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宾雁与当代中国
编者2006年4月20日按:
一九八八年三月三日,王康用了一周时间率心落笔写下了这篇近九万字的长文,全面评价当时"倒下整整一年",被全社会迅速遗忘的中国苦难代言人刘宾雁。明知"其实没有人需要,更不可能发表",他和几个朋友连续四个昼夜打字、校对、印刷,然后他带着文章一刻不停地冲出门去,搭乘十四日当天北上列车,赶往北京。漫天风沙中,当他敲响刘宾雁家门时,发现刘宾雁已人去楼空。那天是三月十六日(十五日?),他转身乘车急驰到机场,航班已雁没青天:在国内被剥夺发言权的刘宾雁冲破重重阻碍,赴美国讲学了。不知当年的犬儒之乡内,为刘宾雁送行的有几人。曾受刘宾雁邀请到"人民日报"工作却婉言坚辞的王康,送人未见。瀚海百丈冰,愁云万里凝,他穿过满城黄沙,相伴高天寒月,一路呕吐着返回,大病一场,还因此遭到北京某学者名人的冷嘲。刘宾雁此一去十七年,直至去岁年终抱病客死他乡。王康的这篇长文写就束之高阁,一放十八年,连刘宾雁本人也是十五年之后才读到。爱因斯坦曾经指出,"每一个有良好愿望的人的责任",就是努力"使纯粹的人性的教义成为一种有生命的力量。"他说:"如果他在这方面作了一番忠诚的努力而没有被他同时代人践踏在脚下,那么他可以认为他自己和他所处的社会都是幸福的了。"(引自《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p.53)情况在中国刚好相反。刘宾雁一生的坎坷以及王康此文的命运乃是证明。"大迟"是王康此文收墨时落定的笔名,岁月沧桑中定眼望去,谶语一般。时置刘宾雁去世数月的清明之际,征得作者同意,文章一字不改登载于此,见证历史,怅惘千秋,飨于读者,但愿不太迟。
----------------
代 序
谨以此献给作者
在我看来,人类尊严最美妙的时刻,仍然是我在伯罗奔尼撒山上所见到的情景:它不是一座塑像,不是一面旗帜,而是三个希腊字母 οχι :意思是"不"。
〔意大利〕奥林埃娜 · 法拉奇
1987年1月24日,中国的执政党宣告同一位作家决裂。作家的名字叫刘宾雁。真理既复杂又简单,复杂到它引出了一部划时代的专著──《刘宾雁与当代中国》,简单到可以归结为一句话,面对身边发生的不义,刘宾雁竟说了"不"!
在我们只会唯诺称是的几代人中,有多少神圣的生命被任意剥夺,劳改营吞噬了多少自由的人身,波尔布特式的大驱赶,又使多少无辜的人被下掉"户口",葬身在中国农村的饥寒交迫之中。这些人血,这些人肉,不是什么哲学和理论,也不是什么路线,左、右倾问题,它仅仅是活生生的罪恶,不管以什么名义,都是罪大恶极。这罪恶与政治、经济、文化和传统固然有关,但直接制造罪恶的是人,是刘宾雁孤身奋战扭住不放的那一个个、一群群有名有姓的坏蛋,掌握了权力的杀人犯。
"不"──是一个否定判断,与"是"这一肯定判断形成对称的两极,这是人类思维的根本模式。思维过程的本质就是从"是"或"否"这两极中任选一极,进行判断、推理和形成概念。是人都会说"不"。人是从什么时候起会说不的呢?大约从娘胎里生下来十八个月之后。令人惊异的是,中国人居然演化为人类中的一个新变种,思维过程竟呈单极模式。反观自然,连动、植物都是具有完美对称性,可以断言我们根本违逆了宇宙意志。
这新品种中第一次出现了一个人,他对身边发生的罪恶和不义站出来作证了。他把意识形态还原为罪恶,把理论上学术上纠缠不清的问题还原为生命和杀害生命,把人民和它的"先锋队"还原成害人的人和被害的人。这一声"不",把地狱撕开了一条缝,这条缝就是刘宾雁同执政党的裂痕所在。
单极思维产生了中国人特有的聪明,也产生了中国人特有的不幸。当刘宾雁单枪匹马,十载寒署,用一百多万字字句句去紧叩地狱之门时,于芸芸众生之上的知识精英们,正全力以赴同罪恶展开了教条上的诡辩。一个自诩有五千年文化的民族,"掩埋好同志的尸首,揩干净身上的血迹",轰轰烈烈地掀起了文化热。刘宾雁就是在热到顶点时倒下的。
刘宾雁倒下整整一年了,中国社会好象遣忘了他,歌舞升平恭喜发财。这绝不是夸大其辞,君不见老年迪斯科热,霹雳舞热,热烈的人们风风火火,狂涌向一个海南岛,据说那里能发洋财。要知道,刘宾雁为之请命的,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个有名有女生的弱者、小人物构成的人民。人们啊,你这样冷漠,是因为你们彻底丧失了说"不"的功能,由此你们也从文人雅士那里得到了一个封号──下里巴人。
面对刘宾雁的厄运,中国的知识精英们的反应又怎样呢?同下里巴人毫无二致──拒绝反应。他们在"四个坚持"的高墙内勤劳勇敢地耕耘、创作、切磋、研讨、引进、寻根、出洋,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寒碜刘宾雁:显出他的落伍,他是过时的西绪福斯,他写的东西人人都要看,他肯定是一个十足的大傻冒;用那些貌似稀奇实则陈旧的东方式人文成果,取悦外部世界,暗示当局自己与刘宾雁的区别。凡此种种,其状之可恶,尤胜于下里巴人。
一切从高级雅兴出发,玄谈理论和成果,一切"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身法手段,绝无助于认识和解决当代中国人性命攸关的现实苦难。狡猾的狐狸什么时候战胜过狮子?不过是从单极思维派生出的聪明,不过是毫无责任心和正义感的暴露。一个民族聪明多了,智慧就少。对别人的厄运和灾难的冷漠,对不义和邪恶的姑息的视而不见,必将使自己成为"下一个"而身受其害。(其实,中国的下里巴人──人民倒是爱戴和关心刘宾雁的,他们不过被迫失去了讲坛和舞台,难以表达而已。刘宾雁被开除出党后,大量的信件、电报寄往他的寓所,无日无之,全是些素不相识的人向他表达一个心愿:我们敬爱你,我们支持你。)推而广之,唇亡齿寒的道理,正确到也适用于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厄运和灾难采取视而不见和逃避责任的态度,不但最终使自己身受其害,而且整个人类亦不得安宁。因为人类注定了是一个整体。这种不幸的结果,不是为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格局证明了吗?由于东西方的对峙,西方世界有多少巨额的美元被用在军费开支上,而不能用来解决失业、生态环境和发展新技术。
我们既然演化为人类的一个新变种,那么,人类一切既有的知识体系──对称思维的产物,对我们还是适用的吗?在一切确切的知识技穷的时候,中国是自化脓血,还是走向宗教?对一个五千多岁的老人的归宿,历史恐怕多半会判为前者。
中国人还能得救么?
刘宾雁贴近人民,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却疏远了他。面对刘宾雁的厄运,终于有一个人挺身而出,顶上了刘宾雁的位置。当一个人老是存有某种念头,他就像是在发高热一样,他的头脑充满了活力,追求着发展和自由。为此,他写了一本书,叫《刘宾雁与当代中国》。
作者生于1949年,按中国的说法,叫"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他1982年毕业于师范大学中文系,属于下农村当知青的那一代大学生。职业教师,在中国绝对只是个小人物,但其一颗硕大的脑袋和苏格拉底似的前额也是够得上绝对的。已婚,有一个长着同样绝对的大脑袋的儿子。
他初通英语,已有译著问世,二十岁前,就通读过了欧洲古典哲学,功力匪浅,精通西方现代哲学;喜画油画,技法中等,但对西方现代派绘画理论的熟知和研究,却令专业画家倾倒;至于国粹传统文化,他亦有相当造诣,尤工于新儒学;还会拉一点小提琴。用他中学(一所有名的学校)时班主任的话说:他是班主席,当时提倡德、智、体、音、美全面发展,除了不会唱歌以外,样样都是全班第一。考进大学后,未经校方许可,自己组织了文学社,领导过校内的"民主选举"运动,差一点做了魏京生的同道。
以他的才具,本可以在任何一个领域弄个青年什么家当当,取得知名度。可是他顺从了自己的良知,从自己和人民的苦难中,把目光投向当代中国问题。学术成就安息不了他痛苦的灵魂,况且,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也就无真正的学术可言。他既然思考当代中国问题,良心使他不能回避"刘宾雁现象",于是写出了《刘宾雁与当代中国》。
"当代中国"是一个巨大的课题,它是从五千年历史因袭下来的,在当代又与西方结下了不解之缘。按我们中国人组班子写作的习惯,也是难以胜任的;由一个人来完成这个认识过程,驾御这种系统工程,简直难以想象。他必须具备通晓古今中外的渊博学识,独到的真知灼见,罕见的归纳、演绎能力,一句话,他必须与御用理论和一切伪理论不同,找到当代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主观上具备了这些条件,仍碰到信息阻塞、资料封闭、"尽皆机密"的问题,研究的对象和素材都消失在官方的掌握之中。英雄与英雄为伍,智慧与智慧相通。他就像刘宾雁一样,一扫考证遗风,杜绝学究恶习,直面人生,把握住当代中国人民的处境和命运,紧紧抓住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特别注意了研究重大社会事件,在不到七天之内,废寝忘食,昼夜匪解,写下《刘宾雁与当代中国》一文,从而完成了这一使命。
读了《刘宾雁与当代中国》,你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它是认识当代中国问题的一把钥匙。作者对于现实的沉思多于对历史的反思,对每个中国人至关重要的个体存在的方式和发展条件的关注,多于为人而存在的国家、社会的关注,从而避免了大而无当的玄妙深奥。刘宾雁对中国当代社会天才般的发现,在他这里完成了推导过程和理性总结。他以独到的见解,揭示出当代中国社会和人的种种关系后面的精神本质,超越了唯物主义,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率先完成了对刘宾雁的反现,堪称中国第一。在刘宾雁被开除党籍之后,为刘著书立说,哪怕只写了一页,也将永垂中国历史。
现实的黑暗没能蒙蔽他敏锐的眼睛,时髦的幻觉没能诱惑他的大脑,他天才般地洞愁到刘宾雁同执政党的裂痕,就是地狱的出口。中国值得庆幸。美中不足的是,由于他那观念部分高度发达的大脑,《刘宾雁与当代中国》的思辨意味浓了些,理念的成份多了些,稍稍影响了对当代中国社会中善恶是非的评断,削弱了道德的批判。
说到此,本该署上年月日了,突然想到一个令人揪心的问题:《刘宾雁与当代中国》会不会使作者付出生命的代价?他还没有出名,死了也没有多少人会知道,这会降低安全系数。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当世俗政权有权裁判个人纯精神方面的事务时,将导致人和人的互相仇恨和残杀,因为在消灭异己信条和思想的同时,必须消灭生命本身,这已为一部人类历史所证明,在中国更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任何世俗力量无权裁决个人纯精神方面的事务,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终于被文明作为不可剥夺的准则接受下来。拥有这种权力,唯有神,神在每个人心中,神与人的精神统一。然而,人类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教训,并未被当代中国人所记取,面对这颗不屈的灵魂,它将何以处之?中国人总不该忘记张志新之死吧,她不乏真诚,也具有罕见的勇气,但她生就一个奴隶的灵魂,仅仅要求改换奴役方式,作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还是被共产党割断喉管。请注意这两颗灵魂的区别,在异端裁判所的眼里,谁比谁更可怕?
唯物主义不承认良知与灵魂,它却是可以证明的。人的行为方式在一般意义上证明人的目的动机,在最高意义上却显现出良知与灵魂。灵魂的本质是人的精神,良知的内涵是人的真诚。当作者用他精神生命的冲动和内心的真诚,统一起自己的"知"和"行",从十亿人中站出来迈向真理的时候,他就像欧洲中世纪著名的异端人物卡斯特利奥一样,是在用生命作代价。热爱真理胜于热爱生命,这是唯物主义者难以理喻的现象和不可企及的境界。
当然,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结局。中国真正优秀的思想家少到不到半打,庸众哲学泛滥,均平主义横流,使我们的民族背上了没有悲剧、没有英雄、没有史诗的恶名。不要再像冷漠刘宾雁那样冷漠他了,难道我们民族只配五百年出一个邪恶的天才。在作者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曾问过他:"你想拯救谁?"他回答道:"我永远不对人失去信心。古今中外一切专制极权者的目的,就是要人们对人本身失去信心,你不要这样,我们大家都不要对人本身失去信心。"
人们啊,一定要认清我们所处的历史存在,大型画册上的八十老叟和在天安门上的头像,标志着我们正处于一个君臣父子的时代,唯其如此,你们更要认清:谁是中国人民真正的儿子。
1988年3月10日
重 庆
-------------------
导 言
一切人类的价值的基础是道德。我们的摩西之所以伟大,唯的原因就在于他在原始时代就看到了这一点。
〔德〕阿尔伯特 · 爱因斯坦
当代中国的本质是什么?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如何?我们正在走向什么目标?在多大程度上,我们能发现并阻止新的大规模的荒唐的灾难突然来临?离开中国现实去发展文学艺术、去实现个人终极目标可能吗?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将在多大程度上步入现代化?那将是什么样的现代化?这一切,留给人们思索和选择的余地有多大?人们选择的内在力量和外在标准是什么?
无论如何,一切中国人从灵魂到肉身的一致性远未消失,我们又一次处于一个迅速变异的时代,共同选择(或不选择)的结果将肯定大大改变中国的现实和未来。
然而,我们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史诗中的幸运儿,我们只是几千年中外历史事变之一的角色──是最重要的事变之一,如果我们真正达成一次正确的选择。
一切真正影响深远的历史运动,都有与其巨大规模相匹配的具有坚强意志和崇高精神的人物出现。近代如莱辛之于十八世纪德国民族精神的诞生,雨果之于法国大革命,海明威、雷马克之于西班牙内战和纳粹主义的崩溃,帕斯捷尔纳克之于俄国革命,索尔仁尼琴之于斯大林主义,鲁迅之于清末民初……。此等人物,不仅是他们所处时代重大事件的目击者、参予者,而且是记录者、仲裁者,他是"历史的必然律令为了使其祖国复兴起来所召唤来的活动家中的第一代的主要人物", 他们体现出了人类精神和道德力量在历史发展中的价值,纵无那些在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科技和一般文化领域内留下历史印记的人物的显赫,他们却常常更能持久地有益地影响人类进程,他们身上体现的博爱、智慧、尊严、永远虔信等品质将越来越成为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共同精神基础,成为一代代人和睦共存的基础,进入一切人的灵魂和语言,成为人类存在的基础。
世界历史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人们不难注意到,在那些文明萎缩、道义泯灭,愚昧、专制占优势的地方,在伊朗、越南、阿尔巴尼亚、北朝鲜、柬埔寨等国,精神发展仍然处于非常恶劣的状态,世界历史的尺度在这些国家将大大放慢。
人们还不应当忽视,在纳粹德国、利比亚、霍梅尼原教旨主义狂热中的伊朗国、斯大林与勃烈日涅夫时代的苏联,科学技术的引进并没有产生现代文明的综合效应(如海森堡所期望的那样,现代物理学的进步会带来普遍的政治开放),反而出现了相反的后果,现代文明并不具备先验的历史统一性。其中有极复杂的种族、传统和文化等方面的原因,更有一种共同的重要原因。在这些国家,现代化被宣传为狭隘的或抽象的纯功利主义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甚至被直接宣称为阶级、集团和某个个人的利益,现代化的真正革命性精髓──人自身的确认和解放,只在为数不多的国家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
至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独立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超越于民族、国家意识之外的一批知识分子(如爱因斯坦、罗素、卡尔 · 波普、索尔、贝委、索尔仁尼等),都对人类及其现代文明的分裂忧虑。他们提出的许多思想原则,他们不断发出的忠告和警诫,他们对人的现实处境的强烈关注,他们对善恶是非的敏感和清晰的判断,他们强烈的人类意识和全球观念、人道主义和理性力量是这个时代中促使人类从隔阂、冲突走向理解、亲善,减小人类普遍苦难,推迟或永远取消最终大限的最有价值的思想财富。而从中世纪到十九世纪那些乌托邦大图式的设计师、神学大师、暴力煽动者以及阴谋家们,已不能为人类提供任何有益思想。
这是一个人类面对自身状态、问题、本质、命运的时代,不妨称之为"史前时代"的最后阶段。它也是一个极其困惑、充满危机、吉凶难卜的时代。这个亟需想象力、勇气,牺牲精神和宽容的时代,同时又是庸人哲学和享乐主义泛滥的时代。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呈现着精神衰颓的情势:理想主义、自由精神、严肃神圣化的人生态度成为讥嘲目标,道德均平主义、虚幻谵迷、相对主义和各种小市民哲学与现代物质形式相互渗透,在大幅度降低而不是提高人性的素质。
无论如何,我们业已面临又一次严峻的选择。作为中国人,我们必须面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最重要、最紧迫、又最复杂难办的情况;我们既然已经身受了那么多苦难、缴付了那样高昂的代价,拥有那么多远比《百年孤独》作者对于人生与社会的感觉更为深刻浩茫的历史积淀,最重要的是十亿生灵所共同面对的巨大的历史之迷对我们的永恒的魅力,我们就必须在绝对的意义上思考和认识当代中国,使它拥有真正的成功和失败,出现真正的喜剧和悲剧,这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和所有中国人的天职;十亿中国人的命运得不到安顿,人类的大灵魂将永难安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多年以来,那些与中国社会有着本质联系的人们,尤其是那些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变异和艰难困苦的探索中保持了心智健全和人性之美的人物,理应受到普遍的关注。
因为,历史反复表明,正是他们,在人类进步的旷野上高扬批判的旗帜,先驱于荆棘丛生之地;历史还每每表明,他们对旧世界、旧秩序的批判总是逃不出代价高昂的结局。一切历史的不公正总是最先加在他们身上;历史同时也有力地表明,他们付出的代价决不会白费,反对不义,反对邪恶,决不会枉然;因为,所有这一切,包括牺牲,都赋予未来一代以力量,他们个人的悲剧本身就是旧时代消亡的明证,一个十字架吸引了千百万警醒者,而他们个人的不幸,必然要升华为人类进步的祭礼,他们所承受和表达的,已不是个人的苦痛,而是一代人的愿望。这种愿望,常常是一个行将崩溃的世界中的方舟。
我们首先选择了刘宾雁。
王康:刘宾雁与当代中国(一 中国的发现)
刘宾雁的报告文学及其全部社会活动,不仅是文学领域中的"重大现象"(注1), 而且是当代中国历史和社会以及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重大现象",这种现象集中地透露了当代中国的若干本质特征;由于一九八七年元月所开展的引起中国和世界普遍关注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由于它不仅与当代中国的一切重大问题有关,而且预示了纷繁芜杂的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危机和希望而变得日益重要。
一九四九年结束的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革命,既是传统中国自由发展的逻辑结果,也是世界历史、尤其是社会主义运动在东方的区域性结果。毫无疑问,这次革命空前深刻地改变了传统中国的许多重要方面。中国带着自身的强大传统力量,用西方最激进的社会理论,加上强烈的工业化道路──民族振兴的民族情结进入世界历史进程,这对全世界和中国,都是极其重要的历史事变。试图对它作任何研究,作任何哪怕是局部和期间性的分析,都是非常困难的任务;然而如果不对这场巨大历史事变作出正确描述,它就极有可能走上危险的难于控制的境地。这一任务由谁来完成,以何种方式进行,这决不是一个先验哲学问题,也不是一个纯粹经验问题,它的答案在相当程度上必须由经历了它的主要过程并且始终保持了正确判断的中国人来作出。历史本身表明,从历史反思、历史文化、历史理论进行研究,不可能取代对历史自身发展的研究,历史就是它自身,必须回到历史现实,离开它也就离开了真理。
但是中国当代问题的演化与对它进行概括的条件二者并不构成正常的比例关系,以至研究本身越益成为一个十分敏感、充满风险的问题。只是因为一连串反历史、反人性、也是反人民的事件(其顶峰是反右和文革)的发生,对当代中国本质特征进行概括,才不仅成为必要,而且成为可能。对当代中国进行的第一次真正严肃的考察,出现在刘宾雁一九七九年发表的《人妖之间》上。
今天,人们都清楚的历史事实是,从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近二十年的时间内,付出巨大牺牲的一场革命最后演变成中国封建王朝末期的症候,女皇乱政,宦官擅权,国政凋弊,革命初期纯洁的理想主义和革命成功后的普遍热忱丧失殆尽,整个社会融奴隶制、封建法西斯制于一炉,权力极度异化,道德价值空前崩坏,善恶是非长期颠倒,文学艺术和一切精神发展已无可能,民族生机已历史性地萎缩。这段历史,由于它不加节制地滥施暴力,淋漓尽致地显示了自己的本质,已是任何力量也无法篡改或矫饰了。然而它的历史教益,它的恶性影响,却远远没有得到揭示和防范。今天,值得人们思考的是,这股并非起于清萍之末的空穴来风、这股尚未斩断截止的历史浊流,将吹向何方,流向何处?事实上,在一批几十年来对那大荒唐推波助澜、身受其益,在世界观、人生观以及政治、经济利益甚至私人关系上与林彪、"四人帮"有不解之缘的实力人物的控制下,中国人民求取新生与变革的努力困厄纷至。"四人帮"倒台的方式,一方面固然结束了丧尽人心的十年文革之乱,另一方面又以回避和掩盖十年文革得以产生的历史、社会根源作为代价,换取了当时必须的安定局面。人们结束了荒唐,却保留了荒唐之源。这是一次重大的让步,在尔后的又一个十年当中,许多人开始感受到所付代价的惨重了。正是在那段形势极不明朗的特殊历史时期,在精神、道德和政治智慧上遭到严重创伤而能以健全的理智和激情直面社会与人生的人还属罕见的非常时期,刘宾雁表现出非凡的勇气,保持了清醒的现实精神。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南开大学的一次演说中,刘宾雁披露了他写《人妖之间》的过程和宗旨:"我离开了这个场地(指'中国的官场'),我受不到它的感染,于是,当我一九七九年从大梦中一觉醒来的时候,我对这一切就保持了新鲜感……,二十几年不动笔了,为什么偏偏由一个我这样的人去写一篇《人妖之间》呢?我要感谢那种新鲜感。……我觉得我应该把它告诉我的同胞,于是我就拿起笔来。回顾起来,这几年我做的事情,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不断地向中国社会发出信号,发出各种各样的信号,唤起社会,包括中国共产党的上层,注意中国面临的某种危机,或者某潜在的危机"。
《人妖之间》的发表,是当代中国文学和政治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是中国人对当代中国的第一次发现。刘宾雁凭借他那离开中国官场的新鲜感(五、六、七十年代生活过来的中国人都知道,这是一种多么难得的神圣感觉!),首次揭示了中国社会三十年历史中一个最惊心动魄的缓慢演化成的事实:人民权力正处于历史性的异化之中。
《人妖之间》的主人公王守信,与权力人物结为死党,沆瀣一气,在几年当中,由一个前土匪姘头,煤建公司收款员成为黑龙江宾县的事实上的统治者之一。她的发迹史,其实异常简单,不过是凭本能(当然是一种社会产物)不教自会地用煤炭为武器,靠权力和权力的特殊功能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经济贪污犯。刘宾雁在她身上发现了广泛存在于社会各阶层(尤其是权势人物)身上的社会和人性特点,在她身上考察了在黑龙江省一个县城中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条件和它的后果。"王守信绝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现象,她不过是一团污水中的一颗泡沫,贫瘠土壤上的一株莠草",通过她,刘宾雁发出了当代中国社会一个掩饰得很好的本质特征:"这种'社会主义'交换,比起资本主义交换确实有相当大的'优越性':交换双方个人不须拥有资本,不须支出任何私有财物,不冒任何亏损或破产的危险,又各有所得。事情非常明显,每一次这种交换,都不能不突破政策界限,都不能不间接或者直接给社会主义公有财产造成损害,或者使党纪国法失灵,往往又是二者兼而有之,而这最终就必定要伤害社会主义制度,使党的领导徒具虚名,而在这种反复不已的交换中,党政干部本身也就逐渐蜕化为吞噬人民脂膏和吞食社会主义制度的蛀虫,党和群众的关系也随着恶化了"。
事隔九年之后,刘宾雁关于"权力结构及其功能"的发现,已经成为中国人普遍关注的问题。而在一九七九年刘宾雁虽然不是看到中国这一根本弊端的唯一的作家,却是唯一敢于公布这个发现的作家。这在当时,是需要远见卓识,也是需要勇气的。不止如此,刘宾雁把"王守信效应"放在更大的背景上去作出进一步的分析:"这种权力交换,多年来不断发生在王守信和县委、县革委以及地区和省级的几十、上百名干部之间"。而在"翻阅一九七二年以来县委常委会议的记录"时,刘宾雁"感慨无量!那里讨论了一切问题──征兵、计划生育、刑事犯的量刑,播种计划……唯独很少讨论党本身的问题"。
这里,当时所有的读者都不能不思考这个问题:再一般地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钩沉猎奇地评价毛泽东个人的是非功过,究竟还有多大意义?越过毛泽东、林彪、"四人帮",对共产党本身进行思考,究竟是否违背了人民的历史和意志?这样,刘宾雁在一九四九年以来第一次提出对"权力"的质疑,对无论是"四人帮"也好,毛泽东的晚年罪恶也好,它们赖以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思想基础的质疑,这就势必破天荒地提出了必须重新审查一九四九年以来所有重大问题的要求。正如马克思从解剖商品入手完成对资本主义的总批判一样,刘宾雁从权力着眼,开始了对当代中国的重新发现。关于权力的形成、集中、交换、异化的发现,是卢卡奇、葛朗希、马尔库塞、麦德维杰夫等东、西欧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关于现存社会主义运动的制度的研究的中心问题。刘宾雁与众不同的贡献,表现在他把这种复杂抽象的历史概念"还原"到了中国历史的具体现实和真实人物身上。它已经由一个一般的、理念的、纯粹思辨和经院哲学的概念"还原"为客观存在,与每个社会成员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历史真实,它由一些现实中的人物通过他们的实践和社会关系、社会矛盾的展开来艺术地揭示这个笼罩在所有中国人命运之上的时代之迷。
正因为刘宾雁在《人妖之间》中,从当代中国内部演变入手开始分析中国社会,它也就不仅是具体的、直接的、生动的、变化着的现实,而且是整体的、本质的和百科全书式的历史卷幅。以"权力"为中心,刘宾雁作了一系列的探索,获得了特殊的解释权。
权力异化的前提,是人的关系的"大颠倒"。权力是社会自身发展的最高形态,刘宾雁称之为"大颠倒",他写道:"在贫困和落后的土壤上,权力之花似乎开放得分外香艳诱人"。这种颠倒,决不是通常的历史偶然性和个别人物的沉浮或某个特殊时期的混乱,不是社会辩证发展的合符历史理性的常态,它是一种根本性的,一经形成就异常强固稳定的颠倒,它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的全面异化。大颠倒后的宾县社会精英是两位"杰出"的代表:一个男性,支左人员杨政委,"此人又瘦又小,其貌不扬,但他披着一件黄大衣,倾刻之间就成了叱咤风云、左右宾县五十万人民命运的大人物"。他有枪,"枪弹可以打死人这个真理绝对到什么程度,杨政委在宾县的权威也就大到什么程度"。一个是女性,主人公王守信。"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一到,谁知道它唤起了王守信心中哪一种情欲,沉睡多年的政治积极性忽然迸发出来了。……'造反'以后,跟杨政委东奔西跑,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了在咱们这个社会里掌权的滋味──那么多人都听一个人的,捧你抬你,又得实利又光荣!这比她当年的最高理想──给伪警官或地主当老婆,要尊贵多少倍呀!"
