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赎、悲剧与启示--俄国十月革命90周年祭
俄罗斯共产主义是古老的俄罗斯弥赛亚思想的转化和变形:一方面探寻神的天国和真理的完整统一性;另一方面存在着国家独裁化和集权、蔑视人权的危险性,抵抗这种危险性,只能依靠人的精神救赎。
--[俄]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的宗教阐释》,1946年,巴黎
无论拥护还是反对,没有人能否认俄国十月革命对于二十世纪乃至可以想像的人类命运所具有的划时代意义。从世界历史的完整性出发,十月革命才是全球近代史的终结,现代史的开端。直到苏联解体,世界历史天空最夺目的旗帜是从十月革命的炮声中升起的。
1844年,俄国和美国都尚需二十年才将废除农奴制,法国史学家夏尔*托克维尔就预言道:当今世界上有两大民族,俄国人和美国人,他们的起点不同,道路各异,却都像受到天意的密令指派,终有一天要各主世界一半的命运。随之而来的二十世纪以罕见的清晰轨迹和完整的历史图景验证了这一预言。
更为历史科学增添荣耀的不是对大国的崛起,而是对大国衰亡的预言,--只有后者才更加惊心动魄地凸显出人类本性可以期待的极限和世界历史进程可能承载的底线。英格兰作家乔治*奥威尔和俄苏作家安德烈*阿马利里克曾同时把苏俄锁定在"1984"年。前者预言,苏俄式的极权制度将淹没全世界,人类将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警察、秘探和监视器将泯灭最后的良知和智慧。后者则坚信:接受基督教曾延缓了罗马帝国的覆灭,但未能使其免于必然的灭亡;同样,马克思主义推迟了俄罗斯帝国--第三罗马的崩溃,但无力阻止它的挫败。
奥威尔在1948年写下他那阴郁绝望的《1984》后一年(1949),苏俄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阿马利里克写下世人不屑一顾的《苏联能生存到1984年吗?》后一年(1970),苏俄海军五大航母集群同时在世界五大洋巡舰,以纪念列宁诞辰100周年。
与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和美国的历程相比,苏俄一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就散发着史诗般的光辉,还没有哪能一个国家像苏俄那样,一开始就以人类和世界的名义,开创着文明的新纪元。
苏俄的成就举世皆知:它突破了西方资本主义三百年来一统天下的巨大危机;它把一种新的人类解放福音带给世界,它朝《旧约》以来关于人间天堂的乌托邦彼岸大大靠近了一步;它用三十年时间完成了西方用两百年才完成的工业化,把一个愚昧、落后、腐朽的三流国家改造成了一个超级大国;它在抵抗并粉碎纳粹德国的世界性大战中居功厥伟;它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太空,把核弹头直接运到美国后院;它的国民教育、退休养老、医疗保健令全世界艳羡不已;它的电影、芭蕾舞和奥运奖牌使整个西方相形见绌;它的哲学、制度和生活方式成为无数民族仰望和遵从的典范;它的原子弹、氢弹足可以将全世界摧毁五十次以上;它所主宰的半个世界远比另外半个世界更高尚、更纯洁、更无私,更有前途;它对西方的最终取代和胜利,似乎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俄罗斯一度是人类的希望所在,不仅成为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精神祖国,而且获得了包括英国戏剧大师肖伯纳、科幻小说家威尔斯、德国戏剧天才布莱希特、美国大作家德莱赛、法国物理学家若里奥*居里夫妇、相对论创立者爱因斯坦、西班牙现代艺术泰斗毕加索、法国文豪罗曼*罗兰等成千上万名西方杰出人士的同情、赞同、神往。
仅仅在二十年代的美国,就有约翰*杜威、马克斯*伊斯门、埃德蒙*威尔逊、张伯伦、斯蒂芬斯等知识界领袖人士远涉重洋,怀着朝圣着的虔诚拜谒莫斯科,他们给美国带回新奇的、挑战性的、令人激动的讯息。与美国和西方阴郁的、使人沮丧的、可怕的经济危机和末日般的满目疮痍相比,苏联社会充满朝气、活力、天真,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个伟大的人民正在满怀热情地建设一个新世界。布尔什维克革命不仅是社会主义传统的天然继续,而且代表了西方社会几个世纪以来乌托邦理想社会的方向,苏联人民正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完成美国自由主义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从未完成、也不可能完成的事业,从苏联人的试验中,美国人民可以看见全人类的希望。他们公开鼓吹革命,革命将不仅带来新的制度,而且在西方人民渴望精神有所寄托之时带来一种新的宗教。1932年,英国52位著名知识分子联名写了一封公开信,宣布投票选举共产党人福斯特。他们声称,只有共产党人一心一意致力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革命,美国知识分子必须在逐渐死亡的世界和正在诞生的新世界之间进行选择。
