比如最早在農村劃分‘階級成分’時，如果有人被劃成‘地主’，那他的子女好像天生也成了‘準階級敵人’，50年代已經有這種苗頭。 “‘文革’以前，利用‘血統論’對所謂‘出身有問題’的人有很多歧視，如他們不能上大學，不能當兵，不能當汽車司機，不能操作精密儀器，另外也不能和共產黨員青年結婚，或者和別的‘出身好’的人結婚……類似規定太多了。 “這對青年人影響非常大，我當時正在上學，就感到很大壓抑，因為你就是有再好的願望，也實現不了，‘出身’就限制了你。‘血統論’把人分成了三六九等，而且是終生的。這對年輕人來説當然感覺太受壓抑，就像活在中世紀，心裡很難受。” 徐友漁：“而且當初那種荒謬性還表現在實際上整個民族、一代年輕人大都認同那種荒謬性。比方，提到官樣文章的時候，最冠冕堂皇的提法就是‘要看階級成分，但是不唯成分，重在政治表現’。但這在‘文革’中被堅持‘血統論’的‘紅衛兵’批判為‘修正主義反動路線’。我們在學校裡的體會是，學生完全按照‘家庭出身’分成了三六九等。” 遇羅文先生繼續追溯當年“血統論”的發展脈絡。 遇羅文：“到60年代‘血統論’就很明顯了，比如在1965年時，北京有個叫楊國慶的人，用菜刀砍傷了兩個外賓。判他死刑時，在工人體育場舉行了一個很大的宣判大會。當時最高法院院長楊秀峰在會上説，所有‘出身有問題’的人都要引以為鑒。如果楊秀峰説，所有青年人都應該引以為鑒，這話還比較正常，但是他説應該讓‘出身有問題’的人引以為鑒，這就有很大的出身歧視。 “更何況，在各報刊、各宣傳媒體上，對於‘出身問題’不厭其煩地、大張旗鼓地談論，強調‘出身於階級敵人家庭’的人要‘脱胎換骨的改造’，要‘和家庭劃清界限’……這實際也是一種歧視，因為‘出身有問題’的人就要比‘出身沒問題’的人多受一份罪。到‘文革’時，這種行為就更露骨了，最明顯的就是‘老紅衛兵’提出的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所有被迫害的所謂‘階級敵人’，他們的子女往往也要受同樣迫害。” 徐友漁先生回憶自己當年的親身經歷：“1966年8月，我在四川省成都。北京的‘血統論紅衛兵’帶著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從北京到了成都，他們在成都開了個‘紅五類子女翻身大會’。我當時覺得特別不可理解，已經那麼不平等了，怎麼還要翻身？實際上他們要達到的結果就是，我叫你‘狗崽子’，你就得答應，你要承認自己是‘狗崽子’，就得承認自己是混蛋。承認了。就説明你有可能接受改造，有可能團結你；如果不承認，那就説明你堅持反動立場。這種對人格和人尊嚴的侮辱非常大。” 遇羅克的高中同學、現在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古典文學專家王學泰先生回憶説：“到了文化大革命，那就不僅是在大會上，甚至在報紙上就把出身不好的人叫‘狗崽子’，已經到了這種程度，就連封建社會也沒有這樣稱呼過人！” 徐友漁先生説：“後來發展到想打就打，想罵就罵，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學被迫在學校掃廁所、拔草，被打、受到各種虐待的非常多。 “我在西安進行的調查中發現，有些個別‘出身不好’的人家裡比較富裕，有手錶、有自行車，那就得充公，或者叫‘出身不好’的人晚上伺候那些‘出身好’的人，給他們打洗腳水。這完全是赤裸裸的人對人的壓榨，那種恐怖氣氛跟同學之間的壓迫和迫害是很嚴重的，也是非常兇殘的。” 遇羅文説：“‘出身不好’的人豈止不能上大學、不能當兵這種歧視，後來發展到把你的生命都剝奪了，生命都沒有保證。1966年8月，就是所謂的‘紅八月’，那時‘血統論’發展到登峰造極，有些人往往因為‘出身’問題，就居然被活活打死！ “北京六中的王光華是高三學生，僅僅因為不同意‘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個對聯，就被學校的‘勞改隊’關起來毒打，一直到打死。 “這種例子很多，當時北京各學校都成立了‘勞改隊’和刑訊室，抓進來的人就是因為‘家庭出身’有問題就被管制，不少人被打死，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 “我還想舉一個例子，就發生在北京大興縣，這件事‘文革’時就有所耳聞，‘文革’結束後有人寫書披露了詳情，在幾天之內就打死300多人，有的全家都被殺了。 “我哥哥遇羅克在《出身論》裡曾經提到殘酷的‘連根拔’，就是把一家人不分老少都打死。在農村這種現象很多。 “後來，我作過一個調查，在大興縣大辛莊公社，那裡打死人最多，一天之內，公社所在地打死了一百零幾口人。實際上在大興縣，打死人的不只這一個公社。在此之前，北藏公社打死了90多人。 “從1966年8月二十幾號一直到9月1日，將近一星期時間，據調查整個大興縣打死了300多人，死者中老的有80多歲，小的才出生38天。嚴家祺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裡曾經披露過這個打死人的數目，後來不少報紙也證實了這些事。” “去年，我走訪了這幾個公社的當事人和曾經目睹過當時情況的人，以後我寫過一篇文章《大興屠殺事件》。 “但我又看了最近出版的一本書《苦難的代價》，作者叫穆玉敏，其中記載了一位在公安部門工作的人的回憶，他説，昌平縣打死人比大興縣還多，只不過昌平縣比較大，打死人的情況比較分散。 “大興縣是有名的殘暴，有的是一夜之間就把一家家人打死，用侧刀侧，鐵絲勒，或者用棍棒活活把人打死。一般都是先把年輕力壯的打死，然後到他們各家搜查，把老人和小孩也打死，有的是被活埋的。有個老太太抱著她的孫子，被活埋的時候，孫子小，不懂事，還説‘奶奶，迷眼睛’，老人説‘一會兒就好了，就不迷了’，他們就這樣被活埋。” 現在美國的《北京之春》雜誌主編胡平先生在“文革”時是高中學生。當年他把遇羅克的《出身論》刊登在自己創辦的《中學戰報》上。胡平是最早向四川讀者介紹《出身論》的人之一。我請在紐約的胡平先生就文革中的“血統論”談談他的看法。 胡平：“現在的年輕人恐怕很難以想像，當初一個人僅僅由於他的‘家庭出身’被歸為所謂‘反動階級’或者是‘出身於有問題’家庭，會在生活中遭受到多麼嚴重的歧視！這在‘文革’命中很普遍。包括我當時所在的成都十九中。‘對聯’傳到我們學校，為此舉行了3天半的‘辯論會’。説是‘辯論會’，實際是‘批鬥會’，很多學生在台上指名道姓地對自己的同學進行各種各樣的人身攻撃。有的地方搞得非常殘酷，像湖南道縣出現過集體屠殺所謂的‘地富反壞右’分子，也包括他們的家屬子女，這種集體屠殺在當時駭人聽聞。” 主持人：“以上講的情況大都發生在‘文革’高潮時期，後來情況怎麼樣？” 胡平：“一直到70年代，‘血統論’也有很深的影響，特別是在農村。我們都下過農村，很多農民到了中年，特別是男的，都打光棍，不是因為別的，就是因為受到嚴重的‘出身’歧視。後來，雖然‘中央文革’對這幅‘對聯’進行了批評，可是有關‘出身’歧視問題依然沒有解決。一直到後來，不管是‘上山下鄉’、分配工作、選拔‘工農兵學員’等等，所謂‘出身不好’的人都受到很嚴重的歧視。當年全國大抓特抓‘階級鬥爭’，什麼地方出了問題，不論青紅皂白，先把‘出身不好’的人拿來問罪。整錯了，整人的也不會有任何表示。”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古典文學專家王學泰先生將中國歷史上的株連制度與“文革”中的“血統論”進行比較。 王學泰：“我們讀過《史記》、《漢書》中關於一個人犯罪，不僅殺了他一個人，而且殺了他的整個宗族，這樣的記載經常可以讀到，這種制度一直維持到光緒末年。《大清律》也太野蠻，人犯了非常重的罪，有凌遲罪，受刑者要被割300多刀，還不許死，一刀一刀割，等到最後，有時要一天才死去。這種極殘酷的刑罰在世界上都很難找見。 “清朝康熙年間的‘文字獄’，一部署名莊廷桫的有關明代的史書被人吿發，凡是牽涉其中的人全被殺，他們的家屬作了奴隸，男孩子只要夠了16歲也都被殺，這種‘株連’制度真是殘酷而可怕。但是，封建社會的這種‘株連’制度，主要還是‘株連’那些犯了罪的。當然，統治階級看來他有罪，可能我們現在看來他是沒罪的。可是，在當時的法律來説他是有罪的人，才會‘株連’他的家庭，作為老百姓本身，從道理上是不被歧視的。” 胡平先生與王學泰先生不約而同，從這方面對“文革”當中的“血統論”作了些分析。 胡平：“在中國歷史上，不管怎麼改朝換代，頂多是對原來的直接政敵會有正常的排斥，而不會像‘文革’殃及的程度這麼廣泛、這麼深，這也是共產黨統治的一個特點。在這種政權之下，很多人並不是因為他們做錯了什麼事情，而被共產黨視為敵人，而是根據他們的‘身分’，他們‘出身’於什麼家庭，本身就有了罪。 “這種情況確實是過去歷朝歷代都沒有過的，所以就表現得特別荒唐。 “另一方面，共產黨掌權和過去掌權的也不太一樣，它事實上比過去的統治者更沒有自信，主觀上也需要製造敵人，總是疑神疑鬼，總是在不斷地擴大它的打撃對象。 “‘血統論’這個詞是當時的‘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陳伯達在批評‘對聯’的時候，説它是‘反動的血統論’，嚴格説來還不夠準確，因為‘血統論’的意思本來是著眼於生物生理角度，就是所謂‘血統高貴’，它強調的是先天因素，而共產黨當年進行的那種歧視，主要強調的是後天影響，説一個人如果‘出身’於所謂的‘剝削階級’、‘反動階級’家庭，就勢必受家庭的影響。” 徐友漁：“當初那種恐怖氣氛，以及同學與同學之間的那種壓迫和迫害是很嚴重的。但是事情也不可一概而論，比方我自己受到的肉體折磨和人身侮辱沒有多少，而精神上的折磨是很大的，原因就在於我自己的父母早就死去了，他們因為生病在1961年就逝世了。在他們看來，雖然我有個‘黑五類’家庭，但我父母死去後，他們的罪惡對我個人的影響就會小很多。” 主持人：“從您的這個例子可以看出當時還不是完全講的‘血統’，這也使我想到另一個問題，就是當年‘紅五類’出身的人，是不是都參加了對‘黑五類’出身人的歧視和迫害？” 徐友漁：“也還是有很多人思想冷靜，有很多人心腸比較好，也有不少‘出身很好’的人覺得畢竟大家都是同學，他們對那些非常殘忍的做法也表示不同意，而且他們因此還受到打撃和衝撃。” 主持人：“胡平先生，您認為文革中‘血統論’盛行，深層的原因究竟是什麼？” 胡平：“我們這代人，也就是‘老三屆’這一代，剛好也和所謂‘老一代革命家’的子女同齡。我們在念中學的時候，正好他們的孩子也在念中學。共產黨不能公開地講特權，儘管他們實際上有很多特權，包括有特殊背景的人考進好學校要比別人容易得多。即便這樣，中國大學的數量是那麼少，能夠進大學的機會那麼難得，而且有千百年考試的傳統，不管怎麼樣，考試成績是一個不能不看的項目。這樣就發生了衝突，就需要找出一種冠冕堂皇的理由，把其他人排除在獲得更好學習、工作機會之外，而‘家庭出身’就是一個最簡單的藉口。 “另外，這也和當時重新強化所謂‘階級鬥爭’有關係。到‘文革’前，實際上共產黨掌權已有十幾年，過去的所謂‘階級敵人’老的老、死的死了，再搞階級鬥爭對著誰呢？ “共產黨必須靠吃掉敵人來維持自己的生存，必須把弦繃得緊緊的，因此就很簡單地直接轉向‘階級敵人’的下一代。 “這些事比較合乎情理的是發生在共產黨掌權初期，但是在中國，共產黨掌權十幾年之後反而強化了這方面的歧視。顯然，這就應該從別的方面找原因了。而對所謂‘紅五類’，特別是對幹部子女的特殊照顧，這點一直是很明顯的。” 主持人：“無論是從一些歷史記錄看，還是我們前面節目的訪問中，都有人提到，當年‘中央文革’也有人出來反對‘血統論’，您認為這是怎麼一回事？” 胡平：“當最初‘紅衛兵’起來，他們就強調他們特殊的家庭背景，一直到後來‘中央文革’之所以要批評這個‘對聯’，顯然也是跟這些‘老紅衛兵’他們倚仗自己‘出身好’，總是把鬥爭矛頭指向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學，或是傳統的‘階級敵人’、‘地富反壞右’。對於批鬥‘當權派’就不滿意，出來保護。而‘中央文革’知道，‘文化革命’的主要目的不是整這些傳統的‘階級敵人’，而是要整共產黨內的人，這些‘紅衛兵’很快就成了保爹保媽派，成了運動的障礙，因此從這個角度，‘中央文革’也需要否定‘血統論’。” 主持人：“與此同時，‘中央文革’有人説‘《出身論》是大毒草’’而在他們掌權時，最終把遇羅克送上了死刑刑場，您又是怎麼看這個事實？” 胡平：“像遇羅克的《出身論》提出的這種平等觀念，就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遇羅克的邏輯也是駁不倒的。可是當權者更多出於實際鬥爭的考慮。 “戚本禹當時批判《出身論》的理由就是一條一説《出身論》是‘客觀主義’。那意思很簡單，就是在這種事情上不能‘一視同仁’，對你‘出身不好’的人就要差一些，對那些‘出身好’的人就要照顧，挑明了就是這個意思。 “這就使得那些‘出身好’的人感恩戴德，有受寵的感覺，並在一般群眾中，包括青年人中製造對立，所以‘中央文革’對《出身論》的觀點也進行批判。” 主持人：“在您的觀察研究中‘家庭出身’歧視政策一直延續到什麼時候？” 胡平一直到‘文化革命’之後。恢復高考的頭幾年，‘出身問題’還是一個不能忽視的問題。到後來，這個問題才基本上不算一個問題了。 “但是，問題並沒有消失，我們看‘六四’之後，雖然對過去傳統的‘地富反壞右’的歧視基本上已經不存在，但是‘家庭出身’歧視以另外一種形式出現。 “例如，很多‘異議人士’的子女在工作上、升學上也會受到一些影響。就是為了對你進行懲罰。不僅對你，也要對你的家人進行懲罰。通過這種懲罰使當事人更膽小，因為你知道你如果做了與黨中央不一致的事，也許會連累你的妻子兒女。” 主持人：“在討論文革中‘血統論’問題的時候，有人會提到今天中國的‘太子黨’，您覺得當年的‘血統論’與‘太子黨’有什麼關係嗎？” 胡平：“有關係。就像我一開始講到的，老一代革命家的子女們在‘文革’時已經長大，面臨上大學、要進入成年，他們希望給他們的孩子更好的出路。比如考學校，對幹部家庭的學生錄取分數要低一點，別人要100分，他們60分就行了，對‘出身不好’的人還要嚴格，而在執行起來往往寧左勿右，這麼一來那些出身不好的人幾乎完全沒有出路。 “現在有相似之處，就是共產黨的高級幹部還是覺得把權力交給自己的孩子更放心，他們的能力、學識都是其次，因此我們就看到所謂‘太子黨’中相當一批人就這樣進入了權力的重要位置，儘管這些人在德才方面都未必比別人更突出，而且其中很多人，在‘文化革命’當中都有很多暴行。所以，‘太子黨’問題應該被看作是中國專制制度本身所造成的一種現象。” 主持人：“現在中國民眾對‘太子黨’的不滿會不會使一些出身於共產黨官員家庭的、現在掌權的人，如果他是憑自己的才能在工作，結果因為群眾對‘太子黨’的不滿，而被冤枉，您認為這種可能性是不是存在呢？” 胡平：“事實上並不存在誰要搞一個反向的‘家庭出身歧視’，或者選幹部就不選這些‘高幹家庭出身’的人，沒有人提出這樣的要求，這個問題並不存在。我們一向主張開放的選舉，不管什麼樣背景的人，只要能夠得到選民的信任，就有同樣的機會。” 我訪問的下一位學者是早在1986年寫出《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的作者之一嚴家祺先生。嚴家祺先生原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1989年“六四”以後流亡海外，現在居住在美國。談到“血統論”，他關注的重點剛好和前面胡平先生的話題相關聯。 嚴家祺：“‘血統論’是今後不能迴避的問題，而且很值得認真探討。遇羅克確實是個英雄，在當時‘文化革命’中竟寫出《出身論》那樣的長篇大論，而且為之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他當然是一個值得永遠紀念的人物。 “中國肯定要走向民主，在一個民主社會裡面，應該怎麼樣處理‘血統論’、‘太子黨’是很重要的問題，這個問題在未來10到15年中國就會遇到。‘太子黨’這個詞我不太同意用，認為這個概念不確切、不科學，但是人家用了我也只好這樣用，就是指那些依靠父母親在中共裡的政治地位，今天繼續握有權力的那些人。如果今後中國能建立公平競爭，那些父輩以前掌握過權力的人靠自己努力能得到人民信任，得到人民的選票，掌握了權力，那就不是‘太子黨’。 “我想，中國肯定會走向公平競爭時代。公民都能參加公平公開的競選，不管他的父輩是做什麼的，無論是共產黨人，或者是非共產黨人，或者是受共產黨迫害的人，只要得到人民的信任，他就可以成為縣長、省長，甚至更重要的政治人物。但是，在這一天到來以前，圍繞‘太子黨’問題會發生很多爭論。 “我認為共產黨的下一代裡有很多優秀人物，如果他們能夠靠自己的能力獲得權力，當然也是好事，問題是現在中國的選舉和投票不公開、不公平。特別是沒有候選人提名制度，所以大家對‘太子黨’就有看法。另外，有些人還在利用共產黨在權力方面的影響力得到某些好處，特別是現在，非常明顯。” 3.遇羅克的《出身論》 (首播：2001年3月24日） 中國著名作家、魯迅研究專家林賢治先生在《夜讀遇羅克》一文中寫道：“最早知道《出身論》這名目還是在30年前，讀了輾轉傳來的一份皺巴巴的‘紅衛兵’小報，記得是起了深深的共鳴。《出身論》，多少怯弱的心靈因它而猛烈地跳動！多少陰鬱而乾涸的眼睛因它而淚水滂沱！多少繃緊的嘴唇因為它而撕裂般地嚎啕不止！” 遇羅克的《出身論》究竟是一篇什麼樣的文章？它為什會在當時的中國引起那樣的反響？我想盡可能多地去尋訪一些當事人和研究者，希望歷史真相漸漸清晰地再現於公眾面前。 我訪問了現在在美國修讀生物化學專業的鄭紅丹女士。 鄭紅丹女士的姐姐鄭曉丹“文革”中因為贊同遇羅克所寫的《出身論》被毒打致死，當時只有20歲。詳情記錄在20年前中國大陸很多讀者所熟悉的、張守仁和張揚合著的《魂兮歸來》一文中。 現在美國洛杉磯的鄭紅丹女士回憶起她和姐姐第一次看到遇羅克所寫的《出身論》時的情景。 鄭紅丹：“我記得很清楚，那天很冷，大概已經‘數九’了。我們在一張大字報上看到一份小字報，是《中學文革報》刊登的《出身論》，後來我們才知道作者是遇羅克。他講的每一句話都打動我們的心，我和我姐姐覺得這才是替我們説話的人。” 現在在美國一所大學任敎的中國當代史研究專家、著有《陽謀》和《人禍》等著作的丁抒博士特別對中國大陸半個世紀前實行的“土地改革”和“階級成分”的劃分作了研究，近期，他的研究又有了新的進展。以下請丁抒博士談談當年中國大陸實行“土地改革”，以及有關當年中國城鄉“階級成分”劃分的一些情況。 丁抒：“中共1949年、1950年搞‘土地改革’時劃分‘家庭成分’，以中共奪取政權前3年的經濟狀況作為劃分‘成分’的標準，所以大部分地區以1946年或以後的經濟狀況為依據。 主持人：”所謂‘地主’和‘富農’是以什麼標準來劃分？” 丁抒：“‘地主’、‘富農’的標準本來就很低，比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自耕農擁有的土地都少，比如有一、二十畝地，也就相當於100英畝土地，只要是全部或部分出租，就算是‘地主’、‘富農’了。實際上，各戶的經濟狀況是隨時變動的，1945年時的‘地主’、‘富農’，可能由於天災人禍，兵險匪劫，或者經營不善，也可能是自己吃喝玩樂，到1946年賣了部分土地，而成為‘中農’，到1947年就可能成了‘貧農’。 “如果有三兄弟在1945年分家，到了1949年中共進行‘土地改革’時，完全可能一戶是‘地主’，一戶是‘中農’另一戶是‘貧農’。而勤勞了一輩子的農民，很可能在1946年，或1947年買了幾畝地，而在1949年‘土改’時被定為‘地主’，或‘富農’。” 主持人：“這樣，他們以後的命運會有多大不同？” 丁抒：“‘土改’時被定為‘地主’或‘富農’的人就永遠是‘地主’、‘富農’，再也沒有三年為限、或五年為限，他們就是永永遠遠的‘地主，、‘富農’了。 “在1963年5月，毛澤東在杭州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員開了個小型會議，親自主持制定了《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就是後來所説的《前十條》。這個文件中有這樣一段話：‘依靠貧下中農是黨要長期實行的階級路線。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一直到進入共產主義以前，不依靠他們？依靠誰呢？’ “按照這個《前十條》的説法，1950年時被定為‘地主’、‘富農’的人，帽子要永遠戴下去，他們的子女也要接著戴下去，一直戴到所謂‘共產主義實現’，‘進入共產主義’的那一天，他們的子子孫孫都要永遠戴著這個帽子。這顯然完全是不合理的，所以，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看到這句話，就説‘這個話不通。難道階級成丨分也能遺傳嗎？’由於田家英在1962年贊成‘包產到戶’，已經失去了毛澤東的信任，所以，制定這個《前十條》毛澤東沒有讓他參加，他是看到文件之後説的這番話。 “湖北遠安縣有4000多所謂‘地富’子女，他們本人實際上從事其他職業，可是因為他們是‘地富’子女，所以也被定為‘地主’和‘富農’。另外有3000多人的祖父輩是‘地主’、‘富農’，父母不是，可是他們也被定為‘地富’子女。有的地區甚至規定，‘地富’子女不能上中學。” 主持人：“城市裡的所謂‘剝削階級’，比方説資本家，又是怎麼樣劃分出來的？” 丁抒：“50年代中共規定，資本在2000元以上的算資本家，屬於剝削階級。實際上，全國86萬戶資本家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資本都在2000元以下，所以他們是小工商業者、小業主，或者一般個體勞動者。1962年初，時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的李維漢已經知道，百分之八十的所謂資本家即使按照中共定的標準，也不能算資本家。 “李維漢主持擬定了一個文件，準備予以‘改正’。但是，1962年下半年，毛澤東鼓吹‘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點名批判李維漢是‘右傾機會主義’。為此，中共中央特別發出了一份文件説，86萬戶資本家是搞‘資本主義’復辟的力量，不能算作一般勞動者。這樣，李維漢的文件也就胎死腹中。” 主持人：“您的意思是説，有百分之八十的人並沒有達到當時當局所定的資本家標準，但是被定為資本家？” 丁抒：“他們都被扣上了‘資本家’帽子，子女當然也都是‘黑五類’了。1965年初，廣州市委為了照顧工農子弟的學習，將20多所半工半讀學校的560多名‘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除名，送往農場或遣送回家。凡是拒絕去農場的都在檔案上寫明‘永不錄用’。” 徐友漁先生在為《遇羅克遺作與回憶》一書所寫的序言中説：“對苦難的思考和對黑暗的反抗，造就了思想家和烈士，遇羅克就是其中一身兼兩任的佼佼者。” 徐友漁：“遇羅克受到很大磨難，他是個非常聰明、成績、品德非常好的人，但是仍然考不上大學。遇羅克在學校成績那麼好，班上49個人，48個能考上大學，只有他沒有考上。那年大學招生的名額比報考的人數還要多，在這種情況下，因為他的家庭背景，居然不讓他上大學。他反復去考，還是考不上，這就是把一個人天生注定劃為‘二等公民’，我覺得這種打撃和遭遇對遇羅克的影響很大。” “文革”期間和遇羅克住在同一個院子裡、現在北京的任眾先生是作家劉心武先生所著的《樹與林同在》一書的主人公，任眾先生回憶遇羅克當年撰寫《出身論》前後的那段日子。 任眾：“遇羅克給我的印象極深極深的是我在跟他們家作鄰居的時候。他住得很窄，也就是個一米寬的小夾道，那裡原來是放煤的，他在那裡裝上小鋪板，開一隻很暗的小燈。不管我回來多晚，我都能看到那個旮旯裡亮著燈，就是説，遇羅克在攻讀。可是，每天早上起來，我就能聽到遇羅克和他姥姥在開玩笑，有時是和他媽媽開玩笑，這種朗朗的説話聲和笑聲就是遇羅克的形象。 “等我起床看見他在門口抻練他的胳膊，也不過離我家的門兩、三米遠，他見到我就很禮貌地叫我任老師：‘任老師，什麼時候走？我跟您一塊兒走吧！’他在人民機器廠，我那時候是一名建築工人（因為在準備上大學的時候，被劃為‘右派’，後來就當了工人。我是油漆工，也在那邊上班，我們倆有時上班時間一樣，中午有時還能在一個食堂吃飯，然後到龍潭湖去游泳。每次和他接觸，都覺得他把自己的生死是置之度外。 “有一次我跟他談起《出身論》的事，因為這篇文章，到後來遇到困難了，他吿訴我説‘任老師，恐怕不太有利了’。 “我對遇羅克的印象是，他不知疲倦，寫文章的速度也很驚人，洋洋幾萬字的文章，能在一宿功夫寫出來，我很佩服他。另外，是他的觀點，他能呼喊著對‘血統論’面對面地開戰，他能當眾辯論的勇氣都值得我佩服。” 遇羅文先生回憶遇羅克《出身論》一文的撰寫和發表經過。 遇羅文：“1966年的10月左右，我和弟弟遇羅勉到了廣州。在廣州發現一種很簡單的油印方法，用一個橡膠的板在蠟紙上輕輕地一刮，油墨就能印在紙上。我們就寫信把這個方法吿訴了在北京的哥哥遇羅克。 “他知道後非常高興，就連夜寫好的《出身論》寄給我們。我和羅勉就在廣州用油印的方式印了幾百份，其中一半寄回北京，由他散發。他和我姐姐遇羅錦在北京街頭貼了不少。我們就在廣州街頭張貼，10月份我們回到北京途中也散發了一些。在北京，我們又接著印了不少。 “後來，北京四中的牟志京和王建復找到我，我們三人經過商量，決定辦一份報紙，用鉛印，這樣影響會更大。我們就連夜籌辦，他們去借錢，我們去買紙，聯繫印刷廠，很快就印出來了。在1967年的1月18日我們就創辦了第一期《中學文革報》。” 很多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至今還記得最早看到《出身論》時的心 現在在北京從事報刊編輯工作的郭女士説：“‘文革’期間我在西安，看過手抄本和油印的《出身論》，當時覺得這篇文章寫得特別好。我想，要是在北京，一定去看看作者。我受到很強烈的震動，覺得他這人真勇敢，特別欽佩他。” 當時住在瀋陽市的中學生孫鋼看到《出身論》後，到北京來找遇羅克，兩人成為朋友。遇羅克被捕那天，警察正在遇羅克家搜查時，孫鋼走了進去，也被逮捕。孫鋼被判刑15年，坐牢10年後獲得平反出獄。 現在在美國北加州擔任一家保安公司總裁的孫鋼先生回憶説：“我原來跟遇羅克根本不認識，是看了《出身論》，看了《中學文革報》以後，才決定去找他。 “我跟遇羅克探討過這些問題。他講，作為一個馬列主義者，實際上作為進步人類的一分子，都應該承認，社會的影響要大於家庭影響。我對他的這個出發點非常贊成，雖然他有些話説得比較激烈。我也看了好多批判他的文章，抓住他的一些話，例如説‘中國講有成分，説穿了是一種歧視’，按照遇羅克的説法‘這種歧視不亞於印度的種姓制度’，這種話現在看來説得恰如其分。 “在那個年代，有遇羅克這樣的人，能夠疾呼出這樣嚴重的社會問題，這可是不得了的！所以，我對能寫出這種文章的人很敬佩。” 徐友漁先生當年是四川成都市的中學生，談到《出身論》在當時的流傳和影響。 徐友漁：“我記得，遇羅克的《出身論》最初大概是在北京1966年接近年底，或是還沒有到年底就登出來了。 “成都市第十九中學學生胡平，1966年12月，或者是1967年1月在成都辦了一張報紙，傳播遇羅克的文章。” 胡平先生回憶説：“當年成都有從北京來的‘紅衛兵’宣傳對聯裡‘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在成都的中學裡為這事也鬧得很厲害，那時我們學校開批鬥會，主要是批鬥我。因為我也是長期受這種歧視，對這個問題思考比較多。遇羅克的文章我是1967年大概1月聽説，找來一看覺得非常好，把我原來想過的問題都表達得非常透徹、非常清楚，而且表達得凌厲和嚴謹都是我當時做不到的。 “所以，我們自己辦了份小報，我們中有些是所謂出身‘黑五類’的，也有些出身‘紅五類’的，他們一開始都是對‘對聯’很不滿意的，我們就一起找到遇羅克的文章，辦了報，叫《中學戰報》，我自己寫了《發刊詞》，還寫了一篇批判‘血統論’的文章，但主要是轉載遇羅克的文章，他的文章篇幅很長。 “那時學校裡辦這類小報非常普遍。我們學校靠近四川大學印刷廠，我們就去些人幫助他們打掃清潔，作為交換，他們就幫我們印報紙，印出來以後，我們賣了一些，還到處去張貼。我還召集了一個會，就是在那次會議上，我認識了徐友漁，還有很多成都其他學校同學。” 徐友漁：“遇羅克在《出身論》發表以後寫的很多文章，我大體都看過，可見遇羅克的文章傳播很廣，而且很早就被很多有理論意識和獨立思考精神的人注意到。” 主持人：“胡平先生，您的這份傳播遇羅克文章的《中學戰報》一共出版了幾期？有沒有遇到過什麼麻煩？” 胡平：“就出了這一期，因為四川大學印刷廠後來不肯給我們印了。不完全是因為報紙文章的問題，他們正忙於別的事情，對這個事情不那麼關心。後來，我們從街上的雜誌、小報得知‘中央文革’小組的戚本禹公開批判《出身論》是大毒草，在當時情況下，雖然我們想不通，不服氣，但是要繼續做下去，也很困難了。 “我因為參與了這件事，到後來1968年底、1969年初，工宣隊、軍宣隊進駐學校，開始搞‘清理階級隊伍’，建立‘革命委員會’過程中，他們專門為我辦‘學習班’，批判我。不過大概沒有查出我辦的報紙跟北京的人有什麼聯繫，沒有整出什麼名堂，很快毛澤東號召‘上山下鄉’的指示就來了，大家就‘一窩蜂’地下農村去了，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主持人：“您什麼時候、怎樣得知遇羅克被判處死刑的消息？” 胡平：“是通過一個朋友，我在召開《中學戰報》討論會時認識的一個在成都錦江中學讀書的同學，他現在北京從事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見多識廣，喜歡到處串聯。我們登《出身論》時，根本不知道作者叫遇羅克。當時文章署名是‘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我們不知道究竟是誰寫的。一直到1970年，或者1971年，他吿訴我遇羅克已經在北京被檜斃了。當時我們在邊遠的農村，根本不知道。” 我又採訪了“文革”中在上海的一位中學生、現美國迪金森學院圖書館系敎授、技術部主任、“文革史”研究專家宋永毅先生，請他談談當年的《出身論》。 宋永毅：“‘文革’時，我是六六屆初中生，在上海市上海中學讀書。上海中學是一個高幹子弟雲集的學校，上海最好的中學。1967年1月份北京《中學文革報》出版時，我正好在北京。當時《中學文革報》每一期我都跑到西單去買。 “《出身論》當年在西藏、新疆都非常流行。我就記得在我們上海中學，《出身論》被抄成大字報，整整54張，貼在校園裡，然後，被高幹子弟的‘紅衛兵’覆蓋掉，第二次還有人再抄54張，貼出來。 “為什麼呢？有群眾基礎。它的批判是對這個制度的，是對‘文革’中所掀起的那種‘青年法西斯文化’的。” 4.評説《出身論》 (首播：2001年3月31日） 我問宋永毅先生：“您當年是一位中學生，現在是‘文革’史研 究專家，這麼多年過去，現在您對《出身論》怎麼看？ 宋永毅：“我們腳下流過去的30多年的時間把我們的起點大大提高了，所以我們回過頭去看遇羅克所提出的‘出身’問題，説‘不同出身的人應當有平等的選擇，有平等的受敎育的權利’，我們覺得是一個常識。 “但是，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遇羅克所提倡的這個平等是不是常識呢？在毛澤東的辭典裡，在馬列主義的辭典裡，這個常識是另外一個東西，講穿了就是‘血統論’。那時候，一個‘出身不好’的青年，誰敢説，我和一個‘出身高幹’家庭的人有平等受敎育的權利，有平等的公民權，有平等的提幹機會，誰敢講這個話？ “‘階級鬥爭’本質就是不平等，更不用説‘文革’初期那個‘紅色恐怖’，煽動了大批無知青年，尤其是‘高幹子女’，他們要搶先接班。所以有人説，‘文革’初期的‘紅色恐怖’是一次流產的‘太子黨’政變。他們要跨過一切‘藩籬’，比如説，過去還有個高考，有個分數線，他們全部取消，他們要直接成為當然的‘接班人’，然後要成為一個‘青年法西斯’特權階級。對於文化的毁壞，‘破四舊’，慘無人道地殺人，這個大家都知道，光北京地區被活活打死的就有近兩千人，這還是公安局的不完全統計！ “遇羅克所有文章本質上就是一句話一平等！ “所以，我評論他的文章就是以‘黑暗中的人權宣言’為題。” 我請徐友漁先生對遇羅克的《出身論》這篇文章作些評論。 徐友漁：“遇羅克在理論上很徹底。他有兩點，一是他認為不僅這種‘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是不對的，而且所謂的‘階級路線’也是不對的，這是一種非常了不起的觀點。因為，就是用今天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也能夠駁斥當初那麼野蠻、那麼殘忍的‘血統論’和‘階級路線’。 “首先，‘階級路線’指的是整個階級，而不是個人。資本家、地主作為個人完全有可能參加到革命隊伍裡。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從來沒有説過根據家庭出身、父母的政治立場和經濟地位可以決定本人的思想，‘文革’中的論點純粹是封建的‘血統論’。遇羅克非常勇敢，他説這純粹是‘山大王’、‘竇兒墩’的那一套，跟馬克思主義是毫不沾邊的。” 主持人：“對於遇羅克在《出身論》中使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詞句來闡述問題，研究者有不同看法，請問您怎樣看遇羅克這種論述方式？” 徐友漁：“當時馬克思主義占絕對統治地位，遇羅克指出‘你們自己説你們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這實際上是地地道道的封建的血統論，是印度種姓制度的東西，是赤裸裸法西斯的東西’，遇羅克把這一點講清楚了。 “第二點，他提出人生而平等，明確提出了人權問題，這一點非常了不起。他這個思想幾十年以後來看，也沒有失掉它的意義。所以我們佩服遇羅克絕不僅僅是感情上的衝動，而確實是因為他思想的魅力。他看問題完全他的話語是全新的，跟人類的整個文明結合起來了。比方他用了‘自由、人權、人生而平等’這些觀念。” 主持人：“當時您的同齡人、周圍的人對這篇文章有什麼反應？” 徐友漁：“遇羅克的文章在全國影響非常大，但仍然有很多人心有餘悟，他們認為，遇羅克寫的東西有點不正統，這樣想的人當時也很多。 “現在看，這剛好表明遇羅克的思想境界遠遠超脱了‘文化革命’的‘話語境界’，遇羅克思考中國的問題不是按照當時的框架，而是以人類文明積累下來的思想為基礎。從他寫的東西可以看出，他對古希臘、羅馬的東西也有瞭解，他不是整天思考毛澤東對‘文化革命’是怎麼講的，他的語言風格完全是另外一套。揭示遇羅克文章的這一面也非常有意義。” 丁抒博士評論遇羅克當年的《出身論》，説：“他的文章我們現在回過頭看，在人權方面是一個歷史性文獻，是一個很值得思考、很值得研究的課題。《出身論》這篇文章確實很了不起、寫得很好，遇羅克的思想在當時也比較先進。 “但是話又説回來，我的看法，他實際上有點像劉賓雁那樣，是個馬克思主義者，他只能從馬克思主義裡面來找根據，來反對中國共產黨的政策。 “當然，中共把他檜斃是毫無道理的。” 由於遇羅克在他的《出身論》中使用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詞句，對於遇羅克是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專家、學者有不同看法。 宋永毅先生發表意見説：“因為《出身論》在那個時候要能夠以鉛印的形式發表，就需要有很多偽裝，需要很多馬列的詞句等等。你讀遇羅克的日記就會看到，他一開始就對‘文革’持批判態度，他對‘破四舊’、對‘紅衛兵’、對所謂‘學習毛澤東著作’，都持批判態度。” 學者林賢治先生在他的《夜讀遇羅克》一文中談到：“遇羅克，我們這一代的佼佼者，只要比較一下文集中的日記和文章就會知道，這中間有多大程度的區別，只要他跨出個人的房間就會立刻變得拘謹起來。在日記裡他是一個懷疑論者，十足的思想者和革命者；而在公開發表的文字中，總不免要蒙上一具庸人的面具。” 談到這個話題，徐友漁先生説：“可能因為當時的地位和心情與遇羅克比較接近，我覺得自己特別能理解遇羅克。如果我們下一代人用一種挑剔的眼光，不理解遇羅克當時所處的那種語境、他的語言表達受到的限制，就會覺得遇羅克的文章有很多不可理解的地方，或者是有很多毛病。” 主持人：“您能不能舉幾個例子？” 徐友漁：“比方遇羅克在他的論述中時常要提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提到‘劉少奇或彭真的修正主義路線”，或者對‘中央文革’表示支持或贊同的態度。我覺得，這在那個時代，是任何人都會有的思想上的局限。但對於遇羅克來説，他實際在思想上已經突破了很多局限，但他在表達他思想的時候只能這麼表達。他也借用馬克思的東西，但是當時你論述任何問題，不借用馬克思的著作是不行的。 “而中國那時候的‘血統論’，或者是‘文化革命’前的所謂‘階級路線’，反人性、反人道、反人權到了如此糟糕的地步，就算用馬克思的經典著作中的思想已經足夠能把這個問題説得非常清楚了。所以我覺得遇羅克理論上的深度不應該受到他表面文字的影響。” 主持人：“現在的讀者還會提出一些什麼比較值得研討的問題？” 徐友漁：“有人會説，遇羅克你當初對‘血統論’還沒有看清楚，你不是還在那裡説‘中央文革小組’怎麼好，怎麼執行革命路線，而走資派怎麼壞嗎？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容易説清楚的表面現象，這一點在遇羅克的遭遇裡就表現出來了。後來‘中央文革小組’的人反復出面代表中央表態，‘遇羅克的文章是反動文章、是很危險的，要遇羅克懸崖勒馬’。而且最後抓遇羅克的，當時唯一有權力行使專政手段的是‘中央文革小組’，應該説是在‘文革’中掌權的‘文革派’把遇羅克處死的，從這一點上説，遇羅克並沒有跟‘文化革命’的推行者站在一起。 接下來我訪問了兩位曾經當過“老紅衛兵”的人士。第一位是現在在美國一所大學從事敎學和研究工作的王虎博士。“文革”開始的時候，他是北京八中學生。 回顧自己的經歷，王虎博士説：“我的‘出身’算是‘革命幹部’，我父母都曾在原來的‘老新四軍’工作，我從小填‘出身’的時候，填的就是‘革命幹部’。 “‘文革’開始以後，從6月份停課，到8月1日組織‘紅衛兵’，現在想來我當時非常天真，覺得要響應毛主席的號召‘造資產階級的反’，對毛主席無限的忠誠激發一種希望做出貢獻的心情。 “‘文革’初期的‘紅衛兵’，基本上是基於‘血統論’的‘紅衛兵’。我當‘紅衛兵’大概有1個半月左右時間，例如當時毛主席接見‘紅衛兵’，‘八一八’和‘八三一’兩次我都參加了，而且也是在重要位置上。” 主持人：“您那時參加了哪些‘紅衛兵’的活動？” 王虎：“我參與了‘破四舊’活動。在‘破四舊’過程中，人受到信念驅使，能作出超乎正常人想像的事情來。比如，當時我們班一些同學在‘文革’前是不錯的朋友，但‘文革’期間被折騰得很慘。記得我們班一個同學被綁在椅子上接收批判、挨打，僅僅由於他父親當時被認為有歷史問題。 “我本人做過那麼多非常愚蠢而令人遺憾的事，對我來説是終身的遺憾。如果我再有一生的話，我不應該這麼愚蠢。當然不能指望一個十五、六歲的孩子能夠全面看清楚那些帶有極端邪敎性質東西的灌輸，我覺得，當時做的那些事確實傷害了別人。” 主持人：“那段時期您還有別的什麼難忘的事嗎？” 王虎：“到1966年9月，我父親被突然抓走了3天，他出了問題，我就自己退出了‘紅衛兵’。原來預定在‘十一’國慶我會上天安門，至少會上‘觀禮台’，但是，因為父親的問題，我在9月中旬就退出了‘紅衛兵，。” 主持人：“那時您是什麼心情？” 王虎：“首先我是懷著一種非常虔誠的心情，我當時所提出的理由是，‘紅衛兵’是這樣一個組織，而我現在已經不屬於這一類人了，我不願意玷污‘紅衛兵’的名譽，所以我就退出。儘管當時我也感到很痛苦，可是沒有辦法。 “可以想像，在‘八一八’時我們在天安門廣場非常起勁地唱起‘老子英雄兒好漢’的歌，那時是非常自豪的，但是在9月份以後突然發生了根本變化，我基本上是處在相對消沉的狀態。” 主持人：“您後來看到遇羅克的《出身論》有什麼感受？” 王虎：“《出身論》發表後我看到，覺得他講得有道理，他比較勇敢。我對遇羅克講的東西並不感到奇怪，我自己的父母出了事以後，我退出了‘紅衛兵’，我本身對‘血統論’就覺得沒有太大的意思。《出身論》發表後它的理念在社會上有大批支持者，我充其量算是一個同情者而已。” 主持人：“《出身論》在發表的時候並沒有署遇羅克的名字，您是什麼時候知道遇羅克這個名字的呢？” 王虎：“是在70年代末，我當時是七四級工農兵學員，在外地上大學。那時我已經徹底地不再相信毛澤東所宣傳的‘文革’的基本原則了，所以後來聽説遇羅克平反，我覺得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覺得遇羅克是一個非常勇敢、非常偉大的人物。” 主持人：“您為什麼這樣認為？” 王虎：“第一，他那麼年輕就能看到這個問題，實際上他當時是在直接對抗毛澤東的理論，在當時的情況下他能夠從理論上和實踐上跟‘血統論’面對面勇敢爭辯，表明他很有思想。 “遇羅克能夠站出來奮爭，而我後來所作的一些事情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説是受到他的啟發，比如我對後來的各種運動從心裡的抵制和挑戰，以及在實際上的抵制和挑戰，我想和他在精神上是有關的。” 下一位接受我採訪的是“文革”中北京一零一中學最早的“紅衛兵”之一、現在美國一所大學的終身敎授楊博士。 楊博士：“‘文革’時，我也算是‘老紅衛兵’。當時在北京一零一中學，學校鬧得比較厲害，‘對聯’出來以後，在我們學校辯論‘老子英雄兒好漢’對聯也非常激烈。8月份‘紅衛兵’走向社會，毛澤東接見‘紅衛兵’以後，就更加狂熱，我們也到社會上去‘破四舊’。 “1966年夏天，情況非常不正常，人們階級鬥爭的弦繃得非常緊，好像中國革命就要面臨一個大危機，工農、幹部的生命好像都面臨著危險，當時的情緒很強烈，在‘出身’問題上非常偏激。我當時挺認同‘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這個對聯。” 主持人：“您後來是什麼時候看到《出身論》這篇文章？” 楊博士：“大概是1967年初吧，當時《中學文革報》我們都看到了。” 主持人：“您當時讀到這篇文章覺得怎麼樣？” 楊博士：“我還是延續著過去的思路，不特別贊同《出身論》這篇文章，感情上不特別認同這篇文章。並不是説我真正在邏輯上，或在理論上能夠把這篇文章駁倒，它也是駁不倒的。但是我還是不太信服，因為我不覺得社會影響真的就大於家庭影響，我當時的思想受‘血統論’影響比較深，還是覺得‘出身’很重要，這也是當時社會上比較流行的看法。” 主持人：“當時社會上流行‘血統論’，您自己又是出身於幹部家庭，是屬於‘紅五類，對您來説是比較有利的，您現在回想起來是不是感到自己特別幸運呢？” 楊博士：“總的來説，也是不幸的。因為我損失了那麼多年的時間，該上學的時候沒有能上學，當然也有一些悔恨。比如説，我曾經做過一些自己後來想起來很臉紅，覺得很羞愧的事情。” 主持人：“現在回過頭來再看遇羅克所寫的《出身論》，您有什麼評論？” 楊博士：“現在看《出身論》，我覺得它是‘文革’中最有思想的一篇文章，可以説是既有思想，又有勇氣，現在我對《出身論》的評價是非常高的。我們當時的思想基本上還是在那種革命的、狂熱的框架下，很難脱出來。《出身論》指出了這個社會的不平等，有的人生來就受到了很嚴重的歧視，遇羅克的基本思想，我想就是人權問題，所有的人都應該享有同等的權利，有比較平等的機會。” 中國大陸新一代已經成長起來。我訪問親身經歷過文革的作家劉心武先生時，和他有這樣一段對話一 主持人：“在最近的這些年，‘出身’問題在中國社會生活中情況怎樣？” 劉心武：“這要實事求是講，‘出身’問題淡化了。甚至一些年輕人不懂得如何填履歷表中‘出身’這個欄目。情況又有點反過來了，有的人聽説自己出身‘貧農’，就問，為什麼我們不是‘富農’呢？因為現在中國大陸是越有錢越好，越富越光榮，所以出現了這樣叫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主持人：“這樣看來如果再談‘文革’中的‘血統論’，重讀遇羅克的《出身論》，會不會被認為是沒有什麼必要了？” 劉心武：“這是現在一些人的看法。但是，極左不僅派生出‘血統論’，不僅是遇羅克寫了《出身論》被檜斃的問題，這其中有很多反人權、反民主、反法律、反契約，這些不利於社會進步的東西。所以我覺得對‘文革’、對‘紅衛兵’、對遇羅克遇害這些問題的回憶和探討要從總體上來把握。” 在今年3月5日遇羅克遇難31周年前夕，遇羅克的《出身論》已經被譯成英文，即將在美國出版。我訪問了現在美國的譯者周澤浩先生。 周澤浩：“我在上海出生，‘文革’時上小學三年級，我在美國已有十幾年，但‘文革’經歷仍歷歷在目。我現在是研究員，在美國賓夕法尼亞醫學院任敎，也做些研究。我常在美國媒體用英文發表文章，跟美國公眾交流，很多美國人對中國的瞭解很膚淺。” 主持人：“您怎麼想到要把遇羅克的《出身論》翻譯成英文？” 周澤浩：“因為我和‘文革史’專家宋永毅先生來往比較頻繁，他認為有必要把遇羅克的文章翻譯出來發表。” 主持人：“您最早看到遇羅克的《出身論》是在什麼時候？” 周澤浩：“我在‘文革’時也賣過《中學文革報》，到美國以後可以看到不少國內看不到的東西，所以也看到了遇羅克的文章。看過以後我覺得遇羅克也跟張志新、王申酉他們這些遇害的人差不多，是國內很難得的優秀知識分子，敢於説真話。但是，我真正開始翻譯遇羅 克的文章後，感受一下子就不同了。 “遇羅克的文章邏輯很嚴密，他一層一層剝下來。為什麼當局迫害遇羅克這麼厲害，大概跟他文章嚴密得難以反駁有關係。遇羅克的學識非常淵博，在文章中旁徵博引，涉及古今中外知識。 “他對古典哲學的研究，包括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的研究非常深刻。他還有另外一個特點，就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引用很多毛澤東的話、馬克思的話，恩格斯的經歷、列寧的經歷作論據。例如他説‘列寧的出身也不好，恩格斯本身就是個資本家’，他能夠用很多事實證明他的理論，支持他的論點，這些都非常有利，並且很難反駁。有很多話別人不敢想、不敢説，他都把它們寫出來，這是需要非凡勇氣的。 “‘文革’時大家考慮的是怎樣‘誓死保衛毛主席’，但是他的《出身論》確實説到根子上，就是人權問題。我非常痛惜這樣一個有深度、有勇氣的青年人居然讓當局檜斃了！ “遇羅克的事社會上瞭解得太少了。 “遇羅克的文章不僅《出身論》一篇，他還有《論出身》（二）、(三）、（四）、（五），我們也準備逐步把它們介紹給英文讀者。很多美國人對‘文革’瞭解非常膚淺，不少人認為中國‘文革’跟美國60年代青年運動、反叛運動好像差不多，其實兩者根本風馬牛不相及。包括美國研究‘文革’的專家、大學敎授，很多人在介紹中國‘文革’、敎‘文革史’，但從來沒讀過遇羅克《出身論》原文，從這個角度講，我們的譯文出版確實是填補了‘文革’研究的一個空白。” 5.和遇羅克一起坐牢的日子 (首播：2001年4月14日） 遇羅克這位27歲被以‘現行反革命罪’處死，9年後又被宣吿無罪卻永遠不能生還的思想者，25歲被捕入獄，在高牆鐵窗內怎樣走完了人生最後一段路程？