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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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书祭奠反抗中共暴政而牺牲的先烈们！ 孔令平 原著 荆楚 浓缩

媒体报道：
当局阻扰右派纪实作品《血纪》在港出版

【大纪元9月18日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报导)大陆一名在五十年代被打成右派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以他在劳改农场20年的经历，写下的长篇纪实作品《血纪》，近期由网络作家荆楚浓缩后，计划在香港出版，却遭到当局极力阻挠。
上世纪五十年代被大陆当权者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的孔令平，将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写成65万字的长篇小说《血纪》，广西作家荆楚，为该书修改和浓缩后，现已进入出版阶段，但遭到广西有关当局竭力阻挠。荆楚星期四告诉本台：“全州文化局局长带着两个人找到我家里来，跟我要求不要出版这本书，我当时就回答他，这本书在海外出版在海外发行，完全就不关你们的事，他说影响到国家的稳定。”
荆楚说，官员又威胁他：“第二天9月7号，广西新闻出版署有个女的，还有一个桂林新闻出版局姓陈的，没办法说服我，就发出威胁，这样你老婆前途就毁啦，你儿子以后什么大学都考不上。我非常气愤，你们这样做是株连九族”。
荆楚表示，《血纪》的素材十分珍贵，可以据之编写一本毛共祸国殃民的编年史，也是一部民主先烈反抗中共暴政的英雄史诗。该书作者、现居重庆的孔令平毕业于重庆大学，1960年他和其他右派被送到四川甘洛农场西西卡中队接受所谓的改造，回忆当时情景，他说，500名劳改人士在短短数月，竟死去五成：“我们在甘洛几乎死掉一半，七个月的时间中，有饿死的、被周围的狱霸打死的，被狼咬死的，被冻死的，其中绝大部分是饿死的”。


北京画家王旭先生的右派系列画的第二幅，征得作者同意作为《血纪》的封面。（志愿者提供）

72岁的孔令平1957年19岁时被打成右派，在甘洛农场的岁月里，两次死里逃生。他说：“两次被判死刑，罪名是攻击三面红旗，攻击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
荆楚表示，该书稿在修改过程中，曾发给少数圈内朋友征求意见。几位朋友阅读后认为，《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
孔令平说：“我的经历写出来后会轰动世界，尤其是犯人中最残酷的饥饿，吃毒草，被打，逃亡那种情况，全都写下来了”。
不过，当局继续以各种方式阻挠荆楚：“三番五次地跟我老婆讲这个利害关系，什么会引起很严重的后果，现在已在中央引起高度重视啊，一定要放在政治的高度等等”。
据了解，直到星期四凌晨，当局还在劝说荆楚不要在书上署名。记者当天致电全州文化局刘局长了解情况，他说：“（桂林）市里面和区里面，说这本书可能有情况，他（荆楚）本身也不太熟悉这个阶段，本身他没有经过这个情况，不了解啊”。
记者：但作者写的是一段历史嘛。
刘局长：这段历史他帮别人修改，他年轻啊，事实是什么东西又不太清楚，具体的书我没看。
记者：你们给他压力很大？
刘局长：没有给什么压力。
除了荆楚坚持不退让，作者孔令平更是无所畏惧，他说：“我现在72岁了，我活得差不多了，我的那些东西（文字）已经出（出境）了，你中共已经没有办法封锁了，要关，要杀，反正我已经死过好几次了”。

内容简介：

《血纪》上中集记载孔令平先生从一个大学在读学生→被打成右派→判刑→身系冤狱22年→出狱的经历以及狱中见闻。

孔令平之父孔祥嘉，曾任中央政治大学教授、杭州师范代校长，并于中共武力征服大西南期间，担任了中央政治大学重庆分校校长。因而被中共秘密拘押。生不见人，死不见尸。遂使孔令平全家受到株连。不但孔令平本人被打成极右分子，其母方坚志也被打成右派。他唯一的胞弟孔方兴，也在文革中被残忍地枪杀。而带大孔令平兄弟俩的外婆，也于61年在贫病饥饿中死去。