苏俄这样一个以解放人类为己任的国度、光芒四射的先进制度,其寿命怎么也不会比罗马帝国、奥匈帝国以及它所取代的沙俄帝国短暂。一个横跨欧亚的超级帝国,没有被十四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干涉扼杀于襁褓之中,没有在纳粹德国的战争机器面前溃败,却在其经济、军事、政治、文化、外交诸方面并无重大危机时,戏剧般地坍塌了。无论捍卫者或颠覆者,都没有为之流血,更没有战争,--甚至已没有捍卫和颠覆者,只有旁观者和突然失去职业荣誉的东西方"克里姆林宫专家"们。要摧毁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动摇如此巩固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政权,搞垮如此光荣、伟大、正确的苏联共产党,若欲颠覆和摧毁这个国家,只有两种可能:整个西方联手发动一场侵苏战争,一次天翻地覆的自然灾害。
这是现代世界真正的斯芬克思之谜。
如果说俄国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初世界历史最重大的事件,从而根本改变了人类命运(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半人类都走上了"以俄为师"的道路),那么,苏俄的溃散则再次变换了世界历史的潮流。在未来五十年到一百年间,无论怎样估计苏俄衰亡造成的影响,都不为过。
同时,二十世纪的最大显例、最大试验、最大潮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然寿终正寝,代之而起的又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文明的终结",还是又一轮更深刻更危殆的文明危机,抑或从俄、美"各主世界一半命运"的百年迷误中走上一条真正的人类自救之道?
包括雅克*巴尔赞、小阿瑟*施莱辛格、布热津斯基、亨廷顿等美国(更早已有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英国史学家汤因比)"新悲观主义者"已从苏俄的崩溃中看到美国的"衰亡和解体"。不言而喻,对于中国而言,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坦荡博大精神洞悉、明辩、审问苏俄的败亡,是更为峻急的任务。
十月革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口号和理论体系进行的,与西方现代文明总危机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直接的牵涉,但其渊源、性质、风格和命运却深深地植根于俄国历史土壤之中。
马、恩虽然长期关注俄国历史的演变,希望俄国革命成为欧洲革命的"信号"并"相互补充",但他们对俄国革命抱有明显的不同寻常的保留和疑虑。马克思对查苏里奇等俄国革命者充满期待的求教式提问所给予的答复是那样暧昧,模棱两可,全然没有他在剖析资本主义西欧和预言人类前途时的明晰和雄辩。马克思为俄国革命开列的"必要条件"远在俄国之外,俄国公社这一"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否具有共产主义的积极要素,只有在西欧主要国家发生革命后才能成为"俄国共产主义的起点",只有"西方工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直到今天,这种胜利都没有出现),才是俄国社会革命的"首创因素"和"先决条件"。
事实上,马、恩不仅把俄国革命的"准入"资格定于西欧社会革命爆发与否,而且对俄国革命的性质和前景一直保持着某种警惕。他们曾多次把俄国称为"半亚细亚"国家,断定俄国在"传统和制度,性质和状态"上属于"东方普遍奴隶制",完全缺乏《共产党宣言》中建立在大机器工业生产基础上的现代社会结构。俄国如果发生一场旨在土地和一切资源国有化的革命,很可能会出现"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复辟"。
巴枯宁等无政府主义者曾反复提醒说,西欧的共产主义一旦被实际推广到俄国(更不要说亚洲)时,将必然会"一方面产生专制主义,另一方面带来奴役"。这时,共产主义将沦为"一种谎言,它的后面隐藏着极少数统治者的专制主义,这种谎言更加危险的是,它看起来好像代表了人民的意愿"。恩格斯私下认为,巴枯宁击中了要害。他在《关于共产主义者联盟的历史》一文中强调,共产主义运动一个天然的使命,就是根绝一切专制,独裁则绝对不被认同,"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但恩格斯也预感到,有一种"预言家,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解放者,要求以这种身份取得政治独裁和军事独裁。这样,除了过去由魏特林所鼓吹的早期基督教共产主义外,又产生了某种伊斯兰教共产主义"。
