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
--王康访谈录
采访时间:2008年8月6日
采访地点:华盛顿
采访补充:重庆
采访人:北明
一,索尔仁尼琴时代的文学困境
北明(以下简称"北"):王康先生你好!
王康(中国民间思想、俄罗斯问题专家。以下简称"王"):你好!
北:自俄罗斯大文豪索尔仁尼琴先生去世,您在网上发表了两篇纪念他的文章,都称他为"老索",您没有直接称呼他的姓名,我的第一个问题非常简单,您为什么称他为"老索",而不称他为索尔仁尼琴呢?
王:尊称嘛,索尔仁尼琴当然是最值得尊重的我们时代俄国和世界最伟大的作家;因为他高寿,活到89岁大耄之年离开这个世界的;从辈份看,他本属我的父辈一代(我父母与他同年),但精神上我觉得与他同属一代,俄国的名字都很长,亚历山大 · 伊萨耶维奇 · 索尔仁尼琴,干脆采取中国式简单办法,简称"老索"。
据称,老索去世前后,莫斯科上空罕见地出现了彩虹和日蚀。按无数俄国先知和圣徒的观点,这是上帝为又一名"拣选者"敞开了天堂之门。主要西方大国和俄罗斯自己对老索的悼念,是人间多年以来罕见的盛大葬仪。自托尔斯泰遁世以来,还没有一位俄国作家的辞别,引起世界性的祭奠,何况在一个精神危机空前加剧的时代。
北:谢谢您。请您先介绍一下"老索"。我也依据你的称呼,称他"老索",咱们也采取简单办法节省时间。请先介绍一下他的文学活动背景、他的思想来源。
王:既说到死,也当说到生。老索生于1918年,在他出生前一年1917年爆发了十月革命。在他出生后一个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一纸虚假的停战条约宣告结束,再一个多月后,巴黎"凡尔赛和会"召开。法国元帅福熙称"这不是和平,而是20年的休战",列宁称它"是一个高利贷者和刽子手、屠夫的和约",邱吉尔说这是"头等的大祸"。第一次世界大战直接导致了希特勒纳粹德国的产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使十月革命以一种最极端的方式和最绝望的心态把俄国拖入长达74个年头的血腥暴力,还引发了西方和阿拉伯世界以及中国等东方国家长达一个世纪的裂隙,并且空前地打击了人类文明的信念。它不仅摧毁了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沙俄帝国,同时摧毁了欧洲和俄罗斯近一千年中建造的文明谱系。对于老本索人,其父直接死于德国前线,作为遗腹子,老索出生之日即比常人更本能地感受到世界的恐惧、残酷、寒冷和荒诞,世界亟需拯救。一名美国记者曾问老索,你已88岁高龄,但我进门一刹那,见你还在伏案工作,你的创作动力来自哪里?老索脱口回答:动力来自我内心,打我生下来那一天开始。我已习惯于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投入创作和战斗。
老索是20世纪俄国和世界范围内大屠杀、大悲剧、大崩溃的遗腹子,老索注定了成为20世纪之子。孕育老索的时空首先是俄国十月革命。这场革命不仅仅是一场社会政治大革命,不仅仅是一场政权的更迭,而且是一场思想、文化和文学的大逆转大灾难。老索出生之后的苏联时代和传统的俄罗斯时代,在文学上是根本不同的两个时代。在所谓旧俄时代,在沙俄时代,尽管存在沙皇专制主义、农奴制,俄国是欧洲最黑暗、最野蛮、最落后的国家之一,但是知识分子,尤其作家、艺术家、诗人们实际上拥有广阔的自由发表作品的空间。二十世纪俄国作家会羡慕自己十九世纪的先辈,他们回首一生的时候,总能分辩出人生道路或事业发展上的里程碑。总有某些事件可以标志转折点或新阶段的起始,他们可以对战争、农奴制、沙皇、教会、土地制度和死刑发表宏论,可以同整个俄国社会探讨个人内心危机和俄罗斯的命运,他们创办杂志,建立文学团体,在大学生小组和艺术沙龙里通宵达旦地争论俄罗斯的道路;他们享有自由旅居国外和被视作时代先驱流放西伯利亚的殊荣,拥有在最后一刻从绞刑架上被特赦的奇遇,能够在决斗中名垂千古;他们可以从容书写遗嘱,挑选一方净土以作永久的归宿,他们的逝世常常使俄国和世界都陷于悲哀之中。
但是,十月革命之后这一切都中断了。十月革命引进了一套新的、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历史理论,它很快成为苏联共产党的国家学说,所有的作家、艺术家、诗人必须按照新政权定下的这套意识形态来决定自己的创作。这就决定了十月革命之后俄国作家不可能再像十九世纪那样自由地、公开地、按照自己的良心对俄罗斯的命运、道路以及所有重大问题做出自己文学意义、艺术意义上的表达。美国俄罗斯文学专家斯洛宁远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准确地概括了十月革命后俄国文学界面临的绝境:革命、内战使俄国文学的基础遭到粉碎性打击,曾经使世世代代知识分子感到激奋或震惊的大问题突然之间失去一切意义;传统主题和人物顷刻间消失殆尽;各种流派的论争都变得不可能,并且毫无意义;俄国文苑中所有的权威和偶像都黯然无光;知识分子所珍爱的一切:精神自由、温文尔雅、忏悔、矫饰、对专制、警察和庸俗的蔑视,对生命的珍视,对苦难的抗议,以及对艺术和宗教的尊崇都变得分文不值。
其次,索尔仁尼琴出生后,俄罗斯文学、艺术的发展,出现了剧烈的中断和变形,但是它的传统没有完全地灭绝。俄国第一流知识分子大量流亡到海外,普宁、霍达谢维奇、雷米佐夫、纳博科夫,音乐界的斯特拉文斯基、拉赫玛尼诺夫,美术界的列宾、拉里昂诺夫、谢列勃里亚科娃、康定斯基,尤其是思想界的几位大师,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梅涅日科夫斯基等,都流亡到海外。同时,国内也留下众多不认同、不接受马克思主义和新国家政权意识形态的大诗人、作家,包括勃洛克、叶塞宁、巴别尔、曼德尔施塔姆、帕乌斯托夫斯基等,左翼作家高尔基、马雅科夫斯基、"无产阶级阶级文化协会"、"谢拉皮翁兄弟"等也未必愿意完全按布尔什维克的指挥棒起舞。一句话,俄罗斯19世纪文学的进程中断了,但它的根和土壤还在,包括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布尔什维克上层领袖并没有全盘否定俄国19世纪文学传统,在斯大林大权独揽之前,俄国革命还不需要以完全斩断历史的绝对激进主义来确立自己的合法系性。
第三,十月革命给俄国和西方的关系带来了全新的灾难性的变化。彼得大帝以来,俄国一直取法西方,向法国学习、向英国学习、向德国学习、向整个西欧学习,向它们靠近,连首都都从莫斯科搬到彼得堡去了。但是,十月革命后,新政权对西方采取了全面敌视的立场。马克思主义本来是源于西方又对西方资本主义主流文明进行批判和否定的历史思潮,一旦上升为新俄国的官方意识形态,苏联一切文学艺术创作都只能以批判西方文化、否定资本主义文明为基本目标。另外,布尔什维克世界观和全部文化政策不仅反西方,也否定俄国最重要的思想传统,俄国一千年的东正教传统。这两个背景使苏联作家在自己的创作中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某种意义上,俄国作家们要做的事情,就是为这片曾经产生过大师和巨匠的土地举行追悼和祭奠,俄国诗人能发表的就是安魂曲和弥撒词。雷米佐夫的散文《俄国大地毁灭曲》、爱伦堡的诗作《为俄罗斯祈祷》、舒米廖夫《死者的太阳》以及普宁《罪恶的岁月》都是绝望的祷文和葬辞。
二,索尔仁尼琴的文学独创特征
北:通过索尔仁尼琴的文学创作,包括《古拉格群岛》还有《伊凡 · 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些文学创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索尔仁尼琴显然是俄罗斯人道主义文学传统和俄罗斯基督教精神的坚定继承者。我还是想请您具体地谈一谈索尔仁尼琴与他同时代的作家、诗人,包括那些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之间的不同。
王:俄国在二十世纪有世界声誉的作家还很多,当然不如十九世纪。直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有五位:普宁(1933年)、帕斯捷尔纳克(1958年)、肖洛霍夫(1965年),老索是第四位,最后还有年轻的布洛茨基(1995年)。老索和其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俄国作家的不同有几点。第一,他以公开和直接的方式表达对苏联社会制度的强烈抗议和揭露的面貌出现于俄国文坛,他是苏联集中营文学的主要代表,他是第一位从集中营回来而不屈不挠的老战士,是一位获得世界声誉却始终不与专制政权做交易的独立高洁之士。他的那篇成名之作、被赫鲁晓夫直接下令让《新世界》发表的《伊凡 · 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是二十世纪苏联和整个共产主义国家集中营文学的奠基之作。
北:等等,我打断你一下,你能不能具体描述一下《伊凡 · 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
苏共中央引起什么样的震撼、有什么样的反应。
王:好。先说他的创作背景。老索在八年牢狱和八年绝症后领悟到上帝的旨意,之所以让他与死神擦肩而过,是要他作为俄国1917年以后巨大悲剧的代言人。他说,我并不是我,我的文学命运并非属于我个人,我是那数百万没能写出、没能用嘶哑泣血的嗓音道出他们的漫长苦难和最后遗言的同胞们的托命人。勃兰兑斯曾高度称赞俄国作家的贵族精神,他们几乎出自本性地同情"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认为在精神上"我们都是一样的不幸"。老索在思考古拉格群岛与俄国文学的关系时,得到过一个重大的发现。20世纪空前未有的新式奴隶制,为俄国作家开辟了虽是毁灭性却富于启示性的道路,老索由此设想可以"斗胆"预期产生四个领域的世界文学。第一个领域:上层人描绘上层人;第二个领域:上层人描绘下层人;第三个领域:下层人描绘上层人;第四个领域:下层人描绘下层人。其中"最有希望成为道德上最富成果的"的"第二领域"由于人的天性的自私,"缺乏真正地理解事物的能力",以至只有经过外部的暴力才能实现这个转变。塞万提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在奴役和苦役中实现了"设身处地"地为下层人这一转变的。索尔仁尼琴强调,在古拉格群岛则是一下子在几百万人的头脑和心灵上真地而且永远地陷于奴隶、囚徒、伐木者和矿工的境地。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在这样的规模上)使社会的上层和下层的经验融合起来了!