他説了些什麼，做了些什麼呢？ 當年和遇羅克一起坐過牢，特別是坐過死牢的，能活著出來的人很少，現在美國的作家張郎郎先生是少數倖存者之一，他回憶當年 和遇羅克一起坐牢的日子，還記得他和遇羅克的第一次見面。 張郎郎：“我跟遇羅克第一次見面是在1968年10月左右。當時北京市看守所關了很多學生，遇羅克在那個號裡已經住了一階段，我是第一次跟他調到一個號。 “一進六筒一號，別人向我介紹説‘那是遇羅克’。我當然在監獄外已經知道他的大名，也讀過他的文章。 “當時，大家伙都愁眉苦臉的，遇羅克卻是笑眯眯的，主動走過來，對我説‘我姓遇，愚公移山的愚把心字去掉，加一個走之；羅就是羅霄山脈的羅；克，克服困難的克’。他就是用這樣開玩笑、幽默的態度介紹自己。 “他説完，我説‘久聞大名！我讀過你的文章’。我由衷地説‘你的文章很好’。這是真話，因為遇羅克的文章邏輯清楚，論點明確，切中要害。” 主持人：“您能描述一下遇羅克當時的樣子嗎？” 張郎郎：“他比我高一點，大概一米七二左右。我剛進監獄時是11月，天氣很冷，牢房裡也很冷。他戴著‘三塊瓦’式的栽絨棉帽，有點禿頂，腦袋顯得特別大，眉毛有點吊，戴個眼鏡，是老式的黃框眼鏡。他説話嗓音比較尖，蔫蔫地笑著，慢條斯理不著急，他的那筆字有點像‘六分書’，有點受魏碑影響，字寫得很漂亮。” 主持人：“能不能描述一下這間牢房的環境？” 張郎郎：“牢房大概20多平米，裡面關了20個犯人，大大超員，可見當時政治犯太多了。房間擁擠的程度是，每個人都躺平的話躺不下，所以人就像子彈壓在彈夾裡一樣，只能側著一個貼著一個，翻身都要大家一起翻。” 主持人：“您和遇羅克在這間牢房裡一共相處了多長時間？” 張郎郎：“一直到1969年5月，我跟遇羅克在同一個號裡關了半年。” 主持人：“能不能談談您自己的情況？據我所知，您的家庭背景和遇羅克的情況相差很大。” 張郎郎：“我1943年出生在延安，是在‘馬背搖籃’中長大，‘苗紅根正’，跟著一路打仗的部隊進了北京，後來進育才學校、一零一中學和北京四中這樣幹部子弟成堆的學校，然後上了中央美術學院，畢業後就被捕。我也被作為‘死刑犯’處理。” 主持人：“您當時是什麼罪名，能到判死刑的地步？” 張郎郎：“我的直接罪名是因為在北京學生中間，尤其在文藝界學生中間，傳起了關於1937年黨中央不批准江青與毛澤東結婚的事，實際上是因為文藝界對江青知根知底，而江青迫害文藝界人士比較直接。當時，江青就搞了專案組，想知道究竟是誰把消息傳出來的，抓跟這些言論有關係的人，比如中央美院那時一共只有100多個學生沒有畢業，就抓了三、四十個學生和幾十個老師，都是用嚴刑拷打，然後問每個人説‘你聽見過的這些話誰説過？’ “與此同時，音樂學院及所有藝術院校和文化部下屬單位，都在做相同的工作。在公安局授權和監視下，讓同學打你，通過這些超出一般人想像力的刑訊，到五、六月丨分基本上理清楚有哪幾個可以構成‘反革命集團’。我們就屬於當時文藝界最嚴重的‘反革命集團’，我算是‘集團的主犯’。” 主持人：“既然説是‘集團’，這個案子一共牽連進多少人？”張郎郎：“至少逮捕了幾百人。比較有名的像後來當了文化部副部長的英若誠、中央樂團的副團長也是首席小提琴演奏家楊炳孫……都在這次大潮中被捕。” 主持人：“您當時又是因為什麼被判死刑的呢？” 張郎郎：“我説過中央首長一、兩條，有人證明就可以判死刑。當時給我弄了100多條這樣的‘罪行’，當然是檜斃幾次都不嫌多了。也不知當局有意還是無意，把我這樣一個好像‘聯動’（血統論‘紅衛兵’組織）的人，跟遇羅克這樣的跟‘聯動’有很大仇恨的人關在一起。但是，比較可笑的是我們都被打成‘反革命集團’。” 主持人：“您出身於延安‘老革命’家庭，當時又是大學生，據説，還有人把您看成是維護‘血統論’的‘聯動’的後台。您恰恰和反對‘血統論’，因為‘血統論’進不了大學的遇羅克在死刑牢房相逢，你們之間有沒有爭執？彼此能不能理解？” 張郎郎：“一開始大家一定會有誤會，我剛跟他開始談話時，他對我也有好奇心，就跟我對他有好奇心一樣，因為我們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社會層面，大家都想知道對方怎麼想、怎麼活的。” 主持人：“那你們是怎樣開始對話的？” 張郎郎：“一開始，我們都帶有試探性地聊天，好像有點‘外交辭令’的意思。遇羅克的知識面並不比我小，我們會相互主動地坐到一塊兒，或者他坐到我這邊來，或者我坐到他那邊去，開始談話。 “由於知識背景、結構不一樣，而且在‘文革’開始時大家處境不一樣，所以談到什麼問題時，他就會説‘據我的經驗，據我的學識，這個問題不是這樣的’。而我呢？那時也是少年氣盛，談話中我也會同樣説‘據我的經歷，據我的學識，我認為問題不是這樣’。一開始，我們之間有相當多這樣的爭拗。” 主持人：“你們兩人有沒有正面談到過關於‘血統論’問題？”張郎郎：“我們不可避免地談到了‘血統論’問題，這可能是我們之間冰釋相互誤解的開始。有一天，遇羅克跟我談電影，他突然問我‘你看過《馬門敎授》那個電影嗎？’《馬門敎授》是東德拍的電影，電影的主題是反法西斯的，馬門敎授是一個猶太醫生，電影描寫了當年猶太人在德國柏林受到的迫害。” “他一談到這個，我馬上明白他在説什麼。我説‘看過，而且我覺得，何其相似，跟中國沒什麼區別’。他説‘你會這麼看嗎？’我説‘我覺得是這樣’。 “其實我看《馬門敎授》這個電影時還不知道，但‘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我就發現，一個人出身不好，和一個人出身於猶太家庭，這中間沒什麼區別。 “對此，遇羅克很震驚，他説‘你們也會這麼看？’我談了我的想法，他就比較有興趣聽我説。經過這麼一番談話，我們發現相互有認識的基點，所以後來就能比較放鬆、心平氣和地談問題了。” 主持人：“你們在交談過程中能發現彼此有什麼不同嗎？” 張郎郎：“談話過程中，我確實發現跟他情況不同，知道了這個社會對大家不公平，但我過去對此是不瞭解的，尤其在‘文革’以前，根本不瞭解這種情況。而且我對中國社會完全不瞭解。在這方面，遇羅克比我知道的多很多。 “他跟我講他在農場怎麼種草莓，在農場怎麼堅持看書的情況，還跟我講他在街道怎麼為人傳呼電話，怎麼跟街道上的人搞好關係，怎麼認識這些人……他的社會交往能力比我們這些學生強得多。” 主持人：“和遇羅克在同一間牢房，那段日子有些什麼特別難忘的事嗎？” 張郎郎：“一個就是我們一塊兒編詩集。把手紙裁成像豆腐塊那麼小，因為大了容易被沒收。遇羅克想辦法申請來紙和筆，假裝為了寫材料，實際是趁機寫我們背的詩，把我們過去學過的、或者讀過的詩一首首記下來。 “可以想像，監獄生活非常單調，度日如年，遇羅克卻很抓緊時間，一直在學習，我對他非常佩服。這時候能跟他一起寫些古典詩詞，大家覺得生活中還有文化，有些情趣，談談詩意和辭義。” 主持人：“在您記憶中，有特別殘酷、特別難忘的事嗎？” 張郎郎：“周圍人一會兒這個被打，一會兒另一個被戴上手銬腳镣，天天見到的都是血和鐵。當時我印象比較深的是我們每個牢房都有幾個被折磨得神經失常的人。 “其中一個是當時北京航空學院（現在航空航天大學）敎俄語的王老師，誰都可以在他身上踢兩腳，打幾拳。 “遇羅克對他不卑不亢。我想，是不是因為遇羅克經過的比這更殘酷的事情多，因此就更理智，更接近於一個政治領袖？牢房裡有些殺人不眨眼的人，但他們對遇羅克都畢恭畢敬。” 主持人：“為什麼會這樣？” 張郎郎：“遇羅克寫《出身論》這篇文章，當時就等於是中國被污辱、被損害的最底層人的一個真正代言人，所以這些人對遇羅克非常尊敬。我有時跟遇羅克爭論得厲害時，這些人都在旁邊摩拳擦掌，意思是我要是有什麼不軌的話，大家會一哄而上。” 主持人：“您對遇羅克還有什麼特別的印象？” 張郎郎：“遇羅克也有特別孩子氣的一面，他願意跟我們一塊兒唱歌，一塊兒下圍棋、下象棋，他下象棋可以下盲棋，而且一次不只下一盤，我們根本下不過他。” 主持人：“你們有沒有談論過《出身論》、《中學文革報》，這些比較敏感的問題？” 張郎郎：“跟遇羅克的一次談話，使我知道他們出了《中學文革報》以後得到全國那麼大反應，他們有著多麼廣泛的群眾基礎，但是當局要把他們打成‘反革命集團’，實際是要打撃他，這一點遇羅克也很清楚。 “當時我就對他説‘你知道你這麼做後果是非常嚴重的’，他説‘你們那時候動不動就有地方讓你們去講話，我們的聲音從來沒有人能聽得見’。後來他沒想到文章能出版鉛字的，並翻印了那麼多份，都出乎他的意料，給他一種星火燎原的感覺。所以他説‘為這個將來付出什麼代價都值得’。” 後來遇羅克被判處死刑，最終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他的弟弟遇羅文也曾經和遇羅克被囚禁在同一監獄，關在不同牢房。在獄中，遇羅文有機會遠遠看到過哥哥一次，但是遇羅克並沒有看到他。 遇羅文：“我在監獄裡只見到遇羅克一回，我在那裡被關了半年，只洗過一次澡，牢房裡的人都被一隊一隊地被帶到浴室洗澡，正好我的牢房窗子對著所有人出入的路，我就在窗後等啊、等啊，等了大約兩小時，終於看到了羅克。他當時精神狀態還挺好，看起來沒有什麼思想負擔，樣子很樂觀。但他看不到我，因為距離太遠。 “那是在1968年7月左右。” 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遇羅克再也沒有看到過任何親人。 張郎郎説，他們被關在一起半年後，就被分開關進不同牢房。1970年2月9日，也就是遇羅克遇難前二十幾天，張郎郎和其他幾十人被戴上十幾斤重的手銬腳镣，押進如同木頭盒子一樣的單人牢房一死刑號。這是專門關押檜斃前犯人的牢房，人們叫它“檜號”。 張郎郎回憶他被押進“檜號”：“剛剛坐定就聽到從走廊另一頭的‘檜號’傳來遇羅克的聲音，遇羅克在向管理員報吿，他實際上是説給我們聽的。他説‘上邊那一批都被檜斃了，都見馬克思去了，只有我留下來，因為我的材料還沒有交代完。’我們一聽，知道這是遇羅克，他知道我們來了，就説這些，讓我們有個心理準備。他的語調還是那麼平靜，一聽就知道他是帶著微笑説的。這時候，我就比較佩服他，因為他的心理素質比我們堅強得多。” 主持人：“您當時是什麼樣的心情？” 張郎郎：“根據中國的程序，進了‘死刑號’是一定要被檜黯的。當我們都被押進‘死刑號’時，所有人都被震驚了，當時我的腦子處於一種空白狀況，我不知道在心理學上怎麼解釋這種情況，當時既不是害怕，也不是失常，而是一種愕然，就是怎麼來面對這個現實，面對你將要被處決。 “我們知道自己被判了死刑，知道自己是活不了出不來的，屬於‘斬監候’，隨時會被檜斃，或遲或早完全根據政治需要。人生還有什麼意義？而且找不到一個可以解脱自己的支點。 “一個共產黨員進了國民黨監獄，還能慷慨就義，唱《國際歌》，他（她）是為了一個理想。我在共產黨的監獄再唱《國際歌》，那不是開玩笑嗎？我根本找不到一個思想的著陸點，根本不知道人生是什麼意思，整個是一個玩笑！一個以多少人生命為代價的玩笑！” 主持人：“當時其他難友的想法和狀況怎樣？” 張郎郎：“跟我們一塊兒在2月9日進來的有社會科學院的，當時叫學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一個筆桿子沈元，他一進來時也是愕然。 “平常我們在牢房裡見不到面。等把我們拉出去批鬥之前，給我們戴上樣板戲《紅燈記》裡李玉和那種十幾斤重的黑鐵大銬大镣，為了嚇唬群眾，我們這些死刑犯都排在最前面，身上插著生死牌。我們在兩場批鬥之間吃乾糧的時候，沈元跟我説‘預審説了，批鬥從嚴，處理從寬’。我跟他説‘你要作更壞的準備’。沈元不信，説‘怎麼會呢？’我説‘可能我們都得被檜斃’。 “我們又一輪被批鬥的時候，沈元在批鬥會場後面看到前一批人的布吿，全是檜斃。他回到牢房就承受不了了，想用另一種方法延緩這一過程，他就開始裝瘋、喊叫、大哭，儘管每個人在這種時刻都有自己的處理方式，但是我弄不清人在裝瘋過程中是不是真的會變瘋。因為當時裝瘋不只他一個人，所以我弄不清誰是真瘋，誰是裝瘋，後來他們都被檜斃了，也就沒有辦法考證了。我和另外幾個人就是沉默，沒有像遇羅克那樣主動地向他們挑戰。” 主持人：“遇羅克都用些什麼方式向他們挑戰？” 張郎郎：“到‘死刑號’遇羅克還一直故意按鈴，每個‘死刑號’都有一個像醫院病房裡的那種按鈕，一按看守就會來。遇羅克故意找茬跟他們説話，他始終保持這種狀況，一直到3月5日他被拉走去檜斃，他的情緒一直非常穩定。” 主持人：“還有哪些給您印象特別深的事情？ 張郎郎：“2月9日我進‘死刑號’時，遇羅克説完後，當時所有人都從震驚的狀況剛剛緩過來，走廊裡靜到掉一根針都可以聽到。你想，那時每個人都進入到死的程序，不知道哪天就會被檜斃，我們聽見看守進到遇羅克那間。那是冬天北京剛下完雪，他把房門關上了。我們都輕輕地提著腳镣站起來，貼著門上的小窗口，互相開始叫名字，這時候，我就想起日本小説《喬遷喜麵》，就是人搬了家要吃一頓麵，實際上是寫一些日本共產黨員從一個監獄搬到另一個監獄時，一定要開個晚會。 “我當時就提議説‘咱們作個臨別晚會吧’，大家都同意。於是大家就輪流唱歌，當然是用很小的聲音。但是因為牢房太靜了，只有一個人唱，大家都能聽見。突然我實在憋不住了，就大聲唱起來，這時看守就衝出來喊‘誰？’我們趕緊躺下，他過來查，每個人都假裝睡著。後來這個晚會變得非常滑稽，他又跑回去，我們就躺在床上大聲唱，他出來，我們就不唱，好多都是跟遇羅克一起唱的，包括《光榮犧牲》這些俄國歌曲。” 主持人：“你們當時為什麼想唱這些歌？唱這些歌時是什麼心 張郎郎：“當時想起這些歌跟我們的處境有關係，我們也是戴著不能打開的手銬，吃完飯血管會膨脹，手就會很難受。記得有一天吃完晚飯遇羅克就跟我談起列寧最喜歡的歌曲《光榮犧牲》，他吿訴我他小時候在少年宫歌詠比賽的時候唱過俄國歌曲《斯大林率領我們前進》還得過獎，他就問我會不會唱列寧最喜歡的《光榮犧牲》，我説‘會，。 “這首歌是這樣唱的（張郎郎唱）： “‘忍受不自由莫大痛苦，你光榮的生命犧牲。在我們艱苦的鬥爭中，你英勇地光榮犧牲。英勇，你光榮的生命犧牲……’ “我們一遍一遍地唱，唱得監獄中別的老頭都哭起來了，説‘你們別再唱了’，因為每個人會有‘代入感’。 “在‘死刑號’的第一夜，大家都沒睡覺，後來大家確實覺得需要有點高興的歌，我們甚至把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陽》都唱了。到後半夜，我們都站在門邊，互相囑咐。那時，我對面牢房一個很年輕的小孩，我不知道他叫什麼，他好像是因為偷越國界到北朝鮮，被北朝鮮人抓住遣送回來。我們都認為他最小，我對他説‘你出去的機會最多，將來你出去以後，一定要吿訴我的爸爸媽媽説，最後我們沒有難過，我們挺開心的，還一直在唱歌’。” 主持人：“為什麼您當時最想説的是這句話？” 張郎郎：“實際上，當時我自己覺得已經沒有什麼可要求的了，就希望外面的人別為我們難過。” 主持人：“你當時作了赴死的準備，此外還有些什麼想法？” 張郎郎：“隔壁牢房是我同案的難友，我也跟他説‘看來咱們活著的時候再見面的機會不多了，咱們以後到上面去，一起吃糖果的時候，互相讓著點。’遇羅克在那邊也跟我們搭茬，他好像説了一句‘殊途同歸’。我們一塊兒唱歌時他也跟我們唱。這就是我們的‘最後的晚會’。現在我知道，我們中間還有兩個人沒有被檜斃，他們還在北京，大家記得最清楚的就是那次的獄中‘晚會’。” 主持人：“您和那兩個人為什麼進了死刑號還能逃過一死？” 張郎郎：“當時這批人差不多全都被檜斃了，為同樣的罪名，也就是所謂思想和言論罪沒有被檜斃的，還是因為占了‘出身’的便宜。” 主持人：“您的死刑是怎麼取消的？” 張郎郎：“1970年5月5日，公安局軍管的領導人帶著所謂‘中央的命令’，沒説是取消死刑，但是讓我在看守所等候最後死緩以後的判決。後來我出獄後經過印證，決定不檜斃我是周恩來説‘留下活口’，這4個字救了我們兩條命。當時，為了我們的‘罪行’要檜斃的是兩個人。” 主持人：“您現在在美國回憶‘文革’的事情，回憶與遇羅克一 起坐牢的日子，有什麼特別的感受？” 張郎郎：“遇羅克的使命感使我覺得，本來我沒有什麼使命，但是這麼多人都死了，他們想要做的事現在還沒有結果。 “現在中國當局不准回憶‘文革’。在‘文革’的‘一打三反’運動中，有多少知識分子和學生因為言論和思想被殺掉，他們中一大部分是被正式宣判的，還有很多在沒有宣判之前就被打死在地下室，在美院附中這樣的例子就不少。 “從1968年所謂‘清理階級隊伍’開始，就以‘群眾運動’的名義殺死追求思想自由的人。只有把這件事情真正談透，中國人才會知道思想自由對這個社會的進步有多大幫助，這樣中國才會有真正的希望。” 主持人：“中國大陸有關部門在1979年秋天已經給遇羅克平反，以後又有報刊發表長篇紀念遇羅克的文章，您又是怎麼看這些做法呢？” 張郎郎：“事實上，當年在報刊上遇羅克的事説了幾天就不提了，此後根本就沒有人把‘一打三反’這個大規模處決思想犯的運動拿出來作為‘文革’時鉗制言論自由的極權政治象徵的最頂峰來分析批判。 “遇羅克的使命感使我覺得，如果我放棄自己的言論和思想，那我和行屍走肉有什麼區別？和一個不瞭解這些的年輕人又有什麼區別？我是一個還能説話的人，那我就應該多説一點。” 6、遇羅克之死 (首播：2001年4月21日） 當年參與創辦《中學文革報》，以後又和遇羅克被關進過同一座監獄的遇羅文，回憶他哥哥遇羅克被捕那天及後來發生的事情。 遇羅文：“1968年1月5日，遇羅克像往常一樣，帶著他簡單的午飯去上班，他騎車走了就再也沒有回來。 “後來他被判死刑時，警察來通知家人，當時我父母都在家。 我父親知道這個消息以後，站都站不住了，一下子就坐在地上大哭起來。警察説‘你哭什麼？你應該和他劃清界限！他是反革命有什麼可哭的！’我父親全然不理會，哭得傷心極了。但是我母親在他們面前一滴眼淚都沒掉，反而勸我父親説‘不要在他們面前哭’。我母親把我哥哥在監獄裡的一些遺物拿回來，其中有我父親給他送去的一件新背心，遇羅克都沒捨得穿，還有他的腰帶、鋼筆和眼鏡等。 “我母親説‘哭有什麼用？有用，咱們都哭’。但是，她不痛苦嗎？不是。哪個母親能不為那麼好的兒子死於非命而心碎呀？她知道只有她的堅強才能減少我們的痛苦，她是把痛苦強壓下去。遇羅克是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幾萬人‘宣判大會’後被綁赴刑場的，後來我母親每次路過工人體育場那邊，都把頭扭過去不往裡面看。” 據當事人回憶，1970年3月5日北京工人體育場在幾萬人高舉《毛主席語錄》的‘紅海洋’裡，在高昂的口號聲中，遇羅克被以“現行反革命罪”綁赴刑場，執行檜決。 遇羅克之死在他的很多同時代人中留下了永遠難忘的印象。 中國著名導演何群先生1970年時還是一位少年，由於和他住在同一個院子的小夥伴的哥哥被關押，有被判重刑的可能，他就和院子的同學一起跑到工人體育場門口，想知道判決結果，在無意之中旁聽了遇羅克的“宣判大會”。 現在在北京的何群先生回憶當時的情況。 何群：“那時候我15歲，知道當時社會上有這麼一回事，是因為在我們院子裡住的張郎郎和周七月也因為‘文革’的事被關押在監獄裡，引起我們院裡大人和孩子的注意。我們聽説在工人體育場有一個‘宣判大會’，我很關心張郎郎的宣判結果，我和他弟弟也是朋友。 “我就到離工人體育場很近的宿舍附近，因為那時‘宣判’實況是通過高音喇叭廣播的。我記得那時警察都穿著藍色制服，我就在那裡聽一個一個的宣判，沒有張郎郎和周七月的‘宣判’結果，但是有遇羅克，那一天判決的人很多，工人體育場的看台可以坐10萬人，基本上都坐滿了。遇羅克的名字很特殊，所以我記得很清楚。” 主持人：“您那天為什麼沒有進入會場裡面？” 何群：“不是所有人都能進去，‘宣判大會’是各個學校、工廠單位裡組織去參加會的，不是憑門票入場。在‘文革’時期，這樣的‘宣判大會’很多。” 主持人：“您後來有沒有再注意過關於遇羅克的事情？” 何群：“文革結束，1978年我上大學後，在大學二年級時讀了遇羅錦的小説《冬天的童話》，對遇羅克有了一些瞭解。” 談到近年讀到有關遇羅克的書，何群先生説：“看到遇羅克的照片，大家就會想起‘文化革命’年代，會有很多感受。當然，我不希望再有那樣的事情發生，希望冤假錯案少一點，我們都希望能在一種比較自由的狀態中，在能夠説出自己心裡話的環境中生活。” 據《遇羅克遺作與回憶》一書收入的文章記載，在遇羅克被處決9年多以後，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於1979年11月21日發出的《再審判決書》送到遇羅克親人手中，其中寫道一 經本院再審查明，原判以遇羅克犯“反革命罪”判處死刑，從認定的實事和適用法律上都是錯誤的，應予糾正。據此改判如下： 一、撤銷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70刑字第30號判決書； 二、宣告遇羅克無罪。 1980年7月21日中國的《光明日報》以頭版大幅標題發表長篇通訊，題目是：《劃破夜幕的璜星——記思想解放的先驅遇羅克》。 編者在按語中説：“這篇通訊描述的是思想解放的先驅者、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遇羅克如何被毁滅的悲劇。他的思想、他的才華、他的抱負對國家、對人民該是多麼有價值！這樣一位異常優秀、而又風華正茂的青年被徹底毁滅掉了。” 遇羅克的家人回憶説，就在億萬讀者讀到這篇文章的時候，中國有關部門送到遇羅克父母手中的、作為補償的現金是遇羅克從被捕直到被處以死刑那天，一共兩年零兩個月的學徒工工資。 遇羅克的弟弟遇羅文回憶當時的情況説：“當時遇羅克的工資大概只有20塊錢，兩年無非也就是400多塊錢，此外沒有其它任何補 聽到這裡，人們也許會問：遇羅克的冤案不是已經得到平反了嗎？他不是無罪被錯殺的嗎？是誰殺害了遇羅克？殺害無辜者該當何罪？究竟多少錢能夠補償？ 人們也許還會問：為什麼給予遇羅克家人的經濟補償僅僅計算到他被處決的那一天為止？按照這個邏輯，遇羅克如果不是蒙冤而死，他就只能工作到1970年3月5日嗎？ 再設想，按照這個邏輯，如果遇羅克被捕後即被處決，那麼給予他家人的經濟補償就應該是零嗎？ 至於他的父母家人在後來的很多年裡被株連受到的迫害，失去親人的永遠的傷痛又拿什麼彌補呢？ 遇羅克的親人們至今還有很多未了的心願。遇羅文説：“平反以後他們應該歸還沒收的東西，他們還有什麼權力再扣壓我們的東西呢？ “我到很多地方反映，多次提出要求，到現在沒人理我。只有北京市政法委曾經給我來過一次電話，但他們表示‘很難找，這個工作很困難’。 “現在還扣壓的東西有些是更珍貴的資料。1980年為遇羅克平反時，雖然發表了一部分他的日記，但只是《光明日報》的記者到法院去，只讓他們看，他們當時只能抄下來、或複印下來，畢竟太有限了。而且他們只能站在當時的對錯觀點上抄錄、取捨。當時他們可能認為有些遇羅克寫的東西不容易被人們接受，就沒有抄下來。從我對我哥哥的瞭解，我認為他應該留下更多、有更深刻思想的文字。我們知道他每天都記日記，大概有十幾本。此外，他們説有關遇羅克的審問記錄就有幾麻袋。” 當年看到過這些文字資料的人士現在在哪裡？ 在北京的原《求是》雜誌副總編輯、近代史研究專家蘇雙璧先生是當時《光明日報》最早派出採訪瞭解有關遇羅克案的記者之一，現已經退休。 蘇雙璧：“報導遇羅克這個案子，從頭到尾在《光明日報》社從發起到完成、到寫文章，都是我在做的。” 主持人：能不能詳細回憶一下當時的情形？” 蘇雙璧：我們到公安局、法院去聯繫，他們都很支持，所以能看到那些檔案。” 主持人：“檔案有多少？” 蘇雙璧：“很多，我記得大概有20多卷，放在桌子旁邊都快跟桌子一樣高了。我就找了一、兩個同事一塊兒看，看了兩、三天。” 主持人：“您看到了什麼材料？” 蘇雙璧：“其中有遇羅克自己寫的東西，有他的筆記、寫的詩等等。” 主持人：“您有機會看到遇羅克自己寫的東西，同時看到當時審判的一些材料，印象最深的是什麼？” 蘇雙璧：“印象最深的是，對遇羅克的處理不是實事求是，‘上綱’上得比較高。好多事是‘上綱’上起來的。本來遇羅克主要是寫了《出身論》，引起大量來信，所以當時‘四人幫’他們害怕，把他關進監獄。從當時材料看，關押逮捕遇羅克其實並沒有必須判死刑的罪，但是在審判過程中，每一次審判都給他‘上綱’，到最後把他殺掉。” 主持人：“您看過遇羅克的文章、日記等很多文字材料，認為遇羅克是個什麼樣的人？” 蘇雙璧：“遇羅克這個青年比較有作為，文章寫得很不錯，他是正確的。因為他反對‘血統論’，一個有為青年就因為寫了《出身論》，最後就被殺掉，這是一個冤案。” 主持人：“您看過遇羅克案材料，是不是知道殺遇羅克的決定是怎麼作出的？是誰下的命令？” 蘇雙璧：“我認為主要是當時的公安部長謝富治他們。遇羅克曾經要求複查他的案子，當然後來也沒有複查。” 主持人：“您看現在官方對‘文革’研究有什麼限制嗎？” 蘇雙璧：“我感覺官方對整個‘文革’研究比較敏感，卡得比較緊。” 遇羅克的高中同學、現在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王學泰先生回憶説：“遇羅克被檜斃的時候，我已大學畢業，但是因為出了點問題，又回到學校參加運動。我應該1964年畢業，但實際上到遇羅克被處決時，我還沒有離開學校。 “現在的人恐怕都不太清楚，那時候要處理一批重大的所謂‘刑事犯’之前（因中國不承認有政治犯，‘反革命’也作為刑事犯對待），都要把他們的案卷下發，那時是‘群眾專政’，要聽群眾的，讓群眾討論。 “我記得非常清楚，當時讓群眾討論遇羅克案子時，是跟一批大約二、三十個人的案子在一起，都在班上念，同學和老師都知道這本身只是一種虛應的形式，念到誰大家的意見都是‘檜斃’。” 主持人：“您當時是什麼心情？” 王學泰：“我聽到念遇羅克名字，大夥嚷嚷説‘檜斃’的時候，我感觸特別深，就跟觸了電一樣，當然我並沒有發表意見，因為我覺得一個人沒有主宰別人的權力。” 主持人：“當時是不是群眾討論説‘檜斃’就一定會檜斃？” 王學泰：“當然大家同意檜斃的意見也會報上去，實際上到最後公布的判決也不一定百分之百檜黯，我看到也有最後判‘無期徒刑’，或者‘死緩’等等。 “討論遇羅克之後，不久就檜斃了一批人，公審是在工人體育場，各學校派代表去參加，回來向我們傳達。學院裡也貼出了吿示，我一看沒有遇羅克。當時心裡就有些寬慰，覺得可能遇羅克死不了。但是，過了兩、三個月，隔了一批之後，檜斃名單中就有了遇羅克，他被檜斃。這件事給我震動很大。 “一年之後，我被分配工作。有次我去農村勞動，下鄉之前整理書籍，發現了遇羅克在中學畢業前送給我的兩本書，一本是《中國文學六講》，另一本是《元曲別裁》。我就在《元曲別裁》的書後面寫了幾句對他的悼念文字，因為一看到這兩本書我就想起了遇羅克，他那麼年輕，又是那麼有才華、有想法的青年人，就這樣被奪去生命，這不能不引起我感情上的波瀾。” 現在美國北加州擔任一家保安公司總裁的孫鋼先生，回憶當年他在監獄裡聽到遇羅克被處決消息時的心情。 孫鋼：“當時我最大感覺是遇羅克太可惜了！遇羅克真是一個天才，咱們國家現在理論上太缺少他這樣的人才了。遇羅克給我這樣的印象永遠也磨滅不了。跟遇羅克接觸的過程，我確實非常欽佩他，他真是太聰明了，一個真正好的國家如果把這樣一個人用起來，那是國家和人民的福祉。所以當有人吿訴我説遇羅克被檜黯了，我覺得太可惜了，可是反過來我一想，這個社會不能饒過他，怎麼能容他呢？所以，他的死也是在這個制度下必然的。” 和遇羅克一起坐過死牢的張郎郎先生是為數很少的倖存者之一。 主持人：“後來當局給遇羅克平反，您怎樣看這件事？” 張郎郎：“為遇羅克真正平反，對於中國來説是一件大事。中國如果可以開始反省這些問題的話，我覺得這個民族還有希望。 “當局給遇羅克平反，最初我以為這是良性地往前走的一個過程。為遇羅克平反後，又變成魏京生被抓，中國的歷史很有諷剌性。魏京生本來是‘老紅衛兵’代表人物‘聯動’的一個搞宣傳的人，他變成向極權挑戰的人。而當時‘出身不好’的遇羅克，發表《出身論》的人，跟張志新一樣，被變成一個民族英雄的符號來用，這件事有它讓人激動的一面，也有讓人沉思的一面。 “當時宣傳遇羅克，是真的想徹底反省這些事情，還是僅僅是一種需要呢？我後來發現，遇羅克的宣傳時間很短，沒有深入討論。 “在‘文化革命’的‘一打三反’過程中有多少因言論和思想而被殺掉的知識分子和學生！這個專政機器需要人的血來奠基這個政權的‘合法性’。 “現在很多人要紀念遇羅克，意義是很深遠的，因為中國人不能忘記歷史，比如德國人還要看《辛德勒的名單》。 “遇羅克現在對我的影響就是他的使命感。這麼多人都死了，他們想要做的事還沒有結果，中國現在好像物質文明大大提高，整個社會比原來開放了，但是在思想鉗制、言論限制上，沒有比當年進步多少。” 談到遇羅克，著名的“文革”史研究專家、美國迪金森學院圖書館系敎授、技術部主任宋永毅先生説：“遇羅克這樣的學徒工在當時承擔了中國社會良心的角色，承擔了對這個社會的不公正進行批判的知識分子的角色。他超越了當時流行的意識形態，超越了他個人的社會地位。他關心的是整個知識階級應當關心的東西，他承擔了太沉重的歷史、社會負擔，結果，他倒下了，我們覺得自愧不如。 “真可惜他那麼年輕就被扼殺了生命，否則在我們民族當代思想史的寶庫中，應當有更多的文獻。 “我們可以把遇羅克跟國家的總理周恩來作比較。周恩來是主張‘查三代’的，他説他的父親不過是個小職員，但是他的祖父是封建官僚，所以他填成分就填了‘封建官僚’。當時戚本禹都對他説‘如果看父親，你可以填職員嘛’，周恩來説‘我才不呢，應當查三代’。一個像他這樣的人，老是在懺悔自己的出身，無限地誇大出身，那在青年中造成的是什麼影響呢？ “對那些‘血統論’的捍衛者和提倡者一當時的譚力夫，當時清華附中‘紅衛兵’、北大附中‘紅旗’、以及整個當時的‘老紅衛兵’，毫無疑問是一個鼓動。” 宋永毅先生特別談到遇羅克之死：“有些高幹子女透露説，遇羅克的死是有關中央首長批示的，而這不是一般的首長，也是‘出身不好’的。數一數‘出身不好’的中央首長也就是周恩來、康生、江青，而這些高幹子弟向我暗示，是那位在‘出身’問題上很計較的。究竟是誰，可能大家都能猜到，説是他批示檜黯遇羅克。 “我們假設他們説的是真的，當他寫下‘檜斃遇羅克’指示時，他已經有精神方面的毛病了。因為實際上，遇羅克講出來的對他這樣‘出身’的人來説，應當是更容易接受的一個常識，對不對？ “不管這個人是誰。中央領導中‘出身不好’的多得很，通過遇羅克之死可以看到，他們已經被殘酷的黨內鬥爭搞成什麼樣子，他們怎樣被扭曲！ “這個社會存在的不平等，存在於人們心裡的不平等都是很值得研究的精神現象，從中可以看出這種主義是多麼可怕！ “目前中共‘太子黨’中間，比如我們比較熟悉的掌權人，也是當年‘血統論’的積極倡導者，他們已經掌握了不小的權力，這些人當年也很年輕，現在已經發了很大的財。不管是從權力方面，還是金錢方面，他們對當今中國唯一的貢獻就是使人們更清楚地認識到這個主義、這個制度的糟糕。 “而這些人在背景上還是遇羅克所反對的那種不平等，他們憑藉著他們的血統自然地占有國家的資財、國家的權力，這種現象應該説至今還是普遍存在，只不過更巧妙了！” 第三篇“紅八月”——毛澤東與“紅衛兵”的暴行 (首播：1999年8月14日） 每當談起1966年在中國大陸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人們常常會提到“紅衛兵”。 在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歷史大事年表》上這樣記載：“1966年8月18日，北京百萬人在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文化大革命大會’，毛澤東首次接見到北京串聯的各地‘紅衛兵’及師生（以後，7次接見，被接見總人數達1100多萬）次日，8月19日北京‘紅衛兵’開始走上街頭，發起一場規模空前的‘破四舊’活動。此後全國各地‘紅衛兵’紛紛仿效。” 1966年8月18日，曾經被稱為“紅衛兵的節日”。“紅衛兵”製造的以“紅色恐怖”為特徵的“紅八月”，究竟是怎樣血腥的紅色？ 對於親身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來説，那是記憶中永遠無法被撕去的一頁。但在今天的年輕人看來，可能是難以置信、朦朧而遙遠的故事。 在以“紅衛兵”製造的“紅色恐怖”為特徵的“紅八月”，中國大陸數以萬計的人，或者被活活打死，或者由於不堪被批鬥毒打而自殺 北師大女附中副校長卞仲耘遺像 卞仲耘在瘋狂的“紅八月”被自己的一群學生殘酷毆打致死，是“文革”時期在北京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當又一個8月18日即將到來時，讓我們隨著一段已經存入歷史檔案的實況錄音，重回1966年8月18日的天安門廣場，再次審視思考當年發生的一切。 (插播：“八一八”大會現場報導實況錄音） 合唱：“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現場播音員男：“大海航行靠舵手，萬物生長靠太陽，幹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在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自領導下，一個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我國興起，8月18日，我們敬愛的領袖同北京和來自全國各地的100萬革命群眾一起，在雄偉的天安門廣場，舉行‘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卩東伯達同志致‘開會詞’。” 陳伯達：“同志們、同學們，現在開會了！我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龙手毛主席，今天在這輕同大家見面！” 眾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 播音員男：“林彪同志講話。” 林彪：“同志們，同學們！我首先代表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向大家問好！我代表黨中央向大家問好！我們堅決支持你們的敢想、敢幹、敢革命、敢造反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 播音員男：“周恩來同志講話。” 周恩來：“同志們，同學們！你們好！問你們好，向你們致無產階級革命敬禮！我們向來自全國各地的革命學生和敎職員工表示熱烈的歡迎！你們辛苦了！ “黨中央剛剛開過第十一次全體會議，這次會議是在毛主席親自主持下進行的。這次會議的成功，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的新勝利！ “這幾天，全北京在歡騰，全國城市和鄉村在歡騰，到處敲鑼打鼓，送喜報、開慶祝會，下決心書，億萬人民投入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洪流。 “今天，我們又在天安門這個廣場上，同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在一起。我們開慶祝會迎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眾歡呼）” 1966年8月18日在“文革史”中究竟是怎樣一個日子？中國當代史研究專家、丁抒博士發表他的看法。 丁抒：“8月18日慶祝文化大革命大會毛澤東檢閲百萬‘紅衛兵’遊行，以中共幹部子弟為主體的‘紅衛兵’的一個盛大節日。毛澤東邀請他們登上天安門城樓，接見並合影。被毛澤東成為‘了不起的女娃娃’的北京大學‘紅衛兵’頭頭彭小蒙站在毛澤東身邊代表‘紅衛兵’向百萬人講了話，集會到下午才散。 “除了幹部子弟雲集的北京一零一中‘紅衛兵’將美術敎師陳寶坤圍毆致死以外，當天‘紅衛兵’沒做什麼大事。 “驚天動地的‘破四舊’是第二天清晨開始的。” (插播：文革時期歌曲） 齊唱：“我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大風浪輕煉紅心。 毛澤東思想來武裝，横掃一切害人蟲。 敢批判，敢鬥爭，革命造反永不停。 徹底砸爛舊世界，革命江山萬代紅。” 現在在美國洛杉磯擔任經濟師的當年北京一零一中學學生朱青鳥回憶説：“我們當時的校長是張太雷的夫人，劉少奇是她的入黨介紹人。‘文革’前都説是什麼‘敬愛的革命老媽媽’，後來就開始有人貼她‘大字報’。然後終於就衝破什麼‘阻力’把她拉出去鬥，鬥老師，給他們掛牌子，打他們。張太雷因為跟毛澤東他們歷史上是同一等級的人，把張太雷夫人抓去鬥，她當時説自己有糖尿病，給她‘坐飛機’(一種反剪雙臂低頭的姿勢），我記得她站也站不穩，腿彎著，要打滑。要‘出溜’下去，然後自己還喊‘我是老革命’，那些人就在後面推她，了不起的‘革命老人’一下子狗屎不如的那種樣子。我印象滿深的。 “後來他們把美術老師陳寶坤打死了。 “我們學校有一個噴水池，中間是一個雕塑仙鶴噴水的。他們就把他扔到那個池子裡，他就在裡面爬。上面的人就往下扔石頭打他，吐唾沫，一直到最後他爬不動死了。” 多年來致力於“文革史”研究、現在美國芝加哥大學任敎的王友琴博士，特別對“文革”中學生毆打校長、老師致死的案例進行過大量調查研究。 王友琴：“在這些年，我跟數百名‘文革’經歷者談話，也搜集了‘文革’時代非正式發表的各種文件和報紙。除了我們現在看見的已被報吿的‘文革’一面之外，還有另外一面。 “1966年7月底，‘紅衛兵’組織在各學校開始建立，隨之而來的是大規模暴力迫害行為。首先是針對敎員的，後來又擴大到校園之外。 “我特別要提到1966年8月5日，那天，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現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的卞仲耘老師在那兒被打死。她是副校長，當時這個中學沒有正校長。” “這是歷史的一個血腥標記。從那天開始，好像是説，一個人可以被一群人這樣打死，沒有關係，在革命的名義下就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卞仲耘老師當時在這所中學已經工作了17年，她是4個孩子的母親。毛澤東的兩個女兒都曾經是這個中學的學生。從這個學校女敎師死後，就標誌著一個深淵的開始，這在中國的歷史上也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事件。 “這件事在8月5日大概下午一、兩點鐘開始。打的過程，用棍子打，往身上澆墨汁，掛黑牌，然後被體罰，甚至有人踩在她的身上。兩個多小時後，她昏倒在宿舍樓台階門前，被放到一輛運垃圾的平板車上。醫院就在學校對面，可是卻沒有人把她送醫院。 “直到晚上她才被送到醫院，醫生説她已經死了大概幾小時。她死在現場，當時的副校長胡志濤、劉致平，敎導主任梅樹民，還有姓汪的副敎導主任，他們都被打成重傷，胡志濤被打成多處骨折。 “在北京，卞仲耘是第一個敎師裡受難者。當然，在她之前有一些老師自殺了。但是，被活活打死，這是最早發生的。” 現在在北京一家報社作記者的秦風女士，“文革”時是王友琴博士以上所提到的北京師大女附中的學生。秦風説，1966年8月5日，卞仲耘校長被自己的一群女學生打死，30多年過去，無論如何無法忘記當時所感到的驚駭。 秦風：“當時我是初二學生。從6月開始，學校就亂起來，8月達到一個頂峰，那種激烈程度，現在叫惡性程度，當時説就是‘革命造反’的那個力度，達到一個頂峰。當時經常有鬥老師啊、鬥校領導啊，而且在鬥當中就有打呀、什麼戴紙簍和潑墨水這種比較過激的行動，當時這種行動也是個逐步升級過程。 “一幫非常斯文、優秀的女校學生怎麼會突然一天之內，天使就變成了惡魔，能用那麼激烈的行動把一個女校長給打死。現在覺得好像是不可解釋、不可思議。後來，包括出去‘串聯’，我見過很多的鬥和打。我們學校也改名叫‘紅色要武中學’嘛，那是我校學生宋彬彬在天安門接受毛主席接見後。” 無論是當年的中學生，還是文革研究者，就算當時普通的北京市民，也忘不了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檢閲“紅衛兵”的時候，天安門城樓上有位叫宋彬彬的女學生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 當時的報紙、廣播廣泛地報導了毛澤東和宋彬彬的對話。 (插播：‘八一八’大會現場報導實況錄音） 歌聲：“我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 現場播音員女：“北京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宋彬彬给毛主席戴上了‘紅衛兵’袖章。毛主席問她‘你叫什麽名字？’她説‘叫宋彬彬’。毛主席問‘是不是文質彬彬的彬’？”她説‘是’。毛主席説‘要武嘛！’” 眾歡呼：“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 播音員女：“敬愛的毛主席，您的話我們記住了。我們決心接過革命前輩的槍桿子，保衛我們的社會主義江山。我們敢闖、敢幹、敢革命、敢造反。有您作我們的統帥，我們甚麽也不怕！……” 現在在美國加州政府機構擔任公務員的艾迪先生，“文革”時是山東省一所中學高三學生。他回憶起當年北京的“紅衛兵”如何到他所在學校去“點火”。 艾迪：“最先有‘紅衛兵’的時候，我沒有覺得它有那麼可怕。從什麼時候自己的感覺有改變呢？就是從北京師大女附中有兩位‘女將’到青島市去‘點火’。‘點火’後，從打老師開始，又打同學。旁邊有同學提出不同意見，馬上就挨打。當然先要問‘什麼出身’。 “我還記得，那位頭頭説，是‘紅五類’的就可以辯論，不是‘紅五類’的那就打‘狗崽子’。‘紅衛兵’實際就是兵和匪的結合，所以他們當時抄家，就説了算了，比政法機關還厲害。政法機關起碼還要羅列什麼‘罪名’，他們根本不用。只要有學校一個介紹：這人家可以抄，馬上就去了。 “比較凶的是前面那一撥兒，實際上不是一日之功，那就像當年的希特勒一樣。” 現在在美國一家公司擔任經算師的陸文禾博士，“文革”的時候是上海南洋模範中學六八屆初中生，他回憶上海“紅衛兵”當年如何效法北京“紅衛兵”。 陸文禾：“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首次接見紅衛兵，這是全國範圍的。那時候我只有13歲，印象比較深的是在‘八一八’之前，我們班有個同學是幹部的孩子，叫白曉蘇，他的哥哥叫白曉魯，剛從北京回來。那時候，所有的幹部的孩子都穿上黃軍裝了，我們就感覺跟其他不穿黃軍裝的人很不一樣了。 “他來了就説，他哥哥剛從北京回來，北京的‘紅衛兵’都很厲害，他講話時透出非常羡慕。我們當然也是很注意地聽。他説，北京警察根本不敢管這些學生，這些人把地主揪出來，皮帶拿出來，打死。 “他意思是説上海非常落後，應該效法北京的‘紅衛兵’那樣做。上海跟其它各地一樣，想辦法緊跟北京，步子總歸比北京慢一點。後來就開始打了，當時就分出‘紅五類’了嘛，是以‘緊跟毛主席革命路線’作為標準。所有‘黑五類’的，就是打死了也不足惜。 “當時在學校裡，老師挨打。我有個老師，敎地理的范湘叔老師，當時他就有60歲，地理敎得很好，但是後來聽説他是地主，所以很多人打他。” (插播：“文革”時期歌曲） 紅衛兵，紅衛兵，偉大的統帥是毛澤東。 毛主席的書我最愛讀，毛主席的話我堅決聽。 舉紅旗，擂戰鼓，赤膽忠心鬧革命， 早晨的太陽光芒萬丈，我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 1966年“紅八月”的成因究竟是什麼？這是專家學者們非常重視的研究課題。 丁抒博士根據一些已公開和尚未公開的資料，進行分析研究。 丁抒：“由於《人民日報》以社論《好得很》大肆煽風點火，轉眼間，‘破四舊’運動就燃遍全國城鄉，並演變成一場史無前例的‘紅色恐怖’。十幾歲的中學生將老師、校長，鄰居、街坊拷打致死，是需要有精神支柱的，他們靠的就是一冊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吿》。其邏輯簡單易懂一只要殺的是壞人、牛鬼蛇神，那就是革命的行動，就是‘好得很’。 “北京129中學的學生抄原中央工商管理局副局長千家駒的家時，一邊抽打他，一邊説‘有毛主席撐腰，打死你白打’。8月3日，江蘇省‘紅衛兵大造反’，將省敎育局局長吳天石及其夫人拖出去鬥爭，並將夫婦二人活活拖死。 “是年，南京師範學院甚至建了一座毛澤東塑像，紀念這‘八三造反行動’。毛澤東知道學生打死人的事情後，寫了個《關於發生打人事件的指示》，發給黨的幹部。 “北京新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傳達的是‘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誤會，不打不相識；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江青傳達的稍有一點不同，‘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是誤會，不打不相識。今後不要再打人了’。 “既然‘紅衛兵’是好人，牛鬼蛇神是壞人，‘紅衛兵’打起人來便更加有恃無恐。例如，蘭州大學學生在鞭打牛鬼蛇神時，常常念毛主席的著作《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吿》或者乾脆念毛主席指示‘好人打壞人，活該’。” “8月4日，江青和康生等人到北京大學召開萬人大會，批判‘工作組’。江青在台上指著工作組組長張承先大罵‘你是別人養的一條狗，你狗仗人勢’。當學生用皮帶抽打張承先的時候，江青、陳伯達等人就坐在主席台上，無動於衷，等於縱容學生。 “中共中央裡沒有人出頭制止‘紅衛兵’胡亂打死人的行為。 “後來，葉劍英元帥接見學生代表，一方面説，隨便打死人也不對；另一方面又説，有些極反動的傢伙10多年來天天罵我們黨和毛主席，左鄰右舍都知道，恨死他們了，但誰都不敢動他們，這回小將們就把他們揍死了，可能違反一點政策，可是更大的利益是掃除了壞人，掃除了我們社會上的垃圾。 “8月22日，毛澤東親自批轉了一個名為《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文件，規定‘不准以任何藉口出動警察干涉、鎮壓革命學生運動，警察一律不得進入學校，除了‘現行反革命分子’，運動中一律不逮捕人’。於是，全國的警察都對‘紅衛兵’行兇、打人、殺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在所謂‘紅八月’的‘紅色恐怖’中，被打死和被逼自殺的總人數應在20萬人以上。” 在“文革”研究專家王友琴博士的案頭，有一份長長的“紅色恐怖”受難者名單。 王友琴：“8月18日在天安門廣場，毛澤東接見了百萬紅衛兵。第二天8月19日，在北京中山公園音樂堂舞台上，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學學生鬥爭他們的老師和北京市敎育局的一些幹部。 “那天敎育局長孫國樑被打斷三根肋骨；當時八中的校長叫溫寒江，昏倒在血泊中，就在這個舞台上。 “8月22日，北京女三中校長沙坪被打死。北京第八中學黨總支書記華錦被打死（有説是被毆打後自殺而死），化學老師韓玖芳背上被打出兩個大洞，得了敗血症，幾乎死掉，以後終生殘廢。 “8月25日，北京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有3個老師被打死。 “8月27日，北京寬街小學，校長郭文玉和敎導主任呂真先被打死。” “這裡所説的只是我現在瞭解的一部分名字。除了老師，這種殘酷的暴力迫害，也施加於學生。