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一直反对在俄国这样一个实行"亚细亚奴役制度"的专制社会中进行西欧式的社会主义革命。他断言,俄国革命将使沙皇专制制度复辟,甚至倒退到成吉思汗"兵营共产主义"的泥淖里去。
列宁一度追随马、恩,对俄罗斯的亚细亚传统抱有真诚的厌恶和深刻的警惕。1902年他严辞批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部纲中把俄国说成是"封建制度",拒绝将普鲁士专制主义与俄罗斯专制主义等量齐观,认为后者是一种"可诅咒的遗产和可耻的待人方式",是成吉思汗鞑靼军事专制主义统治俄国240年留下的一个"怪物"--欧洲最反动、落后、愚昧、黑暗的"普遍奴隶制"。列宁与马克思的俄国大弟子普烈汉诺夫一样,一度朦胧地看到俄国革命的另一种阴郁前景:俄国历史的车轮将会非常有力地向后转。
但是,俄国的历史环境和现实状况,却远比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思潮和社会运动更具支配性力量。十月革命也许不能称为经典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的革命,却是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演变的必然产物,是一次异于西欧社会革命而别具另类人类意义的大革命。
几乎与西方殖民主义者沿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向全球扩张同时,俄罗斯人开始了建立统一国家并向东推进的历程。他们用了近五个世纪,翻越乌拉尔山、喀尔巴阡山,沿着伏尔加河,跨过鄂毕河、叶尼塞河,一直深入到亚洲腹地的勒拿沙、通古斯高原,最后抵达隔着白令海峡与北美大陆对峙的楚科奇半岛、虎视东北亚的堪察加半岛,征服了全部西伯利亚。当夜降临波罗的海的圣彼得堡时,太平洋西岸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威)才刚刚迎来东方第一道曙光。
所有国家的历史都浓深受地理条件的影响,俄罗斯的地理环境更具有独一无二的特征。俄国横跨欧亚大陆,占据六分之一的地球面积,却神意地缺少海洋、高山、沙漠等自然屏障。俄罗斯在地缘空间向东绵延,与西方先后经历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现代科术浪潮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反差和历史断层。
历史的演进极为巧合地与地理特征相互叠加作用,共同推进了俄罗斯帝国的天命意识和救世主义。
从公元988年基辅罗斯弗拉基米尔大公与拜占庭结亲并皈依基督教开始,俄罗斯便被某种天命的光芒所笼罩,俄罗斯人开始以一种新的宇宙观和世界意识去看取东方和西方,开始以基督的名义,高擎十字军旗帜发动"圣战",无论伊凡三世兼并诺夫哥罗德共和国、特维尔大公国以及立陶宛公国,还是伊凡四世征服喀山和阿斯特拉罕汗国,无论攫取乌克兰、吞并克里木,还是进占高加索、瓜分波兰,俄罗斯人都是高举圣像、以履行上帝意志完成的。
自从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拜占庭帝国寿终正寝,莫斯科从此把自己看作新的上帝之城,看作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继承者,看作新的基督教帝国。1510年,修道院院长菲洛费夫致书瓦西里三世,声称上帝的意志明显地指向莫斯科,宣称莫斯科已经成为"罗马与拜占庭精神和物质遗产的继承人",莫斯科王公"是罗马皇帝的直接后裔,正在实现上帝的绝对意志",莫斯科"已命中注定担任基督教帝国的领袖"。莫斯科的王公贵族、僧侣、外交官和一般民众,从此开始把俄罗斯看成基督教世界的新中心。1473年,伊凡开始使用沙皇。从此,俄罗斯帝国统治者作为罗马皇帝和拜占庭皇帝的神圣继承人向西推进,作为蒙古帝国皇帝的神圣继承人向东扩张,就成为伊凡使用双头鹰国徽的天命所在;从此,俄国开始自称"神圣俄罗斯"。
