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声何微茫--追悼李慎之先生

   1992年初冬,华林京畿还一片肃刹。我参与电视政论片《大道》拍摄,一口气采访了夏衍、冰心、费孝通、季羡林、张岱年、盛成、于光远、于浩成、廖盖隆、高放、吴敬琏、王蒙、厉以宁等人后,记不清是夏衍还是费孝通(或者两人一齐)推荐说,要论中国与世界"大道",非向李慎之请教不可。

   先生的书房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书房一样,是思考、阅读、写作和会客的地方,书架上有几排中、英文工具书,其余全是人文社科类书籍,没有闲杂书籍。墙上一副对联:

   无法与人说 将心为汝安

   书桌上堆放着各种复印件,先生不时从某一叠材料中抽出一份,迅速翻检,停下,读上一段,放到一边。又从另一堆纸字中找出一叠。

   从下午三点钟开始,先生一直"独白"到暮色四合。准备的录相带早已用完,摄像机早已关闭。先生声若洪种,毫无喑哑,他那江南官话圆润而中气十足,那音量足够一、二百人享用,对我们小小的摄制组,先生是太用力了。

   一种强烈的感觉至始至终冲击着我:共产党里竟有这等人物!一刹那间,如果摘下眼镜,他颇有晚年周恩来的神情,凝重、专注,极为敏锐,浓黑的剑眉,仰天大笑。事实上,他确实与周恩来共过事,有与众不同的观察和评判,但周恩来决没有先生似乎与生俱来的形而上的忧思。真正打动我的正是笼罩在先生四周的忧郁和悲观。

   我曾拜见过熊十力、梁漱溟先生,作为中国文化托命人,他们自有一种圣贤气象。先生也是有气象的人。二十多年的挫折,还是那么气宇轩昂,管你斯文扫地,他兀自高谈阔论,哪怕举世犬儒乡愿,他依然真正道貌岸然。这种人,应当有一个专门的电视台,专门的频道,可叫"思想"或"精神",李慎之只要主讲一个月,中国一定不但改变面貌,而且改变气质。

   我的第二个念头是,北大、清华一类大学,为何不请先生去开一讲座。那将是黑格尔在柏林大学、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景象,先生是最适宜于作青年学子的导师,是天生的宣教者。

   第三个想法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消散,如果中国国家元首由李慎之先生担任,就靠这一点,就足以带来希望,足以改变国家形象,罗斯福当年的炉边讲话由李慎之来担任,也许更精彩。

   将近六个小时,先生从哥伦布发现美洲说起,从一战凡尔赛体系到二战雅尔塔体系,再到大西洋宪章、布雷顿体系和联合国,再到苏联解体、冷战终结。

   他在一个历史哲学问题上发挥了足有一小时:物极必返。他很忧虑,西方从尼采开始,包括达尔文、赫胥黎,更有后起的海德格尔、萨特、弗洛伊德,包括鲁迅在内的中国人,都不承认文艺复兴和古典时代的基本价值。他甚至对哥白尼以后的全部科学也有强烈的质疑,西方在强调人是目的、中心同时,又把人推向边缘和虚无。有一刹那,他为自己的忧虑陷于沉默,紧锁眉头,似乎藏着人类的危机。中国有这等人!

   我知道他创建了美国研究所,是中共少有的国际问题大家,先后作过周恩来、邓小平的外交秘书、顾问,也是中国有数的大右派。

   但我还是很难把这些显赫的背景与眼前这个人物联系起来。

   俄苏文学史家斯洛宁曾把索尔仁尼琴与帕斯捷尔纳克作过比较,认为后者代表了一个优雅而没落的俄国,前者则是强劳营中活过来的苦役犯,顽强而充满理想,是俄国命运的真正代言人。

   我有同感。梁、熊诸先生,包括巴金、冰心,毕竟代表那个已被摧毁和忘却的中国,他们对这个"新中国"是彻底的局外人。

   先生具有索尔仁尼琴的经历和资格,但先生更有极为传统的一面,先生也许才是中国历史的托命人。

   我最强烈的感受是某种受挫的感受。你几乎无法参与先生的宏论,整个过程,全是先生滔滔不绝,你甚至没有提问的机会,这种"游于圣人之门难为言"的感受,令人既压抑又兴奋。

   中途,他自己停下来,突然发问:你读过《哀江南赋》吧?紧接着开始背诵。

   后来我明白了。先生的"独白",一是因为他的学问太大、道性太高、经历太多;二是他有强烈的紧迫感,"时不我与"对他是如同性命一样逼人。还有一点,中国实在无人了。正声何微茫!