老索在《伊凡 · 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里,塑造了俄国文学的新类型、新英雄,一名从纳粹俘虏营逃回祖国的英勇士兵却在自己的集中营里关了八年。但他恪守俄国农民的古老风俗,一天也没有丧失内心的尊严,"从不丢自己的脸",他在失去自由的悲惨处境中,保持着诚实、勤劳、节俭,本能地富于同情、友善和平等精神。最重要的是,老索在这位政治苦役犯身上发现了俄国圣徒精神的复活。在舒霍夫普通而非凡的"一天"中,充满了善与恶、生与死、灵魂与暴政的"共生"法则。与先驱陀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基一样,老索知道,以监狱为象征的苏俄乃至整个世界是一种"大恶",但是正是监狱提供的受难使被害者获得了道德上的净化,受难者的命运更接近世界的本质,更亲向十字架上的耶酥,因而比监狱和刽子手更拥有救赎的可能而代表了俄罗斯的命运与未来。
这部中篇小说(五万多字)发表后,《新世界》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被赫鲁晓夫叫到克里姆林宫。赫鲁晓夫请他的文化顾问列别杰夫朗诵这篇控诉斯大林暴政的文学作品,这位共产党领袖还请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等苏联政要一起欣赏,他们时而仰天大笑,时而低头不语,沉思叹息。这有几点原因:第一,他们从来没有经由文学形象、经由巨大的艺术冲击力量来了解斯大林时代俄罗斯的强劳营、集中营里政治苦役犯的生活;第二,他们折服于老索巨大的语言天赋,老索对于他们共同母语的创造才能。俄国作家既是天生的自由之子,也是天生的人民之子。他们的使命之一就是"使用民族的语言,为全民族服务"。 阿赫玛托娃的诗始终倾向于运用方言,她认为自己与其他推行文学或其它什么纲领的人物不同,她直接是人民的一分子:她完全能识别时代精神,识别痛苦和人民目光中的忧伤。俄罗斯作家,历来鄙视"作家"这个称号中包含的优越成分。茨维塔耶娃和许多同龄俄罗斯诗人都能用欧洲的主要语言写作,但她在任何地方都觉得自己是个异乡人,她珍爱的艺术对象是爱情、艺术、悼挽、大自然和生命奥秘,但都是"按俄罗斯人的方式处理"的。老索对于以复活俄国民族语言来抗衡现代极权暴政对俄国实行全面奴化的特殊斗争,具有异常清醒的自觉。他亲手编纂了《俄语扩展语词典》,保存和使用了大量的民间成语、格言、谚语、古斯拉夫用语,他甚至偏爱监狱和底层社会的行语、俚语、方言和黑话。老索是普希金、果戈里、托尔斯泰后,对俄罗斯语言文字有重大贡献的文学天才,他是20世纪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文学当之无愧的歌手。最后,如前所述,苏联上层统治集团始终多少保持了某种程度的文明底线,他们身上的俄罗斯民族性并没有被共产主义彻底征服,被巨大的权力完全败坏。
老索既以苏俄的整体苦难和命运为文学题材,把俄国在20世纪的独特道路置于人类命运的宏大结构中,并且将其全部创作内化于一己生命,他就自然承担起某种先知的责任。老索的作品由此散发着类似《圣经 · 旧约》和荷马史诗的象征和启示性。
《伊凡 · 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从人的处境、遭遇、命运和使命看,不啻是一个人的"创世纪"。从进入集中营那一天开始,主人公的真生命才开始,真实世界才显露出来,劳作、疾病、禁忌、隐喻式的黑话,面包、先知(老苦役犯),烟叶、"一天过去了,没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几乎是幸福的一天",实际上充满了风险和死亡的一天。老索借这位耶酥式的人物之口说,"这样的日子,从起床铃到熄灯铃,他在自己的刑期中总共度过了三千六百五十三天,因为有三个闰年,所以多出了三天"。
《癌病房》就是苏联社会的象征性浓缩,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因为不可抗拒的力量共存于通向死亡的房间。《第一圈》在台湾发行时被直接译为《第一层地狱》,源出但丁《神曲》,老索直接把苏联社会与地狱联系起来。至于《古拉格群岛》更是一部先知式的杰作。"古拉格"是苏联内务部"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俄文缩写词的译音。"群岛"指成片与世隔绝的孤岛,书名即简洁、直观、不可变更地判定了苏联国家的本质。老索写作此书的过程也是先知式的,"整本书,包括它的每一部,一次也没有同时放在同一张书桌上过。"老索在180万文字的最后编辑中,竟不能按惯例和礼节向读者提供一份致谢名单,"还没有到我可以把他们的名字全都写下并向他们鞠躬的时候!"
不仅如此,老索曾多次超越文学直接预言俄罗斯的命运。1973年9月5日,老索发表《致苏联领导人的信》,开宗明义指出,这封信的唯一目的,是如何避免一场威胁我们民族的灾难。他告诫苏联统治者,改悔之路是为活在地球上的一切人打开的,但"永远也不要太迟"。老索首次提出俄国与西方的冲突,与中国的战争可能,意识形态和信仰的枯竭,并预言到俄国解体的可能性。
1975年,老索在华硕美国劳联-产联的演讲中曾指出,全世界民主力量本来完全有可能把德国和苏联的极权主义一个一个地打败,可是它却促进了苏联极权主义的巩固,并且使第三个极权主义--即中国的极权主义诞生了。试问,33年前,有哪一位西方思想家,看到了由于西方的软弱和自私而招致的这一后果呢?
老索在同一次演讲中还有一个与中国有关的预言。列宁曾与美国资本家海默做生意,列宁对那些党内反对派说,西方资本家会因为利益冲动而争先恐后地和苏联签署各种贸易协定,争先恐后地到拥有巨大资源、市场和廉价劳动力的苏联来投资,最后,他们会争先恐后地把绞死他们的绳索送给布尔什维克。老索预言道,作为前古拉格群岛苦役犯,他与美国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同盟者"。同时,西资本家将与共产党统治者们也将结成一个"不寻常的联盟"。
这个预言没有完全在苏联应验,却在当下的中国变成了现实。试问,有哪一位西方战略家和东方独裁领袖,有哪一位自由派人士和现代派作家在一次演讲中作出的预言,如此准确地被我们的时代所证实呢?
先知总对现实苦难和未来困境有超乎常人的直觉,俄国所有伟大作家,都秉有先知的洞察力。陀斯妥耶夫斯基曾预见到一亿俄国人将被"魔化"的大恐怖,苏联时代以6,600万生命的代价验证了这位先知的预言。老索则以其全部文学创作天才地描述了俄国的地狱境遇,同样先知般地预示了俄罗斯通过摆脱帝国奴役和专制暴政走向自由解放的历史破晓历程。在世界文学史上,只有荷马、但丁、歌德、雨果和曹雪芹几位代表人类艰辛而伟大时代的作家拥有先知的秉赋。历史有幸在老索身上孕育了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先知性灵我们与他同处一个时代。他身上流淌的光、愤怒、热情、爱也在我们心里存留,我们实在与有荣焉。
最后,老索毕竟是一位作家。先是某些西方、尤其法国左派评论家、后是苏联斯大林分子和中国毛派,认为老索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和其他文学声誉,是因为西方反苏反共反斯大林的政治需要,是冷战时代特殊的东西方政治生态造成的,老索只是一个"持不同政见"的"异议作家"。
老索不仅在道德和精神上继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也在文学艺术创作中继承了他们。老索既与托翁一样,有驾御俄国悲剧史诗的巨大文学天才,也具有陀氏对于俄国民族性格和人类本性的深刻思考,并独特地表现为戏剧性的突变和多层次的结构。老索还有不同于《战争与和平》、《罪与罚》的独创性。他的人物和情节深植于20世纪俄国独特现实中,尽管题材阴郁,故事悲惨,邪恶和暴政占压倒优势,除了监狱、集中营、病房就是战争、流放、恐怖、酷刑、死亡,但老索笔下身处危机和绝境中的人物,却是淳朴、正直、高尚、坚强、乐观的没有任何头衔的好人和硬汉。这些卑贱的人物形成了完整、真实的俄罗斯形象,他们的受难、苦役和被迫害被泯灭的故事,正是俄国20世纪的命运写照和俄罗斯伟大精神的象征。索尔仁尼琴具有罕见的高贵气质、惊人的想像力,无与伦比的英勇气概、难以企及的毅力和我们时代最稀缺最卓绝的文学才华。历史已经并且将继续证明,老索是俄国和世界文学史上最辉煌的作家之一,他的影响将永世长存。
英国人艾尔默 · 莫德在长达1000页的《托尔斯泰传》的最后有一句话,可作为献给老索的葬辞:
为了赢得人们的爱,真诚地寻找这个启示的人,在他的探索中无需完全成功,他甚至可能会失败。然而他的榜样却比在物质上所能得到的最辉煌的成功,更足以使得人生更有价值。
他博得了人们深切的爱戴和感激之情。如果说他固执己见--这个词已不再有意义--他也是深有所悟的,这种精神使他永世长存。
三,世界流亡文学与索尔仁尼琴的流亡创作
北:他同时由于给苏共中央写了一封信,被迫流亡美国,他在流亡文学方面是不是也有一定的代表性?你能不能说说这方面的特征?
