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康:东方的世纪末抒情诗人

   

                                东方的世纪末抒情诗人

    

                               --序牟群《无话可说》

  轮到东方来抒发自己的末世情怀了。

  古希腊水手在达达尼尔海峡汹涌的浪花上遥望东方时,曾发明过两个富于启示意义的概念:亚细亚,太阳升起的地方,欧罗巴,夕阳西下夜幕降临的一刹那。黑格尔在两千多年后补充说,世界历史有一个神意的绝对起点,那就是亚细亚。那个外界的物质的太阳便从那里升起,在西方没落;而那轮自觉的精神的太阳也就从西方升起,散播出一种真正高贵的光辉。

  从亚里西多德到孟德斯鸠到韦伯,西方的智者都以悲天悯人的目光注视着东方,断言亚洲人比欧洲人更有奴性,一种奴隶精神统治着亚洲,从来没有离开过;规模庞大、耸然而立的亚洲专制主义完全符合历史破晓地区的精神形式,找不到任何自由精神的痕迹,表现不出任何历史首创精神。

  按西方的观点,东方最神秘最反常的特点,在于它那周而复始的循环史观。无论如何改朝换代,治乱兴亡,东方都以万变不离其宗的超然与孤决,堆砌着一个"停滞社会"的全部符咒。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在断言西方资本主义必将寿终正寝同时,却盛赞"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征讨的远征……。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业民族从属于工业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正是自由而富于历史首创精神的西方文明,它那精神的太阳照彻世界的同时,也把它的精神的地震和海啸带给了世界。

  东方不仅必须购买和制造西方式的尖船利炮,必须实行西方式的社会治理和国家制度,必须接受西方式的自由、平等、博爱,必须培养西方式的美学趣味和生活方式,还必须面对西方式的历史意识和世界情怀,--西方发现和发明的一切,东方似乎都必须重新演绎一遍。

  于是,洋务和变法成为中国十九世纪末的主调,社会革命和意识形态战争成为中国二十世纪大半叶的主流,改革和开放成为中国二十世纪末的主流,一言以蔽之,以运动告别静止,以进化取代停滞,以崛起摆脱孤立,以西方精神淘汰东方传统,中国终于开始痛苦而悲壮的历史怀胎,临进它那亘古未有的精神分娩了。

  这是一个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历程。正在历史即将"破晓"之际,一个半世纪的受难和奋斗吉凶未卜之际,如此众多的男女连精神上的导盲犬都难于获得之际,我们陡然发现,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紧随前所未有的物质膨胀,酷似2004年岁末圣诞前后横扫亚非诸国的海啸一样,已在暗中酝酿激荡。

  这种精神危机曾高悬于西方世界,中国太有必要倾听西方抒情诗人并未淹蹇的末世绝唱了。

  1900年,巴黎大博览会拉开了二十世纪的帷幕,欧洲资产阶级全都陶醉在空前的繁荣和希望之中。工业革命、技术创新和社会进步似乎已将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以来的美好预言逐一实现。现代奥林匹克从欧洲向世界推广,无数普通人享受着户外活动、阳光、草地、沙滩;火车、轮船、飞机正在和即将把西方商人、外交官、传教士、殖民官员和游客送往世界各地;人口持续增长,社会保障和福利正惠及社会每个角落,司法黑暗已难为公众容忍,酷刑遭到普遍谴责,死刑被争先恐后地废除;无线电和电影即将成为大众消费品,家庭装饰和流行时尚已从巴黎、伦敦走向外省和城镇;自从1870年普法战争以来,除了巴尔干地区的小冲突和零星的海外战争外,西方人已经享受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

  然而,乌云和梦魇已开始蔓延。世界变得陌生而荒诞,虚无主义和孤独感在摩天大楼之间徘徊,传统价值观被工业文明和庞大的城市碾碎,各种前所未有的焦虑、苦闷和绝望悄然笼罩。灵心善感的诗人率先发出不祥的声音,波德莱尔、马拉美、王尔德、比亚兹莱、道生、兰波、杰克松、艾略特等人拒绝承认布尔乔亚、银行家、政客和资产者的黄金时代,他们直接用"恶之花"、"荒原"、"地狱"来形容西方世界,将培育了一千年的西方文明和三百年的现代化斥为一堆浸泡着腐尸的恶气浊水。唯美派、高蹈派、恶魔派、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和一切流派,都在诅咒正在上升和扩张的西方文明。接踵而至的是哲学家、历史学家、心理学家。叔本华、尼采、柏格森、斯宾塞、斯宾格勒、弗洛伊德不约而同地敲响了大限将至的恐怖警钟。雅斯贝尔斯满怀忧愁地预言,不但欧洲已经日薄西山,而且地球上一切文化均处于暮霭沉沉之中。海德格尔断定,世界性的精神没落如此迅速,所有民族都在走向灭亡。松巴尔特指出,我们能肯定预言的,只有人类的毁灭和世界的末日。尼采则以他那句最严厉的谶语"上帝死了"为世界蒙上一道浓黑的词语阴影。