但是,俄国与西方的差距并未因俄国历史命运的演变而缩小,正是俄国自命的弥赛亚救赎意识与西方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之间的"历史张力",加剧了俄国社会的深层危机。亚历山大一世率反法同盟对巴黎的征服,反而刺激了十二月党人的觉醒和起义,极其戏剧性而严峻地暴露了沙皇帝国的内在矛盾。从此,俄国先进人物就开始了长达一个世纪的精神反抗和社会革命,从彼斯特里、穆拉维约夫、雷列耶夫等十二月党人到恰达耶夫、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涅恰耶夫、特卡乔夫…列宁,无论"斯拉夫派"还是"西欧派",贵族还是平民知识分子,民粹派还是社会民主党人,立宪派还是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还是布尔什维克,都痛苦而愤怒地面对着一个凌驾于整个十九世纪知识精英苦苦思考、辩论和分歧之上的巨大现实,即以沙皇专制、农奴制和国家控制的东正教为支柱的俄罗斯帝国从来没有真正体现过基督教真理,俄国的绞刑、鞭刑、苦役制、第三厅秘密警察、书刊检查制度和整个国家官僚机器的邪恶和罪孽以及一切"可耻可诅咒"的现实,与俄国宣称了几个世纪的神圣使命是如此悖反,俄国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一次终极意义上的救赎。
对沙皇制度的绝望和对西方的抗拒汇聚成俄国特有的末世主义和新的启示。事实上,从彼得大帝以后历代沙皇的改革,其速度和规模都远远不能填补俄国知识精英和普罗大众对现实和历史道路的幻灭感。1881年,"解放者"亚历山大二世的被刺表明,沙皇制度已经无力与俄国本身共处了。而西方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的失败,传达给俄国的讯息都变成对西方的俄式虚无主义,这两种虚无主义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二月革命的爆发最终演变成俄国特有的末世论意义上的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既是彼得大帝以后俄国效法并赶超西方所引发的所有社会关系、思潮、事变的必然结果,也是西欧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造成的诸种历史动因在俄国激起的回应。指责十月革命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经典共产主义谱系的变形和滥用,考证十月革命其实是一场武装政变甚或一场东方式的亚细亚专制主义的复辟,都忽略了俄国独特的地理-历史和制度传统。在这场革命中,马克思主义呈现着双重意义,对于西欧派而言,以马克思主义名义进行的革命代表了源自西方、历史性地高干俄国历史的西欧先进的工业文明,从而为这场革命奠定了一种类似基督教为罗马帝国正名那样的世界性正统地位;对于斯拉夫派而言,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意义在于,它代表源自西方同时挑战和否定西方资本主义主流文明的世界性真理,证实了俄国社会和历史中某些独特而优越的因素。对于列宁、托洛茨基等十月革命领导人而言,正如约翰*里德在其名著《震撼世界的十天》中所直接观察到的那样,"它是一个冒险,而且是历来人类所从事的最惊心动魄的冒险之一。布尔什维克领导着劳动人民,以疾风骤雨之势扫清了历史的陈迹,把一切都孤注一掷地放在他们那迫切又伟大的希望上。不论人们对于布尔什维主义的观感如何,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俄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事件之一,而布尔什维克的兴起则是一件具有世界意义的非凡的大事。"①
如同一千多年前基督教和五百多年前"第三罗马"弥赛亚主义的降临构成了俄国历史的基本框架一样,起源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命运的结合,再次改变了俄国的命运并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重大变异。
俄国一改与西欧相比持续了几个世纪的形象和心态:专制、愚昧、黑暗、落后……,俄国革命借助战争完成了一次历史性转换:俄国不再是西欧资本主义的仿效者,而是世界历史的引领者,"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消除人类躁狂精神病周期性发作的悲剧,并为人类最高的文明奠定基础"。②布尔什维克把首都由彼得堡迁回莫斯科,俄国斯拉夫主义的古老幻想由红色共产主义实现,历史真理的光芒从此由克里姆林宫放射而出,将照亮巴黎、伦敦、柏林等西方资本主义的黑暗角落。
俄罗斯一千年中时隐时显的弥赛亚主义终于通过革命获得了启示录式的外观,"第三国际"与"第三罗马"之间不仅具有惊人的数字巧合关系,而且具有若干相同的特征。法国共产党大会上曾经传闻:马克思说工人没有祖国,但现在全世界无产阶级有了自己的祖国和首都:俄罗斯和莫斯科。俄国古老的弥赛亚由此获得了新生,俄国的工人、农民和全世界的工人、农民,都同属一个阶级,一种新的选民,俄罗斯的民族主义转换成了新的国际主义,德国和日本以及后来英美资本主义国家对苏俄的威胁和遏制,成为以苏维埃俄罗斯救世主义的现世物证。