   用了近一个小时谈论苏联解体,又突然发问:怎样看全球化?政论片《大道》中只引用了先生最平正的一段话:

   一个走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后来者,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大民族,如果不能在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与现代化之间找到正确的结合点,如果不能在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找到现代化的根据,那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中国百多年来苦难的历程不过是一个显例而已。中国正在走向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市场全球化的过程将辐射全世界,至高的经济和科技力量在成为各方面全球化的第一动力的同时,将把人类带到哪里,谁也说不清楚,人文主义是防止盲目力量无限膨胀的清净剂和矫正器,人文知识界任重而道远!

   古来的圣贤、从孔子的"大同世界"到耶酥的"上帝之国",从康德的"世界政府"到马克思的"英特纳雄耐尔"……它们迄今都未实现。中国的未来,人类的未来,都远远没有走到一个定数,有的要接着走,有的要重新选择……

   第二次造访,三年后的1995年,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是以电视片(《抗战陪都》)的名义。

   先生像老朋友一样,要我们"自理"茶水。书房还是那样简陋,书桌上还是堆着各种材料,墙上的书法变成:

   无声无臭独识时

   跟上次一样,先生思路大开大阖,与时下所有陈腐观点迥然不同。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近现代变化日亟,今人眼花缭乱,更重要的是世界事变对中国的影响太大,中国抗战乃至二战都是世界全球化的战争形态,真正由中国人做主或者担纲的并不多。不论抗战的胜利导致中国向另一种方向发展,还是大西洋宪章、冷战,其中的主要原则和一套规则,都不是中国人制定的,背后的历史观和哲学也全然不是中国固有的,"历史无法预测",就这是先生的结论。

   先生明显地有一种"大历史"的思维形式,对历史的飘浮不定似乎有一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着迷,是天生的辩证法家。他的这种独特的"历史主义"使他不会停止在某一种理论中,他是发自内心地陶醉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自我期许中,而他真正感兴趣的,正是他为此罹祸的"大政治"。这恐怕是古今中外一切思想大家的通爱,托尔斯泰、爱因斯坦、甘地、罗素无不如此。他们永远是在思想王国里操心人类的命运,不是没有勇气(他们的天下关怀首先来自内心的道德基础),而是对尘世的具体政治,如权力、谋略、党派等,实在缺乏耐心和兴趣。先生虽然声称对世道人心"无能为力",但他对自己体证和冥思的真相和道理,却无比认真、自信。事实上,先生在人生某个时刻("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已经内在地完成了对天地世道、人生人心的体认,直接呈显于当下的世界表象和深藏不露的生命真谛,已经在内心合流了。

   1999年春,先生突然打来电话。他已收到《俄罗斯的启示》,询问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致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具体日期和主要内容。然后大声说,托尔斯泰给沙皇的信不能算反对派公开信,1881年民意党人刺杀亚历山大二世后致新沙皇的传单"也许是俄国反对派公开信的'老祖宗'"。

   1999年夏,我向余世存建议,何不邀约李慎之与何家栋两位先生一晤。

   那是一个历史性的会晤。

   两位先生都是革命志士、受罚的异端、寂寞的觉悟者,都在晚年、尤其"六*四"以后锋发蹈厉,尽显人生光彩。

   何先生从河北农村走出,坐过日本人、国家民党和共产党的牢,右派,几乎没有受过像样教育,属于"共产党扫除文盲而有了一点文化"的后进人士。却写过最正统最本色的红色传记小说,到了晚年,竟能撰写长文批判中国最洋派的"后主"和"文化不自觉"的伪保守主义。但直到与李慎之对坐京城一家星级酒店的咖啡厅里,何先生还是一幅河北老农的憨态。