  莫谓诗人空抒情,历史以两次世界大战,以奥斯威辛、达豪、布痕瓦尔德和古拉格群岛坐实了忧患预告者的咒语。

  西方末世情怀的东方版本已有百年苍黄了。感悟特异的鲁迅从当时"知识青年"们"春非我春、秋非我秋,玄发朱颜,低唱着饱经忧患不欲明言的断肠之曲"中看出"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中国"沉自己的船",还要在绝处求生,"摄取来的异域的营养又是'世纪末'的果汁"。章太炎、梁启超、陈独秀、郭沫若、毛泽东以及几乎所有中国现代精神重创再造者,都从西方世纪末思潮中寻到某种灵感。徐志摩、郁达夫、戴望舒、孙作云、李金发、成仿吾以及"现代"、"新感觉"、"七月"、"九中"派诗人们,更直接摹仿波德莱尔、王尔德、里尔克、奥登、艾略特、桑德堡,将非理性、狂欢放荡、空虚、毁灭、兽性、颓废、神秘、和一切"末世情结"、"末世想象"进行了一次次东方式的再版。

  "新纪元"和"世纪末"构成了我们时代的双重变奏。廉价的歌功颂德已经过时,"主旋律"已趋近平实和人性。中国似乎已经摆脱了循环和停滞,它甚至变得面目全非,不仅西方为之惊愕("黄祸"、"中国威胁"不过是典型的西方世纪末思潮的东方变种),连中国自己也有些眩晕了。当我们的现代祭师刚刚开始为自己重新甄别出来的新型伟词"现代化"、"小康"、"崛起"、"复兴"进行又一轮演练时,我们的抒情诗人却像重操旧业的验尸人一样,兀自行吟,低唱起挽歌,默诵着悼词了。他坚守着来路不明的孤寂,忧郁而超然,调侃着调侃,戏谑着戏谑,绝望着绝望,诅咒着诅咒,装订着又一幅末世封面。

  世上最需倾听的永远是诗歌,世界末抒情诗人永远引领诗诗歌的现代潮流。他们如预告坍塌和毁灭的隐修士,唱诗班中永不现身的梦幻幽灵,送葬队伍中远远驻足凝思的局外人,眨着祛邪者和窥梦人特有的眼睛,用炼丹术般的修辞和锤炼了几千年的汉语韵脚,草签了一部时代精神病理通知单,名为《无话可说》。

  波德莱尔在绝望之余向母亲倾述他的末世忧郁:"我所感到的,是一种巨大的气馁,一种不可忍受的孤独感,对于一种朦胧的不幸永久的恐惧。"诗人总是怀着忧郁的目光寻找家园,《无话可说》的作者,他的末世情怀已经积淀了百年的疲惫、兀奋、失望、老式的幻灭、簇新的愤怒……,它比寻常的忧郁更苦涩,比个人的绝望更深沉,比简单的悲观厌世更尖锐。它唤起和拒斥的甚至超过了虚无,找不到任何与之相对的物事,它从瞬息万变的造化中感受到无可名状的紧张和恐慌,它不仅仅是郁达夫"零余者"、郭沫若"漂泊者"、庐隐"牺牲者"、茅盾"幻灭者"谱系的最新分支,它的苦情、寂寥、愤世、孤傲、无聊、恐惧……直接源于一个临界的边缘状态,以至落到"满纸荒唐言"的田地,它在万籁俱寂的浮嚣虚骄中,让现代寓言梦魇般的面孔浮出水面,它在发出一次精神的预警,它在通缉无处不在的精神恐怖主义,它试图抵御那个末日……。

  礼崩乐坏,古已有之。孔子生前就想"予欲无言",佛家的特殊境界是"不留文字",被尊为现代中国一等圣人的鲁迅曾经"靠了石栏远眺,听着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这时,我曾经想要写,但是不能写,无从写。这也就是我所谓'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莫非这就是一点'世界苦恼'么?"一切得意忘言者,如梦如幻如影如形如露如电,应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