因為當時流行一個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所謂‘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也被打、被污辱。 “北京第六中學學生王光華，就被打死；北京第十三中學學生武素鵬，也是被打死的。 “我們知道這個‘紅衛兵’運動發源於北京的清華大學附中和北京大學附中。在清華大學附中，1966年8月26日晚上一個鬥爭會上，打了一批老師。會後，物理敎員劉樹華跳煙囱自殺了，當時他只有26歲。 “第二天，在北京大學附中附近住的中國科學院的工人陳彥榮下班後，和他妻子一起被北大附中的‘紅旗戰鬥小組’的‘紅衛兵’拉到學校，打到半夜，他被打死了。 “那天被打死的還有另外一個人，名字是什麼現在也不知道。因為在‘文革’後，也沒有家屬來吿訴這個死者的名字。 “根據當時內部一個報吿，從8月20日到9月底，北京被打死的人是1772名。有人認為實際數字可能比這多，不管怎麼樣，1772人是一個相當大的數字，而且他們是被棍棒、拳頭殺死的，過程可能長達幾小時，甚至幾天。 “最高峰時期就是在毛澤東第一次和第二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紅衛兵’之間，也就是在8月18日和8月31日之間。” “這樣一些行為不僅在北京，也在外省發生。 “廈門第八中學兩個老師，黃祖彬和薩其琛被打死；南京第二中學老師朱慶頤，也被打死的；在上海、在廣州都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這些死者都是一些普通老師，正因為他們是普通人，所以他們的名字和故事應該被我們記載下來，因為他們的命運和我們這些普通的人更相關聯。 “作為歷史研究，首先我們應該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正視事實，這最重要，沒有理由隱瞒這些事實。 “記住這些死者的名字，表示我們對每一個人生命價值的尊重，也是為了讓我們每一個活著的生命能夠得到平等的保護。” (插播：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檢閲百萬紅衛兵的天安門廣場錄音片段） 丁抒博士詳細研究了這天天安門城樓上發生的一些事情的細節和背景。 丁抒：“8月11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結束以前，中央作了學校9月複課的決定。如果學生們都回到學校走回敎室，‘文革’將不會是後來那個樣子。 “但是毛澤東個人一句話，就推翻了中央全會的決定。毛澤東要借助學生，把已經點起來的火燒遍全國。 “這個算盤，聰明如周恩來者不可能看不清，他不希望學生捲入中央的權力鬥爭，他想把學生請回校園。‘八一八’大會進行中，周恩來找到毛澤東説‘主席，一些北京的學生説，外地大中學校的同學紛紛來到首都，是不是會影響首都各學校的敎育改革？人來多了，食宿、交通都有困難，9月份以前學校複課恐怕不易實現。’ “周恩來的目的是想得到毛的一句話，動員他們回去，有了這句話，周恩來就會果斷行動，先利用北京學生將外地學生送回去，再將北京學生請回校園。 “但是毛澤東回答説‘不要緊，群眾目前只是剛剛發動起來，搞革命就是要搞串聯，大革命就要串聯，恩來，我們年輕的時候，不是就靠串聯才搞到一起嗎？北洋軍閥雖然有檜有炮，可是全國的學生團結起來，他們就沒有辦法。’ “這時候毛澤東説的‘北洋軍閥’，實際上是指劉少奇、鄧小平。對於周恩來來説，毛的話比黨的決定更重要。他的任務是執行毛的指示而不是黨的決議，只要毛有了指示，中央全會的決定就可以不作數。 “於是，周恩來馬上應諾‘那好，我去安排一下。就轉身走開了。 “毛澤東為什麼不讓學生回學校念書？人總要有事情幹，毛澤東已經決定將劉少奇的問題捅開，讓學生充當馬前卒。” “在‘八一八’大會上，北大附中‘紅衛兵’彭小蒙代表‘紅衛兵’講了話以後，見到劉少奇，後來她有一段文字記述了那隨後的一幕： “她説：我興冲冲走過去，頗不懂事地給劉主席戴上一個紅袖章，並且匯報説：劉主席，您知道嗎？我們這些革命小將戴這些袖章，就是仿效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時的糾察隊（因為劉少奇是當年大罷工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劉少奇點了點頭，嘴角微動，權作回答。我似乎感到有點甚麼？——他心情不好，於是我跑回毛主席所在的城樓會客室，問‘毛主席呀，劉主席怎麼好象不開心呢？’ “‘嗯’，主席沉吟了片刻，‘他嗎，他不支持你們’。” 丁抒：“毛澤東將中央高層領導的分歧透露給一個17歲的中學生，這是中共40多年歷史中從來沒有過的事。毛澤東顯然下了決心，要將劉少奇的問題捅開。他不惜踐踏黨紀，他知道，要讓‘紅衛兵’知道毛澤東支持他們，而劉少奇不支持他們，‘火藥包’就會爆炸，就會炸得天翻地覆，那時候劉少奇的問題才能徹底解決。 “毛澤東點的火，確實最終燒死了劉少奇。煽動以彭小蒙為代表的那批‘紅衛兵’起來造‘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反，毛澤東輕而易舉地就做到了。 “把‘地、富、反、壞、右’掃地出門，他們是先鋒；鬥爭學校裡的‘黑幫分子’、‘資產階級學術權威’，他們是主要打手；用亂棍打死老師校長的就是這批人。可是，他們是共產黨的子弟，他們熱衷於橫掃的‘牛鬼蛇神’，是不包括他們父輩的。 “毛澤東同彭小蒙談話以後，中宣部副部長熊復馬上吿誡她‘你要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好學生，要遵守黨的紀律，今天毛主席對你講的話，都應該保密，不要到處亂説’。 “不僅僅因為遵守紀律，更重要的是因為她不僅是毛主席的‘紅衛兵’，也是劉主席的‘紅衛兵’，彭小蒙沒將毛主席説的話透露出來。 “結果‘紅衛兵’都不知道毛主席、劉主席不是一夥的。所以當幾天以後，清華大學內批判劉少奇的大字報鋪天蓋地而起的時候，那批‘子弟兵’就認為，那是‘狗崽子造反，反革命翻天’，在劉少奇的女兒等高幹子弟的接應下，他們於8月24日結成了一支幾千人的隊伍，殺氣騰騰地開進清華園，撕毁了全部大字報。” “毛澤東曾經認為，他可以借用‘紅衛兵’攻打劉鄧的中央。北京高等院校成立了一個‘紅衛兵’組織‘造反司令部’，稱為‘第一司令部”’。毛澤東便讓‘中央文革小組’支持‘一司’。 “江青曾經找北京衛戊區司令傅崇碧説‘你們要支持首都紅衛兵第一造反司令部，要幫助他們解決車輛’。但過後，毛澤東才明白‘一司’是由高幹子弟控制的‘紅衛兵’，幹部子弟不會打自己的老子，他們控制的‘紅衛兵’組織，不是他所需要的隊伍。 “於是，‘中央文革小組’也就轉而利用‘三司’了。於是江青第二次指示傅崇碧，要他支持‘三司’、‘井岡山’，所謂‘三司’，是平民出身的學生組織的‘紅衛兵’。” “自從平民出身的學生也組織起‘紅衛兵’之後，首都‘紅衛兵’組織的幹部子弟就不再自稱是‘紅衛兵’了。為與平民子弟劃清界限，他們只稱自己是‘老兵’，這批‘八一八，大會的英雄，再也沒有興趣參與文化革命了。 “這些‘紅衛兵’，或者叫‘老兵’，留下的歷史痕跡僅僅是一打老師、抄家、砸古物、燒書畫……在所謂‘紅八月’的‘紅色恐怖’中，被打死和被逼自殺的總人數應當在20萬以上。” “紅衛兵”運動又是怎麼發端的呢？ 現在在德國的中國學者、自由撰稿人、台灣《當代》雜誌編委仲維光先生“文革”時是北京清華附中高中學生，中國最早的“紅衛兵”，就出現在他所在的班級。 仲維光：“關於清華附中‘紅衛兵’的成立，和那個時代有很大關係。從1949年共產黨取得政權以後，就開始一步一步走向極權主義。 “從開始的‘三反五反’，到1957年的‘反右’，是一個比較決定性的變化。從1957年以後，我們這代人實際上就是在共產黨完全意識形態化的環境中生長的，用共產黨的話來説，就是‘敎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文藝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一切都是為了‘無產階級政治’服務。 “實際上1966年以前，60年代初期就開始，這種極權主義走向另一個高峰，例如當時推行‘階級路線’，對文化領域裡的一些東西的批判。 “我覺得，清華附中‘紅衛兵’完全是在60年代毛澤東極權主義思想道路上走下去的結果。” “60年代，我初中有個同學叫張堅，功課很好。但在1964年考高中時，就因為‘家庭出身’，沒有任何高中甚至中專錄取他。張堅1965年又考了一次，又沒被錄取。就把張堅這當時才十五、六歲孩子的精神完全摧毁了。 “1964年我們學校還有個學生張明才16歲，在學校號稱是‘天才兒童’，16歲考中國醫科大學，成績非常好，但就因為他父親在台灣，他也沒有考上，張明當時就瘋了。他要去台灣找他的父親，在清華附中成為一個很大的政治事件。這件事把他一生等於都毁了。 “當時這種‘階級路線’，使得這兩批學生一一般出身的和這些幹部子弟，分成了兩派。 “幹部子弟在北京各個中學咄咄逼人地進攻這些平民子弟，尤其是學習、體育、文藝有特長的人，都成了他們在學校、在班裡競爭的眼中釘。這種陣線的分明，在60年代初期就已經逐漸形成。” “1964年學校裡出現了一些‘小字報’’要使一切佔據學校所謂‘領導地位’的位置都由幹部子弟和所謂‘工農子女’來占領。 “當然啦，他們不可能在文藝、體育和學習各個領域裡拔尖，因此就產生了和一般子女的衝突。他們在這些領域更強調‘階級路線’、強調‘思想革命化’。 “發展到1965年，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出來以後，當時第一個‘紅衛兵’是從我們班出來的。 “最開始他們提出的跟校領導搞對立的口號，説校領導重用了出身非‘紅五類’家庭的子女。” (插播：“文革”時期歌曲） 喊白：“革命無罪，造反有理！革命無罪，造反有理！” 唱：“拿起筆，作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 革命師生齊造反，文化革命當闖將！……” 仲維光：“後來我們才知道，這些所謂‘老紅衛兵’，所謂‘造反’’實際上他們在1966年初，甚至1965年底，就不斷看到當時毛澤東的講話、毛澤東和毛遠新的講話，以及毛澤東對《海瑞罷官》的批示，或者其它中央內部的動態。這些‘紅衛兵’當時完全是亦步亦趨地跟著毛澤東的步調走，我們這些子弟當然不知道這些。 “每次毛澤東這種講話公諸於世，也都引起他們雀躍和歡呼。 “當時很清楚地記得，每當一篇《解放軍報》社論或者評論員文章出來，他們在班裡都非常非常興奮，在班裡一遍一遍念。因為他們出身特殊，所以能夠弄到《毛主席語錄》，當時就是小的所謂‘紅寶書’，在班裡也覺高人一等。” “到1966年5月25日，北大的‘第一張大字報’出來，對他們來説，整個形勢就更加明顯。 “後來，所謂‘老紅衛兵’説，他們成立‘紅衛兵’是在5月29日，但後來據他們裡邊的陶正説，實際是31日。後來因為大家都説是5月29日，也就沒人再追究。實際是31日。 “這兩天的差異實際上很重要。 “31日就是説，與6月1日《人民日報》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出來幾乎是同時他們寫的這個‘紅衛兵’的大字報，就説明他們完全是跟著毛澤東內部消息起舞的，並不是像有些人講的是一種理想主義的產物。 “到6月1日以後，‘紅衛兵’才第一次正式打出來。” (插播：“文革”時期歌曲） 紅衛兵，舉紅旗，刀山火海敢上去， 文化革命當先鋒，掃除一切害人蟲， 紅心忠於黨，永遠跟著毛主席， 大風大浪無阻擋，文化革命定勝利…… 仲維光：“‘紅衛兵’的名稱，張承志説是他起的，我想這是對的。他當時講‘就叫紅衛兵’吧，我們要永遠作毛主席的紅色衛兵，要保衛毛澤東的革命路線，將無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 “實際上‘紅衛兵’和‘文化大革命’給中國人民造成的災難，今天已經看得很清楚了。 “在1966年6月10日前後，‘紅衛兵’當時就在清華附中和其它學校已有暴力傾向產生，開始有打人現象。 “到7月份時，黨內鬥爭比較激烈，當時毛澤東利用了劉少奇派‘工作組’問題要撤‘工作組’。毛澤東就發動‘紅衛兵’小將來達到他的目的。7月下旬，他們獲得這種信息，開始反‘工作組’。 “大概與此同時，7月下旬毛澤東在人大會堂接見了一些‘紅衛兵’代表，他們對這些動態掌握得很清楚。毛澤東7月底給‘紅衛兵’寫信，剛寫了這封信，‘紅衛兵’幾乎在24小時之內，已經知道了信的內容，更加放肆。 “8月初，江青在天橋劇場接見清華附中、北大附中‘紅衛兵’代表，對他們的支持就更大了。 “從7月到8月，打人開始成風。 “清華附中打‘出身不好’子弟事件也是在8月份出現的。” “到了‘八一八’，毛澤東在天安門接見‘紅衛兵’，就把他們的各種狂熱推向高潮。 “‘八一八’以後到8月底，是北京市打死人和迫害性最大的半個月。‘紅衛兵’把這推動到社會上。 “去‘破四舊’，例如，中國的很多廟宇、古跡……比如説頤和園吧，排雲殿上雕刻的那些佛像，被砸掉了很多，幾乎都沒能逃脱紅衛兵的破壞。只有極少數在當時被保護下來，説‘不得進入’，那就是極重要的，絕大多數都遭破壞。 “當時焚書現象很厲害，從各家抄家抄出來的書，送到造紙廠銷毁，很多東西都蕩然無存。 “當時，大家不斷地聽説……而且自己學校也有同學因為父母是資本家，或者是有歷史問題，兒子把父親打死了，或女兒把父親、爺爺奶奶打死的現象。 “大概在各個中學，都有打死人的或自殺的現象。 “我們學校當時就有幾個老師在被打過程中自殺。 “還有個同學叫郭蘭蕙，説她是白專，是‘資產階級情調’，最後郭蘭蕙喝‘敵敵畏’，不准搶救，死了。” 作家張郎郎認為：“為什麼‘紅八月’會形成？在此之前‘紅衛兵’從一個不被共產黨承認的組織，突然變成一個合法組織，這件事情實際是一個授權的過程。” 張郎郎：“在1966年，清華附中和北大附中最早掀起‘紅衛兵’運動。我們都知道是清華附中的卜大華、駱小海和後來成為作家的張承志……他們當時正想找到一種怎樣來表現自己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能加入到這場人生難得碰到的權力和財產再分配的革命運動中，變成一個先鋒。 “卜大華正好看6月5日《人民日報》上一篇文章《漢弗萊的哀歎》，批判當時的美國副總統，裡面第一次引用了我們過去都不知道的一條語錄，是毛澤東在‘延安慶祝斯大林60誕辰’大會上講話中一句話，後來傳遍全國的‘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卜大華一看這句話，就好像被一道閃電照亮，馬上就明白了，找到了他們的‘法理’依據。 “他叫來駱小海、張承志，他們一看，就覺得這句話説到點兒上了，馬上要成立一個組織，就跑到圓明園，説‘叫什麼名字？’張承志想出來叫‘紅衛兵’。 “他們寫信給毛澤東，但被當時學校壓制。又寫一論、二論、三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文章，然後通過渠道交上去。” “實際上也不能説是學生單方面，上邊派了很多人，像康生、江青，以及他們下邊的林杰、關鋒，和更小的一些‘紅色情報員’，都在替毛澤東想辦法，怎麼能夠發動群眾。拿毛澤東的話來説‘讓社會亂起來，把敵人亂起來’，渾水才能摸魚。怎麼才能把他們弄亂呢？最好有學生能衝出來。但是，你得找到一個契機。正好他們這個‘三論造反有理’的文章被毛澤來看到了，真是天賜良機，對雙方都是一拍即合。” 王友琴：“1966年8月5日晚，卞仲耘老師被打死以後，中學‘紅衛兵’的頭頭就到北京飯店，向北京市領導人吳德報吿了這件事，吳德也一定向更高領導人報吿了。而且我們可以看到當時有很多內部報吿，差不多每天都報吿今天在北京打死多少人，所以上邊當然知道這些情況。 “卞仲耘老師被打死後，當時北京市委辦公室、周恩來辦公室都曾經派人到這個學校來看情況。但因為沒有人採取任何措施，也沒有人到廣播或報紙上説‘這是不可以的’，相反我們卻看到‘八一八，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頭頭在天安門城樓上給毛澤東獻上了‘紅衛兵’袖章，實際上就是這樣的事情得到了鼓勵，這些‘紅衛兵’的領導人得到了這樣特別的榮譽，這裡頭隱藏的信息和指令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插播：“文革”時期歌曲《造反歌》）） 眾女聲齊喊：“革命無罪！造反有理！革命無罪！造反有理！” 齊唱：“拿起筆，作刀槍，集中火力打黑幫， 革命師生齊造反，文化革命當闖將……” 張郎郎：“（北師大附屬女中“紅衛兵”）她們打死校長後，實際這時對政府來説完全有選擇的機會。按照當時‘文化大革命’的所謂‘十六條’明確地規定了‘要文鬥，不要武鬥’。那麼，這時候中央只要出來講話，要文鬥，不要武鬥。同時警察來説‘你們的革命行動 是好的，但是打死人的事情要按照法律處理’，那事情馬上就會壓下去。 “這時等於全市、全國‘紅衛兵’都在看政府打算怎麼辦。 “正在這個火頭上，就是在1966年8月，在甘肅、陝西、湖北、北京等省市公安局負責人座談會上，（公安部長）謝富治就打死人這件事，明確地説‘打死人的紅衛兵是否蹲監獄呢？我看，打死人就打死了，我們根本不管。我們不能按照常規辦事，不能按刑事案去辦。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拘留起來，捕起來，你們就要犯錯誤’。 “你想想，這些黨員，這些公安局的負責人……謝富治用路線鬥爭、犯錯誤來壓住他們，實際上已經明確地吿訴你們，公安局不但不對他們繩之以法，而且根本不許管，誰要管，就犯錯誤。 “這個會議後不久，還是在8月，在北京市公安局擴大局務領導人會議上，謝富治説‘過去規定的東西，不管是國家的，是公安機關批准的，還是公安機關的，不要受約束。民警要站在紅衛兵的一邊，跟他們取得聯繫，和他們建立感情，供給他們情報。把五類分子情況介紹給他們，和他們商量，當參謀’。説得已經不能再露骨了。” “真正的恐怖高潮，據我瞭解是從8月24日到9月10日。他們去崇文門那邊‘破四舊’，有一家人忍無可忍，有反抗行動，結果全家被打死。 “事情8月24日左右發生，掀起了打死人的高潮。 “這件事情作為一個信號，‘紅衛兵’馬上撒出無數傳單，説階級敵人開始報復了，就走上街頭。 “那個階段我們在北京，可以説沒有人沒看到鮮血，到處都在打。官方統計，一共打死1700多人，但是我們看到的好像遠遠不只這麼小的規模。 “我們當時恐怖到什麼程度？因為我們反對‘對聯’，被‘紅衛兵’看成眼中釘。 “有幾次，中央美術學院附中的‘紅衛兵’揚言到中央美院來抓我和鄧林（鄧小平的女兒）當時，我本想躲出去，但我們學校又成立了‘紅衛兵’組織，勒令我必須留在學校。 “那時跟我一個宿舍的還有後來在哈佛大學學美術史的巫鴻、現在在香港大學敎書的萬青力，我們3人留在宿舍。因為巫鴻家出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萬青力家好像是地主，我家是‘黑幫’，我們3人不能離校。這時我們聽見旁邊打人，慘叫，旁邊是東安市場，那兒正在‘破四舊’，到處殺聲。 “我們躺在那兒，一夜一夜睡不了，不知道下一秒鐘會不會來抓我們。這時，萬青力曾建議‘要麼跟我回老家，我們河北老家的農民比較好，咱們能夠在哪天晚上逃跑’。現在想想後怕，還幸虧沒去。後來大興那邊整個一村子的‘黑五類’男女老幼全部被殺死。” “當時二十四中學生吳爾鹿偷偷跑來看我們，他嚇得臉煞白説，看見他們同學怎麼把一個所謂的‘流氓’學生……可能是已被勒令退學的……他們把他叫去，把他的那所謂‘背頭’，就是頭髮長一點，有點油，就算流氓，必須把背頭剃掉。那年輕人好像不太服氣，結果幾個‘紅衛兵’按住他，另外的學生拿推子給他推，他還在那裡掙扎，那學生一氣之下，把推子往他的延髓整個就插下去。那人當時就倒在血泊中，沒再動。 “後來，周圍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紅八月’最恐怖的那個階段，我們路過帥府園拐過去煤渣胡同那邊，從路燈底下過，我一看那人的頭髮怎麼是紫色的？我想，那是不是個外國人？稍微近了一點看，原來是個老太太。她是白頭發，跪在那兒，鮮血把頭髮都染成了不知道什麼顔色，我趕緊扭頭就走了。” “在那種環境下，就像德國法西斯時代馬門敎授的話，你別説挺身而出，你自己都自身難保。 “現在我的文章其中一篇是寫我對打人問題的看法，談幾方面的合力是怎麼樣形成的。在學生或者‘紅衛兵’這方面，是‘青春騷動期’。另一方面，他們急於參與權力分配，或者想當時代的英雄。 “當時我和‘聯動’這些人在一塊兒時，他們吿訴我説‘運動初期總理接見我們，我們覺得文化大革命完了還不撈個中央委員當當？’不是一個人這麼想，所以他們才會有這麼一種要表現自己比別人更革命的勁兒。 “從官方説，利用下面的布置、安排，在什麼階段可以開始打人了，故意‘放’他一段。 “‘紅八月’很多人説‘失控’，實際沒有失控。到了10月，陳伯達出來講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反對‘血統論’。《紅旗》雜誌同時發表了社論和批判文章。一下全國一面倒地壓過去，實際上那個時‘紅衛兵恐怖’已經用夠了，下邊要用別的了。 “在這兩種合力形成的時候，我認為是一個授權過程。突然宣布一部分人不受法律保護，所謂‘有仇的報仇，有冤的報冤’，所謂‘要想革命站過來，要想表現就去打死人’，就是授給他們這個權力的過程。 “謝富治的話等於宣布，中國的所謂‘五類分子’和他們的子女不再受法律保護。因為他説得很清楚‘我們根本不管’。有了這麼一個正式授權，才把打人、打死人推到一個高潮。” 丁抒博士就“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數發表最新研究資料認為，中國大陸在“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總人數在200萬以上，集中於幾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就是1966年的“紅色恐怖”。 丁抒：“廣東作家秦牧曾這樣評述‘文革’‘這真是空前的一場浩劫，多少百萬人顛連困頓，多少百萬人含恨以終，多少家庭分崩離析，多少少年兒童變成了流氓惡棍，多少書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勝古跡橫遭破壞，多少先賢墳墓被挖掉，多少罪惡假革命之名以進行！’ “‘文革’中死人第一個高潮是1966年的‘紅色恐怖’。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正式開場文革，這個‘橫掃’造成以中共幹部子弟為基本隊伍的‘紅衛兵’對牛鬼蛇神抄家，全國城鎮鄉村被抄家總數應接近一千萬戶。 “伴隨抄家的是拷打、進而殺戮以‘五類分子’為主的‘牛鬼蛇神’。在中國大地，從來不曾有那麼多人在那麼短暫時期內，死於最古老的刑具一棍棒和皮帶。要是沒有政府支持，沒有公安局配合，十幾歲的中學生組成的‘紅衛兵’不可能造成如此範圍的恐怖。後來 中共官方統計説，北京被打死1700餘人，那就是説，至少打死了這麼多。” 王友琴：“可是，現在（這批“紅衛兵”）沒有人去道過歉。這些非常殘酷、血腥的迫害，對社會最直接的影響是，後來大家覺得好像這些事情是可以接受的，這樣一種精神傷痕是更深重的。 “今天，如果我們沒有自責，沒有自我反省，那麼良心上的污點會永遠留在那兒。 “另一方面，也有些人對他人遭受的痛苦表現非常冷漠，甚至已經忘掉。這也是‘文革’造成的最可怕後果之一。人的生命、法律程序這些東西都被漠視，甚至有些人不贊成打人，當時也覺得這是革命過程中無法避免的枝節問題而已，我想這對我們的良心道德感是個非常大的扭曲和摧殘。” 旅居德國的中國學者仲維光説：“想起‘文化大革命’的很多東西，一方面對自己當時的表現，今天想來心中還在疼痛。我當時怎麼會那麼愚昧！那麼簡單的問題都看不清？我們這代人所能做的工作，也許就是反省自己這個時代和歷史，能得出一些敎訓和經驗，使我們的後代能更像人那樣生活。 “再看今天的《人民日報》和大陸很多東西，雖然有所鬆動，但是在社會主流裡，人性的扭曲還是存在，只是不同程度而已，實際上是1949年以來建立一套意識形態的繼續。‘文革’不過是發展到一個極端。‘文革’後，對‘文革’的反省從來沒有認真進行過。 “本世紀出現了兩個極權主義，一個是希特勒極權主義，另一個就是共產黨極權主義。而中國‘紅衛兵’現象實際上就是共產黨極權主義的一個表現。 “共產黨社會還有個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剝奪了人的責任心，摧毁了一般人的倫理概念。他們把自己做的各種壞事都推為社會原因，而不去自己負責任。 “如果我們每人都承擔了一部分責任，共產黨社會也不會像‘文革’爆發這麼沒有任何阻擋。如果每個人都能負起責任，就能夠阻擋住共產黨社會很多醜惡東西。這也就是哈維爾所説的‘為真理而生存’，或者‘生活在真實中’。” 人們回憶與思考1966年“紅八月”時，也追溯那些當事人這些年來的蹤跡。 在美國的陸文禾博士説：“當時那些打人的人，那些‘紅衛兵’，別人下鄉時，他們不下鄉，去參軍；該上大學時上大學；該出國時就出國……反正什麼好事都是他們的，現在當資本家也是他們。” 艾迪先生説：“到美國來的好多當年的‘紅衛兵’，改名的改名，獻袖章的那位也改了名，是我們研究生院的同學。最早成立‘紅衛兵’的那位也在美國，好多都在美國。他們也背棄了他們當初的理想，也不要求去實現什麼共產主義了。對他們得罪了的那些人，他們沒有道歉，並不是被得罪的人吃齡，是他們自己吃虧了，他們一輩子在陰影下。” 陸文禾：“總的來講，我們這個民族不是個太老實的民族，對待自己不説實話，騙來騙去，還是騙了自己這個民族。 “打人的人不道歉，還有我們這些站在旁邊看，沒有出來阻攔的人也不談這件事情，沒有很多的正義感，自己做錯了事就掩蓋一下，只要跟自己不相干的別人受苦，不會站出來説什麼話。但我還看到一些人對這些事情有些反省，希望還總是有的。” 張郎郎：“‘文革’時，實際已經斬斷了這個政權和人民之間最後維繫的根。所謂打倒‘四人幫’以後，實際上中國共產黨有一次契機，但是平了‘民主牆’，到‘六四’’時，重新重覆了這個故事。 “可以説‘六四’的檜聲和‘紅八月’打死第一個人，實際上意義是一樣的，給大家的信號和它潛意識上的影響是相同的，就是吿訴人們，你只能做一個不説話的人，做一個奴隸。別的是假的，權力是真的，維護權力就是暴力。 “我們要重新反思‘文革’的打人和重新反思‘文革’的全過程，我們才能看清中國，看清現在我們到底定位在什麼地方。” 第四辑青春大流放——“知青”史話 第一篇青春大流放哀史 (首播：2003年12月20日） 1968年12月22日中國的《人民日報》傳達了當時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發出的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敎育，很有必要。” (插播：當時的歌曲和朗誦） 齊聲朗誦：“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回聲陣陣） 據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歷史大事年表》記載，從那個時候至1975年12月，全中國有2200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從1968年12月22日到現在，已過去35年。本月26日是毛澤東誕辰110周年，毛澤東離開這個世界已經27年。 “文革”結束後，青春大流放的歲月也趨終結，浩浩蕩蕩的“知青”返城大潮洶涌而起。圖為1978年冬一批云南“知青”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遊行請願，要求返城。 毛澤東逝世後，當年“上山下鄉”的“知青”中絕大部分人才得以陸續遷返回城市。如今大都50多歲了，他們遍布中國社會各階層和世界各地。 中國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是一場什麼樣的運動？與當今中國社會有什麼關係？當年的“知青”們走過了怎樣的人生道路？ (插播：當年歌曲，火車汽笛聲） 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 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革命最艱苦的地方去。 祖國，祖國！養育了我們的祖國 要用我們的雙手，把你建設得更富強…… 長期以來，中國的“知青”群體為什麼成為特別被關注的一群人？ 為《中國知青詩抄》撰寫序言、現在北京的《詩刊》雜誌編輯部主任，當年從北京到河北白洋淀插隊的“知青”林莽先生説：“古往今來的人可能會遇到這樣那樣的生活狀態，但是人類可能都處在一個真實的社會背景之下，會遇到各種不同的生存方式，而‘知青’這群人，因為有個共同大的社會大背景，所以成了特殊被關注的群體。” 要認識曾經“上山下鄉”的“知青”們，不能不瞭解“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歷史。 中國中央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敎授，《中國知青文學史》作者楊健先生認為：“劉小萌、定宜莊合著的《中國知青史》資料翔實，值得一讀。” 楊健：“‘知青史’的研究，我覺得劉小萌和定宜莊……他們是社科院搞清史的，專業素質非常高……他們的研究我覺得目前在國內是達到了比較高的水平。資料非常翔實，做了非常艱苦的工作。都是草創，找資料、找數字。有些東西是驚心動魄的，從很宏觀的角度解釋‘知青運動’。” 主持人：“在國內讀這本書的人多嗎？反響怎麼樣？” 楊健：“大概國內影響不是非常大。在圈子裡影響非常大，覺得非常好，等於是為‘知青文學史’奠定了一個基礎，因為‘知青史’搞不清楚，‘知青文學史’就更沒法談了。我覺得每個‘知青’都有必要把這本‘知青史’讀一遍。” 我採訪了《中國知青史》一書的二位作者，劉小萌和定宜莊。 劉小萌先生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主持人：“您是怎麼想到要寫一部《中國知青史》的？” 劉小萌：“因為我本人也是知青，我原來是景山學校……” 主持人：“很有名的學校，記得你們學校學生所戴的紅領巾都和別的學校不一樣，後面有一個斧頭鐮刀的符號。” 劉小萌：“還有個兒童團，上頭印著俄文‘少先隊員’（的字樣），所以當時受的都是紅色敎育，我本人是1968年8月從景山學校去的內蒙古牧區。在那兒放了5年羊，從那兒又轉回老家，比較曲折，又上技校。 “一直到‘文革’結束以後恢復高考，我才有機會上大學。我選擇的就是學歷史。這些年一直在念書，研究生念完博士，我博士答辯是1989年。 “‘六四’給我們無論海內海外的人震動非常大。” 主持人：“這種震動與研究‘知青史’有什麼關係？” 劉小萌：“我們為什麼研究‘知青’，研究‘上山下鄉運動’？覺得‘六四’包括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社會發展的反復，這些‘左’的東西，這些黑暗的東西，並沒有很容易地就退出歷史舞台，而作為我們這一代人、幾代人，實際對歷史上好多東西並沒有經過一個認真的反思反省。 “我覺得不單是我們的責任，還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説，對於這段歷史，官方一直是儘量所謂‘往前看’，不要去看所謂‘黑暗的東西’。可是我就認為，包括我的同事，包括定宜莊，我們就認為，你不回頭看，不總結歷史的經驗敎訓，那麼沉重的敎訓，怎麼能比較順利地往前發展呢？” 《中國知青史》的另一位作者定宜莊女士談到寫作這部書的動因時，同樣先介紹了自己早年的經歷。 定宜莊：“我是1968屆高中生，一零一中學畢業。1968年到內蒙牧區插隊，在那兒6年。1974年回北京當老師，因為我1977年生孩子，沒有辦法讀大學，所以1978年考的北師大歷史系。畢業後到中央民族大學讀研究生，後來與劉小萌同學。1993年我來到社科院歷史所。” 主持人：“您和劉小萌先生都是做清史研究的，後來怎麼想到寫《中國知青史》呢？” 定宜莊：“我們都是學清史和滿族史的，做《中國知青史》這個書主要是因為那些年好多人都回憶起那一段（‘上山下鄉’）來覺得好像是一種‘青春無悔’的感覺，當時有一本四川知青寫的書，回憶他們當年的生活，那本集子就叫《青春無悔》。 “其實最早時是因為‘知青’回城後境遇開始改善的時候，就開始有一些集會，有些人就特別激動地回憶起那個時候的‘插隊’。” 主持人：“是怎樣的一種‘激動’？” 定宜莊：“我們那個時候的感覺和現在還不太一樣，畢竟剛剛離開插隊的地方時間還不太長吧，80年代。尤其一些高幹子弟和出了國的人，他們就覺得那段生活特別值得追憶，好多的磨練使得他們能夠走上一條在仕途上、學業上比較順利的道路，他們就歸功於那段生活。而且那個年齡，不到40歲，展望未來覺得自己將來是要成為楝樑的，因為這些人的聲音是最響亮的。 “另外一些人是一幫‘知青作家’，我當時有一個反感，覺得他們有一種洋洋得意的東西。” 主持人：“您自己也是‘知青’，後來也上了大學，您怎麼想？”定宜莊：“我當時的一個感覺是，事實上真正付出代價的不是這群人，也不應該喊出來‘知青運動萬歲’這樣的口號。我覺得真正付出代價的很多很多人實際還在生存線上掙扎，可是他們沒有發出自己聲音的可能。後來我就想，既然我現在已經受了那麼多年的史學訓練，我應該……除了他們以外我也有嘴，我也可以講話，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最早的時候，中共中央高級黨校有一個也是研究這方面的一位女學者叫張化，她寫了一篇文章，説知青運動原來還是對的，‘文革’前這場運動都是應該受肯定的，只是因為‘文化革命’讓‘四人幫’破壞了之後，這場運動才扭轉了它原來有的方向，變成一場災難了。 “我對她這種想法直覺就不特別贊成。我想，真正大量的‘知識青年’不是從這裡邊受益的，而是受害的。尤其是很多很多人，後來再也沒有可能走上原來自己生活軌道的。這就是我後來在《中國知青史》的前言裡特別提到了，我説還有很多人已經付出生命，他們沒辦法説出他們的話來。 “第二從學術上，既然他們提到這個問題，而且那篇文章當時特別特別受到讚揚，不僅當時，到現在很多人都認為那個觀點是正確的。我想，我既然學歷史，既然這是我的本行，我就特別想探索一下這個政策，它從頭到尾是有連續性的，還是因為‘文革’確實使它打斷了。我就想做個學術方面的探索。 “還有一點，有點兒剌激我的就是很多那時候的‘知青作家’，他們就喊出一個口號，説寫知青的歷史，現在這個責任就歷史地落在我們這些文學家的肩上了。可是我當時已經學了很多年史學，讀到博士畢業。我就覺得實際上史學和文學是兩回事，而且就看這幫‘知青作家’的狀態，他們是不可能寫出‘知青史’來的，因為歷史不是需要一個感覺，是需要很嚴肅的學術研究。所以很多很多原因綜合在一起，我想試一試。” 《中國知青史》的兩位作者又是怎麼走到一起的呢？ 劉小萌先生説：“我們倆怎麼走到一起？因為我們的專業都是‘清史滿族史’，碩士考的都是著名清史專家民族大學王鍾漢老先生的學生，等於是他的開門弟子就是我們兩個。我們思想觀念經歷都差不多，所以後來做‘知青’研究也是志同道合。 “當時我們選擇寫‘知青上山下鄉’歷史，確實把它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通過對這個事件的解剖、反思來認識這段曲折的歷史。” 主持人：“您做有關‘知青’的研究題目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劉小萌：“從1990年代初開始做這個工作，到1995年做完初期的‘中國知青試點’，到1998年1月初的《中國知青史》。” 主持人：“現在在中國國內做這種工作有沒有足夠的空間？” 劉小萌：“大陸的學術空間、包括‘知青’研究的空間，我覺得一方面是客觀環境有個限制，另外一方面，從‘知青’本身或者‘知青’的學者，應該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擴大這個空間。 “去年我又進一步做了一個工作，就是《中國知青口述史》，這個工作也基本上做完了。這個月就要出版。” 主持人：“你們所寫的《中國知青史》不是從1968年開始寫起，能不能請您談談‘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緣起，有經歷了怎樣一個過程？” 劉小萌：“‘上山下鄉’可以説從50年代就開始了。然後到1962年，國家開始作為一項政策正式確定，成立了正式的結構，從中央到地方都有‘知青辦’，開始正式組織。一直到‘文革’大規模‘上山下鄉’。這個過程一直到1970年代末‘文革’結束以後才終結。 “‘知青’那代人在大陸的大部分已經退休下崗了。像我們受過高等敎育這種現在一般還有個工作，有個飯碗。大部分在工廠的都已經下崗了，而且有些……説實話是很貧困的。 “關於‘上山下鄉’的緣起，現在從學術研究來講，無論是海內 還是海外，大家的觀點不太一樣。概括一下有兩個基本的觀點。 “一個是認為原因是多方面的，起最主要作用的是經濟原因；另外一種觀點就比較看重毛澤東的政治思想，認為政治原因是主要的。 “後一種觀點比較典型的是，法國有一個學者叫潘鳴嘯，他跟我是好朋友，可是我們觀點不一樣。我個人認為基本還是一個經濟體制的問題。因為從1950年代開始，搞比如勞動就業，國家統統都管起來。毛澤東也説過‘我們統統都管起來’，所以整個人才市場越來越狹隘，同時人口就業升學壓力越來越大，再加上共產黨政策上的種種失誤，比如造成最著名的大家都知道的‘三年困難’。 “在這個背景下，才把‘上山下鄉’運動提上了官方的議事日程。到了‘文化大革命’天下大亂，大批‘老三屆’學生就業也無路，升學也無門。在這些種情況下，才進一步把‘上山下鄉’推向一個高潮，標誌就是毛澤東1968年12月關於接受所謂‘再敎育’的‘最高指示’。在這個指示的發動下，才有更多的知青‘上山下鄉’。” 到底當年“上山下鄉”運動有多大規模，多少知青曾經“上山下鄉”，來自各方面的統計數字不盡相同。在採訪《中國知青史》作者之一劉小萌先生時，我向他請敎當年到底有多少人當過知青。 劉小萌：“現在有種種説法，例如説2000多萬，或者説3000多萬，這實際上不太準確。根據官方知青辦機構的文件説，從1962年到‘文革’爆發，大概100多萬城鎮‘知青’‘上山下鄉’。其中最重要的，比如上海，從1962年到‘文革’前，單去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就有10萬‘知青’。當然主要的還是到農村插隊。 “‘文革’中比較多，按官方説法有1400多萬，從1976年到1979年末大概還有100多萬吧，合起來可能接近1700萬。這個是指的城鎮戶口的學生到農村去的‘知青’，有人説3000萬甚至更多的實際上可能把‘回鄉知青’也包括在內了。比如他原來家在農村，後來在城鎮上學，畢業再回到農村，叫‘回鄉知青’。所以大家關於‘知青’的概念，廣義的還是狹義的反正也不太一樣，所以估計的數字也不太一樣。 “‘知青’中‘回鄉青年’的人數遠遠超過城市‘知青’。我研究的重點當然是城市‘知青’，因為我覺得他們跟農村‘回鄉知青’還是有種種區別。” 我請《中國知青史》的另一位作者定宜莊女士談談她所考察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緣起和發展過程。 定宜莊：“從1953年時中央就有政策動員農村中小學畢業生回鄉從事農業生產。從50年代開始，這個政策實際是一貫的。最早的時候不是一個運動，只是一種政策。這個政策是用來安置那些沒有條件升學的青年的，不僅僅是城市的‘知青’‘上山下鄉’，因為最早的時候這政策針對的是那些農村的中小學畢業生而沒有辦法升學的。所以我把‘知識青年’定義為一個‘廣義’，一個‘狹義’。 “‘廣義’的概念就是所有當時在正規的中小學裡讀過書，然後回到農村或下到農村，我是以這個來作為定義。因為我覺得在當時社會其實一直到今天為止，最大的不公平就是城鄉之間的差別，也就是有城市戶口和沒有城市戶口的差別。我就從這個角度來討論這項政策。而且我覺得當時為什麼會產生這個政策，不僅僅是因為口頭所説的‘讓知識青年受到锻煉’，或者是‘和工農結合’，而是當時在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背景之下，很多路已經越走越窄了。 “例如學校，只能是公有的，只能是國家辦的。所有私立和民辦的他們都已經停止了。然後農村的孩子到了城市沒有辦法找工作，所有的門都向他們關上的時候，唯一的辦法只好安置到農村去。‘文革’後演變成一場運動，所有的做法實際都是沿襲的從50年代一直到1965年那一套安置工作，都是它的翻版擴張和誇張，都是一脈相承的。而且做法實際從制度來説，也是一脈相承。為什麼‘文革’以後又拾起這個來，正因為後來各種問題不是緩和而是更加激化了。” 主持人：“您認為這場運動的結束怎麼界定？” 定宜莊：“結束當然是到了1979年，從官方來説已經承認這個政策不能再往下執行了，不再要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可是如果説這場運動終結……我前些日子正好去參加了鄧賢的《中國知青終結》這本書的一個新聞發布會。因為當時他們主要只重視讓作家發言，所以我當時沒説話。當時我想提出的問題是，他憑什麼説這場運動是以那些到境外去參加作戰的那些人作為‘終結’？沒有這個道理。實際上到現在為止很多人還留在那兒呢。要説‘終結’我覺得也許要等這一代人都不在了。怎麼説呢這個事？（笑）” 主持人：“您怎麼給‘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定位？” 定宜莊：“我仍然覺得這個政策是當時整個制度結下的一個苦果。我對這個政策當然是否定的。可是從‘知青’群體本身來説，問題就比較複雜，涉及也比較廣泛。例如這在城市化進程中應該怎麼評價，還有從社會學角度，‘知青’群體到了邊疆後對於邊疆的影響，包括去的主要都是少數民族地區，對於各個少數民族和漢族的關係，這些我覺得一言難盡，沒法用幾句簡單的話來定位。 “對於這群人來説，要説失敗當然有很多很多道理來講。首先政策是失敗的，另外在那邊對生態造成的影響，還有作為這個群體整體來説付出的代價特別特別慘重。一代人在文化上發生了一個斷裂，其實就是生命鏈條上的一個斷裂。這裡邊就涉及到包括家庭關係，包括子女敎育，包括對人生的一些看法。” (插播：歌曲《我們這一輩》） 我們這一輩，和共和國同年歲。 有父母老小，有兄弟姐妹。 我們這一輩，和共和國同年歲。 上山練過腿，下鄉練過背。 我們這一輩，學會了忍耐，拒絕了後悔， 酸甜苦辣釀的酒， 不知喝了多少杯。 啤吻！...... 我請《中國知青史》這部書的作者之一劉小萌先生談談他怎麼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對中國當代社會的影響。 劉小萌：“這個影響我在《中國知青史》裡都談過，可以從不同層面來談。就從狹義培養人才來講，敎育整個中斷了十幾年，對國家的整個發展就是一個特別大的損失。這是從國家的發展來講。 “要從‘知青’本身來講，這一代人的現狀就説明問題了。雖然有些所謂的‘成功人士’現在也説因為那場锻煉經過了種種磨難，他最後才事業有成……我不否認在苦難中也可以锻煉人，可是我們這代人這種損失我覺得是無法彌補的。包括許多下崗的、待業的，或者現在在貧困中生活的這些‘老知青’，我覺得他們之所以落到這種境遇，並不是因為他們個人不努力，或者是他們的智商比別人低。因為我後來做‘知青口述史’，注意到好多‘知青’確實跟他家庭出身、後來的遭遇，都有直接關係，不是他個人能決定的。 “有時候‘知青’開會，我看他們有的人也説‘後來恢復高考，每個人都有機會’，言外之意就是説你現在處境不好是你個人的原因，不要去怨天尤人。 “我不這麼看。因為我就覺得可以説是毁了一代人。付出的代價確實是太大了。對有些人來講，是他人生的一個坎坷，對有些人甚至影響到他的下一代。 “另外説到影響，我覺得還有一個思想的影響問題。當時無論‘知青’的出身家庭是什麼樣，起碼在‘文革’初期，可以説絕大部分都是那個思想體系。可是為什麼最後到‘文革’以後有一種論點説這是所謂‘廢掉的一代’。我覺得是覺悟的一代。因為他這種‘覺悟’是在農村基層艱苦的環境，包括挫折，不是很正常的一個成長環境和過程裡，反而促使思想上的脱胎換骨的變化。我本人是這樣，而且我周圍的許多朋友也是這樣。” 定宜莊女士接受我採訪的時候，表達了她研究記錄“中國知青史”的心志。 定宜莊：“對於這個影響深刻、時間長達幾十年，而且它是跟解放以後所有政策關係這麼緊密，而且在當時來説觸及人靈魂深刻的這麼一段歷史，我們做歷史學家當然要記錄了。而且這個東西以後就是……不是現在要記錄。永遠是作為人類歷史發展的一個非常重要 的過程，我覺得這裡邊有很多敎訓可以吸取。如果我們自己不説話，而讓後人把它讚揚為是對人一個‘洗禮’、一種‘锻煉’的一場‘偉大運動’的話，我們就對歷史特別不負責任了。” (插播歌曲） 男獨唱：我們這一輩，和共和國同年歲。 熬盡了苦心，交足了學費…… 第二篇“知青文學”史略 (首播：2004年1月17日） 本篇訪問《中國知青文學史》作者和幾位“知青”作家、編輯以及評論者。 這些年來陸續有一些描寫“知青”人生經歷的文學作品出版，人們如何評價這些被稱為“知青文學”的作品呢？ 劉小萌先生説：“看法也不一樣，大陸有些我的朋友，包括一些文藝界的朋友，搞文藝評論的甚至很有名的出版家，他們就認為真正的‘知青文學’現在沒有出現。” 主持人：“對這種説法您怎麼看？” 劉小萌：“我認為是比較極端的。因為他也同時指出了‘知青文學’的種種局限。我倒是有一個不同的看法，‘知青文學’起碼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走在我們‘知青史學’前面，許多應該由史學家來做的工作最初都是由‘知青文學’來展示的。例如東北‘兵團’知青的情況，尤其像鄧賢後來寫雲南‘知青’的《中國知青夢》，現在一般都是把它納入文學，他最早用了不少雲南‘知青辦’的檔案資料。這些工作本來應該由史學來做。 “知青文學”的代表人物、詩人食指肖像。 當蜘蛛网無情地查封了我的爐台，當灰燼的佘煙嘆息著貧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執地鋪平失望的灰燼，用美麗的雪花寫下：相信未來。 ——食指《相信未來》 “所以，不管他們文學作品有什麼局限，我覺得他們還是起了非常積極的作用。因為史學本身也有自己的局限。 “前年，大陸戲劇學院一位很有名的學者楊健，寫過一本《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前年由工人出版社出了一本很有影響的我覺得對研究‘知青史’很有價值的書《中國知青文學史》’就是把宏觀研究向專題研究的推進。我覺得楊健的書力度比較大。” 我採訪了《中國知青文學史》作者、中央戲劇學院敎授楊健先生，請他簡略談談他筆下的“中國知青文學史”。 楊健：“我覺得‘知青文學史’是‘知青史’的一個分支。我這次搞‘知青文學史’，從50年代‘知青文學’開始搞起，一直寫到2000年。 “我把‘知青文學’分了五個階段。 “‘文革’前有個‘上山下鄉運動’，1953年到1966年，是第一階段。我們所知道的‘返鄉知青’、‘支邊知青’。 “中國原來是城鄉一體，城市可以自由流到農村，農村也可以很自由地流到城市。當年一個鎮裡就有師專，會有北大的學生到那兒去當老師。鄉村往城市流動也是非常自由的。什麼時候開始切斷？是1953年，國家有個‘城鄉分治’政策，開始有農村不能向城市流動的戶口政策。從這裡‘上山下鄉運動’才開始起來。所以我覺得，‘城鄉分治’政策的建立和‘上山下鄉運動’的形成是一個邏輯的關係。 “五、六十年代農村‘知青’回鄉，政府動員在城裡上了學的鄉村青年回鄉務農，建設農村，因為當時城市已經不能容納他們了。” 主持人：“這時候有些什麼‘知青文學’作品？” 楊健：“為了配合國家政策，出了一批‘回鄉知青’的文學。例如《我們村裡的年輕人》，寫‘回鄉知青’怎麼和復員軍人一起建立水電站。” (插播：《我們村的年輕人》電影錄音，對白） 女：“你們好！哎呀，是開會啊。” 男：“素珍，你回來电！是不是回村參加勞動來了？” 女：“是啊。” 男：“中學畢業了吧？” 女：“畢業了。方林哥你好！” 男：“你好！” 女：“哎？這位同志是哪兒的？是縣上的？” 男：“你連他都不認識？高占武。高爺爺的孫子，前些時候剛從志願軍復員回來。在志願軍當過排長，還得過功臣獎章。” 女：“奥，是占武哥呀。老社長，從今天起我也是社員了。” 男：“怎麽？你不走了？” 女：“是啊，參加生產，跟你們一起幹活。” 男：“好啊，你想幹什麽？由你挑吧。” 另男：“算了吧，過些時候找個好對象啊，還不是跟著人家上城去了？” (幕笑） 女：“在農村裡就找不上對象嗎？”（幕笑） 男：“呵，看樣子還想找個農民哪！” 女：“怎麽？農民就不能算人嗎？老社長，請你分配工作吧！只要是對社會主義建設有利，什麽差事我都幹。” 楊健：“這都是當時配合國家政策宣傳‘鄉村青年不要進城，好好在農村幹是有前途的’，出了很多這樣的作品。 “接下來就是60年代開始有‘支邊文學’，因為1958年‘大躍進’以後經濟衰退，城裡人不能就業，就開始動員‘知青’下鄉。所以這個時期又出了一批城市‘知青’下鄉的文學，例如《朝陽溝》。” (插播：當時非常流行的豫劇《朝陽溝》中銀環的一段唱) 銀環：“農村是我們的廣闊的天地，千絛路我不走，選定山區……” 楊健：“這都是動員城市青年到鄉下去了。這時候重點就向城市‘支邊青年’轉移了，由於國家政策的需要。 “第二階段，作為‘知青文學’史的發展是‘紅衛兵’時期。尤其是中學‘紅衛兵’，他們在‘文革’中的文學活動奠定了他們下鄉後一些文學活動的基礎，後期影響很大，我就把它劃為一個階段。 “當時主要因為‘文革’，亂了，有些相對自由寬泛的發展階段，包括最後‘紅衛兵’運動過去，有一個反思。這個時期出了一批比較著名的作品，包括大家知道的，郭路生（筆名食指）的詩《相信未來》。” (插播：北京文化工作者李恒久朗誦《相信未來》選段，此詩作於1968年） 當嫩蛛網無情地查封了我的爐台， 當灰燼的餘煙歎息著貧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執地铺平失望的灰燼， 用美麗的雪花寫下：相信未來。 當我的紫葡萄化為深秋的露水， 當我的鮮花依偎在別人的情懷， 我依然固執地用凝露的枯藤， 在淒涼的大地上寫下：相信未來。 是的，相信未來， 這是最迷人的色彩。 是的，相信未來， 這是最温暖的乾柴。 我要用手指，那滾向天邊的波浪， 我要用手掌，那托住太陽的大海， 搖曳著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筆桿， 用孩子的筆體寫下：相信未來。 朋友，堅定地相信未來吧， 相信不屈不撓的努力， 相信戰勝死亡的年輕， 相信未來，相信生命！ 楊健先生評論説：“他反映了這一代人獨立的語言和思想開始產生，我覺得他的重要性就在於為後來‘知青’在民間的寫作奠定了一個基礎。 “還有就是‘文革’中的‘上山下鄉’階段，1969年（或者説1968年）到1978年。這是‘知青文學’的主幹。 “‘知青’又可以分為兩個大的群體。 “一個是‘兵團知青’，集體的，有班排連管制的。例如內蒙‘知青’，到連級幹部是配現役軍人的。還有一部分是‘插隊知青’，在鄉村裡，管理是很寬泛的，很自由的。 “這兩部分‘知青’在文化上是兩個形態。 “在‘兵團’的是有組織化的，組織出面，組織他們創作。歌頌‘文革’、‘上山下鄉’、‘接受再敎育’……出了一些作品，湧現了一批作家。內蒙、東北、新疆‘兵團’都出了很多畫冊、詩選，都是有組織的出版。另一部分是‘插隊知青’，完全是各村各隊自由創作狀態，民間狀態。 “我覺得這是特別有意思的兩個群體，兩個不同的傳統。‘文革’結束後，在‘後知青文學’的發展，他們都同時產生一些作用，形成不同的發展方向。” 主持人：“剛才説的第三階段劃到‘文革’結束後，大批‘知青’返回城市的1978年，再後來的階段是怎麼劃的？” 楊健：“是‘文革’結束後到‘新時期’階段，國家轉型又有‘後知青文學’，梁曉聲、張抗抗……他們很多作品都是在‘新時期’以後創作的。80年代以後有‘政治改革’，開始建立我們現在説的意義上的反映以‘知青’生活為主題的文學潮流。主要反映在城市為了生存，‘知青’返城後要表達自己的話語，形成一批小説。比較有代表性的作家就是梁曉聲。” 主持人：“您怎麼看梁曉聲的‘知青文學’作品？” 楊健：“我覺得他是作為‘官方話語’的一部分出現的。” 我採訪了現在在北京的著名作家，曾經在黑龍江當過多年‘知青’的梁曉聲先生。 主持人：“前幾天中國一些人紀念毛澤東冥誕110周年，有些文章也有些活動，對於正值毛澤東在‘文革’中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35周年，對於‘文革’中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您最近看大陸報刊上有沒有人提起？” 梁嘵聲：“好像沒有。” 主持人：“能不能請您回顧一下一直以來您寫的有關‘知青’的主要作品？” 梁曉聲：“短篇寫了《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獲1982年短篇小説獎。中篇寫了《今夜有暴風雪》，獲1984年中篇獎。長篇寫了《雪城》上、下集，100多萬字，寫到了‘知青’返城後的經歷。嚴格説，已經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知青’在農村的那種生活經歷了。其中有50萬字寫到返城之後，重新尋找工作、組建家庭這樣一些人生經歷。接下來又寫了70萬字的《年輪》。 “最近我在整理出文集，就發現我的短篇差不多都是以‘知青’生活為題材的。但是中篇相對別的篇目多些。隨著自己年齡的增長，我書中的主人公男女逐漸由青年轉換為中年男女。我筆下的中年男女都會有‘知青’生活的經歷。當然在現實生活中，現在這一代人都快成為社會的邊緣人了，都已經快60歲了，最小的年齡也在四十五、六歲，像我‘文革’老初三的，五十四、五歲了。” 主持人：“《中國知青文學史》作者楊健先生認為，您的知青文學作品是作為官方話語的一部分出現的，您自己怎麼看呢？” 梁曉聲：“假如我所有的作品，包括獲獎作品、或拍成影視影響比較大的作品，如果今天再重寫的話，狀態和當年是不一樣的。 “在80年代，一個思想最解放的人、主張‘思想解放’並且希望推動思想解放的人，他關於‘思想解放’所發表的話語放在今天來看的時候，你都會覺得其實還有很大很大的局限性。但是當時的言語可能已經説到了允許的極限。 “我覺得我當時寫小説也是那樣。因為這些作品，就説我獲獎的《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在能不能評獎的時候也引起爭論，也有人激烈地反對，因為那裡邊寫到‘知青’的死亡。《今夜有暴風雪》也是受到很大爭論，甚至首發它的《青春》刊物的主編都準備發完這篇也有可能被撤職，説‘撤職我也要發這一篇’。這兩篇作品後來在拍成電影的過程中，拍到一半都同時下馬。例如這兩篇作品拍成的電影和電視劇就從來沒有在我所生活過的黑龍江‘兵團’放映過。” 主持人：“您知道什麼原因嗎？” 梁曉聲：“我當時所在的‘兵團’後來改成農墾總局是禁止這兩部電影去放映的。在當時寫到那種程度已經是這樣了，它的獲獎是一種僥倖。例如《雪城》拍成電視劇的時候遲遲不能播放，那是後來開了個研討會，由於‘知識青年’這樣那樣的強烈要求，才播放。 “當時在創作上有一種説法叫‘在鋼絲上跳舞’、‘打擦邊球’，要不你就説‘我寫好了放在抽屜裡’。” 主持人：“現在您還寫‘知青文學’作品嗎？” 梁曉聲：“我真的不願意大家去思考問題、搞文化的時候沉湎在‘知青’裡邊，再説多麼多麼的深刻、重要，還能深過‘文革’本身嗎？我倒恰恰覺得對‘文革’本身思考還遠遠不夠，值得梳理的許多都遠遠不夠。我覺得把‘知青’作為‘文革’的一部分，我還是願意多思考‘文革，。” 楊健先生繼續回顧《中國知青文學史》，談他所劃分的“五個階段”中後兩個階段。 他説：“‘新時期’是1978年到1989年；還有‘後新時期’，1990年以後‘知青文學’又有一些發展。” 主持人：“這兩個階段的作品您比較關注的是哪幾部？” 楊健：“我覺得是岳建一編的一套《知青民間備忘文本》，他出了一批，就是以民間立場、個人立場，私人敘述紀實性的一些作品。 “我覺得比較好的作品就是《血色黃昏》，隨著歷史的發展，大家會越來越意識到這本書的重要性，它是個百科全書。” 我通過越洋電話採訪了被楊健先生稱為“百科全書”的小説《血色黃昏》的作者、現在北京的老鬼，他的本名叫馬波，15年前是《法制曰報》編輯、記者。 主持人：“請問您的小説《血色黃昏》是哪一年出版的？” 老鬼：“1987年吧。” 主持人：“您現在做什麼工作？” 老鬼：“我沒什麼工作，‘六四’以後被開除了。” 主持人：“在《血色黃昏》之後您又出版了《血與鐵》，您現在就是專心當您的作家？” 老鬼：“在家裡坐，就是作家。（笑）” 主持人：“請講講您當初寫作《血色黃昏》的緣由或動因？” 老鬼：“我們這一代‘知青’非常坎坷，‘插隊’的和‘兵團’的還不大一樣，‘兵團’的更坎坷。因為‘插隊’的生活很苦，但是政治上還比較自由。‘兵團’特別‘突出政治’、‘緊跟形勢’，所以什麼事都發生過。我自己就是個例子。是因為‘一打三反’就給抓起來了。我們團抓了三個，都是‘知青’。” 主持人：“您在《血色黃昏》中寫了這些。您怎麼想到把這些事寫進小説？” 老鬼：“因為我寫申訴狀寫了好幾年，我的事能倒背如流。我就把這個申訴狀擴大豐富、精雕細刻。” 主持人：“您當過‘知青’也寫過‘知青’，對現在看到的這些‘知青文學’怎麼看？” 老鬼：“哎——（長歎），反正有時候我就覺得有點太沉溺於過去了，那不行。其實我現在自己就是在沉溺於過去，因為，我覺得過去有些事現在還沒有説完呢。例如説‘文革’中好多事，我就覺得，你要不説出來年輕人都不知道。所以我就覺得有責任有義務寫出來。” 楊健先生對老鬼的小説《血色黃昏》作了這樣的評價：“這部小説很真實地反映了當時內蒙的社會是個什麼樣子。不是簡單的跟自然鬥爭，反映了‘文革’社會的複雜性，‘知青’的很多苦難都是社會體制造成的。 “長篇小説比較重要的還有就是王小波寫的《黃金時代》，我覺得這是文學成就很高的。接下來我想推薦的是逍遙，一位女士，內蒙知青寫的《羊油燈》，我覺得很值得一讀，非常真實，屬於自傳性長篇小説。” 小説《羊油燈》的作者逍遙女士現在住在北京，她原在國家工商局工作，已經退休。我請逍遙女士談談《羊油燈》的成書經過。 逍遙：“本來這段事情已經跟大家似的被遺忘了。後來呢……這還是應該感謝我的一個好朋友李楠。其實我們這套書的很多作者都是她把我們組織到一塊兒的。我們這段生活她都比較瞭解。她説‘你們一定要寫出來’。 “我本來還不想寫，我説都是過去的事情了，因為有的事情回憶起來比較觸動靈魂，比較傷心，就不要提了。後來李楠就跟編輯岳建一做我的工作。李楠説，你就寫一段。岳建一編了一本《知青情戀報吿》，李楠在其中寫了一篇文章。李楠説讓我寫，我就對付她，寫了幾千字。 “岳建一看後，特意給我打了電話，談了兩個小時。他説‘這是歷史，歷史是不應該被遺忘的，人活著有責任’。他一提‘歷史’、‘責任感’就比較打動我了。於是我就答應他‘行，我寫’。我就用了一年多時間，寫出了《羊油燈》。” 主持人：“您覺得寫得怎麼樣？” 逍遙：“總的來説現在我覺得比較遺憾。我當時沒有特別認真地把這些東西好好理清楚，寫得比較糙，所以有點對不起讀者，甚至也對不起我那段歷史。但總的來説，還是把那段時間寫清楚了，這點還是比較好的。而且從這個事情，後來我又開始寫別的，也都是關於歷史上的這些事情。” 主持人：“又有發表的嗎？” 逍遙：“沒有。人家説不大符合‘主旋律’。但是我覺得這些歷史如果被人遺忘，對現在年輕人提起很多過去的事情，他們都不知道，我覺得我們有必要特別把年輕人不知道的歷史寫下來。也希望過去的這樣的日子不要再重現。” 楊健先生評價逍遙的小説《羊油燈》：“這位內蒙‘知青’寫的這部書，在這套書(《中國知青民間備忘文本(叢書)》，中國工人出版社，責編岳建一）中比較有代表性、比較真實的一種個人記錄。我覺得和梁曉聲早期的創作不太一樣。 “還有就是陝西‘知青’寫的一套圖文並茂的叫《守望記憶》，也相當不錯，反映了‘知青’要寫真實歷史的願望。” 談到這些年中國“知青文學”的出版，《中國知青史》作者之一劉小萌先生説：“我要特別跟你推薦一個人，岳建一，他的貢獻非常大。他的貢獻我想將來可能不單是這個‘知青’題材，好多想法大家都一樣，就是來剖析那段歷史、那時的社會。我們都是體制內的人，可是他作為一個出版家，從剛開始到現在有十幾年了，我個人認為他一直是走在出版界的前頭。 “例如一些很有影響的思想解放的，或者説思想性比較強的、批判力度比較大的書，都是出自他的編輯。最早老鬼的《血色黃昏》，《中國“左”禍》（文聿著），前些年還編過《中國知青情戀報吿》，那個相對來講……當面我也跟他説過‘糙了點’（笑）。後來他編得比較好的就是關於‘知青’的，出過兩集了，每集有5本，其中包括小説、回憶等的《中國知青民間備忘文本（叢書）》，真實反映歷史，特別強調真實。 “我寫過書評。從文學角度講，文學水平並不高，價值就在於歷史的真實。他把那種非常真實、非常觸目驚心的歷史吿訴給世人。對將來研究這段歷史，讓更多的中國人，包括海外的人瞭解這段歷史，都非常非常有價值，這是他特別大的一個貢獻。包括楊健的書，也是他出的。 “後來為這個，官方對他的出版很不滿意。有個東北的‘知青’……我也挺感動的，跟我説寫了一部稿子，就把稿子寄給岳建一，在信上還是電話上跟岳建一説‘正是因為他們現在封禁你，我才把稿子寄給你’，就是作為一種支持。 “岳建一真是非常不簡單。” 出版家岳建一先生早在5年前就接受過“心靈之旅”節目採訪。在“文革”大規模“上山下鄉”35周年的時候，我再次採訪了岳建一先生。 回顧這些年來他見到的有關記述“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圖書資料，曾經當過“知青”的岳建一先生十分感慨。 岳建一：“實際上大概有將近20多年了，我一直在收集‘知青’的圖書，大概現在有數百種，資料也有上千萬字，整個的感覺是非常失望的。我覺得更多是那種懷舊式的、自戀式的，這沒有什麼不可以，但是，面對這樣一場大的災難，我們民族幾代人，特別是知青這一代，經歷這樣一場精神的浩劫，空前絕後的精神滅絕。我們作為過來人，僅僅是那種懷舊式的、回顧式的，甚至是自戀式的，夠嗎？ 我們是不是愧對這樣一段生命經歷？我們是不是太蒼白了？” 主持人：“請問您怎麼評價這些年來出版的‘知青文學’作品？” 岳建一：“我認為中國只有知青集體的喪失記憶，當然極少量的像《血色黃昏》、《無人部落》、《大祈禱》、《中國知青夢》為代表的極少數作品除外。絕大多數‘知青’的文學，我認為不過是在顛覆常識和歷史。因為作者們不能夠直面真實的歷史，真實的自我，真實的靈魂，以及靈魂的處境。” 主持人：“據您看為什麼會這樣？這裡邊到底有什麼問題？”岳建一：“因為奴性浩浩蕩蕩地淹沒了人性，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怎麼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知青文學’？所以認為，比‘文化大革命’這樣一場悲劇更為慘痛的悲劇就是我們集體地喪失了記憶，我們集體地沒有產生回顧那樣一段歷史的應該具有的、相適應、相稱的文字。在今天這樣的時刻，我們應該把這樣一種想法吿訴我們的後人。 “這是我在毛澤東‘文革’時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35周年這樣一個日子的一種感受。” 第三篇“知青”的“世界革命”夢 “知青”的“世界革命”夢 (首播：1998年11月7日） 北京《華人文化世界》編輯室主任李恒久先生1966年“文革”開始前讀高中三年級。他從小有一個心志：“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但是在“文革”那個特殊年代，因此卻招來了他意想不到的災禍，也讓他在人生課堂裡學到了特別的功課。 李恒久：“我從小就比較喜歡冒險，我也喜歡看法國作家儒勒•凡爾納的作品，像《地心遊記》、《氣球上的五星期》、《格蘭特船長的兒女》、《海底兩萬里》……對我的影響是很大的。我就幻想有一天，我要去看一看這世界的‘八大奇跡’啊，去看看凱旋門，非洲的撒哈拉、金字塔…… “文革一開始，前途無望了。我身邊的人家破人亡的可以説是比比皆是。 “所以，那時候在北京停留已經沒有意義了。” “文革”關閉了所有學生升學的大門，李恒久和他的同伴們只好到圖書館去找書讀，到天涯海角去尋找人生的意義，尋找自己的位置。 李恒久：“當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徹底粉碎了我們這一屆高中畢業生邁向大學校門的夢想。‘紅衛兵’運動從一開始就注入了鮮明的‘血統論’的內容。 “我出身於資本家家庭，自然屬於被歧視之列，1967年上半年，‘紅衛兵’運動的狂飆時期已經過去。一部分北京的中學‘紅衛兵’在沒有出路中尋找著出路，同時正值‘抗美援越’，部分‘紅衛兵’從炮火連天的越南戰場看到了更具剌激性的‘為世界革命獻身’的機會。 “於是，採取各種途徑到了越南戰場。” 在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歷史大事年表》上我們能看到那一時期毛澤東發布一個又一個最新指示。文化名人一位又一位被迫害致死，間或還可以看到越南共產黨領導人一次又一次來訪，以及中國與緬甸兩國政府關係空前惡化的翔實記錄。 李恒久：“1967年有一批中學生到越南去’目的是參軍’當時‘抗美援越’第一批到越南去的人，是一百中的，都是培養那些飛行員的。 “有個叫趙建軍，他是第一個過去的，最後死在炮位上了，美國軍隊給炸死的，被炸得很慘。他是老高三的（1966年高中畢業生），20歲。 “死在緬甸的是張育海，因為參加了緬甸共產黨。張育海過去後不到兩個月就犧牲在那兒了。他們主要和緬甸政府軍作戰。 “他們死得是非常可惜的。因為張育海文筆非常好，當時都是很狂熱衝動的，口號是‘不是戴著勛章回來，就是死在戰場上’，這個口號當時在中學生裡很有鼓動性。” 從小就對中國之外的世界充滿好奇的和嚮往的李恒久也想到越南去看一看。 李恒久：“1967年8月我和北京翠微中學的‘紅衛兵’鄒梅國一同搭乘北京開往憑祥的火車成功地越境到了越南。 “過去以後，在我身邊大概一米的地方，很長很長的大蟒蛇，因為在我蒿草裡邊打手電筒看地圖，餘光正好射在那個蟒身上，很兇險的。如果踩在上邊，那就完了。我們在山裡邊走，在半山腰上把蒿草給割掉以後，腳踩在土坑裡，就這樣掛在山上，我們睡了一夜。” 李恒久的回憶把人帶到那個今天看來是“天方夜譚”的時代。 (插播：當時的歌曲） 合唱：山連著山，海連著海，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海靠著山，山靠著海，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紅日出山臨大海，照亮了人類解放的新時代， 看舊世界，正在土崩瓦解， 窮苦人出頭之日已經到來，已經到來…… 馬克思、恩格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號召和毛澤東所謂“世界革命”思想的影響，使一些當時因“文革”而失學的青少年們漸漸把目光轉向彌漫著炮火硝煙的戰場。他們想到越南參加人民軍“抗美援越”，或者到緬甸參加共產黨游撃隊，也許只有在那裡，對“革命”的嚮往才能化為行動；對革命的忠誠才能得到證實。 著名中學北京四中的學生張育海參加緬甸共產黨游撃隊在作戰中犧牲，同學們至今沒有忘記他，更惋惜他過早帶走的才華。現在北京一家研究所任研究員的一位同學回憶説：“張育海是北京四中高二五班學生，到緬甸幫助緬共擁護中國大陸毛澤東思想的這一派。 “張育海後來來過一封信，我看過他寫的那封信。裡面還提到什麼《戰爭與和平》啊，他的一些回憶，還寫到這邊去的別的一些學生。他家就住在隆福市場後面錢糧胡同那條街裡面。 “張育海到緬甸打仗，死在那兒，我感到很惋惜因為他們都是很出色的人。 “後來緬共的人到他家來慰問過，這是真的。” 現在在北京工作的張育海的另一位同學，當年曾經在張育海犧牲後被感召，和同學們一起離開北京，也準備前去參加緬共遊撃隊的原北京四中學生，談起他們當年的心情。 他説：“當然張育海我認識他，因為都是四中同學。張育海這個人很有才氣，和我們當年都屬於出身不是‘紅五類’、比較受到歧視的。 “這一批學生受到兩種動力驅使。一種動力是受到當時毛澤東的‘世界革命’的影響，覺得自己是個血氣方剛的青年人，應該去搞‘世界革命’。另外一個動力驅使是覺得在國內幹沒出路，因為那時國內的‘階級路線’劃分得很清楚，這批‘出身不好’的人當然很壓抑，想有正當途徑當兵或比較好的選擇很困難。 “我們聽説，張育海在那兒作戰很勇敢，據説他的犧牲是在攻占一個山頭，勝利占領之後，被冷檜撃中犧牲的。因為當時中國允許緬共在中國國內建立招兵兵站，由於經常和政府軍打仗，失敗了就到中國國內來補充兵源。特別喜歡招中國學生，因為相當一部分人很‘玩兒命’，忘我捨身，打仗很勇敢。這樣就有一部分人出去了。 “我和我的幾個同學聽説張育海犧牲之後，就很想去參加緬共軍。我們在去的半途，到楚雄以後，經過當地勸説‘不要去了’，又受到一些邊境通行的限制，後來我們就返回來了。 “怎麼看呢？也可以説年輕人的衝動，甚至在某種意義上來講，還是比較荒唐的。當時終究是那個年代中熱血青年願意為國家，願意為當時所謂的‘共產主義事業’做出貢獻的那種表達吧。” “文革”爆發前的北京四中，一直是北京市區取分最高的男校，被認為是直通大學校門的中學，而“文革”改變了當時四中學生的命運。無論是下鄉務農，還是戰死沙場，都不在他們自己學生時代本來預料之中。究竟是什麼力量改變了他們和他們那整整一代人的命運？ 當然，無論如何對於男校學生來説，無論是充當勞動力還是去當兵打仗，聽上去總好像還不算太離譜。 為了瞭解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國那段真實的歷史，我們再來聽聽當時北京取分最高的女子中學，北京師大女附中，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師大附屬實驗中學一位校友回憶當年她和同學結伴前往越南，要去參軍參戰的經歷。她現在是北京一所大學的敎授。 她説：“當時就是一種衝動吧，覺得應該做點事。在武漢碰到周曉紅她們，她們説想過去，到那邊去打仗。我覺得也挺有意思的，而且周曉紅他叔叔是中國駐河內的武官，説去找他叔叔，我們就一塊兒跟著。 “那時候年輕人一衝動就過去了，她們就往那邊跑。過去了就沿著一號公路往下走，走到半截她們也不認識路了，後來碰見中國的援越部隊，然後就上了車。被人家拉回司令部，她們講了很多大道理，人家説她們在那兒也幫不上什麼忙，只會搗亂添亂，所以她們就回來了。我們沒有過去，在‘友誼關’好多解放軍給我們做工作，叫我們別過去，因為我們什麼素養都沒有，等於沒有什麼戰爭經驗，所以後來周曉紅他們回來了，我們也就一起回來了。 “實際當時我的感覺……我沒感到性別上有什麼差異，報國嘛，男女都一樣，無所謂了，沒想什麼男生女生這種區別，我好像那時候沒有這麼多意識，覺得聰明不比男生少。” 主持人：“那對於打仗是要死人的，在自己心裡有沒有這個意識？有沒有這種準備？” 女敎授：“當時沒想那麼多，沒見過真正的戰爭，只是熱血青年那種勁兒的。” 今天的人們能理解那個時代的她們和他們嗎？他們相信黨和政府所宣傳號召的一切，他們付出過這樣忘我的真誠，到底又收穫了些什麼呢？ 耐人尋味的是，據鄧賢的報吿文學《中國知青夢》記述一 “在中國青年學生志願參加抗美援越之後10年，1979年2月1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始進行‘對越自衛反撃戰’與越南軍民交火。在雲南邊境農場下鄉已經10年多，正在爭取返城進行罷工的來自北京、上海等各大城市的‘知識青年’們又主動要求參戰。一支以‘知識青年’為主的隊伍開赴前線隨軍出撃。僅僅一個月，參戰‘知青’幾百人，無一人臨陣脱逃。其中3人陣亡，10多人負傷。 “又過了10年，中國領導人和越南領導人武元甲在北京握手言歡。” 第四篇那個畸型時代的婚戀 (首播：1998年10月17日） 1949年在中國大陸出生的人被稱為“共和國同齡人”，他們的經歷中帶著鮮明的時代特點，在北京中科院圖書館工作的毛景華是其中的一位。我通過越洋電話採訪了毛景華女士。 主持人：“您是1949年出生的？” 毛景華：“是，是。我很小的時候等於是單親家庭。剛剛一解放的時候，是‘鎮反’、‘三反’，因為我們家過去是在國統區中央圖書館，當時看到物價飛漲，對社會也有不滿，家人沒有跟著國民黨到台灣去。又不瞭解共產黨，總有一種希望，能使自己的民族富強起來。這些知識分子就抱著這樣一種特別赤誠的心留住大陸了。 “可是沒想到，建國以後老有些運動，父親因為‘三反運動’中的一宗冤案自殺。” 畸形的時代——被毛澤東和中共愚弄的男女“知青”。 當時景華只有兩歲。母親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之下，獨自撫養5個孩子。雖然在父親死後的第4年冤案得以“平反”，可是父親永遠回不來了。由於父親得到平反才剛剛透了一口氣的家庭，不久又降臨了新的災難。在“反右”運動裡，景華的4個哥哥中，有兩個被打成“右派”，其中年紀小的哥哥只有19歲。 毛景華：“我的哥哥他們由於家裡的這些情況，都在婚姻上受到了很大的打撃，所以那個時候我總覺得人生挺可怕的。因為小時候受的敎育就是想讓自己的民族能強盛，老有那麼一種憧憬，一種獻身精神，後來等到我上中學的時候，我媽媽就説‘還是要相信黨，你爸爸的問題他死了4年以後，還是給弄得清清楚楚，你還是要要求進步’所以那時候我在學校裡要求入團，左一次右一次，就因為我的家庭，沒能入。 “但是由於那種敎育，使自己有一種百折不撓的精神。我就有一種韌性，不服自己的命運。本身女孩子就有愛美的心，特別是到純情少女的時候，穿那個補丁褲子我就不喜歡。我姨就説‘你看戴萍(音)’……是我表姐，就是我姨的親女兒，説‘戴萍就艱苦樸素，小華（我）就有點小資產階級思想’。所以在我幼小的心裡，就覺得愛美是不好的。 “等到我上中學以後，一條褲子特別破，我就特別願意穿那條破褲子，而且從心裡感覺到是一種美。 “我上初三的時候，‘文化大革命’了。我們都屬於‘狗崽子’，很膽怯的。覺得應該是得徹底改造，所以一有‘上山下鄉’，我媽媽還到學校説，我從小沒有吃過什麼苦，要我‘上山下鄉’去，我就第一批到東北‘兵團’。我就想用自己的力量改變自己的命運。 “下鄉以後，體力勞動特別重。那時候我就覺得為了脱胎換骨就得拼命幹活。 “從18歲走一直到28歲回來的，我從來就沒有在男女方面特別分過心。所以我就可以説在婚姻上，由於從小的敎育，都成了傻大姐。都到了這種地步，都不知道該結婚了。 “因為我哥哥他們在婚姻上曾經遇到過悲劇，所以最旺盛的時候，完全是理智的。” 以不美為美，年輕人不敢涉足愛情，這樣的事今天聽起來，很多人難以理解，然而在毛澤東時代，有多少人都確確實實親身經歷過。 “共和國同齡人”們下鄉10年，耗去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華，才得以返回城市，毛景華與千千萬萬返城“知青”一樣，不得不面對嚴酷的現實。他們站在舊日理想的廢墟上，吞下難以言説的苦澀，重新起步，走向新的生活。 毛景華：“28歲回北京了。自己又面臨著工作、學歷，又一心一意要讀書。那時候，多少年我就找不著對象。眼看著35歲過去了，後來一直到40歲都過了，自己就想，不知道地球的哪一邊，有那麼一個人在等著我，可能我們倆都對不上話。自己就更嚮往生活，更打扮自己。自己對著鏡子，挺欣賞自己的。 “我覺得，從那裡邊我就有個性。我的外貌，我也很欣賞，孤芳自賞。 “後來一種偶然的機會，在我43歲的時候，我是在圖書館工作，老有人來看書，有一個老先生，他學問特別好，是早我就知道了。都説他是個怪人，到現在還沒結過婚。那時候我就突然想起這個老頭有那麼一刹那，就給我那麼一個感覺，他怎麼像個孩子似的。 “很快他就説‘你能不能永遠幫我借書？’我就從這裡聽出意思來了。我給他寫了一封信。沒想到他第二天，5月1日一早，他就來了，非常坦率直截了當地跟我説‘咱們能不能很快就登記。我也很果斷，我們6月17日就登記結婚了。 “我的婚姻就這麼簡單。” “但是一直到現在，我就從心眼裡特別覺得……他比我大25歲，但是我終於找到了自己的人。有些人就説‘小毛到底是圖什麼？’你看他也就是一個普通的知識分子，不會有多少錢的，他要是出一本書，萬兒八千，要經過四、五年，都是學術著作。所以我們的生活，就是因為沒有孩子，如果要有孩子，這點工資根本就應酬不了。 “目前中國特別這種社科院，收入都不是很理想。我們倆也打，因為他的人生道路已經走出很深的一條溝了，我們倆也有矛盾，打完之後覺得彼此誰也離不開誰。我覺得‘我再也不能找到你這樣的人’，他也覺得‘我再也不能找到你這樣的人’。你説是幸福吧？自己也想想，我們認識得太晚了。非常可惜的是，我是挺喜歡小孩的，他也特別喜歡小孩，但是他結婚的時候都68歲了。 “一想起我們年輕的時候，他的照片和我的照片……我們總想著‘有個小孩多好，這孩子一定很漂亮……’。 “因為我的哥哥們也曾經被打成過‘右派’，經歷也非常悲慘，不應該去世的年齡，他們就都走了。所以我對人生的看法，我覺得人不管橫著活、豎著活，就這幾十年，自己應該把這幾十年過得更充 從50年代到70年代，中國大陸所謂“出身不好”會影響子女，甚至孫子女的前途。在殘酷的現實面前很多夫妻戀人不得不忍痛分手，給當事人造成的痛苦長時間難以消弭，甚至延續至今。 目前在香港工作的材料工程學女博士馬利生於50年代初，當年從上海下鄉到內蒙古務農。這位至今尚未結婚的女博士回憶起自己被埋葬的初戀。事情還要從當時雙方家庭背景的不同談起。 馬利：“他的家庭跟我的家庭完全不一樣，他家是一個革命幹部家庭，全家都是共產黨員。我家是老知識分子，我爸爸是在美國留過學的。當時抄家的時候，雖然我們的房子是租來的，他們還把它挖地三尺，找檜支彈藥，要找‘電台’……我真不知道這個幻想是怎麼出來的。他們以為我父親在美國留過學，就是美國派來的特務。‘文化大革命’鬥他的時候説的‘為什麼要回來，美國的生活那麼好，你回來一定是有什麼目的’這種背景像瘟疫一樣，大家都怕沾上。 “戀愛的時候也是希望他的家庭能夠接受我，他家的人兄弟姐妹、母親啊就跟他講‘不行，你如果娶了這樣家庭的女孩子，不但你提幹有問題，你的孩子將來的前途有問題，連我們弟兄姊妹們孩子的前途都會受影響。你不能跟這樣的一個女孩結婚’，但我一直都不曉得。 “寫信的時候，我就感到不對頭了，怎麼他的信寫得那麼少，而且那麼冷淡，根本不像寫情書的樣子了，跟以前那種火熱的樣子完全不同。我就寫了一封信問他，他就吿訴了我真情，他説他非常矛盾，他不願意傷害我。他看到我給他補過的衣服，他看見我給他留下的一些小禮物、小東西，他説他不知道應該怎麼辦…… “那天我收到那封信的時候，一下子就衝出門外。我盼望了那麼久，我以為我們家被抄、小妹妹死掉、家破人亡成那個樣子。好不容易到了我的青年時代，我希望後半生至少愛情能夠讓我得到滿足，有一個愛我的人，有一個幸福的家。沒想到在這個時候，給我心裡插那麼一刀。 “當時政治上的壓力確實也太大了，我得給他寫封回信。我説‘能夠為你做的一切的事情，我都可以做，你的家人是為你好，你也不要怪他們，你忘掉我吧。別了！’我一邊寫那封信，一邊哭，哭得很厲害。過了兩年，我跟他見了一面。他來找我，他已經結婚了，有了孩子了。他對我講的第一句話是‘我對不起你’，我説‘你沒有，我明白，那不是你的錯，是那個時代的錯’。我説‘知道你工作也很好，生活也很好，我就放心了，我們為對方祝福，忘記對方。’他説‘我們能不能保持通信聯繫呢？’我説‘你不要寫信來，也不要再打電話來，這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這是為你好，我不是恨你，我從來就沒有恨過你’。他走了之後，我就拿我的頭，恨不得狠狠地朝著牆上撞。這次是真正地把我那一段感情埋葬了’。 在馬利出國之前，一位長者有機會見到了他的前未婚夫，談起往事。這位已經有了妻兒的中年人十分痛苦地説“我一生只愛過一個人，那就是馬利”，這句話又一次震動了馬利的心。 馬利：“那讓我真是驚心動魄。原來這份情傷害得最深的不是我。其實在我這個事情發生之前，我所認識的人中間發生過同樣的事情，我是第四對被迫拆散的，只是因為一些莫名其妙的政治背景。 “可能用我一個朋友的經歷來講會更清楚一點。她跟我的情形有點相似，未婚夫是一個年輕軍官，受上級器重，要入黨提幹。他要結婚，部隊就去調查那個女孩的家庭背景。她有個什麼親戚，也不是非常接近的關係，是什麼‘右派分子’，政治有問題的人，他們的部隊就對他的男朋友講‘你要麼放棄黨籍、放棄軍籍立刻復員去跟她結婚，那就意味著你根本沒有前途，你選擇吧，要前途還是要那個女孩子’。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只好分手。 “如果他當時説‘我要這個女孩子，跟她結了婚，政治背景的壓力實在太大，以後孩子要念書都會受影響’。” “另一個例子是一個遠房舅舅政治上有些什麼問題，也是不准他們結婚。還有一個是我在研究所工作的時候，有一位中年男士單身。為什麼他一直不結婚，他的事業又很成功，人又長得很英俊，各方面都非常受人敬重。那個研究所是屬於保密級非常高的。後來我才知道，原來他年輕的時候，愛上了一個女孩，那個女孩的家庭背景就有點類似像我這樣的背景。最後就説‘你在這樣的保密單位工作，絕對不允許和這樣的女孩結婚’，當時這種政治壓力就是能夠控制人到那種地步。” 在中國曾經盛行了30多年的事實上的“唯成分論”不知釀成多少婚戀悲劇。“文革”中又有整整一代青少年中斷學業“上山下鄉”，他們在婚戀問題上不但受“唯成分論”的影響，而且還遇到其它很多難題。 當時由於極左思潮橫行，從官方宣傳到文學藝術，一律諱言愛情。有些地方甚至禁止“知識青年”談戀愛。“知青”們長期生活在偏遠山村，沒有機會在更大範圍內擇偶。特別是被“下鄉”與“返城”兩次狂潮席捲，很多人無法把握自己的命運。 或者為了生存嫁給不愛的人；或者為了回城離開所愛的人；或者為了愛情放棄自我發展的機會；或者為了互助而接受同居……無論怎樣選擇，每一杯都是苦酒。 當時決定暫且不作選擇的人，有的則鑄成了至今孑然一身。 “上山下鄉知青”經歷了特殊的戀愛婚姻歷程，婚變比例大，遺留問題多。近年來活躍在中國文學出版界的一對知青夫婦岳建一和張德寧，用8年時間收集編寫出三卷本《中國知青情戀報吿》，三本書名分別是《青春煉獄》、《青春祭壇》、《青春極地》。 《中國知青情戀報吿》視角廣闊，開掘深入，再現了當年“知青”群落苦澀蒼涼的戀愛婚姻景觀。 現在我們一起來聽聽本書的編著者之一、十多年來致力於編輯“知青文學”作品的工人出版社編輯岳建一先生談他多年研究上山下鄉知青婚戀經歷的一些心得。 岳建一：“我認為最應該進入的是‘中國知青’的那種真誠的精神領域。而當時‘知青’談戀愛的這個領域是‘知青’精神世界裡面非常重要的領域。因為‘知青’的談戀愛跟當時的社會政治可以説是密切關聯，因為當時不允許談戀愛。非常荒唐的是，談戀愛就是下流，就是黃色，不許看有關戀愛的圖書，不許唱有關愛情的歌曲……從這個領域可以看到大量當時的社會政治文化的景觀。 “沒有花前月下，也沒有纏綿細語，甚至連非常純潔高尚的談戀愛都被視作一種醜惡、十惡不赦。很多當時的少男少女真實的情況就是既渴望愛情，但又談情色變，甚至遠離愛情，鄙視愛情。” 岳建一先生列舉了一些聽上去令人難以置信但卻是真實的事例。 岳建一：“有這麼個女‘知青’。就是因為有個男‘知青’表示對她愛慕，給她寫了一封求愛信，於是她就把人家的求愛信在大會上公布了，高聲朗讀，甚至義正詞嚴地朗讀自己的回信，用以批判當時稱作‘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愛情觀’。於是荒唐的是，她一夜之間就被封為‘無產階級的愛情專家’紅得發紫，報紙也使勁報導。 “再例如當時因為談戀愛，於是就犯了‘戀愛罪’，有的親妹妹批判自己的姐姐，有的是迫不得已在‘鬥爭大會’上鬥爭、揭露自己的‘心上人’…… “這樣一種痛切，在文明史上有嗎？ “有的因為談戀愛被發現了、批判了、自殺了。有的被迫斷絕了戀愛關係以後飲恨終身。有的因為談戀愛，被發現後被扒光了衣服進行批鬥。還有合法的‘知青’夫妻，就是因為他們是談戀愛結婚的，於是就遭到五花大綁，在鬥爭會上嚴令他們交代最隱私、最細微的細節。還有實在受不了這種殘酷，留下遺書説‘永別了！我們要光明正大地死在一起’。” 在閲讀了大量“中國‘知青’婚戀故事”之後，岳建一先生寫下了這樣的文字：“多少花蕾一樣的生命一去不返，帶走了破碎的心靈，帶走了怯生生的初戀，帶走了生命的默契、靈魂的依託，無限孤獨中最親密最深摯的理解，也帶走了留給蒼涼人間最後的聖潔。” 岳建一先生感歎説：“在‘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情感世界，有光明不能穿透的苦澀和沉重。 “還有很多女‘知青’……可以説在全國各地，凡是有插隊的，就有這些女‘知青’，為了能夠返城，選擇了形形色色錯誤的婚姻，有的甚至出賣自己的肉體……確實，‘知青’的這種情感世界有光明不能穿透的苦澀和沉重。還有當時所謂的那種‘鬥私批修’更是荒唐到可怕的地步。從人人亮‘私’，到人人爭先恐後的‘放隱私原子彈’，有的連自己的性饑渴、性錯亂那些細節，都公開地自我曝光。自己對自己進行最徹底的、最殘酷的出賣。 “有一位青海兵團的女‘知青’因為坦白了自己曾經夢見他和美國總統肯尼迪結婚，肯尼迪在當時‘文化大革命’來講是美帝國主義的頭子，夢見和世界上最反動的美帝國主義的頭子結婚，這個罪孽不得了的。這個‘知青’當然還坦露了其他的她自己的很多隱私，後來投井自殺了。 “就是這麼一個畸形的時代，連忠誠、坦白也是畸形的。難以逃脱命運的那種嚴酷，也是光怪陸離的。有的是離散了30年，苦戀了30年，這個女‘知青’從紅顔到白髮，給自己當年熱戀的男‘知青’寫了4000多封情書，但是這些情書都沒有能夠發出去，全部都保存著。他們當時被分開了，就是因為這個女‘知青’出身不好。男‘知青’是‘紅五類’。她是所謂的‘黑五類’。領導幹部不允許這個男‘知青’和這個女‘知青’相好。 “他們再見面的時候，就是30年以後了，兩人完全都互相不認識了。就在他們要組織家庭的時候，這個男‘知青’突然就死了。這個女‘知青’在他的墳墓前把這4000多封情書幾乎堆得就像一座小山一樣，全部焚燒了。 “讀到這些文字的時候，確實有一種百感交集、百味莫辨的感受。” “上山下鄉知青”經歷了那個畸形時代。然而即使是在淒風苦雨之中，也有堅貞的愛情之花頑強地綻開，最終結出甜美的果實。 在北京，有一個美滿的家庭。先生呂斌軒是報社的編輯，太太阮丹妮在一所中學當英語敎師，他們的兒子已經大學畢業。這對夫婦都是當年從北京下鄉到黑龍江省農場的“知青”，他們的戀愛從一開始就被外界阻撓，屢經磨難。 我們聽聽他們二位的回憶。 呂斌軒：“我們當時也就二十一、二歲，對一些事情的看法比較一致，經常就在一起交換意見，慢慢就覺著感情比較好。因為我‘出身不好’，她‘出身好’，是不是有什麼‘腐蝕革命幹部子女的嫌疑’之類的。（笑） “指導員啊，老找我們談話，讓我們互相揭發，老在跟蹤我們，不讓阮丹妮當（生產隊的）老師了，讓她到農工排去勞動，意思是説她‘革命意志’不堅定，應該是戰天鬥地，現在去談戀愛了。 “我的壓力就更大一點兒，因為有政治上的。外界的壓力倒使我們更加堅定，直到現在，我們感情一直很好，因為我們經過了艱苦的磨難。 “是的，我們很慶倖我們當時為了愛情而作出的很多犧牲。包括回城的機會啊，什麼上大學的機會啊，但是因為我們的生活永遠是在一種充滿愛情的基礎之上。這種生活是可以彌補一切精神損失和物質損失的。” 阮丹妮：“確實這件事考驗了我們的愛情。比起那些甚至於都已經被折磨致死的人來説，我覺得我們那些根本就不值得一談。 “我們想得很簡單，就是因為都很年輕，互相都挺愛慕的，就好了。不知道他們（那樣對待我們）是為什麼。所以我們就一直沒有動搖過。 “‘知青’回城，我們都是‘老三屆’都可以回城，我們連裡非讓呂斌軒一個人回去，不讓我回去。呂斌軒就為了我，沒有回北京，於是我們就轉插了嘛。就在這種關鍵時刻，有很多人就為了回城，很好的戀人或者是夫妻都分手了。但是，呂斌軒就能做到因為我，只讓他一個人回去，他就不回去了。 “我就更敬佩他了，所以我們就一塊兒轉插，到了最苦的地方，就是王國藩那個‘窮棒子隊’、就是‘三條驢腿’（見《毛澤東選集》）那地方，他開拖拉機，我當民辦敎師。一年下來，我們兩個人加起來(能積蓄）60塊錢。然後我妹妹結婚我們還給了她50塊錢，我們自己就留了10塊錢。很苦很苦，但是我們都過來了。” 以上是1998年10月17日“心靈之旅”節目聲頻文件的記錄稿。 這次採訪後，過了將近14年，2012年7月21日，我在編輯本書錄入以上文字的時候，順便到網上查閲相關資料，以作些核對確認。我順利搜索到新浪博客上阮丹妮的博客。 萬萬沒有料到的是，在阮丹妮博客“為了忘卻的記憶”標題之下，最新一篇博文竟是《痛失吾愛》。全文如下—— 6月29日下午3點30分，斌軒終於撒手人寰，永遠永遠地離開了我，離開了深愛他的親人、朋友，向陌生的天國缓缓走去……。 對於他的不幸去世，我心糾結萬分：他終於擺脱了疾病的折磨，身心得以解脱，對他來説是件好事；然而對於我，卻如五雷轟頂，雖有思想準備，但當消息傳來的時候，仍然無法接受！ 5月8日是我們結婚40周年紀念日，本想好好慶祝一下，因為他的病，把這個日子忽略了；6月21日是他的生日，不幸的是他已住進了ICU。我去看他跟他説，我們在家给你吃了長壽麵，你要是聽見了就點點頭，他雖然已不十分清醒，但還是點了點頭。 雖然根據經驗，人一住進ICU，加上肺部感染，就很難出來，但我還是抱一線希望，希望能出現奇跡，可奇跡就是沒能出現！ 唐山大地震時他在井下勞作卻倖免一死，人都説他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在他身上這句話一點也不靈驗，他一生的不幸和苦難多於歡樂。 他始終不相信這次自己會走，在病床上還和我和兒子計劃著7、8月最熱的時候到南戴河住最好的賓館，和孫子一起到海邊玩沙子……。 臨進手術室前，我拉著他的手不放，他把我的手推開，我知道他是在鼓勵我堅強些，他會回來的。 他病重期間，我們從沒談過後事，但他強撐病體，努力為我做了許多事。他精心裝飾他的愛車，跟我説，以後車就是我的腿，是我們的第二個家。他開車帶我去取藥、看病，他開車帶我到平谷去看桃花，到玉淵潭去看櫻花，到植物園去看牡丹，雖然所到之處花均已凋謝，但他還是興致勃勃地對我説，咱們可以展開想像，明年早點來。 他開車帶我去金海湖，進門時我有老年證免票，他的老年證正在辦理，所以買了半票，他對我説，下次來就免費了。我能開車到金海湖，説明我還能開車到北戴河，今年最熱的時候咱們住南戴河最好的賓館......。 為了我今後過得舒服些，他張羅著把八一廠我們的住所進行了一番簡單的裝修（對一般人來説是簡單的，對他來説是拼盡了全力），大到裝修廚房，小到自己打鑽安門弓子，怕冬天廚房門不嚴漏風……。 他帶我去銀行，讓我看著他如何存取錢，以前這些事我是從來不管的。 他為我買了老人手機，把彩玲聲给我調成了《沂蒙山小調》。現在我一聽到手機響起小調聲，就想到了他為我所做的一切，又是辛酸，又是温暖。 他拖著病體到“蘇寧”给我買了容量大的電腦，到攝影城為我精心挑選了一款相機，他對我説你的相機現在不比別人的差了，你要好好提高技術……。 提到我們倆有限的積蓄，他説给兒子留一些，看病用一些，给我留一些省得我將來受欺負。 他病重時當我跟他提起讓兒子回來時他急了，心疼兒子來回的路費，擔心兒子會為此丟工作……。 總之，這輩子他為我，為別人活了大半生，凡事總是先替別人著想，儘管我極力想扭轉他的這種想法，凡事先替自己想，看來，他是改不過來了。 這輩子我欠他的太多了，只有來世再還了。 正如我在给他的挽聯上所説：結婚40栽蒙君厚愛5護有加，來世再接連理恩恩愛愛永不分離，天堂等我！ 好在天堂對我來説並不遙遠，斌軒等我，一定等我！ 2012年7月5曰 第五辑第一篇丁子霖與“六四”難屬群體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 BlogThis! 共享给Twitter 共享给Facebook 第五辑歷史的傷口——1989“六四 丁子霖與“六四”難屬群體 (首播：2000年9月16日） 【蔣培坤、丁子霖夫婦合著的《生者與死者一為了中國的明天》，由紐約“中國人權”出版，“心靈之旅”節目主持人張敏採訪了此書作者之一丁子霖女士。】 張敏：丁子霖女士，能不能請您先介紹一下編這本書的想法？丁子霖：書名《生者與死者》是我起的，副標題《為了中國的明天》是編輯加的。 這本書分為幾個部分：第一是u年來的“六四”，就是我們從1991年“六四”前第一次接受媒體採訪以後，每年我和我先生在“六四”周年的時候都會寫文章紀念，一直到1999年6月4日；第二部分是我們一起聯署的兩份宣言，以及有關人權問題的文章，包括論中美重開人權談判、從文革到“六四”等；第三部分是書信，包括這些年來我和朋友們的通信，那時候沒有電腦，我都是用複寫紙寫的，留下的底稿他們算了算有20多萬字，我從中挑了11封信收在書中；第四部分是我們獲人權獎的答辭；第五部分是我接受媒體採訪的記錄；最後是我們每年向政府要求討回公道的呼籲書、公開信。 圖為“天安門母親”群体在2009年“六四”20周年紀念活動中。 “人類反抗強權的歷史，是記憶反抗遺忘的歷史。把我們的記憶留下來，應該是我們的一份責任。……作為一個有著自己尊嚴和訴求的群體——‘天安門母親’群體站立起來了。”（《天安門母親的足跡和歷程》） 張敏：您能不能談談寫這些文章時的心情和當時的處境？ 丁子霖：1989年“六四”以後的幾個月，我們就生活在我兒子的靈堂的空間裡。我們房間裡到處都是他的照片，我用這個辦法來強迫自己接受這個事實。但是，都11年了，現在我都不大敢回憶跟兒子相處的日子。我總是強迫自己不去回憶過去，儘量把過去封閉起來。 每年我兒子遇害的周年，我都是在很不得已的情況下談這些事。現在，我不知道怎麼搞的，時間越長我的感情好像越來越脆弱了。我想，當局的安全部門給小“便衣”下命令的時候，可能把我説成是青面獠牙“危害國家安全”等等，有時候我覺得很好笑。當他們怒罵我時候，説我是“漢奸賣國賊”的時候，他們的那個凶相，我覺得真是風馬牛不相及的，生活多麼滑稽！ 我也不知道怎麼命運會把我推到這一步。現在，我面對這麼殘酷的現實，我還得持續面對下去，一直到我停止呼吸，我都不會過輕鬆日子了。 有時候我想想，覺得還是應該堅強一點。我走訪一些難屬家庭，這樣能使我振作起來，因為我知道很多難屬他們比我堅強。我在他們身上學到了很多東西。要是我自己的話，我真是沒法活下去了。有一個難屬，每年清明和“六四”周年，她都捧著兩束鮮花、兩份祭品，祭完丈夫，祭兒子，年年如此。 原來她還養了一隻貓，後來送人了，現在她養著四隻鳥，她就對著鳥説話。