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罗巴的黎明,亚细亚的阴云--遥望诺曼底(中国抗战甲子断想之一)

    一天之内,诺曼底从一个历史-地理名词变成了一种现代精神、一个世界概念。聪明浪漫的法国人像他们路易十四时代巴黎上流社会主持沙龙的贵妇人一样,把当年德军与盟军的厮杀之地变成了当代国际社交的最大客厅,而前者与后者曾分别是法国的征服者和解放者。

   当盟国二战老兵胸佩勋章列队跨过绿茵草坪,当欧洲各国和美俄国家元首并肩闭目为和平祈祷,当包括德国阵亡军人在内的诺曼底全体阵亡将士的白色十字架在阳光下平等而尊严地接受后世人们的致意时,在犹他海滩和整个欧罗巴降临了一个巨大的句号:欧洲自相残杀的历史、欧洲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策源地的历史,正式宣告终结。

   一个多月后,一夜之间,阿道夫*希特勒最著名的谋刺者冯*斯道芬堡伯爵从昔日刺杀德国国家元首的"密谋分子"跻身为德国最伟大的爱国者之列,而与歌德、贝多芬、海涅、托玛斯*曼等日尔曼英才永远为伍。

   从开化的希腊人、马罗人时代以来被称为"蛮族世界"的欧洲,被沿着莱茵河、多瑙河修筑的罗马帝国城墙一分为二的欧洲,被从什切青海到亚德里亚海垂降的铁幕和柏林墙隔离的欧洲,终于来到了一个历史分水岭,在欧共体、欧盟、欧洲议会、欧元、北约等一系列战略、政治、军事、经济整合之后,开始搭建民族、文化和精神价值的欧洲屋顶。一个曾经分属不同帝国、基督教、拉丁语、十字军、世俗王权、工业革命、殖民体系、启蒙哲学、共产主义运动、法西斯狂潮以及各种体系、条约、同盟的欧洲,终于一齐来到了新世纪的入口处。

   

   但丁曾希望各国君主服从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以确保欧洲和平,皮埃尔*杜布瓦主张组成有十五个力量均等的国家构成的总理事会以仲裁争端,格劳秀斯认为中立国家是基督教世界冲突的最佳调解人,威廉*佩恩倡导了"欧洲议会","欧洲永远和平方案"的始作俑者是圣彼埃尔修道院院长,让一雅克*卢梭、伏尔泰都把欧洲共和国的希望托付给对君主进行启蒙教育,伟大的康德在十八世纪末就公布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永久和平构想:欧洲与世界和平只能奠基于自由国家(共和国)组成的联邦之上,近代欧洲社会主义的先知圣西门伯爵在十九世纪初就指出,要避免战争与革命的恐怖,必须依靠具有"爱欧洲主义"的杰出人物。

   当代诺曼底精神的诞生,让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希特勒、斯大林一类传统征服者兼独裁者的"丰功伟业"嘎然而止,让所有欧洲先知和贤哲的智慧得以继承,让理性、良知与和解的精神成为欧洲的主宰。两次世界大战的高昂代价没有白白缴付,三千万欧洲亡灵可以瞑目了。

   在所有的因素之中,德国的忏悔和赔偿成为欧洲和解和迈向一体化的历史前提。

   早在希特勒所向披靡的巅峰时代,在纳粹分子高喊"德意志高于一切"而使欧洲和全世界颤栗的黑暗时代,以隆美尔元帅、勃洛姆堡元帅、德国参谋总长贝克将军及其继任者哈尔德将军、维茨勒本将军、阿尔菲尔德将军、霍普纳将军、斯道芬堡伯爵、毛奇伯爵、伯恩斯多夫伯爵、古登堡男爵、波霍弗牧师、莱比锡市长戈台勒、普鲁士财政部长波比茨、德国国家银行总裁沙赫特博士、《反抗报》主编涅克希、律师施拉勃伦道夫、工会主席莱伯以及秘密警察官员奈比等为中坚的德国仁人志士便开始了漫长而顽强的刺杀希特勒、"拯救德国和欧洲"的英勇斗争。