《血纪》一书是以孔令平苦难经历为贯穿全书的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作者简介：

孔令平出生于抗日烽火之中的南京，现年72岁，退休工程师。现住重庆北培。

孔令平出生不久，日军就攻占了南京，外婆即抱着襁褓中的孔令平，踏过满街的血污和尸体，历尽千辛万苦，才逃难到重庆。

抗战胜利后，中共发动武力叛乱，挑起了内战。孔令平一家颠沛流离，辗转迁徙，最后落脚在重庆北培。

随着国民政府军的败北，孔令平之父孔祥嘉，因为曾担任中央政治大学教授、杭州师范代校长等职，并于中共武力征服大西南期间，担任了中央政治大学重庆分校校长，从而被送进刘伯承、邓小平开办的“特别学习班”。

特别学习班结业后，刘邓要求他们安心等待“人民政府”安排适当的工作，但等来的却是，他被邓小平亲自领导的“川东军管会”，按图索骥，秘密拘押。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父亲蒙冤，在引蛇出洞过程中，他大着胆子跟母亲写信，征询父亲是否有罪。信件被“党组织”抄获，遂使孔令平母子双双被打成右派。孔令平被劳改。母亲被监督劳动，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全家受到株连，开始了他们一家家破人亡的苦旅。

孔令平的反抗经历颇具特色，他是以“诉冤”为武器，来揭露了中共的暴政。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自己。使他完成了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烈士的生前托付——要他留下生命，把狱中见闻忠实记录下来。

孔令平熬到平反出狱后，遂耗费二十余年心血，写下了这本惊天泣鬼的《血纪》。

写在前面的话

这部长篇传记，既是我的人生悲歌，也是这个时期的历史悲剧。我相信，只要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长存下去，代表人类进步的民主潮流，一定会冲跨任何形式的专制主义的堤坝。

八十年代初，有过几年的“伤痕文学”时期。感觉这些作品在展示泪痕之余，却不敢揭露造成这些血泪的制度原因，而缺乏秉笔直书的脊梁骨。

在几十年歪曲和掩盖历史真相的作用下，在“猫论”、“摸论”、“不争论”以及“一切向钱看”的导向下，今天的年轻人，越来越不了解毛泽东时代的黑暗了。我耽心在某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历史又出现重复。因为一个不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民族，是一个没有长进也没有出息的民族。

这么多年来，常常回想起那些壮怀激烈的烈士。他们的音容笑貌，时刻浮现在我的眼前。总感到有一种声音在耳畔回响，在督促和鞭策着我，要我把这段历史告诉后人。久久没有完成烈士的生前嘱托，使我寝食难安。

在这种情形下，我遂不揣浅陋，耗费二十多年心血，用自己这支不善言辞的笔，到2005年，我才写完了这部长篇纪实。

自度自己是学工的，文学功底有限。在我获知荆楚先生力透纸背的笔力后，便设法跟他联系上，并贸然电话相求，请他对本书进行浓缩修改。

荆楚答应下来后，遂不辞辛劳，耗时一年多，前后九易其稿，对本书进行了勘正、修改、浓缩和重析结构，才将这部自传以今天的面貌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在此，容我向荆楚先生表示由衷的感谢。

孔令平：2009年9月


我帮孔令平先生浓缩和修改《血纪》（上集）引起的困惑
荆楚

孔令平先生委托我修改的《血纪》一书原稿，经过前后九稿的修改，耗时一年多，现在终于杀青可以交付出版了。


《血纪》修改杀青后，我写下了《“血纪”浓缩修改缘起》的短文，作为其《后记》，放在书稿的最末尾。其文略为：


“自我于反右五十周年接受海外编辑约稿而写下《一场以扼杀民族灵魂为目的的现代坑儒运动——阳谋五十年祭》一文后，就发表在《人与人权》上。不料这篇拙文发表在海外，却受到国内众多风雨飘零的右派先生的偏爱。有的地方还专门为这篇拙文召开了研讨会……