王:老索是苏联集中营文学的奠基人,同时是苏联流亡文学的主要代表。世界文学史上,"流亡"二字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但是大规模的流亡是法国大革命之后。十八和十九世纪之交,法国既是欧洲历史风暴的中心,也是流亡文学的温床。国民公会与帝制两个暴政先后将自己的所有对立面:持不同政见人士、王室、教士、贵族、吉伦特派、正统党、立宪派、共和党、哲学家、平民和诗人或送上断头台,或流放到帝国边界之外。近代流亡文学三个特征始告形成:流亡文人不可避免地属于那个时代的反对者,他们很难将过去的文化遗产与他们憎恶的社会现实截然分开,同时,他们大大推进了欧洲主要文化巨流的交融。流亡文学作为帝国与诗人共享的成果贯穿了整个十九世纪。德国流放了海涅,英国流放了拜伦,法国则把自己最伟大的男女作家夏多布里昂、卢梭、斯塔尔夫人、乔治 · 桑、伏尔泰、雨果流放出境。
正如俄国革命与法国革命惊人地相似一样,俄国流亡文学也具备上一世纪法国流亡文学的一切特征。然而在背景、规模、性质和成就上,俄罗斯流亡文学更近于一部史诗,更加完整和成熟。巴枯宁、赫尔岑、奥加辽夫,集大成的屠格涅夫,他们都是俄国十九世纪流亡文学的代表。有必要简单区分"流亡"和"流放"文学之间的异同。俄国依据第三厅(秘密警察)、法院甚至沙皇本人的裁决,把具有自由精神的作家、诗人作为叛逆和异端加以惩处,于是产生了俄国十九世纪特有的"流放文学"。到20世纪初,西伯利亚流刑犯竟达30余万。从莫斯科麻雀山第一个押送站往东,经古城弗拉基米尔徒步前往西伯利亚,"弗拉基米尔大道"成为俄国流刑制度和俄国流放文学艺术的象征。普希金、莱蒙托夫、纳杰日津、谢德林、涅克拉索夫虽未发配西伯利亚,但也在俄国一些边境荒寒地区遭受贬谪之苦,并且把他们作品中最美的篇章献给了西伯利亚。俄国十二月党人之后俄国三代英杰都曾被发配到西伯利亚,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夫妇、沃尔康斯基公爵夫妇和十二月党诗人奥多耶夫斯基以及被誉为"散文中的普希金"的马尔林斯基,把俄国文学与自由解放的精神进行了空前悲壮的融合。俄国近代文学先驱,因《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获罪的拉吉舍夫和俄国文学最天才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曾在西伯利亚充军。后者在长达九年的苦役和监禁后,写出不朽的《死屋手记》。但是,二十世纪的流亡文学规模远远超过了19世纪。十月革命后,共有二百多万(一说1000多万)俄国人流亡国外,出现了"伟大的俄罗斯侨民界",同时出现了伟大的俄罗斯流亡文学。贯穿三代俄国流亡文学的母题,就是俄罗斯,俄罗斯就活在流亡作家身上,血液里,梦境和灵魂中,活在他们的人生命运和精神结构中,活在他们对世界和宇宙的感受中。梅烈日科夫斯基-吉比乌斯夫妇曾用典型的俄国格言道出他们与俄国的关系:"我们不是流亡者,而是使者。如果我们的俄罗斯死了,我们也将死去。"别尔嘉耶夫晚年已誉满全球,只有一个国家遗忘了他,那就是他的祖国。这位在精神上为无数俄国流亡同胞提供了勇气和灵感的宗教哲学家曾极其绝望地写道,"当我想到俄国时,心里渗出了血。"关于俄国命运的悲剧,关于俄国文化的断裂,他几乎无时不想,"在最后时刻,俄罗斯将把我折磨至死"。
索尔仁尼琴是所有流亡文学家里最有代表性也最幸运的一个。他先在西欧,后来定居美国佛蒙特洲的小镇卡文迪什。那里的自然景色与俄罗斯很相似,他在那里完全放弃闲适、娱乐和享受,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以上,过着隐居、禁欲的生活。用了近二十年时间,他创作了关于俄国历史命运的史诗性小说《红轮》。这是一本长达数千页,空前宏伟的巨著。几百个真实和虚构人物汇合成俄国二十世纪初无与伦比的悲剧史诗。老索赋予《红轮》的宗旨是,深入展示某些最重要的历史关头,而不是提供一份编年史。以讲述俄罗斯如何在20世纪"既泯灭了自己的过去又断送了自己的未来的悲惨历史"。大量的历史素材:1914年东普鲁士的灾难,斯托雷平的命运,1916年十月起义,1917年二月革命后的悲剧后果,列宁的四月回归,尼古拉二世的结局、刺客鲍格罗夫、历史学家米留科夫的宿命……都以纪录电影的写实手法融为一体。老索在评价《红轮》时,把它的完稿归功于上帝,其次是在佛蒙特的十八个年头,他说从来没有哪个俄国作家享有那样优裕的条件,所有有关俄罗斯的档案都向他开放,得以让他创造出俄国革命的真实图景。研究俄国现代文学的专家,有人认为《红轮》是一部宏大、天才的败笔,也有人认为,现代世界文学评论界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这部小说对俄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特殊意义。
索尔仁尼琴在二十年流亡期间,一直没闲着,他一直紧张地、全力以赴地关注着俄国的命运。1974年,即老索被驱逐那一年,《大陆》杂志在巴黎、柏林和慕尼黑创刊,这份刊物被誉为"俄国社会和精神发展的西方窗口"、用欧洲主要文字出版并一直维持至今,其编辑部已在苏联解体后迁到了莫斯科。老索为这份综合性杂志在创刊词上写道,它的宗旨建立在"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宗教理想主义、反极权主义、民主与超党派的基础之上",其目标是"从历史和精神源头上沉痛反思俄国20世纪极权主义的产生和确立,保留和继续俄国19世纪的人道主义传统,复兴支撑俄国一千年的东正教神学和俄罗斯基督教哲学,重新探索俄国与西方的未来关系,以文学、社会、政治与宗教的健全发展拯救俄罗斯"。他的方式是从俄国历史,俄国19、20世纪的历史,以重大历史事件为题材,用史诗小说形式来再现它们,从而寻找俄国二十世纪特殊悲剧性命运的历史源头。老索由此把俄国二十世纪流亡文学,包括十九世纪侨民文学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正如离开19世纪俄罗斯文学就无以讨论那一百年的世界文学一样,离开20世纪苏联时代地下文学、集中营文学和流亡文学也同样无以研究20世纪的世界文学,后者不仅继承了前者的伟大传统,而且大大充实和丰富了前者。20世纪以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苏俄文学在空前的民族悲剧和世界性的浩劫面前交出的答卷,甚至超过了19世纪俄国文学先驱,而且使全部西方文学显得苍白失血。
四,索尔仁尼琴的归国之路及意义
北:比起八九年中国的流亡作家,老索很幸运。他在晚年能够带着尊严,堂堂正正回到自己的祖国。请介绍一下他归国及其前后的情况。
王:老索1974年2月14日被苏联当局驱逐出国,过了二十年,1994年7月21日苏联解体、苏共下台之后,他居然回到、可以说是凯旋式地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当年老索被驱逐到苏黎世时就预言,已经看到了自己回到俄罗斯的那一天。他妻子说,老索真的具备一种预见未来的能力。老索深信自己终将回到俄国,这一信念从未改变,并支撑他克服一切困难从事了持久而巨量的创作。
老索从不认为自己是侨民和流亡者,他认为当代人类命运的关键仍然在于俄罗斯。虽然美国授予他"荣誉公民"称号,他早已失去苏俄国籍,他却比俄国国内所有人都更准确地预见到自己和俄国即将到来的命运。他曾把《古拉格群岛》的全部版税捐献给"援助被监禁者及其家属俄罗斯公共基金》,建立《俄罗斯纪念文库》。1987年10月,他通过美国之音向戈尔巴乔夫政府发出信号,如果他的著作在苏联出版,他将返回自己的祖国。1989年苏联作协作出撤销开除老索会籍的决定。《新世界》大量刊载老索过去没有在国内发表的作品,一时形成"索尔仁尼琴热"。1990年老索发表《我们应当如何重建俄罗斯》,再次预言苏联即将解体,同时再次提出,俄国必须通过忏悔、自我克制、放弃帝国和专制以及复兴东正教才能得到新生。1992年叶利钦访美,亲自与老索通话,商定老索和他家人在适当时候返回俄国。1993年12月,75岁的老索告别美国,他和卡文迪什镇的邻居们告别时说,流亡永远是辛酸的,但是我不可能想像会有一个比卡文迪镇更美好的地方。
老索是乘飞机从美国穿过阿拉斯加,直接飞到弗拉迪沃斯托克,苏联的远东地带。然后坐火车,穿过整个西伯利亚回到莫斯科。这成了老索回归祖国、让人感慨万分、让整个俄罗斯激动、让世界媒体都关注的一次空前的文学凯旋:放逐到西方,从东方返回。1994年7月21日他到达莫斯科雅罗斯拉夫尔车站时,受到成千上万市民欢迎,当局派出大批警察,保安措施之严密,不亚于20年前把他驱逐出境时的情境。
北:作为一个苏联流亡文学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他的归程是苏联流亡文学的重大
事件。这一事件对苏联和俄罗斯文学意味着什么?
王:老索回到俄罗斯,意味着苏联文学的终结,意味着十九世纪俄罗斯伟大文学传统在俄罗斯的复活。意味着以老索为代表的集中营文学精神、流亡文学精神与与俄罗斯人道主义文学传统一道重新成为俄罗斯文学的主流,而充满谎言、虚饰和粗制滥造的"苏联文学"则沦为俄国文学的逆流和插曲。老索对祖国的回归,俄罗斯文学传统文学的重新接通,比当年伏尔泰和雨果对法兰西文学的回归更为世界文学史增添了史诗式的荣耀。