   早在纽伦堡绞刑架上,驻波兰总督汉斯*弗朗克就发出了第一声忏悔:千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

   历史不会忘记纳粹德国的战争罪行,历史更会记住自由德国洗心革面的动人历程。

   1945年5月5日零点,第三帝国向盟国无条件投降,欧洲战场终于沉寂下来。550万德国人已在战争中死去,1,500万德国人无家可归,德国的命运完全掌握在战胜国手中。

   纳粹工程师们发明和制造的"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虎式"巨型坦克、88毫米全能大炮和正在发展的核武器装备,都落到盟军手里。德国的军舰和潜艇成为堵塞港口的废钢铁,齐格菲防线已沦为无数残破的钢筋水泥碉堡。几百万身着丧服的妇女再也抚摸不到她们丈夫的墓地,那数以百万计德国士兵的坟茔已没有标记、没有姓氏,更没有鲜花和安魂曲,它们分散在德国以外,从北非到斯大林格勒,从纳尔维克到卡塔拉洼地……

   据专家估算,每天用十列50节车厢的火车运输,柏林的废墟需16年才能运完,法兰克福的瓦砾要到1978年才能清理干净,需要33年。

   1949年12月7日,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统特奥罗尔*豪斯在谈到对犹太人的屠杀时说:"这段历史现在和将来都是全体德国人的耻辱。"

   1951年9月27日,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理阿登纳在宣誓就任时表示:"新的德意志国家及其公民只有感到对犹太民族罪恶深重,并且有义务做出物质赔偿时,才算令人信服地与纳粹的罪恶历史一刀两断了。赔偿是我们的责任,它虽然不能洗刷我们的罪恶感,却是和解的前提!"

   1970年12月,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跪倒在坚硬冰冷的大理石台阶上,身为反法西斯老战士,这名德国政治家"替所有必需这样做而没有下跪的人跪下!"德国人彻夜不眠,80%以上的德国人被强烈震撼了,产生了深沉的集体负罪感。1971年,勃兰特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1994年8月,统一后的德国首任总统赫尔佐克在华沙起义50周年纪念会上再次请求波兰人民"宽恕德国人犯下的罪行"。

   1995年8月,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纪念二战结束40周年大会上,再次代表德国人民表示,"无论我们大家有罪与否,也无论我们是老是少,都不得不接受历史的牵连,都要对历史承担责任。"

   1995年6月,德国总理科尔继勃兰特25年后,在以色列德国受难者纪念碑前再次下跪,再次震撼了德国和世界。

   

   德国很幸运。在上一个四分之一世纪里,德国经由两次战争和一次拙劣的革命所没有获得的,却在下一个四分之一世纪里得到了。

   德国的幸运首先是美国占领军给予的:改变希特勒煽动和培植起来的拥护极权主义和专制独裁的民族倾向。七十三岁的阿登纳最强烈的理想,正是使第三帝国的暴政成为历史陈迹,最好永远被埋葬。

   伟大的亚当*斯密在德国的经济学传人艾哈德,创造了"自由市场经济",使希特勒的纳粹经济和马克思的计划经济同时遭到决定性的失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人民的收益超过了大多数西方国家,带来了资本主义"最美好的时光",一举为连续五十年的巨额赔偿和对东德的兼并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希特勒在自杀前曾诅咒德国:如果战争失败,这个民族也将灭亡……战败就证明这个民族是软弱的民族,未来将属于强大的东方民族。

