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卢跃刚《致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信》有感
作者:王康
读到卢跃刚先生2009年2月26日《致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信》,已是3月4日了。这封信是一座里程碑,中国知识分子睽违已久的个人精神独立和道德重建的宣言。
这份宣言不是空穴来风。孔子:士不可不弘毅……,朝闻道,夕死可矣;孟子: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司马迁:《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文天祥: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不知道跃刚是否宗奉儒家,但这份宣言贯穿首尾者,皆浩然之气。中国三千年来上帝缺位,宗教涣散,孔孟以降将天地人间之道诉诸个体生命,故有"任重道远"之叹。跃刚此信,精神气象其来有自。我愿把纪念李慎之先生八十诞辰一段相关文字,献给跃刚:
先生对命运垂顾的领受始于最后十年,始于四顾寂寥、一无凭籍的历史荒原,始于抉心自食,剔骨还父,剜肉还母的光明觉悟,始于为中国,为中国知识人再立人极、再立中国圣贤人格的苍茫暮年。
1989年"六*四"之后,先生在一片肃杀凛冽中作河东狮吼:决不在刺刀下做官!
这是大丈夫本色,"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我若见性时,轮刀上阵也得见之",一旦肝胆照人,便使风云际会,便如雷霆乍起,天地变化草木蕃生;这是豪杰气概,"不忘在沟壑,不忘丧其元","蒲轮安车在其左,刀锯鼎镬在其右","自返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以涤荡万夫之心胸,推倒一世之虚妄;这是高蹈风骨,壁立千仞,弃天下若敝履,既已学绝道丧,大地陆沉,则自悬孤心于霄壤,独怀守先待后之悲愿,"道之不存,乘桴浮于海 ";这是圣贤襟抱,"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视一切高位强势富贵功名若浮云过太虚,栖遑为苍生,微茫起正声。
惟斯语,先生已顿成人杰,为世立德,可臻不朽。
君不见,当天地色变,狂飚骤至,晦盲否塞,六合黯澹,迫于恐惧,出于困窘,囿于偏私,出于无奈,聪明、世故、练达、识时务的中国刹时重归于无声。先生一语既出,即若金声玉振,振聋发聩,闻者莫不动容,莫不醍醐灌顶,如遭电击,如受棒喝。
君不闻,"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其生也有自来,其逝也有所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
近日收到苏州亲戚寄来的一包信札,中有梁漱溟先生1971年3月28日写给二姨唐至中的信:"我以拒不批孔,政治上受到孤立,但我的态度是独立思考和表里如一,无所畏惧,一切听其自然发展"云云。我又正重读爱因斯坦1933年3月10日在美国西部帕萨迪纳《不回德国的声明》(3月11日发表于《纽约世界电讯》,New York World Telegram):"只要我还能有所选择,我就只想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这个国家中所实行的是:公民自由,宽容,以及在法律面前公民一等平等。公民自由意味着人们有用言语和文字表示其政治信念的自由;宽容意味着尊重别人的无论哪种可能有的信念。这些条件目前在德国都不存在。……我希望比较健康的气氛不久会在德国得到恢复。我也希望将来象康德和歌德那样的德国伟大人物,不仅时常会被人纪念,而且也会在公共生活里,在人民的心坎里,以及通过对他们所矢忠的伟大原则的实际遵守,而永远受到尊敬。"跃刚的信,是爱因斯坦这类生于现代极权国家而格外珍视自由的欧洲知识分子的中国同道。
2006年,章怡和女士因为一位霸道而愚味的文化官员邬书林的禁书言行,连续发表三封公开信,为自己的尊严拍案而起,在道义和气势上逼退了"新闻出版署"这样古怪而专横的意识形态衙门。我曾在一个讲坛上以"乌托邦与公开信"为题作演讲,借俄罗斯自恰达耶夫《哲学书简》到托尔斯泰《致亚历山大三世》到索尔仁尼琴《致苏联领导》,讴歌在历史关头独立而英勇地运用良心和智慧的高尚行为。并认为广义而言,知识分子一切正面推助文明,抵抗愚昧、邪恶和专制的文字言论,都具有公开信的性质。
当下中国经纬万端,从精神历程看,它已进入自己的公开信时代,如同马丁*路德向罗马教廷宣称:这是我的立场、我的信仰,我不能不这样;如同左拉对法国军界和最高司法当局宣称:我有的仅是对真理和正义的崇尚,我决心不使法国沦为谎言和不义的牺牲品,我相信法国感谢我帮助她挽救荣誉的一天终会到来;如同萨哈罗夫:为了俄国的精神出路,必须铲除使人虚伪和虚与委蛇隐瞒自己真实观点的环境,必须有一个真实的思想自由和完全停止一切形式的对信仰的迫害……,在无法控制的剧变和悲惨的动荡之中,维护生命的唯一保障是人的信仰自由、道德上求善的倾向性。现在,轮到中国来体现自己的信仰自由、道德勇气和精神力量了。