北:索尔仁尼琴在苏联解体之后结束20年的流亡生涯,回到自己祖国之后所面临的状况。他的去世对俄罗斯的集中营文学、流亡文学和流亡回国后的文学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王:不仅是一个遗憾,老索回到俄国的时候,苏联已经解体,苏联共产党已经下台。老索的历史使命、文学使命的直接目标就是揭露、否定、对抗,最后结束这个红色帝国、集权主义的政权,这个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俄罗斯斯大林主义在精神上肯定被埋葬了,俄罗斯的集中营文学和俄罗斯流亡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同时终止了。索尔仁尼琴回到俄罗斯后14个年头,他的整个文学创作、他的整个思维、他的人生探索,某种意义上,都呈现出一种终止的状态。
北:就是说一个时代结束了。
王:关于老索的"遗憾"、"终止"和"结束",我们还有话要说。越是伟大、独特的作家,越是深深地陷入时代的断层和生活的深渊。1945年,老索在被捕一刹那时曾处于双重失语状态,他无法抗议,他又不想呼喊,因为在野蛮面前,语言太苍白,而在几个秘密警察和几十号围观者面前,他的喊声毫无意义,他之所以没有"号叫",是因为他已模模糊糊地感动,有朝一日他"将向两亿人呼喊"。有必要无数次引用老索获奖词的每句话,"在集中营疲惫的长期徒步行军中,在冰冷的寒夜里,点点孤灯透过黑暗偶尔照亮了囚徒的队伍。不只一次,我们渴望着,要向世界吐出长久哽塞在喉头的郁结,只望这世界能听到我们之中任何人的申诉。此刻,我们心里非常清楚,代表我们的这位幸运使者,他只需放声呐喊,整个世界必将报以回应。"
近二十年后,1974年12月10日,老索终于出现在斯德哥尔摩那个为他而推迟了四年的仪式中,这时的他已经不仅对两亿俄国人,而是对二十亿自由世界的男女发出了自己的心声。
俄国十九世纪天才辈出,群星满天,陀氏和托翁作为两位集大成者,在道德和精神意义上宣布了沙俄帝国的死刑,但是俄国的野蛮、黑暗、愚昧和专制本性远未消除,十月革命以更为恐怖和无耻的暴政将俄国和半个世界拖入噩梦。19世纪俄国大地的十字架更形沉重,毫无疑问,老索是扛起20世纪俄国十字架的第一人。
他是俄罗斯痛苦灵魂的伟大私生子,他属于只有在俄国才能孕育的人物--不是一类,而是独一无二的一个:如果没有他,这个时代和国度的外观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他发现了它们的秘密,他是活在绞刑架下的先知,套用阿赫玛托娃的诗句,他的忧郁与绝望"具有涅瓦河畔的壮阔和高加索积雪炫目的光芒"。他几乎与地狱俄国同生共死,战争、杀戮、镇压、流放、苦役,告密、背叛、癌症,耳闻目睹身心遭遇的,除了荒野,就是十字架。他又从俄罗斯两百年特有的救赎与牺牲中、尤其扶助苦难俄国前行不止、不绝如缕的圣徒和殉道者那里,接过荆冠。他由此不能容忍自己沉默,不甘於只为一个破碎不堪的俄国作证,他要对整个俄罗斯和全世界发出声音,并且坚信,自己就是应召而来的使者,他一旦发音,世界将为之震骇,因为俄国正在展开和即将到来的岁月里所承受的,正是人类命运最沉痛最阴郁的角落,因为俄国的悲剧一开始就具有启示录式的世界意义,因为他很早就明白了那宿命般的责任,俄罗斯全部文学在二十世纪的使命最终将以史诗和《圣经》的规模和气象,与帝国、暴政、奴役、不义以及一切在俄国土地上蹂躏践踏灭绝人的现象相对峙抗衡,并最终凌驾其上。
从人类有文学以来,没有一位作家对人类命运产生过如此有力的影响,并由此永远拥有荆、桂两冠的殊荣。《古拉格群岛》并不仅仅是一部关于苏拉苏联共产主义罪行的编年史,也不仅仅为了摧毁有史以来最庞大的专制帝国的历史--道义基石,它是关于一个伟大民族臣服于梦魇和妄灾的终极审判,它为历史、特别是极权主义历史重新立法:在二十世纪的特殊环境里,面对俄罗斯特有的悲剧命运,一旦有人道出真相,并把一张写字桌容纳不下的所有素材拼镶为一体,只要那片既真实又虚构的"群岛"从秘密档案、刑讯室、流放集中营和无数死亡中脱壳而出,苏俄帝国被审判被颠覆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他证明了一条很简单的真理,再强盛的帝国,有时就坍塌在一位作家的纸页上,这看来类似于一个神迹,神说,这种制度不好,这个社会不义,神说,你把它们写出来,一切就结束了。
一部《古拉格群岛》,让欧洲共产主义在精神上瓦解,加缪和萨特的绝交,不啻是法国大革命后欧洲激进主义退潮的标志性事件。戈尔巴乔夫夫妇和苏共上层改革人士变革并最终唾弃苏联、苏共,他们的精神源头之一,便来自群岛。那里记录的,是他们父辈、祖辈以及全体俄国人民的历史。即便斯大林、贝利亚一类暴君和刽子手的子女也无法绕开"群岛",而能正常地呼吸。
当斯大林主义的幽灵重新在俄国上空游荡时,苏俄人民凭什么抵御那由党的领袖、元帅们、警察首领和全部国家机器推动的复辟浪潮?继十九世纪之后,经过近五十年的沉寂,苦难俄国再次拥有自己的代言人,作家、物理学家、诗人、大提琴手、功勋运动员、芭蕾舞演员、剧作家,老索站在最前面,他就没有从约伯天枰上退下来的一天。尽管包括萨哈洛夫、罗伊 · 麦德维杰夫在内的俄国优秀人士并不赞同他那篇"致苏联领导人"的公开信,但历史证明,老索比他们更深刻,更了解俄国,他在精神上为俄国作出的诊断,一次又一次被嗣后的事件所证实:建立大帝国的梦想与一个高尚的民族是不相容的,建立大帝国的人民注定会遭殃的。
老索没有穷尽真理,他也没有看到自由和光明的真正凯旋,但他几乎穷尽了黑暗,不能说老索以一己之力结束了俄国历史最强大的专制帝国,但毫无疑问,如果没有《伊凡 · 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没有《古拉格群岛》,俄国自恰达耶夫《哲学书简》以来沉重痛苦、英勇伟大的自我认识,将缺少最珍贵最重要的启示。
老索与其先辈一样,是奇迹创造者。他从牢狱和绝症里走出,内心仍然保持着勇气、怜悯心、正义感、眼泪和爱;他享有帝国赐予的恩荣,却丝毫不愿改变一名前集中营苦役犯的初衷;他荣膺世界最高文学殊荣,却被祖国驱逐出境;他领受了西方的自由、安宁、祝福和推崇,却从不放弃自己独立的人格和批判立场;他是20世纪弥漫全球的极权主义的最著名挽歌作者,他活着回到废墟般的祖国;他在人类现代最沉重的命运里留下过自己的足迹,他在旧时代死亡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这就够了。我不知道老索临终前是否留下遗言,最后萦绕老索心中的,大概还是他曾向世人表白过的承诺:我深知自己的责任的沉重。请借用伏拉基米尔 · 索洛维耶夫的话作结:
让我们手挽手围成一圈,完成我们沉痛的使命。
一个时代完全结束了。1994年到2008年14个年头,在整个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的新时代,他和所有俄国知识分子,某种意义上都失语了,都无法面对俄国新的巨大现实,这种现实巨大到什么程度?俄国五百多年以来,从瓦西理三世征服喀山以来,向西伯利亚的征服造成了世界上最大一个帝国,五百年间俄罗斯的努力全部毁于一旦,俄国分崩离析了,俄国变成了一个亚洲、欧洲、全世界的二流甚至三流国家。老索没有想到,俄国、他的祖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局面。尽管老索曾数次公开预言苏联的解体,但当他回到俄国后,还是感到前所未有的失望,俄国处于历史上未曾出现的严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包括他、包括很多俄国知识分子,包括前苏共领导人,叶利钦,戈尔巴乔夫,后来的普京等实际掌权的人,包括全世界知识分子,都在俄罗斯前所未有的历史境况面前失语。除了上帝,没有谁能够回答俄罗斯何去何从的问题。
五,索尔仁尼琴的精神资源
北:索尔仁尼琴我们都知道他生活在斯大林时代,跟49年之后中国作家生活在毛泽东时代恶劣的咨讯环境大同小异,那么索尔仁尼琴作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大作家,他的思想背景、精神资源是什么?
王:老索精神源头,主要有三方面。第一,俄国东正教。自从公元988年基督教垂降于俄罗斯后,俄国历代知识分子都跟东正教接下不解之缘。十月革命后,东正教本身被取缔、被宣布为非法,宗教唯心主义被认为是最反动最危险的敌对力量之一,因此更加珍贵、更加重要,更加根本。索尔仁尼琴并非全部思想资源都来自东正教,但越到后来,随着年龄、人生阅历的增长,他越发深入地回归东正教传统。在《古拉格群岛》这本最重要的代表作里,他多次提到东正教。在古拉格集中营里所有人物中,他最尊重,他以前根本不了解,一旦了解就特别敬服的不是那些政治反对派,不是那些立宪派、社会民党人和孟什维克,他们中有很多杰出人物,而是他以前不熟悉的俄国东正教人士,教士、主教,那些圣徒、殉道者。他认为他们才在精神上、灵魂上代表俄国的正统。在他们身上,他看到了在苏联社会里长期隔绝、荡然不存的美德,比如宽容,超然,英勇,比如谦卑,敬畏、感恩。尤其他们对上帝的虔诚,对永恒和不朽真理的向往,让他们面对监禁和暴力以至死亡时,能够从容无畏甚至带有诗意地面对。老索讲述了许多在索洛维茨岛修道院的悲惨而壮丽的故事。1930年夏天,几十名"教派分子"被押到一个荒岛上去,他们拒绝来自反基督者的一切,不肯在任何领取食物和生存必需品的文书上签字,结果全部饿死。他们的白骨形成一个完整的符号:一个也没有逃跑。老索问道,除了这些僧人、修士,谁能如此平静而尊严地面对死亡?这些殉道者,这些圣徒,构成了俄国历史穹隆中最灿烂最眩目的光辉。回到俄国后,面对分崩离析的俄国,老索仍然把最后希望寄托在上帝那里。他认为东正教在俄国历史上、尤其在黑暗年代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既有宗教意义,也有道德和社会意义。正教从根本上缔造了俄罗斯的传统、习俗、生活方式、价值观和心理结构。俄国正处在空前的不幸和危机中,处在道德沦丧、礼崩乐怀的境地,只有依靠宗教的力量才能够医治俄罗斯的心灵创伤。东正教是一颗一直闪烁在俄罗斯天上的星星,千万不要让它熄灭!