   然而,德国创造的最大奇迹却是精神和道德的复活,民族的新生。

   1946年,还在德国"最黑暗的年代",当代德国历史主义首席发言人、87岁高龄的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就质问道:一个民族如果赢得了全世界,却丧失了自己的灵魂,又有什么意义呢?梅尼克指出,德国的得救在于追溯历史上曾经给德国带来光明和希望的"精神与力量、人道与民族性的内在结合那样一种伟大的思想,伟大的文化价值",德国的命运取决于"不仅有益于本民族、也有益于人类整体",德国只有在人道的旗帜下,尤其在天主教会和新教的"忏悔教会"(BeKennendc Kirche)的旗帜下,在善、神圣、永恒和绝对的"我们道德生涯中的太阳"之下,才有新生的希望。德国应当重新与其他西方民族"接触",因为德国的需要就是基督教西方的普遍需要。这位无比厌恶纳粹主义、无比炽爱父亲德国的历史学泰斗,即使在最绝望最孤独之际,也没有放弃对德国文化和精神的信念。他坚信,由马丁*路德、歌德、席勒、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巴哈、莫扎特、贝多芬、舒柏特、勃拉姆斯、荷尔德林、莫里克、麦耶和里尔克缔造的德国,绝不会被希特勒、戈林、戈培尔、希姆莱的污浊彻底败坏。一个抒情和深思的、抽象和浪漫的、神圣和人道的、灵心善感和智性弥纶的、世界公民国度(Weltburgertum)的和民族国家的德国,必将取代仇恨的和邪恶的、极权的和独裁的、狂妄的和战争的纳粹德国,与欧洲和世界重新和解,融为一体。凡是坚信并沉浸于这种理想的德国人,"都会在我们祖国的不幸和山河破碎之时,感受到某种永不破碎的东西、某种永不磨灭的德国特色"。

   

   到二十世纪末,德国已经向以色列、波兰、俄罗斯、法国、希腊等二十四个欧洲国家赔付一千多亿美元。

   谁都可以看到,正是德国的痛改前非,不仅实现了自身的崛起和统一,恢复了产生过康德、歌德、贝多芬、马克思和爱因斯坦的德意志民族的荣誉和活力,而且使欧洲和全世界的文明前进了一大步。

   连希特勒德国的追随者也真诚地进行了忏悔。

   瑞士在二战中袖手旁观,拒绝救援前来避难的犹太人。外长科蒂说,瑞士犯下了"难以名状的冷酷与野蛮的错误";

   匈牙利曾参加轴心国军事行动,迫害过本国犹太人和反法西斯战士。总理霍恩*久洛代表全民族向受到法西斯迫害的人们"谢罪",请求宽宥;

   奥地利曾站在纳粹一边,助纣为虐。总统克莱斯蒂尔明确地说:"奥地利是站在希特勒第三帝国一方参加战争的",奥地利"不能推卸责任"。

   1995年7月16日,希拉克总统在塞纳河畔犹太人纪念碑前承认了法国一直不愿意承认的史实--二战时维希傀儡政府与纳粹共同迫害过犹太人。希拉克说:"那些黑暗的时刻玷污了我们的历史,是对我们过去和传统的羞辱。占领者的疯狂得到了法国人、法兰西国家的支持……我们对犹太人欠下了难以勾销的债。"

   2004年6月6日,当德国总理施罗德在诺曼底再次表示德国"没有忘记自己的战争罪行"时,德国在上帝和世界面前获得了的已不仅仅是原宥和宽恕,而是敬意和尊严。德国与欧洲共同赢得的是人类最崇高最珍贵的胜利:和平。

   所有这些言论行动,都源于德国和欧洲良知的复活。德国的忏悔和赔偿已超逾了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全体欧洲受难民族对法西斯的仇恨、诅咒、审判和清算。一个民族从空前的迷狂和邪恶中如此彻底快速地归返文明大道,堪称英勇,堪称伟大。

   欧洲的生存哲学和关系规则由此发生了史所空前的革命性变化,人类文明的黎明再次君临欧罗巴。

   

   在东方,历史在沉寂停滞中充满不祥、焦虑和危机,似乎有一种恶意的宿命,一种与诺曼底精神抗衡的法则,一种与欧罗巴黎明对峙的阴云,在亚细亚上空游荡。

   亚细亚仍然笼罩在旧时代的阴影里,无奈地信奉着早已式微且日益遭到广泛置疑的极端民族主义和绝对国家主义,这两种主义正是引发两次世界大战、继续诱导当代恐怖主义的非理性历史力量。