我们不必搬用佛洛伊德或荣格理论来解释杨政委和王守信两人参加社会奋斗的动物性或神秘主义基础,刘宾雁用十分简洁的笔法廓清了若干年来被理论界有毫无意弄得复杂万分的中国实情,这种简洁和直截了当,只能来自那种神圣的"新鲜感"。社会是那么触目,人们只要不乏真诚,稍有眼光,都不难发现问题的端倪。
刘宾雁所说的"大颠倒",始于中国的执政党。权力垄断、权力异化只能从那里开始,这种颠倒又必然伴随着激烈血腥的斗争。它已不再只是党史上发生的不同派别和山头之间的权力之争,而是整个社会在一段漫长的畸型发展的历史时期通过执政党内部的深刻变化开始的。刘宾雁在任何意义上也没有把杨政委、王守信的崛起看成他们个人仕途的发迹史,他写道:"那是一九六九年九月的事。正是在这同一个月,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张志新同志在辽宁省遭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专政机关的逮捕。一个进来了,一个出去了。田凤山(原县委书记,正派共产党人)倒下,杨政委崛起;张志新出党,王守信入党,这对于中国党的组织状况,能够是无足轻重的偶然事件吗?"(注2)
这是历史的大颠倒,它的逻辑结果就是权力的异化。
异化(Entfremdung),无论在黑格尔或费尔巴哈,还是在马克思那里,主体外化为异己力量,都可以在中国找到它最好的实例。不同的是,在中国,代替"绝对观念"、"上帝本质"、"劳动"等一般观念范畴的,是作为历史最高形态的国家权力的异化,它是一切异化现象的综合,它的异化一经完成,就必然反过来按照权力异化的本质规定和制约一切事物的发展,把权力及其结果所蕴蓄的全部异化了的功能和效应实施到社会发展的每一阶段和每一环节上,权力异化的本质就是对社会一切方面的全面垄断,否则它就一天也不能维持。
在《人妖之间》中,刘宾雁对当代中国权力异化在文革十年内的典型特征作了独具慧眼的剖析。
在宾县,权力异化广泛地"通过权力功能的交换而实现物的交换"。以王守信为中心,县委书记、常委、黄棉袄的"军人",组织部、管人事、财政、劳动的人、粮食局长、工商科长、财政科长、农业办主任……,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予了"把权力作为交易投入市场"的活动,在理论家、意识形态专家那里被严格用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或被经院式学术讨论弄得玄妙难解的异化现象,在刘宾雁笔下,竟如此简明,如此一目了然。那些自诩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偏偏闭目不视中国现实社会比比皆是的异化现象,其原因也很简单,他们本人就是制造权力异化同时充分享受其好处的杨政委、王守信式的人物。翻开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随处可以找到对"理论权威"不利的理论条款,而刘宾雁并无兴趣与那些离开意识形态无法过活的"理论家"作没完没了的"论争",他比谁都清楚,"理论家"本身只是一种虚假现象,他们从来没有真正构成一种力量,而权力异化才是真正值得花力气去研究的。
权力异化的垄断特性必然要求排斥一切异己。一位一九四五年延安时代的老干部试图在宾县恢复应有的秩序,"但是他很快就发现,在县委大院的平地上,他却寸步难行"。权力分配已经完成,王守信的大儿媳,一个前打字员,也可以与他分庭抗礼。权力异化在这个青年女性身上的效果十分显著:"没有什么东西比权力更易使产生对自己的幻觉了。这个女人一旦有了这个大权,她便误以为自己有了这个权力所要求的那个水平,道德上、能力上都可以当之无愧了"。性格坚强的老干部在两年任职之后离开宾县时,"不能不承认:他终于无力改变宾县政治力量的对比"。排斥异己,形成权力异化的垄断局面,其结果往往是被排斥的异己不是在政治舞台上(有的在肉体上)消失,就是成为权力异化新的成分,而权力异化又必然造就自己的"时代英雄"。
权力异化的垄断特性总是由具体的历史内容和历史人物来体现的。体现了这一根本特性的人物本能地会充分运用垄断了的权力,把历史舞台弄得十分狭小,或者干脆就演独角戏。王守信利用手中的煤炭权,给宾县弄鱼、猪、水泥、化肥、拖拉机,为县内外领导干部解决子女升学、就业或回城问题。尽管时有来自社会底层的农民不断寄出的控诉、检举信,"然而,王守信的良心却是平静的。她这一切所作所为,都是'为公'呀,不然,历届县委书记为什么都赞不绝口呢!"由于权力异化所达到的普遍程度,由于它如此容易使中国人的"强烈的物质贪欲和权势欲搅和到一起,"当代中国史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部权力异化史,历史主角很难在权力异化垄断局面之外去发现。
权力异化在中国,最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它已超出个人欲望和利益而形成一种社会结构,一种社会定式。它的集中形式就是文革中充满恐怖、无处不在的"全面专政"。
权力异化作为一种历史过程,也必然是一种非先验的、充满矛盾的过程。在王守信身上,刘宾雁发现了这些权力崇拜狂的一个秘密:权力异化本来是零散的、偶然地发生在某个个人身上,与社会本身对立发展而来的;然而社会既然允许、甚至需要权力在相当范围内异化,它也就会提供相应的社会条件、理论、运动、文件,或者直接就是社会制度、国家机器和经济手段。所以,当王守信遭到抵抗(虽然是微弱的抵抗)、遇到挑战(尽管也是软弱的挑战),她就立即会本能地运用能运用的一切社会条件来作强有力的反击。办"学习班",(最高指示),学张春桥、姚文元(政治局常委、无产阶级革命指挥部成员、党和国家领导人)文章,学小靳庄,搞"赛诗会"。刘宾雁揭示的这条秘密,是一个聪明的发现,社会在权力异化过程中会相应产生权力异化的方式、人物及其存在的所有条件。当权力异化成为社会主体时,权力人物也就自然成为主体,他们需要借助的社会意识、制度、也同时成为最高规范。刘宾雁并没有写出那个时期"全面专政"的血腥味,他给读者提供了另一个侧面,一个更可怕的侧面,在"赛诗会"上,污秽语言可以畅行,中伤诋毁不会受到惩罚。形式上绝对神圣、严肃的革命斗争,最终每每成为滑稽、丑陋、庸俗、低劣的人性的相互践踏和公开羞辱,刘宾雁在王守信式的"全面专政"中留下了下面这段描写,堪称绝妙:"又击起鼓来,又接着作诗。人人心里也有个鼓,咚咚敲个不停。都是成天鼓捣煤的,会做啥诗呀?有人只好硬憋,直冒汗,准保一辈子倒了胃口,以后听见诗就得发抖。你不作诗,不骂得蝎虎点,就要怀疑到你头上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呢。有人偷偷溜到别人背后,看人家都编个啥。没文化,憋不出来的,索性站起来朗诵散文──破口大骂……"滑稽可笑,黑色幽默,令人捧腹,令人心酸。刘宾雁在这段描述后发现的是一个深刻得多的现实,他几乎是难以抑制地动感情地问道:"祖国啊,这就是人民共和国的主人,无产阶级专政的主人,这就是我们的工人阶级吗?"而"王守信──这就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共产党员吗?这一页历史,应该用哪种色彩来书写呢?"这种深刻纯正的忧患,这种大智大慧的诘问,没有对中国命运的责任感,没有把个人生命整个抵上去的超越精神,没有发自内心的主体意识,是不可能发生的。
权力异化必然导致人性的异化。其最典型的表现,刘宾雁称之为"时代病──软骨症"。权力异化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作为一种历史过程,作为一种垄断力量,在其实践过程中,有外来的抵抗和挑战,也有自身发展规律中出现的阻碍、变形、补充、派生的各种情况,其中最重要的,是它同样需要理解,需要温和的批评,需要不付出根本代价的共存。在王守信案件发生的前前后后,"那一届县委书记里竟有三个人,人家给他们的评语都是'滑'和'奸'"。他们都不乏眼光,有一定水平;他们和气,笑容可掬,倾听意见,广表同情;有的自己立身很正,一尘不染,但他们"缺乏的是一点别的什么东西"。既使在"四人帮"倒台、王守信一案已经破获后,他们"软弱怯懦,依然如故",刘宾雁一针见血指出:他们左盼右顾,心慈手软,"其实,根本原因显然在于:'造反派'始终是一支不可低估的政治力量"。权力异化要求所有与权力有缘的人物服从它的规律。因此,他们"这也怕得罪,那也怕得罪,唯独不怕得罪人民共和国的'主人'──人民!"这就叫权力异化的宏观调节,权力异化的自我完善,权力异化的生机与活力。事实上,王守信与那些书记们在其全部政治实践中是难分彼此的。谁作政治寡头,谁作配角,仅仅取决于机缘和适应权力异化的心态和能力。刘宾雁在揭示他们的共同本质时,深入到人类天然的血缘关系──姻亲当中。历届县委书记中的一位特殊人物干脆把自己的女儿作为交换,与王守信结成亲家,而他本人是一位资历和水平都颇高的县委书记,是当地体面的上流人物。在媒妁本人告诫他王守信"年轻的时候可不怎么正道",称这门婚事为"王八亲"时,他们"夫妇仍然携女主动上门拜访王家",最终结为秦晋之好。这事连其他几位同样滑头的县委书记都纳闷:这不大般配嘛。
从权力异化,权力交换的"铁的纪律"来看,这十分必要,是最明智的抉择。异化的权力需要组建阵线,还需要用最天然的关系把它世袭化。它需要达到历史与人性的完满统一!
一个名义上人民共和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怎么会出现这种反常的情况呢?人民的权力从哪里开始异化呢?按照中国人的惯常做法,或者是追溯几千年封建史,或者是翻阅引证"经典著作",或者是等候权力人物的有关决定,在一个自称唯物主义指导下的国家,恰恰就不研究现实,恰恰就是回避和歪曲现实,这只能理解为,权力异化已经发展到病入膏盲的程度,对现实的任何考察都势必引起权力异化的危机。
刘宾雁对当代中国的发现,是对沉默的中国现实开始的,《人妖之间》带给人们的启发之一就在于,刘宾雁发现了,只有回到现实自身,才能"有所发现"。
简洁,永远是一种巨大的才能。刘宾雁一个圈子也不绕,对王守信案件,对权力异化,对中国问题的根源,他只有一个异常简明的回答:在你脚下!
人们耳熟能详的恩格斯那篇论巴尔扎克的文章中称:"他(指巴尔扎克)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注3) 读《人妖之间》,人们很容易产生同感,请看这段文字:"把王守信案件从宾县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整体上割离开来看,事情也真就似乎是如此(指人们凭常识和直觉,把王守信的犯罪活动归结到宾县县委领导头上,认为那是根子,是同谋,是王守信的保护层!),然而,如果把王守信及其犯罪活动还原到那个活的、有血有肉的肌体中去,接通原先的血管、经络,通观全体,情况大不一样了"。
刘宾雁在揭示中国最使人困惑的现实问题的原因时,靠着他二十多年与权力断绝一切关系为代价换来的"新鲜感",深入地进到以权力异化为核心的整个社会生活的腐败,得到两个发现:一、"社会风气的败坏,非法活动的逐渐合法化对于道德沦丧现象逐渐习以为常等等,这些现象本身首先掩护了王守信的犯罪活动。"二、"我们必须全神贯注去观察和研究……'关系'。……文化大革在人们之间织起的一层新的政治关系。……人和人之间错综复杂、重重叠叠的关系,已经织成一张又厚又密的网。什么马列主义原则,什么党的方针政策,一碰到这张网,就像触了电,不灵了。"而比上述两条更深更重的原因是:"在哥们儿义气、感恩戴德、亲友情谊等等温情的纱幕之下,掩盖着赤裸裸的利害关系。这边投之以桃,是依靠手中之权给以物质实惠或取得物质实惠的条件;那边报之以李,又是以直接或间接的物质实惠给以偿还。"
刘宾雁关于权力集中、交换、异化及其原因的发现是观察、思考中国问题的一次出色的探索(在《人妖之间》后半部分,刘宾雁还有一个发现:权力异化并不是一种绝对的历史运动,它一开始就受到了警觉和反抗,与权力异化的代表人物和典型性格的出现同时,产生了与之对立的新的社会力量、新人。这一发现比关于"权力异化"的发现更为重要,但在《人妖之间》中尚不可能充分展开,──历史本身尚未成熟,所以这一发现留待后面的有关部分去讨论)。中国文学、思想界将一次又一次地在刘宾雁对当代中国的发现中进行描述和研究,而刘宾雁本人的文学创造活动也因此确立了最稳固的基础,"刘宾雁风格"将长期独立在中国文学界,他本人已成为这个国家最真诚最坦率最深刻也最严厉的"无冕之王"。
刘宾雁并未陶醉或满足于对权力异化的揭露和批判。或许,这种发现不允许停留在一般的结论上,它要求发现者"全神贯注"地继续观察和思考。刘宾雁在《人妖之间》告诫中国人:"王守信贪污案"是被破获了。但是,使王守信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那些社会条件,又有多少变化呢?不是还有大大小小的王守信在各个角落继续蛀蚀社会主义,继续腐蚀着党的肌体而又受不到惩罚吗?人们啊,要警惕!现在还不是欢呼胜利的时候……
《人妖之间》是刘宾雁"离开正常的社会生活和政治二十余年之后,决定不再写作品的十七年之后写的第一篇作品",是他此后在更为深广的范围内对当代中国进行的一系列剖析前的一次"匆匆的扫描"。但是,尽管《人妖之间》获得了空前的成就,达到并突破了文学领域内"拨乱反正"的最高水平,但它的真正含义,至今未得到文学理论界的正视,这除了思想认识和艺术审美标准的差异之外,更主要是一"无言提倡"的结果,(注4) 然而这已不是刘宾雁本人感兴趣的事了。
──一经有了那个重大发现,他就决意继续走下去。作出那种发现和继续新的发现都需要一种"举世誉之不加劝,举世非之不加沮"的胆识,还需要一种健全的、不妥协的、奠定在理性基础上的批判精神。刘宾雁缺乏千百种中国文人的德性、能耐,而他身上的批判精神却因此发展到十分健全、十分有力的水平。在当代中国,只有具备坚韧强大的批判精神才能进入当代中国这座新旧混杂的"古堡"。
---------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再复在1987年1 月出版的《〈当代文艺探索〉未来十年的猜想》一文中写道:"我用'重大'的字眼(来形容巴金和刘宾雁的作品)决不过分。……如果不是他们经历过一个苦难的时代,如果不是他们经受过一次心灵的炼狱,如果不是他们本身所具备的高度的良知水平,如果不是他们有一种献身于社会和献身于文学事业的英勇精神和道义力量,这种散文是无法出现的。这种散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作家精神状态的巨大转变。它是我们民族心灵遭到巨大创伤之后的一种补偿,是鲁迅传统在当代中国的重放光芒,是作家自由本质的一次光辉的实现。只有心灵受到十年震撼和折磨的中国人民,才知道这种散文是怎样的宝贵和值得珍惜。"他认为,"在中国,任何想感动世界人民的作品首先必须感动自己祖国的人民"。
他呼吁中国文学评论界"对于文学中出现的重大现象,应当给予充分地估计,不必屈服于良知以外的任何压力"。
2在《人妖之间 · 大颠倒》一节最末一段里,他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还要经过整整十个春秋,这个颠倒才能被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近二十年后的1987年,刘宾雁本人被开除出党;另外一批肯定不同于杨政委、王守信而在精神上与张志新接近的共产党员如方励之、王若水、苏绍智、吴祖光、王若望、张显扬、于浩成、刘再复、刘心武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
3恩格斯:《致玛 · 哈克耐斯(1888年4月初)》。
4在《人妖之间 · 附记》中,刘宾雁提到:"《人妖之间》发表后引起的反响,超出作者意料。……从各个地区寄来的信件,使我看到《人妖之间》触及的问题相当普遍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使我懂得人民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令人遗憾的是,有些同志和广大读者相反,认为《人妖之间》严重地干扰了他那里的大好形势,说是那里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党的状况、领导班子和思想路线'都实现了'根本的好转'。而这篇文章'把王守信的产生归咎于社会主义制度',又是一大罪状。"对前者,刘宾雁"体验到,这也许是人间最难得的幸福中的一种,足以补偿一个人已经和将要为此付出的一切代价"后者,他"相信今天的读者不需要我作什么辩解了。"
刘宾雁与当代中国(二 转向广场 · 兼论刘宾雁的当代史观)
我的历史观本身就是一段小小的历史;这主要是其他人的历史而不是我的自己的历史;因为一个研究者的毕生事业,就是要把他那一桶水添加到其他学者的无数桶水汇成的日益增涨的知识巨流中去。
〔英〕阿诺尔德 · 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
历史能否回避?我们这个民族是否患有一种历史恐惧症?中国近代1898、1911、1945、1949年以来,不断地、始终地落后于世界历史进程的主要历史教训是什么?一个时代或若干个政权构成的历史段落的经验如何才能在民族生命和个人生命内部转化为生存和发展的智慧,而不是相反?某一个历史阶段由于诸多因素迅速而不合历史常态地运动而形成的社会形态,是否具备不容分析的历史豁免权?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苏联和中国的改革,其最根本的历史动因何在?
五千年的历史,是一个过于漫长过于沉重的概念,穷经致于皓首,不仅愚蠢迂阔,而且常常陷入历史泥潭成为"庐山中人";但是毫无历史感,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其不健全迹近西方人对基督教的无知。
中国当代史与中国当代人的关系,已不是一般历史观念具备与否与现实生活、个人修养、眼光胸襟的微妙关系;直截了当说,它们是存在与本质、与命运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在当代史(包括"今天"这种生长着的当代史)成为任务选择的第一前提的意义上,它就是中国人自身。
"开放"给人们的有力触动之一,是西方历史研究中令人惊异的新成就,欧美(包括日本)各国的历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对他们刚刚经历和正在经历的历史是那样兴味盎然、专心致志,对整个西方乃至全世界的历史进程、人的命运始终保持着那样挚着深厚的感情和异常清醒的判断。毫无疑问,出现在史学、文学作品中的历史精神是这些国家平衡自身发展的重要武器。有谁不为夏伊勒和一大批西方学者、文学家那对纳粹极权主义真正彻底的否定所表现的历史理性和人道理想所震动呢?有谁不为汤因比、李凯尔特、科林伍德、克罗齐等史学大师那些虽然不免有穿凿附会之虞、主观臆断之嫌,却洋洋大观、警思妙语横生的"大部头"所撼动呢?又有谁不为波普、萨特这些我们的精神同代人对所有重大现实问题的独特分析所启发呢?对于中国人,如斯诺、索尔兹伯里、费正清、梁厚甫一类"中国通"融靴搔痒、隔岸观火式的专著、专文又有何真实性呢?
可以绝对武断地说,中国当代史尽管拥有无比丰富的对象,但它的研究尚未开始。不仅如此,中国人正在远离自己身处的历史,这导致了历史真空和反历史两种危机。
在中国当代历史研究所必需的原始史料、资料、文件、数据、档案、笔记、书信继续尘封着1949年以来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历史研究所必须的社会和学术条件大都不具备,其中主要是自由研究、自由撰写并自由进行解释和自由提出理论这一条件。历史真空是人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专业"历史工作者会出来反驳"历史真空"论,他们会说,历史不是速记,不是新闻,不是纪实,更不是满足一部分人特殊需要的商品,它需要耐心、时间──五十年至一百年,还需要科学、客观、酝酿的过程,最重要的是,他们之中与政治权力接近的人物有着与众不同的历史观:历史研究只有一种性质:论证现存制度与其一切表现形态的历史合理性,一个目标:与上述合理性明显悖离的现象(如文化大革命)恰恰是偏离或者背叛了现存制度造成的,而在将来,这一切都会被美好的事件所取代,反历史理论及大量作品由是而生。迄今为止研究中国当代社会和当代历史的一切文字作品由是都有反历史的倾向。
这种反历史趋向的根本问题,出在对当代中国社会历史进程方式的错误判断上。现在,人们看得很清楚,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方式,几乎是严格按照卡尔 · 波普的"可证伪性"原理展开的。我们从1957年至1976年,总是从错误走向新的错误,前一个错误的解决方式,总是包含着新的错误的萌芽;遵循着"问题→尝试性解决→排除错误→新的问题"规则发展。反历史者们恰恰不承认这种历史事实自身发展所显示出来的规则,拒不接受他们从错误走向错误而并非从一个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历史事实。
需要指出的是,从错误中汲取教训,做出正确选择,确认新的目标,排除矛盾,又走向新的问题,这种不断否定和扬弃的过程本身其实什么问题也不说明,因为任何历史都是必然如此这般地开展着的;这个理论的启发性如同一切高级理论一样,只有进入具体的历史和社会形态,才发生作用。由于本文并不打算专门讨论纯历史研究,这里只指出一点,波普的"证伪"理论原来产生于对科学知识增长过程的分析,把它运用到历史─社会领域中来时,就必须作出新的说明和必要的限定。其中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证伪"原理在历史─社会领域中运用,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从旧错误走向新的错误,同样的错误,已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和内容,这种形式可以看着是从错误走向正确的不断出现的一个个特殊形式,整个进程最终朝着一个好的目标,呈现出优化循环的规则;另一种则是错误走向错误本身,旧错误不是消失和扬弃在新的错误中,而是整个不变地进入新错误中,其结局是所有的错误形成一个最终的错误,这时文明衰落、社会解体的时候就到来了。另一个是在历史─社会领域内"证伪"原理必须抛弃科学知识领域的"客观"标准,在历史─社会领域,"客观"标准常常就是错误制造者制造的标准;但缺乏标准的"证伪",也只能是上述标准。历史本身不断显示的标准,只能从历史的主体和目的──人本身去寻找。在当代中国,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命运这一历史过程,它只能由历史事实自身、人民自身做出。
修昔底德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non War》)这部古希腊历史巨著中说:"我经历了战争,当时的年龄已经能够理解事态的发展,同时为了了解其确切的原因,我也注意了当时事态的发展。"
中国当代史的研究尚未开始,还有一个它本身的原因。可以不予论证地得出结论,中国当代史的复杂、丰富、微妙、神秘,已把一切可能对之思考的大脑远远抛在后头,从根本意义上说,中国当代史的有成就的研究肯定在下一个世纪以后才能成为可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这一代人对自身所处历史的无所作为,恰恰相反,我们必须像重视我们的生存一样重视我们的历史,否则,中断历史的一代人将被历史抛弃,最终被开除"史籍"。
这个长期无人敢于问津的历史任务,是从按其职业论属于作家的刘宾雁开始的。这在中外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一切伟大的文学家都必然是那个时代的历史见证人,他们的伟大正是表现在发现和提出他那个时代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问题方面。
1986年11月21日,刘宾雁在南开大学讲演中,在概述当代中国问题前说了两句话:"历史常常以料想不到的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人类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巨变不是突如其来地降临到人们的面前。"之所以"料想不到",之所以"突如其来",在于"我们是个很健忘的民族,这绝不是我们应该引以为自豪的"(引自刘宾雁在黑龙江大学的讲话:《被遗忘的人和被疏远的文学》,1986年9月13日)。刘宾雁的"历史"不是一种概念化的、理想的、虚幻的和臆造的历史。"历史"在刘宾雁这里就是当代史,就是若干重要事件和比重要事件更重要的各种历史因素,考虑到中国当代史的复杂性和研究的艰巨性,我们认为刘宾雁在对中国当代史的观察和思考中获得的成果是不可低估的。
直接现实性。这是刘宾雁对当代中国使用的独特的观察方法。因为,人民的历史经历首先是直接呈露的,历史的全部哲学抽象和艺术升华都来自直接经历的人,历史就是他们的存在,他们的兴衰,他们自身生命的载体。刘宾雁作品的所有人物事件背景细节语言,无一不是直接来自中国现实社会。刘宾雁多次表达了一个观点,由于中国现实社会发生的历史事实本身极其丰富复杂而又极少被真实地描述过,而这是任何作家想象力都无法企及的,因此,他不相信对这种现实进行通常意义上的艺术加工能使生活改观,他宁愿服膺生活本身的权威;真正的艺术,其创造活力,其激动人心的能够为人们分享的全部魅力,在当代中国除了现实,没有第二个来源。因此,他拒绝离开现实,尤其拒绝过靠编故事以欺人自娱的文人生活。他警诫自己切莫升到半空忘乎所以,他更乐于挤进生硬的风险难测的现实环节,在那里去寻找激情和诗。
1986年9月15日,刘宾雁在黑龙江记协新闻会上呼吁:"应该承认一个痛苦的现实,这个痛苦的现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常常不愿看痛苦的现实,我们宁愿生活在快乐的、美丽的幻想里,而不愿意张开眼睛看一看痛苦的现实,痛苦的现实并不是坏事情啊!"接着他谴责了"我们民族的一个弱点":"就是一件大灾难,例如文化大革命,例如反右派运动,发生了之后多少年,我们还不知道到底怎么发生的,我们付出了那么多鲜血、生命、时间、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浪费了十年……,现在竟没有一个中国人,包括社会科学各界的学者、哲学家……,能马上站到这里来,一二三四说清楚。没一个人讨论,谁能讨论清楚?二十'大庆'(指"文化大革命"发动二十周年),没人讨论,这么大的一个问题,不要说建国以来,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人类历史上这样的事情,不说是独一无二的,也是很罕见的。我看是独一无二的。"在《被遗忘的人和被疏远的文学》中他说:"有哪个人的意志能决定历史的进程呢?没有任何个人。反右派运动恐怕要写上五十年,文化大革命要写上一百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四十多年了,不是还在写吗?但是跟那些东西相比,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和反右派运动,其内容之丰富、复杂要高出多少倍!但是这些已经被我们的作家、相当一部分作家遗忘了。")重大社会事件是我们这个社会最惊心触目的现实,是"实实在在、铁一般的、物质力的"。(同上)刘宾雁这段呼吁给了人们一个研究当代史的角度,即通过若干重大历史事件把当代史统一起来。历史事实本来是无数人的偶然经验的集合,然而单个的人,从来就不是一种真实的充分存在;从原则上说,每个个人的人生经验无论在现象过程中如何具体、真实,作为一种历史存在,都只有在所有有同样传统、种族、文化、经历的同类构成的历史共同体中才能获得。"自从中国建立了统一的帝国以来,所有这些统一(人类的统一性给人最为深刻的印象是这样一个事实:在整个地球,宗教、思维方式、工具和社会形态的基本特点往往都是颇为相似的)就在中国最高度地综合在一起了"(引自卡尔 · 雅斯贝斯:《论历史的意义》)。中国人的术语称之为"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然而,这里有严格的含义:第一,刘宾雁的直接历史关心的重大历史事件显然主要指重大政治事件。这里,有必要把"政治事件"与"政治权力史"区分开来。政治事件,是当代中国各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通过对它们的研究,可以找到一个研究中国当代社会的较为捷近的角度;而"政治权力史"的内涵则完全不同。概而言之,"政治权力史"是一个社会进程中一种特殊的变形和虚假的现象,若干年来却错误地越为历史核心。人们可以开列一系列的"政治权力史"为对象的书目清单。(其中应当包括《历史在这里沉思》及《文革十年史》。它们的出版,仅仅有社会学或出版学上的价值,从消极方面看,它们不但够不上正经严肃的史学著作,而且由于糊涂的历史观,对历史作了十分肤浅的解释和明显的粉饰)。这些书本绝大部分是类似"清官秘史"、"野史"、"稗史"、"秘闻"一类,有的则堕落为"艳史"、"风月史"、"情史"等下流作品。刘宾雁对此有明确的见解:"寥寥无几的所谓纪实作品,也仅仅写一些上层斗争,什么叶群怎样跟江青勾结了,什么二月逆流里哪些老帅如何如何了,历史是由这些人决定的吗?"把历史降格为"政治权力史",是人类的一大悲剧、一大荒诞。当历史更趋向人性自由方向或者更为开明自信时,这种情况有所改观,如中国汉代的《史记》除帝王将相外,尚容忍"刺客"、"游侠"、"滑稽"、"宦者"、"酷吏"等社会中人进入正史,而宋代国事日急、权争日剧时的《资治通鉴》则绝对坚持帝王中心论,全部历史就是政治权力消长史,其反历史的功用十分明显。在当代中国,皇帝崇拜、偶像崇拜蜕变为领袖崇拜和权力崇拜,一切历史都归结在"共运史"或"党史"名下,于是,历史健壮的身躯被阉割,成为政治权力人物的奴仆和倡优。但是,由于中国当代政治权力史没有多少值得夸耀的地方,政治权力及其演变并不是历史真实的正确反映,因此,即或是严肃的政治权力史,要么是无从下笔,要么是流于无聊。
政治事件本身仍远远不是历史的真实,但由于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尤其表现在频繁不断的"政治运动"、"政治斗争"上,这种突出的历史形式本身便为一种值得研究的历史现象,又由于在当代中国政治权力的决定意义不允许研究者回避,由于当代史研究目的之一,是建立观察分析、解决当前事件和未来事件所必备的能力和智慧,所以,把当代史"还原"到若干重大政治事件上去,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任务。
把"反右"、"文革"作为重大政治事件,除了与"政治权力史"具有完全不同的研究内容和目标外,在刘宾雁,还有更重要的原因,他从1979年发表《人妖之间》以来,一刻没有离开过对中国重大政治事件的思考和研究,但是他从未涉及"上层",相反,他的所有题材,都是中国最一般、最不起眼、最下层的存在物。
1983年在上海《文汇月刊》第一期上,他对报告文学的性质作了刘宾雁式的概括:"我不
反对写名演员,名歌手,名画家,名选手,名音乐家或舞蹈家,我只是有一点保留:在写名流、时代的成功者和幸运儿的同时,是否也应该写一写尚未成功,不是名流,置身于生活底层,肩负着中华民族成败兴亡重任而在第一线苦斗着的人们呢?就我个人而言,也许是一种偏爱吧,我宁愿选择其生活、其经历、其思想最能反映时代的重要矛盾的人物,而这种人是大量的,站在矛盾一方的,是真正的当代英雄,虽然也许终其一生,仍然籍籍无名;另一方,则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认真对待的各种人物──研究并揭开其生存条件、活动规律、行动方式和心理状态。"