虽然列宁生前已预感到,俄国革命可能由于布尔什维克领袖之间的分裂而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并以其最后的生命反复告诫说,革命所取得的成就还微不足道,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法令,按共产主义原则来管理国家,是行不通的,是共产党的自大狂。并组织了工农检察院(历史无情地嘲弄了这种把完全无知的工人、农民拉扯到国家最高权位的做法,乃是十足的形式主义和历史笑柄),并且在其遗嘱中逐一分析了布尔什维克领袖们的"个人品德"(人们不难发现,列宁这些战友和学生们,没有一个具有超凡脱俗的美德和天才),并且用极其明确的措辞要求把斯大林"撤下来",因为这个"半亚洲人""太粗暴","掌握了无限的权力",列宁怀疑他"能否永远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他还是无法想像,在他身后,俄国革命将会发生何等严重而可怖的变形和倒退。
虽然对俄国革命偏见甚深的西方反苏反共人士都承认,列宁本人私德高尚,绝不是权力狂,理想和献身精神是列宁身上最动人的地方;但是,在巨大的权力与脆弱易变的人性之间,列宁来不及、也不可能设计一套确保革命政权不被篡夺、革命权力不被出卖、革命目标不被背叛的制度(历史证明,在俄国,根本不存在建立这样一套制度的条件)。
几乎与此同时,关于俄国革命历史命运的论争开始出现。
德国共产党创始人罗莎*卢森堡是第一位为俄国革命欢呼和辩护的欧洲革命家,"俄国革命是世界大战最重大的事件……。领导俄国革命的聪明人物,列宁和托洛茨基……,决不会自认为他们在事件纷至沓来的情况下出于万不得已的全部所作所为,会被国际当作社会主义政治的崇高典范,决不会自认为对这种典范只能毫无批判地颂扬和狂热地摹仿。"这位被资产阶级称为"嗜血的罗莎",也是第一位向俄国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发出严重警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集会和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会逐渐灭绝,社会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几十个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来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不仅如此,这种情况必然会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暗杀、枪决人质等等。这是一条极其强大的客观规律,任何党派都摆脱不开了。"
1921年,恩格斯的私人秘书、第二国际领袖卡尔*考茨基发表《恐怖主义的共产主义》一文,预言俄国革命将"导致一次新的热月政变":"他们本来是以平等的普选权选出的国民大会的坚决拥护者,可是一旦国民大会成了他们的绊脚石,他们就一脚把它踢开。他们原是死刑的坚决反对者,却建立了血腥的统治……,他们在开始执政时宣称砸碎旧的国家官僚统治机器是自己的使命,却以一个新的官僚机器取而代之。他们由于军队纪律的松懈而篡夺了政权……却又建立了一支新的严守纪律的庞大军队。他们原想铲除阶级差别,却又制造新的阶级差别……。"
近一个世纪后,人们已经可以看出,这些并非来自资产阶级、而是来自欧洲共产主义运动最正直最有头脑的人物的忧虑和告诫,虽然十分刺耳,却是对俄国革命另一种命运的真实描述,是被后来的恐怖图景验明的真实预言。令人深为叹惋的是,就连列宁那样一位几乎没有偏私、从不贪恋权力、富于人道和民主精神的俄国领袖,也始终没有接受这种"痛苦而深刻的真理--针对革命和革命者的真理"(葛兰西语)。列宁对考茨基的咒骂、对卢森堡的挖苦表明,任何个人都难以逾越俄国革命自身的巨大局限性。
事实上,由于俄国的历史环境,尤其面对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现状,列宁只能全力以赴地为维护和巩固革命成果而战,几乎不由自主地屈从于革命内部某种专制主义的强大逻辑,并公开主张独裁:"在革命运动史上,个人独裁……,是屡见不鲜的。任何大机器工业……,都要求无条件的和最严格的统一意志,这就只能使成百上千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这种服从可以通过最严厉的独裁形式来实现。"
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虽然生前已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领袖和政治导师,但他们一天也没有实际掌握权力,更没有在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的非西方国家掌握过最高权力,他们完全不可能设计一套对革命领袖进行监督、制约、裁决、罢免的制度(巴黎公社的经验是典型的乌托邦浪漫主义,关于权力、工资、军队、警察的设想完全没有超过托马斯*莫尔和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们的水平)。