   昔日东亚战场的受害者、侵略者、胜利者、投降者之间,虽然维持着浮表的外交、经贸关系,但完全缺少彼此认同并且服膺的价值准则和精神取向。1995年,自由俄罗斯在莫斯科主持了纪念二战五十周年的世界性盛典,欧洲又以诺曼底登陆纪念拉开了纪念二战六十周年的序幕。再狂热的"亚洲价值观"信奉者也不敢奢望,当年东亚的交战各方能在任何一片海滩、一个半岛、一爿广场上握手言和。

   

   辛辣的历史反讽是,正是自诩获得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中国和朝鲜,至今陷于难堪的分裂里,在一种外来的哲学和世界意识里怒目相向,完全无法从德国统一的启示里汲取任何灵感,不由自主地成为世界大宗军火昂贵倾销的市场。

   东、西方历史最让人悬心的吊诡在于,欧、亚两大法西斯瘟床,其病灶并未同时消散。欧罗巴的不幸和有幸都源于德国,源于它的狂妄和理性,--德国拥有伟大的基督教正义谱系和人文主义传统,它的迷途知返有其来自。

   亚细亚的不幸曾经源于日本,亚细亚的有幸却无法来日本。我们始终没有一个东方的德国,在东方的全部苦难和罪恶中,我们始终没有催迫或鼓励出一场与战争罪恶基本对称的道德忏悔和精神洗礼。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泰戈尔、孙中山两位亚细亚文明的代表人物,曾直接究诘日本:在完成了现代工业化之后,日本究竟是做西洋霸道文明的鹰犬,还是做东洋王道文明的干城?日本嗣后的行径远远超逾了他们的疑惧。七十年前,胡适曾正告日本,不要再提"中日亲善",那不啻是对中国莫大的侮辱。

   张伯仑、达拉弟曾经梦想以绥靖主义(丘吉尔曾认为这是"第一等的大祸")将纳粹德国这般祸水引向苏联。斯大林也曾企图用一纸"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与希特勒瓜分欧洲。西方列强又联手在亚细亚推行"东方慕里黑"。他们都曾经玩弄了历史,历史也无情地予以回敬。这一教训至今没有过时。

   七、八十年后的中国,既丧失了亚细亚先贤们的道德高度,又沾染了绥靖主义的余毒。鼓吹"联日抗美"的何新们和贩卖"对日外交新思维"的时殷红、马立诚们,都在继续着一个当年近卫、东条们的迷梦:大东亚共荣、大亚细亚主义。

   当年日本法西斯军人以180万武士道军人的生命没有实现的噩梦,今天的中国战略家们更不可能实现。

   君不见,在几乎所有方面,中日之间的鸿沟都如此深巨。一个不愿忏悔和赔偿而空前强大的日本,已经重新成为中国和亚洲的最大隐患,--这是中国最严重的误判和失职。

   有一种逻辑暗中一直主宰着许多国人的头脑:西方亡我之心不死。这种贯穿于慈禧太后、义和团直到"冷战"和"文革"的畸型危机感,把日本的实力和威胁地都归到美国名下。美国与亚洲的关系不是本文断想的对象。但怨天尤人的小人作风根本缺乏理解世界历史进程的内在前提。美国对日本的贡献和责任都为中国所不可比拟,中国应当自问:我们对日本做了什么?历史甚至会问:是谁使中国失去了日本,至少失去了一个折服和尊重中国的日本?

   稍事清点一下六十年来的大帐,国人当可明白自己的来路、处境与去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国死亡数字大体如下:苏联2,000万,美国24.8万,英国33.6万,犹太人600万,波兰人650万,日本180万,德国550万。中国因各种原因迄无确切数字,但总数应在3,000万上下,高居世界之首。

   中国是最早发生最后结束战争的国家。为守土卫国,为独撑东亚战局,中国军队参予了22次大型会战,1,117次中型战役,38,931次小型战斗,中国军队共有340万军人喋血沙场,其中包括张自忠、郝梦麟、佟麟阁、赵登禹、王铭章、戴安澜、李家钰等200余名将领,中国军队整连、整营、整团、整旅、整师成建制地慷慨赴死,其英勇壮烈可谓惊天地、泣鬼神!