第二,他的精神源头还源自俄国十九世纪伟大的人道主义传统,十九世纪俄国伟大的贵族传统。这种传统,首先,反对专制主义、反对农奴制、反对蒙昧主义,希望在俄国土地上出现大写的人,希望俄国社会、俄国人民能够真正地实现福音书上所说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那种宗教性的大爱与和谐。其次,从十二月党人开始,首先贵族知识分子,然后贫民知识分子,几代知识分子最珍贵的理想就是在俄国土地上建立人间天堂。他们看重的是道德的健全、精神的纯洁;他们抗议社会的不公正、苦难,希望这些罪孽在俄国土地上被消除。普希金是自由之子,涅克拉索夫,果戈里、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俄国十九世纪几乎所有的诗人和作家,都坚持以俄罗斯命运、俄罗斯人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来决定他们的文学创作。这一传统,索尔仁尼琴切实继承下来了。就是瑞典皇家科学院给他授奖词里所说的那句话,他的文学作品体现了俄国十九世纪不可或缺的道德力量的传统。
第三,俄国二十世纪的文学现实土壤。虽然布尔什维克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把官方意识形态钦定为俄国所有艺术家们必须遵循的天条,但是,俄国十九世纪的传统并没有完全消失。从20年代到40年代,文学仍然甚至更加成为俄罗斯痛苦灵魂的安慰,成为俄罗斯唯一的精神家园。有一些非常卓越的作家,以自杀的方式来表达对文学的殉道:勃洛克、叶塞宁、马雅科夫斯基,包括苏联作家协会书记法捷耶夫,包括伟大的女诗人茨维塔耶娃,他们都是老索的兄长或同代人。老索他不是孤立产生的,在二十世纪苏俄文学土壤里,包括帕斯捷尔纳克、象征派诗人皮里亚克、幽默大师米哈伊尔 · 左琴科、大自然讴歌者普利什文、浪漫主义梦幻作家格林、帕乌斯扶夫斯基、讽刺高手扎米亚京、现实主义纪实作家爱伦堡、以及天才悲剧诗人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以及被称为"萨米兹达特"的苏联"地下文学"的杰出代表卡拉万斯基、马尔琴科、阿马利尼克、楚科夫斯卡娅、金斯堡、沙拉莫夫,他们与著名物理学家萨哈罗夫、著名历史学家罗伊 · 麦德维杰夫、著名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等人士共同组成了抗衡并最终埋葬斯大林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制度的精神骑士团。不仅在历史、社会和政治意义上,而且在精神、文化和美学意义上,这个骑士团都是十九世纪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俄国人道和自由精神的继承者。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老索都是这个享有世界声誉的英勇团队最忠实最有魅力的发言人之一。
第四,比较次要,但也不能忽略的是,老索毕竟生活在二十世纪。苏联虽然反对西方现代自由民主制度,但是知识界并没有完全阻断十九世纪赫尔岑等西化派知识分子融入西方现代文明潮流的传统。1975年6月30日,老索在华盛顿美国劳联-产联那次著名的演讲中,多次高度地肯定美国和西方的现代普世价值对俄国命运、对俄国知识界的正面影响。他的观点、倾向性和希望,在今天也没有过时:美国帮助欧洲赢得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美国曾经两次使欧洲从战后废墟上得以复兴。在战后25年里,当欧洲许多国家都在打自己的算盘的时候,美国却一直作为欧洲的后盾承担了巨大的责任。很早以前,美国就以世界上最大方、最慷慨的国家而闻名。无论什么地区发生了水灾、地震、火灾、天灾,是谁首先提供救灾物资呢?是美国,是谁的援救数量最大而又无私呢?是美国。可是美国得到的报答又是什么呢?谴责声和咒骂声--"美国佬,滚回去!"然而,尽管如此,也不能减轻美国的历史重任。历史的发展把美国推向了世界领导者的地位,不管你们愿意还是不愿意。一旦世界上出现新的、全球性的政治危机时(依我看,一个很尖锐的政治危机刚刚结束,下一个危机又随时可以到来),作出决定性的决策的重任,无论如何将要落到美国的肩上。老索说,在我本人、我的朋友、与我志同道合的人,以及除了高级阶层的人们以外的苏联普通人中,美国的形象总会引起仰慕和同情之感。仰慕的是你们的无限广阔的前景和你们的强大。你们自己往往估计不到这一点。未来是属于你们美国的。美国是个年轻的国度,拥有尚待利用的巨大潜力,辽阔的土地,广阔而无私的胸怀。老索曾经多次批评西方,但他比所有大俄罗斯主义者都清楚,西方尽管存有它们的弊端、丑恶与危机,但那都是自由和民主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而俄国的不幸和罪孽确源自专制,野蛮和愚昧。
当然,作为一个天才作家,不管有多少资源、多少源头,老索的创作,最根本的是他的人生体验、感受能力,是他的心灵形式以及他对俄国命运、俄国土壤、俄国人民的那一番不可改变、不可转让的担当精神,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先辈一样,这块土地,俄罗斯人民的命运,就是他本人的生命,就是他文学创作的全部目的。
北:老索生活在斯大林时代,那个时代奠定了他一生创作和思想的基石。索尔仁尼琴1983年在伦敦获"宗教进步奖"的授奖词中,针对苏联的问题说过这样的话:"半个世纪以前,当我还是个孩童的时候,就听到不少老人们分析俄国之所以掉进灾难深渊的原因,那个原因是人忘记了上帝,这就是一切的起因。他说呢,自从那以后我花了50多年的时间来研究我们革命的历史,也就是苏联革命的历史。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读了数百本书,收集了好几百份个人的见证。并且他说他本人已经写了八部著作,试图帮助清理这个动荡后留下来的烂摊子。这场毁灭性的革命吞噬了六千万条俄国人的性命,但如果有人要我以简炼的言语来总结其根源,我实在想象不出有什么还会比重复这句话更为精确。这句话就是,'人忘记了上帝,这就是一切的起因'"。他认为这句话是针对苏联问题的一把钥匙。事实上,那次著名的演讲的标题就是"忘记了上帝--迈向古拉格的第一步"。您刚才介绍过了,他是在集中营里,在那些教士和圣徒身上,认识上帝的。我们看到,索尔仁尼琴的上帝,似乎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不是一般的宗教情怀,也不是他文学的工具,更不是他人生艰危时的拐杖。事实上,上帝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解读人类现象的基石和他生命之根。老康,我想请您针对索尔仁尼琴的这个解释、他演讲中所强调的这种表述作一个评价。
王:刚才说过,老索的精神首先来自一千年的东正教传统。同时,老索不光是对东正教的回归,也是对十九世纪伟大文学传统的回归,尤其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精神世界的回归。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最后都把希望寄托在上帝、寄托在十字架上。不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本人的命运怎么样,俄罗斯的文学道路最后都意在为俄国历史命运提供真实的图景和精神上的出路。俄罗斯一直陷在一种巨大的时空宿命里。俄国横跨欧亚,亚洲和欧洲两种不同的原则始终在俄国同时存在,亚细亚专制主义传统和欧罗巴自由主义传统,在同一个国家同时存在,只有俄国才拥有这种独一无二的宿命。俄国太特殊了,若干先后或同时发生的历史事件与其地理环境共同加剧并强化了俄罗斯的内在冲突分裂。在老索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出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亲自到东普鲁士参加反抗法西斯德国的战争。战争、革命,各种动荡充斥了俄罗斯的历史和土地。这种地缘关系和历史事件的交相激荡重叠,导致俄国人民对巨大悲剧命运的特殊感受,这种感受与东正教结合起来,就使俄国人比其他民族更具有一种弥塞亚救世主义的期盼。然而,正如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等许多俄国思想家一再指出的那样,这种弥赛亚救世主义一但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那样特殊的历史哲学,俄国几乎就不可避免地转向特殊的末世论和虚无主义,堕入特殊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并同时建立起一种史无前例的以戕害上帝的最高创造物--生命--为能事的专制暴政。在此意义上,老索曾反复提及的前苏联的巨大悲剧,莫斯科人口学家库尔干诺夫教授总结的六千六百万人的代价,根本的原因是忘记了上帝,就有了它的历史逻辑和血肉文本。不要说在中国,在整个西方得出这个结论都是很稀罕的。俄国人在面对自己命运的时候,无法也不愿用一般的历史理论、经济理论、意识形态理论来总结,他们宁愿返回俄国东正教传统、上帝的传统,才可能解释俄罗斯的命运。老索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东正教信徒,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俄罗斯宗教唯心主义、宗教历史主义的最后一个代表性人物。我们中国人对俄罗斯的最大误读,就是从来不能理解宗教、上帝对于俄国的根本意义和绝对必需。
老索曾多次接触基督教徒。其中一次是在癌症手术床上,他在黑暗中与身旁另一张手术床上的基督徒囚犯进行了一次生死交流,老索直接感受到福音的启示。第二天清晨,那位基督信徒荣归天国,他的话却像光和盐一样留在老索心里。
俄国人自己再三提请,用理性和逻辑不能理解俄罗斯。老索也一再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具有"洞见真理能力的作家,一位很奇妙、充满智慧之光的人",美国作家艾力克森(Edward Ericson)也认为,老索是一个"燃烧着信仰、理想,具有撼人心脾的生命体的作家"。关于俄国20世纪的特殊噩运,向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社会环境,一种是精神、信仰、人性。前者固然能从"外部"解释俄国的命运,而只有后者才能真实地从"内部"揭示俄国的悲剧。
老索坚持,人类应该也真实地拥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观,它关于善、公义、怜悯、慈悲和爱的训诫具有绝对而永恒的性质。在老索心里,那就是《圣经》和耶酥。究竟是黑格尔、马克思、达尔文、尼采等西方理性主义、历史主义、进化学说和经济物质崇拜正确,是这些19、20世界性"显学"正确,还是老索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特里萨修女、图图大主教们正确,究竟是宗奉物质力量的凯撒、拿破仑、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们代表了世界历史的法则,还是但丁、雨果、甘地、天安门母亲们体现了人类文明的真谛,稍有良知和常识能力的人们,都早已有了结论。
老索以其一生的受难和创作证明,上帝不是抽象的教条和空洞的存在,而是疗救人类灵魂的源头活水。至少,在无神论和唯物主义被奉为国家哲学的前苏联和今天的中国,人性的蜕变和堕落呈现出远比西方社会更加可悲的状态。20世纪发生在苏俄和中国等否弃神灵的国家的巨大祸乱,从根本上说,皆源于20世纪人类的特殊罪孽:现代迷狂。套用现代术语,一个至高的元逻辑已经宣告了20世纪现代迷狂的荒唐和破产;灵性之物高于任何物质状态,永恒之光终可彻照黑暗时代,天国临近的审判即一切专制帝国的覆灭。
至于老索对西方的批评,对自由、民主、多元、宪政的某种程度的漠视,其实从来只是"索尔仁尼琴局限"的伪命题。老索早早庄严指证,"宇宙中有多少生物,就有多少中心。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中心,因此当一个沙哑的声音对你说'你被捕了'时,天地就崩溃了"。他从未忘掉自己的文学使命,保留残酷的昏暗年代里的生命图景、人物命运、历史真相,并且请求"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原谅他"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到一切,没有猜到一切"。武断地说,老索在独自面对人类历史上最庞大凶残的专制帝国时,对人的命运、自由、尊严、价值、意义的纪录、见证、珍藏、揭示,祭奠和颂扬,远在任何西方自由斗士和现代作家之上。何况,老索从未仅仅停留在人类现世祸福和一般权利上。他与托尔斯泰一样,最终信奉的是"哪里有爱,哪里就有上帝"这一古老而弥久长新的真理。在我看来,基督教的历史命运体现在西方的主要历程是敞朗、幸运、普泛,其福音真理由于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的进步而造福于整个西方,却因此流于浮浅,倾向实用哲学。同时,两次世界大战,奥斯威辛和充斥西方的商业主义成了这一历史进程难以避免的负面衍生品。在俄罗斯,基督教以悲剧史诗的形式获得了与西方大异其趣的展示。老索与其俄罗斯先驱一样,在道德和精神上不能满足于纯粹个人(首先是他们自己)的现世幸福,俄国自彼得大帝以来三个多世纪的"西化"历史,竟然导致了一个空前的暴政。智力和道德能力并不比西方自由主义者低劣的老索们从中得到的体验和结论,肯定不会与西方完全相同。
北:老索不接受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颂扬和褒奖,却接受了普京的颁奖。有人因此指出,他最终还是一个大俄罗斯主义者,并没有超过19世纪斯拉夫派的历史局限。这个问题对西方和中国都有现实性。
王:许多西方和中国人对老索近年接受普京的颁奖和颂扬时所表露的大俄罗斯主义,颇不以为然。即使在这个最易使老索蒙诟,被指斥为专制帝国"同路人"和过时的民族沙文主义者的地方,我也要为他说几句。
在俄国,大俄罗斯主义,从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时就产生了。500多年俄国人由于地理、逃避奴役和拓疆殖民以及东正教的世界观,无休止地轮番向东、西方扩张,是与西方从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迥然不同的历史运动,是人类历史上另一种意义上的现代化进程。俄国在欧亚大陆遭遇的战争、入侵、黑暗、耻辱,以及俄国二十几代先知、圣徒感受到的一切,从亲斯拉夫到泛斯拉夫到大俄罗斯主义,是人类历史巨大而特殊的部分,其中的经验教训,俄国人曾用了近三百年时间进行了极为深刻而有力的总结。自十二月党人、普希金到托尔斯泰,都是俄罗斯之子,某种程度上都是大俄罗斯主义者,正如华盛顿、杰佛逊、林肯都是美国之子,都是美国"天定命运"的信奉者,卢梭、伏尔泰、雨果都是法兰西之子一样。谁有资格在天下未成一家之前要求一个充满苦难的民族永远自我贬斥呢?自恰达耶夫开始,俄国人的自我审判,丝毫不亚于任何民族,尤其不逊色于20世纪的中国人。
同时,当俄国500多年的奋斗毁于一旦之际,谁能要求老索这位与俄罗斯生死与共的俄国文豪欢欣鼓舞呢,谁又有权力要求他把"苏联"与"俄罗斯"泾渭分明地区别开来呢。
同时,西方在冷战之后的作为,毕竟远未表现出基督精神和绅士风度,俄罗斯在自由、民主降临之际有求于西方的一切,那被承诺被期许的一切,始终渺茫。同时,如果俄国再支离破碎,单单它所拥有的核武库,又由谁来保证不落入恐怖主义者之手呢?