但是，她很堅強，見到我們的時候，她都是樂呵呵的，她比我們小幾歲，總是關心我們這個，關心我們那個，她有眼淚只在家裡流。她在掃墓的時候，如果周圍有便衣，她絕對不哭。 今年，她掃墓的時候沒有發現便衣在旁邊，她就在墓前痛哭了一陣。面對他們我真是應該堅強一些，我先生老説我太脆弱。我先生是能眼淚往肚裡流的人，只是在1989年6月7日跟兒子遺體吿別的時候他哭了。 張敏：您現在處境怎樣？ 丁子霖：今年他們改變了做法，監視少了。今年便衣警察是從6月2日我兒子生日那天來的，到6月5日他們就撤了，電話也斷了幾天，就是從6月2日到5日，以後，他們又來了一次。去年是“六四”10周年，我們開了新聞發布會大概是把他們驚動了，他們整整看了我們50天，我和我先生都不能出校門。 我們出家門，他們就跟著。他們的汽車和人就在我們家門口，從5月4日來的，一直到6月24日才走。過去，只要有外國政要來訪問，他們就會來監視，等外國政要離開北京，他們才撤走。有一次，他們走了以後，我才知道，有一個英國主敎來訪，當局怕我們接觸，其實我對此一無所知。 我的電話他們是全部監聽的。今年“六四”以後，有一天，一位英國大使館的女士給我打電話，説要見我。我沒有去過任何一個大使館，我沒有護照，也沒有辦過簽證，我也不認識外國使館的人。她説，就是想和我見見面。 我們約好在香格里拉飯店會面，她穿紅衣服，我説我會穿黑衣服，“六四”期間我都穿黑衣服。但是，不久安全部的人就來了，他們不許我去，我只好打電話取消約會。 我現在不願意跟他們正面衝突，要是在過去，我會跟他們爭。可是現在隨著年齡大了，身體不好，我的精力有限，不讓去就不去吧。 監控我們的是好幾個系統，打騷擾電話就太多了，也非常下流。有一次，半夜12點，電話鈴響了，我接的，對方問我“蔣介石哪去了？找蔣介石。” 這不明顯是騷擾嗎。有時候，天剛亮就來電話，或者半夜來電話。我知道他們就是打騷擾電話的那撥人。還有冒充民運人士打電話的，有一天一個東北口音的人打電話來，他們便衣各種口音的都有，他説他是搞民運的，並對我説“你不是能在海外出書嗎，能不能吿訴我怎麼樣在海外出書？”真正的民運人士能這麼説話嗎？ 我並不怕他們監聽，我沒有什麼秘密，也沒有跟什麼敏感人物來往。他們盡可以監聽，但是打這種騷擾電話，手段太拙劣，太無聊了。 我現在就是這種處境。 (在李鵬出席今年聯合國議會聯盟議長會議之前’國内100多位“六四”難屬發表了給國際議會聯盟秘書長的公開信，反對李鵬參加會議。丁子霖是這封信的聯署人之一。） 張敏：能不能談談你們發表這封信的情況？ 丁子霖：我們得知李鵬將參加國際議會聯盟議長會議之後，就不約而同地表示一定要發出我們的聲音，儘管我們的聲音很微弱，但是我們也要讓國際社會聽到。現在，國際社會有見利忘義的傾向，對於我們這個弱勢群體的聲音也許是不會理睬的，但是我們也要做。 這次，我們一共有110位難友聯名給國際議會聯盟的秘書長發出了我們的信，我們明確地表示，李鵬是“六四”屠殺的主要責任者之一，他已經被我們“六四”難屬起訴到中國的最高檢察院了，他沒有資格代表中國人民去參加這個會，我們建議撤銷對李鵬的邀請。 8月28日我從外地回到家裡，發現傳真機上有國際議會聯盟秘書長約翰遜發來的信。這有些出乎我的意外，因為以往這些年，無論是我們給1993年聯合國人權大會維也納會議非政府組織主席的信，還是給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瑪利•羅伯遜夫人的信，以及給美國總統克林頓的信等等，都沒有給我回覆。 這次我意外地收到了約翰遜的回覆，他説，國際議會聯盟有長久的歷史，一貫主張國與國之間的交流，因此，不能滿足我們的要求，等等。他實際上偷換了論題，我們從來沒有反對中國的國際交往，我們也希望中國早日匯入國際社會之中，早日走向民主化，也只有這樣，我們這些“六四”難屬的要求才能早日得到徹底的解決。所以他 説的不是我們所談的。 我馬上給他回了信，因為他的信是給我個人的，我就沒有徵集其他難友的簽名。我説，我們反對的是李鵬參加這次會議，而不是反對中國參加會議。 追究李鵬的刑事責任是我們既定的原則，從上屆人大換屆以前，我們就聯名給上一屆的全國人大常委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寄去了信，表明了我們嚴正的態度：李鵬沒有資格做人大代表。因為中國根本不存在直接選舉，李鵬是他們從上而下內定的。我們的唯一的理由就是李鵬是“六四”屠殺的主要責任者之一，必須追究他的刑事責任，他沒有資格當人大代表。 當然，我們這個聲音是發出了，但我們沒法改變現狀，李鵬照樣當了人大代表，不僅如此，他還當了人大委員長。此後，我們這些難友一致決定，今後我們的信再也不寫給人大委員長了，因為李鵬沒有資格接受我們的信。但是，我們還是年復一年地堅持給國家領導人提出我們難屬的三項要求，我們寫信給江澤民、朱鎔基，給李瑞環，我們從來不理睬李鵬。 這次李鵬參加國際議長大會，我們覺得這個問題就比較大，我們就按照我們的既定原則，一定要發出我們的聲音，不管結果會怎樣。 張敏：能不能請您介紹一些“六四”難屬群體的情況？ 丁子霖：“六四”屠殺以後，可以説死者留給我們這些生者，也就是這些年邁體弱的父母、孤苦無依的遺孀、嗷嗷待哺的遺孤，還有那些倖存的傷殘者的這份痛苦，真是無邊無盡，用“苦海無邊”這四個字來形容，一點也不過分。儘管屠殺以後，當局的高壓並沒有使我們低頭，但是，以後這人世間的冷酷，加上我們對失去親人的思念，常常壓得我們喘不過氣來。“生不如死”這四個字不僅是我個人的感受，也常常是我們這些“六四”難屬的共同感受。 我有時候突然會想，我們這個群體（安全局的人也這麼對我説過，你們這些“六四”難屬已經形成一個群體了）是個什麼樣的群體？這是一個老弱病殘的群體！大部分都是年邁的父母，要不然就是中年的遺孀，年輕人在我們這個群體裡，不是斷了一條腿，就是斷了兩條腿，再就是下肢癱瘓坐輪椅，還有雙目失明的，我們就是這麼一個老弱病殘的群體。我們這些年的境遇確實是旁人難以想像的，因為在現在我們尋訪到的死難者裡邊，可以説都是一些普通的學生、市民，而他們的家庭也都是一些普通的家庭，只有個別死難者家裡屬於政府的官員。可以説這個災難是突然降臨到我們頭上的，一下把我們拋入了谷底，墜入深淵。 經過了一開始那段痛苦掙扎以後，在生與死之間徘徊的結果，我最終還是選擇了生。作為一個從死亡邊緣上回來的生者，我給自己定下的責任就是，既然要繼續活下去，那我就要是為了死者，為了我死去的兒子，為了和他一起倒下去的人，我餘生的這份責任就是應該去尋訪那一個一個在“六四”屠殺中的死難者的家庭，我就要去尋找答案，記下那一個個無辜被殺害的男男女女的名字，看看他們到底是些什麼人。所以我給自己起了一個名字，就是“我在那裡記錄死亡”，我要把那些名字從塵埃裡挖掘出來，用我的筆去讓世人知道，這些中華的男男女女他們也曾經生活在這個世界上，讓世人知道他們都是些什麼樣的人。 這個世界本來也是屬於他們的，可是他們現在永遠從這個世界上消失了。我們也想讓世人知道，他們究竟是為了什麼而消失的，所以，在記錄他們的名字的同時，也記錄下他們的年齡、單位、生前的職業、家庭住址、他們受害的部位、受害的時間和地點，他們最後停留的醫院，以及最後的埋葬地，還有他們家人的名字等等。 在我尋訪的過程中，在尋找這些死者名字的時候，在走訪這些難屬家庭的時候，我也同時發現，隨著歲月的流逝，在當前這個充滿了自私、勢利、冷漠的社會裡，“六四”的難屬們和傷殘者們正承受著失去親人，無人過問，無處述説的痛苦煎熬。可以説他們已經成了被社會、被這個政府所刻意遺忘、甚至被遺棄的一群。 正是在這個尋訪的過程裡，更堅定了我的一個信念：絕不能讓那些人死得那麼不明不白，也不能讓那些失去了親人的父母妻兒們那麼不明不白地在那裡蒙受屈辱和遭受欺凌。（長長的歎息）可以説這11年多的努力就是為了維護生者的尊嚴，也是為了我們的下一代能夠免遭殺戮，讓中國的母親們不要遭受像我、像其他這些失去子女的母親們的痛苦，讓下一代也能過上真正的人的生活。他們的權利不再受到侵犯和剝奪，讓我們的下一代能夠早一點成為自由人類中的一員。 如果形象地説，我和張先玲女士等這些難友，一直是在死者的屍體堆上爬行，我們是在死難者親屬的淚水裡面沉浮的。 做這一切當然是很痛苦的，可是，再痛苦也得咬牙堅持下去。 怎麼堅持呢？別無它法，只有不斷地戰勝自己。其實，我根本不是一個堅強的母親，我為什麼要做這些？原因很簡單，我的想法就是，必須要討一個公道。但是，在討的過程中，做起來真是太痛苦了。每尋訪到一個家庭，當我在聽他們述説他們的不幸時，我們一起流淚，我很自然地想到了自己的不幸。 尋訪一家回來以後，我總是久久無法入睡，腦子裡總是浮現著他們所講的那些情景。我就很自然地聯想到（哭泣）……我的兒子，和這十幾年來對他的思念之苦。 我的感情其實是很脆弱的，可是我覺得命運的安排偏偏讓我這控制不住自己感情、愛流淚的感情脆弱的人，去做這麼一件嚴酷的事情，去面對我幾乎無法承受的現實。 張敏：您的書中有一篇題目是“假如我的兒子還活著”，是吧？ 丁子霖：那是在“六四”8周年之前，我的8周年紀念文章已經寫完了，並寄到國外之後，朋友們還來電話建議我寫一篇千字短文，題目是《假如我兒子還活著》。當時，我沒有掂出它的份量，我以為我能並不困難地寫完，因為這是我日思夜想的，把它寫下來，那還不容易？我就答應了，他説“那你一個禮拜之內寫完”，我説“好吧”。 哪知道，想都想不下去，更無法動筆。我真是就從樓上走到樓下，從樓下走到樓上，從房子裡走到院子裡，又從院子裡走到房子裡。那幾天，飯也吃不下，覺也睡不好，也沒寫出來。 我這樣交代不過去，我必須要完成它，我就拖拖拖，就是沒法動筆。而且其它什麼事情也沒心情做，直到不得不落筆的時候。 有一天中午我趴在院子裡的檯子上，用最快速度一口氣把它寫出來了。寫完以後，我自己沒有勇氣再讀一遍，就交給了我先生，讓他輸入電腦。 我覺得當時我的精神快崩潰了。（哭訴）這篇短文是發出去了，可是，我過了好些好些日子心態才恢復正常。 我就是這樣不斷地戰勝自己。今年是“六四”的11周年，每到過周年時，我和其他的媽媽一樣，過完周年就像害了一場大病一樣。 今年沒有像去年工作量那麼大。大概在7月的一天，早上我心情還可以，覺得我已經恢復過來了，就走到街上，正好碰到一位大學的老同學。 我們專業不同，但是同一年畢業的，我們的孩子又曾經在同一個年級上學。這次我在到郵局的路上正好碰到她，就跟她打了招呼，還聊了幾句。 她跟我説：“你知道嗎？我的小女兒（就是當年跟我兒子蔣捷連同年級的）跟蔣捷連最要好的朋友結婚了。” “唉……”我説：“他們在哪裡？” 她説：“他們現在都在美國。”還説：“他是蔣捷連最好的朋友，你不知道嗎？” 我一下子就麻木了，她以為我忘了，就老提醒我。 我説“那他考到哪個大學了？”因為我兒子當時在人大附中的重點班，都能考上大學的。 她説：“他考上清華大學了。” 現在，他們結婚了。我兒子和他們是同齡人，他們都是人民大學敎師的子弟，從幼兒園到人大附小，到人大附中，初中和高中都是一塊兒過來的，他們兩家成了親家，他們出了國，結了婚。 當時，我還是儘量控制自己，她臨走還要我多保重。可是，一回到家我就癱了一樣，躺在床上想，我兒子如果活著，今年就28歲了，而且，比他班上的同學要小，因為他提前上的學，他不僅應該能拿到學位，而且還應該拿到博士學位了，是成家、娶妻生子的年齡了。 要不是我的同學跟我説了這個情況，我真的還沒有想到他是成家的年齡了，如果他活著的話。 當時我丈夫就發現我神色不對，問“你怎麼了？”我就吿訴他我碰見某某。 那幾天我一直就精神恍忽，好在“六四”周年過了，很多該做的事都做了，大家的身心都在恢復之中。好多天，我什麼也做不下去。 但是，不能老這樣呀，我還得要戰勝自己，還要振作起來。我想，對我來説，我必須做。“痛”和“苦”這兩個字已經有命運的安排，注定要伴隨我一生了。 對我們這些“六四”受難者的家庭來説，都是一樣。正如一位死者的墓碑上有他的父母刻上的，我們這些家庭都“永失歡笑”了，確實是M樣的。 張敏：對於今後您有什麼打算呢？ 丁子霖：我想，我今後確實也很難過上輕鬆愉快的日子。例如有一天，我還曾經和一位媽媽談起，現在撐著我們的就是討回公道，不放棄任何機會，運用我們認為合適的方式，不畏強暴。這一點我們這些難友都是共同的。 她就悄悄地對我説：“子霖，我都沒法想，現在你看我們還撐著，要是有一天，我們真是在我們有生之年，公道討回來了，我怕我的精神也支撐不下去了，因為我們的兒子不會再回來了。”（哭訴） 她説的正是我所想的。我們兩個相對痛哭了一番。我安慰不了她，她也安慰不了我。 我必須振作自己，唯一的辦法就是走出家門去，我還得到難友們中間去，跟他們在一起。 我們又相約去探訪那些有病的，或者比我們困難的難屬，給他們送去有關的材料，給困難的家庭送去捐款。很簡單，我就是用這種辦法來勉勵自己堅持下去的。 所以，“六四”以後我的生活，我的一切的一切，就是在這種生者與死者之間徘徊，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圍繞著生者與死者，所以我想這個書名對我和我先生、對那些難友來説，最合適了。 按照民間的説法，生者與死者已經屬於兩個不同的世界，生與死之間也是有著不可逾越的鴻溝。可是很怪，在我的意念裡面，我和我兒子之間的聯繫就仿佛從來沒有割斷過。因為，之所以能讓我繼續活下去，我選擇了生，就是因為我已經把自己的整個的存在，我的呼吸，我的聲音，我所做的一切的一切，都看成是我兒子生命的繼續。我就是靠著這個意念去戰勝自己內心的脆弱，咬緊牙關堅持下來的。 據我瞭解，何止我這一個母親是這樣呢？從書中記錄的紀念“六四”10周年的紀念活動中就能看出，我們不少難友也都早已把他們親人消失的靈魂，看作他們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所以，外界有些不瞭解情況的朋友很難想像我們這個特殊的群體，是怎麼樣堅持下來的。其實，我們就是憑著這份力量堅持下來的。 第二篇紀念一位“天安門母親”蘇冰嫻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 BlogThis! 共享给Twitter 共享给Facebook 第二篇紀念一位“天安門母親”蘇冰嫻 (首播：2001年2月4日） 曾經在“心靈之旅”節目中接受過我採訪的“六四”難屬蘇冰嫻女士春節前在北京突然去世，享年64歲。 4個月前，蘇冰嫻還在“心靈之旅”節目中發表談話—— 蘇冰嫻：“如果沒有‘六四’這場大屠殺，我和丁子霖、張先玲她們是不可能認識的。是共同的命運把我們聯繫在一起的。 “‘六四’的死亡人數，遠遠不只我們目前收集到的這100多人，因為從當時我尋找我兒子的時候，看到的醫院的死亡名單，一個醫院就有幾十人，我們現在找到的才是多少啊！當年送到‘人民醫院’的死者家屬我們一個也沒有找到。 “我們要做的工作很多，也很難。我們的活動都受到監視、電話被竊聽，一有活動，門口就有人看著。我們這些難屬裡有多少人生活在最底層！他們生活是那麼貧苦，無援無助，當局還不許他們接受任何援助，這實在是太不公平了！” 蘇冰嫻遺像 “儘管我只是去年（2000)4月在北京見了蘇冰嫻一面，但是我終生難忘這一面：一面是中國官方的敵意和恐嚇，一面是令我生出敬意的勇敢的中國婦方的形象。”（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的遺孀露伊絲•韋勒一斯諾語） 蘇冰嫻女士生於1936年，曾經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工作十幾年，退休前是中共中央編譯局翻譯。她21歲的兒子趙龍在1989年北京“六四”屠殺中遇難。 近年來，蘇冰嫻女士和其他在“六四”中失去子女的“天安門母親”一起，投身“六四”難屬的尋訪和有關人權活動. 今年1月15日夜裡，她突然逝世。1月31日，蘇冰嫻女士遺體吿別儀式在北京八寶山公墓第二吿別室舉行。這個遺體吿別儀式是由蘇冰嫻退休前所在的中共中央編譯局主持的。 蘇冰嫻的丈夫趙廷杰先生也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工作多年，現在已經退休，他在遺體吿別儀式結束後不久，通過電話接受了我的採訪。 主持人：“蘇冰嫻女士的意外去世引起很多人的關注，趙廷傑先生，能不能請您講講她去世的經過？” 趙廷杰：“蘇冰嫻在去世之前一直很忙，一直在探訪‘六四’難屬。節前她很高興去找丁子霖敎授談談，大家談得很好。那是元月15號，我們一起從丁老師家回來後，她就去按摩治療，因為她的腿不好。 “按摩完以後，她取了一種叫‘排毒液’的藥，實際上在藥典裡沒有這種藥，她帶回兩瓶。晚上6點半就把藥喝下去了，我當時也在。過去她也喝過，有些反應，就是頭昏腦脹，睡一覺就好了。當時她喝下去後大喊大叫，上吐下滇。最後躺在床上就從嘴裡往外噴，之後兩眼就失明，看不見了。 “我打電話找那個給她開藥的醫生，醫生講趕快送醫院。我就把兒子、閨女叫來了，她那時已經不行了。我們找了車把她送到人民醫院，到醫院她脈和血壓都沒有了，實際上已經死亡了。” 主持人：“她最後講了什麼話沒有？” 趙廷杰：“沒有。因為她喝完以後基本不能講話了，只是説腰疼，好像生孩子一樣。我就給她揉揉腰，她只是叫，不能講話了。 “給她開藥的醫生那一晚上都沒有露面。蘇冰嫻就這樣不明不白地死去了。 “我的心情很沉痛。1989年我們的小兒子去世後，我的老伴蘇冰嫻一開始心情和我一樣，非常不好。後來，和丁子霖女士聯繫上以後，她感覺活著還是有意義的，應該為兒子爭取一個公道。她的事還沒有做完，這我是知道的，我們以後繼續做吧。” “六四”難屬丁子霖女士在參加蘇冰嫻女士遺體吿別儀式後，接受了我的採訪。 丁子霖：“今天只是個非常局促的遺體吿別儀式，我覺得它非常草率、非常倉促。説是11點開始的，但是提前10分鐘就開始了，而且進行速度非常快。 “後來據我知道，還有好幾位難友都趕到了，但是儀式已經結束了，所以造成有的傷殘者從很遠的東郊趕來，都沒有趕上遺體吿別儀式。就我個人來説，趕到時儀式剛好開始，連周圍的場景我都沒來得及看一眼，我急的就是要最後看一眼冰嫻的遺容，和她的家屬握握手。後來，把蘇冰嫻的遺體推到裡邊火化間的時候，我們奔上前去，又一次跟她吿別。 “此生此世我永遠忘不了那個場景，我們最後看了一眼，我們大家跟著她的靈床走到了門口，我們這些難友們相互擁抱著，大家痛哭了一場。 “儘管我們很匆忙，但是我帶了個小錄音機，把當時的情況都錄下來了。 “我還發現在吿別室外面的廣場上，甚至吿別室裡面有不少面目不清、身分不明的人，可是，我們不在乎，我們每個去的人都簽下了名字，我們要堂堂正正地送別我們的難友。我們這些難友在説話的時候，又有人來給我們照相，可惜我身上沒有帶著照相機，如果我當時帶著照相機，我也會給他們照相。 “有人用一種陰暗的心理來解讀我們的悲痛。今天北京颳大風，我們無非就是想最後見蘇冰嫻一面，吿別一下我們的難友，但是他們如臨大敵。 “我們難屬加起來有30來位，一些傷殘者也去了。今天簽到的一共有99位，後來的有十幾位，簽到紙沒有了，這樣説有100多人參加。 “有些人在廣場上叫住了我，吿訴我他們是冰嫻小時候的同班同學。” 早在這次遺體吿別儀式之前4天，1月27日北京部分“六四”難屬為蘇冰嫻女士舉行了追思悼念儀式，丁子霖女士講述當時的情況。 丁子霖：“1月27日下午兩點，我們在北京的將近30位‘六四’難屬聚集在蘇冰嫻家裡，為因意外去世的蘇冰嫻女士舉行了一個簡樸、莊重的追思悼念儀式。 “她的家屬在她生前臥室裡放置了一個小小的靈堂，牆壁中間掛著蘇冰嫻女士的遺像，左邊擺放著她的兒子、‘六四’死難者趙龍的遺像，右邊擺放著‘世界爭取民主運動’在去年10月丨分授予‘天安門母親運動’的‘民主勇氣獎’獎狀。 “在冰嫻遺像下的供桌上，點著一盞長明燈。周圍的地面上擺放著冰嫻的親友和在京部分難友贈送的鮮花和花籃。 “追思悼念儀式在哀樂中開始，由我主持。我開始就説一今天，我們這些苦命人相聚在一起，沉痛地悼念和追思我們的好姐妹蘇冰嫻。自從1995年冰嫻參加到我們這個群體中來，她付出了艱辛的努力，默默地做了大量不為人們所知道的事情。但是，就在我們這個群體獲得國際社會承認，被授予‘天安門母親民主勇氣獎’的時候，她突然離我們而去。一個冰嫻倒下了，將會有更多的冰嫻站起來！” 參加了這次追思悼念儀式的“六四”難屬張先玲女士是“六四”遇難者19歲中學生王楠的母親，她回憶蘇冰嫻女士—— 張先玲：“冰嫻是個非常堅強的人，最近這幾年裡，她確實為‘六四’群體做了不少事，我覺得她是個非常優秀的母親。可她去世太早了，很多可以做的事還沒來得及做。她最後一次見到我還對我説，她想寫些東西。但還沒來得及寫就走了。” 在北京的“六四”難屬徐玨女士是一位地質科學工作者。她21歲的兒子吳向東在“六四”遇難。幾年後，她的先生吳學漢在哀痛中罹患癌症去世。現在孤身一人住在北京的徐玨女士談蘇冰嫻女士逝世後，她的心情。 徐玨：“剛聽到消息，真像晴天霹靂。我真難以接受我們難屬群體中一位這麼好的姐妹就這麼走了。 “我也覺得自己的擔子更重了。蘇冰嫻為了我們難屬工作的進行到處奔波，不管是烈日的夏天，還是嚴寒的冬天，很多我們活動中比較危險的工作，她都站出來去自己幹。同時，一些默默無聞的工作她也做了，卻從不來吭聲。蘇冰嫻確實在我們難屬中是影響非常大、非常好的。 “一方面，我心裡很悲傷；另一方面，我們會更加堅決地鬥爭到底。大家並沒有因為這個意外就意志衰退，而是更加有勇氣，更覺得應該學習蘇冰嫻那種精神，堅持鬥爭到底。” 丁子霖女士在追思悼念儀式上朗讀了自己執筆的祭文《哭冰嫻》—— 冰嫻，我們的好姐妹！你怎麽就這樣走了？走得如此急迫？連一聲道別都沒有來得及？冰嫻，從此我們天各一方，再難相見。你叫我們怎麽能夠接受這個殘酷的現實？冰嫻，自從我們九五年相識以後，你就把我們這個受難群體當成了自己的家。你為這個家付出了很多，你是我們這個家庭不可替代的一員，我們不能沒有你！ 冰嫻，你頑強地倒下了，倒在了尋求正義的路途上。我們怎能忘懷，無論是在與強權的抗爭中，還是在與邪惡的較量中，你大義凜然，無私無畏。即使面對高壓和威逼，也毫不退縮。你是一位平凡的母親，但是，在我們這個天安門母親群體中，你又是一位最勇敢、最值得人們尊敬的偉大母親！ 冰嫻，我們今天相聚在一起，向你作最後的話別。你放心地走吧，我們知道你心裡想的是什麽，我們也知道你想要做的是什麽，就讓我們去為你完成吧！你雖然走了，但你的血將流在我們身上，你的生命將在我們群體中延續。我們將以全部的努力去實現你的遺願。相信總有一天，我們會站在你的靈前對你説：冰嫻，我們的好姐妹，你可以安息了！ 在京部分難屬(丁子霖執筆） 2001年1月27日 被中國官方稱為“中國人民的好朋友”的已故美國記者艾德加-斯諾的夫人路易絲•惠勒•斯諾，2000年4月到訪中國，曾經和蘇冰嫻見過面，她對蘇冰嫻有很深的印象。 艾德加•斯諾在中國抗日戰爭時期曾到延安採訪過中共第一代領導人，出版了《西行漫記》一書，首次以外國記者身分向世界介紹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 斯諾去世後，斯諾夫人把他的一部分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學。斯諾夫人去年北京之行目的之一是去祭掃斯諾墓，同時受海外人權組織等委託，計劃會見丁子霖女士，並轉交海外人士給“六四”難屬的人道捐款。 得知蘇冰嫻逝世的消息，斯諾夫人致信丁子霖和蘇冰嫻的先生趙廷杰。 丁子霖：“昨天深夜，‘中國人權’的劉青先生給我傳真來這兩封珍貴的信。信是1月18日斯諾夫人得知冰嫻去世後寫的。今天翻譯之後，我把信傳給了趙先生。 斯諾給我的信是這樣的（譯文）一 親愛的丁子霖： 但願你能收的我寫的這幾行字。我謹對蘇冰嫻女士悲慘的去世表示最深切的哀悼。 自1989年6月以來，你和她在進行多年勇敢的鬥爭中聚集了眾多的朋友，我希望他們都能感受到我的悲傷，我們痛失蘇冰嫻。 我當然知道她的去世對你更是一個重大损失，儘管我僅在去年4月和蘇見了短短的一面，但她在我一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在我和我兒子因被阻未能與你見面而感到失望時，蘇冰嫻當著便衣警察和安全人員的面，勇敢地向我們伸出了歡迎和友誼之手。她和你一樣，是一位勇敢、熱情，為真理和正義奮鬥，且舉止得體的人。 她的這一形象將永遠留在我的記憶中。我知道，我將永遠不能再和蘇見面了，但我衷心希望有朝一日你和我仍能相會。 蘇曾勇敢地試圖説服校衛隊讓我們能相會，而未能成功。我也和你一樣懷念你的親愛的朋友蘇冰嫻。 路易絲.斯諾2001年1月18曰 蘇冰嫻女士的先生趙廷杰也收到了斯諾夫人的信，他談了信的內容（譯文）—— 親愛的趙先生： 在這痛苦的時到，我和我的兒子一起向你和你的家人對蘇冰嫻的悲慘去世致以最深切的哀悼！ 儘管我只是去年4月在北京見了蘇冰嫻一面，但是我終生難忘這一面：一面是中國官方的敵意和恐爾，一面是令我生出敬意的勇敢的中國婦女的形象。 她後來為此受到迫害，使我深感悲傷。在她受拘留和羈押的期間，表現出無限的勇氣，令人振奮。 你應該為此而感到自豪。 我非常高興能稱她為我的朋友，讓我們繼續發揚她的勇敢精神。 致以深切的同情！ 露伊斯•斯諾2001年1月18曰 我通過電話採訪了現在住在瑞士的79歲高齡的斯諾夫人。 斯諾夫人：“（中譯）我對此極其悲痛，我為這一消息所震驚。對我來説，蘇冰嫻是與丁子霖和其他‘六四’難屬一起，以極大的勇氣為1989年天安門死難者爭取公正而並肩站立的。 “我認識她並不久，只在北京見過她一面。 “去年4月，我和我兒子在北京試圖與丁子霖會面，並希望中國當局允許我轉交國際上對天安門死難者家庭的人道救援款。難屬們本身沒有錯，只是由於他們在1989年失去了親人而受到迫害。 “我起初認為，中國宣稱的與我丈夫艾德加•斯諾、我本人和我家庭的友誼可以使我的這個行動獲得批准，但是中國方面無人理睬。 “我們受到國際媒體的採訪，這很好，因為這使問題公之於眾。但是在去中國人民大學丁子霖家要與她會面的時候，我們受到秘密警察跟蹤，被關在大學校門外。 “丁子霖也被關在家裡，不准出來與我們會面。 “代替她的是蘇冰嫻，丁子霖的好朋友。她來到我跟前，向我解釋説，丁子霖被警察堵在家裡，不准出來與我會面。蘇冰嫻試圖説服大學門衛讓我們進入校園，她使我非常感動。她是一位很有能力的婦女，大膽直言，但仍然沒法帶我們進入校園。 “在我與她相處的這段時間，我瞭解到蘇冰嫻是一位有非凡勇氣，有敎養的婦女，她將她的信念、勇氣獻給了維護真理和正義的人們。” 當我問斯諾夫人是否知道蘇冰嫻被警察扣押一事時，她説：“我當然知道。那是在我和兒子離開中國返回瑞士的前一天，我臨走前向中國當局發表了一個聲明説，如果此類事件繼續下去，我不得不重新考慮將我丈夫的骨灰留在北京是否適當。 “我沒有責任這樣做，但是我希望這個聲明會給那些不想正視事實、不公正對待那些死者家庭的執法人員一點壓力。” 主持人：“離開中國後您是否與蘇冰嫻聯絡過？” 斯諾夫人：“沒有。你知道我與被認為是中國的異議人士聯繫多麼不容易，他們的電話被竊聽。我曾試過多次，打電話給丁子霖她們，但電話被多次切斷。” 4個多月前，蘇冰嫻女士在“心靈之旅”節目中講述了她在兒子趙龍遇難後走過的心路歷程，想不到這竟是她留給我們節目的最後的聲音 蘇冰嫻：“趙龍是死在民族宫那一帶的，胸部從左向右被3顆子彈打在最要害的部位，當場就送命了。 主持人：“1989年時您和您家庭的情況是怎樣的？” 蘇冰嫻：“我原在上海一個海軍研究所工作。轉業後回到北京，在中共中央編譯局工作。這是一個專門翻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的單位，我的辦公地點就在西單附近。 “1989年時，雖然我們單位就在長安街西單路口附近，因為忙我很少上街。 “有一次，大概是在四、五月間，我和我先生在街上看到大隊的學生遊行，他們從北太平莊一直走到西單，我們就跟著他們走到天安門廣場。從此就對這場運動非常關心了。 “看著這些年輕人的隊伍源源不斷走向天安門，當時我感動得掉下眼淚，不知道要發生什麼事，但感到會有很重要的事情發生。 “此後，我和我先生每天晚上下班後都到天安門去，甚至白天工作時間也會趁休息時間上街看看。 “1989年那個春天的北京是非常讓人動心的，真是牽動萬人心的場面。 “為什麼後來整個北京那麼多人走到街上去？就是因為政府對學生採取的態度激發了北京人民對學生的同情和關心。 “我和我們單位曾經兩次上街表示對學生的聲援，儘管那時候已經禁止遊行了，但是很多單位還是想表達他們的願望，希望政府能夠重視學生的要求。當時我們沒有想到會發生那麼嚴重的後果。 “那時我和我先生對這場運動很關心，我們的兒子趙龍也很關心。當時走上街頭的青年人很多，後來才有成年人和各單位的人集體上街。這個場面我終生難忘，有時候我站在中南海的紅牆前，滿街都是人，喊著口號。最讓人難忘的口號是‘李鵬不下台，我們天天來！’ “可是，換來的卻是殘酷鎮壓，這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 “如果我們早知道會發生這種事情，就可以在北京唱一出‘空城計’，像莫斯科在1818年對付拿破崙的行動，讓他們（的軍人）陷入困境。我們是太不覺悟了，那時候我的女兒上街，我的大兒子也是這樣。我們家一共5個人，大家都關心這場學生運動，這在北京是非常非常普遍的現象。 “當時，我擔心大兒子，因為他剛大學畢業，在國家氣象局工作，正在準備到美國去留學。我擔心他因為總上街，將來秋後算帳時，影響他通過政治審查。我就對小兒子趙龍説‘我買了一張火車票，你給哥哥送去，吿訴他，讓他回鄭州去’。因為我父母家在鄭州，我讓趙龍吿訴他，就説‘爺爺病重，讓他回去看望爺爺，爺爺想他了’。爺爺確實特別想他，因為小時候他和爺爺住過幾年。 “趙龍在遇難之前做了這件事，把哥哥送到火車站。當時，火車站人山人海。第二天，趙龍就遇難了，這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 主持人：“能詳細談談趙龍遇難前後的情況嗎？” 蘇冰嫻：“6月3日下午我到長安街看了，街上人山人海，中南海那裡有高音喇叭廣播説，晚上街上有行動，如果發生什麼事情，個人負責。他們越是這麼説，滿街的人群越是憤慨，越是口號連天，越是與當局對抗。即便這樣，我也覺得他們是恐嚇，我根本沒有想到當天晚上採取的‘行動’就是‘開檜’。 “我回家後跟我先生、小女兒和小兒子説‘今天晚上我們應該注意了，滿街都是人可能會出事，稍微一有騷動就會有生命危險’。我説‘大家今天晚上是不是就不要出去了。 “趙龍、我女兒和我先生他們三個人説‘那我們一定要去看看，大家都這麼關心，我們去看看。’我只好説‘好，我在家裡等你們’。結果，等到12點時，他們還沒有回來，我等得非常心焦。 “後來，突然聽到檜聲，就像放鞭炮一樣，當時周圍的每個人都是證人，誰都聽得很清楚。聽到檜聲，我們還不相信，説‘這是放鞭炮嚇唬這些年輕人吧？’所以，我和鄰居們都湧到胡同口，一看情形非常不好。很多年輕人聽到檜聲，以為是鞭炮聲，就騎車成群結隊地湧向西單路口。這時候，坦克車也過去了。 “我們當時心裡很著急，想阻攔這些年輕人騎車往路口衝，但是根本不可能。坦克衝過去了，人也衝過去了。 “很快，大概到了12點多，有人説，咱們到路口看看吧。我説‘可能真是檜聲，我搞不清楚。我現在要等孩子們回來。’ “這時候，有受傷的人被三輪車搶救下來，找電話亭，就在我跟前説‘快讓開！讓我打個電話！他真的受傷了，真的開檜了！他的腸子都流出來了！快給他家裡打個電話，説不定他就要死了’。 “那時候，我相信真開檜了，非常非常擔心。很快我先生和女兒回來了，他們説，他們從民族宫那邊過來，真開檜了，有人被打死。所以，他們急著回來找我。 “過了一會兒，我們看見趙龍也騎車過來了。當時，發生了這樣的慘劇，我好像根本沒有力氣走回家去，就跟幾個同事蹲在馬路邊上。 “我先生回來後，吿訴我説，趙龍不在了。 “院子裡好幾個人看見他了，還對他説‘開檜了，龍龍你不要去了’。龍龍説‘我到樓上看了，我媽媽不在，我去找媽媽去’。好幾個阿姨勸他不要出去了，他還是騎車走了。他沒有留心我在路口。 “他是和一群年輕人一塊兒，檜聲對他們這些年輕人來説有一種吸引力。我這樣想，他們當時可能認為軍人不會開檜。因為他們從小受的敎育吿訴他們，開檜是在戰場上，比如在朝鮮戰場上、在抗曰戰爭中，他們絕不會想到解放軍叔叔會向他們開檜！他們是抱著看熱鬧的心情去的，根本沒有想到是去送命的。 “趙龍死在民族宫那一帶，趙龍死時我們不知道。因為我先生和我們家的人都認為，幾個孩子中趙龍是最機靈的一個、他的反應最靈敏、動作最靈巧，我們都想不到他會出問題。我女兒和先生當時就勸我回家休息，他們去找趙龍。 “到早上6點多，他們回來説，沒有找到。於是，我們，還有我們單位一些年輕人拿著趙龍的照片到各個醫院去找。因為那時候不可能在街上找到一個傷員或死者，在那種場面下，很多人思想境界非常高，特別是那些原來在社會上被人瞧不起的人，比如蹬三輪車的、做小生意的、擺攤賣服裝的那些人，很多受傷的人和死亡的人都是被他們這些有良知的人搶救的。 “在搶救過程中，他們甚至自己受了傷，或送了命的也不在少數。只是我們現在還沒有線索尋訪到他們。” 主持人：“您最後怎麼得知趙龍遇難的情況？” 蘇冰嫻：“我和丈夫跑了很多醫院。在白塔寺人民醫院查了死亡名單，40多名，沒有趙龍。到別的醫院，一直也沒找到。我們當時只是找了長安街路北的醫院，因為我們住在路北，趙龍如果受傷的話，應該被送到路北的醫院。我又向在公安部門工作的同學詢問‘六四’期間抓的人都關在什麼地方？我想，如果把他抓起來，打一頓或者判刑，還能有條活命。 “那時，各醫院死亡名單都是幾十、幾十的了。我想，能夠把他抓起來更好。我就抱著一線希望問我的同學。他回答，那天晚上沒有抓人。那就是説，都是開檜解決了。 “後來，我一個同事的女兒跟他爸爸講，她所在的醫院（在長安街路南四川飯店）附近的北京第二人民醫院，到6月7日還有六、七具遺體沒人認領，如果再沒人認領，天氣太熱，他們馬上就會作為無名屍體火化。 “當時，各路口都有戒嚴部隊，如果喊你，你不停，就會開檜射撃。 “趙龍的同學和朋友都是20歲上下，主動要求幫我一起找，我對他們説，你們絕對不能上街了，你們出現在馬路上都會有生命危險，趙龍已經出事了，不能再讓你們出事。 “我先生説，他自己一個人去。我先生是海軍離休幹部，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畢業的。他沒有直接到西單路口去找，而是繞道，通過很遠的小胡同拐到四川飯店，找到了第二人民醫院。他看了照片，儘管上面的臉已經變形，但從衣服和鞋，他認出了是趙龍，就去看遺體，一看他差點昏過去。 “確定是趙龍之後，當時我嚎啕大哭，覺得好像是在作惡夢：怎麼可能在天安門、在長安街用解放軍對手無寸鐵的人開檜呢？！ “特別是我們這一代人，我們從小生活在解放區，受到黨的敎育，完全不是這樣的。 “這次發生的事使我震動得簡直像天天在作惡夢一樣。我的腦子一片空白，不知道該做什麼。幾天之內我的體重從120多斤降到90多斤。 “丁子霖、張先玲她們比我勇敢，比我頭腦清醒，她們很早就站出來為自己的孩子伸張正義。當時我就是找單位、找派出所。我甚至要求單位‘安排我跟李鵬在中央電視台公開辯論，看我是不是有理，如果證明我沒理，可以檜斃我’。 “我説這些有什麼用？李鵬也聽不到，他不會這樣做，不會接受我的挑戰。 “後來，大概到1994年或1995年，還是我的同學從美國回來，向我介紹了一些情況，我才和丁子霖他們認識，加入了‘六四’難屬群體，他們已經做了很多很多工作了。 “我們要做的工作很多，也很難，我們的活動都受到監視。電話被竊聽，稍微一動，門口就有人看著。我們難友相識了，是由血和淚聯繫在一起的，我們都是死了孩子的，心境完全一樣，誰也不可能把我們分割開。 “中國沒有開闢哪怕是一個角落讓我們講話。” 蘇冰嫻女士講述她由於接觸斯諾夫人而被警察關押的經過。 蘇冰嫻：“他們把我塞到汽車裡，一下子就拉到北京市安全局海淀分局一個小院裡，門口有大鐵門鎖著，裡面有條大狼狗。他們來了一夥人，其中有一個給我照相。然後把我帶到地下室的第十三審訊室，裡面有一個凳子。 “他們指著凳子説‘蘇冰嫻你坐下！’ “我説‘我不坐！這個地方是犯人坐的地方，我又不是犯人，為什麼要坐在這個地方？’ “他們説‘來人，搜身！’ “男的都出去了，女的來翻，把我的長褲脱下去，只讓我穿一條短褲。我所有的東西，連一張小紙片都翻走了。還讓我在拘捕令上簽字。 “他們説‘你交代你在（人民大學校門外）廣場上都講了什麼？你用流利的英語發表了演説，你們用英語談了什麼？她給了你什麼文件？給你多少錢？……’ “整個晚上對我進行‘攻心敎育’。 “他們説‘你是從解放區來的，你的父母為革命’怎麼樣……還説‘如果沒有那次（鎮壓）‘六四風波’，現在國家會多麼悲慘。 “我説‘這是你們的想法。我認為，如果能夠正確處理，國家的貪污腐敗也不會到今天這個程度。就是因為你們屠殺了群眾、屠殺了學生，給這些貪官污吏鋪平了道路’。 “當天從晚上一直審問到夜裡3點鐘。 “就在那裡，夜裡3點鐘我睡著了，我夢見了趙龍。 “他一臉髒，帶著血跡回來了。我當時很激動，我説‘趙龍沒有死嘛，他活著，他只是受了一點傷嘛。’我就去拉他，一拉沒有拉到，我醒來了。 “我沒想到第二天他們把我放了，這可能就是因為丁子霖他們作了很多努力，還有斯諾夫人也很關心這件事。” 蘇冰嫻突然逝世，這成了她留給我們最後的聲音。 他的先生趙廷杰表示，希望“六四”難群體能夠更緊密地凝聚起來，為實現我們的共同訴求作最大的努力。 第三篇秦城監獄的8901號囚徒——鮑彤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 BlogThis! 共享给Twitter 共享给Facebook 秦城監獄的8901號囚徒——鮑彤 (首播：2001年7月28日） 【鮑彤是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助手，原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主任，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政治秘書。1989年5月因不贊成派軍隊鎮壓民運而被捕，此後被以“洩漏國家機密罪”判刑7年，在秦城監獄中被編號8901，代替他的名字。 鮑彤是“六四”事件被判刑級別最高的中共官員，他至今仍在當局密切監視之下。“六四”12周年之際，“心靈之旅”節目主持人張敏通過越洋電話採訪了住在北京的鮑彤先生。】 鮑彤像 “中國發生‘六四’，説明中國有病，就需要用X光、用B超、用各种化驗查查看有什么病，這就需要原始記錄。我的（獄中）交代就好像是一個細胞，從這個細胞裡也可以撿驗到（中國）身体的某种疾病。”（鮑彤語） 張敏：請談談您1989年被逮捕的情況，您事前有沒有思想準備？ 鮑彤：我有點預感。我當時的身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政治秘書，趙紫陽到北朝鮮去的時候，他委託李鵬主持常委日常工作。李鵬在這期間曾經召開過常委會，他沒有通知我參加，那時我身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政治秘書，第一次沒有參加常委會。接著又有一次會議，又沒有通知我，我就覺得有點不正常。後來我知道，李鵬説我洩密，我覺得這個説法沒有根據，因為我從來沒有洩過密，李鵬怎麼知道我洩密呢？我覺得這事很奇怪、很可疑。 張敏：他們有沒有説您洩露了什麼機密，在什麼情況下洩露的？ 鮑影：李鵬在5月17日白天説我洩密，陳希同向人大常委會報吿説，鮑彤是在5月17日晚上洩密，就是説，陳希同打了李鵬一記耳光。第二，陳希同説‘鮑彤洩的是戒嚴的機密’，這是他代表國務院這個中國最高行政機關向人大常委會這個最高權力機關報吿時説的，可是北京市檢察院的起訴書和法院的判決卻説‘鮑彤洩露的是關於趙紫陽下台的機密’。就是説，北京市檢察院和法院又打了國務院一記耳光。 事實上，我知道的是，鄧小平對趙紫陽説‘總書記還是你’。所以，我在法庭上説，如果説我洩密，我知道鄧小平説過的話，我怎麼會向人家説趙紫陽要下台呢？法院為了跟李鵬保持一致，就判鮑彤洩密。我就講這三次反復，你就知道他們的指控有多少真實性了。這只證明一點，所有對鮑彤洩密的指控都是造謠。 張敏：逮捕您的理由除了洩密以外，還有別的嗎？ 鮑彤：除了洩密之外，還説我反對戒嚴。他們説我內心反對戒嚴也對，但是指控我“煽動群眾，破壞戒嚴”這樣的事情我沒做過。 張敏：他們提出了什麼證據，證明您煽動群眾，反對戒嚴。鮑彤：我要反對戒嚴，首先要知道戒嚴，我是在電視上看到李鵬宣布戒嚴，我才知的。關於“煽動群眾”，是陳希同報吿中説的。 他説我在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召集一些人開會，商量了對付戒嚴的對策，並宣布了一些禁令，説誰要是把這些洩漏出去，誰就是叛徒，誰就是猶大。這是根本不存在的。 陳希同説，鮑彤洩露了戒嚴的秘密，商量了對策，並且威脅參加會議的人，他的前提是洩露機密，但是我在5月17日晚上根本不知道北京要戒嚴，也無法洩露機密，更不可能“商量對策，威脅他人”。陳希同的報吿是胡編濫造的。 北京市檢察院的公訴書裡説我要陳一諮先生寫多少份傳單，反對戒嚴。這是陳希同的謊言揭穿以後，北京市檢察院又編的一個東西。陳一諮確實搞了一些傳單，但是它們不是鮑彤搞的，也不是鮑彤“批准”他搞的。發傳單是無政府、無組織的行為，不需要請示報吿。而且當時所有在場的人都説鮑彤沒有説這個話，其中只有一個人説， “似乎好像鮑彤贊成陳一諮發傳單”。只有一個人的“似乎好像”就成了定我罪的依據，這恐怕是司法史上罕見的。就為這個“好像”，法院判了鮑彤4年徒刑，加上另外一個“洩露趙紫陽下台”的機密罪，判了5年，一共判了我9年，兩罪並罰減去2年，實際判7年。 張敏：：聽到這個判決以後，您當時是什麼心情？ 鮑彤：這是意料中的事情，因為我已經有三、四年的思想準備了，那時我已經坐了3年多牢了，反正總是要坐下去的，至於究竟是判我6年、8年，還是無期徒刑，我鬧不清楚，我也沒想過這個問題。我是1989年5月被關押，1992年7月被判刑的。 張敏：您是一開始就被關進秦城監獄嗎？ 鮑彤：是。可是很奇怪，北京市檢察院的公訴書裡卻説，我現在被拘留在北京市第一拘留所。連這種東西都要作假，我不懂是為什麼，可能這樣就合法了？ 張敏：在秦城，是您第一次進監獄嗎？ 鮑彤：我被關進正兒八經的國家監獄，這是第一次。 張敏：那時您加入共產黨有多久了？ 鮑彤：40年零1個月。我在國民黨時代沒有坐過牢，加入共產黨以後，坐了共產黨的牢。我講共產黨的牢，不是開玩笑。根據有人給我念的《中國六四真相》中的記載，根據李鵬的建議，經過鄧小平、李先念和王震3個人表示贊成，就把我關進了監獄。這個監獄，我只能認為是共產黨的監獄，而不是國家監獄。因為，如果是國家監獄必須根據刑法，由公安部門提出，經過檢察院批准，或者由法院決定才能把一個人逮捕、監禁。我既沒有經過檢察機關，也沒有經過法院，而是由3個老共產黨員一商量，就決定了，好像監獄是他們家裡開的似的。 張敏：5月28日那天，您是怎樣被帶到秦城監獄的？ 鮑彤：那天是個禮拜天，我在家裡吃午飯。飯後，中央辦公廳一位副主任給我打來電話，説常委找我談話，要我立即去。我説，我得找司機，可能會晚點到。他説“不必了，中辦派車去接你”，我就這樣被拉到了秦城監獄。 張敏：您當時有沒有察覺和懷疑？ 鮑彤：我覺得有一點異常，他當時堅持不要我叫自己的司機，而要由中辦警衛局派車。第二，他説常委找我談話，又沒有説是哪個常委，我覺得有點奇怪，如果哪個常委要找我談話，不必通過中辦的副主任。 張敏：當時您的家人是不是知道您被關進了秦城監獄？ 鮑彤：我當天晚飯時對他們説“我要給家裡打個電話，吿訴他們我不回去吃晚飯了。”他們就寫了一張紙，叫我照著念“組織上為了我的安全，叫我在一個地方呆著，家裡不要掛念。”大概是這麼一句話，我就一個字一個字照念。 張敏：當時您是什麼感覺？ 鮑彤：我的感覺就是“莫測高深”4個字，馬上聯想起“文化大革命”，因為“文化大革命”中我曾長期被隔離審查。我當時想，我是不是做錯了什麼事情？但檢查自己，我沒有做錯什麼，作為公民，我沒有違反任何法律；作為一個黨員，我沒有違反《黨章》和黨的紀律。 張敏：您被關進監獄的最初幾天是怎樣度過的？ 鮑彤：從1989年5月28日下午進去到第2天早上一直在睡覺，中間有人送晚飯來。早上是醫生把我叫醒，檢查血壓。進監獄第一天晚飯後，我就向監獄的管理人員要幾樣東西：《憲法》、《黨章》、《中共中央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準則》、《刑法》和《刑事訴訟法》。 第2天，他們給我一本書，這些文件在裡面。 第3天，我就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並轉政治局全體委員、中央委員會全體同志寫了一封信，題目叫《鮑彤在秦城監獄的第一封》。 在信中我説，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一種手段，叫作“隔離審查”，“文化大革命”被否定以後，中共中央作了一個決定説，對於黨員不能採取超越《黨章》、超越法律的措施。而現在我看到有違反這個決定的現象。 這件事如果發生在別人身上，我作為主管政治改革的人，有責任向中央反映，現在發生在我自己的頭上，我不能為了避嫌疑而不向你們反映。我説“黨的規矩是不能違反的，如果違反了，後患無窮。今天發生在我的身上，明天就可能發生在你們的身上；今天發生在一個人身上，明天就可能發生在許多人身上；文化大革命就是敎訓。”所以我説“現在像這樣把一個公民、一個黨員不經過法院判決就送到監獄裡，這是‘文化大革命’的做法，而不是‘三中全會’以後黨內生活的規矩”。 這封信我是根據上面提到的《憲法》、《黨章》等5個文件寫的，結果卻石沉大海。我不知道鄧小平看了沒有，可能沒看。因為他既不是常委，也不是政治局成員，也不是中央委員。李先念和王震可能看了，他們後來讓我看了一部學生殺解放軍的錄像片。 趙紫陽大概沒有看到。根據黨內的規矩，一個黨員是可以向任何領導人反映情況的，中間任何組織不得扣壓，我的這封信是送上去了，他們還吿訴我送給了哪一位。 張敏：在秦城監獄您有沒有被提審？ 鮑彤：最初沒有人來找我，可能是專案組還沒有組織起來，大概到6月1日就有專案組的人來提問題，我回答。 張敏：您是一個人被單獨關押嗎？您在監獄裡處境怎麼樣？ 鮑彤：我的房間裡一直是我一個人，我房間外面有兩個解放軍戰士。我的房門是永遠不能關的，燈也是不能關的，我去屋外的廁所，廁所門也是不能關的。洗澡也是一個人，每周一次，我洗的時候，澡堂都被清場。一個能夠容納幾十人的澡堂，只有我一個人洗澡。 我被轉過幾個房間，後來住的牢房是三層樓，整個一層裡有二、三十個房間只有我一個人住。 張敏：監獄裡的飲食怎麼樣？ 鮑彤：可以。大概是比較優待的。米飯、饅頭給得很多，我從來沒吃完過，早餐是一天喝牛奶，一天喝稀飯，加點饅頭、鹹菜；中午和晚上都是兩個菜：一葷一素。後來，他們又給我提高了標準。數量還是那麼多，不過質量提高了。專案組對我説，我的伙食標準是最高的了。 張敏：您在監獄裡能不能看電視、聽廣播、看報紙、讀書？ 鮑彤：報紙是每天有的，但是在“六四”以後的幾天沒有報紙。電視在最初一、兩個月沒有，後來搬來一台電視，放了兩個鐘頭的錄像帶讓我看學生怎麼殺解放軍。不久他們在外面的屋裡安了電視機，我要看電視就吿訴那兩個監視我的士兵，他們就陪我看，我想看什麼都行，其實就是中央台和北京台，沒有第三個台。廣播是安在牆裡的，隨時可以聽。監獄裡有圖書館，但是我不能去看書，而是由管理員給我圖書目錄，我選好，他們給我送來。我家裡可以給我送書，所有送來的書都經過管理員的審查，經過同意再給我看。 張敏：您當時看過以後有什麼想法？對“六四”鎮壓您有沒有一個大體的估計？ 鮑彤：學生手無寸鐵能殺解放軍嗎？我會相信嗎？我想，這終歸是一個悲劇。 張敏：您是不是有機會從其他人，比如看守，或別的難友那裡獲得有關“六四”情況的信息呢？ 鮑彤：不可能。在秦城監獄，我1989年進來到1996年離開，從來沒有見到過任何一個犯人，放風也是我一個人，看病一般在後期，由於我的白血球過高，需要外面的醫生會診。他們不能進牢房，我就得去監獄門診所，一路上30米遠就有人開路，我一個人走一條沒有其他人的路。 