历史表明,无论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卢森堡、考茨基,包括列宁本人,他们谁都没有预见到,关于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民主与专制、自由与独裁的取舍,竟然会成为最致命的抉择。他们谁都没有想像到,到了斯大林身上,个人迷信、个人专断、个人独裁会发展到怎样畸型、病态、可怕和恐怖的程度。
1990年1月30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布,从1928年到1953年斯大林大权独揽的25年期间,共有3,778,243人死于非命;1991年6月14日,苏联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宣布,这一时期内有420万人被镇压。现在全世界都已知道,成为斯大林镇压牺牲品的人数的下限是2,200万(俄国历史学家沃尔科戈诺夫统计),上限是6,600万(列宁格勒大学教授库尔干诺夫统计),其中还不包括由于斯大林的错误,在卫国战争初期死亡的几百万人口。这些数字,比罗曼诺夫王朝三个世纪专制统治消灭的俄国进步人士的总数恐怕还高出几百倍、甚至几千倍;比从马克思到列宁、"科学共产主义"问世以来各国资本家、地主、反动派杀害的共产党人加起来的总数,恐怕还要高出几十倍、甚至几百倍。
苏俄74年的历史,是一部背叛伟大理想的历史。人类历史上最人道、最正义、最神圣的主义和事业,在四分之一世纪里,竟然堕落成历史上最专制、最虚伪、最暴虐的制度。俄国近一个世纪的救赎精神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开创、嘱托的以解放全人类为目标的伟大历史运动,竟然沦落为一场彻底的亚细亚全面专制复辟,斯大林按照自己的风格和味口,把苏联共产党改造成个人独裁的工具,从此,党的最高法定权力机构、中央委员会和全国代表大会、最后连政治局都形同虚设,党的领导、工农联盟、人民代表大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些冠冕堂皇的词语变得毫无任何实际意义。
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完全凌驾于党、人民和国家头上。完全违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道德准则和政治遗训,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偶像崇拜和领袖拜物教,人类文明史上最肉麻最虚伪最无耻的词语被制造出来,斯大林被称颂为"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伟大领袖"、"天才中的最天才的"、"伟大中的最伟大的""英明中的最英明的"、"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所不察"的"神",是"各民族人民最亲爱的父亲"、"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和导师"、"有史以来一切民族、一切伟人中最伟大的人物"、"共产主义大厦的天才设计师"、"我们星球上最伟大的人物"、"人类的大救星"、"全世界的太阳"……
1946年,别尔嘉耶夫在巴黎写道:
共产主义是俄罗斯的命运,是俄罗斯内在命运的组成部分。它将被俄罗斯的内在力量所铲除。共产主义应当被克服,而不是被消灭。共产主义以后到来的那个更高阶段应当容纳共产主义的真理,然而,是摆脱了谬误的真理。俄国革命唤醒和解放了俄国人民的巨大力量,这就是它的主要意义,同时背叛了俄罗斯弥赛亚救世主义,并使专制、黑暗和奴役死灰复燃,这就是它的根本教训。
六十年后,人们不难得出结论,别氏对俄国革命命运的预断虽是历史哲学、甚至宗教唯心论意义上的,却比所有东西方俄国问题专家都更精确而公正地勾勒了十月革命的历史-精神"三部曲"。
对于俄国而言,共产主义不仅是一个现实选择,更是一个历史追寻,是俄罗斯一千年来探索真理世界的大梦,是这个民族自下而上的精神命脉。它也是一个攸关未来命运的问题。别尔嘉耶夫指出,共产主义在俄国就是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俄罗斯的精神现代主义。从拉吉舍夫、恰达耶夫、赫尔岑、别林斯基、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奥加辽夫到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柳波夫、皮萨列夫、巴枯宁*米哈依洛夫斯基、克鲁泡特金,以及霍米亚科夫*索洛维约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达尼列夫斯基、托尔斯泰…,都在思索"共产主义"这个词里的精神内涵和社会理想。