同时,更为根本的是,老索的大俄罗斯主义的精神内核,早已排除了"第三罗马"和"第三国际"的成分。不是别人,正是老索再三警告苏联当局、也告诫俄国同胞,追求大帝国的人民注定会遭殃,大帝国和道德高尚的人民是不相容的。事实上,老索直到临终前不久,还异常清醒而充满信心地预言,在21世纪,欧洲和美国都更需要俄罗斯作为伙伴。与其指责老索的大俄罗斯主义,不如以"同情地理解"、设身处地地体验作为俄罗斯良心和灵魂的老索的暮年心境,比起普希金为沙皇制度的辩护,果戈里对农奴制的赞扬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天字第一号的大俄罗斯主义,老索对俄罗斯的血肉眷念,对俄罗斯现状的如焚忧心,对西方在苏联时代的软弱、在俄国解体之后的短视的失望和批评,已经充分体现出俄国现代精神的自我忏悔、宽容和底线。而正处于义和团和红卫兵式狂热民族主义的中国,有什么资格指责一个在血污中挣扎了74年,在灾妄和悲剧末路继续挣扎的俄国为自己基本的尊严与生存而对西方对世界发出的请求和忠告呢?
那些非难老索身上至死不渝的"大俄罗斯主义"的人们,该去读读先被俄国放逐后被俄国窒息的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的"大俄罗斯情节":
所有的房屋都陌生,所有的
庙宇都空荡荡,但是
倘若在道路旁--出现
灌木丛,尤其是山楂树……
……,
俄罗斯呀,哪怕失去一只手,
哪怕砍去双手!我也要用嘴唇
在断头台上书写满目疮痍的土地……
我的骄傲,我的祖国!
与茨维塔耶娃一样,被誉为"俄罗斯诗歌月亮"的阿赫玛托娃也死于对俄罗斯的爱,她的《祖国土》难道读不出"大俄罗斯情结":
我们不用护身香囊把她贴心佩戴,
也不以深情的诗为她失声痛哭,
她不给我们苦涩的梦增添酸楚,
她也不像是上帝许给你的天国乐土.
我们心中没有她的位置,
我们也不想拿她做买卖.
我们在她那儿默默地受难,
我们甚至记不起她的存在.
是的,在我们,她是套鞋上的污泥,
是地,在我们,她是洁齿间的砂砾,
我们把她践踏蹂躏,磨成齑粉,---
这多余的 ,哪儿都用不着的灰尘!
但我们都躺进她怀里,与她化为一体,
因此才不拘礼节的称她:自己的土地.
六,索尔仁尼琴与中国
北:"老大哥"苏联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对中国的影响首屈一指。另方面,异议作家索尔仁尼琴在苏联的禁书《古拉格群岛》在中国不胫而走。如果对中国没有启示意义,中国知识界不会如此关注他。请谈谈索尔仁尼琴与中国的关系和对对中国的意义。
王:我们这一代人在自我认识过程中,深受外国文学、外国哲学和各种理论的影响。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有三本书大大影响了中国社会:一本是曼彻斯特写的《光荣与梦想》,一本是夏伊勒写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再一本就是《古拉格群岛》。现在看起来,《古拉格群岛》对中国知识界,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远远超过前两本书和其他所有的书。中国知识界、中国知识分子对老索怀着一种非常特殊的情感,老索和中国的精神、思想界有一种特殊的关系。老索所做的事情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做而没有做好的事情。在某种意义上,他的《伊凡 · 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牛犊顶橡树》、《第一圈》、《癌病房》、《古拉格群岛》和给苏联作协书记处、给苏联内务部和苏联领导人的公开信以及《不要靠谎言生活》等著名散文,所有这些都是老索面对自己的时代,面对红色苏维埃帝国,建立了一个跟这个帝国相对峙的精神王国,这个精神王国最后居然摧毁了那个权力帝国。这个精神、道德王国的重建是中国知识分子最想做、最应该做而始终没有做好的事情。老索是中国自由精神当之无愧的先驱。
俄国和中国在二十世纪的命运实在太相似。谁都知道,毛泽东主义是斯大林主义在中国的一个继承、在东方的一个翻版。毛对秦始皇的继承远远不能跟他在斯大林那儿所接受的现代极权主义国家的一套制度、理论相提并论。老索文学创作最主要的使命就是揭露、就是见证,就是最后直接地把斯大林主义埋葬。这个意义上,老索所做的事情,在精神和历史意义上,在文学上的成就,都是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当然中、俄两国肯定有所区别,但在基本的社会性格上,在本质上,中苏两国的社会制度,整个生活方式、两国的命运高度的相似、高度的一致。为什么《古拉格群岛》、《伊凡 · 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中国两代知识分子里引起这么持久的关注,引起这么多或公开或私下的思考、讨论和感叹,具有这么深的启示,就在于他的文学创作实际上代表了中国的文学道路。在这一点上,老索在文学上对苏联历史命运以及对中国历史命运所发挥的作用,胜过了所有中国作家。也超过了所有二十世纪西方作家对中国的影响。
有一个很苦涩的现实。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如此敬仰的作家,老索对中国却没有说几句好话,老索对中国也不了解,可以说很冷漠,甚至很反感。很著名的事例,他那封在1973年给苏联领导人的公开信。他辟了一个专页,专门谈论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其中两点我印象非常深刻:第一,他建议苏联领导人把马克思主义让给中国共产党,因为俄国有一千年的东正教传统,俄国在精神上不需要马克思。马克思主义是十九世纪从西方刮过来的一股黑风。老索认为这股黑风已经让俄国付出了6600万生命的代价,他希望这股黑风继续往东刮去,让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正统自居,让他们去拯救人类;第二,他建议苏共领导集团千万不要和中国发生战争。因为一旦开战,游击战、人民战争的所有优势如不怕死、吃苦耐劳,绝对服从命令等等,这些优势全都在中国人那里。这种战争对俄国来说,和拿破仑的战争、两次世界大战都不能相比,这场战争对俄国将是一场噩梦和浩劫。他力劝苏联统治集团千万要避免和中国的战争。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运动,老索也一眼看清它们的异国源头。他在斯德哥尔摩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魔鬼本来只是19世纪俄国局部地区梦魇般的想像物,但是在20世纪却在人们眼皮底下"爬过整个地球",在想像不到的国度,他指的正是中国,红卫兵们可悲地堕落和野蛮,兴高采烈地重复着俄国19世纪的堕落和错误,还以为他们在砸烂旧世界,天真地以为自己正在创造一个人间天堂。老索对中国这两点看法,肯定没有一个中国人听起来感到愉快和轻松。老索之所以这样看待中国,在于他那基本的判断,毛泽东主义正是斯大林主义在东方的翻版。亚细亚主义的、中国固有的专制主义传统使毛主义比斯大林主义更野蛮、更可怕、更恐怖。老索的这个判断应该说真实不虚。当然老索没有对中国人民、知识界像俄国一样追求自由、追求一种精神救赎的艰难的历史过程,说几句好话。老索在美国呆了近二十年时间,1974到1994二十年时间,这二十年时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充满灾难和戏剧性的变化,老索对此似乎不置一词。也许他过于关心他的祖国的命运,他对西方的评价似乎也不多,他对西方对美国也有很多激烈的批评。他对中国没有什么赞誉,也没有什么批评。就像这个巨大的国度不存在一样。我也许咨讯太少,我没看见老索对中国有一次很郑重、很系统的评价。这就形成了一种很奇特、很荒诞、很可悲的反差:中国知识分子如此高度地评价老索,把他看成自己精神上的盟友,很多作家以他为榜样,认为老索的道路是中国作家应该走的道路。但是,就这么一个老索,他对中国并不了解,甚至没有兴趣,甚至很反感。
无论如何,老索对中国的影响绝对不会止于他离开世界那一刻。也许他的去世会让中国作家、中国知识分子们重新思考:索尔仁尼琴的道路和中国知识分子、中国作家的道路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我相信,不管老索本人对中国的态度如何,中国人、中国作家对老索的基本情感和评价不会改变。因为索尔仁尼琴所代表的文学方向、文学使命仍然是中国作家、中国知识分子的方向和使命。
近代以来,除了同情、好奇,对古代文明的赞扬外,西方世界有几个人曾对中国作过正面的评价呢?在马克思、恩格斯眼里,中国一直是暴君和大帝国的舞台,是腐朽的半文明制度,从来表现不出任何独立意志和历史首创精神,中国一直是欧洲文明的"直接对立面",代表着世界上"总体反动、总体保守的强大堡垒",是"腐朽世界的总代表"。被毛泽东称为"一代天骄"的成吉思汗,在列宁那里不过是"可诅咒的遗产和可耻的待人方式"的化身,是"普遍奴隶制"的"怪物"。到1949年以后,中国始而成为斯大林俄国的文化-政治殖民地,后来蜕变为更为强硬、僵化、好战和不可理喻的斯大林-毛泽东主义国家。
西方人惊讶地发现,数亿中国人如同秦始皇时代的兵马佣一样,几乎丧失了最些微的个人特征,清一色的"斯大林-毛泽东式"蓝布衫,军人一般坚起领口,上衣口袋插着一支墨水笔,数以亿计的生灵只有一种思维,操同一种话语,着同一种服装,干同一种活路。1964年,西方世界最温和的小国瑞士记者斯塔奇获准进入中国,他在《大墙之内的国度》一文中写道,共产党中国已达6-7亿人口,土地比美国和英国加起来还大,并且拥有二百七十万常备军,当年爆破了第一颗原子弹,成为第五支核力量,"这个狂热的、教条的共产党政权,已将中国变成世界上最富侵略性的国家,世界上武装革命起义的最大温床,成为当今世界唯一一个公开推行战争政策、并将战争作为实现其意识形态目标的基本手段的国家"。毛泽东公开号召亚非拉即黄、黑、褐色人种联合起来对抗帝修反即白种人,这使当年希特勒式法西斯种族主义大大相形见拙。