張敏：您去看病有沒有機會和醫生講病情以外的事？ 鮑彤：不可能，我不能跟醫生説任何與病情無關的事。據他們吿訴我，醫生根本不知道我的名字，只知道我的代號：8901，他們就叫我“8901”。 張敏：您的家人能不能來看望您？ 鮑影：1989年不行，1990年可以來看我，開始是兩個月看一次，後來我的妻子打聽到別人是一個月一次探監，她就給公安部寫信抗議，這樣才被允許一個月看望一次，每一次一個鐘頭。家裡人帶來的東西都要交給監獄管理員，經過檢查才給我，而我還給家裡的書也是由管理人員轉交。 張敏：您能不能給家人寫信呢？ 鮑彤：能，但是寫好的信要經過領導審查，如果他們認為內容不行，會讓我改寫，如果不改寫就發不出去。7年中大概有3次他們讓我重寫，都是一些非常瑣碎的事，究竟因為什麼不行，我想不起來了。 張敏：請問在監獄裡您都讀了哪些書？ 鮑彤：在監獄裡我原來是想看報紙，所以家裡人每月給我拿來一個月的各種報紙，監獄裡只有《人民日報》。可是拿來兩次以後，監獄宣布，報紙不能再帶給我。從此就沒有別的報紙看了，我估計是因為報紙太多，他們審查不過來。 我看的書都是消遣性的，一種是外語敎科書：英文的、法文的，還有德文的；第二種是中國古典詩詞；第三種是武俠小説：包括《金庸全集》，是我女兒幫我買的。還有台灣作家高陽的《慈禧外傳》等。 張敏：您在監獄那幾年，對於外界的政局和各方面情況能夠掌握到什麼程度？ 鮑彤：我覺得，從1989年到1991年政治上是全面封殺，經濟上是改革倒退，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後，經濟改革開始放開了一點。 張敏：您在監獄裡除了剛才提到的給中央寫了一封信以外，還寫了什麼？ 鮑彤：我給中央寫過3封信，第一封信是我入獄後第3天寫的，大概是5月31日，在信中我認為關押我是違反《憲法》和《黨章》的。 第二封信是我在1989年6月30日陳希同發表《平暴報吿》7月7日見報，7月8日我看到後動筆寫的。陳希同報吿中提到了鮑彤，説鮑彤在5月17日晚上，向多少人洩露了戒嚴的機密，陰謀商量了對策，並且威脅別人。 我説，這三句話沒有一句是真實的。我根本不知道要戒嚴，怎麼能洩密呢？我要求陳希同把他掌握的材料吿訴我，給我一個答辯的機會。這封信我是寫給中共中央，並轉國務院，因為陳希同是代表國務院作的報吿。堂堂國務院卻在向人大作假報吿，這太不像話了。 第三封信是我1992年4月寫的，4月16日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派了3個幹部向我宣讀政治局1992年3月26日的決定，説我違反了《刑法》，所以開除我的黨籍。當天，我就寫了第三封信，題目是《鮑彤在秦城的第三封信》。我在信中説，政治局沒有資格説我違反了法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唯一審判機關是法院，只有法院才有權決定誰犯了罪，這個權力並不屬於中共中央政治局，現在，法院還沒有判我罪，政治局卻説我犯了罪，這是違反《憲法》的。 同時我認為這個通知也是違反《黨章》的，《黨章》規定，凡是處分一個黨員必須把將要作出的決定向本人見面，而中紀委是在一個月以後把已經作出的決定與我見面。我現在要説明一下，因為我提了這條意見，《黨章》也修改了，半年以後，中共十四大修改的《黨章》把“將要作出的”幾個字刪除了。 這三封信的命運是一樣的一都是石沉大海。 張敏：現在海外傳著一份據説是您在秦城監獄寫的交代，這是不是真的？ 鮑彤：最近不斷有記者來問我，有一篇《我在學潮和動亂期間言行的交代》，是1989年9月20日到25日之間寫的。我記得，裡面寫了十幾件事，有記者吿訴我是16件，而且把每個題目都跟我説了，我想是對的，這些我都寫過。 張敏：那是在什麼情況下寫的？ 鮑影：那是在9月底，專案組工作了3個半月以後，他們認為對我的審查工作結束了，要作一個總結，讓我寫一個總的檢查。我想，中文中“檢查”表明有錯誤，我就對他們説，我寫一個交代，就是把事情説清楚。 我交代的第一個問題是，我是第一個向趙紫陽寫報吿，反映4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有問題的人。 這篇社論是根據鄧小平指示寫的，鄧小平的指示是根據李鵬的匯報而發的。社論發表以後，我感到很擔心，怕事情鬧大，怕跟學生形成頂牛狀態。我認為，學生無法接受這個東西。 果然，4月27日學生出來遊行，我跟著學生走了幾條街，學生們秩序井然，學生的行動無可指責。學生打的標語、喊的口號都是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反對官倒、要求民主……有一條標語我印象最深刻，上面寫著幾個大字“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這不是鄧小平語錄嗎？ 我當時心裡非常難受，那些號稱高舉鄧小平理論的人應該反思，傾聽群眾的意見。 學生當時最尖鋭反對的是官倒，還有用人唯親，如“太子黨”、“秘書黨”、“走後門”等等。 當時還流傳一張關係圖，儘管有很多誤解，有的僅僅因為同姓，就説成是父子關係。我認為，為什麼學生會有這樣的誤會？第一，因為我們用了一些不是很好的人；第二，我們用人是不公開的、不透明的，沒有制度的，不像發達國家那樣有文官制度，官員任命要通過考試，晉升要經過考核。中國沒有這一套，只是像堯舜禹那樣傳位，把一個國家權力的繼承搞成這樣是很不嚴肅的。 大學生除了看到社會的腐敗很憤慨之外，他們畢業後有個工作問題，在工作以後也有個前途問題，能不能像有權有勢人的子女一樣飛黃騰達，還是很成問題的，他們當然很不滿。實際上中心問題就是要求透明、要求公開、要求民主。 我親眼看見，市民熱情支持學生。當局把學生推到對立面，實際上就是把同情學生的市民、包括幹部推到對立面。“動亂”的定性只有法院能夠決定，並不是任何金口玉牙能夠定的。 所以趙紫陽一回來，我就立即向他匯報。我當時已經不是他的秘書了，我問好他回來的時間，就在他辦公室等著。一見到紫陽我就對他説“情況不好，4月26日的社論激化了矛盾。學生27日的遊行我親眼看到了，學生是無可非議的，同情學生的大有人在。如果我們把學生説成動亂，我們就要喪失中間群眾。” 趙紫陽知道這個問題比較嚴重。他在北朝鮮的時候，李鵬給他打了電話，説了鄧小平的指示和《人民日報》社論的由來。趙紫陽回電沒有説同意社論，只是説“同意鄧小平的指示”，陳希同的報吿可以證明這一點。聽到我的話，他沒有表態。 過了幾天趙紫陽跟我説“看來4月26日社論是有毛病。”這是他自己得出的結論。 張敏：此外，您還能記得在交代中談過別的什麼問題嗎？ 鮑彤：比方“趙紫陽在‘亞行’會議上的講話”是我起草的，但是講話的全部思想屬於趙紫陽，是他口述的，就是5月4日上午9點到9點半，從他家裡到北京醫院看生病住院的李先念的時候，他説“今天下午我要見‘亞行’代表，你幫我起草一個講話稿，我準備講這麼幾句話……他就跟我説了內容。 到了北京醫院，他去看望李先念，我就回來寫。按照陳希同報吿的説法，這篇講話是有計劃、有預謀的，事實並不是這樣。講話中最精粹的思想就是一中國的問題必須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這一思想，包括表述都是趙紫陽的。 還有一件事情我印象比較深，就是趙紫陽會見戈爾巴喬夫的講話。 在秦城監獄時，專案組對我説“你為趙紫陽起草講話稿的時候，為什麼要提到鄧小平？”這時候我才知道，提鄧小平還成了問題。他們説“那不是把鄧小平推到第一線去，推到學生對立面了嗎？” 我説“實在是冤哉枉矣。這件事決不能加在紫陽頭上”。趙紫陽在交代我寫談話稿的時候，沒有説要我加這段話。當時趙紫陽向中聯部長朱良瞭解戈爾巴喬夫的情況，讓我在旁邊聽，他的意思是説，戈爾巴喬夫來訪華就意味著兩國關係正常化。那可能是5月16日，上午是鄧小平見戈爾巴喬夫，下午是趙紫陽見。 中午，中聯部的人就來跟我談小平見戈爾巴喬夫的時候談了些什麼，因為我必須瞭解這些情況。他們提到，鄧小平説“兩黨最高領導人的會面就意味著中蘇兩黨關係的正常化”。我覺得這句話很好，就把它寫進了下午的講稿中，我是這樣寫的“你（戈爾巴喬夫）與我們的鄧小平同志會面就意味著我們兩黨關係的正常化。因為鄧小平同志雖然已經退了，但是根據十三屆一中全會的決議，在最重要的的問題上還是由鄧小平掌舵。”大概是這個意思。 為什麼要加這句話呢？紫陽從十三大以後，每逢他第一次會見外國黨的某個領導人的時候，他總是要講這句話，要使人家瞭解小平同志在我們黨內的地位，從1987年開始他多次講過這樣的話。 我這次就是把它與上午鄧小平的會面連在了一起。我從秦城監獄出來以後，才知道這個問題是在5月17日常委會上姚依林、李鵬他們提出來的。姚依林指責趙紫陽這樣説是把鄧小平拋到了第一線。這實在荒唐。把小平拋到第一線的是誰？是李鵬！ 1989年4月，李鵬通過各種形式向學生傳達鄧小平關於學生是“動亂”的指示時就早已把鄧小平拋到了第一線。 還有一點我要説明，我在起草這篇東西的時候，對鄧小平還是充滿了尊敬，我還不知道鄧小平要調兵來對付學生。 趙紫陽在5月4日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方案”，常委通過以後，在5月10日的政治局會議上又通過了。 5月13日趙紫陽和楊尚昆兩人一起去見鄧小平，這是趙紫陽從朝鮮回來後第一次見鄧小平。他是去談與戈爾巴喬夫會面的事情，同時也談到5月8日常委會和5月10日政治局會議的情況，就是準備怎樣在法制軌道解決問題的方案。 鄧小平當時表示“都同意”。紫陽回來後吿訴我們鄧小平的“都同意”3個字，我聽後高興極了。我覺得鄧小平在改革問題上經常是支持紫陽的，這次包括人大委員長會議決定在6月20日召開人大常委特別會議討論學生的要求，成立“廉政反腐敗委員會”等，鄧小平都同意，學生的要求能夠滿足了，中國的政治改革可以借這個機會全面展開，我覺得非常高興。 在這種心情下，我鮑彤會“把鄧小平拋出來？”這是我作夢也沒有想過的。 趙紫陽是非常遵守紀律的，關於5月17日常委會的情況他只是對我們説，常委會作出了一個決策，內容我現在不能吿訴你們，但是我覺得由我來執行這個決策很困難，我只能辭職。當時還有別的人在場，什麼分裂黨，洩露機密，根本沒有那回事！ 我知道專案組要我寫這個交代是知道在3個半月中我跟他們説的都是事實，他們認為審查可以結束了，希望我最後寫下來，他們交上去作一個結論。我不認為自己有什麼錯誤，只是承認我犯了“不和中央保持一致”的嚴重錯誤。 張敏：您能再談談趙紫陽辭職時的情況嗎？ 鮑彤：我的感覺，紫陽當時的心情沒有什麼特別，跟他平常一樣很鎮靜。他的辭職純粹是因為他覺得不可能出色地完成中央的決策。他對我們講到此事的原話我記得大概是一“今天下午在小平同志家裡開了一個常委會，常委批評了我的‘亞行’講話，我保留了我的意見。今天常委作出了一個決策，我不能把決策的內容吿訴你們，因為這是機密。但是我反復考慮，由我來執行這個決策是不適合的，以我現在的認識水平、精神狀態，如果由我來組織執行，會耽誤事情，所以，我想我應該辭職，你幫我起草一封信。”當時，還有別的人在場。 講完了他就對我説“你要注意保密，有人説你嘴巴不嚴”。他當時並不衝動，很冷靜。 張敏：您最後一次見到趙紫陽是在什麼情況下？ 鮑形：後來，我們經常見面，最後一面可能是我被逮捕的前3天。 張敏：趙紫陽實際上不再從事政務活動是在什麼時間？ 鮑彤：從他（到天安門廣場）看望學生回來以後。他有點激動，頭暈，後來大夫來看，診斷是腦缺血，他就寫了一封信請3天假。這3天就是李鵬發表電視演説，宣布戒嚴等等。3天以後我見到紫陽，他身體好多了。以後我就不知道了。 張敏：關於現在流傳的您在秦城監獄寫的交代，別人向您轉述的內容和實際情況相符嗎？ 鮑彤：相符。這幾十個問題是專案組經過3個半月的提問，我一一回答，不清楚的地方他們再來核實，然後讓我寫出一個總結性的“檢查”。海外傳的東西我所聽到的沒有無中生有的東西。我相信，這確確實實是以我的交代作為基礎的。 有人以為這個文件是我傳出去的，其實不是。這個文件是專案組報中央的，我根本沒有這個文件，我怎麼能夠洩露呢？ 也許有人認為，我自己留了底稿，是我出獄以後送出去的，這是不可能的。秦城監獄制度非常嚴格，每一樣東西交到我手裡，都要經過檢查。我帶給家裡的東西也都經過檢查，而且是經過他們的手送出去的。我手頭連一根針、一根腰帶都沒有，他們只給我兩根5寸長的繩子接起來束腰。 我轉移牢房時，所有東西都是他們一件一件替我拿過來，我絕對不可能保留任何東西。交上去的稿子我自己沒有底稿。如果有人瞭解秦城監獄，瞭解中央專案組，還要説是我傳出去的，就是懷有政治目的。 如果有人企圖拿這種事再來重新折磨我，那反過來倒好像又給了我一個新的政治生命。我想，不會有人無聊到這個程度。 張敏：您既然肯定在秦城監獄坐牢不可能有機會把任何文件偷運出去，那您現在聽到您寫的這個交代已經被海外媒體得到了，有什麼感想？ 鮑彤：我倒是很高興。我想，就連我在秦城寫的這個東西也有見天日之時，我覺得好像也能起一點點的作用。中國發生“六四”，説明中國有病，就需要用X光、用B超、用各種化驗來查查看有什麼病，這就需要原始記錄。我的交代就好像是一個細胞，從這個細胞也可以檢驗到身體的某種疾病。 張敏：“六四”12周年，您有什麼特別要談的嗎？ 鮑彤：我們永遠不能讓“六四”重演，“六四”發生在我們這一代，給我們造成了很大的痛苦和創傷，我希望這種事情不要再來折磨我們的子孫後代，不要讓他們也承受兩、三千年來專制政治的壓迫。 這不是什麼好東西，不必像遺產一樣一代一代傳下去，這種東西是應該剷除的，應該放到博物館裡去。 如果我們做不到這一點，我們這一代就有愧於歷史。 如果我們在這方面有所努力，我們作為個人就會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張敏：就您的觀察，中國“六四”悲劇重演的可能性有多大？ 鮑彤：當局如果能主動的公布“六四”檔案，號召凡是瞭解“六四”真相的個人和媒體都把他們瞭解的情況説出來，幫助我們這個國家前進，我認為“六四”有可能不會重演了。 但我還看不到這個跡象，所以我總是很擔心。 我想説兩句話，第一句話：“六四”鎮壓曾經導致中國倒退；第二句話：我希望紀念“六四”能夠推動中國前進。 張敏：您承認犯了不跟黨保持一致的錯誤，關於“保持一致”這個問題，您怎麼看？ 鮑彤：我看不出共產黨真的有什麼一致。我看不出毛澤東跟馬克思是不是保持過一致。我看不出鄧小平跟毛澤東是不是保持一致。我也看不出現在“高舉鄧小平思想”的人是不是跟鄧小平思想保持一致。 但是，我還是贊成馬克思的説法，共產主義是一個自由人的聯合體，每個人必須有自由發展的可能，才能使所有的人得到自由的發展，現在的人如果跟馬克思保持一致就應該把共產黨變成一個自由人的聯合體。 可是毛澤東要別人承認他是最高真理。其實毛澤東並不重視馬克思，毛澤東只重視自己，他沒有高舉馬克思主義，如果讓馬克思給毛澤東打分，我估計會打個不及格。 張敏：您説“六四”使中國倒退，那麼您認為“六四”悲劇是偶然還是必然的？ 鮑彤：有一個説法：必然性是通過偶然性表現出來的。只要有潮濕的地方，只要有見不得太陽的地方，就一定有霉菌。從這個意義上説，“六四”悲劇是必然的。 所以，我認為考察“六四”不必在很多細節問題上花很大的功夫，主要應該從制度上來看，要改正制度上的缺陷、制度上的弊病。 事情都是個人作出來的，可是個人的作為不必看得很重，包括大家對他們很有意見的那些領導人，其實他們所起的作用並不像他們自己心目中所想的那麼重要和偉大。他們所做的事情只不過重複了歷 史上從秦始皇到慈禧太后所做過的而已，沒有什麼光彩的。 張敏：您認為這種制度上的弊端最根本的是什麼呢？ 鮑彤：人民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也就是説，公民沒有權利，國家沒有民主。這個問題鄧小平清楚得很，他説“如果在西方國家， ‘文化大革命’這種事情不可能發生，同樣應該，“如果在西方國家，‘六四’這種事情也不可能發生”。 張敏：文化革命之後，您曾參與了中國改革的決策，而在“六四”以後又被長期關押，在這同一塊土地上、在同一個黨內，為什麼您會有這些截然不同的境遇？導致您所説的“前進”和“倒退”的因素是什麼？ 鮑彤：中國所以能夠提出“改革”，實際上應該感謝“文化大革命”，是“文化大革命”使大家大徹大悟，知道了經濟上要改革、政治上要改革、思想上要改革。 問題是，後來又不想改革了。 我認為中國經濟改革的方向是進行政治改革，中國的經濟改革如果不以政治改革為方向，經濟改革就無以為繼。 張敏：為什麼在中國有時候改革能夠進行，有時候又不能進行下去？使改革繼續，或者中斷的原因是什麼？ 鮑彤：從普通人的角度，沒有一個人不想改革的，因為改革會使他自己成為自己的主宰，能夠掌握自己的命運。但是，如果改革損害了某些人的利益，那麼這些人就會不高興。比方一些人堅持説“人權不是最重要的，生存權是最重要的”，這種話是沒有意義的，對於人來説，不能説胳膊是重要的，腦袋是不重要的，説生存權最重要，實際上是在説人權不重要；説人權不重要，實際上只是一句話一官權是重要的。 中國的文字比較豐富，所以文字遊戲的餘地比較大。 我只能這樣説，我在現實生活中看不出當局有主動進行政治改革的跡象。但是，我認為，確確實實存在著必須進行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不管是主動改革，還是被動改革。 我當然希望看到主動的改革，主動改革代價會小一些。 改革總是要改的，無非是主動、被動兩種抉擇而已。如果不改革，中國的重大問題，比如説腐敗問題能解決嗎？我看不能。 比如經濟改革能深入嗎？我看不能。 中國的文化、文明能夠發展嗎？我看不能。 現在道德淪喪，有很多人都在歎氣，如果不改革，中國人的道德靠説敎就能重新增長起來嗎？我看也不可能。 張敏：您目前處境如何？還有人監視您嗎？ 鮑彤：有。一如既往。我去書店，他們跟到書店。我去看親戚朋友，他們也跟到我親戚朋友家的屋門口，並等在門口，我覺得這樣對親戚朋友們也不好、不禮貌，所以乾脆能不去就不去了。 有時候他們會不讓我去某些地方，把我推到他們的汽車裡拉回來。我接受外界的採訪，他們多次吿訴我説“不行”。我也多次回答他們説“有記者來問我一些問題，我覺得還是應該盡我所知説出來。” 第四篇欽本立與著名的《世界經濟導報》 (首播：2001年8月11日） 張偉國主編《欽本立的擦邊球》出版 正當中國大陸多家報刊雜誌因所謂“自由化傾向”被當局查封的時候，不久前張偉國先生主編的《欽本立的擦邊球》一書由美國21世紀中國基金會出版。書中記述的是關於欽本立先生和他創辦的《世界經濟導報》。 “心靈之旅“節目主持人張敏採訪了該書主編者、幾位讀者和相關歷史事件當事人。 主編者張偉國先生原是《世界經濟導報》駐北京首席記者、八九“六四”後被當局關押20個月、現為美國自由新聞工作者。 當我問到為什麼要編這樣一本書，張偉國先生説：“欽本立是中國現代報業史上一個非常特殊的人物，《世界經濟導報》是1949年以後中國新聞史上一個非常特殊的報紙。” 欽本立肖像 1980年代末被譽為中國大陸“最勇敢的報紙”的《世界經濟導報》，該報總編輯欽本立是八九民運中第一個被中共整肅的對象。 在美國讀到《欽本立的擦邊球》一書的《北京之春》雜誌主編胡平先生説：“我覺得張偉國主編的《欽本立的擦邊球》，是紀念‘六四’的一個很重要的資料性文獻。 “大家都知道，在八九民運中《世界經濟導報》事件是一個有全國性影響的政治事件，圍繞這個事件引發的各種其它問題都在八九民運中有相當重要的影響。 “欽本立作為《世界經濟導報》的總編輯在80年代、尤其是在80年代後期，在思想解放、推動改革、形成輿論方面都作出了很大貢獻。《導報》當時可以説是中國出版界、新聞界鼓吹思想解放、鼓吹改革的一面旗幟。從《欽本立的擦邊球》這本書也可以看出江澤民在八九民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他對自由民主的敵視和恐懼。” 主持人：“您看這本書有什麼主要特點？” 胡平：“收集資料非常齊全。收集到欽本立當時在主持《世界經濟導報》工作時的一些言論和文章、海內外圍繞著《導報》事件對欽本立的採訪，還有欽本立去世以後各界人士對他的緬懷和對《導報》事件的報導。這樣就把整個《導報》事件和八九民運的大背景相當完整地呈現在讀者面前，因此我覺得這本書的史料價值相當高。” 特殊人物欽本立：與雨個歷史事件有關 主持人：“欽本立1918年生於中國浙江長興縣。大學三年級時正值抗日戰爭時期，他因參加進步學生運動而被開除學籍。欽本立進入新聞界，先後在成都《時事新報》、《重慶商報》、《商務日報》、《文匯報》等報社工作，一度負責香港《文匯報》駐上海記者站的工作。 “共產黨在大陸建立政權前夕，欽本立加入中國共產黨。共產黨執政初期，他作為共產黨的代表人在上海《新聞報》工作。之後，又在《解放日報》、《人民日報》和《文匯報》工作。 “1980年6月，欽本立在上海創立《世界經濟導報》，並擔任該報總編輯。張偉國先生説，欽本立是中國現代報業史上一個非常特殊的人物。” 主持人：“他特殊在哪裡？” 張偉國：“欽本立作為一個特殊人物，有兩個歷史事件跟他相關聯。 “一是1957年的‘反右’運動，毛澤東所謂《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必須批判》實際上就是針對欽本立的。當時欽本立是《文匯報》的黨組書記、常務副總編，社長兼總編是老報人徐鑄城，欽本立在裡面扮演了一個主要角色。 “第二個事件是1989年《世界經濟導報》事件，因為紀念胡耀邦，我在北京和《新觀察》雜誌主編戈揚一起組織了悼念胡耀邦座談會。” 1989年6月被當局勒令停刊的《新觀察》雜誌主編、現在在美國的戈揚女士回憶當時的情況。她説：“參加那次會議有北京的李昌、李鋭、胡績偉、秦川，以前的‘右派’章立凡等好多人。” 另一位會議參加者、現在美國的原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研究所所長蘇紹智先生説：“會上其實談話並不尖鋭，都是懷念和頌揚胡耀邦的，只有嚴家祺和戴晴講話比較尖鋭，也沒有批判現政府。” 張偉國先生也談到關於這次會議上嚴家祺和戴晴的發言：“後來上海市委江澤民、曾慶紅、陳至立要求一定要刪去兩個人的講話，一個是嚴家祺的，他提出‘現在領導人的權力更替沒有按照程序，應該按照法律程序更迭政治權力’。戴晴提得更尖鋭些，她提到從陳獨秀到胡耀邦，中共的總書記沒有一個是好下場的，應該從這裡面吸取敎訓。胡耀邦悲劇不是他個人的，是共產黨政治體制造成的悲劇。” 我採訪了在北京的作家戴晴女士，1989年她是《光明日報》記者，八九“六四”後她被吊銷記者證，在秦城監獄拘押了10個月。我請戴晴女士談談她記憶中的那年4月19日在北京召開的紀念胡耀邦座談會。 戴晴：“那時候氣氛已經越來越緊張，那天胡德平也被請去了。” 戴晴這裡所説的胡德平是胡耀邦的兒子，1984年胡德平發表在武漢《青年論壇》創刊號上的《為自由鳴炮》一文廣受讀者注意。 戴晴回憶1989年4月19日會議上的情形：“當時主持人也很緊張，都希望不要出事情，胡德平一再反復使用一個字眼，就是‘祥和’，希望這個社會能夠祥和，他説了好幾次。 “中國很優秀的人物都聚集在這裡，我就覺得發言水準很低，不要説沒有談國內的民主自由，就是黨內胡耀邦的那些戰友也完全不理解他。 “後來我實在忍不住，當場反駁一位章乃器的公子，名字我忘了，當時他懷念胡耀邦説‘他真是好人。當時右派平反的時候，我給胡耀邦寫了信，本來他們定了，我父親永遠不能平反。後來胡伯伯回信了，我父親得到了改正’。我當時就覺得，如果這樣，章伯鈞的兒子要不要感激呢？儲安平的兒子要不要感激呢？ “然後我又接著去反駁那些黨內的開明派。” 另一位當時在會議上發言，引起當局不滿的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八九“六四”後被中國當局通緝、流亡海外，現在在美國的嚴家祺先生回憶當時的情況。 嚴家祺：“我記得參加那次會議的有王若水、胡績偉、陳子明、戴晴和蘇紹智…… “很多人，大家很自由地發表意見，想到胡耀邦的去世感到很悲痛。 “當時戴晴作了個發言，説‘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所有的總書記都沒有好下場’。 “我也發表意見，想到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我説‘當時對天安門的學生運動不能採取鎮壓的作法，1976年那個鎮壓造成的後果不好，這種鎮壓只能造成事情最後的翻案’。 “我説，對於當時悼念胡耀邦的行動也不能採取鎮壓態度。當時對於這樣一些發言，就被認為很嚴重，不能在《世界經濟導報》上登出來，但欽本立為了維護新聞自由，堅持要把這些發言發表出來。” 當年會議主持者之一戈揚女士後來和欽本立當面談了這件事。 戈揚回憶説：“我經過上海的時候，跟欽本立談了這件事情，那時候是江澤民主持上海市委。上海市委勒令《世界經濟導報》把已經發出去的報紙全都收回，欽本立沒有收回。後來市委就派了劉吉到《世界經濟導報》，叫作‘整頓小組’。” 那時在《世界經濟導報》工作的張偉國先生回憶這段往事説：“當時上海市委以江澤民、曾慶紅、陳至立為代表的控制意識形態的官員對欽本立進行整肅，導致了《世界經濟導報》事件，該報因此壽終正寢。 “這在新聞界激起很大反響，當時新聞界在聲援《導報》和聲援欽本立過程當中有一個共同理念，就是‘進一步，就能進步十年；退一步，就會倒退十年’，大家如果能夠團結起來爭取新聞自由，使欽本立能得到一個公正對待，那麼中國的新聞自由就會向前邁進一大步；如果這個目標不能達成，中國的新聞改革和探索就會大大地後退。 “《導報》事件也成為八九民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還我《導報》！還我本立！” 蘇紹智先生回憶：“那時上海首先出現了支持《導報》的遊行示威，北京各報也紛紛向上海市委抗議，民主派也發表了保衛新聞自由的公開信，發起簽名運動，我們當時都簽名了。北京也有大量的記者上街遊行，支持《導報》，呼籲新聞自由。” (插播：1989年張敏在北京街頭探錄的新聞工作者遊行實況錄音片段，口號聲，領與眾呼） “新聞自由！”“新聞公開！”“開放報禁！” “還我《導報》！”“還我（欽）本立！’“新聞要講真話！”“人民要聽真話！“記者想説真話！”“不要逼記者造謠眾歡呼聲：“好！好！”（掌聲） 蘇紹智先生講了一些當時很少為外界所瞭解的事情的細節。他説：“5月初，我接到了當時在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工作的季崇威的電話。抗戰勝利後季崇威在上海《大公報》作記者，和欽本立，和我都是老相識。他説，江澤民到北京來向趙紫陽匯報《導報》事件，趙紫陽很不高興，一句話都沒有説。 “但當時在場的芮杏文説，你這樣的作法使我們很被動。江澤民很慌張、很緊張，就找季崇威，要季崇威想辦法讓欽本立檢討。江澤民説，只要欽本立肯檢討，他可以立即恢復欽本立的職務。季崇威知道我跟欽本立很熟，就要我打電話給欽本立。我説‘恐怕不行吧？要他檢討是不可能的，可以建議欽本立説明一下經過’。季崇威説‘也好。反正江澤民很著急。’他要我打電話給欽本立試試看。 “我就給欽本立打了個電話，説明季崇威的意思。 “欽本立説‘事情發展到現在，已經不是我個人的問題了，而是新聞界爭取新聞自由的問題’。所以他拒絕了。 “我把欽本立的話吿訴了季崇威。 “這是我最後一次給欽本立打電話，後來欽本立實際上被監控起來。我對他是非常佩服的。” 談到江澤民處理《導報》事件的方式，嚴家祺先生説：“江澤民查封了《世界經濟導報》，大家都知道了，江澤民通過這件事情表演了他強硬的姿態，赢得了鄧小平對他的好感，這件事也是江澤民能最後成為總書記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原《世界經濟導報》副總編輯，現在在香港的新聞工作者朱杏清先生也分析了江澤民處理《導報》與他後來當上中共總書記的關係。他説：“江澤民在《導報》問題上的作法赢得了黨內的具有保守思想的元老的好感，甚至成為他的一個主要的政績。地方官員很多，成為政治局委員的地方大員也有好幾位，但江澤民能夠當上總書記，我相信跟他在上海這一方土地上能夠幹出封閉《導報》這件事大概有一定關係。” 胡平先生説：“江澤民主要是由於《導報》事件而被中共保守派的元老所看重。當然，事實上江澤民在八九民運初期固然是採取了這種非常保守、非常專制的做法，但在運動中期階段，趙紫陽從朝鮮回來之後，黨內開明派的勢力在一段時期內略略占了些上風，對民運的態度有些改變，趙紫陽還批評了上海的江澤民對《導報》處理得不好，江澤民那時候還是非常恐慌、非常緊張的，這也暴露出江澤民本人的機會主義性格，這一點也很有意思。” 朱杏清先生也看到現在被尊為“核心”的江澤民的這一面。他説：“人是非常複雜的動物，江澤民曾經對欽本立説過，我們都是老寫檢討的，如果你不善於寫檢討，我可以幫你寫好檢討。他跟欽本立開過這樣的玩笑，江澤民甚至也説過‘我是上海市委書記，《導報》過去受到過各方面攻撃的時候，我其實也承擔責任的’。他甚至還説過‘我也幫你們説過話的’。 “當陣線還不太明確的時候，江澤民並不是老是以一種特別‘左’的面貌出現，他甚至相信自己是黨內比較開明、接受敎育程度和個人經歷在共產黨幹部中還算是比較拿得出手的一個，他比黨內的不少‘土八路’要來得洋氣得多。但是，這並不能説江澤民因此在思想上就是真正解放的，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比較因循守舊的人。我相信，如果局勢不是向八九‘六四’這個方向發展，而是向另外的方向發展，也許江澤民也會適應得很快。” 《世界經濟導報》的貢獻 當年《導報》駐北京首席記者張偉國先生談到《世界經濟導報》的創立和作出的貢獻。他説：“在中國，在80年代產生《世界經濟導報》這樣一張報紙也是一個非常例外的現象，因為共產黨是以控制新聞自由、控制媒體為能手的。《導報》的人員組成、辦報風格概括起來就是‘打擦邊球’，用比較邊緣的手法突破言論禁區、擴大空間，在欽本立的領導之下作得有聲有色。” 朱杏清：“我進《導報》的時候，他們對我説，他們平均年齡是63歲，而且基本上都是各次政治運動當中的受害者，他們要的是讓中國上上下下所有讀者都能感到中國需要開放。” 主持人：“《導報》辦報方針是怎麼樣體現這些願望的？” 朱杏清：“《導報》當時提出的一些辦報方針現在已被很多人借用了，《導報》有一種説法叫‘讓世界瞭解中國，讓中國瞭解世界’，‘要從更大的開放當中獲取全世界的、人類的文明成果’，但是大家都沒有明説，因為在毛澤東共產黨禁錮政策下固步自封了那麼多年，中國實際上成為很可笑的世界上孤立的一員。” 《世界經濟導報》一共存在了9年多，回顧這一過程，張偉國先生説：“《導報》雖然壽命不長，但是對整個新聞自由的推動，特別是為推動經濟改革和開放產生了一些影響。” 蘇紹智先生説：“《世界經濟導報》當時是中國大陸呼籲民主自由思想最開放的報紙，所以它的銷路越來越廣，篇幅也越來越大，原來只有4版，後來出到16版，在海外都認為它是中國最開放的報紙。當時趙紫陽很重視。打撃《導報》的企圖在趙紫陽主政的時候就提出過，但趙紫陽説了一句‘我愛看《導報》’’於是就沒法處理《導報》了。” 張偉國：“因為《導報》事件，新聞界、知識界對《導報》的支持、聲援使得八九民運從單純的學生運動轉變成社會運動，轉變為由知識分子和社會其他階層參加的全社會運動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主持人：“您對欽本立印象最深的還有哪些事？” 張偉國：“印象比較深的是在1989年初，欽本立和我及《導報》其他一些人員在一起商量怎樣發展成《導報》報系，建立《導報》報業集團。當時我們已有一個雜誌，叫《地區發展戰略》；也有了一張一周出兩期的報紙《經濟新聞報》，後來變成日報，改名《新聞報》，是想恢復1949年前上海《新聞報》。同時也想在加拿大發行《世界經濟導報》海外版，在香港也有一些發展出版社的計劃。 “欽本立有他一整套對新聞業發展的設想，一方面是以發展求生存，另外一方面看到了在中國從事新聞探索的風險，《導報》被批評、《導報》寫檢查已經是一種工作的常態。 “事實上欽本立已經意識到《導報》的擦邊球打到了一種相當邊緣的程度，隨時有被判出界的危險，搞成一個大的報業集團，或者是報系，學習台灣、香港辦報的做法，一個潛在的、沒有講出來的用意就是想分散風險，使得將來有一天《導報》垮台的時候，也許同一個報系裡面的其他報紙還在，可以撐一把，不至於全軍複沒，能夠保留一■些火種。 “不管對1989年事情的結果他是怎麼樣預測的，但是對在中國搞新聞會遇到風險、會遭受滅頂之災，這一點欽本立是有預感的，而且作了預先安排，只不過因為89年的風浪來得太猛烈、太迅速了一點，給他的時間太短，他還來不及把局面布置好。” 注定的封殺最後的日子 戴晴女士認為，《導報》被封殺是注定的。她説：“所有對中國命運關心的人、知識階層的人都看《世界經濟導報》，它的影響很大，就這一點，中宣部的人就會要滅了它，這個已經注定了，不過就是早晚的問題。” 朱杏清先生回顧了《世界經濟導報》最後的日子。他説：“那是1989年4月21，還是22日？應該出一期報紙，最後被推遲。他們把欽本立撤職後，重新改了版面，然後出版。 “但是後面出的幾期，每期都在激烈地寸土必爭。他們要改一篇文章，我們會換上另一篇比它更激烈的，雙方都不讓步。 “那段時間的《導報》實際上是最好看的，可以看得出明顯的雙方拉鋸戰痕跡。5月15日那期就沒有出，5月7日還是8日是最後一期，是《導報》的絕唱。 “但對於《導報》來講，它的死是必然的。” “泥腳桿子”與理想主義 戴晴女士分析在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為什麼會出現《世界經濟導報》這樣的報紙。 戴晴：“《世界經濟導報》，欽本立他們是屬於理想主義者，他們是受到了比農民起義者和延安出來的所謂‘泥腳桿子’更多、更完備的西方思想影響。 “實際上‘泥腳桿子’心目中的政治目的和受了西方影響的理想主義者心目中的理想的政治目標並不一致。但是，在一段時間他們是同路人。 “接著‘泥腳桿子’們就認為‘老子打了天下，老子就要享受這個天下，那麼就是怎麼享受的問題，怎麼鞏固這個政權的問題’。 “可是，欽本立他們這批理想主義者總是覺得，我們的社會還有不完滿的地方，我們要改正，要儘量讓它完滿。於是，他們就在一次一次政治運動裡成了犧牲品。 “很偶然的，改革開放以後，他們得到了‘平反’，最早的心靈的理想火焰還沒有泯滅，於是這批人又有了一點點‘小氣候’，有了非常可憐的一點點言論空間。” 欽本立最後的日子《導報》精神不死火種仍在 1991年4月15日，也就是胡耀邦逝世兩周年的那一天，欽本立先生因癌症與世長辭，享年73歲。 張偉國先生回憶欽本立先生最後的日子。 張偉國：“欽本立在1989年被解職以後，實際上就處於軟禁狀態，大概隔了半年左右，被發現患了癌症，住進了上海的華東醫院。在醫院裡他回憶了一些《導報》過去的事情，因為當時被清理、清查。 《導報》有我、陳樂波、阮江寧、許小微4個記者被關到監獄裡；朱杏清、范鈞和其他幾位也被工作組審查，處境也相當艱難；其他《導報》的同仁都被強迫要求參加學習班。 “從這時候直到去世之前，我想，欽本立關心的事情一部分是對這些受牽連的《導報》同事表示出極大關注，想盡辦法為他們做些什麼；同時，他也希望《導報》還能死灰復燃，用他的話講就是‘《導報》精神不死’。 “欽本立已經沒有了職務，也沒有了以前的羈絆，他的思想更加真實，他的表達也更加自然，所以我感到他這時候的文字更珍貴。 “到了他生命最後幾個月，我們有機會進行一些比較貼近的交流，他也有非常人性的一面，對事業理想的追求，對新聞自由的信念至死不渝，對自己走過的人生道路也有很深刻的反省。” 胡平先生説：“欽本立尤其可貴的是受到迫害都一直沒有停止思考，沒有停止對自己的一生，對中共建國以來這幾十年經歷的思考。所以直到最後，他的思想還能發生一個很重大的超越。 “他很坦然地吿訴朋友説‘當年選擇共產黨看來是選擇錯了’。他的妻子對他説‘你的有些言論不像是一個共產黨員，倒像是一個社會民主黨的黨員’。他聽了説‘如果我真的成了社會民主黨的黨員應該感到很榮幸’。 “作為一個有著幾十年黨齡的老共產黨員，在生命的最後時刻，還能有這麼大的超越，應該説非常可敬的。” 戴晴女士説，在1989年有一件讓她特別難忘的事情。 戴晴：“那大概是4月底、5月初的時候，欽本立先生被免職。從50年代以來，那麼多次政治運動，那麼多人遭到迫害，中國知識分子看到別人受迫害的時候，就是在旁邊眼睜睜看著，完全無能為力，心裡害怕得什麼都不敢做。不表態，不落井下石，自己撇清就算是好的了。 “可是在那個時候，因為欽本立先生對我非常愛護，我一直把他當作師長來看待，所以他被免職以後，我就給他發了一個電報，有點開玩笑的口氣，就是‘自由為本，民主為立，欽老闆安康！’ “這個電報剛發出去，我正好接到一個當時在《中國青年報》非常活躍、非常能幹的記者楊浪的電話，我就把這件事情吿訴他了。他説‘哎呀！我們大家應該聯名啊。大家做，大家做。你就管《光明日報》（那時候我供職的報紙）就行，剩下的我來管’。 “結果就是那次，起碼首都的新聞界相當多的報紙，《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工人日報》、《中國青年報》就以聯名的形式向欽本立發了慰問電、致敬電，有的報紙是以整個報社的名義，也就是説，把報社的黨委書記也包括進去了。 “這真是讓我非常感慨，本來新聞界是被黨通過‘整風’訓練成為半軍事化的機構，從來都是縱向組織，只聽從自己領導的話，而這次是橫向聯手運動，而且是對一個被黨整肅的、一位令人尊敬的老報人，在他被整肅時向他致敬。以前不曾有過，以後也不曾有過。 “我覺得，這個火種並沒有死，儘管現在一會兒整這個，一會兒整那個，沒有人能做什麼，就是我們的朋友被開銷了，大家誰都覺得不能做什麼，但並不意味著火在心裡熄滅了，這種熱情關愛別人、主持正義的火一直在心裡燒著。” 《欽本立的擦邊球》一書的主編者張偉國先生説：“不管是欽本立還是《導報》事件，我都感覺很值得從事新聞研究的人好好總結。” 有人問原《世界經濟導報》副總編朱杏清先生“如果將來有一天《世界經濟導報》能夠重新創（復）刊，你會怎樣？” 朱杏清先生説：“《導報》如果真的再創（復）刊，就不僅是一家報紙的創（復）刊，它是一個時代的來臨，而這個時代是把新聞自由當作空氣一樣不可缺少。但是到那個時候，多一張《導報》、少一張《導報》已經不太重要了，或者是不是叫《世界經濟導報》這個名字也不太重要了。重要的是，新聞自由時代的來臨，它要比一家在20世紀曾經存在過的一張報紙是否能夠恢復來得更重要。” 第五篇丁子霖《尋訪“六四”受難者》與書中人物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 BlogThis! 共享给Twitter 共享给Facebook 第五篇丁子霖《尋訪“六四”受難者》與書中人物 (首播：2006年5月27日） 《尋訪“六四”受難者》一書出版 香港《開放》雜誌社2005年出版《尋訪“六四”受難者》一書，作者是“六四”難屬丁子霖女士。 多年來，丁子霖與難友們尋訪“六四”遇難者親屬和“六四”傷殘者的工作一直在艱難中進行。到目前，已經尋訪到186位死難者的親屬和70多位傷殘者。 丁子霖女士介紹《尋訪‘六四’受難者》這部書。 “天安門母親”運動的發起人——丁子霖 丁子霖：“這本書在十幾年‘尋訪實錄’基礎上形成，以50篇‘尋訪實錄’和《風雨如晦十五年》這篇八、九萬字的長文為主幹，再有本來15周年的時候準備發表的尋訪到的“六四”死難者名單，.還有一部分是‘六四’10周年到15周年期間我們發表的一些重要文章. “這本書可以説是多年來難友們幫助我一起尋訪，共同努力的心血結晶，也是多年來海內外始終惦著‘六四’，關注‘六四’受難者命運的朋友們直接、間接給我們提供線索，才能尋訪到目前186位死難者名單。尋訪過程中積累了這50篇‘尋訪實錄’。” “六四”遇難者吳國鋒的父親吳定富：小縣城的雨次震動 《尋訪“六四”受難者》這部書裡50篇‘尋訪實錄’中，有一篇記述“六四”在北京遇難的大學生吳國鋒。 “六四”17周年臨近，我採訪了住在四川家鄉的吳國鋒的父親吳定富先生。 吳定富：“每到周年，我們全家人心情都十分沉重。就想起我的兒子吳國鋒，我們全家人不會出去參加什麼活動，都在家裡，空氣很沉悶，誰也不願意多講話，看著我兒子的照片，心裡在悲痛、流血…… “我的兒子吳國鋒，當時在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管理系讀三年級，四年畢業嘛，1989年死在北京，我和他媽媽親自到北京見了他的屍體。” 主持人：“他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遇難？” 吳定富：“大概是6月3日晚上12點到1點左右，到底怎麼遇難，死在哪個地方，我們確實不清楚。” 主持人：“吳國鋒遇難那年多大年紀？” 吳定富：“差一個月21歲。” 主持人：“當時你們怎麼得到通知的？” 吳定富：“北京發了電報來，他們已經知道死亡了。通知我説‘你的兒子已經死了，已經發現遺體了。’8日通知我們的，我們兩個人自己買票到北京去，乘9日早晨的火車，10日下午，大概是5點多到北京。” 主持人：“當時您多大年紀？” 吳定富：“47歲。” 主持人：“吳國鋒的母親多大年紀？” 吳定富：“45歲。” 主持人：“你們到北京，看到吳國鋒的遺體，當時是什麼情形？” 吳定富：“屍體被寄放在西單郵電醫院裡，用塑料布給包起來。塑料布剪開後，頭部全是血，臉上也糊滿了血.基本上看不出他原來的樣子。他是近視眼，眼鏡也沒有了，只穿一條短褲，一件T恤衫。他考取大學後，我買了隻‘西鐵城’手錶送他。手錶還戴在他手上。 “然後我們就請人清洗他的屍體，我就發現他的傷口。第一檜，致命的一檜，打在後腦勺上，子彈孔很小，大概只有筷子粗細的洞，估計是手檜打的。另外就是左臂、右臂上，有兩處子彈擦傷；右邊肋巴上，有一處子彈擦傷；左腳上，有子彈擦傷。另外最可惡的就是，他的肚臍下方大概10公分左右的地方剌了一剌刀。這個剌刀口看著很長，而且發黑，當時我們懷疑這個剌刀是帶毒的。只有帶毒的凶器殺了人過後，傷口才發黑。 “當時我向人民大學提出要求，在沒清洗以前就提出了這個要求一我自己要拍照。理由很簡單‘因為家中還有他爺爺、奶奶，80多歲高齡，我要把他怎麼死的，怎麼受的傷，照片全部帶回去。如果你們不同意，那麼你給我請個冷藏機，把屍體送回四川，讓他爺爺、奶奶見一見’。他們因為我態度比較強硬，勉強同意我自己拍照。所以我拍了不少照片回來。這就是當時我兒子死難的整個情況。” 主持人：“能介紹一下您的兒子嗎，他讀書時是個什麼樣的學生？怎麼考到北京去的？” 吳定富：“我在一個街道企業工作，是比鄉鎮企業都不如的由居民閑散人員組織的小工廠，在七、八十年代，一個月只有二、三十元錢工資。他媽媽是個家庭婦女，靠做點小手工，一個月掙幾元、十幾元錢，把孩子供大。” 吳定富有3個孩子。吳國鋒有一個姐姐和一個弟弟。 吳定富：“吳國鋒從讀小學起，一直是班上的第一名，三好學生。考取新津中學，屬於新津縣第一流的中學，讀了3年初級中學。 “當時出於家庭經濟條件，我向他提出，希望他考中等專業學校，好早點出來掙錢。結果他不同意，自己堅持要考大學。縣裡文敎局通知成績，他是全縣第1名，全省高考的第7名，就這樣考取了人民大學。 “吳國鋒會做很多家務，是我們家裡锻煉他的，比如煮飯啊，洗衣服啊，做家務相當能幹……每當想起他以往這些事，我們心情萬分沉痛。” 吳定富先生回憶1986年，他所在的小縣城裡的人們向他祝賀，跟著他一起高高興興為這個縣城近40年裡出的第一位進北京讀中國人民大學的學生送行。 吳定富：“凡是我認識的、不認識的，街上的人都知道這事情，主動上前來向我祝賀。他們都覺得我們這個縣，解放近40年了，還從來沒有一個人考進中國人民大學，所以這個事情在當時全縣來講很震動。我們也很受世人的關注。 “同樣，我們兒子死後，我們也同樣受人關注。” “這兩件事情，對這個縣裡認識和不認識的所有人都相當震動。我們就生活在這兩個震動當中。” “我和他媽媽從北京把他的骨灰帶回來，剛剛踏上縣城街道，街上所有走路的、住家的都站在門口觀望，向我們致哀，心情都很沉重。而且我在家設了靈堂，設了3天，當地的學生、老師都上門來給他鞠躬，給他致哀，安慰我們。也遇到農民上街，整個我家門口都圍滿了。” “自從吳國鋒遇難以後，家中的災禍接二連三。 “吳國鋒小的時候，他爺爺奶奶親自帶他，他跟爺爺奶奶關係相當好。所以，吳國鋒遇難以後，他爺爺奶奶非常氣，爺爺身體一天不如一天，身體衰弱就死了。奶奶由於高血壓，一氣就中風，後癡呆，也就死了。 “唯一的經濟收入，就靠我小兒子。小兒子因找不到工作，這種家庭子弟，誰要你工作呢？自己自謀出路，開出租車掙錢，供養我們全家人。開車時間長，挺勞累，2001年他得了尿毒症，發現時已經是晚期，需要換腎。我們沒有那個天文數字的錢，吃飯都比較困難，哪裡拿這筆錢給他換腎！ “向親戚、朋友、向所有的地方借貸，國內親人、國外朋友支援一些，他的尿毒症拖了不到兩年，治病花了七、八萬元，2002年去世，留下一個小女兒。 “當時小女兒只有兩歲半，過了兩年，他愛人就另外組織自己的家庭去了，我們也非常支持。 “這小女兒就丢給我們，現在由我們夫婦倆帶。 “我兩個兒子上面還有個姐姐，姐姐自己有家庭，她的兩個女兒讀書，經濟上也很困難，沒有多的照顧我們。 “2001年時，由於憂傷過度，我自己也患上腎臟癌，一直到我小兒子去世後，第二年經濟上稍微緩和，才到成都去作了手術。到現在3年了，要説應重新複查，沒有錢，現在醫藥費好高嘛。 “這就是目前我們整個家庭的情況。” 主持人：“吳國鋒的母親現在身體怎麼樣？” 吳定富：“他母親今年61歲，因為是個勞動者，身體比較好。” 吳定富先生17年來一直希望能夠找到吳國鋒遇難時的目撃者、參與搶救或護送遺體者。他説：“我們很需要知道吳國鋒究竟在哪個地方遇難的，究竟是什麼時間遇難的？北京市民誰親自目睹了、搶救了他，我特別想謝謝他。 “如果真查到這個人的話，有朝一日我要親自到北京去拜訪他，向他致衷心的感謝。” “六四”17周年臨近。 吳定富先生説：“我覺得，對當局來講，17年了，你們過去對待‘六四’這個問題已經錯了，現在應該是回頭的時候了。 “人民需要民主，需要人權。只有這樣才能激發人民群眾團結一致向上的精神。 “現在胡錦濤提倡‘和諧社會’，你這個‘六四’問題，已經過去17年，確實也是跟提倡‘和諧社會’不相適應、不相和諧的。我們希望當局儘快對‘六四’的事情正確處理，使這個社會和諧。” 丁子霖談尋訪難屬二、三事 多年堅持尋訪“六四”受難者的難屬丁子霖女士在簡述尋訪經過的時説：“有好幾個先找到線索都是海外的朋友，有當年八九的學生出去了，給我來信，吿訴我們線索，怎麼找。 “10周年時，名單公布後不久，我回南方了。冬天回到北京家裡，我人大的信箱裡有一封信。信封是用的新華通訊社信封。當然，這種信封誰都可以用。 “裡邊就吿訴我死者杜光學，他當時是個工人，家住在幾樓幾號，哪個地區……準確極了，所以我們並沒費多大力氣就找到了他家裡，聯繫上他媽媽，一個非常樸實的北方婦女，也是個黨員，非常正直，也很堅強。” “再例如，遇難者郝致京，中科院助理研究員。他是家中獨生子，我們直接跟郝致京的父母見面，聽郝老先生講後，才知道原來郝致京的遺體那時一直在復興醫院，他的同事、同學以及北京的親戚多次去復興醫院都沒找到屍體。 “郝致京遇難那年30歲，家裡父母正等他回去過30歲生日。他當時也剛新婚不久，但是沒想到噩耗傳來，他的老父親，‘馬鋼’總工程師，先來北京，但是找不到遺體，就是説這個人一直沒回來，找不著。 “最後，中科院接待的人對郝老先生説‘就這樣吧’。 “老父親不甘心，説‘再給我一次機會’。 “結果老父親親自在復興醫院的屍體堆裡找到了已經死去多日的兒子……” “他講得老淚縱橫。復興醫院説‘你們再晚來一天，沒有人認領，我們第二天就要統一處理啦’。 “郝先生馬上打電話回去，把老伴找來，跟兒子作了最後的吿別，火化埋葬了，就埋葬在萬安公墓。 “郝老先生吿訴我説‘把他埋葬後，我再也不願意踏到北京這塊傷心地了’。