由于俄国的特殊传统(沙皇专制、农奴制、第三厅、秘密警察、民粹派、民意党人、布尔什维克……),斯大林虽然也曾在一定程度上、局部范围内和有限时空里发动一般群众揭发、检举、声讨各色"敌人",但他建立恐怖暴政的主要工具是内务部、审判机关、秘密法庭、集中营、强劳营和行刑队,其风格是直接的、秘密的、大规模地肉体消灭。苏俄人民直到1956年(斯大林本人死后三年)才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中逐渐知道斯大林对党内老布尔什维克镇压的局部真相;直到七十年代末,才从索尔仁尼琴那里窥见了遍布俄罗斯大地的"古拉格群岛";直到八十年代末,才从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中知道更多更恐怖的历史。俄国历史的苦涩和力量在于,正是因为人民长期处于与真相隔绝的境地,一旦发现斯大林主义的血腥罪行和暴政本质,他们的震惊、幻灭和愤怒,就足以摧毁任何强大的专制帝国;一名欺骗和奴役了几代俄国人民的暴君,一场完全背叛了俄国人民的血流成河的"试验",一个早已不代表俄国人民的暴政,与两手始终干净、内心仍然高尚的俄国人民之间,可能共存于历史,却绝对不能持续到永远。
他们从俄罗斯民族性格和俄罗斯精神的历史命运中意识并确信,共产主义必须符合几项基本原则:人与人之间兄弟般的合作,人道主义和高质量的个人权利、民主和正义的社会关系,以及贵族的综合美德。他们对俄国革命的实际发展越来越持怀疑态度。从1929年"新经济政策"停止、斯大林"全盘集体化"、"阶级斗争尖锐化"后,他们对这场革命已经完全失望,认为它既失掉了俄罗斯的民族性,又失去了人类性和世界性,已经沦为斯大林为首,一批权欲熏心的官僚和刽子手的专制帝国,在精神和道德上甚至低于彼得大帝、叶卡捷林娜二世和亚历山大一世等沙皇。
1973年9月5日,索尔仁尼琴发表《致苏联领导人》的公开信,这位从古拉格群岛上生还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对苏共领导说,"当我们看到妇女们铺公路、铁路时背着沉重的担子,我们的心怎么不为这种羞耻和怜悯而感到发紧呢?怎么还有心思去支持古巴和全世界的革命者呢?全部世界历史证明:建立帝国的人民永远是要遭殃的,大帝国的目的和道德高尚的人民是不相容的。如果我们还认为自己是俄罗斯的儿女,那么我们再不要去发明什么国际任务,先救救俄国吧,我们的祖国和人民正处于精神破产的状态之中!"
十八年后,苏联解体,索尔仁尼琴的预言和告诫应验了。1994年6月,索尔仁尼琴返回阔别二十年的祖国,他横穿西伯利亚,每到一站都亲吻俄罗斯土地,他最后公开送给自己民族的话是:
俄国只有从帝国的偏见和专制主义的牢笼中解放出来,俄罗斯灵魂才能复活。
俄罗斯曾一再陷入可怕状况,然而,在我们精神王国里指引我们的那颗星,仍然闪耀着真正的光辉,千万别让它消失……
1998年7月16日,在岛拉尔叶卡捷琳堡兴建了又一座东正教"鲜血耶酥基督教堂"。次日,在圣彼得堡彼得-保罗大教堂,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的葬礼,在庄严的圣歌和肃穆的祈祷式中隆重举行。
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总统叶利钦偕夫人在尼古拉二世灵柩前深深鞠躬,在全世界注目下为"俄国历史上这极不光彩的一页、这一无耻的、毫无意义的暴行"忏悔。这位十年前还位居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莫斯科市委书记之尊的"民主俄罗斯之父"向历经磨难的俄国社会强调,安葬牺牲者遗骸,是人类正义的审判,是民族和解的象征,是为共同参与的暴行赎罪;二十世纪是俄国失去和谐的世纪,血腥的世纪,仇恨和暴政曾使俄罗斯血流成河。只有依靠忏悔,依靠种族、宗教和政治信仰之间的宽容和融合,才能终结这个世纪。必须把历史真相告诉后代,让他们自己去建设一个自由、民主、和平、幸福的世界。
其实,十月革命及其变形记是没有历史经验可以总结的,导致它们发生的历史条件已永远消失,指导它们的理论环境也已彻底改观,推动和引导它们的人绝不可能重新出现。它们留给后世的,是没有先例的救赎和悲剧二重性。罗伯特*丹尼尔斯三十年前就指出:"苏联的试验历史是一部背叛伟大理想和伟大理想蜕化变质的历史。这种遭遇是辛酸的,也是合乎逻辑的,因为两种缺陷一开始就存在:一个是物质缺陷,一个是精神缺陷。……现在,所有的标记都失去了它们的意义,一个新的幽灵又在地球上徘徊,它只不过还戴 着有百年历史的面具而已。它的崇拜者和敌人对它都同样感到迷茫。"③
革命都会带来暴力、流血和不幸,俄国革命的悲剧在于,它太执迷于其伟大、神圣的末世论目标,以至于不惜完全退到涅恰耶夫式的革命崇拜狂:用钢铁般的革命统治覆盖俄国,一切都必须让位于革命,革命者是决定命运的立法者,他没有个人利益、个人事业、个人感情、依恋、财产,甚至名字,他完全为一种唯一的利益、一种思想、一种恋情所支配:革命,他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为的是推翻这个世界,对于革命者而言,全部道德就是革命,这是列宁和斯大林反复强调的话,革命者消灭所有妨碍它达到目的的人,谁还珍惜这个世界的任何事物,就不是革命者,就是革命的敌人……。这就必然导致这样一个结果,革命意味着与俄国历史一切善良美好的事物,与西方资本主义的一切成就,最后与人性和文明为敌,由此采用的手段必然导致空前的暴力、专制和灾难,手段代替了目的,并成为目的。