“后来，重庆的孔令平先生读到我这篇文章后，欣赏我的笔锋，说是“力透纸背”，认为我有能力把他的书稿修改好。于是想法设法跟我联系上。


“孔令平先生在联系上我之前，一直以为我是饱学之老者。直到知道我是他后学之晚辈后，才让他感到惊讶和欣慰。乃一再要求我帮他修改他断断续续写了20年的《血纪》一书。（《血纪》上集记载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判刑→身系冤狱22年→出狱的经历以及狱中见闻。下集记载孔令平先生出狱后的人生历程。《血纪》原稿分为上集90万字。经浓缩修改完成后，尚剩60万字。因考虑到出版装订问题，现在遂把原上集分为上中两集。）


“我草草浏览了孔令平先生的原稿（上集）后，感到素材十分珍贵，但文字和思路上存在诸多问题，无法使读者顺畅地阅读下去。而让这些珍贵的素材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中，感到万分可惜。因为这些素材可以据之编写一本毛共祸国殃民的编年史，也是一部民主先烈反抗中共暴政的英雄史诗。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乃答应在孔令平原稿的基础上进行浓缩和修改。但鉴于自己在时间和精力上的限制，只答应帮他修改上集。


“接手这项工作后，经过前后九稿的修改，耗时一年多。才让自己感到基本满意了，即感到对得起读者了。浓缩和修改这样的作品，我感到比自己写作还要难。既要保持原作的历史风貌和语言特色，又要把作者的思想清晰流畅地梳理出来，使作品清新耐读，不忍释手。其中的甘苦，只有深陷其中的人才能体味。


“孔令平先生《血纪》原稿上集分为62章，我把各人物和叙事情节分段细化后，使全书各章节大都可以独立成篇，从而演化成目前的209章（节）。自信经过这番修改之后，已达到耳目一新的效果。


“《血纪》浓缩修改完稿后，我就把它返给了孔令平先生。孔令平先生看后很满意，乃再次要求我帮他修改原稿下集。我考虑到自己一直使用屏幕较少的笔记本修改上集后，视力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就不敢承诺下来了。


“在这部书稿的修改过程中，我曾发给少数圈内朋友审阅和征求意见。几位朋友阅读后认为，《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媲美。


“窃以为，修改定稿后的《血纪》，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作为贯穿全书的气脉主线。虽然书中人物众多，情节跌宕起伏，烈士壮怀激烈，信息量巨大，但其可读性应强于《古拉格群岛》。”


随着《血纪》浓缩修改的杀青和转入出版进程，出现了一些令我十分困惑的现象：


一、广西新闻出版局、桂林新闻出版局、全州文化局三番五次受命来找我的麻烦


先是在9月6日，素昧平生的全州文化局长刘俊春，带着两个人找到我家里，跟我交谈了一个下午，直到老婆孩子回到家里，他们才悻悻离去。


他们来谈话的内容，无非是要我终止《血纪》在海外出版……我说：“这本书在海外出版和发行，不关你们什么屁事。你们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我知道，在官场之中，是‘官大一级压死人’。我能体谅你们的苦衷，也不会责怪你们这种扼杀文化的丑陋行径。既然你们已经跟我交谈过了，就算完成了上级的嘱托了，已没有你们的什么事情了。送客……”


隔了一天，也就是9月7日，广西新闻出版局的秦局长（女，后来才知道她是广西新闻出版局的某个处长）和桂林新闻出版局的陈局长又赶来全州。全州文化局的刘局长多次打电话找到我，然后把我接到全州文化局办公室里。秦、陈两人轮番用党文化向我展开“攻心战”，我毫不客气地对这套话语系统进行驳斥，弄得他们理屈词穷……然后他们话锋一转，又对我提出同样的要求，我也是以同样的理由来回绝他们……他们再三声明：上级很重视，问题很严重……我问他们：“是哪个上级部门的指令你们做这样见不得人的勾当？你们就不感到羞耻！我找他们算账去！”他们又不敢正面回答。