刘宾雁"偏爱"的"倾向性"是鲜明的,他为自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任务:表现人民──下层人民在重大矛盾中的命运。这个任务,从历史角度看,实际上就是揭示中国当代史的实况,试图完成一个个人肯定无法完成的任务:在文学领域恢复人民的历史主人的地位,褪下几十年来外加在人民身上的形形色色的伪装,以此恢复历史原始朴素的直接样式,并把人民和历史都"还原"到大大使他们走了样的若干次重大政治事件中去。让我们的心灵和情感在历史巡礼中得到净化和成熟,以益于中国人的今天和未来。
历史感,就是对人民命运的关怀;离开亿万人民的命运,任何伟大的发明、运动和"革命"都是徒具空壳的历史僵尸。从人民命运出发──仅仅从人民命运出发,"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等政治事件才有意义,一切前提和结论──包括林彪、江青这类曾经不可一世的"大人物",也只能是在涉及人民命运的意义上才有价值。刘宾雁毫不含糊地把他的历史观"还"给中国现实,"还"给人民:"我认为,甚至把一个县的文化大革命如实地记载下来,都比这些东西意义要大得多。到现在为止,究竟造反派是什么人,为什么会起来造反,一哄而上,几亿人,就叫一个人一下子号召起来,难道仅仅是个人迷信吗?能够完全归咎于毛泽东一个人吗?那不是太简单了么!"亿万人的生活、斗争,亿万人的悲剧却被一种与亿万人的命运并不相干的"上层"人物所代替,这不啻是双重悲剧!不啻是天大的笑话!于是,在刘宾雁的作品中,使人陌生的,似乎怪里怪气、不合常情的人物出现了。《人妖之间》中,上上下下的"人物"都制造、掩护或避开王守信这个"人物"时,"小人物办着大事"了!手工织布工人刘长春、药材公司工人史怀亮──"两个小人物,却敢于蔑视这张魔力无边的网,向它挑战"。在《罪人的背后》中,女民兵王广香第一次对欺压她的县财贸办主任宁光施加了"恐怖"行动──投放炸药包;科技工作者金鑫拼死跟污泥浊水斗争;对《好人啊,你不该这样软弱》中那些老实可欺的人,刘宾雁除了同情之外,总是把他们纯粹私人的特殊境遇和不幸与全部庞大的历史命运联系起来:"他的语调,他的眼神,明摆着是一个逆来顺受、与世无争惯静地方,免得扫别人兴和引起人家误会。"会引起谁的误会呢?引起什么误会呢?只有"回"到那个极端年代,只有从那个极端年代过来的中国人──才知道这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没有对整个时代那种大颠倒、大荒诞、大倒退的铭心刻骨的体验,是绝对无法想象的。如此细小的细节,足可以引起千百种回忆,引起真情的大爆发,你在其中能切切实实读出"命运"两个字。在必要的时候,刘宾雁甩脱文学作品切忌直说的无聊训诫,当整个时代都在一场大的迷误中迟迟难于醒悟时,对悲剧、对命运、对痛苦和荒诞有特别尖刻感觉的刘宾雁发出的"议论",总是那么振聋发聩,催人深思:"一个直感,是好人不善于充分运用他们手里的权力或权利,而坏人,或有严重问题的人,则善于百分之一百二十地行使权力和动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并且拉帮结伙,因而比好人'能量'大……人非其位,甚至被颠倒了应有的位置,确是一种不幸,害人的人被放在清查工作的负责岗位上,而被害者反倒成了清查对象,二十余年靠整人上来的还占据要津,被整的人却至今得不到平反……就我所知,绝不是个别省里偶然发生的个别情况。"
正是由于把人民命运牢牢地放在文学创作的中心,刘宾雁才可能对当代中国历史进行一系列追踪,获得那么强烈的反响。
与刘宾雁不同,许多作家也在以重大政治事件为创作题材,也在反映人民,却得到另外一种艺术效果和另一种历史结论。其中最典型的是张贤亮的《绿化树》和阿城的《三王》。两者在反映"下层"小人物命运时,尽管作了不同的处理,然而都是反历史的。《绿化树》的主人公作为"改造"对象,经过若干内在与外在的磨难,结果走向自己本质的反面。我们不会否定历史情形的无限可能性,但是和刘宾雁那种在最低贱人物的命运上反映巨大的历史悲剧的才华相比,只能归为对当代社会史全然无知上去。《三王》的作者,据称是深得西方文化精髓而又极其中国化的作品。普通中国人只能在其中看到一些烟笼雾绕的外星人,读了几本佛教经书的人,则可以窥到玄妙机锋和曰空曰无的现代说唱(至于台湾人和西方人的观感又当别论。不同的结论只会来自不同的存在差异,以中国人为重的人是不会以"异族"之见为意的,何况,外边的美誉完全可能与对中国的小脚、束发和"乱搞男女关系"等"东方神秘主义"的惊叹出自一辙),学者高尔泰感叹说:"如果说西方美学的诸流派要比我们的文学评论更科学些,那我愿意指出,无论是唯美主义的佩特还是未来主义的马里内蒂;是意识流派的詹姆斯还是表现主义的布莱希特;是超现实主义的布列东还是新小说派的葛利叶;是结构主义的弗拉核还是语义学派的瑞恰兹,都不能说明,为什么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以马蒂斯式的粗线条而能如此以雷霆万钧的力量,震撼着亿万人的心灵!(高尔泰:《美是自由的象征 · 为"社会学的"评论一辩》)
《绿化树》、《三王》也有对历史的解释,但前者至多是一个半吊子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后者不过是老庄、禅宗的现代解释(刘宾雁在《艰难的起飞 · 前言》中写道:"认识什么是我们的实际,不是件容易的事一方面,我们前进的速度大大加快了;同时生活中各种矛盾之多、之复杂,也超过了以往。因而,既使是一个思想没有被偏见的所俘虏、感觉和思维尚未迟钝、生活在激流之中而不是养尊处优、深居简出的人,也未必能够经常跟得上时代的脚步。")。刘宾雁也许没有站在任何理论基础上(这可能正是他幸运的地方),但他是独立地从所有新旧陈词滥调的"理论""还原"到历史真实,并且作出了重大的发现和真实的描述,单是这两点,就使他拥有对历史的初步解释权。
我们完全知道关于中国人民命运的刘宾雁描写和解释会受到质问:难道中国人民的当代命运就是这种古维叶(乔治 · 巴龙 · 封 · 古维叶(Georges Baron Von Cuvien,1769-1832),法国生物学家,试图用灾难学说说明人的命运)式的结论吗?中国当代史就是一团漆黑吗?这个问题在刘宾雁身上是那个典型党八股和权势狂的用语:阴暗面。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以后论述到刘宾雁的批判精神时专门讨论,这里只作简要说明。
当代中国人民的命运承受了重大的灾难和不幸,这是一种历史存在,刘宾雁对当代中国历史的"剖析"之所以具有先驱的意义,并不在于他是否着力描写了灾难和不幸(在这一点上,许多作家对类似题材作了十分精确和自然主义的描写),而在于人民在重大的灾难和不幸中是如何思想和行动的,灾难和不幸──权力异化的各种形式"改造"了人民没有?最关键的是,从人民在历史活动中的位置和远景看,他们是否已经心甘情愿地承认和接受了历史严酷的现实?刘宾雁正是在这一最根本的问题上,在人民的悲剧命运上看到了历史的巨大生命力,看到了人民最终是历史主体这一中国当代史的本质。在这方面,他和他的朋友,尤其是无数的读者是有坚定信念的,刘宾雁对自己作品的命运和使命始终是清楚的:写斗争,必然触及生活中阴暗的一面,但只要作家的态度不是有意诋毁或消极旁观,艺术中的"阴暗面"就会成为唤起人们去消灭它的精神力量。这种作品的社会效果就会是对于邪恶努力的愤怒,对于斗士的敬慕,对于纵容和庇护恶势力者的鄙视和建立在科学认识基础上的斗争能力以及对于胜利的信心。"从1979年发表《人妖之间》到1986年发表《未完成的埋葬》,他写了近一百万字描写中国当代史巨大变化和复杂情势的报告文学,收到近七万封读者来信,除了十来封反对意见的信外,全都是极其热烈极其强烈的反应,从灾难和不幸中走过来的当代史的承受者和创造者们的不断沟通,使刘宾雁对自己在反映中国人民当代命运的艰苦探索中直接站在历史之中:"正是这种反应,坚定了我对于一条真理的信心: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我们的人民更加清醒和更加成熟了。他们为生活中一切光明的东西感到欣喜,但不会陶醉;他们为生活中阴暗的一面忧虑和焦急,但又不绝望。只要我们真实地描写我们所从事的斗争──伟大而艰难的、令人振奋的斗争,就会使人们增强信心。"
几年来的"改革"与"开放"显然是在既定的历史基础上开始的。"改革"、"开放"的全部历史根据是彻底地、整体地、历史地从那个阶段的所有重要事件中,还是妥协地、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地去总结历史教训,这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以后的一切"改革"、"开放"进程。以"文化大革命"为例,可以看出人们对当代史的态度是多么缺乏诚意和科学求实精神。所谓的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只是停留在对某些人员和提法不同的意识形态作了处理和修改,"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尤其是马克思称之为"生存形式、存在限定"的"经济范畴"、经济制度及其政治形式,至今没有在理论上得到说明,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改革"、"开放"在浓重的历史阴影中何其艰难!人们对当代史的研究和中国现实发展的关系不是缺乏认识,( 1986年5月2日,当时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在会见新加坡副总理吴作栋时说,从1957年至1978年,"左"的问题使中国耽误了差不多20年。中国在这一时期也有发展,但整个社会处于停滞状态。那段时期,农民年均现金收入60元,城市职工月均收入60元。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没有变化,按照国际标准,一直处于贫困线以下。我们在总结了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这段历史后认识到,非拨乱反正不可。)而是缺乏勇气,缺乏诚意。设想,如果相信中国人民能够从正面对待几十年的"停留"、"动乱",相信历史的灾难和不幸本应随着产生它的历史原因一同消灭,尤其相信人民是历史的主体,因而也是历史审美的主体,他们有权参予对自己历史的清算,只有这种意义上的历史反思与总结,才是真正的历史精神,那就不会容忍几十年灾难和不幸的根源继续存在,至少,不会容忍对灾难和不幸的受害者继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巴金老人垂暮之年,念念不忘"文化纪念馆",希望以此来记住历史,防止悲剧重演。虽则是天真善良的愿望。却无人置理,由此可见一斑)。历史本身表明,正是在重大的、复杂的历史事实中,人民作为历史的主体成熟得最快。十月革命后,"血腥的尼古拉"在叶卡特琳堡被枪决后,高尔基在《一月九日》中写道:"一个浓黑的可怕的问题终于寻着了答案:虚构的道德源泉,沙皇的形象毁坏了。最初,只有少数人才敢承认,这不容易,因为这等于使自己丧失了希望。但人民的神经是健全的,他们不希望一个虚妄的希望来作自己生活的支柱。"
事实上,彻底地进行清算和总结,总是有利人民和一切进步力量,而不利于人民的对立面的。人民本能地懂得,承受历史中的灾难和不幸本身还可以忍受和理解,不去消除制造和产生灾难、不幸的社会条件则是难以忍受和理解的。回避历史,搪塞现实,只能造成更多的失望和不可挽回的普遍的不信任,一切要求变革的努力和愿望终将因此而落空。
需要强调的是,开展中国史的研究,其功利实用目的决不是主要的。我们并不认为,不研究历史就一定会重蹈覆辙。为了不重蹈覆辙才研究历史,常常更可能重蹈覆辙。历史研究的真正意义在于对人类和民族(即人民)世界的真诚同情和尊重,只有怀着这种心情,才会产生真正的历史智慧,才能在历史的回音中,在无数消逝的生灵史中深切感受到普遍、永恒的人性如何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实现(包括异化),才能逐渐积累良好的感知和判断力,也才能对现实采取一种正确而清醒的态度。对于在精神和情感上蒙受巨大创伤的整个民族,历史研究还应当尽量分清历史上的善恶是非,从而重建一个合符正义、合符理性的价值体系。如果说上面两个目的显得过于抽象而不易实现,那么,历史研究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回答我们所处的历史和外部史(世界史)和我们自身的最重要的现实问题。对这个目的,刘宾雁曾提出过一些重要的思想。
1986年11月7日,刘宾雁在上海《改革中社会问题学术讨论会》上发表讲话说:"我们长期生活在幻想之中,我们为几个概念付出了巨大牺牲,在世界上大概念是创纪录的。几十万、几百万人丧生只是为了维护几个错误、荒谬甚至是反动的概念和口号。一个概念是社会主义是一个尽善尽美的社会制度。它一经建立就'牢不可破',不容许任何人对它有任何非议,因为它是完美无缺的;第二个,中国共产党是绝对不犯错误的,有的话,也只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第三个,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必须一刀两断,连一根血管、经络都不能保留。中国三十多年就在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充满血泪的大辩论。"这三个问题,正是中国当代史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刘宾雁对中国当代史的关注总是从中国人、中华民族的根本命运出发的。他把我们这个民族与德意志民族作了十分有趣的比较:"这个民族很奇怪,这个很优秀的民族,出现了那么多哲学家、文学家、音乐家。但是这个民族很怪,与我们有几点相似的地方,一个是自负,它的权威思想很大。见个当官的就哈腰,这点跟中国很相似。中国人不承认杰出,不承认才智上的豪杰,但它承认暴力的豪杰,不承认出类拔萃的天才,不承认有奇特性格的人,但是承认当官的。"为了呼吁中国人正视自身的历史,他在1985年西德之行回国后,立即发表了一篇纪行文章:《他们不肯遗忘》。介绍德国人对纳粹主义持续不断的研究,德国民族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长期深刻的反省,意在引起人们对自身历史的关注。他在上海《改革中的社会问题学术讨论会》上郑重提醒大家:"今年是文化大革命二十周年,又这样无声无息地过去了,明年是反右运动三十周年……,我们的民族为什么不善于醒悟?醒悟得这样慢?"
确实值得忧虑。一个真正的文明的、进步的、有生命力的民族,总是能够面对当代、面对现实(戈尔巴乔夫终于打出了"历史不应有空白"的旗号)。尽管历史一再走入荆棘,但历史毕竟不会停顿下来。"历史真正惊人的方面在它的偶然性",波普这句名言,刘宾雁用中国老百姓的语言有着相同的理解,历史从来不打招呼。
沉默的中国当代史,一旦受到理性之光的照耀,就会突然全部醒来,这已经部分地在刘宾雁的作品和言论中出现,它的全面真实的"复活"只是时间问题了。
刘宾雁与当代中国(三 新人道主义者 · 兼评《第二种忠诚》的人道主义内核)
他宣称,没有尘世的力量有资格对一个人的良心施加权威。因为他不是以宗派的名义发表这些议论,而是一种发自对人类不朽精神的表现。所以,他的思想,和他的许多言词一样,能够永不磨灭。人类普遍的和永恒的思想,一旦被一个艺术家塑造后,就能永远保持新发于硎的敏锐。
斯*茨威格《异端的权利*引言》
人道主义者常常是这样的人:在轻松平和的时代,他们是温和的评论者和克制的歌颂者;在暴力和不幸肆虐的岁月,他们是激烈的抗议者,是不幸与苦难的坚强朋友。
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总是产生于深刻的历史悲剧中。有极恶,就有至善,人道主义者必然是在对邪恶与丑行的暴露中去礼赞善与美。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只能诞生在无数人命运攸关难测时"生死与之"的献身中。
刘宾雁走到了一种新的人道主义:在对人的处境、命运和使命的思考和描述中,他发现了在我们这个时代,人性与历史发展的内在统一性。
这种统一性集中地反映在下面两个问题上:对所有中国人触动最深、影响最大的问题,是一场伟大的牺牲重大的革命怎样在巨大成功之后走向一个"封建法西斯"专政的国家?中国人在这场历史巨变中承受了什么样的命运?
简要追溯人道主义发展史以及在中国的命运,对于人们了解刘宾雁达到的人道主义的新高度是必要的。
广义而言,世界性现代化始于两个历史过程: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德国哲学的建立、法国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欧洲文化和历史的延续与发展)。──包括本世纪被第一、二次世界大战践踏后仍然深植于西方各国的人道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精神分析法等)。它们提供了人类现代历史的精神基础:人的发现、人的复活、人的价值的肯定和人的幸福的"此岸性",即相对峙于神权及其翻版──专制主义的人道主义。另一个历史过程,是由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直到目前方兴未艾的技术革命和科学进步。
前者,固然需要继续做出对人性和人性的历史发展的更深刻、更正确的发现,需要倾注更强烈的关注,后者也必须对人性提出越来越高和越来越复杂的要求。现代化最合人性的目的在于它的精神方面,人道内容应当是其中的核心部分。离开人道中心,科学技术将成为最难控制的灾祸,经济繁荣不过是高效率的奴役,哲学及艺术将充满谎言,堕落和退化将成为大趋势。
人们看不出哪种制度、哪个民族、哪种文化可以避开人道主义的审判。一部人类史,尤其是人类现代史,就是一部人道主义发展史。无论从生物进化史、自然史,还是社会发展史来看,都是如此。高尔基在未被斯大林、日丹诺夫等人弄昏大脑之前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人类犯过许多错误,但他身上有一种胜过他的一切过错的东西,这就是精神深处永远起作用的人道的原则。"
"文化大革命"最臭名昭著、其本质最充分显现的地方,就是对人道主义的空前践踏。林彪,"四人帮"的历史倒车,可用一句话来概括:用绞灭人性来改变现代化。用人道主义来衡量"文化大革命",才能得出真正有益的教训,一切不义和苦难才能得到公正的清算,正如纽伦堡法庭对纳粹极权制度的审判一样。
不仅如此,由于中国几千年传统社会的"皇权中心"本质上不可能出现纯正人道主义,由于任何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过程还会不断出现反人道主义现象,所以,人道主义不仅是彻底批判文化大革命的最有力的武器,而且是衡量和评判当代中国社会的最重要的尺度之一。
刘再复及一批理论家在与中国极左分子长期的"论争"中,充分地意识到人道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意义。他在回顾"新时期"(1976-1986)文学的成就时指出:
"新时期文学对人情、人性、人道主义的呼唤,其意义不应低估。这种估计仍然要考虑到我国特殊的人文环境。这就是说,不仅要考虑到人道主义的内容本身,而且要考虑到人道主义在中国的特殊的不幸的命运以及改变这种命运的艰难,从而理解作家在这方面的突破所具有的正义性和他们的作品所具有的重大社会意义。离开历史具体性而笼统地否认新时期文学的人道主义思潮的意义,脱离实际的盲目超前,不可能对昨天做出科学的评价,也不可能对明天有正确的选择。"
人道主义将长期地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在中国理论界、学术界争论下去。(这当然是极为重要的,这是因为:第一、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看重文化观念形态,它对社会对知识分子十分重要;第二、这种论争本身加深了人们对人道主义内涵的理解)。但是人道主义之所以有力,在中国还不只在于它的理想性质和道德魅力,而在于它的历史实践。
当代中国历史上,人道主义理论论争的命运充满了风险。从五六十年代胡风的"精神奴役创伤"开始,经过冯雪峰、秦兆阳、邵荃麟到七、八十年代李泽厚从康德那里借来的"人是目的"、高尔泰"美是自由的象征"、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文学主体性"、王若水等对"异化"、"人道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其间代价累累,步履维艰。而从人道主义的理论论争进到人道主义的历史实践,则需要更加杰出的智慧和崇高的道德境界。
刘宾雁作为一个新人道主义者,首先体现在对个体生命的人道主义把握和反省上。
1979年《人妖之间》的发表,标志着一种新的人道主义开始出现。《第二种忠诚》(以下简称"二忠")则是这种新人道主义的高峰。
总的来说,刘宾雁的个人经历和与他同龄而又投身于中国革命的人们有许多相似之处。对国民党政府的失望和反抗,渴望民主自由精神,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产生的爱国主义的民族意识,直接接受俄国、日本传入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影响,间接了解的西方自由思想。1944年入党之前,他已经通过自学的俄语和日语,直接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原著,阅读了中俄大量作家,如普希金、托尔斯泰、高尔基、鲁迅、茅盾、郭沫若的作品,那时他十九岁。(1986年9月2日,在接受《深圳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刘宾雁回记说:"千千万万的人,包括我个人在内,都是在自由和幸福的感召下参加共产党、参加革命的,很多人就牺牲在这个口号上。在日本统治时期,我们在天津唱的一首歌是《毛泽东之歌》,第一句是'密云笼罩着海洋,海燕呼唤暴风雨',这歌最后一句是'建设一个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日本人投降后,他一直在京、津、沈、哈等北方大城市生活,直接领略到已近尾声的中国革命的深刻意义,同时也直接体察到它那已露端倪的后遗症。
他是以一种真正发自内心、自觉的主人感迎接新中国的。年轻、纯洁、有才华,更重要的是,他的深厚的文化素养促使他永不背弃少年时代的誓言:为一个自由、民主而富强的新中国奋斗。他不会背弃这个誓言,这种十九世纪以来欧洲和俄国的理想主义在他身上已成"气质"。
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访问,给了他"很大的触动"。1954年,他随中国新闻代表团访苏,
任翻译。苏联《真理报》、《消息报》、《劳动报》介绍的列宁关于报纸要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观点,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956年,他随中国记协主席邓拓到华沙参加国际记者协会理事会。回国时途经莫斯科。这次出访是他后来写出《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也构成了他后期文学活动的历史基础。
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个人崇拜及其危害》已在莫斯科和华沙传开。他恰逢其时,接触了苏联五十年代著名文学评论家、具有独立精神的奥维奇金和各阶层人士,"打破了以往对苏联、对斯大林的迷信" 。(在远离莫斯科的奥维金的别墅里,刘宾雁整整一个星期沉溺在奥维奇金搜集的各种揭露斯大林独裁统治罪行的材料。其中有不少是来自苏联各地的申诉和"上访"材料。三十年后,刘宾雁自己也收到了成千上万封类似信件和材料)
这一系列经验与他本人遭遇的结合,根本改变了他的命运,改变了他的思维方式和政治态度。1955年,他被突然审查,达四个月之久,停止记者工作。虽然事后查清,有人模仿他的笔迹写咒骂周恩来、胡耀邦的匿名信,但他的心情始终很压抑。这段时间,正是反右运动前夕,中国政治生活已开始走上一条危险道路。在《中国青年报》从事工业报道的刘宾雁,已"目睹工业管理上严重的浪费现象,干部思想保守,群众积极性未能发挥"。此后,他又对官僚主义和保守思想提出"尖锐的批评",实践了他的俄国教师提倡的"干预生活"的口号。(奥维奇金的其它主张还有:"写实际问题,写当前存在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应该非常紧密地联系生活,而且应该全神贯注地、深思熟虑地和满怀爱情地对待生活"、"不要去逃避矛盾的现象、混乱的看来搞不清的、乱七八糟的复杂的现象,应该有信心地把错综复杂的现象弄出底细,把矛盾的结解开"、"迎接矛盾迎接困难这件事,甚至可以说是作家职业的义务"、"假如生活永远是那样平静,一帆风顺,鸦雀无声,那么也就没有什么可写了"。显然,这些观点在刘宾雁的作品里,在他的人生实践中,是得到遵循的。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刘宾雁对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的理解和表达,要深刻、广阔得多。)
1957年4月,刘宾雁担任《中国青年报》编委。刘少奇曾对《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发出指示,上海有家大纱厂工人罢工,应派人前往报道。刘宾雁立即赶到上海,写了《上海在沉思中》,"赞颂这种思想(敢于在共产党国家内报道工人罢工)的活跃",并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现在很需要一个当年象鲁迅那样敢于跟周扬同志争斗的人。(与许多文艺界人士一样,自四届文代会周扬本人对自己几十年作为作了反省后,刘宾雁也完全放弃了以前对周扬的看法,并对他晚年的彻悟深表赞赏。)更严重的是,他还批评上海市委在鸣放中"没有按中央指示精神办事,反复无常,致使很多人不敢讲话"。这就开创了在报告文学(通讯、特写)中直接点名批评权势人物的先例,为此,刘宾雁付出了不低的代价。他很清楚:"因为点了原上海市某负责人的名,这一下可摸了老虎屁股,不少人总以为我被打成右派,是因为写了《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其实,主要是根据《上海在沉思中》这篇报道定性。"
以后,他被打成极右分子,1958年-1978年间,十二年在农村劳动,三年在机关"牛棚"中劳动,五年做报社资料管理工作。"当'右派'的22年中,继续思考中国问题,利用管理外文资料的机会研究苏联;林彪死后,恢复了解放后因厌恶教条主义而中断了的理论学习。"(引自《刘宾雁小传》,《钟山》85年第4期)
1979年2月,他的极右问题得到"改正",便立即写出《关于"写阴暗面"和"干预生活"》的论文;同时,到上海进行22年来的第一次采访;同年九月,发表报告文学《人妖之间》;年底,为了保持与中国现实的密切联系,谢绝了"官场"邀请,任《人民日报》记者。八十年代出访美国、法国、西德,外部世界给了他极为深刻的印象。
刘宾雁的上述经历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与巴金等不同,他是中国革命内部孕育出来的更年轻的一代人,中国革命(尤其是后期,1949年以来)的所有重大事件他都经历过,而且是以主人翁和理想主义来参与的。与其他经历类似然而较为幸运的作家不同的是,他正当对生活充满期望的年华,受到来自社会大挫折的打击,直接感受到历史激变产生的灾难和痛苦;更为重要的是,1979年以后,他继续实践着自己的"为一个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的誓言,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历史,他以失而复来的社会地位,以几十年沉重的人生负荷,一次又一次地投身于中国社会,在自己身上实践着人道主义的理想。
1986年11月21日,在天津南开大学,刘宾雁对几十年生涯作了一个简短的总结,对人们了解一个正直、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充满困惑和风险的人生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视角:
"我是到去年才真正悟通了一条道理,就是在1957年的夏天,我刘宾雁唯一可走的路,我最好的出路,就是当右派。……我在这儿决不是故作惊人之谈。……假如我不是右派的话,我的下场将是什么。第一、假如我当时没有说什么错话,没有做什么错事,没有写什么文章,安安稳稳地过来了,那么,我就会是一个养尊处优、深居简出,跟中国的群众中国的人民距离越来越远的这样一个文化官员。这样的人,在我们周围不是没有,而他们的命运我是不羡慕的。这是一条出路,因为1957年我的条件已经不错了,我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收入都是不错的,很可能走上这条路,我那年肚子也开始大起来。32岁,是比较老的右派了。第二条路,就是我有了一些问题,但是还不够给我戴帽子,记在帐上,那么到了1962年空气一度松弛的时候,我会继续说话,继续写文章,那么,1962年没有搞什么大运动,怎么样呢,就再记到帐上,然后到了1966年,必然会新帐老帐一起算,我这条小命就没了,活不到现在。第三条出路呢,就是我会是一个文化大革命狂热的拥护者,成为一个造反派的头头,会跟张春桥挂起勾来,因为我跟他还有一点交情,成为一个造反派的头头,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那么现在我就跟姚文元一样住在秦城监狱,那就更惨了。大家想想看,还有没有另外的道路?没有。即使我是一个很勤恳的人,我还有几分才华,那么这22年我能写什么?我能写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在一个不许说真话的年代,无论是一个记者或者一个作家,我能做什么?……在这22年间,我得到了很多东西,相比之下,我丧失的东西,由于刚才说的种种情况,相比之下,我得到的更多一些,其中有一点是很可贵的,就是我离开了中国的官场。"
这也许不是一篇人道主义者的宣言,却是一篇充满人道主义气息的自白。
1979年以后,从漫长的一代人以上的人民的巨大苦难中走出来的刘宾雁,从对无数偶然的、零星的、个别的各种形式的命运的观察、同情、怜悯和忧虑中,逐渐"悟"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一个最大的真实:在称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里,人民的命运如何?历史和人民命运的最本质的关系是什么?