因為原來兒子在這裡結婚了，郝致京的母親是婦產科大夫，一生接生了多少嬰兒，他們準備退休後，到北京來和獨子團聚，沒想到一切都破滅了。 “住在馬鞍山市的郝致京的父母不願意再踏上北京傷心之地。 ‘六四’難屬周淑莊、李雪文和張先玲年年‘六四’代他們為郝致京掃墓。現在周淑莊病倒了，李大姐也快80了，這個任務就由張先玲年年在那裡張羅。” 公祭的日子，艱難的尋訪 北京的張先玲女士在八九“六四”屠殺中失去了19歲的兒子王楠。王楠被安葬在萬安公墓。張先玲也和丁子霖一起尋訪“六四”受難者親屬。 張先玲女士説：“萬安公墓那裡安葬的，我現在找到的有8位‘六四’遇難者。 “這些人的家屬，我們都是同命運的人。我們的孩子雖然不是同一天生的，但他們都死在同一天。我們就把‘六四’這天當作我們……一個是在墓前訴説悲哀，再一方面我們可以互相交流些情況，交流感情。 “這一天，我們大家來公祭所有的人，因此也包括郝致京。他的父母雖然不在北京，我們每年都替他父母在悼詞上寫上他父母親的名字。然後我們一起給他們把墓擦乾淨，郝致京有一個親屬在北京，他後來也參加到我們行列。 “還有一個遇難者叫王衛平，她父母雖然在北京，但有種種原因總在‘六四’這天不能來，我們也替他們掃墓……為每個人墓前擺上鮮花。 “王衛平是個女孩子，我們把她當作自己的女兒，替她掃墓。” 張先玲女士談尋訪“六四”難屬的經歷。 張先玲：“尋訪初期很艱難，那時候幸虧我和丁子霖的年紀還不太大。現在我們都已經快70歲了。那時候我們才50多歲，往往為了找一個人，坐公共汽車、騎自行車、走路……人家提供一個信息，有時是很不清楚的，我們就要一點一點打聽，想辦法去找，走街串巷。 “比如找陳來順家，這個人在人大會堂西北的平房頂上照相時，中彈身亡。他的母親叫張樹森，他家住在一個很小的胡同裡，開始時他母親還有點顧慮，後來經過我們跟她解釋，她才把這些情況吿訴我們。” “我再説説丁子霖寫的《尋訪“六四”受難者》這本書的第91頁，‘赤貧的京郊難屬農婦’，她叫方桂珍，四十六、七歲，住在懷柔縣農村。他丈夫姓雷，在‘六四’期間修樓。他們大隊派他出去拉土，就在拉土的過程中遇難了。先生遇難時，她大概只有30歲左右。 “這位農婦一人帶著兩個小孩，過著很艱難的日子。 “我跟丁子霖坐著一輛朋友的車，經過很多顛簸到了一條鄉間小路上，最後找到這個農婦的家。 “大冬天，我們去的時候11月，天很冷，她家燒了個炕灶，我跟丁子霖穿著大衣，圍巾手套沒脱，都感到很冷，她就生活在這樣一個環境裡，家徒四壁。 “她有一個兒子一個女兒。兒子是她自己生的，女兒是她丈夫在世時撿的棄嬰。 “她丈夫死了以後，很多人勸她説‘這女孩子也不是你生的，你丈夫去世了，也沒有什麼經濟來源，你乾脆就把她送到什麼什麼地方去吧，。 “當時那孩子只1歲多。她説‘不行，我丈夫活著的時候把她抱來的，我一定要把她養大’，孩子現在已經十八、九歲了。 “我跟丁老師覺得她真是一個很堅強的婦女。她在我們這十幾年的尋求正義的過程中，一直都很支持我們，參加到我們這個集體裡，是非常堅定的一員。” “還有一位難屬，她遇難的丈夫叫王志英。這本書裡也寫到，她的丈夫就死在她的懷裡。 “當時我們找到她時，這事已經9年了，她放聲痛哭。 “她説‘我在想，這麼大的冤枉，總會有人説話，總會有人在關心這個事，終於你們還是找到了我！’ “我説的這人，寫在這本書的178頁‘他倒在了妻子的腳下’。 “她非常痛苦，一個人帶著女兒，住在很小的平房裡。她是個工人，當時又下崗了。一個月拿不到100塊錢，維持兩個人的生活，非常艱難。 “她參加到我們這個集體，這個向政府提出要求的行列。從開始第一封信她就一直簽名，也幫我們做了不少事。 “她參加簽名之後，她的單位，廠裡的保衛幹事找到她，叫她不要跟我們接觸，不要接受人道捐款……他們廠裡給她100元補助，她當時堅決拒絕。她説‘我這麼多年那麼困難，你們為什麼從來沒關心過我？你們不讓我説話，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我説的都是真話。’ “這個人很年輕，我也不想説她的名字，因為她現在還要謀生。” “還有一次，我和一位‘天安門母親’尹敏一起，去找到一位叫袁長祿的老人，他現在已經去世了。 “當時我們找到他時，他住在北新橋一個叫柏林寺的小胡同裡，我和尹敏到他家真的都驚呆了。 “他住一間很小的平房，很擁擠。他自己有病癱瘓在床，大兒子袁敏玉，等於是他們家的‘頂樑柱’，‘六四’被打死了，遇難時35歲。他家還有個小女兒，從兩歲開始就是個傻子，生活不能自理，話也不能説，吃喝拉撒都在床上。他的大女兒只好伺候他們，大女兒在食堂工作，工資不高。 “袁先生跟我們講時很憤慨。他是個老紅軍，1937年參加共產黨，他説‘我身上打仗留下的子彈還沒拿出來，但我兒子就被共產黨打死了’。我們找到他後，他也參加了簽名。 “他臨死的時候，這樁事沒有解決，他死不瞑目。” “在《尋訪‘六四’受難者》這本書裡，每個人的描述都不太長，他們家庭所受到的打撃、家庭成員所受到的壓抑、十幾年所度過的艱辛和痛苦，不是筆墨所能夠形容的。” “還有，我們找到的人有時還持一些懷疑態度，他不知道你是不是特務，來探口風的。所以，我跟丁子霖就必須跟人家作很多解釋，他們瞭解情況後，絕大部分人因為等於碰了傷疤，都很痛苦。但他們也很高興，找到了同命運的人，感到有了一個能互相幫助的群體，就敢説話、有地方説話了。” 丁子霖女士説：“我真希望這本書能夠唤起更多死難者親屬的勇氣，讓他們自己出來説，自己執筆；唤起更多知情者的良知，讓他們打破沉默，都來寫自己的同學、同事、親戚是怎麼遇難的……不要再沉默下去了！” 第六章紀念“拒絕向人民開槍的總書記”——趙紫陽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 BlogThis! 共享给Twitter 共享给Facebook 第六章紀念“拒絕向人民開槍的總書記”——趙紫陽 (首播：2005年1月22日） 1.被阻隔的悼念之聲 趙紫陽最後留在中央電視台屏幕上的形象和聲音 被軟禁15年多的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因病於2005年1月17日上午7點01分在北京逝世，終年85歲。 趙紫陽1919年生於河南省滑縣農村，不滿13歲加入共青團，19歲加入中國共產黨。1975年10月，趙紫陽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兼成都軍區第一政委。在四川任職期間，他領導的四川與萬里領導的安徽，在中國最早進行農村改革，收效顯著。民間有“要吃糧，找紫陽■，要吃米，找萬里”的説法。1980年9月趙紫陽任中國國務院總理。1987年1月任中共中央代理總書記，同年11月任中共中央總書記。 由於1989年趙紫陽對中共武力鎮壓民眾的決策持不同意見，提出辭職，被指控“分裂黨”。“六四”後被軟禁在家中長達15年多，直至病逝。 晚年趙紫陽在幽禁的歲月裡攝於北京家中。 倡民主堅守良知儿女為你驕傲，今西去終獲自由風範永存人間。 能做你的儿女是我們今生的榮耀，支持你的決定是我們不變的選擇。 ——趙紫陽子女獻給趙紫陽的挽聯 現在30歲以上的中國人可能還記得，趙紫陽最後一次在中國中央電視台新聞節目出現是1989年5月19日，當天凌晨他到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學生—— (救護車聲音）趙紫陽説：“我們來得太晚了。” 學生：“總算來了！” 趙紫陽：“你們不管怎麽樣説我們，批評我們，都是應該的，我這次來，也不是請你們來原諒我們的，不是這樣。我只是説，現在同學們的身體到了現在啊，已經是非常的虚弱了，你們都已經絕食了……現在是第6天到第7天，不能再這樣下去了！……” 李銳談看望趙紫陽 15年多過去，趙紫陽逝世的消息傳來。我採訪了趙紫陽逝世前19天曾經前去看望過他的李鋭先生。 李鋭先生原是中共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1958年他在擔任水電部副部長時，兼任毛澤東的秘書。李鋭先生是為數不多的在趙紫陽最後一段日子裡前去探望的人。 李鋭先生回憶12月29日最後一次見到趙紫陽的情形。 主持人：“您進門有沒有受到什麼攔阻？” 李鋭：“我磨了很久，後來要保衛人員去請示，我説我去看他，我是什麼人。後來他大概打電話請示了，同意允許我進去。” 主持人：“當時趙紫陽在哪家醫院？” 李鋭：“北京醫院。” 主持人：“當時他情形怎麼樣？” 李銳：“他坐在床上，精神還好，24小時吸氧，鼻子裡帶著吸氧的工具，離不開吸氧。所以，我知道他肺部問題比較嚴重。但是精神還好，吃飯什麼都還好。 “我説，我代表許多關心他的老朋友、老同志去看望他，希望他多加保重，能夠身體健康一些。另外，他也知道，香港啊、大陸啊也出版了有關訪問他的書。他對那些作者們也表示關心。那種情況也不便多談，簡單一點講就是這個情況。” 《人民日報》僅發50餘字消息，未提趙紫陽原職務 現在是趙紫陽逝世後的第5天。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對於這位前總書記的逝世，只在趙紫陽逝世後的第2天發了五十幾字的一則簡訊，沒有提到趙紫陽曾經擔任過的任何職務。 全文是：“趙紫陽同志長期患呼吸系統和心血管系統的多種疾病，多次住院治療，近日病情惡化。經搶救無效，於1月17日在北京逝世，終年85歲。” “敏感人物”被監控，無法去趙家弔唁 趙紫陽家人於17日在趙紫陽書房設置靈堂，供人們前往悼念。但是很多被當局視為“敏感人物”的人被監控，失去人身自由，無法前往弔唁。 坐牢12年半、前不久獲釋出獄的著名異議人士劉京生，他的妻子金豔明現在被迫每天坐警車上下班。她接受我的採訪講述事情的經過。 金豔明：“19日警察找到我，説‘明天你去哪兒啊？’我説‘去燈市西口’。他説‘到那兒幹什麼去啊？’我想去趙紫陽那兒，就沒説到哪兒，我説‘3卩你還不知道嗎？’他説‘你明天別去啦’。我説‘行，你不讓去我就不去了’。等到下午，我單位開會，開到一半時警察吿訴我‘一會兒我要去接你’，就去接我。晚上，他説，明天我得送你上班。我説‘（這種接送）哪天完？’他説，他也不知道。” 主持人:“現在的情形呢？” 金豔明：“早晨送，晚上接。” 主持人:“這個警車是從別的地方開來還是在您的門口等著。” 金豔明：“從別的地方開來，是不是從派出所開來我也不知道。” 主持人:“來接您的人穿警服嗎？” 金豔明：“穿警服。” 主持人:“車子是警車嗎？” 金豔明：“有警車的一閃一閃的燈。” 主持人:“在送您的路上閃燈嗎？” 金豔明：“有時閃，有時不閃。” 近日，一些在網絡上公開發表文章悼念趙紫陽的大陸知識分子的電話被切斷，無法撥通。另有一些參與組織弔唁趙紫陽的人被警方和保衛部門從家中帶走。 現在住在北京的趙昕先生的太太證實，趙昕先生在被監視幾天後，21日被帶走。 趙太太：“他今天跟著幾個派出所的出去了，前天他們來我家，不希望趙昕出去，所以就在我們門口那兒監控。” 主持人：“什麼時候回來有沒有講？” 趙太太：“沒説。他打過電話，就説拿點隨身的東西，上來拿了一趟，然後就沒打電話。” 主持人：“您現在是什麼心情？” 趙太太：“還是有一點不安。謝謝你們關心，希望他能儘快回來。” 在八九“六四”屠殺中被戒嚴部隊射傷，失去一條腿的齊志勇先生和很多“六四”難屬一樣，也在被監控中。齊志勇現住在北京。他談最近幾天的情況和他的想法。 齊志勇：“他們還是不讓我動。” 主持人:“用什麼方式？” 齊志勇：“帶離家中，在賓館住著呢。” 主持人:“您現在在哪兒？” 齊志勇：“在家。” 主持人:“什麼時間把您帶離家中？” 齊志勇：“前天。因為我女兒明天不上學，特殊情況我就回來了。當然明天就得過去（回賓館）。” 主持人：“家裡的事情怎麼辦？” 齊志勇：“那他不管。” 主持人：“您提了什麼要求？他們是怎麼講？” 齊志勇：“我提出要去趙紫陽家，這不，準備好黑紗、白花。現在我準備……明天23日是我女兒生日，我説帶我女兒去照相。但是我把趙公紫陽的照片……他們從電腦下載下來了。我找了一張大白宣紙，貼在上面。我寫上聯‘紫陽行空，普照華夏’，下聯‘青天何言，直到永遠’，橫批寫‘碑樹人心’或者‘民心’。然後我拍張照片。只有採取這個方法。他們不讓我去，我也得表達一份哀思。因為他們絕對看著我，我絕對出不去，怎麼提要求他們也不讓。他們很嚴厲地説‘誰去了，是人家，我管不著，就是你不能動。’” 獻悼念花籃者秦耕被“國保”帶走，採訪正錄音 住在中國海南省海口市的秦耕先生，聽到趙紫陽逝世的消息後，率先將哀悼趙紫陽的花籃擺放在市中心公園裡。但是，就在他接受我採訪時，被公安局國保大隊帶走，因此留下他接受採訪和被帶走的實況錄音。 秦耕先生説：“我是個普通的中國公民，知識分子，具備獨立思考精神的人。對趙紫陽先生的離去，作為普通公民，我需要表達個人的一些感想。 “我17日上午一大早知道這個消息，非常難過。同時我就意識到，他離去之後，中國不可能有他本人所應得的追悼活動。我就去買了個花籃，敬獻給他。 “從中國媒體上看不到相關報導，我個人覺得很遺憾，很悲哀，很憤怒。我覺得我這個行為很普通，很簡單，甚至不值得有什麼説的……” 主持人：“您把花籃獻到什麼地方？” 秦耕：“市中心有個‘人民公園’，從正門進去，不遠有座英雄碑。我把花籃送到了英雄碑下邊。” 主持人：“這個花籃現在還在嗎？” 秦耕：“我是中午送去的，當天傍晚還在。第二天中午，我利用休息時間特意去看了一下，已經不見了。我只能理解為，是卑鄙的盜賊把它偷走了。因為我還到公園其它地方走了一下，在紀念碑後邊不遠地方還有其他人的雕像，雕像底下人們送的花籃、花圈還在。但是，英雄碑下我送給趙紫陽的花籃不見了。” 主持人：“當您去看自己獻的花籃是不是在的時候，有沒有發現其他人送了什麼紀念趙紫陽的……有所表示……” 秦耕：“非常遺憾，我沒有看到。我所在的城市，我沒有看到。但是，令我欣慰的是，我到花店去購買這只花籃，並且委託別人寫上字，準備送給趙紫陽的時候，花店的人看寫出‘趙紫陽’3個字的時候，他們還知道他。他們問我‘他怎麼啦？’我説‘他今天早上離開我們了’。第二天中午我再次去公園看到這個花籃不在的時候，我問公園其他的遊人，他們也記得這個名字。我問‘你們看到過那個花籃沒有？’他們説‘昨天傍晚還在，今天上午不見了，你為什麼問這件事？他是個犯過錯誤的人’。 “這反映出兩個信息，第一，人們還知道這個人；第二，人們不知道這個人已經離去了。作為一個中國公民，他們根本不知道趙紫陽去世這個消息。” 主持人：“您在自己的文章中談到，實際上您對趙紫陽也有一些看法。我不知道，您願不願意在這裡把您的看法説一説？” 秦耕：“我願意説説，因為沒有公開的媒體可以表達我的想法。通過互聯網的空間表達也非常有限，所以我還是願意説説我對他的一些評價。簡單地説，他是個好人。雖然他曾經是中國的最高領導人，是共產黨最高級別的官員。他曾經站在這個權力的頂峰…… “我看看我家裡來人啦，是什麼人。” (猛烈的敲門聲） 秦耕問外面：“誰呀？” 秦耕對電話講：“喂，” 主持人：“我在聽，我在聽，您不用掛斷電話。” 秦耕問來人：“誰呀？你是哪裡的？” 對方答：“保衛科的。” 秦耕：“哪裡保衛科的？” 來人：“海中（音）。” 秦耕：有什麼事嗎？” 來人：“有點事。” 秦耕：“什麼方面的事？” 來人：“就是現在要搞那個‘錄口供’。” 秦耕：“改個時間行不行？” 來人：“不行，立即要。” 秦耕：“小聲一點，我小孩睡覺了，好嗎？你稍微等一下好嗎？” 電話就此被掛斷了。 這是北京時間21日晚10點20分。我再重撥電話號碼，已無法接通。 “六四”難屬痛悼趙紫陽先生 1月17日趙紫陽逝世當天，八九“六四”難屬、天安門母親發表文章《痛悼趙紫陽先生》。“六四”難屬丁子霖女士朗讀這篇文章的部分段落。 丁子霖：“驚悉趙紫陽先生不幸病逝的消息，我們一一群在‘六四’大屠殺中失去親人的受難親屬無不悲痛萬分。我們的心在滴血，我們的眼前一片漆黑。 “我們無法用確當的語言來表達我們的哀悼，唯願趙紫陽先生的在天之靈早日得到安息。 “趙紫陽先生是20世紀的一位偉人。讓我們難以釋懷的是，他至死都沒有重新獲得他生前所嚮往和追求的那麼一點點作為人所應享有的自由。這實在太殘忍、太冷酷了。 “此時此刻，我們不能不想到，如果當年中共高層能聽一聽趙紫陽先生的話，按民主與法制的程序來處理當年的那場學潮，我們的親人又何至於慘死在軍隊的坦克和檜彈之下呢？ “我們曾經託朋友，把我們所收集到的‘六四’死難者名單送到他手裡。他的一聲‘收到了’，給了我們莫大的寬慰。我們曾經請求他就‘六四’問題説幾句話，他説了，而且説出了我們想説的話。 “這是一位甘願把民眾的苦難擔在自己肩上的領導人，一位真正把民眾當作自己兄弟姐妹看待的領導人。我們曾希望著，在未來的歲月裡能同他見上一面，如今這個願望落空了。永遠不會再有這個機會了。 “讓我們永遠記住，1989年5月19日趙紫陽先生去天安門廣場與學生吿別的那個歷史性的悲壯場面吧！ “我們這些活著的人，唯有在尋求正義的道路上繼續努力，完成他生前未竟之事業，才能吿慰趙先生在天之靈。 “在此，我們謹向趙紫陽先生的親屬，表示深切的慰問！” 鮑彤夫婦去趙家弔唁受阻，夫人被推倒骨折 雖然趙紫陽的家人在家中設置了趙紫陽靈堂供人們弔唁，但是很多“六四”難屬和其他被當局視為“敏感人物”的人仍被監控不能前往。 趙紫陽當年的助手鮑彤先生夫婦，1月18日準備前去趙紫陽靈堂弔唁。鮑彤被堵在臥室內，他的夫人，73歲的蔣宗曹被推倒在地，胸十二椎骨折，必須臥床8周。 當年曾在趙紫陽和鮑彤領導下工作的、現在在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任講座敎授的吳國光先生説：“在過去的15年當中，鮑彤不能見趙紫陽。他們完全沒有任何可以見面的機會，是因為當局嚴格的控制。那麼現在趙紫陽都已經去世了，鮑彤去到他的靈前拜祭一下，你害怕成這個樣子，難道鮑彤還能再和已經不在世的趙紫陽兩人商量什麼事情，用他們共產黨的話來講‘顛覆’你這個政權嗎？簡直荒唐得不可理喻！” “網上靈堂”悼念趙紫陽 當悼念之聲被阻隔的時候，人們在互聯網上設置了“紫陽千古”網上靈堂。我採訪了這個網上靈堂的設計人和管理者，現在住在紐約的《中國之路》電子刊物主編，“中國公民維權行動”義工高寒先生。 主持人：“請問您怎麼想到在網上設置這樣一個靈堂？” 高寒：“1月17日，當得到趙紫陽逝世的消息後，當時估計到中共一定不准民眾悼念。既然是國際互聯網時代，我馬上就想到搞一個網上靈堂。儘管中共會嚴密封鎖，但是畢竟提供了一個空間。” 高寒先生報吿，到北京時間1月22日上午10點10分為止，網上靈堂的點撃數以及各方面的情況。 高寒：“網上簽名點撃數確切數目到現在為止是21849。留言已經遠遠超過4000了，約20餘萬字。 “今天北京時間大概下午4點左右，我們的網頁突然被‘黑’掉了。後來有大概8個小時中斷，現已修好。這個網站會長期保存下去。” 主持人：“您能選讀幾條留言嗎？” 髙寒：“有個留言説‘紫陽先生寧折不彎，寧死不降，偉丈夫也。他被監禁了15年，簡直是中共製造的又一個現代光緒。趙紫陽案使中共政權為千夫所指，是共和國最大的恥辱，也使胡錦濤‘依法治國、依憲治國’的空話假話徹底破產’一美國沙洲。 “還有一個叫王方（音）的律師在北京，留言是‘請中國的共產黨和政府説清楚你們軟禁趙紫陽的法律依據，如果沒有，就是刑法中的非法監禁罪。請問你們哪一個人該負此罪責？’ “還有個署名‘中華兒女’，香港人，説‘人民不會忘記的好總理。人民早已為你平反。’” 海內外各界華人發起“悼念趙紫陽先生，整頓天安門廣場倡議書”，徵集網上簽名。我採訪了發起人之一、現在加拿大的著名學者任不寐先生，請他談談這次活動的訴求和進行情況。 任不寐：“趙紫陽先生去世以後，中國當局對悼念活動無論在網上還是在互聯網以外，都做了很大限制。在這樣背景下，我和江棋生先生以及國內的一些自由派作家、知識份子和網民聯合發起了這樣一個倡議，開放簽名。 “我們提出了五條要求。最重要的有兩條，一是對趙紫陽先生軟禁15年，有關當局必須給予一個答覆。第二，重新審視一下1989年以來，特別是最近這幾年，中國政府投入大量經費管制天安門廣場這樣一個行為是否合法？是否合乎憲法？當然，我們也提出，希望中國當局能夠隆重地為趙紫陽先生舉行追悼會。很多人在簽名的時候也留下了他們的意見。” 主持人：“您能選讀其中一些留言、意見嗎？” 任不寐：“來自中國大陸的張衛雄（音）先生留言一‘沉痛悼念趙紫陽先生！雖然我們在去年參與了要求中共釋放趙紫陽先生網上簽名活動，沒想到您未能等到中共良心發現的一天就這樣走了。不過也好，正如您女兒所説的，您終於自由了！祝您一路走好！在1989年，您的良知影響了我們整整一代人。在您生前，我們無法盡我們最大的努力讓您獲得自由；在您的身後，我們希望有成千上萬的人能勇敢地站出來，説出我們深藏了16年的話，我們要民主，我們要自由！’ “來自加拿大的文玉山（音）先生留言一‘有良知的人都會為趙紫陽先生的去世感到沉痛和惋惜，為他沒有在生前看到公正的評價而遺憾。胡錦濤、溫家寶，希望你們能順應民意，為趙紫陽開一個追悼會，否則你們將被人民唾棄。’ “來自馬來西亞的一位叫楊子超（音）的先生留言，他説‘趙紫陽先生過世當天，我想到中國網站留言，讓我第一次體驗到中共媒體管制的效率。當新聞專題報導説，中國大部分大學生對趙紫陽先生沒有印象，有的還不認得趙先生時。我就再一次想起孫中山先生強調，在民主社會的知情權真是太重要了！雖然我在馬來西亞，但對中國發生的事情我比很多中國人還清楚。這真是中國媒體的悲哀。’” 任不寐：“我們這個簽名信在網上公布以來，前兩天每天大約有兩百多人簽名。但是從今天開始簽名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目前國內很多網友反映，代理服務器、無界瀏覽器已經被屏蔽，無法上來；還有一個原因，可能就是目前大家焦點集中在趙紫陽家所在地方，就是北京的富強胡同。 “我呼籲更多人以積極的姿態參與進來，通過悼念趙紫陽，來推動中國的民主轉型。如果很多人沒有採取積極的態度，我們可能會失去一個非常寶貴的機會。” 電話採訪到趙紫陽家靈堂弔唁的人 兩位北京居民接受我的採訪，談他們到趙紫陽家中靈堂弔唁趙紫陽的經過。 第一位是現已退休的會計師沙裕光先生。 沙裕光説：“我到趙紫陽家門口。我説‘我想悼念趙紫陽同志，可以嗎’守衛的人問，‘你是附近的居民嗎？’我説‘不是，我是從宣武區來的’。他説‘你是一般老百姓？’我説‘對’。他説‘你好像來過嘛！’我説‘沒有，我真的沒來過。’他説‘那可以’。這樣，給我一個小白花，我就進去了。一進去就感到有一種氣氛，各種花圈、大花籃、挽聯、挽幃……牆壁上還有葦箔簾子上到處都貼著悼詞、詩詞。我用了很長時間來看這些。我特別記了一個‘少有所成，了卻君王天下事；老無所謂，赢得身前身後名’，字都寫得很好，很大的。這時候，我覺得裡面的人不少。” 我採訪的下一位到趙紫陽家中靈堂弔唁的是已退休的《中國作家》雜誌副編審郭小林先生，他是已故著名詩人、老共產黨人郭小川的兒子。 郭小林：“今天上午10點半左右，我到富強胡同，是特意去悼念趙紫陽，把我寫的悼詩送給他。我到門口，有個小夥子攔住我‘你是什麼人？’我説‘我是他老戰友的孩子’，結果就讓我進去了，在我胸前別了一朵白花。 “他們家看來是兩個院子，都不大。南面那個院子空蕩蕩的，沒有作為弔唁用的房子。進了北面院子，擺了很多很多黃白兩色菊花， 還有些花籃、很多花圏。兩個院子中間有一個房子，北邊開了個門，門上方寫了兩個字‘書房’，這個書房就當作靈堂了。 “我進去，向老人家的遺像鞠了三個躬。然後，跟他們家當時站在那兒的三個親屬説‘我很匆忙，什麼也沒帶，但是把我的一首悼詩帶來了’。他們説‘謝謝’。” (郭小林先生朗讀他的這首詩） 悼紫陽 今天將因此與以往不同！ 以往他活著， 總讓人有所惦記； 今天，他永遠地去了， 愈加讓我們感到不公。 對他一■人的不公， 就是對天下人的不公。 紫陽，一個無罪的罪人， 一個於國家有大功的罪人。 在這個制度， 不願向人民開槍就是有罪， 不肯貪污就是有罪， 沒有罪就是有罪了！ 不必問他有公民權沒有我們不是都沒有嗎！ 鄧小平有嗎？劉少奇有嗎？林彪有嗎？ 但是紫陽有人格尊嚴。 不必問他為何沒有自由， 我們同樣也沒有。 毛澤東有嗎？江澤民有嗎？ 但是紫陽有不死的信念。 可見官位是靠不住的， 即使臀部坐的是龍庭。 可見權力是靠不住的， 即使腰部有坦克支撐。 血跡可以被沖洗， 但坦克也會鏽蝕掉， 只不過時間長短而已。 56年算什麽！ 蘇聯活了74年呢清朝活了276年唐朝活了290年漢朝活了406年呢。 有人的價值， 活一天勝過千年， 紫陽，你值了！ 2.送別趙紫陽 (首播：2005年1月29日） 被刪去名字的弔唁者 趙紫陽遺體吿別儀式於1月29日上午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一些被當局視為“敏感人物”者被監控或拒發入場券，不能前往與趙紫陽遺體吿別。 領取入場券的地點在北京金台飯店8樓會議中心。工作人員説，發放入場券是根據到趙紫陽家中靈堂弔唁者簽名簿整理出名單，經過國家安全部門和公安部門審理後錄入電腦。然後，按照電腦中名單發放。 人們發現，許多在靈堂弔唁後留下姓名、地址和電話的人，名字卻被刪除了。 在前面“心靈之旅”節目中接受採訪的弔唁者，原《中國作家》雜誌副編審郭小林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郭小林先生講他試圖領取入場券的經歷：“我到金台飯店8樓，一個會議室裡確實正在發票，但是要先核實。據那些工作人員説，趙紫陽家提供的去富強胡同六號他家弔唁過的人名單上有的才能給你票。我説‘我去啦，20日上午11點多鐘去的，我還簽了名’。但是沒有我的名字。” 郭小林先生沒有取得入場券，但他還是想去送趙紫陽最後一程。在遺體吿別儀式進行的時候，他無法接近“八寶山革命公墓”門口，他的“老革命”父親就安葬在這個公墓中。北京時間1月29日上午9點半，他站在附近一個雕塑公園裡。 郭小林在現場説：“進不去。要憑票，還要查驗身分證。有大量警察和便衣。我看到，要求參加的群眾，有那麼不到100人吧，被警察給驅趕到中軸線南側了，那個從天安門延伸過來的東西方向的中軸線，就在那條馬路南側。‘八寶山革命公墓’的正門和西門外邊有一條馬路，通往中軸線，在那個路口，就把人都攔住了。” 主持人：“群眾所能到達的地方距離八寶山革命公墓（吿別會場）大約有多遠？” 郭小林：“要從西門算，大概有150米。地鐵車上也沒有多少人，在八寶山地鐵站裡我看到有不少人，三三兩兩的有幾十個人吧，地鐵裡也有警察。這個雕塑公園外邊馬路上，都停滿了警車，很多警察，還有很多便衣。” 胡績偉發表悼文 趙紫陽逝世10多天來，海內外各界華人以各種方式悼念趙紫陽，要求舉行公開追悼大會，並公正評價趙紫陽。趙紫陽逝世後兩小時，原《人民日報》社長兼總編輯、老共產黨員胡績偉先生發表簡短悼文，題目是《流芳百世，名垂千古》，要求為趙紫陽舉行公開隆重的追悼大會，為趙紫陽平反昭雪。 以後，胡績偉先生又在網刊《新世紀》上發表特稿，題目是《沉痛悼念紫陽同志》。我打電話到胡績偉先生家中，年事已高的他因為聽力障礙，不能接受採訪。 胡績偉的太太狄沙説：“他今年90歲啦，耳朵聾了。他就先寫了很簡短的100多字，然後第二天又寫了你看到的那篇，有一千七、八百字吧。” 胡績偉先生在文章中説：“18日上午9點，老幹部局來人向我傳達了‘上面’的幾句話‘趙紫陽對黨和國家是有功的，趙紫陽在六四時是有錯誤的，黨中央對他的處理是正確的，黨員要同中央保持一致，。 胡績偉先生説：“這個指示來得太晚，在22個小時以前，我的意見就發出去了。我認為‘上面’的4點意見，第一點是對的，紫陽同志不僅有功，而且是赫赫的功勛；第二點是不對的，因為在‘六四’鎮壓前，趙是堅決反對壓制群眾，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他為了表明堅決反對武裝鎮壓而宣布辭職。 “鄧小平調動幾十萬國防軍，宣布首都軍事戒嚴，用坦克和機檜鎮壓手無寸鐵的青年，是十分錯誤的。主張用民主和法制和平方法解決問題是正確的。趙紫陽當時沒有錯，是鄧小平錯了。 “當時反對武裝鎮壓的還有7位將軍：張愛萍、蕭克、葉飛、李聚奎、楊得志、陳再道、宋時輪，也強調人民解放軍的檜口不能對著人民群眾。 “毛澤東於1957年3月15日在南京幹部會議上講話時就説過，對待‘群眾鬧事’不能鎮壓。在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毛澤東還説過‘……什麼時候開檜都是不好的……’可見，鄧小平下令開檜是錯的，7位將軍反對開檜是對的，趙紫陽反對開檜也是對的。怎能説趙反而錯了呢？ “‘上面’這次説，中央對趙紫陽的處理是正確的，我認為是不正確的。因為趙沒有錯，而且有大功。 “為什麼要把他軟禁起來，一直軟禁到死？退一萬步説，就算趙有錯，也應當按黨章處理。 黨章第39條規定‘黨的紀律處分有五種：警吿、嚴重警吿、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開除黨籍’。黨章沒有軟禁黨員的規定，更沒有‘無期軟禁’的規定。所以，當時和以後的黨中央把紫陽軟禁了15年，一直到死，這是違反黨章的，怎麼能説中央違反黨章是正確的呢？ “法律規定，任何人犯法，只能由司法機關依法審理以至判刑。任何機關團體無權私行拘押，更無權非法監禁。那麼中央長期軟禁趙紫陽，這是犯法的，怎麼還能説是正確的呢？ “再説，胡錦濤同志上任以後，一再強調依憲治國，新中國歷屆憲法的基本原則是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權，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得侵犯。那麼，趙紫陽是我黨的總書記，他的人身自由得不到保障，這還是正確的嗎？這就是依憲治國嗎？ “再説，紫陽同志被非法軟禁15年，在他生命垂危的時候，仍然沒有得到起碼的人身自由，這合乎共產黨的起碼道德準則嗎？難道這樣違反人權、違反人性、違反道德的行為還是正確的嗎？ “所以，我認為中央違反毛澤東的敎導、違反黨章、違反現行法律、違法憲法、違反人道的行為是錯誤的，是不能強迫黨員同它保持一致的。” 訪李普先生 86歲的原新華社副社長李普先生認識趙紫陽已經40多年了。在趙紫陽遺體吿別儀式前一天，李普先生接受了我的採訪。 主持人：“請問您會去參加吿別儀式嗎？” 李普：“我會，會去，一定去。” 主持人：“您所認識的老同志他們都能夠獲得……” 李普：“我想，接到訃吿的人都會去。” 主持人：“您對趙紫陽先生怎麼評價？” 李普：“我説啊，隨著時間的推移，趙紫陽在共產黨內的位置、聲望會越來越高，會越來越得到人們的敬重。應該説他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政治家。中國‘改革開放’，幾件重要的事情都是他領頭做的。所以，我認為他是‘改革開放’的設計師之一吧。當然，如果沒有鄧小平，‘改革開放’弄不起來。鄧小平威望很高，但是如果沒有胡耀邦，沒有趙紫陽，這‘改革開放’也搞不起來。這是我的看法。” 主持人：“評價趙紫陽，與‘六四’事件聯繫緊密，您是怎麼樣看‘六四’事件？” 李普：“這個問題非常非常的敏感。” 主持人：“您過去接受我採訪也曾經談到對‘六四’的看法，您現在怎麼想？” 李普：“我過去發表的看法不改變。” 李普先生一年多前接受我採訪時説：“‘六四’總歸要平反的，只是時間問題。坦克上街，是世界所未有。日本不敢幹，國民黨不敢幹，北洋軍閥不敢幹，難道不平反行嗎？談到這個問題我是有點激動的。太丢人啦！丢共產黨的人，丢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叫作‘中華人民共和國’呀，怎麼可以坦克隨便開上街呢？這不平反行嗎？ “好了，請你原諒，我有點激動，我只説這些。‘六四’總歸要平反的，我只説這一句，多了不説了。” 李銳父女撰文悼念趙紫陽 原中共中央委員、中共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李鋭先生，前幾天到趙紫陽家中靈堂弔唁，停留了大約兩小時，向趙紫陽家人表達自己對趙紫陽的哀悼懷念之情。 在趙紫陽遺體吿別儀式前一天，網上發表了李鋭先生的文章《永別了，紫陽同志》和李鋭的女兒李南央的文章《壯哉！紫陽》。這兩篇文章都刊載在2月1日出版的《開放》雜誌2月號上。 現在在美國加州灣區工作的工程師李南央女士接受我的採訪，談她父親近日的處境和她們父女二人寫這兩篇文章的心情。 李南央：“因為對趙紫陽的評價或對趙紫陽的態度，是和對‘六四’的態度聯在一起的。我父親對‘六四’的態度非常明確。他曾經有一首關於‘六四’的詩，記得最後一句話説‘小平你好猶在耳，門前坦克似洪流’。 “而且他們在6月3日那天晚上……因為木樨地是死人最多的地方，我父親和我的繼母當時是在那個樓上唯一與年輕人一起幾乎一直站到清晨的一對老人。站在陽台上，不停地喊‘法西斯’，喊完以後，檜就射上來了，他們趕緊蹲下來，躲在水泥陽台後面。等掃射過去後又站起來了。 “後來我回去時，那個樓上的年輕人都説‘哎哟，你家老頭子可真了不起，能跟我們年輕人這樣站了一晚上’。他當時心裡那種憤怒，也真是控制不了。 “之後有記者採訪，他説鄧小平遺產有兩件事一一個是‘三峽’，一個是‘六四’，是鄧小平留下最壞的事情，總有一天要説清楚。 “所以，他對‘六四’的態度非常明確。你這樣看，他對趙紫陽的事情當然就是……你看他那首詩，寫的是‘忽聞噩耗我無淚，正氣千秋天地間’。我想這句話已經把他的態度表明了。” 李鋭先生在趙紫陽逝世前19天，也就是去年12月29日，去醫院看望了趙紫陽。 李南央説：“我12月回國探親時，那天他看望趙紫陽回來，吿訴我説‘我今天可做了一件大事’，跟我講了他去看的過程，現在網上也都有了。 “他看望趙紫陽後，家裡來了客人，他就吿訴大家。我説‘呦，你敢説啊，這件事你就這麼到處去説？’他説‘我當然要讓大家都知道了，。 “他希望大家知道趙紫陽最後的處境！當然他對趙紫陽最後的處境感到非常非常難過。看到趙紫陽那兒……旁邊便衣啊守著，他覺得心裡特別難過。 “他八、九月份時也曾寫信給胡錦濤，説‘人已經到這種程度，最後身體已經這麼不好了，就是從人道出發，你也應該給他自由。應該讓老同事、老部下、老朋友們去看看他，更何況從憲法的規定呢……這樣對人家也是一個最後的安慰’。這是我父親一貫的態度。” “趙紫陽去世以後，我跟家裡聯繫也非常困難，每次打電話……往南方打電話時（趙紫陽逝世時李銳先生正在南方）父親還吿訴我‘他們幾個老先生一起，在一個很小的屋子裡，給趙紫陽搞了一個悼念活動，大家都去三鞠躬。有一個最後看過趙紫陽的人，跟趙紫陽在一起拍了一張照片。他們就把趙紫陽那一半取下來，放大了，放在靈堂裡，他們大家都去悼念。我就問‘你寫不寫文章，寫不寫詩？’他説‘我要寫的，等我回北京就做這件事情’。等他到北京我跟他聯繫，能聽出來，他就非常為難了。” 主持人：“發生了什麼事？” 李南央：“中組部一個副部長到家裡兩次，跟他談話，不許他説話、再寫文章。估計電話監控得也比較厲害，我們再繼續談，他就只能説‘再説吧，再説吧’。不過他説，他有文章，他的心情總要表達，他説（把文章）送到趙紫陽家裡去了。我現在看網上有，看來是把他送到趙紫陽家的文章刊登出來了。 “你看，我父親文章中最後一句話説‘至於我同他（趙紫陽）的交往，有些是重大事件的交往，以後再追述’。他心裡覺得很安慰的是，最後給趙紫陽帶去一些信息，就是‘我們所有這些老朋友，都是想著你的。’在趙紫陽最後的日子裡，給他一個安慰。其實對我父親來説也是一種安慰。 “他當天回來跟我説，他對趙紫陽説的是，‘你一定要挺住，你一定要堅持住！’他當然希望，趙紫陽能夠堅持到活著獲得自由的那天。我覺得這話真是非常有感情，而且也真是表達了他們對趙紫陽‘六四’反對軍隊鎮壓態度的支持和理解，對現在當局做法的這種違反憲法……就像胡績偉先生説的‘既違憲，也違反你共產黨的章程’做法的憤怒。” 主持人：“您的文章以趙家兒女的挽聯開頭，您認識趙紫陽的兒女們嗎？” 李南央：“我都不認識。看到他們的挽聯‘支持您的決定是我們不變的選擇，能作您的兒女是我們今生的榮幸’，特別感慨，特別感動，覺得他們非常非常了不起。 “在共產黨氛圍、控制之下，通常一個家庭的家人能一無反顧地支持明明是要帶來不幸，甚至是滅頂之災，或給整個家庭帶來政治上牽連的這樣一種決定，家人能站在背後支持的非常非常少。這就是我後來在文章中説的‘兒女們為有他這樣一位父親感到騎傲，其實他們自己也給紫陽先生帶來了無尚的榮光。’沒有他們的支持，趙紫陽不一定能守住自己作為一個正直善良的人所作出的抉擇，而且也不一定能最後拒絕檢查，拒絕認錯。 “我覺得他們的家人真是特別了不起。而且他的女兒王雁南説的是，‘他安靜地走了，他終於獲得了自由’，催人淚下。” 鮑彤憶趙紫陽辭職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政治秘書、趙紫陽的助手鮑彤先生，八九“六四”後坐牢7年。趙紫陽逝世後，鮑彤與外界的聯繫受到當局嚴格監控。現在他不能接受採訪。 鮑彤先生在以前的“心靈之旅”節目中接受採訪，談趙紫陽被迫辭職時的情形，那是鮑彤與趙紫陽相處的最後幾天。這裡選播一段—— 主持人：“趙紫陽決定辭職的時候，您所知他當時是什麼心情？” 鮑彤：“其實，紫陽當時的心情沒有什麼特別，跟他平常一樣，還是很鎮定。考慮問題思想很周密，很冷靜。他這樣説的一‘今天下午，小平同志家裡開了一個常委會。常委批評了我的‘亞行’講話，我保留了我的意見。今天常委作了個決策，我不能把決策的內容吿訴你們，因為這是機密。但是我反復考慮，由我來執行這個決策是不適合的。以我現在的認識水平、精神狀態，如果由我來組織執行，會耽誤事情。所以，我想我應該辭職，你幫我起草一封信。’講得很平靜，很冷靜。” 原趙紫陽部下悼念趙紫陽 曾經在趙紫陽手下工作過的原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嚴家祺先生，“六四”後流亡海外，現住在美國。 嚴家祺：“聽到趙紫陽去世的消息，當然非常悲痛。趙紫陽是中國人民的好總理。他的一生為中國的經濟改革、政治改革，為中國法制建設，以及中國走向民主和富強貢獻了一切。” 在趙紫陽直接領導下工作多年的原中國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中共中央政治改革辦公室秘書長，現在在美國的“當代中國研究中心”執行局主席陳一諮先生悼念趙紫陽先生，談趙紫陽在改革年代給他印象最深的一些事。 陳一諮：“第一點，1984年10月底，他在佛山講的話説‘沒有十年文革就不會有今天的改革’。我覺得，他和胡耀邦都因為是從‘文革’的敎訓中看到過去那條路子走不通，因而探索中國怎麼走。 “第二點，因為他能深入實際，傾聽各種意見，所以在‘左’傾路線非常嚴重時，特別是華國鋒主政，堅持兩個‘凡是’的情況下，他衝破重重阻力進行農村改革。所以，農民才有‘要吃糧，找紫陽’這樣的説法。但有人勸他説，您這些搞法，不是又要被批成‘三自一包’了嗎？他説‘無非就是丢官兒，再當一次走資派嘛！’從‘文革’以後，他明顯地思想升華，就是處處從老百姓利益著手。 “第三件事是我在‘農村組’時，1982年我們到山西、遼寧調查，回來給他匯報。他非常高興，説‘以往我們作計劃、設定目標往往都是主觀的，你們的調查是從實際出發，從動態出發的，你們能體會農民的疾苦’。他説‘真正的學問是從實際中來，又能解決實際問題的’。 “我覺得，他對中國的實際以及面對的問題要怎麼解決，比很多脱離老百姓的領導有更難得、與眾不同的見解和眼光。 “第四，他兩次説‘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第五，1987年10月他説‘改革十年，我們的基本建設是什麼？一個是市場經濟，一個是民主政治。關於社會主義，就是要講公平’。我為什麼説他‘已經開始走上了自由民主的大道’呢，原因也在這裡。 “後來他見戈爾巴喬夫時也説‘如果一黨制情況下解決不了腐敗的問題，看來多黨的問題就要提上日程’。連戈爾巴喬夫當時對他的開明都很驚訝。 “再一點，就是1989年他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 “最後，我想就是他那種寧可堅持真理、寧可為了人民而不屈從於權勢，不顧個人安危，即使被軟禁了接近16年，他也沒有作檢討，所反映的這樣一種高尚品德和風骨。” 第七篇紀念“獨一無二的反叛者”——王若望 (首播：2011年12月15日） 王若望逝世10周年前夕，新書《獨一無二的反叛者一王若望傳》在港出版 今年12月19日是王若望先生逝世10周年。近日，居住在愛爾蘭的華人作家喻智官先生所著《獨一無二的反叛者一王若望傳》由香港溯源書社出版。“紀念王若望先生逝世10周年暨《王若望傳》新書發布會”計劃於12月20日在美國紐約舉行。 陳家驊：當局説王若望是“自由化的老祖宗”成褒詞，有趣味 王若望（圖中） 在1989年爭取人權和民主的和平抗議運動中身先士卒，與參加抗議的作家、知識分子同行走在上海街頭。 現在住在紐約的一位王若望先生的老朋友陳家驊先生發表紀念文章，題為《永遠不忘王若望》。90高齡的陳家驊先生帶著鄉音，朗讀了這篇文章的開頭—— “王若望先生逝世時，紐約和海外各地不少學者及知名人士，發表了弔唁文章，有的説他是大寫的人，有的説他是偉大的先行者，有的説他是不屈不撓的自由民主戰士，我覺得種種論斷都很有力，很得當。大家的各種説法，無疑都是對先生奮鬥終生的最好評價；當權者本意醜化他，説他是‘自由化的老祖宗’，恰恰成了對他蓋棺論定的褒詞，這倒是意想不到的趣味！” 喻智官：王若望鼓動政治改革、宣揚自由民主，被(兩度）開除黨籍 《王若望傳》的作者喻智官先生著有反映文革歷史的長篇小説《福民公寓》。近日談到紀念王若望先生逝世10周年和新書《王若望傳》的寫作，喻智官先生説：“首先我想講一下王若望的地位。他在中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是和劉賓雁、方勵之齊名的異議人士。他們當時鼓動政治改革，宣講自由民主，可以説是啟蒙了一代人。鄧小平就是因為他們宣揚民主而把他們開除黨籍，這可以説成為‘八九民運’的一個誘因。” 喻智官：70年中為自由民主入國共監獄共3次，計10年，官越做越小 主持人：“如果向不太瞭解王若望先生的人簡要介紹王若望，您會談哪些方面？” 喻智官：“王若望的一生從15歲到近84歲，差不多70年，一條道路走到底，就是為了爭取中國自由民主，為了中國老百姓真正過上和平幸福的生活。 “但是，先是國民黨當政，自由民主不足，他去奮鬥坐牢。接著把希望寄託在共產黨，去延安，在延安時他因為批評共產黨遭到整肅。當然，後來因為1949年革命成功，他又有點覺得中國有希望了，希望通過共產黨的革命達到中國走向民主。 “但接下來1957年的運動，他被打成‘右派’，‘文革’他又被打成‘反革命’。因為他老是堅持自己的人道主義觀點，對共產黨政策中對老百姓不利的政策，他就寫文章批評。 “所以，他的官是越做越小，人家是越做越大。他是1930年代的寶雞中心縣委書記，做到最後，1987年就是上海一個文學雜誌的副主編。 “為什麼？就是因為他要走的真是自由民主的道路，對共產黨來説，是異議反叛。 “他不因為共產黨判他是敵人他就改變自己的觀點，反而更強化了自己的觀點：當初就是因為沒有言論自由，説了寫了共產黨不愛聽的話，被打成‘右派’。然後到‘文革’他看清楚，這個問題的根子就在毛澤東身上。所以，他又在一個老幹部同事面前詛咒毛澤東，為此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又坐了4年牢。” 喻智官：王若望反省制度問題，要搞多黨制追求自由民主，並競選任區人大代表 喻智官先生説：“王若望出獄後反省，為什麼中國不能自由説話，我説了話就被打成‘反革命’？那就是説，制度有問題。所以‘文革’一結束，他就公開演講，直言痛斥毛澤東。接下來一步一步往前推，就説共產黨沒有多黨制，沒有反對黨的一黨獨裁必然造成這種現象。他就提倡要搞多黨制，要補資本主義這一課。他追求人權自由的思路沒有改變。 “1984年他得到一個機會，胡耀邦在上海試點，公開選舉區人民代表，當時確實是真選舉。王若望自己報名參選上海盧灣區人民代表，被選上，很高興。儘管他是11級的中共高幹，他很珍視人民代表這個職務，因為這是硬碰硬選舉出來的。王若望要堅決履行人民代表的義務，去訪問上海那些‘棚戶區’住戶，向市委呼籲解決。他還為自己的這個職務很得意，因為是選舉出來的。他當時覺得，如果再往全市、全國這樣推上去選舉的話，那中國三、五年就有改變。當時他接受外國記者採訪，還這樣比較樂觀地表示自己的態度。” 主持人：“您這本書叫《獨一無二的反叛者一王若望傳》，因為漢語語言文字上的特點，對這個題目有可能作兩種理解。一種意思是説，除了這個反叛者，就沒有了，所以是獨一無二的反叛者。還有一種理解就是説，反叛者很多，但是像他這樣的是獨一無二的。您本意是傾向於哪種解釋呢？” 喻智官：“我想還是傾向於您説的後一種解釋吧。應該説中共黨內出了一些反叛者，王若望達到的高度，或者説採取的一些行動，都達到了獨一無二。 喻智官：理論上徹底否定馬列，行動上辦刊、上街、组黨，反叛 “比如説，像他這個年齡的老幹部，一般寫文章，或者理論上都有否定馬列主義、否定共產黨、否定社會主義的……儘管不多，但是像他這樣，不僅寫文章提出徹底否定的意見，然後採取行動。他在國內就組織‘人權研討會’，在上海；後來在美國組織民主黨。” “另外，他走上街頭，參加街頭運動，而且始終不渝。 “有個鏡頭特別讓人感動，他1989年參加遊行，因為1987年他已經被鄧小平開除黨籍了，1989年‘學運’來了以後，他這個身分再走上街頭，那被戴上‘黑手’的帽子是逃不了的，但他照樣兩次、三次地上街。 “果然，‘六四’以後他第3次坐牢。坐牢出來已是72歲的人，沒有軟下去，還繼續做，恢復1979年上海曾經有過的一個‘人權研究協會’。還去組織人，從香港得到支援經費辦了兩份地下刊物《人權研討》和《民主論壇》，專門刊登紀念‘六四’的詩歌、文章。我們可以想想他那個年齡的人，最後對共產黨有反叛思想言行的人，沒有人做到像他這樣的地步。” 王若望簡介 王若望先生1918年出生於江蘇省武進縣，19歲在延安加入中國共產黨。一生因追求民主自由先後坐過國民黨、共產黨監獄共3次，合計近10年。 1933年王若望15歲，進上海新亞藥廠當學徒，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二年5月被國民黨上海軍法處逮捕，判刑10年。坐牢3年多於1937年7月獲釋，同年8月赴延安。 中共建政初期已經是高級幹部的王若望先生後來被劃為“右派”，在“文革”中又坐牢4年。1989年他71歲時，因八九“六四”入獄，1年多後獲釋。 1992年王若望和夫人羊子訪美，後流亡美國。2001年12月19日王若望先生因患肺癌在紐約逝世，享年83歲。 羊子：對王若望永恆的紀念，平凡中見偉大，我要保持他的理念 在紀念王若望先生逝世10周年前夕，我採訪了現在住在紐約的王若望的夫人羊子。回顧王若望先生一生和他離去後的這10年，羊子女士説：“過去10年，剛剛失去他的時候，一天到晚，淚花伴隨著自己。他去世後開頭幾年，一會兒覺得他不在了，一會兒又覺得他還在，……慢慢走出悲情。” “當喻智官寫這本書以來，每寫一章就發給我看。看到第九章的時候，尤其對他後期進入病態，那麼快的凶險發展……因我近距離跟老王相處，他生命的每個以前的閃光點，後來的衰弱點，我都是直接掌握的人。 “人總是通過細節會掉下眼淚，這些細節很感人，也都是生活中最平凡的表現。平凡積累起來，越來越高大。我覺得他這個人很偉大，我能夠跟他在一起，談戀愛10多年，共同生活了20多年，我覺得很幸運。” “現在每到當年他打網球的地方Playground，我會佇立在邊上凝望一、兩分鐘，懷念他，越來越覺得他在我心目當中是永恆的形象。 “當喻智官先生要寫《王若望傳》的時候，我覺得自己沒什麼大作為，但是他的理念我要保持。如果有人要通過我瞭解他，我就要把他的話説出來。” 羊子：因世交相識，從崇敬到相愛 主持人：“能講講最初您是怎麼認識王若望先生的嗎？” 羊子：“1967年下半年，我29歲。那時我在鐵道部工作，分配在湖南株洲田心機車車輛廠，做電力火車頭方面的技術工作。我經常到上海、到全國各地出差。