   中国以如此高昂的代价挽回的酬答,是如此不对称,直到六十年后的今天,仍叫国人难以释怀。

   中国的土地没有增加一寸,国民政府信誓旦旦欲以捍卫的一千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而不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却被苏俄以"独立"、"自决"名义丢弃了一大块;中国在抗战胜利在望时被肢解的雅尔塔密约,将在二十一世纪成为东北亚发生剧烈震荡的最深恶因。

   中国的国际地位没有增加一分,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国和联合国缔约国--而不仅仅是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东方惟一大国,到现在还被拒斥在世界七大"民主化工业国家"大门之外;

   由"开罗宣言"、"波茨坦协定"等国际条约一再认定的台湾及澎湖列岛主权归属中国的历史事实,非但没有实现,反而成为困扰中国统一、再次招致中国人自相残杀、甚至造成整个亚太地区乃至全体人类走向战争的战缘所在;

   中国最大的转向和变异是我们退出战后对日事务的最大内因。抗战甫定,中国迅即成为惟一一个走向同胞自残、全面内战的反法西斯胜利大国,又有几百万中国人的血流在抗日旧战场。最反常、最荒诞、最可悲的后果是,这一场内战直接导致了中美两国反法西斯联盟共同制裁日本的巨大历史契机的流失,中国竟向对中国虎视了几个世纪、侵占了中国三百万平方公里国土的苏俄"一边倒",中国从此永远失去以自己不可替代的文明风范改造日本的机缘和责任,中国从此只能任由一衣带水的日本按异于中国的哲学和战略重新崛起。在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冷战伊始的旧金山对日媾和会议,以及所有有关日本战后地位和前途(不可能不涉及中国主权、安全和利益)的场合,中国形单影只,最后连配角的身份都丧失殆尽。

   最让三千万亡灵和亿兆活着的中国人深感世事荒唐的,是中国政府竟然仅仅宥于功利与时世变易而正式放弃了日本六千亿美元的战争赔偿,须知:

   在民族大义和国家利益上,任何政党、政府、个人都绝对无权单独正式(外交、国际惯例、书面)放弃人类历史上最大一笔战争赔偿;

   日本仅1894-5年甲午战争一役对中国勒索的"赔款"(连带嗣后的"赎辽费")就达二亿三千万两白银(为日本当年岁入四倍),且无论日本对中国是完全的侵略;

   放弃战争赔偿,无异于放弃对日本战争罪责的追究、清算和审判,无异于追认日本侵略的某种"合法性",某种"进步性",某种值得中国人"感谢"的"历史正义性";

   放弃对日战争索赔,无异于放弃了中国人作为受害方和胜利者的双重权利和尊严,无异于放弃中国人理应得到的忏悔、认罪、服输、敬畏、尊重,无异于放弃中国人可以施予日本的审判、惩罚、教化、宽恕和永久性的防范与控制。

   现在,历史已经表明,大错已经铸成,历史的惩罚总会落在那些企图玩弄历史的民族头上。

   曾是一片废墟、被人占领的日本,领土不加多(由于"北方四岛"被俄国占领),人口不加少(比战时多出二千余万),其GDP至今仍是中国的四倍,其国防开支仍是中国的两倍,无论综合国力还是单纯的军事实力,中日两国都与甲午海战和中日第二次战争时期大致相当。

   放弃战争赔偿,意味着中国抗日战争必须置于另一种世界和历史的尺度下,予以重新叙述和评价,意味着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天然神圣性将被后起和外来的意识形态加以解构,意味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部民族基础、历史进程、世界背景和胜利意蕴,将被另一种说辞取而代之。鉴于抗日战争在中国三千年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历史的极端重要性,截断、扭曲、变形、尘封抗战历史,无异于全面走向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和世界虚无主义。而从"反右"到"文革"的"浩劫"以及中国将来可能再需付出的代价,无不是这三种虚无主义的恶果。