索尔兹伯里1966年奇迹式地从香港进入中国,他的结论是,古典时代西方人头脑中的"黄祸"已经演变成"红祸",中共政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越出亚洲,把西方最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和苏俄的专制主义成功地引入中国,中国对世界的恐怖力量在于,亿万中国人已被驯服,成为没有前例可循的巨大暴力工具。西方人发现,在苏俄的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之外,真正的威胁来自东方。红色中国几乎不可阻遏地将成为一个庞大的、人口过剩的、野心勃勃的国家,中共驱使这无与伦比的秦始皇-成吉思汗-毛泽东的后备军满怀对西方的仇恨,把革命、造反、起义、战争、流血、恐怖当成天下大义所在,当成悠悠万事中惟此惟大的圣战。他们把美国当成实现其世界革命目标的最大障碍,期望加深美、苏之间的敌意,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分裂,美国与整个第三世界的对抗。
中国数以千万计生命的悲惨死亡,饥饿、逮捕、公开枪杀、游行批斗和对自杀者的凌辱,让连费正清、赛珍珠、卢斯、萨特一类长期同情中国的西方人都感到迷惘、绝望。1966年9月,文革猝然发动,美国《生活》杂志连续三期载文,回顾中国100年的血腥动荡,而眼前正在发生的将是更为可怕的恐怖痉挛,这场灾难将把中国和世界带到什么田地,无人知晓。费正清在其《对华回忆录》中悲叹道:"文革暴行将把中国带到我们难以想像的地狱的边缘。"中国已经堕落成世界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极权主义怪兽加暴民恐怖专政的双头恶龙"。《圣经》中所描绘的魔鬼是一种狰狞可怕的怪蛇,1949年以后的中国,令人想起一种曾经灭绝了的、侏罗纪时代的、在黑暗中瘫痪甚至窒息了亿万年的怪物。它孕育着某种神秘、凶险、巨大无比的毁灭性力量,它隐藏在那层峦叠峰般的红墙和长城后面,一旦时机成熟,就会让西方和东方自己的文明玉石俱焚。
我们是否应该反躬自省,在反抗黑暗、专制、愚昧和腐化力量的斗争中,中国的纪录足以让世界称道吗?中国从1949年以来惨不忍睹的历史和当下礼崩乐坏的可悲现实,难道与作家们的选择毫无关系吗?面对同样的境遇,在老索为代表的俄苏先驱面前,我们能不汗颜吗? 俄国确实瓦解了,老索至死不能回答俄罗斯何去何从的问题,但是他的祖国和人民并没有堕落、腐败,并没有怨天尤人祸及世界,俄国在道德、精神上保持着尊严和自信,在东、西方惊恐莫名、弹冠相庆的时候,俄国没有自暴自弃。无论如何,俄国和全世界有识之士对老索的悼念再次成为人类文学和精神史上的壮举。普京和梅德维杰夫对老索的送行,表明良心、真理、性灵和神迹依然没有离开俄国。
230年前,雨果在纪念伏尔泰逝世100周年时发表了一场演说,他对那位法国先贤的赞辞,完全适用于刚刚去世的索尔仁尼琴先生:
他离开人世时已经年届耄耋,他著述极富,肩负着光荣也最艰巨的责任,那就是:培育良知,教化人类。
他发动了一场非同寻常的战争,一场以一敌众的战争,一场气壮山河的战争。这是思想向物质作战,理性向偏见作战,正义向不义作战,被压迫者向压迫者作战;这是善之战,仁爱之战。
一个新的纪元从他开始。从此我们感到,最高的统治力量就是让一切被理性思考。文明曾服从于武力,以后,文明将服从于思想。王杖和宝剑折断了,光明取而代之,这就是说,权威已经变换为自由。自此以往,高于一切的是人民的法律和个人的良心。
他不仅是一个人,他是整整一个时代。他曾尽己任,完成了一项使命。他已完成的工作显然是天意选派他去完成的,命运的法则和自然的法则都同样明白地体现出上天的意旨。
七,索尔仁尼琴与中国同行之比较
北:在谈论老索对中国的影响的时候,您提到了几点:一点是毛泽东比之斯大林更残忍、更野蛮;第二点,中国知识分子对老索的崇敬和对老索的关注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甚。在这两个前提下,中国文学界和知识界并没有达到老索对集权统治那种批判的高度。您认为究竟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毛泽东比之斯大林更残忍?还是因为中国缺少东正教那样的宗教传统?或者是因为中国知识界自己精神准备不足?为什么中国知识界就没有出现像索尔仁尼琴那样的作家,也没有出现像麦德维杰夫那样的历史学家?没有出现《让历史来审判》和《古拉格群岛》那样的作品?
王:老索不是一种孤独的存在,与他同时代的精神巨人还有不少。著名物理学家、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他把自己所有的荣誉和光环全部放下不管,坚持在前苏联成立一个逐步履行"芬兰赫尔辛基人权最后条款"的"人权委员会",从而遭到放逐,一直到死。麦德维耶夫,著名历史学家、《让历史来审判》的作者,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开始公开批判苏联现存制度,批判斯大林主义。而中国到现在也没有产生一部严肃清算和批判毛泽东主义的历史著作。他们的传统就是十二月革命党人的传统。不是为自己的利益、现实的功利而奋斗,而是为俄罗斯的命运、为自由和真理而奋斗。这种传统在中国不是没有,但已太久远。孔子所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孟子所谓"天降大任于斯人",司马迁所倡"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张载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已过去千百年,经过长期专制主义的磨洗和镇压,尤其明、清两代高度中央专制主义的毒化,已经式微衰败。蒙元以后,中国士大夫精神就江河日下。清初就只剩顾、黄、王三家。近代"五 · 四"以来,一种简单化的西方启蒙学说入主中国,以否弃中国传统道德伦理、精神气象为前提的激进主义席卷社会和知识界。1949年后,毛派共产党对中国知识分子和传统文化,包括他们的气节、风骨、人格给予犁庭扫穴式、毁灭性的打击。反右、文革、"六.四"以及嗣后的利益赎买和精神高压,中国知识分界普遍堕落蜕化,犬儒主义盛行,乡愿哲学风靡,更有甚者,公然鼓吹国家专制、暴君崇拜和法西斯主义。可悲可耻可叹。在中国当下污垢一般的社会土壤里,产生老索式的作品几乎不可能。向时下中国文学界提出这种要求,太苛刻了。将来有没有可能我不知道。当然也不绝对,中国有作家和思想家,正在继续老索式的工作,但是他们比老索更孤独更艰难。另外,因为俄国在地缘上远比中国更接近西方,彼得大帝以后,俄国就一直想融入西方。俄国既是西方的重要对手,同时又是它的重要部分。这种地缘关系,让西方为中心的近代世界对俄国命运,包括它的作家、诗人、思想家们的著作备加关注,对他们的创作寄予了很大的期待。老索之前之后,俄国许多作家都有世界性的声誉,这确实跟俄国与西方特殊的地缘关系有关。而中国因和西方、和世界的主流文明隔绝太久、太远,中国发出的声音太微弱了,何况中国本来没有发出什么像样的声音。另一个重要原因,说到底,文学创作是天才们的事情。同样的苦难、同样的黑暗,俄国就能产生光芒四射的作品,这最终取决于个体生命对苦难、命运,对拯救的感受方式和表达力度。外界、客观、传统和地缘的因缘最后要体现在个体的解悟和写作中。毕竟,中国没有出现与自己的历史命运相照应的作品,没有产生老索式的先知、天才和大师,这是中国作家莫大的失职和遗憾。
北:您能不能具体谈谈这个话题?中国没有索尔仁尼琴,但是中国有高行健、莫言、苏童等另一类型的作家。
王:我虽是中文系毕业,对文学与人类的关系有独特的观察和思考,但坦率说,我对这几位作家毫无兴趣,这几位作家都没有认真评价的必要。理由很简单,他们的写作只跟他们自己有关。
就思想和政治道德而言,熊十力、吴宓、陈寅恪、唐君毅、牟宗三和林昭、顾准、李慎之等与老索同属共产主义世界范围内坚守自由和文明立场的中国先贤先圣,刘宾雁、郑义、高尔品、辛灏年等在政治倾向上各存己见,但作为作家,他们都以其常年一以贯之的气节、风骨和襟怀践履着自己的文学使命,未尝稍解。由于中国精神统绪的反复斫断,由于1949年后毛泽东等对知识界和作家的长期洗脑和极度控制,由于11989年后中国当局成功地镇压和败坏了知识界,也由于文字语言的隔阂和流亡作家面临的远比俄罗斯作家更为严酷的处境,我们至今没有出现能与老索并肩媲美、享有世界盛誉的作家,这确实是中国文学界的悲哀。不过我有一个预感,一旦中国作家在精神和灵魂上获得独立和自由,他们当中将有人拔地而起。就在我们一代,我坚信这是大器晚成的一代,中国20世纪的诗史性悲剧一定会孕育出中国的但丁、雨果、托尔斯泰和我们的索尔仁尼琴。
老索为自己和俄国文学赢得的世界性声誉,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和作家们几十年来最怵目的文学现实。如果拿高行健的文学创作与老索比较,其间的反差和对比简直令人惊心动魄。老索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词的标题叫"为人类而艺术"。老索坚信,人类命运和世界真理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文学有一种奇特的力量,它能把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生活传达给世界,从而使人类历史少走弯路。他坚信,人类唯一的拯救就在于每一个人都把每一件事当成自己的事,在于东方的人民生死攸关地关切着西方的命运,而西方人民同样关注着东方道路。文学是人类所拥有的最为敏感、最易唤起共鸣的工具,因而也是最能使人类彼此了解和团结的工具。1970年,老索在斯德哥尔摩发表的获奖演讲中坚定地指出,文学的最高使命乃是救赎和创造奇迹,文学有帮助人类的力量,有看清人类真相的力量,作家有责任在人们心灵内部培养出拥抱世界的激情,文学能够把浓缩的痛苦、经历和教训传达给世界,文学对世界负有特殊而神圣的使命。
十七年后,1987年,布罗茨基站在同一个讲坛上,再次宣告了俄国文学的意义和使命。法国作家阿尔多诺问,"奥斯威辛之后还能写出诗吗?"美国诗人斯特雷德问,"奥斯威辛后还能共进午餐吗?"布罗茨基回答说,死在斯大林集中营的人数,远远超过死在希特勒集中营的人数。无论如何,我所属的一代人有勇气写诗。或许还存在另一种文学道路:废墟、碎石、抽象派、窒息呼吸的现代诗,俄国作家抵制了这条道路,因为它们不能反映俄国在20世纪的真实命运。