我是上海家庭出來的，一個人在湖南，還是獨身一人。我當時有點獨身主義的味道。 “王若望是我媽媽的同學。1967年王若望已經‘靠邊站’了，他屬於魯迅筆下的‘破帽遮顔過鬧市’那樣的人物。他有思想、有論點，但屬於‘牛鬼蛇神’一類。雖然是‘摘帽右派’，摘了‘帽’也等於像法國小説《悲慘世界》的冉•阿讓一樣，好像額角頭上打了印一樣，不同於普通老百姓。但還有點行動自由，還沒受到嚴格監督。 “他父親是我媽媽鄉下小學的校長，所以他爸爸到上海以後跟我媽媽雖來往不多，每年都有走動。有時我媽媽請他爸爸來吃吃飯什麼的。” “我媽媽就説‘去看看王若望吧，他雖然靠邊了，但他還是挺有見解的’。她絕對沒想到我後來會和他有這麼一個故事，當時我還叫他‘王叔叔’呢。那時她的前妻已經過世兩年多了。 “當時‘文化革命’已經開始，毛澤東已經有點難以招架了。“我説‘未來發展下去趨勢會怎樣？’ “他説‘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種下去的狗尾巴草絕對長不出小麥來的’。他這句話給我印象很深，後來形勢發展失控後，我覺得‘哎呀，王叔叔講的話很有預見性’，我當時對他比較崇敬。 “到後來慢慢兩人關係就近了，無意當中我回去以後就通信。我體會到‘愛情是不解釋的，愛情是一種奉獻’這種味道，慢慢和他就好了。” 羊子：母親説我是“鑽到豬的苦膽去了” 主持人：“您認識他的時候，他有幾個孩子，當時多大？” 羊子：“老大是1946年出生的（當時21歲），最小的1955年出生（當時12歲），4個兒子3個女兒。用我母親的話説，我是‘鑽到豬的苦膽裡去了’。一是他比我大20歲，二是‘摘帽右派’，政治上絕對靠邊；第三，工資是50塊一個月，因為他從11級幹部的待遇月工資176元降到後來50塊。然後關進去，就一分也沒有了。我不在乎這些事情。” 主持人：“您的母親後來知道你們中間有些感情……” 羊子：“她拼命反對。” 主持人：“她有沒有後悔當初帶您去認識了王若望呢？” 羊子：“後悔。但後悔也沒用啊。後來因為王若望被關進去，我寫信就沒有回信了。他被隔離後，通過上海一個作家叫哈華，也是被打成‘牛鬼蛇神’和他被關在一起的。 “‘天天讀’時，他看到哈華的《毛主席語錄》裡夾著幾張8分錢郵票，就想方設法把郵票拿出來，跟哈華二人抬梯子，出去貼大字報要爬牆，故意走到郵筒旁邊，把信投到郵筒裡，讓我收到。信裡説，半個月就會出來的，其實等了4年。” 主持人：“這過程中您有機會去探視嗎？” 羊子：“沒有機會，但是我作過這個努力。我回上海的時候，以為他在上海石門一路333號上海交響樂團，我聽説他被隔離在那個地方。那天我媽媽給我介紹了一個對象，也是我的老同事，在上海要跟我見面。説是在美琪大劇院門口見。 “我假裝去見，實際上我跑到石門一路交響樂團，希望從窗口能看到王若望，我當時是‘單相思’。結果站了一個多鐘頭，看不到。我只好到美琪大劇院那裡去看看（‘約’的人），人家早就走掉了。回來回答我媽媽説‘我去了，我沒有看到他’，騙我媽媽。王若望坐牢4年後，1972年被放出來‘交給群眾監督改造’。” 羊子：“兒童樂園”的對話 主持人：“他天天做什麼呢？” 羊子：“挖防空洞之類的。因為我經常不在上海，偶爾去的話我們就約在襄陽公園裡邊有個兒童樂園。跟小朋友們坐在一起，我們就談我們的事。” 在《王若望傳》一書中寫道，女大學畢業生羊子和“反革命分子”王若望“文革”初期戀愛，王若望坐了4年牢出獄後，兩人在公園裡的一個“兒童樂園”見面。 書中寫道—— “王若望提醒羊子説：‘我雖然出獄了，但頭上還戴著反革命帽子，我自己在受罪，怎麼能拉你來和我一起吃苦？’羊子向王若望吐露衷腸：‘你説的帽子，在我看來是虛的，是意念裡無形的東西，有人看著它害怕，有的人看著它醜惡，在我眼裡同你頭上的呢鴨舌帽一樣漂亮。我早就想過了，只要毛澤東還在統治中國，等待我們的不會有好日子，我已經做好思想準備，不管出現怎樣的災禍，我都願意承受，。” 羊子：戀愛的圓滿旬點，政治的初衷不改 羊子女士回憶説：“我媽媽後來也不問我了。” 羊子與王若望苦戀10多年後，於1979年在上海結婚。她説“我那時候已經40多歲，王若望已經60多歲了，他有點不好意思。他孩子一大群，他的孩子都有孩子了，所以我也不好意思去登記。結果他的老二克南，已經有一個兒子一個女兒也長得蠻大了，她陪著我們到民政局去登記。 “登記好以後，民政局那登記的阿姨問克南來幹什麼，她説‘我是來陪他們，他們不好意思來’。那個阿姨感慨説‘我做了這麼多年民政工作，見到好多子女陪著來，都是來促退、吵架、擋駕，不讓他們結婚的。你帶著他們來，是他們不好意思，幫助他們，我還是第一次碰到。’” “1979年過春節前幾天，突然《解放日報》登出來説，上海有幾個‘右派’黨員恢復黨籍了，其中有同濟大學校長，還有王若望。兩、三天以後，我們正好舉行婚禮，算是圓滿的句點，愛情長跑，跑了大概12年。 “我想起一部連續劇《董竹君》，歸納她的一生説‘從不因為曲解而改變初衷，從不因為冷落而懷疑信念，也不因為年邁而放鬆步伐’。這話我覺得對老王也非常貼切，王若望是這樣的人。當年追隨共產黨到延安去，一直到他去世，也沒改變初衷。” 主持人：“初衷是怎樣的？” 羊子：“當年他跟王實味其實是一樣的，追隨民主去延安就相信了共產黨的話是算話的，40年代共產黨的《新華日報》、《解放日報》不是都批評蔣介石政府怎麼專制不民主，反貪污、反腐敗。坐了國民黨幾年牢以後，王若望就直奔延安。” 主持人：“按他的履歷資歷，試想一下如果不作反叛者，他會有什麼個人的好處？” 羊子：“那就是洋房、奢華的生活囉，中共的幹部劃分，12級以內的都屬於高幹。” 主持人：“也就是説，在中共建政初期，他就已經是高級幹部了。” 羊子：“對，這點是肯定的。但他一直沒繼續升高，他到1957年做了‘右派’，工資降低，但住房條件沒有改變。直到‘文化革命’這個待遇也每況愈下。他從來不覺得以前怎麼好，也從來不對比。有甜不甜，有苦不苦的，他就是這樣的人。” 主持人：“你們結婚後，從1979到1989這10年，他總的狀態是怎樣？” 羊子：“應該説，當他1987年被開除黨籍以後，徹底絕望。對共產黨已經看清，是不可救藥了。1990、1991年香港幾個記者到上海找到王若望，結果有個‘公公計劃’（王若望搞人權協會）；有個‘婆婆計劃’（我搞《民主論壇》）。 “結果後來一個被抓過的人，從‘狗洞’爬出來後跟當局配合，我們不知道，請他來研究‘公公計劃’、‘婆婆計劃’，就等於向公安局講了自己的計劃，結果一網打盡，幾個人全部被抓。” 羊子：王若望不屈服一無論生命危險，友人出賣，還是窮困潦倒，無怨無悔 主持人：“如果説王若望是一個不屈服的人，您會舉什麼例子為證？” 羊子：“最容易屈服就是當生命受到威脅，或者生活待遇艱苦。他都能夠不在乎，能夠繼續幹，拉著我去討飯也不要靠子女們，不要麻煩子女們……也是不屈服吧？” 主持人：“他這一生，有沒有要冒生命的危險？” 羊子：“坐牢時對政治犯……他有過幾次生命危險。 “延安的事情是到山東去清算的，有很大的生命風險，有‘鋤奸隊’嘛。他在延安辦了《輕騎隊》，在大贬溝，王實味是在小贬溝。也算黨內‘民間’，他們年輕人都在那兒，都屬於精英吧，辦‘黑板報’性質的，王實味可能有印刷品之類。 “王若望大概是辦牆上的刊物，一期一期地出；王實味出的叫《矢與的》。他們的精神是一致的，都是毛澤東不喜歡的。 “當時有李鋭、童大林等等這些老幹部們鼓勵王若望。後來聽到毛澤東不高興了，他們愛護王若望，説‘你不要搞了，再這樣搞以後怎麼怎麼會吃苦頭的’。 “毛澤東就是想辦法把這些人不整死也要支開，這在張戎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裡也講了，都是很殘酷的。像薄一波對毛澤東那套回憶起來是很痛苦的，當時都覺得很危險，生命朝不保夕。“對待王若望，他們把他支開，沒要他的生命，到了山東。“當時山東地下黨的書記叫黎澍，他極左，好像和柯慶施是一個類型。他説‘鋤奸隊就是要嚴打’，‘格殺格打勿論’。他下面的爪牙就把王若望也放進這個名單，要除掉他們。 “最後報到羅榮桓元帥那裡，要他最後審批。他一個個審查。看王若望這個新名字，不大清楚怎麼回事，看了他的論點，説‘我們殺了太多的人’，那時對以前江西大殺AB團有醒悟，説‘不應該濫殺無辜，擴大殺戮面太大對自己的事業不利’。羅榮桓説‘王若望屬於我們幫助的對象，不要動不動就殺’，就這樣把他保護下來。 “後來他回到華東局的報社、通訊社去繼續搞通訊那一套，又到上海。” “文革中，上海出版局局長羅竹風被隔離以後，他太太在作家協會資料室工作，因為王若望很耿直，容易同情人，她就向王若望討敎怎麼辦。王若望真心真意地對羅竹風的太太説‘你放心’，牆上掛著毛澤東的像，他説‘他很快就會死的，只要他一死，我們就得救了’。他當時就是這麼天真。後來他太太為了改善自己的處境，就把王若望揭發了。 “當時他很難過，也準備死的，當時我們都找不到他。這是1967年他被抓進去以前。” 主持人：“是‘文革’很恐怖時他説的這話？” 羊子：“對呀，他後來只好説‘我不是説他（毛澤東）’，因為是兩個人之間説的話，他就拼命否定嘛，他後來被關，4年後被放出來。結婚之前的事，零零星星聽他講。直到我們1979年結婚，這將近10年，講話也是很有風險的。 “我體會，對共產黨這一套，一直感到受壓力，只是堅持自己的那種落魄生活。就是説，為了理念而窮困潦倒，不後悔，不反悔，不埋怨。也不想用討好求饒或邀寵，希望對我們好一點，解決自己物質的落魄等等……沒這個打算。受苦就受苦，覺得苦得正常，這有什麼？至少我作了一個正直的人吧。我覺得要堅持某種東西，就得要有所堅持而已。” 主持人：“您本來在國內時家裡有保姆，很多家事可以有人分擔。到了海外之後，為了生活，您替別人照顧小孩……” 羊子：（笑）“對，我自己出去照顧孩子也是做保姆吧……” 主持人：“生活中這麼大落差，您到底是什麼心情？” 羊子：“心情很正常，很舒暢，因為自由自在。我去幹活的那家，她先生是台灣人，那時候王若望來美國，紐約報導很頻繁，所以他們知道我是誰，他們也很尊重我。他能講一點中國話，主要講英語，王若望得了病，他還幫助過我。” 羊子：江澤民開出條件，王若望表態“要寫東西保證的話，寧可客死他鄉” 羊子女士談到王若望先生最後的生命時日發生的事情。 羊子：“王若望的孩子們知道。我給他們打電話，希望他們給爸爸打打電話，讓爸爸聽聽孩子們的聲音。我覺得老王身體不太好，那時還在家裡，還沒住醫院，沒發現他病情惡化，感覺他精神不大好，還沒發現他有真的毛病。 “後來，剛剛住院，在2001年12月上旬的時候，我的大妹妹在家裡突然收到我上海小妹妹的電話説，江澤民表了這麼一個態，説只要他（王若望）不再接受任何採訪，或者和別人談些什麼‘不軌’的話，可以讓他回來。 “我就覺得好奇怪，因為我們都沒‘放空氣’，外面不知道他住院啊。他是19日去世的，那時候……大概是十五、六日或十六、七日經常有人去看望，問他這話，問他‘你現在要回去，會怎樣？中共會對你怎樣？’那時，王若望已經表過態了，説要他寫東西保證的話，他寧可客死他鄉。可是還有人追問他，好像不放過他一樣。” 羊子：“共同愛著其他事物”、“朝同一方向看”的愛情 主持人：“您自己自從和王若望先生結婚以後，從1979年到今天，生活上的起伏變動也是高高低低，走了很長的路。如果不離開中國，或者您有沒有勸吿王若望先生在他一度情況好的時候就不要再去觸動這個專制……?” 羊子：“我從來沒勸過他。這時我想起一句話，是我一個老朋友，她最近在寫文章，我覺得很精彩。她看了《獨一無二的反叛者一王若望傳》這本書以後，引用有個美國記者的話，説很適合我們的情況。是説‘愛情儘管浪漫，但若單靠彼此之間的愛，感情是無法維持長久的，只有雙方還共同愛著其他事物時，愛情才能持久。’ “還引用一位法國作家説的‘愛情不在於互相盯著對方看，而在於雙方朝著同一個方向看’。我覺得這位老大姐，她是‘美國之音’的退休職工，看了喻智官所著的《王若望傳》之後，對我們的愛情作了這麼個認識，這麼個小結，我覺得蠻適合的。（笑） “我們不能説有那麼偉大的共同目標，但是我們們有共同的關注點。我覺得我們之間的生活呀，他就是拉著我去討飯，我也心甘情願。我覺得別無選擇嘛！” 羊子：從兩張照片看王若望的心意 羊子回憶説：“王若望剛剛去世的時候，我經常看著他的一些照片。在喻智官的書裡也看得到，魏京生被抓關了兩次，後來關的一次，大概在1993、1994年的時候，在中國駐紐約總領館前（抗議）’嚴冬臘月12月份吧，總領館面臨著哈德遜河旁，我看到這張照片（哽喝），這張照片我每次看到都克制不了。在那張照片上看到他兩隻手拉著自己短的外裝，人造革的面子，看上去像是皮的一樣比較厚，但在那種氣溫下實在裹不住，看那照片上他非常忍受寒冬的那種情緒，他硬頂著在中國總領館門口站著。下面有個橫幅，好幾個人站在旁邊，我看見他的樣子，哎呀，覺得特別心酸。他都是無怨無悔説‘應該的’、‘做應該做的事’，他也從來不批評別人不去。 “還有一次是2000年6月4日。沒有任何人邀請他，但他自己義無反顧，我陪著他去，這也是我的義務。應該去的嘛，只要‘六四’這個問題沒有解決，只要生命在一天，就要去一次。也沒人請他説話，他就像來的一個小青年一樣，默默地去了。也沒人招呼他在什麼地方坐啊，他跟大家一樣，在人行道上席地而坐。照片上也都有。 “回想起來，他在哪裡受了好待遇，也不覺得自己好像怎麼高高在上，一點也沒有。不管大事也好，小事也好，痛苦的時候……他都視各種事情為小事。” 主持人：“您講的這些事情反映出王若望先生用平常心來看待升遷榮辱……” 羊子：“對，對。你歸納得太到位、太確切了。他不是説出來的，而是做出來的。” 主持人：“您覺得他到底追求的是什麼？” 羊子：“就是共產制度絕對要瓦解。要像美國一樣，一個國家一定要自由民主，用制度化來保障。通過選舉，才能夠讓老百姓越來越走向自由自在的生活。” 張偉國：1987年“反自由化”王若望被批判，聽同事介紹王若望髙論妙論 在《王若望傳》一書中提到，現在在美國的資深媒體工作者張偉國先生，當年是上海《世界經濟導報》記者，他與王若望先生有多年的交往，八九“六四”後，二人被關進同一所監獄，監房相鄰。張偉國先生回憶早年與王若望先生的相識和交往。 張偉國：“王若望先生是我景仰的一位前輩，也許因為我是上海出來的緣故，比較有機會早一些和他結識。我印象是在1987年‘反自由化’開始時，他處於被批判、重新被開除出黨那個階段，很多‘學習材料’都下來了。 “説起我認識王若望，一定要提到一位我們《世界經濟導報》的同事，也是一位老前輩，叫章茵子。她是‘胡風分子’，受了很多苦。《世界經濟導報》創刊以後，她在《導報》有點像傳達室的工作人員。我們一個大辦公室，她坐在最口上，進來出去的人都要經過她這裡。所以也有人稱她是我們《導報》的‘門神’。 “她跟王先生特別熟。很多王先生的消息、王先生的高論、最早我都是通過她獲得的。 “他們年齡好像不相上下，她介紹了很多王若望的妙論。在我 們當時青年人耳中，特別是像我這樣‘開蒙’比較晚、覺悟比較遲的，好像還沒完全打破共產黨意識形態禁錮和宣傳那套説敎的人來看，哇！完全是另外一個世界，另外一種境界！看問題、分析問題，王若望先生用很多上海幽默的語言，作了很深刻的表達。只要王先生的話傳出來，我們有的時候會笑痛肚子。” 張偉國：低調拜會王若望，私下作思想交流，得以看到港台報刊 張偉國：“後來在章茵子引薦下，1987年我們去拜會了王若望先生，談了不少，尤其是他的處境。他當時是被監控對象，開除他黨籍。‘反自由化’批判劉賓雁、王若望、方勵之三人，就是胡耀邦下台那次事件。 “我們《導報》的人是私下跟他見面，《導報》處境也相當糟糕。因為胡耀邦下台，在鄧力群和極左派壓力下，工作組也進駐了《導報》。當時是龔心瀚領隊，後來龔作過中宣部副部長。他領隊進駐《導報》‘進行整頓’，因為當時在1987年學潮前，《世界經濟導報》從1986年開始一直鼓吹政治體制改革。尤其是有記者採訪了方勵之，又介紹了東歐的一些改革經驗。這樣一來，受到當局的忌恨壓力，處境也很不好。因這種緣故，我們跟王若望先生接觸，也比較低調，私下到他家會一會，作些思想交流。 “還有，當時王先生可能有些特別渠道，從他那裡可以看到一些港台報刊。特別像《爭鳴》雜誌呀，《百姓》月刊啊，《明報月刊》啊，我印象中最早還是從他那裡看到的（笑），有時候是通過章茵子轉借過來的。” 張偉國：1989年王若望上街領導抗議走在前，“六四”後獄中與我隔壁 張偉國：“1989年我已在北京了，上海的情況只是聽到或看到一些報導，知道王若望上街領導知識分子、作家、作協進行抗議，走在很前面。 “‘六四’鎮壓後，我被公安部通緝抓起來，關在上海，恰巧他就關在我隔壁。所以有時候王先生在監房裡唱京戲，（哈哈）聽得見，‘打漁殺家’啦……” 主持人：“你們説話能聽見嗎？有機會彼此喊……打招呼嗎？” 張偉國：“沒有。” 主持人：“見面呢？” 張偉國：“也沒有。” 主持人：“放風都見不到嗎？” 張偉國：“放風見不到，都是一個一個分開來的。” 主持人：“只聞其聲，不見其人？” 張偉國：“對。我知道是他以後，就對著窗戶哼哼那些流行歌曲，聲音還是聽得出嘛，等於用這種比較婉轉的方法打個招呼。出獄以後，他吿訴我他也知道（我在隔壁）。 “除了我們自己確認以外，當時關在一個比較特殊的地方，在上海郊區，我感覺好像是以前公安局的招待所或什麼臨時改的，加了鐵窗呀，門上開個洞呀，改成班房，‘衛生設備’都是臨時改的。 “一個監房裡，關我以外，另外配幾個刑事犯，我這監房裡配了三個。有經濟的，有小偷小摸，後來知道他們等於是在裡面監視我們言行的。他們放風機會比我們多，而且跟‘管敎’……就是監獄管理人員，談話也比我們多，所以知道一些其他監房的事。有時他們還輪著，有經驗的帶沒經驗的，有時到別的監房去，不固定在一個監房。這樣，我聽他們傳出的消息説，隔壁是王若望。” “像王若望這樣的，被抓了好幾次，他還是照樣鬥志旺盛，意志堅定，非常樂觀。對我在監獄裡邊是很大的鼓舞。” 張偉國：出獄後又陷“同案”，再遭傳訊成難友 主持人：“你們二位是誰先出來的呢？” 張偉國：“他先出來，相隔不太久。至少是我自己當時‘上了線’要判刑，已經批准逮捕了，在裡面已關了20個月。後來據説因為朱鎔基要表示上海跟北京的區別，所以上海除了判了些工人、市民群眾，所謂‘鬧事的’、‘扎輪胎的’或者是搞罷工的，其他知識分子像學校、報社、作協的好像都沒判，放了。” 主持人：“出獄後，你們見面的機會多嗎？” 張偉國：“不多。有一些接觸。其中還一起牽涉到一個案子。因為當時香港‘支聯會’有朋友進來，跟我們見面。” 主持人：“《王若望傳》一書中提到的小蔡、小崔嗎？” 張偉國：“對。在接觸過程中，他們也見了其他人，有些身分比較複雜。當局掌握了這些線索，以後就變成上海一個案子，認為跟外面勾結，好像還是要搞什麼活動。所以，跟王先生也算是難友了。為了這個事，王先生被他們傳訊，我也被傳訊好幾次。 “我純粹是從新聞媒體交流角度，跟他們談一些比如上海《導報》的情況、欽本立的情況，當時上海也沒有什麼所謂‘組黨活動’，組黨好像是王先生出來以後，至少我不知道。 “當時調查問詢很多次，有一次搞了通宵。一直是把王先生，包括羊子牽在裡面，所以我知道這個事情至少跟她也有間接關係。” 主持人：“那説你們是‘同案’，是……？” 張偉國：“主要是我和王先生都見了香港兩位記者。我當時帶他們通過了一些阻攔，去華東醫院看欽本立，欽本立已處於晚期癌症生命垂危的最後階段。當時‘國際新聞記者協會’給欽本立頒了一個獎，獎牌存在香港記協，這兩位媒體同仁也是在傳遞這個信息。具體是不是還有其他事，我也不知道。” 主持人：“那件事情後來怎麼了的？” 張偉國：“不了了之。我就一直被監視居住，也沒打聽，直到出國前。” 張偉國：感觸最深是，環境背景變化，王若望始終堅持理念，樂觀幽默 主持人：“你們後來又都來到美國，誰先出來的呢？出國後又有什麼交往？” 張偉國：“他比我早出國一年。我1993年春節前後出來，王先生大概早半年到10個月。他在紐約，我在西岸舊金山，當時沒有馬上見到。後來因為我去紐約開會，有些活動，有機會去拜訪他，在他那裡聽他再唱京戲（哈哈），陪他一起喝喝酒。王先生還是那樣的樂觀。 “我印象中還有幾次他來或路過灣區，我們也有機會見面。像參加黃雨川的中國民主敎育基金會的頒獎活動，還有一次是民聯陣開會，我印象中蠻深的，在機場附近一個旅館，我到那裡見了他一次……斷斷續續有些見面。” 主持人：“您在紐約見到他的時候……因為以往您也到他上海家裡去過，幾次是在不同的背景下，王若望先生的生活居住環境、生存狀態都有很大不同，您印象中他在不同背景和環境中有什麼不同嗎？” 張偉國：“這是我感觸最深的。很多人因為環境變化，不管是自己的情緒、言論、作派，都會有比較大變化，王先生倒是相當本色。我感覺就像你提到的幾個階段，始終如一，首先是樂觀，其次是幽默。而且對於參與民運，對於中共的深刻的認識，從來不打回票，不打折扣。這一點，我發現在很多朋友、熟悉的人裡面，跟他有蠻大的區別。幾乎在我見到他的所有次機會裡，沒有一次看到他垂頭喪氣、愁眉苦臉或唉聲歎氣，從來沒有，始終樂觀。不但在表情上，而且在言論思想上也是這樣。這點我感覺王先生非常之特別。” 張偉國：王若望對共產極權專制認識深刻，批判不留情，追求民主，身體力行 主持人：“根據您的印象，他最看重的是什麼？他強調比較多的是什麼，對什麼事特別關心，常把話題和眼光集中在什麼地方？”張偉國：“一是集中在共產黨的極權專制，對共產黨專制本質的認識，要比很多人來得深刻一點。這個我想可能跟他原來在體制裡很長時間的經歷有很大關係，對於專制的批判、對於共產黨一些幹部的諷剌，都很不留情。 “當官的，包括鄧小平，對他也是十分惱怒。他的言論收在《批判王若望言論集》，大家後來從中看到他的言論，都覺得很‘解渴’。 “另外一方面，我感覺他出國後，以他這麼大年紀，那麼積極地投身海外民主運動，不管是出去競選，或者組織新政黨，他都身體力行。民主政治不僅是一種理念，在他完全是一種實踐。尤其像他那樣的，因為早年是追求民主而參加中共的，後來他能跟中共分道揚鑣，重新開始，這點在我接觸的人裡，好像他也是絕無僅有。” 張偉國:王若望不留戀革命資歷，不患得患失既得利益，徹底“割”體制“尾巴” 主持人：“您説也有一些反叛者他們從共產黨的營壘中來，相比之下王若望做得更徹底，除了您剛才已經談到一些以外，還有沒有其他是您所説‘絕無僅有’？這印象還從哪些方面得出來？” 張偉國：“一個是他從不留戀自己原來的革命資歷，或者在上海所享受的那些待遇。從來不去計較這些既得利益，為這些患得患失。體制裡出來的人，思想認識甚至理論比他更高、更成系統的人有的是，但是真正跟這個體制劃清關係，真正能做到徹底決裂，我想王若望先生是一個比較難得的楷模。 “我跟別的朋友開玩笑説，大陸出來的人，尤其是體制裡出來的人，實際都要經歷一個‘割尾巴’的過程。很多人的‘尾巴’都割不清楚。雖然從形式上他已經離開了那個營壘，也被定性為跟王若望一樣屬於叛逆行為，但是因為長期受到這種意識形態的灌輸、控制，情不自禁的跟那個體制、那些舊東西，甚至那些利益，若即若離，不願意那麼爽快地放棄掉。當然有的時候也不是他們個人意識決定的，他就是這樣一種行為方式，是這種體制裡培養出來的，要改造相當困難。所以王先生在這方面……的確，我的感受比較深。” 張偉國：中共危害中國與世界，因黨內王若望這樣的人太少，他是先知先覺者 主持人：“王若望先生過世10年了，現在懷念他，回顧他説的話、寫的文章、做的事情……年輕人看到王若望先生的名字，已經比較陌生，您有什麼特別想説的嗎？” 張偉國：“時代發展很快，尤其是中國，外部的硬件日新月異，但是中國的社會本質、存在的問題，跟王先生當時看到的幾乎一樣。他的一些經驗，他的模範作用，在今天依然有相當的啟示性。 “特別是怎樣跟這個體制……有時候我也在想，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沒有救，之所以爛到現在這個地步，之所以不但危害了整個中華民族、中國文明，而且現在已經越來越嚴重地危害整個人類文明，跟中國共產黨裡面像王若望這樣的人太少有很大關係。假設有100個王若望，有1000個王若望，那這個黨就不是這個樣子了。 “王若望在中國共產黨裡面鳳毛麟角。中國共產黨的這種迷惑、變種，越來越走向自己當時宣示目標的反面，是越來越走向與人類為敵、不顧人類文明底線的政治集團。所以，在這樣情況下，我們看到至少在共產黨營壘裡面，王若望先生敢於這麼早就義無反顧地起來反抗、批判、與之鬥爭，那這在共產黨和類似人群裡，是一個先知先覺者。” 曹長青：王若望一生致力於挑戦抵抗共產獨裁，在反叛者中最徹底，獨一無二 在美國的獨立作家曹長青先生就紀念王若望先生逝世10周年，接受了我的採訪。 主持人：“紀念王若望先生逝世10周年，能談談您的心情嗎？”曹長青：“王若望先生去世10周年之際，我特別懷念他，多麼希望他現在還健在，會和我們大家一樣非常高興地看到中東、北非民 主的變化。看到突尼斯、埃及、利比亞人民趕走了獨裁者，這些國家走向了民主和自由，他會非常振奮和高興。另外還會看到中國即將發生的變化……可是王若望先生現在看不到了。但是我覺得，王若望在過去那些年所堅持的一種精神，和中東北非的變化有相當的關係。就是他相當地確信，共產主義和一切專制獨裁者的垮台，而且一生在致力於……尤其晚年致力於挑戰、抵抗共產主義和獨裁統治。” 曹長青先生談到在王若望先生逝世10周年前夕於香港出版的喻智官先生著《獨一無二的反叛者一王若望傳》。 曹長青先生説：“最近，旅居愛爾蘭的華人作家喻智官，寫了一本中文專著《獨一無二的反叛者一王若望傳》，作家在序言中也強調，王若望是他們那一代中共反叛者中最徹底的，是‘獨一無二的’。 “一般情況下評斷評價一個人，很少用這樣很極端的、飽和的評價，都會留有餘地。但為什麼這個作者提出了這麼強力的一個認定、一個蓋棺論定一認為王若望是在那一代反共者中‘獨一無二’的呢？ “我基本認同這種説法。為什麼王若望成為他們那一輩人中反共最堅定最徹底的一個呢？我覺得也是跟他的性格氣質有相當大關係。這也是後期王若望來到美國之後，我跟他交往、見面聊天，讀他的文章、看他的經歷所感覺到的。” 曹長青：王若望率真坦誠服從真相，必與共產獨裁的虚假直接衝突 曹長青先生説：“王若望是一個性情中人，給人印象很達觀、直率，也很坦誠，有一種‘老小孩兒’，或者叫‘老天真’的東西，讓人想到喊出‘皇帝沒穿衣服’的那種孩子的東西。他沒什麼心機，也不善於算計；不故作高深，也不會不懂裝懂；不擺架子，不擺譜。跟他交往你就不用提防什麼，這種性格導致海外很多流亡者喜歡他。當然大家都喜歡比較隨和自然坦誠的人。 “王若望這種性格肯定在共產黨世界很倒楣。你率真，必然和虛假發生衝突。所以我們看他的簡歷，50年代被打成‘右派’；60年代批毛澤東被判刑；80年代被鄧小平開除黨籍；八九‘天安門事件’他又走上街頭支持學生，最後被迫流亡美國。這都和他這種率真氣質有關係。這種氣質和中國的那種共產主義的虛假直接發生衝突，結果當然他是倒楣。 “我個人對他這種氣質有相當強烈、深刻的印象。上世紀80年代，我在中國廣東深圳編輯《深圳青年報》，當時我們託一個朋友拿到一份王若望的稿子，談中國政治改革。標題是《現有的體制是培植個人專橫》，內容直接是挑戰中共獨裁的。這樣題目的文章王若望就敢寫、敢公開發表，我覺得沒有率真的性格是不可想像的。 “從王若望簡歷來看，當年追隨共產黨，19歲就當了地委書記。如果一直跟著共產黨，後來當了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都是可能的。但是王若望有個特點，率真導致他知道真相，就服從真實，放棄原來的意識形態。” 曹長青：王若望留下的知識遺產一純真誠實，接受新思想，堅定反對共產主義 曹長青先生認為：“王若望來到美國後，在海外堅定反共，因為他知道真實的情況。像西方人有一句話説‘人的頭腦就像降落傘，只有在開放的狀態下才能運作’，王若望就是一個頭腦開放、思想開明的長者。 “他在美國這些年寫了很多堅定反共的文章，相當堅定。所以，旅居愛爾蘭的華人作家喻智官把他稱為‘獨一無二的反叛者’是有相當道理的。他不僅反共堅定，而且在台灣、西藏這些問題上，都比絕大多數中國異議人士，尤其是老一代知識分子，開明、開放、理性。他在這個問題上沒有搞什麼‘大中國’啊，‘沙文主義’，而是支持西藏、支持達賴喇嘛、支持西藏人權，也支持台灣人民的選擇權利。這些在他那代知識分子中是相當相當不容易的。” 曹長青先生談到王若望先生留下的知識遺產。 曹長青：“今天我們來紀念王若望先生去世10周年，懷念他，很大程度上要想到他在哪一方面有特質。我覺得在純真、誠實、真實、接受新思想、堅定地反對共產主義，我覺得這是今天特別需要中國知識分子可以接受、應該思考的一丨分重要知識遺產。” 曹長青：從中東北非變化看，結束獨裁專制靠人民，不是靠獨裁者開恩實現 主持人：“我在採訪喻智官先生時，也就書名提出問題。對‘獨一無二的反叛者’可能作兩種理解，一是只有他能稱得上是反叛者；另一理解是，在眾多反叛者中，他做了很多‘獨一無二’的事情。作者説當然是指後者。您覺得在眾多反叛者中，王若望先生還有什麼更具獨特之點的地方？” 曹長青：“在中國海外的民運中，一直有兩大派意見。一派認為共產黨是無法改革的，不能寄託在共產黨的什麼‘黨內改革派’啊，什麼‘領導人開恩’哪，應該把希望寄託在人民知道真實情況下力量的產生。還有一派強調支持‘中共改革派’，中國要‘和平過渡’等等，把希望寄託在中共內部的所謂‘溫和派’、‘改革派’身上。 “我們看，共產黨過去僅僅‘改革開放’就30年過去了，哪來的‘溫和派’？基本還是共產黨派，都是保護共產黨絕對統治權力，在這點上他們都是一致的。 “很令人遺憾的是，以王若望為代表的堅定‘反抗派’一直不占上風。而‘溫和派’，要跟共產黨什麼‘理性對話’，甚至‘我們沒有敵人’哪，或者‘跟共產黨形成朝野良性互動’等等，這方面的聲音、力量反而一直比較占上風。因為他們占有資源、雜誌、話語聲音等等。 “而今天我們看看，中東北非發生變化以來，堅定反抗中共的聲音，現在開始占了上風。因為我們看到利比亞也好、埃及也好，都是人民起來，推翻了獨裁者、趕走了獨裁者，並不是靠獨裁者開恩發生變化的這個事實。 “更不要説更早整個東歐，包括蘇聯在內的所有共產國家的改變，所有共產政權的被推翻，都不是統治者主動放棄權力的結果，都不是什麼所謂‘黨內改革派’的結果，而是人民知道了真實產生的力量，逼迫導致共產黨內部發生變化，最後專制政權被人民結束。” 曹長青：狼就是要吃人的，要結束狼的制度，從體制內覺醒出來更有特殊價值 曹長青：“王若望反對共產主義認知的清楚性，我還要強調與他的性格有關。他非常純樸，純真導致你可以跟他辯論，如果他認為你有道理，會服從你，他有這麼個勁頭。而中國其他一些異議人士、大佬，或老一代知識分子，在中國由於原來有很高地位，再加上性格因素，很難達到像王若望這樣。所以才導致王若望在那一代人中成為出類拔萃的、甚至可以被視為是獨一無二的反對共產主義的徹底者和堅定者。” 主持人：“王若望先生過世已經10年，在這個時候重新提到王若望，有些年輕人對他很陌生，他又是從共產黨營壘中出來的。您剛才講，要依靠民間力量，不要寄希望於黨內的那些所謂‘開明派’、‘改革派’。而王若望所提供的例子，實際上他與共產黨有很深的淵源。您今天又是怎樣看、怎樣理清這中間的關係？” 曹長青：“王若望比較有特殊性。他不是一開始就從體制外反對共產主義的，他原是那個體制之內的。從共產黨陣營內部覺醒出來的，我覺得更有特殊價值。可以現身説法，吿訴其他共產黨員或其他年輕人，共產黨是怎麼回事，怎麼邪惡，怎麼不可改革改變，必須把它結束。 “狼不能變成善良的狼，你期望狼變成善良的狼，某種意義上説，不是狼的問題，是你的認知有問題。狼就是要吃人的，只有結束狼的制度，才能有羊的生存和安全可言。所以，王若望這樣一個與共產黨有深厚淵源的人，最後堅定地站在共產黨對立面，產生的意義力度更強。” 曹長青：旗幟與力量：王若望逝世10周年和《新階級》作者吉拉斯百年冥誕有感 曹長青先生還特別提到：“王若望去世10周年，正是特殊的一年，也是反對共產主義的先驅性人物、南斯拉夫曾經做過副總統、人民議會議長的吉拉斯（中文又譯為德熱拉斯），也就是《新階級》一書作者誕辰100周年。 “我也寫了一篇紀念他的文章。吉拉斯當年是南斯拉夫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官做到副總統，是鐵托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如果鐵托去世他就可以當元首。那麼高位置的人，最後他反叛，認識到共產主義是邪惡的。他寫了《新階級》，認為共產黨就是剝削欺詐、迫害人民的新階級。他寫了好幾本批判共產主義的書。 “這從共產主義陣營內部的反叛，就更有力量。所以，吉拉斯去世的時候，《紐約時報》刊登文章説，他是早期反對共產主義的一面旗幟。 “我覺得王若望從共產黨內部起來反叛，而且一直到死反叛得那麼清晰堅定，非常非常了不起。” 以上文字的聲頻文件，存錄在自由亞洲電台普通話網頁“心靈之旅”攔目中，鏈接如下： (之一）： 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xinlingzhilyu/wangruowang/mind-12152011131128.html (之二）： 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xinlingzhilyu/wangruowang/w-12202011105914.html (之三）： 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xinlingzhilyu/wangruowang/mind-03232012133443.html 第八篇“六四”23周年訪難屬——求真相、賠償、問責 (首播：2012年6月4日） 今年“六四”期間，難屬丁子霖電話被監控、通話中途被切斷 “六四”23周年紀念日之前，我與丁子霖女士約好5月31日電話採訪的時間，屆時多次撥打，無人接聽。又過了20多分鐘再撥，終於撥通。 主持人：“（您那邊）很長時間振鈴，（沒人接）我一直在等。”丁子霖：“那就是（監控者）故意的，我吃完晚飯到現在，這中間沒有電話。” “只要母愛在，天安門母親就存在。” ——香港媒體在2012年母親節當曰盛讚“天安門母親” 主持人：“咱們借這個機會核對一下，也能知道這個電話是不是正常，因為我跟您是約了的嘛。” 丁子霖：“對。” 主持人：“那我們就抓緊趕快説，因為昨天講著講著電話信號就變得很不好，所以我也擔心。” 丁子霖：回顧10年前難屬訴求，至今沒過時，社會矛盾加劇 丁子霖女士先從當天發表的有121人簽名的“天安門母親：紀念‘六四’死難者離世23周年”文吿談起。 丁子霖：“北京時間今天早晨，中英文本同時公開的。每年周年我們都會有一個文本，紀念已故的親人和所有‘六四’遇難者。去年是以公開祭文的形式，今年在京難屬一起商量，根據大家一致的意見，針對今年的情況，我們面臨新的形勢和挑戰提出我們的看法。 “有兩個新情況，是我們文本擬定後發生的。一個是軋偉林先生25日突然去世；再就是這兩天媒體記者來我家採訪，吿訴我陳希同那個書的事情。 “不過我想，沒關係，因為文本整個精神都可以涵蓋。我這次接受你採訪，補充一些內容就可以了。 “先從文本講起。為什麼開頭兩段回溯了10年前‘十六大’之前我們‘天安門母親群體’給‘十六大’的一封公開信，引了其中兩段？那整個給‘十六大’的信，我們是有期盼的，希望‘十六大’新的領導人能夠著手公正解決‘六四’問題，以解決‘六四’問題為契機，啟動政治改革，化解社會矛盾，達成政府和民間的和解等等，推動中國前進。大致是這樣的意思。 “現在重新回過頭來看這兩段話，我們感到一點兒都沒過時，可以完全用來給他們今年的……” 講到這裡，電話突然斷了。我又撥通。 丁子霖：“喂！……” 主持人：“您知道講到哪兒斷了嗎？……” 又斷了。 之後，再次撥通。 丁子霖：“接著説吧。我們發現，以我們‘十六大’提出的問題要求，看當前的社會矛盾，一點都沒減少，而且更加加劇，現在可以説危機四伏。 “對胡溫執政的這10年，我們覺得很可惜，他們又錯過和放棄了這10年的歷史機遇。是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希望未來的執政黨能夠重視民意。” 丁子霖：髙官無資格呼籲民眾覺醒，23年前民眾已覺醒、被坦克碾碎 丁子霖：“最近注意到溫家寶在‘兩代會’記者會上提的那些‘政治改革’，以及民間傳言《金融時報》透露的關於‘六四’內部講話，‘要求平反’等等。這些我們無從證實，我們只能就他在公開場合中央電視台播放的新聞裡他講的一些話，他講‘政治改革’是真的。 “退一萬步説，如果他曾經在內部三次要求平反‘六四’，‘沒人理睬、同僚反對’等等……即使是真的，他一個人能成嗎？胡錦濤這10年，把中國現狀領導成這樣，我們認為胡錦濤受毛派意識形態長期薰陶，他的想法應該負主要責任。” “我們注意到溫家寶在記者招待會上號召‘人民要覺醒’等等……説實在的，我們作為死難者親屬，越是這個日子，看到溫家寶這麼講、這麼呼籲，我們一點不振奮，反而非常反感。 “為什麼這麼説？‘六四’屠殺之後，如果溫家寶還是一介平民，或者是一個普通官員，我們無話可説。他現在……當年他也陪著趙紫陽去廣場看望學生，他後來又接了總理的大棒直做到總理。我覺得，自從1995年‘難屬群體’形成以來，每年的呼籲，每年的公開信，當局從來不予了理睬。今天作為一個執政黨高層的一員、政治局常委一員，我覺得不僅是溫家寶，他們沒有任何人還有資格呼籲‘民眾起來覺醒’。 “吿訴他一23年前，我們的親人和北京百萬民眾早就覺醒，不光首都北京，全國各個主要大城市民眾都普遍覺醒了，那時候就呼唤你執政黨‘反官倒、反腐敗’，‘推進民主改革’，新聞界要求讓他們説真話，不就是要求輿論自由嗎……這些當年民眾的覺醒，他們的積極性、創新精神真是全世界有目共睹，已經載入史冊了。 “讓人痛心的是，中國民眾的覺醒被執政黨的坦克機檜碾得粉碎，連同他們鮮活的生命在內。你今天作為執政黨，不改正當年的罪錯，還有什麼資格站在那裡呼籲民眾啊！ “對此，我們特別反感。因為你接過了最高的權力棒，要對前任的犯下的罪錯、造成的罪孽，進行負責任的清理解決。” 丁子霖：如溫家寶真有誠意，能否去看看離中南海不遠的軋偉林家人 丁子霖：“我們寫這個稿子的時候，軋偉林先生還沒出事。但是，25日他就在絕望中自縊身亡了。” 軋偉林先生在1989年“六四”屠殺中失去了他22歲的兒子軋愛國。現年73歲的軋偉林5月25日離家出走，第2天被發現自縊身亡。此前他備有一紙，上面寫著“冤屈未得伸雪，決意以死抗爭”等。 丁子霖女士回憶軋偉林先生曾與她一起尋訪“六四”難屬，希望溫家寶總理能去離中南海不遠的軋偉林家，安慰他的遺屬。 丁子霖：“軋偉林這個人話不多，我們一塊去天津尋訪……張振霞（軋偉林的太太）自從開口説明兒子遇難經過和難屬要求後，沒停過。雖然講話的不是軋偉林，他總是默默地站在妻子身邊，讓他妻子説話。他們可從來沒有退縮，警察也不斷地找他們。 “軋偉林走了，怎麼妥善處理他的後事？他們的反應是，在公安部門手裡，把他的遺體控制了，火速火化。 “他就是對這個政權絕望了，每年他都跟我們一起，年復一年 地簽名抗爭。但是他不想堅持了，如此決絕地了斷，扔下他的病妻，這説明了什麼？” “今天國安來我家通知，他們6月3、4日要在我門前上崗，我也不得隨便外出。 “我今天跟他們提了，請他們轉達去一軋偉林父子的死，根源都在這個極權制度。如果溫家寶真有誠意的話，你能不能去看望一下他家人，軋偉林家離你中南海不遠，這也表示你一點兒真誠啊。” 丁子霖：歡迎《陳希同親述》，大家都來説真相，就會剔除謊言 丁子霖女士又談到今年“六四”前夕在香港出版的《陳希同親述》一書。她説：“現在陳希同這個自述，我們是持歡迎態度……” 電話信號一陣陣很不好。 丁子霖：“……大家都來説真相，‘六四’真相就會像鮑彤先生所説‘自然會浮出水面’，人們在比較當中，會把那些虛假的謊言剔除。陳希同這個當然是推卸責任，但是他説的‘鄧小平是主要決策者’，我覺得這個他説得沒錯。第二，他還説了句人話，説‘其實當時可以處理得不死人，但是死了人，他作為當時的市長，覺得遺憾’。 “我覺得説‘遺憾’，太輕了，太輕了！ “人命關天哪！這麼多條人命，就這麼輕輕的一個‘遺憾’能過嗎？ “陳希同絕對不是元凶，他就是‘六四’大屠殺決策者的幫凶，罪責難逃啊。罪的輕重大小有所不同，但這是逃脱、推脱不了的。” “再一個，他説死了200多人，不對！ “其實，我覺得死200多，死2000多，或者更多，人數多少不影響它（屠殺）的性質，性質是你調30萬野戰軍進北京首都屠殺手無寸鐵的請願民眾，是一場鄧小平搞的軍事政變。鄧小平，你在黨內是個普通黨員，你能夠踢開人大常委會，人大還是個最高權力機構嗎？身為軍委主席的身分，什麼都聽命於他，這不是軍事政變是什麼？” “所以，今年‘天安門母親’（發表的）這個文本最後重申我們的訴求：真相、賠償、問責。 “現在回顧群體（聚集起來已經）17年了，我們堅持的完全正確，所以我們會繼續下去。 “現在經過這段時間的檢驗，李鵬的書沒面世，陳希同的書即將面世，終於……哪怕一條缝，我們希望通過傳媒，能夠呼籲方方面面一23年前的當事者，部隊的，黨政軍知情者、參與者、決策者，以及哪怕是旁觀者、目睹者，還有當時廣場上大大小小的學運領袖們、頭頭們，或普通的參與者……還有所有受難者家屬，我們現在找到的受難者家人不是全部，只是冰山一角……都站出來説真相，真相越辨越明，才能真正吿慰亡靈。” 丁子霖：今年難屬們仍被監控，鬆動在那裡？ 主持人：“今年難屬們被監控的情況怎樣？” 丁子霖：“今年鬆動了嗎？我們難屬有切身體會。難屬徐玨已70多歲，癌症晚期，她早早就被單位以派出差名義去了外地……單位説是公安要他們這麼做的，單位和公安勾結起來，説半個月以後，‘六四’後回來。 “今天我給幾家難屬打電話，幾家所在地派出所‘片兒警’都來電話問過了，有的是到家裡問過。 “我們的電腦全是被監控，難屬一家一家都被盯著呢，你説鬆動在哪裡？” 張先玲：溫家寶及上層如真有誠意，可就200多人名單先開始對話 在八九“六四”屠殺中失去19歲兒子王楠的在北京的張先玲女士“六四”23周年前夕接受我的採訪。 張先玲：“我先講一下關於傳聞的溫家寶説要‘平反六四’等等事情，我個人的想法，也許溫家寶説過這樣的話，但我們沒有在媒體上或電視裡聽過這樣的話。 “每年我們都要求對話，政府如果説……溫家寶也好，或上面一些人想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從對話開始，先易後難，把一些比較容易談得攏的事情談起來。 “我們現在有公開的200多人的名單，就是確鑿的證據，這些人都是無辜被殺害了的。 “政府、溫家寶如果真有誠意，上層真要解決這個問題的話，可以就這200多人的名單，我們開始對話，就賠償或道歉問題對話，才表現你的誠意。 “但是，‘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不見有什麼具體接觸、具體表示的話，怎麼能見到你到底是有誠意還是沒有誠意呢？” 張先玲：政府如果答覆、考慮難屬要求，軋偉林慘事就不會發生 主持人：“您對軋偉林先生過世這件事情……？” 張先玲：“軋偉林這個人，我以前和他接觸不算少。他一向比較內向，不太善言辭，但對我們的活動一直很支持，一直抗爭，一直很有信心的。後來我想了想，今年春節我們聚會時，他好像表示了一種憂慮，説‘我們這個事情這麼長時間了，還沒有任何消息，能有什麼希望呢？’我當時還跟他説‘一定會有希望的，只是時間的長短問題’。我看到他對這樁事情開始有點感到失望，感到有很大壓力吧。” 主持人：“事發後您是什麼心情呢？” 張先玲：“震驚，非常悲痛。因為他是我們群體裡一個比較積極的、很好的人，而且這樁慘案是由政府造成，我們多少年來抗爭，要求對話，政府如果從人道出發，就應該考慮這個要求。如果政府有所答覆、有所考慮的話，也不會發生軋偉林這樣的慘事。這又是政府欠的新的血債。” 張先玲：今年“六四”我和記者都被監控，本質上沒有一點點鬆動 主持人：“今年‘六四’紀念日到來，難屬們現在通訊、行動方面被監控方面您所知道的和您本人情況怎樣？” 張先玲：“我這個月很早就受到監控。但今年的監控很奇怪，不 像以前來通知‘我們要上崗了’，怎麼怎麼樣，他們有時候不知為什麼跑來看我一天，然後又走了。過些日子又來呆一天半天，又走了。有時候來一天監視我，我根本沒出門。樓下會有值班的人吿訴我‘他們有人來看了你一天’。 “從這種情況看來，他們對我的監控沒有任何放鬆，而且從上星期三、四（5月23、24日）開始，警察就在我家不斷阻攔記者來採訪，比利時、香港電視台記者……被擋了不准上來。警察又在我家裡坐著，不准我下去，阻止我跟記者見面。我到哪裡他們都跟著。 “他們也跟我講，‘六四’時要坐他們的車，才准我們去公墓掃墓。總之，從這種種表現來看，本質上沒有一點點的鬆動。 以上文字的聲頻文件，存錄在自由亞洲電台普通話網頁“心靈之旅”攔目中，鏈接如下： http://www.rfa.org/mandarin/zhuanlan/xinlingzhilyu/mind-610b-06042012112704.html 紅色中國人禍大事年表舉要 1949 10月1日，中共建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1950 6月，韓戰爆發；同月，“土改”（土地改革）運動開始； 10月，“鎮反”（鎮壓反革命）運動開始。 1951 2月，“鎮反”運動進入高潮；12月，“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運動開始。 1952 1月，“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騙國家財產、 反偷工減料、反盗竊國家經濟情報）運動開始。 1953 12月，全國“農業合作化”運動開始。 1955 5月，“反胡風”（反“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開始；7月，“肅反”（肅清反革命）運動開始；12月，“農業合作化”運 動進入高潮。 1957 6月，“反右”（反擊右派分子）運動開始。 1958 5月，“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開始。 1959-1961 “大饑荒”（三年自然災害、三年困難時期）。 1963-1965 “四清”（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運動（社 會主義敎育運動、城鄉社敎運動）。 1966-1976 “文革”（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十年浩劫。 1983 7月，“嚴打”（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運動開始’造成全 國範圍違憲違法的大規糢人權迫害。 1989 6月4曰，中共數十萬軍隊強行驅入北京天安門廣場，武 裝鎮壓和平請願、要求民主的學生和市民，過程中造成數 以百計到數以千計的和平居民的傷亡，此一震驚中外的屠 殺事件，史稱“六四”。 (*括號内為中國官方正式聲稱的稱謂) 《穿牆的短波•第一卷：記錄紅色中國》所收入的新聞報導、訪談實錄和播出的節目，由美國自由亞洲電台“心靈之旅”訪談節目主持人張敏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採訪（極少量外出採訪）編輯、主持製作。 本書封面和正文内的圖片均採自互聯網；圖片文字説明及部分篇目標題係編輯所加。 本書版權所有：自由亞洲電台（Radio Free Asia)， 信息自由观察工作室 提供 ---------------------- 禁书网 http://www.bannedbook.org/ 提供禁书下载阅读,禁书目录大全,禁书网是最大最全的禁书下载基地,中国禁书,大陆禁书应有尽有。 大陆直连禁书禁片禁闻网，海外禁闻新闻大荟萃: http://tiny.cc/meyarw 资源收集于互联网，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请在下载24小时后删除，勿作商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