跃刚的公开信应受到特别的关注,是因为我们特别缺乏个人独立自由地表达对人生、社会,尤其对精神道德世界的主张。没有对个体生命的尊严、价值、意义的自觉,没有在此自觉基础上的社会担当,中国将要么停留在沙聚之邦的封闭世界中,要么沦为拒斥文明自由和人性的野蛮帝国。
正如康德所言,启蒙运动是使人从自愿接受"监护"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在那种状态下人不依赖外在指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才智。那种"自愿接受"监护的状态,在伟大的康德看来,并不是由于缺乏才智,而是由于缺乏在没有权威帮助的情况下运用自己才智的勇气和决断,康德的口号是:勇敢地成为智者吧!(Saperearde!)大胆运用你自己的才智吧!这就是启蒙运动的战斗口号。
事情很清楚,时下中国的智者们,对"国情"、"社情民意"、"全球化"等的了解,早已远远超出康德、爱因斯坦、恰达耶夫和索尔仁尼琴。但是这些聪明识时务顺应潮流的衮衮俊杰诸公,却远离中国最基本的真实,罔顾中国的危机和凶象。一个象中国这样庞大的社会和生命共同体,决不可能仅仅依靠金钱、更不可能仗恃专制而通向真理、公义和幸福。爱因斯坦在纪念居里夫人时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要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未来。对我们而言,采取还是不采取可能甚至肯定会付出个人代价的独立而大胆地运用智慧的人生立场,还取决于对社会状态的感受和对国家前途的期待。大体而言,中国已经出现两种评价标准和结论。一种自然属于官方及其全部舆论工具(高校、研究机构、媒体……)的自我宣传、美化,即人们耳熟能详的"崛起"、"盛世"、"优越性"、"独好";另一种并非在所有方面完全相反,但它拒不承认一个摒弃了善恶是非、正义、谦卑、感恩、敬畏、慈悲、怜悯等人类深度本性和文明公理的社会,会拥有光明的未来。相反,中国面临亘古未有的危机,巨大的物质膨胀和经济扩张与精神、道德、伦理、思想、灵魂世界的严重失衡和悖反。专制空前"成功"、国家权力空前强大,青年一代几乎悉数被金钱、欲望和虚无主义征服,民族主义越益呈现出虚骄、狂妄、排外、目空一切、巨大历史非理性……与此同时,杨佳案、三鹿奶粉、矿难乃至汶川地震,可谓人之自暴,天之示警,亦已至矣。
八十年前,一场"大萧条"导致苏俄走向斯大林主义,东西方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崛起,十年后爆发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值此世界性金融海啸和经济危机,中国何去何从,不仅攸关此四分之一人类的命运,而且涉及世界祸福。中国能不怵惕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没有万全之策,中国的事连上帝都头痛。只能反求诸己。
跃刚为中国开了一个新头。他拒绝来自国家性质和官方审批的荣誉,这对中国知识界奉行了二十年之久的犬儒主义是一次干脆而稀罕的鄙弃。
跃刚公开、鲜明地表明自己"起码的自我意识和历史感,不愿被一种无形而强大的东西裹挟,不愿参加'旷日持久的预谋',哪怕这种裹挟和预谋对于我个人来说有诸多好处"。径直告诉"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不能参加这个评选"。我们实在久违了这种"直道"。跃刚和我所存活的这个"新中国"正在迎来它的六十周年本年命。每一个国人都会以自己的方式面对这个特殊年头。跃刚此文,也许没有《零八宪章》那种作为一个时代精神文本的影响和意义,但作为2009年早春二月间的一封公开信,它给长怀"不忍之心"忧国感时的人们的启示,却别有一番滋味。跃刚有幸,互联网轻而易举地将绝迹了六十年的大丈夫精神传遍世界。
跃刚此文,反复提及几个名字:刘宾雁、苏晓康,赵紫阳,尤其刘宾雁。我个人深受宾雁先生之惠,读之热于衷肠而心有戚戚焉。离开刘宾雁,中国三十年报告文学的历史还能真实、客观、完整地陈述吗,离开了"头马"的竞赛还有什么意义吗?尘封了曾经给人以温暖、鼓舞和希望的《人妖之间》、《第二种忠诚》、《千秋功罪》、《神圣忧思录》,斩伐了由于长久思想管制、精神压抑而归于急躁、激进却轰动和刺激了亿万国人的《河殇》,"这是让我们这些三十年报告文学文体风暴的参予者和见证人来抹杀历史,严肃讲,是一种对作家人格和理智的调戏和侮辱。戕人,然后自戕。"旨在斯言,跃刚不参予精神灭绝,断然而立,宾雁先生天上有知当大慰。
离开了曾贵为国家总理和执政党总书记的赵紫阳,中国改革开放的宏大叙事还能进行吗?跃刚并非政治中人,但中国既然政治凌驾一切,他与我们就不能置身 "政治"之外。而由一名作家来证伪最高统治阶层的荒唐缺失与全社会的遗忘,仅此一点,已足以显示我们离"和谐"还有多么遥远的距离。
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真正关心的只在公义与真理,从不是觊觎任何权位。一切权力中人是否也该有所触动有所反省呢?