再隔两天，即9月9日上午，又有广西新闻出版局的哲学博士向润华（后来才知道，他可能是广西新闻出版局的局长助理）受命来全州找到我，并给我带来了两条红塔山香烟。中午又约我在饭店吃饭，对我提出同样的要求。


我们边吃饭边辩论，把他驳斥得无法回答，哑然以对。他便要我为老婆的前途和孩子的未来考虑云云。我说：“为了一本书的出版，就关涉到老婆的前途和孩子的未来，只有神经病才会这样想……”他要我把修改杀青的《血纪》一书拷贝给他看看，我说：“你是带着上级任务来的，我不能拷贝给你看。你如果作为我的私人朋友，我完全可以把书稿弄给你看。因为书稿弄出来，就是给人看的……”就这样，一直聊到下午四点半钟，才回到家里。


回到家里后不久，老婆就下班回来了。待吃完晚饭孩子上学之后，老婆就跟我大发脾气。我才知道桂林新闻出版局的伍局长伙同全州文化局的刘局长，去找到全州中医院的支部书记赵红，要求赵红出面来说服我老婆，并直接对我老婆施加压力，以阻止这本书的出版。伍刘两人一再对我老婆声言曰，如果这本书出版出来，将影响国家的政治稳定，将影响她的前途和孩子的未来云云。


听了老婆回来的唠叨和发火，我的心里也在冒火。为了一本书稿的出版，竟然使用这样的下三滥手段去吓唬妇幼，算什么男子汉……正想找到伍刘两人兴师问罪去，结果堂弟听说了这件后，乃一再劝我把火气压一压……


不料，我没有找他们去兴师问罪，他们又于今天上午再次去到全州中医院。这一次，他们竟然伙同县委书记和政法委书记的人找到我老婆单位的支部书记赵红，仍然是那一套说辞……说这事还没有算完。并说他们知道我失业在家，有什么困难可以向他们提出来，让他们去设法解决云云。


这几天以来，老婆一直在我耳边叨扰不休。我知道她长期为我担惊受怕，所以我也就含含糊糊地诺诺以对。但这种默默无言，并不是心如止水，而是心乱如麻。所以这篇文字在前两天就开个头，但直到今天才动笔记下。


他们这样反复去吓唬妇幼，老婆又跟我吵闹不止，惹得怒从心头起。隔了两天，我乃去全州文化办公室，点着刘俊春的鼻子骂道：“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说，我们完全可以以理服人。三番五次去吓唬女人和孩子，算什么男子汉？欺负妇女孩子的人，只能是懦夫和混蛋，我从骨头里面看不起……”


当天晚上七点多，向润华局长又匆匆忙忙赶来全州，约我同进晚餐和谈心到临晨三点多钟。并说下面的人这种搞法是错误的，他要回去向上级领导汇报，并批评桂林和全州的人云云……


二、呕心沥血地把书稿弄出来，却为出版费用的筹措而发愁


这本书浓缩修改杀青后，于是跟出版者联系上。但出版者却耽心这类书籍的销售前景不是那么乐观，有可能要赔钱。于是他建议由作者筹集出版的初期费用，出版后倘若能赚钱，当然是皆大欢喜。而出版后不赚钱，则让作者垫上初期出版费用而已，损失也不大。


但我因写作被迫买断工龄失业之后，生活仅仅是处于粗茶淡饭甘之如饴的状态。而孔令平先生目前亦靠养老金生活，也没有多少余暇。两万多元的初期出版费用，对于别人也许是小数目，但对我和孔令平先生来说，却是大数目。