俄国革命不仅没有实现它那无限美妙的理想,而且始终没有建立起比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更高级的现代社会。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博爱一类普世价值日益变成更遥远的幻景。最可悲而无法为之辩解的是,不是别人,正是俄国革命领袖们的自身命运出现了十字架式的整体悲剧结局。托洛茨基、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耶夫、李可夫、拉狄夫、皮达可夫和图哈切夫斯基、布柳赫尔、加马尔尼克、叶卡罗夫等十月革命的缔造者和英雄被革命成批地吞噬了,列宁、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仁斯基、基洛夫、古比雪夫、明仁斯基、托姆斯基、伏龙艺、奥尔忠尼启泽等人之死充满了疑团和阴谋。更让后人唏嘘感叹的是,革命领袖的妻子们永远不能拥有十二月党人妻子们那样让俄国充满崇敬和自豪的人生纪录:列宁的妻子在七十岁生日第二天突然死去,她的档案被洗劫一空,她生前甚至不能发出抗议,斯大林曾威胁她说,如果她不识时务,党会拿出证据,证明另一个女人才是列宁的夫人。基洛夫死后,他的妻子疯了,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本人虽然逃过了斯大林的铁爪,但他们的夫人却饱尝铁窗之苦。布哈林夫人在丈夫被处决后,曾在水牢里挨过半年,又在集中营和流放地被囚禁了十八年,然后用了近五十年时间为丈夫平反昭雪而奔走,直到生命最后一刻。斯大林夫人则在难以忍受的痛苦绝望后,选择了自杀。
由于俄国革命漫长而可悲的破产记录,跨越十九和二世纪、最著名的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彻底失效了。全世界无产者没有在俄国革命的旗帜下联合起来,没有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联合起来,也没有在"冷战"中联合起来,更没有在苏联解体、苏共下台后联合起来。就连俄国的无产阶级也从来没有联合起来,他们甚至没有在俄国革命寿终正寝的时刻挽救革命。最大的历史反讽是,全世界无产者没有从道义和理想上联合起来,全世界资产阶级却以资本、技术、市场和自由、民主、人权的名义实行了空前的全球联合,不仅逼退并取缔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联合,而且把后者变成了世界的孟什维克少数派,让自己上升为世界的布尔什维克多数派。
俄国革命难以避免的悲剧在于,它所拥有的历史条件、可能凝聚的精神和道德力量与它为自己提出的理想之间,存在着不可跨越的物质、精神、人性和制度上的鸿沟。然而,俄国在承揽解放人类这一伟大目标时所表现出的气概、力量和精神高度,又使这场革命沦为悲剧的过程充满了一种英雄主义和殉道精神。俄罗斯为全人类贡献了一出有史以来最大乌托邦悲剧而占据着二十世纪世界历史的舞台中心,由于其地理环境、历史命运的人类性,俄罗斯的启示将永远属于全世界。
俄国革命如此出人意外地收场,有一个真正体现了历史辩证法的缘由。它那伟大、神圣、终极性的目标虽然被背叛,被严重变形,被手段取代,但是并没有被完全灭绝,相反,作为一种庄严崇高的历史承诺,它一直潜藏于历史之中,一直是革命滑向歧途的最后的监视器和防波堤,它从暴力、谎言和鲜血中拯救下来的救赎精神和道德遗产,已经并继续成为俄罗斯灵魂复活的新基础,它的报复虽然无形,却具有最强大的力量,虽然无情,却使俄国和全人类获得最珍贵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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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东方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第6页。
② [俄]列*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东方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第667页。
③ [美]罗伯特*丹尼尔斯:《革命的良心》,北京出版社1985年4月第1版,第630页。
(原載《南方周末》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