从1979年发表《人妖之间》到1986年发表《未完成的埋葬》,刘宾雁终于得出了一个历史性的结论:人民是不会错的。这是刘宾雁的新人道主义基本结论。
诚然,历史上各个时代,各个民族和各个阶级的人道主义者都是从人出发,以人为中心,人为目的,人为尺度;也有许多人道主义者,如反法西斯斗争中的东、西方作家、反独裁统治的人道主义思想家,都不是从抽象的人性出发,也不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从感性或理性基础出发,而是从具体的历史时代出发关心人的命运,关心人民的命运;而刘宾雁人道主义仍有两点新的重要的内容:第一,它是在与已往所有的社会制度不同的社会中(它宣称人的命运已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通往"理想王国"的大门业已打开,等等)重新展示人的命运,它有了完全不同的历史内容;第二,更为重要的,刘宾雁在中国当代社会的特殊历史进程中,确立了"人民至上"的新的人道主义纲领。这两点中,前一点,使他突破了社会主义国家不再存在人的命运这个神话,后一点,使他的人道主义获得了历史的最真实的基础。
匈牙利卓越的哲学家、文学批评家卢卡契(C Tcorg LUkacs,1885-1971),在《左拉诞生百年纪念》(1940年)中对左拉的评价,对了解刘宾雁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是有借鉴意义的。卢卡契在总结左拉一生的时候写道:
"因此,左拉的命运是十九世纪文学上的悲剧之一。左拉是那些杰出的人物之一,他们的才能和人格注定了他们要干最伟大的事情,但是他们受到资本主义的阻碍,不能在一种真正的现实主义艺术中完成他们的使命和明白他们的职责。"
这个悲剧性的矛盾在左拉毕生的工作中是很明显的,由于资本主义无法征服左拉这个人,这个矛盾就格外显得明显了。他光明正大地、百折不挠地、毫不妥协地沿着他的路一直走到底。青年时期,他曾经为新的文学艺术勇敢战斗过(他是马奈和印象主义者的拥护者),在比较成熟的年代,他在德莱孚斯事件中又扮演了反对教会和法国参谋部的阴谋的战士的角色。(德莱孚斯案,1894年,发生于法国军方陷害犹太血统军官德莱孚斯冤案。左拉获得有关材料后即投入为德莱孚斯伸冤的斗争,发表一系列演讲、文章,1898年1月发表题为《我控诉》的致共和国总统的著名的公开信,招致反动势力迫害。1898年7月被判一年徒刑和3000法郎罚款。左拉在宣判当天逃亡去英国,次年四月回国。)
"左拉为进步事业而作的坚决斗争,将比他的许多风行一时的小说活得更久,而且将使他在历史上与伏尔泰齐名。象左拉维护过德莱孚斯一样,伏尔泰也维护过凯拉斯。"
卢卡契最后的评价无疑是正确的,而奥地利进步作家斯*蒋威格在《异端的权利》一书中论及此事时,发有了更有价值的看法。他在论述距今三百多年前受加尔文迫害的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的人道议献身精神时写道:
"读者切勿认为卡斯特利奥抗议审判谋杀米圭尔*塞维特斯 可以和更著名的伏尔泰抗议琼*凯拉斯案、左拉抗议德莱孚斯事件相提并论。这样的比较当然一点也不贬低卡斯特利奥行为上知道德上的崇高。但伏尔泰为凯拉斯辩护的时代比较讲人道。而且,作为一个著名的作家,他可以指望得到国王们和亲王们的保护。同样,左拉有一支看不见的军队──全欧洲和全世界的钦佩做靠山。伏尔泰和左拉无疑地是拿他们的名誉和安逸冒风险,但他们没有一个是冒生命危险的。可那就是卡斯特利奥敢做的。他知道在他为人道的斗争中,他不幸的头脑要重新贯注于他生活着的、残酷的世纪所有的不人道。"
无论是左拉、伏尔泰还是卡斯特利奥,都是历史上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但他们为之奋斗,为之辩护的对象都是个别人物、个别事件(当然包含了巨大的正义性),而刘宾雁一方面用他的笔同他们一样为一个时代的正义战斗,同时也直接地为具体的不幸和悲剧辩护。在这两方面,刘宾雁都是怀抱"人民至上"这个最高原则来处理一切问题的。中国许多老百姓都知道,除了官方渠道外,鸣冤叫屈的另一个渠道就是人民日报社的刘宾雁。1979年他本人的冤案澄清不到半年,他就为成百上千桩冤案奔走,成千上万封"上访"材料、信件通过各种方式转到他手里,每天还有许多人辗转找到他。这决不只是一些个人不幸的各种怪事,而是一部当代中国的苦难史。刘宾雁的许多报告文学题材都是直接从几万封申抗诉材料中获得的。他只能以他那支笔为无数蒙受了巨大不幸的中国老百姓呼吁。显然,刘宾雁的辩护,具有左拉、伏尔泰、卡斯特利奥一样的人道主义的正义感,而在中国现时条件下,在刘宾雁本人的处境中,这样做需要付出更大的个人牺牲,对于一个被迫中断二十二年写作的有责任感有才华的知识分子,这并非易事。
刘宾雁的"人民至上"观念不限于对人民蒙受的不幸和苦难的同情,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中国人民在哪些方面以及怎样蒙受不幸和苦难的,这就要求他从一般的、笼统的同情转向深刻的历史分析。不"把被掩盖着的、因而不能被人直接觉察的现象之间的联系即本质揭示出来" 对人民命运的同情就失去了现时意义,"对于人民和对于社会有坚定信心的人,是不必回避现实生活中真实的矛盾的,……从为人民和为社会主义的立场出发描绘我们的现实,既不会使人高枕无忧、陶然入睡,也不会使人惊慌,沮丧,反而会使他们振奋、清醒,以加倍的信心和和勇气投身于现实的改造。"(米圭尔*塞维特斯,西班牙人,受加尔义迫害,被斥为"异端",判火刑。)
之所以称刘宾雁是人道主义者,确认他对当代中国人道主义关注的价值,就在于他始终是以人为对象为中心来研究和描绘、判断一切的,在于在传统人道主义者那里作为永恒和抽象概念存在的人性,在刘宾雁这里展开为一个历史过程,并且以人民加以取代。
从这种新人道主义出发,刘宾雁对当代中国人作了两大方面的深入分析。一方面是中国人人性历史性的退化,一方面是新的人民性开始出现在中国人身上,这两者都是辩证地通过历史自身发展逐步实现的。
为了分析方便,我们主要通过刘宾雁的若干言论来讨论他关于中国人人性历史性退化的种种忧虑,通过《第二种忠诚》及其续篇《未完成的埋葬》(以下简称《二忠》和《未》)来讨论新的人民性的历史性意义。
从道德、理想、政治素质、个性、经济、身体等几乎人性的一切主要方面,刘宾雁发表过一系列看法,它们大致可分为个人内在素质、内心生活与社会生活、社会素质两大方面。
前一类,刘宾雁指出,经过文化大革命,许多中国人良心消失,忏悔心情消失,不能独立思考、信守诺言、相互仇恨、猜疑、冷酷和仇恨成为美德,弄虚作假、嫉妒成性、告密成风,刑讯逼供,野蛮残忍,没有思想,健忘,易满足,用幻想代替现实,尤其是刘宾雁称之为"精神平均主义"的庸众哲学,"咱们这个国民性就不承认优秀的杰出的、天才人物……",(引自《艰难的起飞、序言》) "中国人不承认杰出、不承认才智上的豪杰,但它承认暴力的豪杰,不承认出类拔萃的天才,不承认有奇特性格的人……",(引自1986年11月7日在上海《改革中社会中问题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 "为什么越是优秀的人,越是杰出的人,在中国越难生存?中国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庸才的天堂?这难道是一个小问题吗?"(引自1986年11月21日在天津南开大学的讲话)
普遍的人性沦落,这个历史的最大悲剧,其根源就在历史当中。马克思曾经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一种"现实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就是"人性的全面复归","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然而,不抱偏见的人都清楚,近四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并没有出现这种"现实人道主义",人们绝对看不到"人性全面复归"的倾向。至少截止文化大革命结束为止,中国人的普遍堕落是骇人听闻、难以理喻的。"历史上一个落后民族侵略一个先进民族,然后倒退,这种情况在外国有,在中国也屡见不鲜。但是,一个民族无端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自己发了疯,用最革命的口号,用最高尚的、最圣洁的词句,把自己毁到这种地步,……这不要说建国以来,这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人类有史以来,不说是独一无二的,也是很罕见的,我看是独一无二的!"(引自1986年9月15日刘宾雁在黑龙江省记协召开的新闻会上的讲话《我的新闻观》)
原因何在呢?一种说法是,历史总是曲折前进的,不必大惊小怪(因此"文化大革命"再过七、八年又来一次,也无不可!);另一种说法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封建大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不可避免地要付出沉重代价,谓之"缴学费"。现在,中国人中稍能思考问题的人都很明白,这两种说法虽然强调的方面不同,都只有一个目的:歪曲和掩盖中国人民所受灾难的根本历史原因,为错误和罪行开脱。
1986年12月4日,在《福建青年》复刊百期座谈会上,刘宾雁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他批评中国人忘掉了历史,认为中国人本来有三次机会可以扭转颓势:"五六年放过了一次机会,五九年大祸已经铸成,饥饿已经开始,有了彭德怀出来,不只是一个彭德怀,后来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许许多多人开始讲话了,又放过一次机会。1962年是中国历史给我们提供的第三机会,因为多少人饿死了,毛泽东也不得不承认错误……,结果,八届十中全会,一下子又把中国历史引上了那么一条道路,变本加厉了。……那一段历史全忘了!从1958年至1966年那一段有什么教训?共产党犯了一些什么错误?毛泽东本人有什么问题?大家一概忘了。所以,没有一场文化大革命的话,现在就是1964年、1965年那个状况,那更可怕。所以,这些东西是在劫难逃。这些代价是必须付出的!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中国人只配有一个文化大革命,它为为什么不发生在别的国家,偏偏就发生在中国呢?大家想想当年我们的狂热劲,我在牛棚里还跃跃欲试,想出去贴大字报,参加造反派,只是人家不要。我们的可悲不在发生过这么一场文化大革命,也不在于丧失了那么多时间,我们的可悲在于,到今天为止,我们还不知道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哪一个人能说得清一、二、三,文化大革命是怎么产生的?它的阻力是谁,谁从这里面得到好处?是红卫兵吗?当然不是!它的前因后果我们现在还说不清楚。"
这里,中国人人性堕落就不只是一个抽象的国民性问题和单纯的传统文化问题,而是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要发现和解放这个问题,当然也只能回到历史中去。《二忠》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同时,它还展示了一种更高的人道主义的历史范畴,人民不会因为灾难和不幸而人性泯灭;相反,正是在人性普通沦落的时代,新的更坚强的人性因素总会以与时代最适应的形式表现出来,那就是:人民不仅是不朽的,从历史的角度看,人民是永远正确的。这是社会主义国家中人道主义的新发展,是人道主义不可能轻易被取消的最可靠的根源。
1986年12月4日,刘宾雁在《福建青年》复刊百期会上揭示了一个极重要的思想,从人道主义发展史看,是一个崭新的已为历史证明的真理。
"假如党性和人民性发生了矛盾的话,那就是这个党本身出了问题。我是这样看的。五十年代以来的历史就是这样一部历史。人民是不会出问题的。这个人民是在广义上的、宏观意义上的人民,而不是某个局部,……从广义的、宏观的意义上讲,人民本身是不会有错误的,如果有错,也是当时社会的历史原因造成的。"
这个重要思想,在《二忠》中,已得到历史的和艺术的表达。
《二忠》(《钟山》1985年第1期)是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社会科学的纪念碑式作品,标志着当代中国历史发展和精神发展中最值得研究的范畴的出现,标志着历经坎坷之后若干新的因素、新的可能性,新的思想和新的人物的出现,也标志着一种新的人道主义原则的确立。
1976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后,中国文学中出现了在重重苦难中挣扎过来的伤痕累累的幸存者,人们从漫长的恶梦醒来,竭力从令人绝望的深渊中走出;同时,由于专制蒙昧统治的巨大历史灾难性,虚无主义,玩世不恭、市井哲学、逃避现实,非理性矫情……,作为专制主义的衍生物也在蔓延。后者固然只能继续干扰中国人对自身命运的认识,前者也很难发展成一种真正强有力的抗议和控诉,更不易对中国的腐朽力量进行挑战。
《二忠》已不再停留在软弱苍白的暴露和抱怨上,不作是灵魂和道德的呻吟,而是以一种全然不同的姿态来面对历史、面对现实。
1985年,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已近6年,历史提出的对整个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进行根本反思的任务不仅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反而不断产生新的问题,特别是极左势力的某种程度的复活和反扑已经直接危及着中国现代化的命脉,不对毛泽东时代的错误和罪行进行透彻的分析和批判,不检讨那个时代骇人听闻的悲剧,不重新找到表现时代精神的真正人物,就不可能有任何实质性的进步,随时可能走老路。
正是出于这种对中国人共同命运的深切关注,《二忠》在若干年来无人敢于叩问的政治、国家机器、历史、法律、外交、道德、意识形态、人性等重大问题上,高度概括而又异常具体地反映了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历史,集中地体现出刘宾雁的政治智慧、历史洞察力和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
《二忠》在几个方面同时突破了几十年来关闭的重大禁区,在两个普通中国人身上打开了一些巨大的历史缺口。
首先,这两个真正的"小人物"都"越过了中国公民绝对不准逾越的界限",给毛泽东写过劝诫他悬崖勒马的"万言书",打破了对毛泽东的评价的垄断。中国读者破天荒读到这种史实:在毛泽东一意孤行、权威达于极致的两个关键年代(1964年和1966年)两名普通士兵,用几乎同样的言辞,恳请毛泽东三思,要求他刹住"三面红旗"和文化大革命的启动,并誓告他可能出现的可怕前景。
在此之前,中国人只听到最高领袖们的声音。他们解释历史,评判是非,他们公布行为准则,制定国家大法,控制整个社会,一切都天经地义,绝对禁止讨论,遑论不同意见!
刘宾雁人道主义的"人民至上"主义,促使他中止这个巨大的讽刺:在一个人民共和国里,人民是主体和最高权威,这难道还需要证明吗?两封"万言书"无情地、毅然地"超越"了大人物们的"世袭领地",像两把利斧,劈开中国政治中心的黑箱。哪怕范围极其有限、影响被控制在最低程度,两位作者都饱受铁窗之苦;但这一切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坚冰已被打破……。
把"万言书"这种行为放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又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十来年后去研究,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人们会注意到两个事实,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最早最大的极权分子秦始皇奇迹般地受到充满敬意和尊重的"评论",这位"蜂、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恒而不信人"、"天性刚戾自用"(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大法家"(用"四人帮"的语言应译为"大革命家"、"历史的促进派")成为历史进步的一个象征。这是在两千多年公开后重温"皇权中心"美梦,向人民示威,全面倒退,旗帜鲜明的反动号召。无独有偶,尽管赫鲁晓夫撕开了斯大林脸上的面具,中国人仍然尊之若素。这两名历史人物不过最典型地表明了一种现象:权力欲、权力狂。这种欲狂必然走向最大的不义和虚伪,在一个称人民为主人的国家,它又必然处于深刻的不可救药的历史性裂深渊。堵塞言路,杜绝批评,便成为维护和美化最高政治权势人物这一必须不间断地进行下去的谎言史。
在《二忠》披露的"万言书"中,年轻、天真、热烈的作者直截了当地向毛泽东指出:
"我认为,中共中央近来在国内外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犯有一系列严重的错误,其中有一些属于原则性方向性错误。本来,任何政党和个人在漫长的历史征途中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是不是为怪的,但是最危险最可怕的是中共中央至今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犯了什么严重错误……"
历史常常以一种奇特的、反常的方式表现自己。从人道主义者的角度看,人世间没有凌驾于一切生灵之上的偶像,人类精神的自由本质总会找到相应的形式实现自我存在的价值。在中国,既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也就不可能禁止人们永不体现自己的"主人"意识。这种意识要变为历史真实,成为一种实践过程,则取决于复杂的无数偶然因素所造成的一种历史抉择。这就是真正的历史辩证精神,也是刘宾雁新人道主义的历史内核。这种精神、这种内核的另一个内容必然引出"历史主体"的思考:
"谁是永恒的,共产党不是早晚有一天要解散,真正永恒的是人民!"
《二忠》里两封万言书向毛泽东提出尖锐的批评,展开了新的历史挑战:
"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或个人迷信……你老人家实质上不允许别人批评你的缺点错误,对于稍微尖锐一些的原则性批评,马上翻脸,进行残酷斗争和打击。……什么南斯拉夫、苏联、波兰、匈牙利、法国、意大利、美国、印度……那些国家的共产党都会犯错误,唯独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例外……,你口口声声说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但事实恰恰相反,远的不说,1957年到现在,哪一个'批评'毛泽东思想的人有过什么好的结局呢?"
接下来,"万言书"满怀忧虑地预感到,迟早总有一天,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等等在内的许多中央领导人都可能被打成反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最后,作者告诫毛泽东"千万不要重蹈斯大林的覆辙!"否则,"不错则已,一犯错误就错到底,后患无穷,"他以中国古代智者老聃"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和热爱真理胜过生命的生死观,即使在"临刑前,仍要诚恳地告诉"毛泽东:"丘比特,你发怒了,这就证明你错了!"
无论人们对两封"万言书"的内容持何种看法,这种行为本身意味着人民已开始思考自己的历史处境,退出或让出历史舞台只能与自己的本质相冲突;它意味着,中国人民初步地感觉到,把自己的命运转让给任何一位"伟人"都是有害的,人民在精神上正处于一种陌生的"离析"过程,他们一方面几乎是本能地警觉到"伟人也可能出错"的巨大后患,暂时还无法在"伟人"的精神世界以外去发现真理,但这一进程毕竟开始了:人民与自己的代理人(领袖、政党)之间并不是永恒的统一体,相反,深刻的内在矛盾已经潜在于两者之间。"万言书"乃是这种"新关系"的十分典型的历史性表达。刘宾雁在大段引用"万言书"中加进了几句评论,简洁得异乎寻常,却也重要得异乎寻常:
"引文已经很长,但是这才仅仅是陈世忠(主人公之一)写给党中央的几十万上言书的几百分之一。它有一定的历史文献价值。时间是中国刚刚经历过主要是人为原因造成的大饥荒之后不久,作者是在九死一生的境遇之中。陈世忠不可能是个先知先觉。党内水平比他高出许多倍的有识之士多得很。难得的是他在那种境地中竟然如此坦率地陈述自己的政见。一个年仅26岁的非党青年,又是从事科技工作,对中国社会和党内政治状况所知甚微的人,他的见解不可能绝对正确。"
历史已将证明还将继续证明,两封"万言书"的公开展示,大大拓展了中国人的政治视野和人生境界,撕开了中国政治生活中最巨大的迷障和最森严的禁忌。刘宾雁将这一类似中国封建专制社会中的"死谏"冠以"第二种忠诚,"但那特定的历史内涵和人道主义的新因素,实际上已远远超过传统意义上的"忠诚",它是一种有生命力、有前途、合符人性也合符历史真理的全新的精神范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甚至在整个中国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独立而非依附、清醒而非盲从、从人的本质出发而非无条件地绝对顺从、服膺真理而不崇拜任何偶像的批判的人生观。这里包含着一种新的发人深思的政治概念、道德标准和价值范畴的萌芽。凡是读过《二忠》的读者都会震慑于作者的胆识,都会为以"第二种忠诚"来概括"在中国政治原野上虽然贫弱而稀少"的新的政治品质而深受启发。
对一个彻底的人道主义者,通向自由的道路就是自由实现过程自身,这种过程的最初形态总是某种潜在的念头、意志、不成形不成熟的思想;每一种典型的社会现象,无论它带有普遍的或是个人别的、主观的或是客观的特性,无论它在何种范围内被社会所接受,它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将会以何种形式存在下来,只要是从人出发,就是有意义的;如果它本质地体现出整个时代的要求,进入与人民命运攸关的重大问题,则是不朽的。充分地估计和关注这些典型现象,从人民本身来描述真实的历史图景,才可能对人道主义的当代命运做出正确回答。
只有这样,人道主义在当代中国才能从纯粹思辨的处境中获得新的活力,也只是这个意义上,以反映"人"为目标的一切艺术,才可能形成自己的历史风格,反过来给予社会以有益的促进。
简言之,人道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存在意义,就在于不仅从一个稳定的,僵滞不变的抽象历史去考虑人的命运(那常常会走上黑格尔"存在=合理"或东方神秘一宿命主义的老路),而要从一个变异的(哪怕仅仅是开始)、积极有为的发展中的现实中去揭示人民的使命。刘宾雁曾经对中国国情作了一个简单的说明:
"中国处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衣食问题没解决,人们的基本权利没解决,……还是那句老话,中国毕竟是中国!"
《二忠》里的两封"万言书"就是在人民有权评论任何个人和任何历史,有权过问决定自己命运的一切事物这个根本的意义上,历史地、具体地体现了新人道主义"人民至上"的本质。
"第二种忠诚"既然是人道主义的新的突破,它就自然要对它那个时代否定人、尤其是否定人民的情况进行审判。这主要集中在生命问题、人是目的还是工具等方面。
生命是一切人道主义者思考和珍视的唯一对象。尽管历史上不同民族、阶级、宗教对待和处理生命有不同的方式,但随着人类本身的发展,不蔑视、不侮辱、不迫害、不滥杀、生命已成为一切文明民族公认的准则。对生命的直接态度,是衡量一个时代进步、文明与否最要紧最后的试金石。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德国纳粹运动一样,最臭名昭著,最令人恶心的,是对生命肉体的直接摧残和亵渎。历史上天灾,战争瘟疫中死去的人不比这种"革命"、"运动"少,但却远末像前者一样由于出现那么多对生命本身的无端杀戮,而引起人类良心的震栗。中国当代史中,令人最失望最沮丧的,就是连绵不断的对生命的直接具体的否定,令人最愤怒最反感的就是这些行为的虚伪、强暴和无耻。社会本质总是首先反映在对待生命的方式上,这是任何国家、任何制度都不能享有"治外法权"的不可移易、不受任何力量约束的最高定律和根本大限。
《二忠》就是由一桩滥杀犯人案开始的。"万言书"作者亲眼目睹了"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一百多名犯人的面干下的杀人罪行。""第二天收尸的时候,尸体还是热的!这说明李植荣并没有死,有十几个小时可以抢救!而旁边一直有一个解放军看守!……那李植荣,原是个体育教员,1957年被捕,说是反革命。他不服上诉,刑期由十年改判十五年。肯定也是个冤案,要是活着,也该平反了。可是他服刑期间那么顺从,卖力干活,还给杀死了。这不是冤上加冤吗?最可怜他那个妻子,胡凤兰,1961年还到兴湖农场去探过监,住过一段时间,回乡后生了一个男孩,起名'小早'想是盼望父亲早日释放的意思。这个孩子连父亲的面都没有见过,现在该有二十多了。母子二人至今还以为丈夫和爸爸是一越狱逃跑被击毙的反革命分子!"目击者"和李植荣非亲非故,也不认识他的妻儿",但是1981年4月15日他本人的冤案平反以后第三天,他就不断地奔走,为死者鸣冤,要求惩罚凶手。他在《人血不是水》中呼吁中国人"想一想,死者的亲属──年轻的寡妇和孤儿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想一想,人民钢铁长城的声誉怎能让杀人凶手玷污!想一想,这些制造假象、杀人邀功的败类至今还隐藏在党内、军内,成为我们事业的接班人!再想想,这件事本来很可能轮到你、我、他的头上,如果被害人是你的亲属,你又该怎么想?……还有,这种事若不查个水落石出,连同'文化大革命'一切彻底否定掉,你能担保今后不会再发生吗?"
刘宾雁评论道:"问得有理,……然而引起我思索的却不是他的这些观点,而是他的那种感情,说起来似乎也很简单,无非是古已有之的人对人的同情吧,但是在陈世忠身上,这种感情为什么这样强烈,如此执着,本人二十年的凄凉遭遇没能冲破它,几千万人经历的旷古浩劫(那十年,死一个人又算得了什么呢!)也未能使它麻木呢?"
这里,刘宾雁和《二忠》的主人公,还给生命以严峻险恶的现实性,生命价值和民族浩劫之间产生出了一种空前深刻的悲剧意识,同时产生出人道主义者基于对生命的尊重而发出的对时代的质问和抗议。强烈而执着的"人对人的同情"在几千万人的悲剧命运中获得了宽广的新的内涵。
历史首先是生命存在。所有不分黄、白、黑、不分阶级、不分时代的人为存在。当"极左"分子仍在理论战线驳斥"人道主义"、"人性"、"母爱"时,刘宾雁坚决地举起人道主义的旗帜,讴歌生命的可贵,坚决反对以任何方式贬低生命,坚决站在同情人、怜悯人、关心人、为生命无条件地斗争的"勇士"──人道主义者一边。有千百种理论指责人道主义者的天真、迂阔和痴心,但千百种理论也不能越过生命去否定人道主义。对生命的承认和珍视,虽然不是政治家所要时时顾及的问题,却是他们永远无法摆脱的一切立法的基础。
刘宾雁痛切地说过:"……刑讯逼供是什么意思,那是最野蛮的东西。……是对人身权利最严重的侵犯!"让我们呼吁,一个社会纵然有无数理由需要维持基本的秩序,需要必须的惩治手段,但是,理解和珍视生命、尊重和保护生命,这应是更基本更必需的事情,我们的整个国家制度,专政机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都把生命作为建立规则、秩序的基础,我们所有中国人都应念念不忘:背弃对生命的人道主义态度,我们将不会有任何出路,自化脓血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
1986年11月21日,在天津南开大学的演讲中,刘宾雁对当代中国的十个方面坦率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在谈到人道主义的命运时,他说:
"人道主义的地位是什么?它到底是目的?还是手段?……在俄国发生十月革命时,当时在极其特殊的条件下,斗争是非常残酷的。有一个清醒的政治家,当时在德国已经被逮捕了卢森堡,一个女革命家,给列宁写信,写了本小册子,向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提出忠告,说你们一定要注意,无论革命环境如何的艰苦、如何的残酷,但是希望你们注意你们采取的手段,不要太暴烈,手段应该是人道主义的……回顾我们几十年的历史、几十年国际共产主义的历史,我认为有这样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国际上,共产党的威信是怎么样被破坏的?头一个就是斯大林的所谓肃反扩大犯,……这是对共产党威信的第一次打击;第二次打击,就是文化大革命;第三次是最厉害的一次,就是柬埔寨波尔布特,我们扶植起来的。……就是在78或者77年,'四人帮'刚刚垮台不久,当时华国锋当政,汪东兴也去过一次柬埔寨吧。这一次流血,这一次屠杀,我们是不知道……手段和目的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考虑!"
手段与目的,人与历史,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历史规律与道德实践,历史决定论与人的主观意志,个人选择与国家之间的经典理论上去。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人是手段还是目的,这不是一个经院哲学问题而永远是一个现实问题。
《二忠》对"雷锋精神"进行了无情的嘲笑和批判。"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其全部哲学意义和政治学概念就是"毛主席怎样说,我就怎样做,"其全部人性概括就是"螺丝钉"精神。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共产主义是人的全面解放,人们无论如何不能在雷锋这个被誉为"伟大的普通一兵"身上感受到有关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的目的这些基本范畴的存在。当人成为另一个存在(无论是上帝、皇帝、还是领袖、伟人)的无数前提之一,成为实现那个存在的意志的手段时,那只能称之为"异华"。一种异华的甘心做"工具"的人格,被抬高到几亿人模仿的偶像高度时,一切伦理道德就无从说起了。这种虚伪至极的道德偶像一旦成为数亿人民的遵奉楷模,人的任何神圣尊严就不复存在了。
《二忠》主人公具有与雷锋一样的遭遇,拥有比雷锋更"公而忘私"的品质,但他在最基本的方面,也就是人的自觉意识、主体精神、人是目的这一点上,与雷锋有本质的差异:
"……我认为雷锋并不是一个完善的典型,他身上有着严重的甚至致命的弱点,……他唯上级命令是从,从不知抵制上级的错误决定,……它预先就断定了你(指毛泽东)永远是绝对正确的,不但你过去和现在说的话是绝对正确的,必须句句执行,而且连你还没有说出来的话也早已注定了句句是真理,雷锋早就准备去照办了。……一旦你说错了话,你代表党中央做出了错误决定,又有谁能够出来帮助你们纠正呢?都像雷锋那样,连想都不敢想,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发现错误和纠正错误呢?"