为这件事情，我也感到困惑不已。既然中宣部和中共各级组织如此重视这本书，像癫痫病人发作一样，来想方设法阻止其出版，说明我为之付出的心血很值得，也说明《血纪》一书很有重量。而《血纪》修改浓缩杀青后，出版者却因为出版经费紧张，显得一派冷淡。


三、为当局的思想警察、言论特务、出版管制之密如蛛网而惊讶


这本书稿修改杀青之后，正好国内朋友新开了一个叫“未来社会”的新网站。因为这个新网站开好之后，网站的管理者就邀我过去混一混，并开设了一个“荆楚专栏”。


我想，到这个新开的网站上去厮混，总得拿点新东西出来给朋友们做“见面礼”吧。遂把刚刚浓缩修改完成的《血纪》在这个网站上连载刊出一段时间。贴出一段时间之后，又作了题目和内容上的大幅度调整，以故删去了，也因为出版方有意见。只留下前言和最后定稿的目录挂在上面。


其后，当局就派人来缠上了我。他们兴师动众，上窜下跳，不惜耗费纳税人的血汗。我只能为当局的思想警察、言论特务、出版管制之密如蛛网感到惊讶，也为中国纳税人感到万分冤枉。


这些天来，当局一再找我和我老婆的麻烦，一再声言曰：《血纪》的出版，就可能引发政治的不稳定，就会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当前正是国庆六十周年大庆，上面一再强调维护稳定，稳定压倒一切……


听了老婆回来学说的这番说辞，我却在心里暗想，倘若资金宽裕，我会以这本书为“国庆”六十周年献上一份“厚礼”呢。


我从来不相信一本书能有这样大的魔力。在一本按真人真事记述的书稿面前吓得发抖的政权，除非是用谎言的纸灰糊成的。这样的政权，一阵风吹过来，难道就会灰飞烟灭？


记于2009-9-14下午。心情郁闷，思绪纷乱，词不达意，请读者贤明多多包涵！



上集目录

1、阳谋——初生牛犊的陷阱

2、大字报

3、我的少年

4、父亲被捕

5、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6、申请助学金

7、打猪草筹学费

8、李家花园监狱

9、母亲的泪水

10、余妈妈

11、张家湾水库工地

12、灾难袭来

13、马开先厌学

14、母亲受审

15、马开先酗酒

16、写信辩诬

17、小龙坎之夜

18、被揪斗的日子

19、精神失常

20、改造基地

21、红专大辩论

22、馒头牙祭

23、悲愤离校

24、余协和探访

25、赵家湾

26、曾二爷之死

27、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28、砸锅毁灶

29、界牌人民公社

30、高产实验田

31、王大爷与李老七

32、小高炉

33、三光毁林

34、脚码子

35、在饥饿中挣扎

36、废铁砣

37、叛国投敌案

38、运矿石

39、刘武逃亡

40、慰问团

41、玩命出焦

42、昼夜鏖战

43、南桐看守所

44、年夜饭

45、开门红

46、同监众生像

47、精神会餐

48、“319”刘青平

49、犯人支农

50、洗脑

51、初悟与反抗

52、石板坡看守所

53、奇特的批斗会

54、重回南桐看守所

55、大跃进后的重庆一瞥

56、孙家花园监狱

57、张腊元和王大炳

58、劳改工厂

59、一天等于二十年

60、生产事故批斗会

61、春节联欢晚会

62、孙家花园监狱医院

63、恶毒至极

64、流放甘洛

65、三元宫事件

66、老鹰嘴

67、彭大胡子

68、西西卡死亡谷

69、蕨萁菜

70、换荞粑

71、卢建华之死

72、张棒棒

73、云朵“冒儿尖”