   李先生也是一身布衣中山服,手扶拐杖,却有天生的贵族派头和江南才子的仪表,望之俨然。

   两位先生相互"慕名"已久,同往京城,竟然从未谋面。我和世存静候一旁,几乎不插话。我心中暗自高兴,看他们一土一洋、一北一南地海阔天空。

   谈话仍然是"独角戏",何先生本来就含蓄,宽厚,正好让李先生的话语"霸权"尽情挥洒。话题不外两个字:中国。里面少不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以及鲁迅、胡适、陈独秀,少不了1957年、1966年、1989年,少不了共产党,更少不了自由、民主。

   我在一旁恭听,又萌生几年前老念头:如果中国有一家电视台,请两位先生主持(或对讲),让半个世纪累积下来的智慧,以如此直朴真率的语言道来,中国会天下大乱?

   另一个念头也在那时油然而生。两位先生的晤谈太短,何不如时下流行字眼"安排"到外地、比如四川,有十天半月,游历峨嵋、乐山大佛、三峡之余,两位先生只要有精力、兴致,即可开讲,全程录相录音。

   与世存商量,认为不错。何先生完全没有意见,"悉听尊变",我们与何先生有天然的亲切感。但先生另有一种威仪,非得正式面邀,说出具体思路,马虎不得的。不料先生没听完具体安排,便一口答应,只是说,需带上女儿,以便照料。

   肯定不是世存与我的缘故,而是两位先生之间的那份他们决不会启齿的"服气",一种我们这代人很难体会的"情义"。先生抗战期间曾在四川、重庆工作过,何先生谈起乌江之美,竟如孩子一样神往。

   这是终身的愧悔。种种原因,竟一再拖,直到先生邃然撒手。

   无法深想。如果当时二位先生能如期"西游",稍微放松一下他们几十年来高度紧张疲惫的身心,也许……!

   2002年,我将发表于《书屋》的《沉潜磨洗六十年》寄给先生,他很快作了回复。信不长。但先生字迹迅速潦乱,--他太累了!那是2002年8月10日。

   2003年3月,我将为《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作者系大学同学,邀我作序),托世存转交先生。书太厚(近50万字),先生不可能详看,但那题目,先生是一眼便知其意的。

   中途还陪秦晖、也夫诸兄看望李先生。秦晖嗓门特大,讲了近半小时,我实在忍不住:可否小声点?先生哈哈大笑:我还以为我的嗓门已够大了,谁知还有比我大的!

   附一:1995年夏采访先生文字记录

   附二:2002年8月10日先生来信

   爱因斯坦有言:生命,这是一出激动人心的和辉煌的戏剧。在这无穷无尽的生命中,个别的成员开始了和终结了,都无关宏旨。死去的我们将在我们共同创造了保留于我们身后的事物中获得不朽。

 谨以爱氏此言追悼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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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二:

   王康同志:

   《沉潜磨洗六十年》早已收到并已拜读。中国抗战首都重庆确实值得大大歌颂。你这篇文章做得很有气势,有魄力。抗战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之大事。抗战胜利曾经燃起无数国人的希望,即冯友兰所谓"贞下起元"之际。但是国共谈判失败竟成为国民党彻底失败之转折点,亦为中华民族堕入苦难深渊半个世纪之转折点。我当时是一个狂热的左派青年,只知道听上面的招呼把一切归罪于对方,但现在想来"毛公智计,殊绝于人",造成谈判失败与内战重起的,我方恐怕也有很大责任,也许完全有意为之。因此我觉得你中之性不够,皮里阳秋不够。另外,全民"转进"后方,实在是我民族惊天动地的一页。你开了一个长长的名单,但显然十分偏颇,我觉得不如不开,要我来开,我也不知为何才能公平合理,因为我的左派成见太深,目有所蔽故也。你当然不是我们那个时候的左派,但其实已被左的思潮浸染已深,并没有公正全面的知识。这是我要为你遗憾的。

   总之,我对这篇文章是叫好的,但是又觉得他缺少一点《哀江南赋》所说:"……芟夷杀伐,如草本焉"的感怀。(我自己也背不全了。因为搬家,书不知压在什么地方了。)

   就提这么一点意见,供你参考。

   暑安

   李慎之

   2002.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