雷锋作为一种伦理人格标准,在理论是荒谬的,在政治实践中则是危险的。刘宾雁在谈到这个人物时,坚持了人是目的这个人道主义原则。他指示:"为了贯彻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就需要工具,雷锋就是一个应运而生的、极其有用的典型。"(引自在上海《改革中社会问题学术讨论会》会上的讲话)
在雷锋精神熏陶下成长的一代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工具或成为工具的工具。这种道德模式有两种荒唐。首先,它是毛泽东个人意志万能和权力至上的一个粗糙的幻影,它所宣扬的一整套人生哲学和社会斗争方式,都是以把自己变为手段为前提才能实现的,这就从根本上取消了它的任何论理性性质;其次,如果一定要把它作一种社会伦理形态,并且尽量去肯定雷锋个人身上的那些品质,那么至多它不过是这样一种伦理:几千年小生产私有者和精神文化奴仆对世界现代工业文明绝对无知而又疯狂仇恨的一个虚幻的意识。
离开了社会进步,离开发经济发展,离开现代文明大潮,一切道德说教,不论由多么有力的人物和力量加以倡导,都是不可能持久,至多成为研究一个特定时代反常人格模型的材料,绝无可能在人类正常的道德、伦理和精神发展上留下什么痕迹。
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是不平坦的,人道主义者的命运同样如此,这才使得中国人对人道主义怀抱着十分特殊的感情,人道主义和它的高扬者将长久地受到人们的关注。在中国人解除不幸,争取进步的奋斗中,人道主义者将是最英勇最坚定的先锋,这是我们相信的。
刘宾雁与当代中国(四 极"左"阶级的公诉人)
──东方的、中国的、掌权的"极左",它的核心就是对人的仇视,对人的冷酷,对人的蔑视,对人的猜疑,对人的侮辱,对人的践踏和对人的残害。简单地说,就是不把人当成人。
──刘宾雁《被遗忘的人和被疏远的文学》
中国当代史的一个极其突出的现象,是"极左"力量问题。它长期困扰着中国人民的任何历史进步,在整整一个历史阶段成为当代中国占优势的力量,是一种十分特殊,十分复杂,因而也是十分重要的历史课题。
"极左"力量在当代中国的强大存在,固然是多种历史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它自身的异常罕见的历史禀性却是任何其它历史-社会因素都不具备的。
至今为止,没有一种力量如此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历史,如此严重地影响了中国人的命运,又如此反常地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研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在相当广阔的范围内,"极左"力量仍然渗透和盘距在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毫无疑问,它们还将长期存在下去。
同时,"极左"力量的丧钟已经敲响,社会的每一次进步,人的自由的每一次扩大,都不利于它们的存在,两者之间的较量构成了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人曾经在几次与"极左"力量的较量中失败,又有几次错过了战而胜之的机会。本世纪末中国人的一项共同任务,就是彻底击溃"极左"力量,这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必须完成的重要的历史任务。这样,我们民族的生机才有可能重新焕发,人们心灵上浓厚的阴霾才有可能消散,中国社会中健康、积极、进步的力量才可能出现。
反对"极左"力量,将是一种异常艰难,充满风险的斗争,也是一种特殊的斗争,由于它是中国社会极其复杂的历史运动的特殊产物,因此,它的解决与它的出现一样,只能用一种中国人自己的特殊方式。在与之斗争的过程中,充满各种悖论,充满无数假象──包括"极左"力量倏然消失,中国由此太平的假象,因而也是需要耐心和智慧的斗争。总之,对于中国人,与"极左"力量进行对抗即使不是"最后的斗争",也是一场神圣的斗争。
"极左"力量是一种相当复杂而特殊的历史存在。它既显示为一条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路线,又是一种非常重要、隐蔽的经济分配制度;它既滥觞于中国封建制度、封建文化,又与西方哲学、政治思潮有关;它既是中国历代、尤其是最近一次大规模农民革命的现代继续,又是斯大林型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国版。它的种种表现形式,诸如党同伐异、唯我独尊、偏执疯狂、残忍奸诈、拒绝演变、鄙视生命、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从无忏悔之心、决无宽容之度等等,几乎集中了人类的一切丑恶。用刘宾雁的话说,"极左路线在中国的核心,就是对人的漠视,对人的摧残,对人的冷酷。"(引自刘宾雁在南开在的演讲。)"中国那条极左路线,它的特点就在于它对人的轻视,对人的践踏,对人的侮辱和对人的猜疑,它把人不当人!"( 引自刘宾雁在安庆"法制文学研讨会"上的讲话)。
从人、人性、人的处境和命运出发去研究"极左"力量,在所有研究"极左"问题的理论中提出了一个新的最基本的标准,也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这就把对"极左"问题的批判与党内不同政治理论、历史上不同政治路线的论争区别开来;把极左问题的全部本质(包括经济和一切社会权益等)与单纯的思想认识,工作方法、风格区别开来;才能拨开重重迷雾,通过"极左"力量对人本身的进攻认识到它的实质,从而对一系列问题得到新的认识。
这也是刘宾雁对中国的一大发现。"极左"路线从备受恩宠、备享殊荣到退避三舍,很可能是一种历史的花招,因为,对它的批判,指责它的一系列"过失"诸如坚持阶级斗争,坚持僵硬的意识形态,决不向任何异端和不同观点妥协,在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原则上拼死守旧,不惜冒犯芸芸众生的正常愿望,念念不忘斯大林牌号的"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特别是共产党与历史、人民发生矛盾(他们当然认为这本身就是"恶攻")时,无条件地站在前者一边其结果常常使"极左"力量不仅更加顽固,而且更加成熟,更加现代化。
现在,刘宾雁把极左力量对人的否定公诸于众,这个问题就豁然开朗了。能够思维的中国人立即懂得了许多东西。第一,这个道貌序然、决不敞开风纪扣(在公开场合)的极左分子(他们的装束都是那样不近人情!)不过是人类历史反复出现过的宦竖、僧侣、巫师、刽子手、迫害狂一类人格严重分裂、人性泯灭的末流,他们的一切行为动机不过是这类人自私虚伪的低劣邪恶的生存需求。第二,既是一些人类的蛀虫和虎狼,所有的好意、诉求、恳请、论辩有何意义呢?第三、同样是人,极左分子借助什么力量、什么方式对人开展进攻呢?第四,对于中国人来说,极左力量是否集中地体现了我们人性中的邪恶方面?
后两个问题,刘宾雁作出了他的回答。我们认为,这一回答与"极左""不把人当人"这一回答,是目前对极左问题的最深刻的揭露。他说:"极左路线,中国的极左路线,跟外国的极左路线不一样。因为他们是掌权的,掌权的极左,又是东方的国家,它核心的东西,就是对人的仇视,对人的轻蔑,对人的侮辱,对人的践踏,和对人的残害。这个事情,毛泽东早就总结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简单说:不把人当人。……极左路线把人变成了非人,把应该享受自由的人变成了没有自由的人,把应该是有独立人格的人变成了所谓驯服工具,把人变成兽。这个过程,就包括人的内心,中国民众心里良心的消失。一种忏悔心情的消失。作为人的特征的许多东西,独立思考,信守诺言,……良心消失了。……发展起来的是什么呢?相互仇恨、相互猜疑,冷酷;冷酷和仇恨成为美德。……在这个基础上,又造成了全民族的恐惧,对暴力的恐惧,对权威或者叫领导的恐惧。明明是在那里大行不义,但是我们可以袖手旁观,我们可以退避三舍,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可以把全世界都毁灭掉。……所以我说左的核心,中国的左,东方的左,就是反人性。"
这里,他的理论还不具有逻辑的完备和论述的严谨。但这丝毫不妨碍人们以这个纲领为基础去深入研究极左问题的起源、形式、影响,去完成一部"中国当代'极左'问题"方面的专著。
下面,我们试着从这篇文献提出的几个概念来初步地分析一下极左问题的几个重方面。
中国历史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特点,无论具体社会形态如何,它的基本方面总是能够保留下来。我们常常只有历史,没有时代,只有"一个",没有"个别"。"一"是全部历史的最高概念。当代历史的许多重要方面确实与传统社会有完全不同的内容(主要是具体的政治─经济制度),但是在文化深层结构,在意识的历史承袭方面,传统中国仍然具有不可置疑的影响。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一般性传统与现实关系的讨论,而是传统在哪些方面以及如何与现实发生联系的。
研究亚细亚社会及其生产方式的学者(包括马克思、思格斯和马克思主义型学者李亚农、王亚南等)对"东方"和"西方"的专制社会具有不同的特征都有大体一致的结论,只是在所有制形式和国家制度等方面(也是极重要的方面)有分歧。亚里士多德是欧洲最早把西方和非西方的政治组织形式加以系统区别的学者。在《政治学》中他作了如下说明:
"还有一种君主政体,它在各野蛮民族国家中常常可以看到,并与专制制度极为相似,但它是合法的和世袭的。因为野蛮民族比希腊民族更富于奴性,亚洲野蛮民族又比欧洲蛮族富于奴性,所以他们并不反对专制政府。这样的蛮族王制具有潜政专制制度的性质,因为它的臣民生来就是奴隶,而且它的王族也没有被推翻的危险,因为他们是世袭的和合法的。"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这里有分析东方"亚细亚"社会的很重要的思想,专政君主既然把臣民视为生来的奴隶,也就合法而世袭地占有他们的财产以及他们的全部自由和能力。中国古代君主称臣民为"子民",这显然不是古希腊罗马时代欧洲的奴隶主与奴隶的概念。中国古代专制君主与臣民的关系还有血缘宗族的更深关系,实际上是人间最高权威──父亲和子女的关系。这种关系必然要否认欧洲型的私有制,东方不存在真正私有制或者不存在合法私有制,这是东方专制主义的最基本的特征。
中国与其它古代东方国家(土耳其、印度、伊朗等),形成自己独特专制制度的另一个原因,是辽阔的疆域。专制制度是幅员广大的帝国唯一适用的政治形式。孟德斯鸠曾经在借亚洲专制政府形式攻击他担心出现的法国专制制度时写道:
"一个大帝国的先决条件是统治者个人必须握有专制的权力。君主的决定必须迅速,这样才能弥补由于要把这些决定送到遥远地区而耽误的时间。必须造成一种畏惧,以使遥远的总督和官吏不致玩忽职守;法律必须由单独人个人做出决定,并必须随着国家之愈来愈扩大而不断增加的偶然事件经常变更。"
还有其他自然(如气候使中国人变得羸弱等等)原因,使中国古代专制社会一直保持着一种家族奴隶的专制,既可以说它是一种特殊的私有制,又可以称之为一种特殊的公有制。这种专制制度第一次完备地体现在秦始皇统一的中国封建──奴隶专制中。这种专制,遗害最烈的,是从民族内部培植、强化了这样一种意识:所有社会成员的所有活动,都只有一个最高目的,即维护大帝国的一统基础;在现实生活中,就是维护专制制度和专制君主。君主利益、君主意志、君主权威是整个社会的唯一价值和最后标准,政治上成于"统一",思想上定于"一尊",这在中国专制君主的始祖──秦始皇和中国古代最"聪明深察"而又最无耻的思想家李斯身上得到完善的体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自称始皇帝,发布了臭名昭著的二制文:"朕为始皇帝,后世以数计,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秦始皇的"万世一系"当然是无稽之谈,但他建立的君主绝对主义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政治思想和国家形态。李斯的"焚书奏议"则是东方式专制主义文化政策最露骨最邪恶的表现:"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义为名,异趣以为高,章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兴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有藏诗、书、百家语者,皆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举,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 (〔宋〕元枢:《通鉴纪事本末*秦始皇本纪》)。 从此,"焚书坑儒"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最极端的统治方式,也是最常用的方式。这里的"儒",实际上就是有条件接受君主统治和敢于发表不同"政见"的人。在东方,运用专制力量镇压不同思想,主要来自商鞅、李斯、慎道、申不害等"法家"代表人物。"法家"奉行的"国家至上"(实际是君主至上)和严刑峻法的主要职责就是维护现存制度和镇压反对派。由此决定了他们必然实行权力崇拜、偶像崇拜,也必然会从根本上否定人和人性。同时,中国古代以皇权为中心的社会又必然要求一切社会努力和思潮按一种规定的方式进行。明代的大异端李贽说:"专制之局,始皇成之,李斯助之,荀卿启之,孔子教之。"就其极端性而论,法家是中国古代王权绝对专制社会最基本最典型的思想体系。
马克思在论及东方专制社会时说:"在东方各国,我们经常看到社会基础不动而夺取到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不断更迭的情形。" (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形态》)极左问题的思想根源完全可以越过两千年历史在秦始皇、李斯身上找到根据。
作为一条政治路线,极左问题与西方近代政治演变的关系是不可忽略的。
在西方,一种政治倾向政治派别的"左",是与政治上的对立面──"右",是近代欧洲资产阶级政治和初期工业发展的产物。"左"和"右"作为政治类别的派别产生于拿破仑之后的法国。"在一边是自由党人,一边是顽固的保皇党人,这样就形成了左和右的称呼。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这一表达方式在整个欧洲大陆被普遍采用,人们并不以此来表示议会自由和保守的君主制独裁主义对立。随着独裁主义的衰落和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的兴起,左和右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它现在已越来越多地被用来说明人们对社会演变和经济财富分配的不同态度。直至今天,这两个词在一般的语言习惯中仍保持着这种含义;人们同时还以此来划分从维持昨天的原状直至乌托邦式激进主义之间各种不同的政治音阶。"([美]罗伯特*文森特*丹尼尔斯:《革命的良心*导言》)
"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还可以追溯到早期基督教内部正统教义和"异端"之间的冲突。这种对宗教教义有不同解释的"异端"可以看作一神教和怀疑主义之间的冲突的产物。基督教神学为了维护日益萎缩的权威,对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塞维斯特、卡斯特利奥等著名"异端"进行的审判和迫害,开创了欧洲宗教迫害的先例。欧洲近代工业革命引起的社会对立和法国大革命的消极影响,使十九世纪以来欧洲型社会革命大多充满强列的对立和冲突。但是,直到1905年列宁把俄国波格丹诺夫集团称为"左派"时止,欧洲政治史上,"左"、"右"的分野都只是一种广义的模糊的政治分类标准。十月革命之后,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嘲弄托洛茨基分子拉柯夫斯基时,才赋予"左"以狭义的内容:"……在什么地方听说过,一个……孟什维克集团会比布尔什维克还左呢?反对派是……右派……,这难道还不明显吗?"从此,尽管在后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际发展过程中,"左"与"右"的确切含义混乱交叉、派别林立,但是,从最基本的政治立场、政治纲领以及政治态度、政治方式出发,可以对"左"、"右"作这样的概括:凡是绝对相信人类某一部分人理应且能够拯救全人类,不惜采用任何方式为之奋斗的,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其中不允许任何动摇,主张为其信仰随时可以使用强制和暴力手段,绝对拒绝任何不同思想、作任何妥协的,是其极左派;谨慎地看待共产主义运动与人类全部历史的关系,坚持社会主义的人性和人道主义内容,在革命目标和具体方法发生冲突时,不会无条件地为目标而滥用手段,是这个事业中的"右"派,其中因共产主义实践过程中的重大失误最后与之决裂,并批判这个运动的,是极右派。
"极左"问题固然与东、西方的文化传统、经济制度、政治理论以及中国革命有各种联系,但它的形成过程却自成一个完整的历史阶段。极左问题在中国的重要性,几乎涉及全部当代史上的一切方面,对它进行历史的、科学的、严肃的彻底批判,应当是中国文学理论界和所有希望中国进步、所有希望根本改变自身命运的人们共同的历史任务,也是中国一场真正的改革不能回避的最大历史难题。
对"极左"问题的研究,首先要在弄清它的本质的基础上弄清它的概念。
刘宾雁提出"极左的核心,就是对人的否定。人们只要从人出发,就可以廓清一些基本概念的错误。"
按马克思主义,现实存在的基础永远是经济关系,是物质关系。"极左"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统治了中国,它的本质,最重要的方面也必然是那个历史时期经济基础的反映。这种最重要的本质决定了"极左"的若干其它特征。
人们以前对这个问题的称谓都是不全面,不准确的。它们揭示了极左的某一方面,却忽略或掩盖了它的最重要的本质特征。因而,"极左思潮"、"极左思想"、"极左路线"、"极左现象"、"极左意识"、"极左倾向"、"极左态度",都是对极左的虚假或走样的表达。它们的共同偏差,都是把"反映"当作"本质",用意识形态代替经济基础。(刘宾雁1986年11月21日在南开大学的讲话中说:"就在我被打成右派之前(1957年)的一次党的小组会上,我还提出怀疑,我说到底什么叫左,什么叫右,我现在搞糊涂了。")
这个经济基础有些什么特征呢?概而言之,它是中国传统小农经济和苏联斯大林模式重工业、国防工业优先的工业经济的结合。这种经济,其长期不变的小农经济(在人民公社制度下面不断萎缩)是工业化这个目的手段和工具。而斯大林模式的工业化也服从于另一个更重大的历史目标:对内扩大和坚持阶段斗争,对外消灭西方国家,称霸世界。这个目标一经被宣传成实现人类最高理想的必由之路,它就自然派生出两种历史结论,或者两个历史要求:经济范畴内的小农经济由于服务于一个代表历史进程的更宏大的经济目标,因而先验地高于绵延几千年的同样的小农经济;而作为经济目标的工业化则体现了一个世界历史范畴内的真理,即比西方工业文明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这个基础一旦在事实上依靠国家力量强制推行(1954年农村中的合作化运动,1956年全国城市生产资料改造运动),就需要得到解释,更需要得到证明(而且需要不断的、永远地解释和证明)。
没有谁会反对真正的公有制,没有谁会反对国家对经济工作的介入,没有谁会反对中国的工业化,同样,没有谁会在当时对1957年前的经济模式表示完全不同的意见。但是,那个几十年后被证明是一种历史错误的经济模式,它还需要一个相应的意识形态理论来为自己的存在和发展做出解释和证明。这种错误经济制度及其上层建筑的建立和发展,就是当代中国极左问题的基本的历史和社会原因。
由于经济结构的斯大林模式和小农经济形态的结合以消灭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否定中国传统社会为目标,所以作为它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必然给自己提出两个相应的任务: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社会,否定中国传统社会及其文化。
这是东方的、中国的、掌权的极左问题的鲜明的时代、阶级、"意识形态"民族特征。刘宾雁尖锐地指出:"三十年来所以发生这种历史的逆转,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战略上我们犯了几个错误,或者说我们迷醉于几个幻想:一个社会主义是绝对完美无缺的社会制度,它只要建立起来,就不会有什么缺点;第二点,共产党绝对不会犯错误,永远不会犯错误;第三个,马列主义是一成不变的,只要印在书上的东西,永远是真理;第四个,特别重要的,我认为是这第四个,社会主义一定要和资本主义一刀两断,一根血管、一根神经都不能连在一起,凡是那几百年发生在资本主义的一切,我们都不能够予以承认,我们更不能接受。"(中国著名天体物理学家、前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方励之对此有十分相同的论述,他在1986年11月18日在上海同济大学讲话时,称这种意识形态为"狭隘性"。"虽然我们平常说马克思主义接受了人类文明,发展到现在。但在实际说法里认为只有马克思以来,人类才真正认识真理。或者说更窄,把马克思抛掉,只有在解放以来,我们所有事情才是做得真正好的事情,把以前所有的事情都否定掉,把所有提到的人类历史上的文明,以及现代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发展的东西都加以否定。"另,文化大革命中,党章明确规定: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林彪那句"千古传颂的话":"中国几千年,全世界几百年,才出现这样一位天才",以及现在中南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在地大门的墙壁上的巨幅横标:"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都是同一问题的另一种表达。)
现在,我们可以简要讨论极左问题的历史实质了。1956年建立起来的称为"公有制"的经济制度,其历史实质究竟是什么?人们知道,马克思指称的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其核心是少数人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以此作为剥削工人劳动剩余价值的依据。但里,这里有两点需要加以说明。第一,在马克思那里,资本家依靠生产资料对工人的剥削这一事实本身并不是马克思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的最重要的原因。马克思的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不需要本属于资产阶段思想范畴的人道主义,他曾经明确指出,他并不偏爱无产阶段。马克思使用的是一个属人的标准──但不是精神、道德范畴内的标准,而是人的自然能力对象化为物质方面的历史标准即生产标准,来描述并否定资本主义和私有制的,也即中学生都背得很熟的所谓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必然阻碍生产力发展这一论断。第二,所谓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是一个历史概念,正如古代希腊、罗马和亚洲古代社会中,奴隶制、封建制等不同社会形态中,在人们的生产关系里对于生产资料占有的方式各异一样,在马克思时代,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一目了然,资产阶段经济学家也不否认。马克思不可能对这种占有方式的各种形态做出全部预测,但是,他提出的根据生产力发展状况来分析和预测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的历史不合理的基本理论,却有一个较为正确而深刻的思想。那么,中国1956到1976年建立的经济制度是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彼岸呢?稍懂世界经济史和政治史的人们都不会天真地把经济制度按照意识形态或国家政治制度来做简单的划分。人们对中国那一时期的经济制度进行研究,可以而且只有两条原则:一条是坚持生产力发展水平是检验经济制度的最后标准。在可以进行各种分析(包括数量分析),比较(与相同或相对的国家或社会)的范围内,先进的经济制度与落后的经济制度之间,总是可以做出清楚的判断。一条是对经济制度作深入的具体研究。其中应当包括:整个国家经济制度、生产资料、生产过程、分配关系中,作为生产力的主要因素的人是如何参加全部经济活动的。制定计划、支配生产、进行分配是由哪些人担当的?国内经济理论界已有人著文探讨了这个问题,结论是,我们并无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公有制,生产者在全部生产活动中从未居于主体和主导地位,国家所有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蜕变为少数政治、行政官员的"集团"支配制。经济活动的停滞、生产力发展的缓慢不断证明,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私有制。应当承认,这种通过政治权力支配生产资料的特殊私有制,在道德上似乎比生产资料直接占有的私有制优越。占有者本人不必拥有生产资料,不必像资本家那样赤裸裸地展示着私人占有的种种私欲;(就是这个问题,也有再讨论的必要。这种间接支配制必然向直接占有制发展或过渡。以权谋私,中饱私囊,贪污索贿,循私舞弊等等"不正之风"与资本家的贪婪有什么本质区别呢?还应进一步探讨一下,资本家私人占有制,必须遵循价值规律,遵循商品经济规律,不断地巩固和发展自己的私人经济,即使是亿万富翁,稍有不慎,也会在一夜之间破产,这就决定了他们必须深深地卷入经济活动,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力中的一部份。而间接支配者免除了一切私人占有者的问题,他们只剩下一个问题,在政治斗争中站错队没有?可以预期,由间接占有制向直接占有本属全体劳动的财富过渡,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但是,他们却合法(叫合符政策)地享受着经济生产所能提供的最优质的服务。这还不是他们作为特殊私有制代表的根本特征。其根本特征仍然可以在马克思那里找到注脚:生产力标准。可以假设他们全部廉洁奉公,与人民同呼吸共患难,但是由他们支配(也叫"领导"、"管理")下的整个经济经过二十年后竟然"发展"到崩溃的边缘,这个经济历史事实所能证明的,除了一种特殊的私人所有制在二十年历史中的实践后证明自己的无能和不合法外,还能证明什么呢?