74、哇！哇！哇！

75、死亡之夏

76、五一节

77、杨治邦之死

78、救命的野红苕

79、杀子食肉的雷田

80、饥饿的地狱

81、智斗胡俚

82、夜袭菜地

83、雷雨夜出击

84、甘洛农场医院

85、撤离死亡谷

86、探访甘洛新移民

87、黄联关疗养

88、稀世珍品

89、咕嘟咕嘟

90、拒烟者

91、自制棉衣

92、聚赌风波

93、私访安宁河边的小镇

94、周老汉

95、螺马堡与二道沟

96、偷猪食

97、山沟里的加班粮

98、古柏之行

99、荒草丛中的救命粮

100、顶撞倪铁脸

101、跟狱吏讲理

102、临时小监

103、第一次绝食

104、我吃饱了

105、“放火烧监”的辛志华

106、场部仓库小监

107、金梅探监

108、原子弹爆炸

109、羊圈小监

110、一对小姐弟

111、冷月悲歌

112、学生兵

113、毒气战

114、粪拨哨棚

115、报复挨打

116、基三队

117、联合绝食

118、交锋

119、农一队

120、祭台

121、初到农六队

122、思想改造试验田

123、参观

中集目录

124、杨修的故事

125、宫廷政变

126、天快亮了

127、风云陡变

128、会见高德胜

129、加刑

130、疯狂批斗

131、第三次绝食

132、继续批斗

133、狱卒的内斗

134、武斗牺牲者大坟包

135、红色打人狂潮

136、好人打坏人活该

137、林扯高

138、精神皮鞭

139、打中了

140、“窃听”事件

141、棉铠甲

142、因报告声小而冻死的人

143、目睹士兵杀人取乐

144、苦役一瞥

145、挑草

146、曹季贤

147、饥饿下的呻吟

148、罚吃包谷壳

149、一个嫩砍皮瓜

150、年关在耳——我要吃饭

151、不屈的灵魂——陈力就义

152、杀一小批运动

153、9·13冲击波

154、公有奴隶制下的特权阶层

155、小秋收

156、优秀共产党员张剑波

157、十年生死两茫茫

158、照相遭遇

159、二胡情

160、还不如你们

161、复仇苹果林

162、盐源的“打李分站”与“三代会”

163、地狱中的火炬

164、四个叛徒

165、传递《火炬》

166、搏斗

167、11·8大搜查

168、铁骨铮铮的张锡锟

169、张锡锟就义

170、上苍对犹大的惩罚

（一）陈贤士

（二）刘资元

（三）黄学全

（四）王世春

171、文革尾声

172、中暑挨打

173、特赦

174、李克嘉逃亡

175、四个洋芋人事件

176、林扯高的闹剧

（一）内心恐惧

（二）疯开拖拉机

（三）探亲施暴

（四）林偷儿

（五）重走井冈山之路

177、寻找光明

178、大追查

179、特大喜讯

180、夺命油库湾

181、神仙土

182、我要毁掉这吃人的垃圾桶

183、怒劈狗腿子

184、二十年后再见

185、最后一位火炬烈士

186、陪杀场的队伍

187、枪杀精神病人

188、后极权主义时代

189、坏在“他”身上

190、萌动

191、高德胜之死

192、杂务组

193、给郭中队长当家教

194、刑满流放者平民窟

195、痛打“落水狗”

196、看守庄稼的日子

197、如此平反

198、走访詹大妈家

199、飞起来吃人

200、夜袭

201、办理出狱手续

202、陈康的遭遇

203、走狗的忏悔

204、与烈士话别

205、走出高墙

206、洒别詹大妈

207、告别盐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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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令平之父孔祥嘉，曾任中央政治大学教授、杭州师范代校长，并于中共武力征服大西南期间，担任了中央政治大学重庆分校校长。因而被中共秘密拘押。生不见人，死不见尸。遂使孔令平全家受到株连。不但孔令平本人被打成极右分子，其母方坚志也被打成右派。他唯一的胞弟孔方兴，也在文革中被残忍地枪杀。而带大孔令平兄弟俩的外婆，也于61年在贫病饥饿中死去”。中国有多少象孔令平先生一样遇的读书人？中共官方迄今仅承认打成右派55万人，实际上受迫害的右派（包括极右，右派，中右）高达400余万！