   日本正在"第三次开国",中国正在"和平崛起"。单以国家口号、纲领相比,中国又比日本逊一筹。日本保持着民族和历史的延续性,民族生命的隐秘而神圣的命运感,可以为每一个大和民族子孙心领神会甚至赴汤蹈火的庄严悲弘。中国虽然减少了意识形态的光环,使用了曲意示好的概念,但始终缺乏在抗日战争中一度焕发、喷礴而出的坚忍不拔、艰苦卓绝、成功成仁、担负天下兴亡的民族精神与气象。

   作为东方文明古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四强之一的国家,中国错失了从天理、道德、人间法和外交、经济、军事上教训、审判和引导日本的机会。无论其中有多少无法处置的尴尬因缘,中国也都难辞其咎。其中最难让无数亡灵瞑目、让亿万国人释然的,是放弃对日战争索赔的权利。无论按现代国际法还是人类天性,没有受到惩处赔偿的罪犯,不可能真诚弃恶从善。放弃索赔,放弃了对善恶是非的追究,是对战争罪责的机会主义假释。把一次人世间最庄严神圣的审判,消解变形成功利与谋略的诉求,其后果是为自己造就了一个重新强大却没有洗心革面的对手。更可悲可叹的是,无数英烈挣回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大义,由于始终没有充实光大,而涣散于无形了。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法西斯盟国对德国的占领和改造(包括纽伦堡审判、德国的非军事化、非纳粹化、非工业化和民主化,以及"马歇尔计划"等等),协助德国走出废墟,埋葬纳粹主义,实现统一,堪称战后最成功的欧洲重建。这一切归根结蒂植根于大西洋两岸所渊源的西方主流文明,植根于西方从战争中总结、转化而出的积极成果,植根于对极权主义、专制主义、绝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惨痛记忆,一言以蔽之,植根于西方文明和历史的多元和一本性。

   事情很清楚,改造和防范日本,单有美国的占领和苏俄的掠夺,单有"冷战"、韩战、越战,能使日本角度强大,却无法促进日本在精神和道德上的新生。只有中国可望从人类善良本性、人伦关系(完全可以推及到国家关系)和文明进程上为日本树立矜式,中国高尚的伦理道德智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中国博大的历史精神和天下意识("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一家"、"世界大同"……),中国的仁爱、厚道、善良、悲悯……,是日本民族从一个半世纪的迷误和堕落中悔过自新的最慷慨无私的文明资源。由于时势变异和造化捉弄,更由于中国自身精神和道德的式微与耗散,日本因为历史和地缘本应得到的精神引导和道德教化,始终付之阙如。除了继续"富国强兵"、"脱亚入欧"外,日本别无选择。

   诺曼底登陆60年纪念,本是欧罗巴的家庭事务,中国和亚细亚的缺席(一个中国人赠送的"和平女神"除了表现当代国人的作秀癖外,什么也不表明)并不格外让人意外。但中国在时代精神上的制度却令人沮丧。如果中国作为东方大国,能在抗战和二战结束60周年(2005年)之际主持(哪怕参予)亚细亚的纪念盛典,也可差强人意。勿需什么历史眼光的人都会断言,这种前景完全不存在。

   一个历史、民族和世界意识都可悲地被虚无主义俘虏的国家,大概只能又一次怀着忌羡与落寞,眼看世界历史精神壮丽而浩大的创新在异邦降临,而望洋兴叹。

   一名欧洲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曾以"先进的亚洲和落后的欧洲"为题,试图揭示世界历史的新趋势。直到诺曼底登陆60周年纪念之前,这种判断确有其天才性。但时代风云变幻无常,欧洲已经穿越漫漫黑夜迎来新的黎明,亚洲却很可能还来不及辉煌就已经黯淡了。

   

   除非我们能击退虚无主义,除非我们在世界意识和历史哲学上有一次真正的革命。

   

   2004年8月 8

此文于2010年04月03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