刘宾雁问道:"试问什么是社会主义主义?如果说那一个真的(指1953-1976),那么1979-1986年的社会主义是真的,还是假的?假如今天这个是真的,那么那个就恐怕不太真,至少,或者说它是假的。假如那个是真的,地地道道的社会主义,那么今天这个就成了问题。这是一个简单的逻辑上的问题。"显然,刘宾雁所提的真假社会主义,决不是一个概念问题[方励之教授也曾就"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发表了他的看法。他强调的是社会主义的多种形式和多种解释,他列举了瑞典等北欧国家和奥地利,分析了历史上社会主义不同流派(如列宁和第二国际)的差异和发展方向],而是涉及到在我国具体存在的社会主义(它的核心是经济结构中的所有制关系)的重要变化以及对现实改革的关系问题。
既然极左问题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而经济基础的核心是具体的人们结成的所有制关系,所以"极左"问题,实质上就是构成这些所有制关系的人们的经济利益的反映。因此,"极左"问题不能再解释为某种谁也不具体处于特定经济关系、谁也不负任何具体责任、谁也不能监督与审计的黑格尔式的"理念",再也不能解释为一首由一些天真的、好心的、赤诚纯洁、喜欢一点极端的、头脑僵化的,自身也是受害者的"同志们"一时心血来潮演出的即兴曲。在根本的意义上,它是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的全部当代不幸的总根源,它渗透进整个国家和社会,在很多情况下,它直接表现为压倒一切的物质形式。
历史上由于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由于由此派生的不同的政治观和人生观,而出现了不同的阶段、集团、政党。这个理论启发我们把极左问题提高到人与人的最直接最根本的关系考察,把长期谦虚地隐匿在"极左"问题背后的人们称为"阶级",大概是比较公允的吧。
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阶级。它的经济占有方式比较特殊,它的政治态度异常鲜明,它还具有其它若干特征,都是不容易归类的。
刘宾雁在他第二次被开除前的最后一篇报告文学《未完成的埋葬》中,把中国人分为两类,说他们之间已经没有多少共同语言了。在黑龙江大学演讲时他也提到这种分类:"我……领悟到一个真理,就是有点良心的,讲点科学的,有点人道主义感情的人,一贯地不吃香;没有良心,搞虚夸,一方面非常保守,同时又非常善于搞虚夸的,坚决反对人道主义的,这样的一些人,一贯地吃香。"
这两类人中的一类,已经很近似我们所论述的这个极左阶级了。
刘宾雁对两类人的划分可能不太精确,但他对他们之间的关系的分析却是清晰的:"这两类中国人在各种不同的意义上都可以这样分,比如干事的和不干事的,整人的和挨整的,爱国和汉奸……。这个较量,这个斗争,现在还是很激烈的,出于某种需要我们也可以不去强调它,但是你不能够消灭,也不能够抹煞客观上存在的这场斗争。有的人跟有的人就是势不两立的,那是毫不含糊的。就拿我个人来说吧,我没有得罪过的人,他就在那里一再盼望着我得癌症,因为我是他的政敌……"
刘宾雁在关注和研究中国当代史时,已经勇敢地揭开了这个秘密(这正是他再次遭到惩罚的根本原因),在第二次被开除不到一个月之前,他就指出:"……,一方面高喊我们要提高知识分子地位,我们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慷慨激昂,不晓得说了多少好听的废话,落实下来,对不起:让让步,还是给当官的优惠。这可能是一种集团意识,首先要满足我那些'哥们',我手底下的,首先要给这些人较好的安置,……这种集团意识决不可轻视。……我们中国人是不承认这种利益集团的,理论上不承认。实际上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的利益集团,一个利益集团就有他的集团意识。我的作品之所得罪了那么多的人,并不是我批评了那么多人,而是一种兔死狐悲的集团意识。"
如果说"极左"阶级对经济的占有由于与私人直接占有方式不同,其经济特征不甚鲜明的话,那么,也正是由于同一原因,它的政治和文化特征却惊人的突出。它具有如下几个特征:
"……一批又一批的人,走上了这条道路。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后来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成为今天人们前进的绊脚石。不是说所有的人,我相信其中相当一些同志已经醒悟过来了,但毕竟是那样一支力量,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成长起来。"这里,刘宾雁指出了"极左"第一个重要的政治特征:制造和促进政治运动,并在其中发展起来。
大规模、长时间的政治运动、政治斗争是中国极左阶级的一个大发明,在古今中外历史上创造了对人进攻的范型。
经济垄断、权力垄断提供了"大搞群众运动"的基础。费时耗资的大运动是体现这种经济──政治结构的本质力量的最佳形式。这不是一种残酷的游戏,而是一种生存在和发展的必须的过程。极左阶级从中国封建专制君主那里继承来一整套政治理论。其中特别是韩非所设计的理想的中央集权的政治形式:"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引自《韩非子*杨权》) 。他发明的相应的治世手段"法"、"术"、"势"三者结合,尤其是"势",在当代中国极左阶级手中得到充量的发挥。韩非赋予"术"的功能是:胜众之资也主之所以尊者,权也,发展为以众胜敌之资也。阶级之所以发达者,群众运动也。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极左阶级使用了三个方式,成功地实现了它的目标,也充分地暴露了它的本质。
首先,把自己说成是人民、祖国、正义和真理的代身。"用最革命的口号,用最高尚、最圣洁的词句"领导、组织、暗示、教唆无知群众"站出来"。尤其是借助和利用青年学生的热情、天真、易于冲动、过激的性情进行前期进攻。这一发明还有着经济学和社会心理学上的考虑。第一、青年学生是"非生产性"的"消费者",读书不谈书的经济含义都一样(许多"极左"分子都是靠"学生运动"起家的);第二、青年学生年轻、纯洁、没有经济利益瓜葛,给人以圣洁的形象;第三、青年学生、尤其是浪漫型和理想型的学生,易于接受"革命理论";第四、"极左"阶级假想的(也是真实的)反对派,主要是学校里的知识分子,首先争取青年学生使反对派不战而溃;第五、最重要的,青年学生中的激进分子是极左阶级的接班人,培养和造就千百万这种人才,关系到这个阶级千伙万代的江山。应该注意的是,被"借重"的"小青年"和广大群众事后并没有得到什么了不起的报答。道理很简单,发动他们"起来",并不是为了使他们的处境得到改观(绝无这种可能,政治运动是对生产力发展的极大摧毁)。因此,群众运动虽然不断,但参加者,其中的主角又是不断变化的,以防止"受骗上当"的一部分人觉悟过来而降低政治运动的高度。政治斗争、政治运动造成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人的失悔、懊恼、沉浮。最致命的打击则是通过这一切代价落在那同样是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反对派"头上。
第二、在残酷惩处无辜的"反对派"同时,巩固政治成果(已无经济成果可言)。这主要是"清理阶级队伍",增强新鲜血液,强化意识形态。回想一下林彪、"四人帮"那一套"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想一想"两个凡是"理论以及后来的"清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理论",常常会困惑不解:"极左"分子为什么如此酷受"理论",这些自诩是"唯物主义者"的人们,何以对"世界第二性"的"意识形态"有着永恒的嗜好?道理并不复杂,剥开他们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外衣,极左阶级简接占有制就昭然若揭了。这些"理论",为什么总是把"反对派"称为"资产阶级右派","资产阶级自由化"、"资产阶级权威"、"资产阶级分子",其根本原因也只能在他们赖以存在的经济制度的"狭隘性"中去找。
第三、政治运动的成果总是用冠冕堂皇的形式固定下来,如宪法、党章、中央文件、决议、教科书、社论、文献汇编以及一切舆论宣传手段的运用。其结果是要纠正任何一个极左阶级的问题。都碰到宪法、党纲之类神圣不可移易的东西,国家法律制度和党纲在许多方面已经与极左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很难分清了。又由于文化的贫穷和教育的单一,由于语言、尤其是暴力语言的强大滞留性和诱导性,极左阶级心态将长期占据人们的心灵和大脑。新意识、新观念很难挤进中国的精神空间。
没完没了的思想改造、政治学习、定期汇报、批评与自我批评,造成慢性的恐怖气氛,造成新的大规模政治运动的心理机制,同时使人们在长期的精神紧张中,在人人自危的日子里,失去辨别善恶是非的能力,也失去反抗和任何选择的可能,这和政治运动本身共同完成着一项任务:培养人性逐浙退化,兽性逐浙发展的新品种,即刘宾雁所指称的"非人"和"兽"。
与大规模的群众政治运动互为补充(也互为因果)的,是在两次运动的间隙中对人进行的多种相对温和的静悄悄的进攻。它们不能一一枚举,大致有以下几种:
"……人不是人,人不需要什么。不需要上学,不需要旅行,不需要思考问题,……人只有一个肚子,而这个肚子也无需填得太饱。只需要在阶级斗争的会场上喊口号,然后在生产过程中去锄地,去赶一头牛犁地。人就是这样一种动物,这在我们的指导思想里是有的,而且说过这个话,人的生活不要提得太高,饿不死人就可以了。"
人的各种素质,包括自然能力、性爱能力的丧失,提倡僧侣主义、禁欲主义,直接影响到民族生机。
灌输奴隶主义,施加抑制影响,"这个教育把人压抑得太厉害了。这个也不许做,那个也不许说,那个也不许想,于是在政治运动中,一下子他们自己不会意识到,在潜意识中形成了一个东西,再爆发出来,就显得那样疯狂,那样野蛮。……这不单指性压抑,而是各种合理的欲望,各种合理的需要的压抑,造成那种精神上的病态,一有机会就爆发出来……"等等。
人们还可以举出极左阶级的若干特征以及造成的种种后果。
大规模政治运动无休止地开展(两次运动之间的间隔只是为了蓄积力量与选择时机),正是中国"极左"阶级经济──政治本质的必然要求。隐蔽的经济独占制不可能没有意识形态的保护。政治运动是"极左"阶级经济利益的最重要的防线,只要这种间接占有制没有消亡,政治运动就不会停止。经济垄断必然导致政治垄断,经济垄断的间接性质决定了政治垄断的直接性质。这就是我们对大规模政治运动不断在中国发生且愈演愈烈的解释。
不仅如此,政治运动还有使隐蔽的经济制度得以调节、获得活力的功能。由于在名义上人民做主的国家,经济独占一般不可能以个人终生直接占有和世代占有,它主要是依靠改变内部结构、成员来适应社会生产的发展。政治运动把不能使这种占有性质存在下去的成员淘汰出来,代之以希望参加这种占有的成员,这是政治运动尽管对大多人而言常常是一场闹剧或悲剧,对于一批批野心家却总是具有那么强烈的诱惑"铁一般的、物质的"原因。刘宾雁1986年10月8日在安庆谈到"极左"时说:"但是结果很奇怪,恰好是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真正坏的人倒还上来了,我们搞了几十年政治运动,反了几十年个人主义,但是最有害最危险的政治上的个人主义反而没有遭到打击。风派人物,大大小小的野心家反而生存下来,而且生活得很好。不然文化大革命就不会出现了"。总之,政治运动变换口号,启用一批"新"人,或激烈、或温和、或隐蔽、或公开、或长("反自由化斗争"据说要搞几十年),或短(反精神污染据说只有28天),或文艺或教育,或理论或新闻,万变不离其宗:维护和维持一个名实分裂的经济制度。让我们再说一遍,这是一种特殊形态的靠在政治运动中不断改变结构、成员而存在的阶级间接占有经济制度。
因此,中国政治生活、政治斗争的状况直接关系到根本经济制度,政治领域内的每一种进步,都会造成"极左"阶级真正的危机;反之亦然。显然,经济变革的每一步发展都会受到意识形态的阻碍,要越过这道几十年经营起来的意识形态的"马奇诺"防线,直接改变那个隐蔽得很稳固的经济制度,希望是不大的。因此,我们预言,未来中国的真正变革,其最重要的关键也是最伟大的领域将是"意识形态战线"。可喜的是,在意识形态的前沿和外围,我国的学术界、文艺界、教育界,尤其是翻译界正在进行着意义深远的艰苦而有益的工作。可叹的是,公开地、冷静地、不气馁地与"极左"阶级的"护身符"──保守僵化、气数不长的意识形态作持久的较量,还没有成为我国知识界的自觉行动。但我们已看到两者的历史性统一的曙光了。长期为"极左"分子们控制的历史审判权,它的合法化已经受到挑战了。这就是希望。
刘宾雁于当代中国(五 尚未了结的公案:一九五七年)
在廿世纪,不能几十年不区分什么是应受审判的暴行,什么是"不应翻的旧帐"。
我们应当公开谴责宣扬一部份人可以惩治另一部份人的思想本身!对邪恶默不做声,把它驱赶进躯体里去,只要不暴露就行──这样做我们就是播种邪恶,有朝一日它将千百倍地冒出来。我们不惩罚甚至不谴责恶人,这不是单单在保护他们卑微的晚年,这等于从下一代人的足下挖掉任何公正观念的基础。
〔苏〕亚历山大 · 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
对于引文作者,"唯一活着的俄罗斯文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我们不全理解和赞同他的宗教观点,但是在抗议暴行、绝不忘记苦难这一点上,我们对他怀着崇高的敬意。索尔仁尼琴那坚强的人道主义,是二十世纪继托尔斯泰后俄国文化给我们的最可贵的启示。
1986年年底,三名中国著名知识分子刘宾雁、方励之、许良英向几十名知名人士、前右派发出一份"1957年反右运动学术研究会"通知,
(该通知全文如下:" 先生:1957年的反右活动,即将满30周年了。反右运动是值得研究的。因为,不了解反右运动,就不能全面地了解三十年来的历史,也就很难认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拨乱反正和推行改革的历史性意义,也就很难深刻认识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和甸社会中蕴藏的蓬勃生机。
反右运动的许多当事人,已年过花甲,应该及时把有关史料收集和保存下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使这一段历史变成留给青年一代的有用知识。为此,我们发起举行学术讨论会,开始这一历史研究,其主题应包括:
⒈史料的收集、当事者的经历或见闻,统计数据;⒉反右运动的国内和国际背景;⒊反右与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等运动的关系;⒋反右对政治道德的影响;⒌反右运动的历史、社会根源;⒍反右之后,"左"及右派的运动轨迹;⒎反右与今天开放、改革、现代化。
我们邀请您参加讨论会,欢迎提出自己的报告,请告知你的报告题目,每个报告限在一小时左右,会后将根据报告,选编成文集出版。
会议时间:一九八七年二月三至五日
会议地点:北京(具体地点特定)
费 用:全部自理,确有困难者请为信告知,以便为您筹措。
收到通知后,请您于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回信,告知你是否能够参加,以及您参加会议的报告题目。
联系地址:北京政中关村812楼704许良英
发起人:许良英 刘宾雁 方励之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呼吁对30年前那场政治运动展开严肃的讨论。
1986年,是中国文化和学术会热年。"1957年反右运动学术研究会"却终未开成。这次会议留下的一份通知却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献,它提示人们:"1957年并未过去。
1986年11月21日,刘宾雁在天津、南开大学对年轻大学生们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演说。对中国当代社会,他列举了十个方面,作了深入分析。对1957年反右运动,他作了特殊的说明:
"一九五七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年。……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不是打了几十万或者120万、200万知识分子的问题,而是整个民族的生机遭到一次致命的──假如不是说是毁灭性的──摧残。"
同年9月13日,他在黑龙江大学发表演说,恳请年轻一代千万不要忘记一九五年,"……从五十年代开始的那出悲剧本身是闭幕了,但余音绕梁啊!到现在还没有完结啊。绝不是什么思潮、什么风。而是实实在在的、铁一般的、物质力的。"他问道:
"请问在座的同学,你们对于1957年反右派运动知道多少?知道中国打了多少右派吗?用什么手段打的吗?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它和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关系?没有人告诉你们,这是一个禁区。1981年就有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反右派运动,最近写的很多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可以理解的,就是无可厚非的吧!马马虎虎,还可以;无需追究责任,还可以。但是今后哪,还是少写为佳。这纯粹是妄想!有哪个人的意志决定历史的进程呢?没有任何个人。反右派运动恐怕要写上五十年!"
研究刘宾雁、研究当代中国,自然要研究1957年反右运动。历史最终是公正的,它总能找到自己的真正代表,把自己的本质和精神公诸后世。
历史一再误入荆棘,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历史的参照。丰富可贵,付出惨重代价的历史总是不能转化为教训和智慧。一个民族开始成熟的条件之一,就是能"居安思危",能"见微知著",能将前事为师。充满坎坷的中国当代史,能否迎来一个持久稳定的新阶段,这绝不会因为一连串灾难已经发生了,历史会怜悯中国人:苦尽甘来,放心过好日子吧!灾难恰恰偏爱对它冷漠的民族。
1986年以前,我们曾以多大的热情幻想着知识分子终于能够堂堂正正地走上历史舞台,以未曾有过的风姿扮演现代化建设最先进、最活跃、最富创新精神的角色。我们真诚相信,现代化赋予我们崇高的使命,我们可以一扫晦气,跟所有的耻辱和冤屈告别。
历史证明,中国知识分子又一次错了。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和严峻得多。许多人最后醒悟过来,只要不再重温噩梦,不再作"臭老九",也就知足了。
但是,这种命定论比理想主义更加可悲。知识分子的软弱,首先是在自身实现的。我们只要一天不收回评判自身、评判与我们有关历史的权利,我们就一天不能得到起码的尊重。1957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灾年",我们不能奢望把那些知识分子视为"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浴之所轻"的"改造"、"使用"对象的人,会把这一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冤案洗雪。知识分子只有自己去做,才有希望可言。
1957年反右运动,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至今仍然发生着深刻的影响。在政治、文化、科学、法律、艺术、道德等知识分子工作的领域,有力地束缚着我们。它是横亘在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一块磐石,一道历史的紧箍咒。
如果说,三十年来,因为一系列更为紧迫的重大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反右问题并不特别令人不安,因而可以容忍的话;当中国决意要走上现代化道路,借重知识分子的今天,对这场旷古悲剧依旧保持沉默,甚至维持原判(在根本是非意义上),那就是不能接受的了。
中国知识分子有充分的权利要求,我们既已无端付出了那样高昂的代价,既然已经宣布抛弃那条从反右运动发展起来的"极左"路线(这个问题已在第二部分"极左"问题的实质中分析过),我们就应当得到公正的判决。
反右运动,它之所以形成一次巨大的政治运动,有着复杂的社会和思想根源。
1949年之后,中国社会在近一百多年来第一次获得了国家的统一(台湾情况此不及),中国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可能性出现了。由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规定性,由于中国人对西方严重的对立、疏远情结,中国当时似乎只能走苏联斯大林式工业化道路。这条道路的唯一方式,就是国家对整个社会实行全面经济控制,以便发展工业、强化政权。
1956年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的完成,是在武装夺取政权之后又一次意义重大的事件(其影响甚为重要,此不论)。
从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的社会制度反观五十年代中叶,不难发现,酿成"封建法西斯专政"的因素几乎都已具备,其中最关键的就是经济的垄断和思想的全面控制。
对经济实行国家控制,连小手工业都不能允许存在,这对中国以后的历史──包括目前进行的经济改革──具有无法估量的作用。但是,由于这种新的经济制度尚未显示它的致命特点,新社会带来的乐观情绪还不可能对其产生理性的分析,对中国未来发展举足轻重的经济制度的变更,就在欢呼声和微弱的牢骚声中完成了。
军事和经济本身永远是盲目的力量,要建成斯大林模式的社会,还必须实行与军事、经济的本质一致的思想统一。这在某种意义,比前两者更为重要。事实上,毛泽东以后的注意力,主要地就在思想领域。这意味着,当时占全国人口相当少数的知识分子必然历史地成为革命对象。这是中国历史为中国知识分子安排的劫数。(越是客观地分析历史,越是清楚地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的深刻的历史非理性,越令人感叹万端,越催促我们必须尽快结束这个绵延了两千多年的宿命!)
但是,思想、精神、灵魂、意志,毕竟不是物质资产,知识分子在空前的劫难面前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抗议,呼吁公道,期望新社会总不会比被推翻的旧社会更无望。
历史还远远没有成熟到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福音的程度。
1957年前,征服知识分子,统一思想的背景是什么呢?
⒈在长期以政权为目标,以土地为中心,以严酷的军事战争为主要方式的斗争中,形成一种高度集权、崇尚权力、整齐划一、以服从为最高美德的特殊形态的社会制度;
⒉浓厚的小农铲平主义与狭隘的阶级权益成为执政党和国家的支配意识;
⒊毛泽东本人存在着强烈至于病态的蔑视知识分子的性格;具有西方文化背景的知识分子,更为毛泽东反感;他本人却以中国的大思想家、大历史家、大学问家、大文章家、大诗人、大书法家的姿态出现;因而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蔑视,不仅因此受党内同僚和工农兵的赞赏,而且经常以自己的经历(一个已经改造成无产阶级领袖的旧知识分子)在精神和人格上高居于所有知识分子之上;
⒋1956年的波、匈事件冲击中国,使政治空气格外紧张,尤其是团体、组织、党派随时可能作为斗争重点;
⒌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揭露斯大林暴行和"个人迷信"的秘密报告,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社会内部已有的对立局面,并从反面给毛泽东一个重要启示:要防止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在中国重演,必须在继承斯大林制度的基础上发展出新的机制,特别是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方面;
⒍世界最终形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铁幕"拉下,中国实质上长期处于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敌对状态(意识形态是其中十分重要的"战线");
⒎二战以后,以日本、南韩、台湾及东盟国家在地理上构成的所谓"反华反共包围圈",特别是台湾国民党人偏据一隅的现实成为国内政治关系日益紧张的最主要的理由;
⒏执政党本身对如何治理和建设国家的意见出现分歧,等等。
上述八种情况构成的国内外背景显然对知识分子不利,但是如果没有其它历史和社会原因,还不至于促成反右运动的发生。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状况以及与新制度的内在冲突。
1957年的知识分子,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直接产物,信仰混乱、政见分歧,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现象。对知识分子作最一般的分析,确实如同刘宾雁后来所说:"历史的事情就是这样,非要发生的事总是要发生,发生之后带来消极影响,同时也会有积极的东西。1957年反右运动,我认为也是这样的。假如非发生不可的话,我宁愿它早发生一点,那样历史可以前进快一点。"对于中国1976年以前的历史,尤其是1957年反右运动,这一论断是有深刻历史根据的。
我们大致可以从七个方面简略分析1957年反右之前中国知识分子的状况。
一、1957年前,虽然经受了肃反、三反五反、清匪反霸、思想改造等政治、思想斗争,接受了初步的斯大林-毛泽东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仍然不可能在几年,时间内摆脱几千年以来历史铸造的性格。这就是儒家世界观、人生观、"修、齐、治、平"、"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人格清高和精神上的优越意识,促使他们错误地把毛泽东和共产党比附为孔、孟称许的封建"明君",能"察纳雅言",他们则可以为"王者师",把共产主义理论等同于"大同"理想的儒家人文主义,甚至天真地自居为当代鲁仲连、触之武,希图在新制度中"进言"、"直谏",施展抱负。这种儒家型知识分子是这个群体的大多数。(作者去年看望梁漱溟老人时,他就自豪地提到:56年初,他和章士钊是两个仅有的不事先招呼就直接去见毛泽东主席的知识分子。53年以后,就没有请他去过中南海了,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梁漱溟也没有和他见过一面。而1919年梁漱溟在北大任教授、与毛泽东未来岳父杨开济为同事时,毛泽东还是北大图书馆阅览室(梁漱溟特别强调是图书馆外面的翻阅杂志报章的阅览室,强调当年的毛泽东地位低微)管理员。抗战时期,他们又在延安第二次见面时,已任共产党主席的毛泽东见面就称他"老前辈",梁说"其实我们是平辈,都是1893年生的,毛泽东比我小几个月,在北大像师生关系,但不是两辈人"。1953年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两人发生尖锐口角,从此反目,这段史实现在已是众所周知的了。)
二、文化观念上是儒家的底子,欧美思想的外衣。这类知识分子以少数欧、美、日留学生为代表。他们都怀着一片赤子之情回来为新制度服务,比单纯的儒家知识分子更不了解新制度,极不现实地用西方"三权分立"、"民主"、"自由"来要求中国新的政治结构,被看作是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意识在中国的代理人。大学生以青年学生的热情和偏激介入反右前夕的"鸣放"运动,加强了知识分子与现实对立的异端色彩,使反右运动带上了更为严重和长期的性质,使高等教育和整个知识界的未来都处在相当困苦的情形中。由于学生介入造成的震荡性,反右运动的火药味加浓,事态迅趋恶化,最终导致右派处理的极端方式(当然这只是借口)。
(三、四、五、六类知识分子分析文字缺失)
七、党内一批知识分子和干部,对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批评,内民主和党员权利的逐渐缩小的不满,使反右运动与党内各种历史的和现实的矛盾混杂起来,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在党内的同伙和后台。
以上七类知识分子的划分,不可能很准确。他们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立场本来千差万别,但是一律都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一称谓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前称)。这种共同遭遇,对背景各不相同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是荒唐的、不合常理的;但对于中国当代史最重要的本质──"极左"力量的崛起,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历史前提:在1957年,凡是不完全接受斯大林模式和毛泽东家长制(尽管还是后来发展起来的个人独裁的雏形)的言论和人物,都是异己分子,都是敌对力量。我们只有把"反党反社会主义"中的"党"和"社会主义""还原"到本来的、具体的历史形态,才有可能明白,为何那么多在今天看来,实在够不上格的"好心人"也成为了十恶不赦的右派。
对于中国"极左"分子们,"党"和"社会主义"两个概念永远有非常严格和实在的内涵。一个几十年无可怀疑、不容思索、更不容分析和批判的概念,完全可能、而且绝对蕴含着许多不同的意义。例如:中共中央制定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中规定:"污蔑社会主义阵营、煽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分裂的",划为右派分子。不少知识分子就是按照这一规定,由于发表了对向苏联"一边倒"的不同意见而被划为右派分子(有的只是因为对"苏联专家"态度傲慢或者提了"不尊重中国女同志"的意见而成为右派)。然而,四年之后,毛泽东对即将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身份访苏的邓小平说:对他们(指苏联)不要客气;不久,又发表了宣告中苏关系破裂的《九评》;到文化大革命,吹捧、美化"苏修"反过来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罪状。这种例子,举不胜举。
因此,无论知识分子呜不呜、放不放,结局都不会差得太远。劫难的根源本来就不在知识分子身上。(由于这里无法展开对这个问题的详细分析,只能笼统地下个结论:1957年反右运动,当然不是右派分子"有纲领有组织"地向共产党进攻,从根本意义上说,也不是毛泽东及他的同志有预谋地镇压知识分子,而是新制度的本质所规定的,特别是"极左"势力得以形成、发展的一个历史环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1957年反右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劫数。)
1986年9月13日,刘宾雁在黑龙江大学评价中国文学的"遗忘症"时说:"有多少人是五七年起家,到六六年继续走红,到七七年仍然执掌清查工作,到现在仍然吃香。"对许多人来说,1957年反右运动明明是一场可耻的镇压,却非要坚持它的"必要性",死不认错,是无论如何无法理解的。但是对于刘宾雁所说的那种"从五七年起家的人来说,这显然是天底下最大的真理。"
作为"极左"力量崛起的代价,是几十万中国知识分子全面地丧失本质。儒家的、西方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而又无法获得任何可以发展的新本质。
刘宾雁谈到这种情况──"极左"的崛起和知识分子的沦落时说:
"1957年以后,中国青年人面前,中国知识分子面前的路,就变得十分狭窄……,你如果想在政治上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就必定要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条路已经被堵死了;如果你觉得自己还有点才能,喜欢科学,或者喜欢技术,你想在这方面有一点贡献的话,那么很快'白专'帽子、'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帽子,就会落到你头上来,于是这条路也基本上被堵死了。……那么在中国知识分子面前剩下的道路,基本上就是一条,或者说比较安全的、轻松的、万无一失的道路,就是做一个政治上的投机分子,或者叫'风派'。道路就狭窄到这个程度。果然,有一批又一批的人,走上了这条道路。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后来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成为我们今天前进的绊脚石。不是说所有的人,我相信其中一些同志已经醒悟过来了。但是毕竟是那样一支力量,从1957年开始开成长起来了。"
一代知识分子的衰亡,一个"极左"阶级的兴起,这就是1957年反右运动的全部内容和意义。
刘宾雁提出的这个基本观点,摆脱了历史研究空谈理论,远离实际,因而无法解决任何问题的陋习,是研究反右运动及其当代意义的一个切实而深刻的思路。
刘宾雁之所以能一针见血地指明反右运动实质,得力于几十年来(主要是他本人被打为极右分子以后)对整个中国社会进程的观察和思索(在《中国的发现》、《"极左"阶级的公诉人》和《新人道主义》等部分有较详细的阐述)。只有把反右运动置于全部当代史(有的还须追溯到"党史"、"国际共运史"、"民国史"、"民主党派史"等)当中,尤其是与尔后的"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等重大事件的内部联系中,才能得出较为正确的看法。
二、反右运动过程概述
1957年作为持续不断的大规模群众政治运动的开端,具有若干灾难性的特征,树立了人类历史上用暴力和诈术镇压思想自由的一个极坏的样板。
反右运动的后期,对几十万右派分子的盖棺定论是:
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右派。
这句三十字的判词,是诱骗、捉弄、压制知识分子的无耻后果,它极为残酷、血腥、草率地把几十万知识分子打入悲惨的困境,许多人受屈辱,不堪而殁。
反右运动,严重地背离了人类社会的许多基本准则。
第一、政治上极不负责,出尔反尔、背信弃义。
有案可查,知识分子大规模参加"鸣放",是再三号召、劝导、启发、鼓励的结果。尤其是1957年4月27日《人民日报》社论,呼吁、激励各民主党派、知识界"帮助共产党开门整风","向共产党提意见",各级党委书记层层开动员会,再三申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十六字令",他们一时都成了虚怀若谷,礼贤下士的谦谦君子。
知识分子经过六年多不间断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已经心怀恐惧、人格扭曲、精神压抑。费孝通1957年3月24日撰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形容许多学者觉得新社会没有自己的一份,恰似"笑渐不同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只求"一房、二书",不敢多想,即使波匈事件,在高级知识分子中也反映甚微,可谓古井无波。
事后被批判的"右派言论"因人因地因事而千差万别,绝大部分不超出一般社会问题,影响较大,较为集中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方面。
⒈认为社会主义应当考虑民族和国情特点,主张不必拘泥于一种模式(苏联模式)而画地为牢,自吊一棵树;
⒉对党和国家机关既已出现的种种弊端表示忧虑,希望能解决与知识界、工商界的实际关系;
⒊希望逐渐完善法制,建立一种更合理更完善的社会制度。
最"激进"的观点,具体表现在对党内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偶像崇拜、独行专断、向苏联"一边倒"所提的善意而中肯的意见。知识分子们言辞婉切、态度诚恳,这些自发、零散、公开的意见,是经毛泽东等人屡次提倡、号召后提出的,其中最"反动"的思想,经过30多年折腾去看,恰恰是切中要害,很有眼光,很有价值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因为这些宝贵的意见被压倒,中国人才付出了那样沉重的代价。它们主要包括:关于等级制度和偶像崇拜(如章乃器论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时,所提"马克思主义绝不'神'化一个人或一个阶级,也绝不'魔'化一个人或一个阶级);关于社会主义问题(如林希翎所提"人民不是阿斗"、"现在的社会主义是封建社会主义");关于共产党领导权以及与民主党派关系问题(如陈铭枢所提"取消学校中的党委制,在机关中吸收党外人士参加重大问题讨论";储安平所提"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罗隆基所提"相互监督、长期共存"的实施等问题);关于政治运动(如林希翎所提"'肃反'、'三反'等政治运动会造成人们精神状态不正常");关于民主党派、政协、人大的职能问题(如章伯钧所提"非党人士'有职有权'"、"政协、人大、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设计院");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如陈新桂所提"继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三个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根源,无产阶级专政产生了斯大林的错误");关于党群关系(如葛佩琦所提"党群关系比解放前差十万八千里,1949年共产党进城时,老百姓箪衣壶浆以迎'王师',现在是'敬鬼神而远之'","'肤即国家'是不允许的";"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因为不要共产党领导,人民也不会卖国");等等。八十年代正在经济、政治"改革"中的中国人都可以公正地评价这些"极反动的极右派言论",将它们与中国30年来的历史、与中国目前一切问题的根源联系起来,自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刘宾雁曾经痛心指出:当时所有优秀的青年,正派、有责任感的青年,几乎都成了右派。反右运动30年前夕,他在中国南方与许多当事人会晤,深有感触地说:右派,其实是一个很高尚的称号,很难做到的一个标准。同年11月21日,他在南开大学再次指出:1957年,我被打成极右派之前一次党小组会上,我还提出质疑,到底什么是"左",什么是"右",我当时并不清楚。30年过去,现在人们都清楚了,要求民主,要求改革,要求整顿党风,要求反对保守,要求加快中国前进的速度,这不是"左派"吗?1957年的右派,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左派"!