1、阳谋——初生牛犊的陷阱

57年4月初，开学典礼还不到一个月，重庆大学校园春意正浓。一天，同学们正在新学生食堂午餐时，高音喇叭里传出了校党委的通知：“今天下午两点正，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在新学生食堂听取中央重要文件。自带板凳，不得缺席。”
广播通知之后，接着播放周璇的《四季歌》，歌声甜美，宛如银铃。我端着饭盅走出第一食堂西侧大门，看到边晒太阳边吃饭同班同学马开先，便走过去对她说：“今天下午又要听去报告，谁去拿凳子？”
马开先回过那张被春光晒得微红的脸蛋回应道：“当然是你去拿啰，我就在这儿等你。”说完，还朝我做了个顽皮的鬼脸。
这些年来，重庆大学教职员工和学生人数急剧增加。原先的教学大楼、学生宿舍和学生食堂，都不敷使用了。原来一直使用的松林坡大礼堂，还是三十年代留下来的“古迹”。它虽然容纳了抗战时期各校学生在这里聚会和募捐，但现在已容纳不下全校师生的集会了。
能容纳万人新大礼堂与露天球场综合工程，才开工兴建。学校到处都在大兴土木，周围还堆积着砖头瓦砾。虽然有些杂乱，但显出一派繁忙的景像。那片正在平整的地基，将要修建学生宿舍大楼。透过这片地基看过去，是正在盛开的桃李花。在桃李花掩映的后面，便是重庆一中。
在这段大兴土木的“过渡时期”里，学校只好在团结广场举行全校露天集会。倘若遇上烈日和下雨天，则会转到这个还没有完成扫尾工程的新学生食堂。
在新学生食堂整齐摆放着一排排新餐桌。吃饭时，同学们凑足八人，就可以开饭。比饶家大院的旧学生食堂宽敞多了。虽然还没有凳子坐，仍让人感到新鲜。
我在55年考入重庆大学机械系。大学的学习和生活，与中学有很大的不同。上课没有固定的教室。每堂课都是按课程表上排定的教室上课，下课就离开。去到下一堂课指定的教室。平时自习、演练习题和复习，也没有固定的场所。同学们都背着帆布书包，从一个教室赶去另一个教室。
在寝室里，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小课桌。一间二十平方米的寝室，额定人数八人。四张双层木床摆在门窗两侧。中心地带是八张小课桌。摆放得挤挤的。
除了归宿和上课外，同学们都挎着帆布书包，自行物色图书馆或教室，或自习，或翻阅参考书。自由度比中学时代大多了。
入学两年来，为了选择适宜的自习场所，我熟悉了校园内所有角落。我和马开先选中了松林坡后面一栋旧教学楼作为自习场所。那栋黄楼房，虽然已移交给了汉渝路小学，但暂时还空着。教室里的桌子板凳多已残缺，桌面上还覆盖着厚厚的灰尘，很少有人光顾，显得十分安静。
那幢教学大楼被松树林包围，空气特别清新。当时，我和马开先正在初恋。这儿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复习功课而不受他人打扰的场所。我从建筑队借来斧锯等工具，自己动手，修好了两套桌椅。还钉了两个可以随身携带的小方凳。专供开会和看露天电影用。需用时，便去拿。
那天下午的传达，同学们按系别和班级，坐在各自的区域中。老师们则被统一安排在食堂前方就坐。没设主席台。高音喇叭里传来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原声录音。
传达会开始，党委书记郑思群郑重宣布：不准作记录。在郑思群异常严肃的眼光压迫下，原先准备记录的老教授们，只好悄悄收起了笔记本，坐在那里静静聆听。与以往的气氛大不相同。
毛泽东那浑浊的湖南口音，加上录制过程的杂音，虽然影响了聆听效果，但个个脸色凝重，神情肃穆。
毛泽东的讲话虽然冗长而杂乱，但有一些过去从未提到过的说法，仍使人感到新鲜，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从下午两点到傍晚六点半，整整四个多小时，现场秩序一直很好。很少有人交头接耳，也没有人中途溜号。
在当时，无论是老师和学生，都对这位党国元首的每一句话奉为圣旨。因为他的话常常决定着国家的前途，也决定着自己的命运。