无待他求,这正是一种纯正的中国士人精神,慎终追远,存亡继绝,守先待后。重提,反复提及刘宾雁、赵紫阳,并非时髦。道成肉身,刘、赵的精神、作品、事业仍然存活,仍然是中国的大忌,更是中国高尚精神的象征。此中风险忧患,正是跃刚为先贤托命的题中应有之义。它们构成了当代中国最特别、最珍贵的贵族精神。顺便说一句,刘再复先生不久前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礼赞东西方贵族精神,我真有一种久违的感慨。我以为,古今中外一切贵族精神的核心,乃是独立地求道、卫道与传道。贵族精神并不只是痞子流氓精神的对立面,而是充实、光辉、自洽,无待于外的守持与担当。高等贵族精神则接近殉道者和圣徒,苍茫寂寥,移世独立。唯如此,才能推己及人,知其不可而为之。又想起了余秋雨,这名在"文明的碎片"里"千年一叹"的散文家,二十年来荣居帝国"大师"之列,透显当代江南才俊八面风来六合声闻的风采。在那封"泪书"中,他自愿(但愿仅仅是"自愿")降低身段,公开训诫在地震中丧子失女的父母们不要"横生枝节",以免给"国外反华敌对势"力以"口实",读之令人愕然。有研究当代中国作家文人者,把卢跃刚、刘再复和余秋雨的行状文字略作比较,庶几可写一篇新《性格组合论》。
面临各种荣誉,人们的态度千差万别,我行我素,咎由自取本无可厚非。当年萨特曾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声称拒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但这名准斯大林-毛泽东哲学家却在天安门城楼向独裁者鞠躬。索尔仁尼琴拒绝叶利钦的"圣安德烈奖",却接受了普京的"最高国家奖",两者都源于他的"俄罗斯情结"。近二十名男女因各种缘故拒领诺贝尔和平奖。跃刚拒绝参加一次报告文学评选活动,并不构成文学或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但这是一次特殊的精神拒绝和道德升华。跃刚宣告:恕不"配合"。"像骡子像马那样到领奖台上去遛一圈式的配合,'配合'俩字让我听了很不舒服,很不舒服!"这是一名真正的作家、记者的特殊感受,特殊直觉,特殊情绪。它幼稚得像一个十岁的孩子面对成人世界的世故卑污阴暗无趣而拒绝接受面前的脏物,它对斯世斯国功成名就弥漫洋溢的乡愿哲学太不给面子,它让那些人性练达世得洞明的名流、专家、权威、大师何其惋惜而欲开导之规劝之惩诫之,却如春雷春风掠过天庭地面人心。
萧伯纳、威尔斯、罗素曾奉行"费边主义",甘地、托尔斯泰、马金*路德*金坚持"不合作"、"不以暴力抗恶",中国则"百代皆行秦政制",作鹰犬,作喉舌,作耳目,不知天下羞耻事,文人墨客沦为精神宦奴,实在是东方最惨不忍睹的史迹,佛陀、阎王在世也无可如何。跃刚的人生选择简约明确,我个人认为将来可选为中学语文和公民读本的范文,甚或列为中国报告文学大系卷头语:因人废言,因人废史,已闯下过弥天大祸。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我们不能讲真话,但是我们可以沉默,不讲话。这是现行体制下一名作家做人做事最起码的要求。所以我向各位澄清立场:此事关涉原则,既如以往,恕不"配合"。
俄国文学有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派,前者的代表人物是怕乌斯托夫斯基,老派的诗人和文学绅士。1979年苏联新斯大林分子趁老暴君诞辰100周年企图复辟倒退的历史关头,帕氏慨然签名,与萨哈罗夫、丘科夫斯卡娅、罗伊*麦德维杰夫等世界闻名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一起……。我们的跃刚已经多次用他自己的方式、言辞和文体,显示了他自己的"纲领",使我们受益不浅。令我特别欣慰的是,跃刚还很年轻,拥有众多友人。他的路还长,我衷心感谢并祝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