在未掌握一些关键材料前,我们不愿蠡测毛泽东关于"阴谋"与"阳谋"的论辩──人类政治史上最无耻最肮脏的一次表演──究竟出自什么动机(是因为他倡导"鸣放",导致"牛鬼蛇神纷纷出笼",遭到党内同僚反对而被迫为之,还是早有预谋,确系"引蛇出洞"呢,抑或"此一时"、"彼一时",并不存在什么逻辑上的关系,"放"也真、也对,"收"也真、也对等等),然而对右派分子──知识分子精英──的定性的处置方式,却那样令人寒心。那种以甘言诱人说话,然后以暴力相向的手段,还可能出自人类任何正常心理吗?
整个"反击"极为简单:唆使"工、农、兵"起来发言;培养"积极分子"搞中间爆破、四面开花;全力开动整个舆论宣传工具,最后动用国家暴力机器进行处置。
轰轰烈烈的"鸣放"嘎然而止,"反右"运动在四十天时间内大获全胜。
1957年7月,毛泽东原形毕露了。他在《1957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给反右运动定下性质,拉开了持续20年之久的以人为斗争目标的政治动的序幕:"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在二十多年的非人境遇中,只是在最底层的工人,农民当中,右派分子才得到过同情和安慰──作者),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他预言说:"这个斗争,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十年至十五年之久,当然不是说十年十五年之久,阶级斗争就消灭了,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而且总是同国际上反动派互相呼应的。"
什么是文革中所称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什么叫毛泽东思想,这段文字之外已经没有多少可以补充的了。对于右派分子的命运,整段文字等于判了极刑或无期徒刑。而其中"十年十五年"之说,恐怕还是一个"彻底唯物主义"的问题。要根本解决右派问题,应当说,光有思想上、政治上的斗争还不够──很不够,还必须有一个"物质上、肉体上"的斗争。不必动用武器(实际上曾经不断动用武器),只要按照"政策",让这些"精神贵族"去开荒、挖煤、钻隧道、点雷管、牧羊、割草、烧石灰、挖铁矿、搬运货物……、让盐水、碱水、酸水来"改造";让他们的亲朋好友、门生弟子唾弃他们、断绝关系;让"工、农、兵"监督、斗争他们;让"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彻底征服他们;让他们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呻吟、痛哭、求饶、忏悔;……不是更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吗?无产阶级的"仁政"、"革命的人道主义"还是要的,右派分子们"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希望并没有堵死,只要他们认罪伏法,不再翻案。
刘宾雁本人,连他这样具有独立意识的青年知识分子,万万没有料到竟然会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分子"的年轻共产党员,也几乎为那空前的大颠倒所征服:"1957年把那样一些优秀的人物打成右派,并不是人人心里都同意,我被一下子打下来时,当然已经没有机会接触这些东西了。据我的直感,反右派开始的时候,很多人是想不通、出来辩护的人也有,一些老同志出来坚决保护一些人。但很快一下子就都转过来了。包括我也转过来了,认了错,因为除非是他(毛泽东)错了,我才可能是不错。而他是不会错的!结果,1957年过去了,接下来是灾难的1958年!那个荒谬,那种疯狂,在人类历史上有几起?!"
反右运动临近尾声,进入"动手"阶段。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做革命的促进派》一文中发出信号:"无产阶级政党一般地还是要有两条:君子动口不动手,第一条;第二条:小人动手,老子也动手。"
接下来是定性处置。毛泽东本人直接使用了"围剿"、"法办"、"劳改"、"剥夺政治权"等词,最后给右派分子留下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声称:右派先生们,何去何从?主动权(一个短时期内)在你们手里。
四十多年前,巴黎攻陷、法国沦落,希特勒听到这个胜利消息时,竟兴奋得跳起舞来。他为德国二十多年"耻辱"的结束而粗俗无耻地自我欣赏,这是可以理解的,德法两大民族的宿仇太深了。但是,人们永远无法解释毛泽东对中国知识分子那样蔑视、那样残忍的心理究竟从何而来。论出身,他也是知识分子的一员。他的老师、第一任岳父、许多朋友,也都是知识分子,其中有不少人并不赞成共产主义。这样一个人一旦大权在握,中国知识分子就没有一天不在受罪、受罚、受辱!仁义高蹈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竟然出了如此乖戾的后代!
在对束手无策的右派分子们嘲笑够了后,他挖苦他们说,你有那么多知识,为什么还犯错误呀?毛开始着手解决问题了。他提到章伯钧不能当部长,丁玲不能当人民代表,钱伟长不能当副校长;对其他几十万右派,他似乎已没有多大兴趣去过问,他说:"我们现在有许多事情要办,如果天天攻,攻他五十年,那怎么得了呀!有那么一些人不肯改,那你就带到棺材里头去见阎王!""这(指处理右派)是一个麻烦的问题……对右派如何处理,如何安排,这个问题请诸位去议一下。"对"资产阶级死硬派",他主张:"只要他们不当特务,不再进行破坏活动,也给他们一点事做……,我们应当看得远一点,在几十年后看这个事件,会有深远影响和巨大利益的。"看来,本来还有更极端的政策。
这样,不到半年时间,反右派运动宣告结束,结束了的是半年的演戏,开始了的,是一场22年的恶梦。
三、反右运动的后果及影响
中国历史上继秦始皇"焚书坑儒"后,汉有"党锢"之祸,明有"东林"之悲。但是无论从道义、天理,还是从规模的巨大、时间的久长,无论从冤屈的深广,还是罪恶的重大看,1957年反右运动中几十万知识分子蒙受的苦难都是罄竹难书的。
下面,仅就一时想到的方面,极为初步地分析一下1957年反右运动的"历史遗产"。这一"历史遗产",也就是刘宾雁概括的"对整个民族生机的一次致命的摧残"。
⒈将一切意识形态、文化、艺术、教育,一切人类精神、思想、灵魂、感情,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世界统统纳入国家权力和个人独裁;
⒉绝对不允许任何不同于现存理论、政策的意见存在,否则格杀勿论;
⒊知识分子是新制度中最落后、最保守、最危险的因素,阶级斗争将长期以他们为对象;
⒋开创了镇压知识分子思想自由的先例,发明了几条重要方法:⑴以口号号召诱人以饵,制人以言,出尔反尔,无信无义;⑵发动群众围剿,采用"恶谥"政策,用于治人,迹近精神"凌迟";⑶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⑷直接运用国家机器处理思想问题,对政治问题处以刑罚,纵容国家本身犯法;⑸为上者毫无诚意,上下相欺,人心丧尽;⑹产生了中国-步步走向深渊的"极左"路线,产生了一批虐待狂、野心家;⑺发明了一个新的政治身份──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一顶紧箍咒,一根条棍,一座刑架;⑻践踏人性,侮辱生命;⑼仇视知识,仇视真理,仇视理性,仇视自由;⑽制造冤狱,推行恐怖政策、愚民主义;⑾拆散家庭,离间人伦(妻子检举丈夫,儿女揭发父母,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把亲人残害誉为"政治觉悟"!);⑿摧毁知识分子独立性,毁坏其文化科学成果,尤其是社会、人文科学。毛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中骂道:"大学里,一个中文系,一个历史系,唯心论最多。办报纸的,唯心论最多"、"你们不要以为只有社会科学方面唯心论最多,自然科学方面也有许多唯心论"(文革中,批判爱因斯坦,丢尽中国人脸皮,与毛的教唆无关吗?);⒀株连制度的形成,血统奴役成为"政策"、"路线";⒁仇视世界进步文明,自外人类;⒂人性普遍堕落,小报告、诬陷栽赃、盯梢告密、检举揭发(每个单位都有检举箱)、谎言流行、狼性滋漫、人心惟危、六亲不认、人心腐败!⒃偶像、权力崇拜,排斥异己、党同伐异、"诛讨"成风;⒄奴隶哲学、庸人哲学、铲平主义、玩世不恭,一切历史污泥浊水都死灰复燃;⒅鄙视富裕、忌恨幸福、忌贤妒能;⒆虚夸、矫饰、八股垄断;⒇摧残个性、诋毁英雄、不许越雷池一步;(21)从人心内部阻止了一切物质和精神发展的可能。
在许多方面,1957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运动都为196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了最充分的准备。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不彻底否定"反右运动",行吗?
三十年过去了,整整一代人成长起来。1957年正在迅速地退到历史的阴影中去,这场旷古公案正在湮灭。
1957年反右运动30年"大庆"(大祭)前,刘宾雁在半年时间内,在南中国、在知识分子中、在大学生中,在理论界、新闻界、法律界、文艺界,在与老友新交的上百次演讲、座谈、采访、会面、书信、文章中,呼吁中国人民正视这段不幸历史,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
"1957年正在消失,这对中国人是很危险的。我们有责任把这个研究工作承担起来,告诉下一代,让悲剧永远不重演。"
1986年11月7日,刘宾雁在上海揭露了一个许多人不知道的事件:"因为六○、六一、六二年出现了这种思潮(指有人开始思考问题了),于是就出现了一种需要,再来一个反右派运动,规模限制在大学里,最危险的地方,我甚至说过一句话,大学生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旧秩序的掘墓人,……是一个民族唯一希望之所在。"
1986年12月30日晚,刘宾雁正在与夫人准备去首都体育馆参加中国作协等单位举办的"我们,你们"晚会前,一个陌生青年人走进来,下面是刘宾雁与他的对话:
"你是──"
"我是晚会秘书处派来的司机。"
"请问贵姓?"
"姓刘。"
"嗬,咱们同姓!──请问今年多大?"
"32岁!"
"朱洪,瞧!多么年轻的年龄!1957年,我就这个年龄!"
"亦知身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几十万右派分子的苦难将不会被遗忘。那些无辜死去的人们,将在他们的同志和战友、已两鬓飞霜的刘宾雁们的奋斗中复活。
人还在,心不死!中国当代最大沉冤、所有中国人的公案,决不会永远沉默。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又多情。
附:
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
前言约去。
(一)
凡言论、行动属于下列性质者,应划为右派分子:
⒈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城市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经济的基本政策(如工业化、统购统销等);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
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攻击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否定"五大运动"的成就;反对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⒊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共产党对于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领导;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为目的而恶意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污蔑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和组织原则。
⒋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煽动工人和农民的分裂;煽动各民族之间的分裂;污蔑社会主义阵营,煽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分裂。
⒌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叛乱。
⒍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二)
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划为极右分子:
⒈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
⒉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
⒊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
⒋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进攻中又积极进行反对活动的分子。
(三)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错误应予批评指正,但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⒈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对于局部性的工作性质,局部性的不属于根本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学术性的问题,共产党的个别组织,个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提出批评的人,即使意见错误,措词尖锐,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同样,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在思想意识上有某些错误的人,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⒉有过类似右派的思想,但是并未发表过或散布过,而且已经认识错误、自动检讨出来的人,或者偶然讲过类似右派的话,现在已经承认错误,而在历史上一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⒊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或共产党的领导发表了错误的言论,但是并未积极宣传,事实证明不是出于敌意,经过指正表示愿意转变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⒋一度盲目地附和了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或者一度被蒙蔽参加了右派小集团,或者一度被右派利用,在了解右派错误以后,迅速地回到正确立场,同右派决裂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⒌历史上曾经站在反动立场,现在也没有显著的转变,但是在右派进攻时期并未进行反动活动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⒍凡是界于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之间的疑似分子,在尚未查明足以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充分材料之前,一概不划为右派分子,并且不用斗争右派分子的方法对待他们。
刘宾雁与当代中国(六 新闻与自由 · 兼论刘宾雁的新闻观)
我知道我的退休将不会影响办报的原则。报纸将永远为争取进步和改革而战斗,决不容忍不义和腐败;永远反对一切党派的鼓动宣传。决不从属于任何党派,永远反对特权阶层和公众的掠夺者,决不失去对贫苦人的同情,永远致力于公众福利,决不满足于仅仅发表新闻,永远保持严格的独立性,决不害怕同坏事做斗争,不管这些事是掠夺成性的豪门权贵干的,还是贪婪的穷人干的。--〔美〕约瑟夫*普利策
一个现代国家,如果没有新闻,是不可思议的。当代中国有没有新闻?这个命题好像很荒诞,让我们来细究一下。
首先应搞清楚,新闻是什么?
有人会说,新闻是有阶级性的,必然成为政治斗争的产物,在资本主义国家,报纸不也是资产阶级的工具和喉舌吗?我们很愿意对此展开讨论,深入分析一下新闻与政治、与国家、与阶级斗争、与人民的关系。
为了澄清事实,让我们回到新闻和它作为传播手段的初始状态去。人类第一张报纸起源于1609年的德国。在它出现之前,人们已经有交流新闻的习惯了。直到中世纪的所谓新闻,不过是人们在乡村集市上互相交换感兴趣的消息而已。一直到1500年左右,一般都用消息(Tydings)一词来形容有关时事的报道。新闻(News)一词是后来创造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对有意识传播的消息与有意识收集和加工的消息加以区别。是新闻创造了报纸,而不是报纸创造了新闻。尽管有区别,仍然可以看出,"大众传播媒介"的定义是很准确的。关于新闻定义的本质,作为一个老新闻工作者刘宾雁曾经作过这样的探讨:"现在一谈就是党性、人民性,那报纸当时出来的时候,还没有共产党呢,不但没有共产党,任何政党都没有。有人民的地方,几百年前就出现了报纸,可见报纸并不从来都是党报。"请注意"有人民的地方就有了报纸",它的确产生于民间,服务于公众,与国家无涉,倒是可以告诉你,第一个颁发"许可证"制度的是英国都铎王朝的亨利八世,他发布公告,规定印刷商在开张营业之前必须获得皇家的许可。都铎王朝可不是什么资产阶级,也不懂得用工具和喉舌维护他的封建专制。
后来情况有了变化,新兴的资产阶级确实把报刊作为它的工具和喉舌,不过是用它来抨击腐朽的封建势力,感召和动员广大人民起来参加革命、推翻专制。永远不要忽略了一个事实,在新闻媒介成为资产阶级政治斗争的武器时,那个阶级并不是掌权的阶级。这个事实说明了一个问题,当新闻进入政治领域,与政治发生关系后,它的根本属性是批判和斗争的武器,而不是维护利益的工具(那时,资产阶级还未上升到统治阶级)。从新闻的根本属性入手,我们立即可以发现一个显著的物质特征,新闻作为批判和斗争的武器,它的锋芒始终是指向国家和政府,指向官员和富人。世界上哪个国家、什么时候报纸总是把矛头对准民间、对准穷人、对准平民、对准知识分子?可以这样总结:新闻与国家、与政治、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不管如何千头万绪,最基本的关系是一种批判和反抗的关系,而不是宣传和维护的关系。这种批判和反抗的意识,是新闻本质的必然要求。人类精神的本质是自由,人类的道德价值是自由,批判和反抗的意识达到了与自由的同一,从而使新闻出版业在终极意义上符合人类的精神本质,建立起自己的道德基础,因而是合理的、合人性的、有道德的。诚如汉密尔顿所说:"这是最重要的事业,是自由的事业,这一自由就是把事实真相讲出来,写出来,以揭露和反抗专断权力的自由。"世界新闻史就是这样高举真理的旗帜,声张正义,反抗专制,尊敬自由,推动着人类社会走向进步、走向文明。
新闻一但丧失或被剥夺了这种本质,便立即异化为人的异己力量。成为一个集团、一个政党的工具和喉舌,失落了自由本质的新闻媒介,不合人性、没有理性、道德沦丧,成为压迫人、残害人的急先锋,败坏人、退化人的教唆者,成为一切偏见和歪理的鼓吹手。这个事实,不是昭明昭著的吗?在人类步入现代的过程中,在人类中真正优秀的那部分──知识分子阶层登上政治舞台,并以其思想意识成为文明主体的过程中,新闻自由为增进这一过程,所起的作用是多么有力和彻底;而一但新闻丧失其自由的本质,反过来对加强奴役、剥夺人的自由所起的作用,也会同样有力而彻底。
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杰斐逊致卡林顿那封著名的信指出:"民意是我国政府存在的基础,所以我们先于一切的目标就是要保持这一权利,若由我来决定我们是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要没有政府的报纸,我会毫不迟疑地立即回答:我宁愿要后者。……我情愿将自己捐献出来,作为一次伟大实验的对象,以证明所谓新闻自由与治理有方的政府互不相容这一借口的欺骗性。"1965年,《纽约时报》披露了一部美国国防部档案材料,使美国大量国防机密公诸于众。为此,国防部向高等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纽约时报》危害国家安全罪。判决的结果出人预料:《纽约时报》无罪。理由是,新闻自由高于国家利益(包括国防机密)。"水门事件"更是新闻的自由本质充分体现的范例,新闻记者率先秉笔控告美国政府侵犯人权,把矛头直指总统。最终的结局是,不管在道德的法庭上还是在世俗的法庭上,一个伟大国家的政府和总统败诉了,被判有罪!
同志,这就是那个"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吗?其实这个提法本身还大可商榷,那个社会实际掌权、特别是掌握最高权力的人,不过是些农民、推销员、律师、演员或职业的行列,如果一定要把他们称为统治阶级的话,那么也绝不是资产阶级选择的结果,而是人民选举的结果。──不是说资产阶级是少数,人民是多数吗?如果这个多数都成了资产阶级的话,又有什么不好呢?
就是这样一个社会,它几乎可以说是迄今为止人类完美组合的最高典范。在那里,社会居主导地位的是知识阶级,最强大的力量是知识分子。他们没有什么物质利益需要维护。他们最宝贵的财富只是思想、智力和知识;他们最珍视的是自由表达权;没有自由,他们的财富连同他们自身价值将会荡然无存。本能告诉他们,新闻自由是精神发展的最大保证,是自身权力不受掌权者和富有者侵犯的最大保证。他们的主导地位,使新闻自由成为一种健康的社会机制,这种机制天然地要约束强者,保护弱者,导致社会的平衡;这种机制,弥补了人与人的社会差异,使机会均等成为可能,从而弥合了长期纠缠人类的社会冲突,大规模的暴力和流血已成为历史。
细究一番,结论很明确:新闻的本质是自由,新闻的功能是大众传播媒介。
中国有没有新闻?从上述定义看:中国没有新闻。这里的报纸、电台、电视等等是什么呢?肯定不是大众传播媒介。执政党从来都把它定义为党的喉舌、国家宣传工具,的确也是如此。刘宾雁以其几十年的记者生涯作了现身说法:"新闻工作有它特殊的使命,它应该以它特殊的方式来为社会作特殊的效劳。报纸究竟应该是什么?应不应该要求把报纸办成像政府的公报一样,要求社论像文件一样、要求记者像宣传干事一样……从全国的情况来看,报纸在中国没有成为真正的报纸。我们的报纸不应是官办、官定、官看的'办公室读物'"。刘宾雁对中国"新闻"的概括,应该说是天公地道的。为了说明这一点,可以看看中国新闻从业人员的性质和地位,"首先在于咱们这个地位,我国把新闻记者叫做无冕之王,咱们也不要求做无冕之王,我说咱们只要不做三孙子行不行?这个玩艺儿能不能报道,首先是请示,不但请示报社,还得请示地方党委。说可以,好,能报道。……天天在那送审,就这种精神境界。……这种地位决定这种精神境界,精神境界决定他的思维方式,他连想都不想,他连观察都不观察,还能说什么?都习惯说一种语言、一种调子、一个声音。"
不要认为新闻的问题对我们不重要,不要认为我们有饭吃、有衣穿就能活着。没有新闻,或者只有办公室读物式的新闻,我们不看就是了,那你太小看了它。它一旦失去大众传播媒介的属性,失去自由的本质,成为某个集团的工具,随时会吃了你。想一想反右,人民公社会化、公私合营、文革等政治、经济运动是怎样开展起来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在里面起了什么作用?扮演了什么角色?十亿人的头脑是怎么发昏的?"两报一刊"可以凶恶到点(名)到谁死谁不得不死、评(论)到谁,谁不得不亡的地步。
在新闻具备了"大众传媒介"属性的国家,情形又怎样呢?我们很难反驳刘宾雁的看法:"报纸不是万能的……报纸在别的国家也不是万能的,但它为什么会被称为第三势力,仅次于政府和议会;或者叫做第四势力,仅次于政府、议会和法院,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个社会能自动调整,使矛盾得到自行复现、自行涌现、自行通过正常的程序得到调整,得到解决。这是现代社会,也可以叫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机制的一个特点。封建社会没有这个,而在这种机制里面,是什么东西在起作用呢?很重要一个就是新闻、报纸,就是大众传播媒介"。新闻是怎样在那种机制中起到这种作用的?很简单:新闻自由、自由传播。
让我们再来简单讨论一下新闻和自由的关系。"总统早晨把报纸打开一看,昨天的事就清楚了。读者把电视机一打开,对全国的情况就有所了解了。那些问题一暴露,有关部门就要来处理,律师就来了。顺便说一下,报纸不是万能的,但是,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你们想想看,律师他靠什么东西,他依仗什么东西来为一个被告辩护?假如这种辩护是合理的,他不是要靠舆论作后盾吗?"如果没有新闻自由。"你律师算什么,不许你发言,就带上铐子了。说抓就抓,说游街就游街。去年鞍山就发生过这类事情,三个律师被抓起来,其中一个五花大绑、游街,这个丑闻对中国太不体面了。"新闻和自由的关系太明白不过,太紧密不过了。自由就是新闻的生命,没有自由新闻就死了,新闻死了,舆论就会消失。社会舆论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消息和思想的传播。舆论是一切正义、公正的坚强后盾,是人的最后一道防线。没有舆论,真理、正义、人权都会不堪一击。如果有人或单位打劫了你的财产,如果当官的奸污了你的女儿,你只能去找掌权的,如果这个掌权的刚好是个坏蛋,或者懒惰得不想搭理你,你怎么办呢?这时,你就会想起舆论的可贵了。刘宾雁进一步总结道:"假定我们的人民代表真正有权,要对人民负责,当他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的时候,他的后盾是谁呀?也是舆论呀。……那些受冤屈的,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的冤案在报纸上登一登有何不可呢?追究一些贪官污吏,那些渎职的,那些败类,替老百姓疏口气,党报、人民日报销路不是可以增多一点吗?党和政府的法令不是有更多的人会知道吗?共产党的威信不是可以提高吗?结果你把什么都堵住,然后他就在人民日报社面前自焚,这到底有什么好处呢?这保护谁了呢?……你把自由给得多一点,记者也不会造反,只能使这架机器、这个国家机器运转得好一点。"
任何一个领域中自由的丧失,都将导致对人的直接损害,新闻也不例外。新闻记者应该头脑优秀、目光敏锐、精力充沛、勇猛好斗、欲望强烈,可是一旦丧失了自由,其形象立即退化萎缩。刘宾雁真实地描述了这种可悲的现象,"尤其是新闻记者和作用,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一种特殊的职业。这种分工到今天为止,没有得到我们承认,至少没有被充分的承认,以至于现在的记者,一看那样就不像个记者。我这绝不是挖苦记者,我是挖苦那条路线,那条路线把人塑造得简直就没法说了,有的是呆头呆脑,有的是滑头滑脑,走在路上我开玩笑,说中国找滑头最好找,虽然鸡蛋掉在油缸里不好捞,但是相当多。……记者为什么变得呆头呆脑的呢?就是一天到晚不要他出去跑,也不需要他思考,他也得不到什么信息。他唯一的工作方式是把他的耳朵搞得灵敏一点,听上边的声音就行了,叫他干啥他就干啥,叫他写啥他就写啥。"一个国家的记者变成了这付样子,那么一般社会成员的状况,更可想而知。让我们重温一下美国最伟大的新闻工作者艾赛亚*托马斯的名言:"一旦新闻自由被消灭,那些残存的珍贵的权利与特权也将与我们永别!可以想象,下一步便是双唇挂上铁锁,双腿套上脚镣,只剩下双手是自由的,不是去为那些比埃及工头还要凶恶的人当奴隶,就是──为实现立宪自由杀出一条血路来。"
新闻自由是民主国家的标志,更应该是一个现代国家的标志。垄断新闻,就是垄断自由。垄断意味着剥夺,剥夺自由正是一切专制政府的标志,也是一切专制、独裁和极权存在的基础。
可以断言,一个具有了新闻自由的社会,与任何个人一样,其尊严与力量同它打破孤陋寡闻的程度相一致。梦想进入现代化的当代中国,从骨子里渴求力量,却忽视了尊严,一个丧失了尊严的人或国家,是不会有力量的。作为记者的刘宾雁,长期关注中国的新闻自由问题,疾心呼吁了整整十年,他说道:"新闻自由不仅仅是使一些问题得到解决,这是从消极方面看的,从积极方面看,它跟一个民族的精神状态有很大的关系。很多事情,如政治问题人们不敢去想,不要你发言,不要你管,你去想它干什么?久而久之,就会把整个民族变为庸人,变成庸人民族。"当代中国的现实,充满了对立和冲突,大规模的流血和暴力刚刚成为过去,隐患并未得到消除。文革结束后,新闻自由的机制并没有建立起来,甚至没有提上议事日程。各种冲突的暗流──有的已经高度明朗化──随时可能酿成灾祸,如果灾祸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能够制止它的只能是人民,人民是最后的、决定性的力量。在人民和反人民的较量中,新闻自由肯定有利于人民,因此,反人民的力量直到今天仍在坚决否定这个自由,不仅用千万种歪理和谎言否定它,而且动用国家权力取缔它。不过,这到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启示了新闻自由和人民性的关系,它是人民性最直截了当的体现,可以这么定义,新闻自由就是人民性。刘宾雁对新闻与人民性作过这样的表达:"究竟谁永恒?共产党不是早晚有一天要解散吗?真正永恒的是人民!党性和人民性会发生矛盾吗?要是发生了的话是哪一方面的问题呢?那是人民的问题还是党的问题?人民是不会犯错误的。"无独有偶,人类最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美国人民的伟大儿子杰斐逊也曾写道:"我深信,人民之善良、理智将永远是最尖锐的大军。他们有时也会被引入歧途,但将迅速纠正他们自己,人民是其统治者之唯一监督。"人类注定了是一个整体、不管文化、种族的差异有多大,人类的意识深处是相通的,不管东方、西方,历史的进程将不可抗拒。
自由──人类永恒的追求。新闻──当代人类不可或缺的自由前提!
刘宾雁与当代中国(七 批判的权利和代价 后记)
寻求真理并说出自己所信仰的真理,永远不能作为罪行。没有人会被迫接受一种信念。信念是自由的。---塞巴斯蒂安 · 卡斯特列奥教士
我们大概已经临近了这样一个历史分界处:对现存的一切社会制度、国家形式和意识形态来一次总的批判。它的主要根据是:一、核战争的可能性逼使人类学会放弃区域性和阶级性的狭隘,明白一个最无庸争论的事实:与核战争相比,我们的一切争执都失去了原有的意义;二、与第一点紧密相关,我们必须摒弃继续造成人的对抗和疏远的思想方式,学会共同存在和发展的艺术。
我们没有闭眼不看世界上仍然靠诉诸武力或暴力维持生存的事实。要制止一切暴力和杀戮,对人类还是一个太高的求;但是,那是一种趋于消亡的生存手段,它不可能因为被讨论而减少,要是依靠武力再次成为人类生存的主要方式,最终将导致浩劫,那就更无讨论的理由存在了。我们应当转向对新的存在方式的思考,通过有耐心的持续不断地努力,使大多数人接受一种新的社会准则,使用理智和言辞来代替仇恨与镇压,给思想和舆论以足够充分的自由,容忍和鼓励异端见解,保护批判的权利。
批判哲学的奠基人伊曼努尔 · 康德在评价启蒙运动思想时说:启蒙运动是使人从自愿接受监护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在这种状态下人不依赖外在指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才智。这样一种我称之为"自愿接受"监护的状态,并不是由于缺乏才智,而是由于缺乏在没有领导帮助的情况下运动自己才智的勇气和决断。Sapereande!(勇敢地成为智者吧!)大胆运用你自己的才智吧!这就是启蒙运动的战斗号召。
下面,我们将先把本节的主要观点写出来,再加以必要的论证。上面所说的历史分界,对中国人来说,应当包括这个无法回避的事实:社会主义和共产党自身应否批判?或者换句话说,能否再像以前那样,在人民和共产党之间,要么是"自愿接受"监护,要么是对抗;中国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是否就不允许出现思想领域中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知识、文化、理性、正义、真理等精神力量应否代替专政机构、意识形态、官僚和政治斗争、政治运动?