在同一个地方,被授予20世纪最后一名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行健,却发表了让我们沮丧不已的获奖辞。高行健获奖词的标题,我记得不太清楚,大概意思是文学没有其他理由,文学唯一的理由乃是个人的理由。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学创作主张。刚才说了,中、俄两国二十世纪的命运高度相似,我们所面临的困境,专制、暴力、谎言,都太相似。因此,中俄两国作家的文学主张应该是接近的。毫无疑问,老索的文学主张远比高行健的文学主张更贴近、更忠实地体现不光是俄国、也是中国二十世纪命运的本质。
要达到老索的高度,要像他一样引起世界文学界的首肯,首先必须有勇气有力量面对黑暗、面对邪恶、面对人类的悲剧。老索所有的作品不遗余力地承担了这种使命。老索首先体现的是道德勇气,担当精神,殉道者和圣徒的信仰,这是俄罗斯文学传统最珍贵的遗产,老索继承下来了,这正是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最为缺欠的。高行健的《灵山》、《一个人的圣经》,完全看不见中国悲剧史诗的真实,看不到作家所承担的精神苦难,他理当忧心如焚的灵魂上的煎熬和升华。这名并不为中国官方喜欢的作家,似乎有意不把那份文学殊荣与自己祖国的命运联系起来,相反,他倒是竭力逃避太沉重的中国命运,最多把它们消解为某种遥远飘渺的背景。
他也缺少应有的惶恐和谦卑,罔顾这份世纪末的荣誉天然具有的庄严意味而安之若素。这种不怀感恩和辞让之心的中国现代做派与他那虚无浮浅的文学理念倒一脉相通。毕竟,在同一个讲坛上,年轻的非常"西化"的布罗茨基早在高行健之前就表现了俄罗斯的贵族风范和君子之风。他郑重地提到几个他认为比他"更有资格站在那里"的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弗罗斯特、阿赫玛托娃和奥登)。他满怀感激地表示,他自己在精神和才华上都"小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位。拥有5,000年文明和50年巨大苦难的国家,终于有一个以汉语为母语,以中国为题材的作家获得了世界文学的桂冠,而他却说,对不起,我不想作斗士或英雄,我不过是一个"脆弱的个人",我只能发出"微弱而不中听的声音"。他弯弯绕绕地说,文学不过是"感觉和直觉、概念和观念的载体,文学纯然是个人的事情" 如果说高行健也是某种现代中国精神的代表,那他代表的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几个中国作家,以及在官方鼻息下拿人民血汗钱为自己沽名钓誉安享富贵除粉饰太平扭捏矫情外别无所长的所谓的"中国文学界"。。
其实,关于文学使命的争论一直在世界范围内进行。1957年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法国作家加缪诺贝尔奖的依据,就在于加缪肯定西绪福斯的选择代表了人类对自由和真理的坚守,他的作品"照亮了我们时代人类良心的诸般实情"。加缪承认,没有任何人伟大到能使世界不再有贫穷、灾难和暴力的地步,但是他特别强调,无论默默无闻还是显赫一时,是处于暴政的锁链之中还是活在自由国度,他都应尽其所能地接受两种责任:为真理服务,为自由服务。好像是一种预见,加缪指出,艺术并不是一种孤独的享受,而是为人类创造能感同身受的特定形象来感动世界,这种艺术迫使艺术家不再离群索居,要求他服从于最谦卑、最普遍的真理。加缪的文学主张,有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即他与萨特决裂的那个选择,要不要谴责斯大林主义和古拉格群岛。加缪拒绝为苏联暴政开脱的"历史合理性",他不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使暴力合于最终目标因而属于不能谴责的历史工具的任何意识形态。
老索在自己的获奖词中赞扬了加缪的文学立场。他深知现代艺术家杜撰了20世纪特有的艺术特权,以沉溺于个体内省、幻觉和文字游戏而拒绝古典主义对人类文明的庄严承诺。但是,在空前残酷、恐怖和荒谬的20世纪,作家至少不能安于看客或同谋的地位。一个白昼,如果他的祖国的坦克用鲜血淹没了一个外国首都(更勿需说本国首都!)的柏油马路,那么血腥的污点将永远溅在作家的脸上;一个夜晚,如果秘密警察把一个无辜者勒死,那么作家的手掌就会留下一条绳索的痕印;如果年轻一代宣称堕落是天底下最高的快乐,吸毒、绑票、欺诈和新的偶像崇拜成为时尚,那么这个时代的臭气也与作家的呼吸混合一起。老索问道,作家们能轻率地宣称,我们对当代世界的创伤和危机不负责任吗?
老索和加缪之所以获得那份文学大奖,正在于他们代表了西方自耶酥、柏位图以来,东方自孔子、司马迁以来的伟大传统,坚持对自由、真理、道路和救赎的没有终点的跋涉。至于高行健获奖,也许如他所言,那理由只与他个人有关。至于高行健获奖,正如他自己所说,只与他个人有关。但是我得再说几句。九年前那次世界最高文学荣誉的授受,是一次在例行时间、地点举行的空前荒唐的仪式。在这曾为20世 纪人类文学和社会进步发挥过伟大影响的历史谱系中,那肯定是最黯澹最无趣的一次。获奖者既没有开创什么新流派,也没有什么惊世之作;他甚至不愿为哪怕稍稍 改善他人的悲惨状况而让自己稍稍高尚一分;他甚至在那个举世瞩目的讲坛上公然宣传文学犬儒主义。这样一名获奖者,竟然进入泰戈尔、罗曼。罗兰、叶芝、福克 纳、丘吉尔、海明威、帕斯捷尔纳克、川端康成、马尔克斯、格拉斯和老索的行列!在吉凶未卜、艰难轮替的世纪之交,在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礼崩乐坏亟待拯 救之际,那次颁奖不啻是西方对中国又一次严重误读,是西方任由人类最大生命共同体继续深陷其灾难性历史宿命的又一则显例。--它也错待了我的这名同胞作 家,这份显赫殊荣是他难以承受的重负。
请允许我再次引用老索的文学表白,以让中国同胞们明白我们这位精神先驱早已达到什么高度:幸而我们有另一种手段!那便是艺术,那便是文学。它们能够把人生的经验,把整个民族数十年间备尝艰苦、历经辛酸所得来的宝贵教训,交付给另外一个民族。从最好的方面来看,这种经验或可能拯救一个国家,俾不至步及危险、错误与毁灭之途,并从而减短人类历史之曲折与重复。……是的,俄罗斯文学几十年来走着这一方向:努力不使自己在自我陶醉中迷失方向,并避免任意瞎闯。我并不对此传统感到羞耻,并愿尽绵薄使之得以持续下去。这种思想已经长久在俄国文学中生根:一个作家必须,而且可能为大众做出极有意义的事。……我深信世界文学有力量在此存亡绝续之时,帮助人类去认知并唾弃居心不善者和他们的组织所企图灌输的一切:沟通各地域人类浓缩的经验以终止人类继续分裂,使世界各族能深刻而正确的去了解彼此之历史并感同身受……朋友们!倘若我们仍有丝毫价值可言,让我们携手完成此一使命吧。在阶级、运动、党派所撕裂的国土里,有谁自始便关心人类的统一?这基本上是作家的责任:我们是民族语言的代言人,是结合民族并从而结合世界使成一族的主要维系力,可能的话,更是人类崇高灵魂的表征。……朋友们,这便是为什么我认为在世界正面临空前残酷的考验之际,我们能帮助它的地方。我们不应妥协束手待毙,我们不应空度岁月沉沦在无意义的生活里,我们应该走出来参加战斗的行列。
八,索尔仁尼琴对中国的启示
北:老康,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中国在全球化时代要走向世界融入世界,要成为世界上的大国与人类对话,要提供提供人类生存中积极的经验并且为人类的和平与福祉作出贡献,老索对于中国而言,有什么样的启示?
王:老索绝不仅仅是一个揭露斯大林主义罪行的编年史家,也绝不仅仅是一个社会斗士,一个持不同政见作家(这几种身份已足够令历史肃然起敬了!)。老索的所有作品 都充满着强烈的、挥之不去的、永远的救赎精神。这当然与俄国东正教传统和俄国十九世纪人道主义传统有关。老索留给俄国、中国乃至世界的最大启示就是:坚信人类的救赎使命比其苦难命运更能反映人类的本质,更代表至高真理和永恒法则,爱、公义、善和美在每一个时空(即使在地狱般的斯大林-毛泽东时代)也无可比拟地优越于仇恨、专制、邪恶和丑陋。 战胜苦难,穿越黑暗,消解一切悲剧、罪孽、谬误和迷狂,这就是俄罗斯通过老索的"复活"之道。对中国知识分子,救赎精神也许来自中国固有传统,儒家、道家 或者佛家,也许源于基督教或其他文明。无论如何,我们不能长久以至永远丧失人类这一最神圣的天赋。与所有其他伟大作家一样,救赎精神是老索所有文学创作里 最美丽、最高贵、最壮丽的日出。我就看不见高行健的作品呈现过通过苦难走向拯救,穿越黑暗走向光明,让人感动向善赞美不已的片断。没有!有的只是空灵、机 巧、偶然、虚无、性……。一位作家,一位从蒙受了巨大灾难的、有巨大危机的民族中间走出的 作家,内心深处没有光、没有爱、没有"不忍"之心,也没有愤怒、悲悯、绝望,不抚慰被迫害、被践踏的生命之痛,不欣赏不颂扬正义、真理、淳朴、牺牲,这位 作家跟御用文人并无分别,即使他得到了世界文学的最高荣誉。把老索的作品和包括高行健在内的中国作家相比,他们在精神和灵魂上,相差何可以道里计!他们甚 至是不同类型的人!中国大陆庞大的作家集团至今没有灵性,没有勇气、没有智慧,也没有才华去面对自己的历史和现实,没有在精神和道德上走出黑暗、通向彼岸 的动力。
这些便是老索给我的启示。也是在老索去世之后,我个人怀念、祭奠这位俄罗斯精神先驱之余初步的反思。对这位从来没有跟中国人谋面(有几名中国人有幸拜访过他,但不能算文学或精神意义上的对话)的俄国文豪,我想说的其实只有两句话:对承担苦难,坚守救赎。
诚如爱因斯坦所言,生命,这是一出激动人心的辉煌壮丽的戏剧。在这无穷无尽的生命洪流中,个别的成员开始了或终结了,都无关宏旨。死去的我们将在我们共同创造的保留在我们身后的事物中获得不朽。精神巨人和文学大师的逝世犹如太阳落山,给世界无限的遗憾和感慨。索尔仁尼琴具有罕见的高贵气质、惊人的想像力,无与伦比的英勇气概、难以企及的毅力和我们时代最稀缺最卓绝的文学才华。历史已经并且将继续证明,老索是俄国和世界文学史上最辉煌的作家之一,人类因为他而增加了一份希望,他的影响将永世长存。
注:
文依据自由亚洲电台"华盛顿手记 · 老康秉烛"专题节目录音整理,业经被采访本人校对、修正和充实;
2,原载《人与人权》2008年12月、2009年1月、2009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