之所以需要明确地提出上述问题,有两个主要原因。其一,这些问题其实已经历史地存在于中国人之中,存在于这个社会中;其二,诚如索尔仁尼琴对苏共中央领袖们所说,从根本上说,我们毕竟同属一个民族。还有一个遥远的中国人遗忘已久的古代智慧,也可算作一个次要的因素,即《易经》所主张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
事实上,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在中国以及世界其它地区的实践,已经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这种革命没有、也不可能使它的全部诺言兑现;相反,它面临的问题,和传统国家没有什么不同──除了它始终不承认这点、坚持认为自己是最"优越"的社会这一点外,在有些方面,问题和麻烦更多,更难解决。正因为它是"千百万人的事业",已经成为国家制度的社会主义早已不是一批职业革命家和直接参予者的事。所以人们有权力、有责任从根本上反思(从我们都是社会主义的"产物"和参予者而言)这场革命和它带来的所有后果。进一步说,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统治(叫"领导"、"管理"、"公仆"都一样,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实质不可能得出相反的结论),在大多数现代国家都必须接受人民的认可,并且不断地经受监督和批判。否则,斯大林、毛泽东统治下的灾难就难于避免重新降临到我们每个人头上。
因此,我们主张,根本改变中国人的处境,最好采取文化的、理性的、经济的乃至政治的批判逐步取得共同生存的不可逆转的结果。不仅如此,批判应成为"共同生存"最重要、最经常、最易于为全社会所接受的"生活方式",高压、顺从、蒙蔽、盲动,空诺、愤懑、独揽、疏远……一切我们生活中恶性的社会循环被公正、积极、坦率、真诚的批判精神、批判意志、批判方法取代。权力等于真理、权力凌驾于真理之上的颠倒应当结束。权力首先应当成为批判的对象。从康德以来,从马克思以来,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指示着一条真理,脱离了批判的权力,无一幸免地会成为全社会最可怕的异己力量。任何政府、政党、政治理论、社会生活、人际关系,都无权拒绝广泛的批判。在这个时代,批判不再只是纯粹思辨中的扬弃,不再是少数人对世界的思维形式,更不应再是权力和利益侵占者维护私欲、实行思想镇压的工具,而是大多数社会成员参予社会生活、体现自身价值的共同前提。批判将成为我们时代文明与进步的标志。
批判有两个主要前提,独立性和自由表达权。前者包含在批判者内在精神里,也即康德所称的自主原则,这是批判精神的终极基础。判别一个命令是否合符道德,最终必须由每个人决定,不经过个人决定服从的命令不是命令。自主性原则──自决权,这是人性中禀受的最高权威,一切文明、理论、道德,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而且只能由它来检验。后者,是人的独立性必然要求的社会权利,自由表达权乃是内在独立性的逻辑外延。说独立性是人性中最重要的内容,自由表达权就是社会结构中最美好的形式。
判断我们是否临近(按历史尺度计算)一个批判社会,除了我们时代的整体状况外,另一个主要依据是一批批判先驱的出现。我们不用费时去驳斥毛泽东时期、"文化大革命"中使用的无聊而可耻的"大批判",我们应当集中精神在真正体现人和历史精神的事物上来。
就批判的深刻、坦率、广泛而言,刘宾雁应当是当代中国最值得注目的人物之一。
要描述作为批判者的刘宾雁的全部过程,目前尚难做到。我们还没有读到一本有关这位"争议性"最大的作家的详细的评介文章,没有读到有关的传记和自传;另一个原因,是批判者在中国仍然是一个被严重曲解的形象(刘本人就被可笑地斥为"三种人"、"造反派"、"震派"、"资产阶级自由化头面人物"、"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等等),刘宾雁这样的批判者始终是一个"敏感"的危险人物,由于陈腐僵硬的政治思维永远使用难以名之的特殊眼光看取他,讨论刘宾雁还是一种触犯禁忌的风险;最根本的原因,是刘宾雁的批判精神、批判性格和批判质量还在发展中(这是他的幸运,多少抱有与他同样的批判精神的人还在思索和表达的初始阶段,就过早地死去或者垮掉了)因为批判的本质是实现自由,我们无法预言刘宾雁的批判将走多远。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时代的成熟、人民的成熟,刘宾雁的批判将更加逼近我们时代的真理,谁也不能阻止这种可能性,除非他本人做出相反的选择。
我们永远不要离开"中国毕竟是中国"这个最大的现实去思考。独立性在西方基督教神学中最终体现为"上帝在我心中";在牛顿、莱布尼茨、爱因斯坦那里,体现为相信物质世界是一种秩序,在根本上与我们的精神世界可以统一;在哥白尼、伽利略那里体现为否认认识最高真理是一种能够垄断的世俗权利;在雨果、托尔斯泰、索尔仁尼琴那里,体现为对人道主义和理性力量的肯定。最高的独立性必然是面对一个时代最重大的问题体现出来的。刘宾雁的独立性体现在对当代中国那些最重大的问题的关注、思考和批判上,这些问题是:
一、从1917年俄国革命以来,七十年的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够像样的说,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到充分展示、而且必将战胜资本主义的一种国家、一种制度、一种模式";
二、我们长期生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中。几十年来,中国人为了几个概念付出了重大代价乃至生命的牺牲,中国进行着一声无声的充满血和泪的大辩论:⒈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说是完美无缺的吗?⒉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一成不变?⒊共产党绝对永远不犯错误?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必须一刀两断?
三、中国极左问题的实质、核心是否定人,它是一种东方的、中国的、掌权的极左;
四、中国人道德、精神素质的历史性退化;
五、中国文学除了歌功颂德外,出现了"跟中国人民的革命没有任何瓜葛,同大多数中国人所关心的问题没有任何关系"、"遗忘中国人"的现象;
六、广义、宏观意义上的人民是不会有错误的,假如党性和人民性发生了矛盾,那就是这个党本身出了问题;
七、1957年反右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反右派运动要写上五十年,文化大革命要写一百年;
八、在中国,有多大程度的公开,就有多大程度的民主,民主就是选择的权利;
九、当今中国有两个历史过程正在同时进行,一是自上而下、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的经济改革,另一个是从下而上成千上万的人从农民变为非农民,从人身依附或者人身半依附状态下解放出来,可以说是土地改革以来第二次成为独立、自由的人。中国的历史,归根结蒂决定后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是自发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民间的、社会的力量,将越来越显示其作用。
十、用一句话为概括上述几方面,就是必须跟踪一个问题,研究、追寻它,它是怎样形成的,它今天在各个不同领域内什么形式继续干扰、破坏中国的进步,使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直到今天每迈出一步还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毫无疑问,刘宾雁批判思想的内容是可以商榷的,其中有重要的遗漏,例如宪法问题、法制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外交、宗教、经济、性等,又如"人民不会出错"、经济改革与社会改革关系是否可以按"上"、"下"这个概念来划分,等等。
而从批判这一当代中国人最欠缺的精神品质出发,我们应当高度评价刘宾雁身上体现出来的独立性。许多人都注意到,刘宾雁很少对中国问题进行理论阐述,很少征引理论术语,以至于人们常常困惑于这个事实:刘宾雁批判思维的立场是什么?武器是什么?方法是什么?刘宾雁本人究竟属于哪一种思想体系?
对这些问题,人们可以做出完全不同的回答。然而有两点不应当忽视,刘宾雁对若干中国大事进行批判思考,却反常地缺乏理论分析,这决不是由于他不懂得理论,没有思想;相反,刘宾雁在相当高的程度上谙熟社会科学,正因为如此,他早已明白一个简单的事实,古今中外任何理论都不能解释中国,加在一起也不行。因为外部世界在自由发展理论的几十年间(人们通常认为,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在西方建立主要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如罗素、萨特、波普、海森堡、海明威等西方知识分子,他们对自己的时代一直保持着充分的批判态度,对人类的重大问题了解得十分透彻,对西方世界及人类社会的危机和发展保持着高度的道义责任感和深刻的忧虑),中国以非常特别的方式发展出非常特殊的现实,这一历史的不平衡造成了对当代中国进行批判思考的"悖论":中国当代史的批判反思不能没有理论,但任何理论都只能歪曲对中国当代史的批判反思。
事实上,中国确实像一个巨大的试验室,人类历史上各种文化都在这里渗透,其中又交织着两种相互排斥又相互纠缠的分裂:传统文化竭力抗拒西方文化的攻势,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民族意识和危机拯救了它;但是经过1919年"五 · 四"以来的反复较量,中国人基本上意识到,不大规模引进西方文化(广义而言,包括科学、技术、国家结构、经济制度、政党组织、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社会规则,等等),中国人就可能被开除"球籍"。于是绵延几千年的历史共同体分裂为民族生命和民族文化两部分(这种过程十分漫长,所有的中国人都处于这种分裂之中)。第二次分裂是在第一次分裂开始而远未结束后,又在另一个领域、以另一种方式开始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定为中国精神生活的基础。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无论如何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巨大的差别而与西方文化有深刻的联系。只是由于政治和历史的原因,我们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去反对西方文化(实际上这是企图完成衰老的中国传统文化已不能完成的任务。因而有人认为马克思与中国传统文化在骨子里是一回事。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在此不赘)。所以中国人实际上又被迫接受西方文化内部经受着的新的分裂。这就在民族生命与民族文化内部分理解的基础上造成民族和文化自身的分裂。这双重的分裂(当然是一个极粗疏的说法),又与中国几千年立国立民立人的基础──大一统的一国家形态(其中包括思想上定于一尊、政治上成于一统)相冲突。
总之,中国是如此一目了然,简单至极,中国又是如此复杂神秘,难以理喻。在中国,每一个命题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反题,中国充满了"悖论",中国真是一个巨大的"莫比乌斯圈"(Mcoiusstrip)。
于是,对中国问题有兴趣的智者宁愿相信直觉;独立思考加上多年敏锐观察和紧张思考以及丰富坎坷的人生经验、社会阅历,是刘宾雁的主要武器。
对独立批判来说,除了理论麻烦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主观因素,一个看来似乎和智慧无涉的道德因素,也即康德所称的运用才智的勇气和决断。智慧不入卑劣灵魂,在中国,这是一句真理。
刘宾雁1957年被定为极右分子,两条罪状之一,就是提倡独立思考。独立思考本身在中国就是一个在禁忌。一般而论,敢于独立思考的人,或多或少能洞察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隐密,敢于独立批判的人,必然获得巨大的解释权。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独立批判,是通向真理的痛苦而有希望的道路,古今中外皆然。我们可以说,古有苏格拉底,今有刘宾雁。
由内在自主原则外推的自由表达权,是批判精神必需的条件和形式。讨论的自由、论辩的自由、批判(反批判)的自由不仅是社会进步所必须的前提,也是人类内在精神发展的前提。
刘宾雁反复提及的中国当代几次规模巨大的政治运动,无一不是以取缔这些自由为开端、为目的的。其结果就是一个"封建法西斯专政"、一个濒于崩溃的经济、一个人性普遍低落、精神衰化的大倒退。
从批判与人的精神发展的关系看,毛泽东的独断专行,不容任何不同意见,这种错误并不限于那些被压制、被"批判"的言论意见未能采纳,而在于根本不理解自由批判权利,蛮横拒绝任何批判。无论怎样坦率、真诚、无私的批判,都不等于真理,也不能保证发现真理;批判作为一种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只能减少出现错误的可能,或者提供新的选择思路。批判本质上不作判断,而是在承认对方拥有相等批判权利的前提下,通过讨论、让步和变通,保留双方观点的多样性,从而出现思想多元发展的机会。说到这里,人们要问: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学会尊重批判的权利呢?在一个自称以辩证哲学(其精髓被解释为矛盾的普遍存在)为意识形态基础的国家,理性批判本来是不言自明的公理。由于利益、观念、环境和文化的差异,分歧、争论、批判、抉择是不断发生的社会常态。从全社会进步的机制和功能看,批判性思维是制定任何政策的前提,它应当具有契约和法律的意义,不受党派、集团、任何个人的操纵或者取缔。只有从这种理解出发,我们才可能结束以暴力镇压思想的悲剧。
因此,批判不怀有对抗和征服的目的,它绝对不是如刘宾雁批判中国极左势力时所说的那种"总是把人想得很坏,总是不相信人"的阴暗哲学,而是从信任开始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健康的交往原则。霍布斯所称的"人对人是狼",在批判者看来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批判的时代目标是共同生存,人与人必然是"人与人"的关系,这就需要与唯我独尊和排斥异己全然不同的新观念。批判者总是无权无势的,正因为如此,他们常常能接近真理,又常常遭到迫害。在一个健全的社会,权力本身永远首先是监督、批判的中心对象。权力做了好事值不得半点称颂,这是份内之事;权力干了坏事,则应受到加倍的批判。几十年来,批判和批判的对象像所有事物一样颠倒了过来,这是使得正常批判如此艰难的唯一原因。结果就是:我们的社会制度完善得什么也不缺,就缺少对最高权力的管制(刘宾雁在《人妖之间》中已经揭示出的:共产党什么都管,就是不管共产党自身),作为互补,中国人也什么都不缺,遍地聪明人,满眼"九头翘",就是没有真诚者。
然而我们认为,真正付出代价的不是批判者,而是对批判者的"批判"。
刘宾雁在回顾他的右派生涯时,把他在1957年可能走的路分为三条:⒈到1966年,新、老帐总算,没命;⒉投靠极左派,关进秦城监狱;⒊成为养尊处优的"文化官僚"。结论:当右派是最好的路。
所谓代价,应放到价值论来讨论,有人爱两袖清风,有人唯恐失去乌纱帽;有人最怕小偷撬门,有人认为一切财富都等同于猪栏。价值也有内外之分,内在价值只能由个人决定,外在价值则反映你与社会的关系。
刘宾雁1979年访问美国时,有人问他:你这样批判极左派,当你有一天又回到一无所有的地步时你对于这几年的选择不后悔吗?刘宾雁回答:
"我不会后悔,绝不会后悔。我说过,万一中国左派得势(这仅仅是种假设),把我拉上断头台,我也心满意足。我做了我应该故的事情,而我做的事情发生了它应该发生的效果。我感到很幸运,我活下来了。我有过几次死的机会,我也曾想到自杀。但想到那些死去的人,我应承担他们的担子,人生不就是这样吗?"在康德那里抽象(许多中国人不懂康德,主要是因为缺少康德那份对人的爱,再加上中国文字的离间性)的自主性原则,在刘宾雁这里已变得这样单纯。
1987年1月,刘宾雁30年后再次被开除出党。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失去的一切,我并不过分看重;得到的,也许更重要。"
古往今来,批判者总能在精神世界中找到对世俗代价的补偿。追求真理、反抗邪恶,而不会遭到苦难,这永远是幻想。在一个普遍无望,不负责任成为从上而下整个社会的律令时,更是如此。
在刘宾雁身上,多年未见的在个人内心实现自由的特别稀少特别难能可贵的精神,甚至胜过他的批判成就。它告诉人们:真正的批判者,他的精神是不会失败的,因而是自由的。一切力量,都会转化为批判者的内在审判力,只有他自己才能做出唯一的判断。
幸运的是,作为批判者的刘宾雁,他的意义已越过了内在判断范围,获得广泛的理解和支持。相识,不相识,底层、上流,人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1987年1月那道决定表示他们的痛惜、困惑、失望和愤怒。全世界都知道,1987年"反自由化斗争"时,中国在美留学生一千多人联名发出抗议书,要求停止这场斗争。刘宾雁本人收到的电报、信函、贺年片中,有两个小学生寄来他们稚嫩美好的童心,使刘宾雁这位重感情的人感慨万端。《老井》作者郑义去看他,坐下来就哭得不能自已,对中国作家在刘宾雁身处危难而无所表示深感内疚。人民日报内,素不相识,甚至对他无甚好评的人,都在各种场合向他表示理解、同情和关切;一些人愤而要求辞职,一些人发誓不再撰文,只要"反自由化斗争"不停止,……刘宾雁自己比谁都清楚,这就是历史的进步:如果退回三十年、二十年、甚至十年前,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这是中国许多批判先驱的沉重代价所换来的,他们由于历史的局限进行的不成熟的批判,在刘宾雁的批判成就中达到了新的高度;他们困惑而坚强的批判精神,在刘宾雁身上,发展得更为健全、更为深刻而有力。
然而,社会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
1957年,不就是因为知识分子的批判呼声被无耻扼杀,而导致整个民族的历史大倒退吗?批了马寅初、中国无端增加一倍人口;批了孙冶芳,中国疯狂地破坏生产力;批了胡风、邵荃麟、冯雪峰,中国人连母性都要亵渎,到了毛泽东的"大批判",中国人已没有几分人味了!
在中国,对批判者的不公正和残酷,已经超出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一伙灵魂卑污、智力低下的刽子手对批判者的围剿中的丑恶表演,不仅暴露出他们的专制本质,而且败坏人心,败坏道德,败坏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形象,国家和社会蒙受了永恒的血污和恶名。萧条的远不是官方的意识形态,堕落的远不是几个官员,丧失人性的远不是行刑者,我们的先人和我们的后代都会指着我们这一代人说:这就是我们的儿孙和父辈吗?雨果说,历史没有垃圾堆。我们说,不对,历史有垃圾堆,可惜我们至今生活在其中而无能为力!
看看世界其它民族吧:德国战后第三届总理、社会党领袖勃兰特在波兰无名死难者碑前颓然下跪,为德国屠杀波兰犹太人的罪愆忏悔;1950年,美国人民对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说:停止大规模调查,哪怕涉及国家安全,自由高于国家!截止1966年,在西德已经判处八万六千名纳粹罪犯,在忽伦堡法庭上已经几十万次谴责了邪恶(但只判了十几名死刑犯);梵蒂冈教廷越过三个世纪,向自己的受害者道歉和表示尊敬;就连我们的"老师"──苏联,也首次向几百万冤魂脱帽致哀……
对那些"德育教授"、伦理学家、心理、生理学家、法学家和一切关心中国人灵魂的人,我们愿意进一言,人不能进行合理的、公正的、自由的批判,人被剥夺了正常的批判权利时,就会发泄恶欲,进行破坏,干下流事──男性尤为如此。取消了批判,也就取消了灵魂存在的必要,向已经没有必要的灵魂说教,无异于让阉人生殖。
1987年1月份开始的对刘宾雁等三个知识分子的批判,暂时终止了,其影响目前尚难于估计。刘宾雁作为人道主义者、理性主义者和几十年来在困境中挣扎过来的知识分子的一名代表,他对中国的研究和批判,既直接关系到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变革,更关系到整个民族精神发展的许多重要方面。
批判刘宾雁付出的代价是无形的、潜在的。我们决不仅仅从1987年以来国内外人士的消沉和疑虑来衡量,不一般地从政治后果、尤其是知识分子所受到的震动来衡量,不从刘宾雁等有献身精神的人们的个人沉浮荣辱来衡量,对刘宾雁的又一次粗暴和侮辱性的批判,整个社会由此付出的代价可以由两方面来估计。对于执政人物,它可能表现为忘记历史教训、滋生一种历史自大狂;对于人民,由于目睹他们寄于希望的、多年来全身心地与人民最强大的对立面──"极左"势力进行激烈较量的刘宾雁终于倒下,他们会对与其命运攸关的改革产生动摇和疑问,中国会不会又堕入极少数人的意志和需要当中?
毕竟,刘宾雁要更接近人民。历史已经证明:对这个社会的成就,有刘宾雁辛劳的一分;对这个社会的不义,刘宾雁是心灵坦然,两手干净的。历史还证明,他的忧虑、请求、沉思、愤怒和批判,并不是杞人忧天。(1956年他就告诫自己的同志,要警惕官僚主义、家长作风,不是在更高的水平上应验了吗?1979年他又告诫国人:大大小小的王守信还在各个角落存在,还不是庆贺胜利的时候,不也是应验了吗?1985年,他告诫同胞:注意中国社会内部的分化和分裂,历史将拭目以待。)
归根结蒂,批判刘宾雁,将延缓历史进程。它的直接结果是,本来大有希望的1987年,非但没有成为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十年来中国政治合符逻辑、顺应民意的年头,没有在历史地清算1957年反右运动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基础上向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和极左势力发起进攻,反而再次把中国的民主力量打下去,成为当代中国最令人沮丧和齿冷的一年!二十世纪末期,凡是开始真正步入现代文明历程的民族,其社会进步的主要方式,已不大可能是暴力和激荡,而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演化过程,批判意识、批判能力、批判权利应成为维系社会,促进社会成熟的最重要的因素。阻止批判,就是阻止进步。当批判又一次被拒绝在社会生活的门外时,全部陈腐的东西又会死灰复燃。
1987年1月,刘宾雁告诉友人:这次运动,值得注意,它涉及的人极少,但影响却可能超出以前所有的运动。一个月前,他在黑龙江对青年学生说:"千万不要忘记,一九五七年播下的种子、结下的果子,就在我们生活中。说不定有一天,肯定有一天,你们就会看到这些东西,甚至身受其害。从五十年代开始的那个悲剧,就悲剧本身就是闭幕了,但是余音绕梁啊!"
可以庆幸的是,1987年发生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发展成一场新的浩劫。中国人,请回顾一下,作个简单的比较吧。那上百篇社论,那一天同时播放六篇"社论"、"评论员文章"的纪录,那些已经公开出现的"专政"、"流血"、"一小撮"、"决不手软"这些中国人太熟悉的字眼。1957年和文化大革命的初始阶段,也不能有这等气派,其势之狂,其速之迅,其时将持续"二十年"、"四十年"、甚至"七十年"之长,已经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了。以中国现状,以"文化大革命"积淀下来的无数怨恨,以物欲横行的世道人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如果按照那开端发轫时的规模、速度推进,人们可能再也找不出什么词汇来形容它了。毛泽东魔鬼似的咒语:每过七、八年又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就真的应验了!
有人会反驳说,刘宾雁的文章言论,已超出正常批判的范围。如果不制止,就会引起动乱。对这种诘难,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同样的问题,只是方向刚好相反:禁止了刘宾雁的言论,就天下太平吗?按照这种逻辑,不镇压五十几万右派分子(他们也就是提出了不同意见),不压制党内外有识之士的不同主张,就会产生比1957年反右运动、1966年"文化大革命"更加可怕的灾难!在中国,由一个两袖清风的知识分子写的一本书,说的几句话,什么时候,又如何可能致使"千百万人头落地"呢?何况,历史早就证明,思想之间的分歧只能用公平辩论的方式来处理,任何国家权力在精神自由上没有垄断权力,压制言论,解除对方说话的权利,无一不是惧怕真理的表现。人民的神经的是健全的,强加恶名于对方,然后剥夺对方申辩的权利,除了暴露自身虚弱外,还有什么呢。──对人民理智的蔑视。
历史将长久地清算斯大林和毛泽东,就在于人民合法的批判权利在他们那里遭到最严重的侵犯。
作一个比较,可以知道,中国人仍然处于多么神经脆弱、多么危机深沉的阶段。苏联二十大后,即使在死气沉沉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也基本上停止了对某个人进行大规模批判(当然又有了送疯人院等新玩意);戈尔巴乔夫上台,则请教了萨哈罗夫,而后者是一个公开否定共产主义的科学家。这就不得不使人们怀疑,毛泽东不容异己的性格为什么如此具有传染性,由具有这种性格的人来领导现代化,由他们选定的接班人来领导现代化,不是太令人费解了吗?
这场后果不堪设想的政治运动终于流产,人们感到庆幸。但是殷鉴不远,中国人没有半点理由高枕无忧。流产的原因,虽然不能全部为人知晓,但是,正如刘宾雁所说:中国毕竟不同了!而这里面包含着批判者们惨重的代价。我们终于懂得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对他人的苦难和厄运,对追求真理、向往自由的人的命运和处境漠然置之,是最大的愚蠢。几十年的历史反复显示的道理之一就是,奉行这种明哲保身主义的人,没有一个真正能逃脱可悲的结局,更不要说良心上的损失。我们早该懂得,分而治之、各个击破为什么成为专制制度最嗜好的屡试不爽的伎俩,就在于我们的狭隘和自私心理。政治斗争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全身远祸、各自逃命正是它把斗争进行到底的最理想的状态。于是,普遍灾难就来临了。侥幸心只会招致耻辱和灾祸,中国人应当记住这个教训。
今天,这一页终于快要翻过去了,我们终于迎来了一个了不起的转机:极左分子们无论如何花样翻新,都已很难像在1957年、1966年、1983年、1987年年初那样为所欲为了。刘宾雁指出:中国两类人的较量将是激烈的,但形势毕竟朝着有利于人民一边的方向发展。1987年6月2日,刘宾雁给友人写信说:"运动开始时,有人估计要搞十年,我则认为三年足矣。一年之内便会有变化。"一个持批判态度的人,常常是一个人道主义、理性主义和乐观主义兼而有之的人。
有人说,中国文坛有了刘宾雁,才不寂寞。这话只有一小半对。
我们在"导言"里已经说过,刘宾雁的出现,首先是中国社会和历史中的"重大现象",这一现象最值得研究的,是其持久和彻底的批判精神以及重大的批判成就。从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看,研究刘宾雁的意义,在于在社会主义成为国家制度以来所开始的自我审判这一历史过程中,继斯大林、毛泽东去世以后,必然出现的新的思潮和新的力量以何种方式重新使我们回到人类发展的正常轨道。刘宾雁对中国现存社会主义的质疑和批判,无论如何不能再次武断粗暴地解释为西方资本主义或者国民党人的支使。事实上,这本来是任何社会形态都要经受的考验。直到现在为止,与西方社会真正的批判者不是来自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而是来自知识分子一样,社会主义国家的批判者,更只可能是知识分子。又由于这个国家几十年来奉行的压制和禁锢政策,社会处境的人为差异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所以,愿意并且能够进行批判,同时勇于承担一切后果,就成为十分罕见的情形。
具有讽刺意味,但也合符历史惯例的是,在中国,为数不多的批判者将主要集中在执政党内。有如俄国十九世纪十二革命党人的贵族血统发生了变异一样。
一个西方人、非洲人,或者一个古代中国人,甚至一个生活在本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人,都很难理解今天的中国,这是当代中国人的幸运还是不幸,只有历史才知道。
让我们再回到本章开头所提到的关于"核浩劫"的问题。越出种族和国界,也许更能清楚地思考中国。热核战争的可能,空前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生存处境和前景(中国也是核大国之一)。我们不能回避这个人类最大的现实。人们不用证明,便可得出一个结论:凡是能够使人类无限期限地推迟和最终地消除热核战争的国家力量、民族文化、政治制度、意识形态,都是合理的,都有存在下去的权利;凡是强化人类冲突,加深人类隔阂,敌视人性,制造仇恨的一切,都是不合理的,都是人类的公敌。人类在地球的不同区域所进行的一切活动,都是在热核战争这片最大的阴影下完成的一种共同使命;支持前者、反对后者。人们无论如何看不出,被称为中国人"立国基础"的"四项基本原则"能促使人类走向和睦、走向亲善。我们曾无数次潮笑古人,可是孔夫子在两千多年前就说过:"四海之内皆兄弟",世界史和自然史已经证明,地球不会因为某个人或某些个人的理论、利益的消亡就停止转动,人类也不会因此就束手无策。
还有不到一个星期,刘宾雁就要启程访问美国。让我们为这位中国人的真正使者,中国的不幸、中国的良心、中国真正忠诚的儿子送行。在这将暖乍寒、终于春风初度的时节,祝他一路平安!
一九八八年三月三日动笔、十日完稿。
---------------------------------------
后 记
忙着赶写这篇长文,中断了《参考消息》天天读。朋友们插进话来说,西藏又起动乱,外刊又传中国新思想解放运动。云云。
与这个制度一起长大的我这一代人,恐怕算中国最后一批不可救药的空想主义者。我愿再次引用刘宾雁一句话:
当然,在生活中有一点小小的发现,说出两句前人没有说过的话,也未尝没有乐趣。但更重要的也许是:你抵制不了一个人的遭遇、一个事件或一种现象本身的诱惑,你想搁笔去写小说,也不能自主。我们的生活实在太丰富了,人民实在太可爱了,叫你欲罢不能。
隔壁房间,几位朋友正打印、校对最后几页,满屋油墨味;熬了四个夜的小伙子弓腰在床头睡过去,令人不忍心给他搭条毯子。他妈要是知道,会心痛的,几天都来不及欣赏的月亮又临寒窗,皎洁而神秘。突然生个念头:何时,中国人才不再辜负如此月色来干这号事呢?曙色似乎熹微,看表,五点不到,又是错觉。
还好,还能有错觉……
1988年3月13日凌晨
重庆歌乐山麓
此文未论宾雁老师艺术成就,并非疏忽。其实,是否艺术家,对刘宾雁并不要紧。不过,真要读懂他的作品,心里得有光、有恨、还有爱,──爱是最终的。
--------------------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