我至今还记得，毛泽东那慢悠悠的湖南腔中，讲到了赫鲁晓夫和苏共二十大，讲到了匈牙利事件和波兰事件，讲到了东欧局势，讲到了反对个人崇拜……毛还对无比神圣的斯大林作了“功过”三七开的评价。说共产党还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当毛说到裴多菲俱乐部、布达佩斯事件和波兹南等事件时，说那里的共产党没有很好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强调要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用民主、说服的方法，来妥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进行“大鸣、大放、大字报”……
当时，联共（布）党史是我们的必修课。为了应付考试，我们只是把它当成死记硬背的教条，从未深入思考。尤其是我这个出身于“反革命家庭”的学生，更没有兴趣去弄清这门课程的真正内涵。即使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引发了一连串共产党阵营内的地震，也没有引起过我的足够重视。
我自幼就被“反革命家属”的紧箍咒套着。一听到“反革命”和“镇压反革命”的咒语，就使我感到芒刺在背，心惊肉跳。我不敢设想自己挨整后的可怕后果，只是想方设法地逃避。
入学第一年，就碰上了“反胡风”运动。每次学习，仿佛都在对我念紧箍咒。在整个“反胡风”运动中，同学们只是模仿报纸上的官腔套话，厉声谴责，声色俱厉。从来不敢表述自己的真情实感。我更是躲得远远的。不敢想什么，更不敢说什么。
我刚上中学的时候，父亲就被捕了。我始终谨记母亲的教诲：“不要过问政治，那是一个危险的领域。也不要从事教育，你父亲就是例子。念好你的工科，有了一技之长，才有安身立命的本钱。千万不要多嘴……”
斯大林死后，发生了一连串重大政治事件。我除了从报纸上得到“社会主义阵营是坚不可摧的，是无比团结的，共产主义是不可战胜的”的标准解释之外，便什么都不知道了。
毛的这个讲话，对我们这些“怕”得要命的大学生，无不感到“亲切”和“鼓舞”。那些端坐在中心地带的老教授们，也挺直了腰板，聚精会神。
听过录音传达之后，同学们开始了议论。过去从未关心过东欧局势的人们，也你一言我一语地热烈讨论起来。有人甚至绘声绘色地讲述中央情报局的特工，是如何潜入到苏共二十大前的政治局秘密会议上，窃取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在这段时间里，听到一些共产党内部斗争的传闻，曾极大的激活了我们这些长期闭目塞听而愚昧盲从的工科大学生。图书馆内，阅览室里，极其稀少的“参考消息”等刊物，被同学们抢借一空。大家开始思考一些问题。一个思想活跃的春天，似乎徐徐降临了。
我和马开先也不例外，也跟风阅读了一些这类报刊。扪心自问，我俩几乎是没有任何政治意识的政治“盲人”。只有用耳朵听的份。同学们的议论，对我俩来说，绝对是新鲜和“知识性”的。
两天以后，教学大楼前挂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巨幅横额。接着，全校两次在松林坡大礼堂召开了“帮助党整风”的动员大会。两次会议都由校党委副书记宋殿宾主持。
会场内外，贴着各种标语：“正确区分两类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发动群众，和风细雨帮助党整顿党风”；“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过，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嘉勉。”等等。
那次动员大会上，宋殿宾用异常诚恳的语气拍着胸口表态说：“自己保证带头在这次运动中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不管有多么尖锐，都要接受。”
“整风”动员大会第二天，又在团结广场召开了规模更大的“大鸣大放动员大会”。所有校级领导纷纷登台表态：要求大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提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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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重庆大学团结广场的下半部，大型露天集会一般在此举行）
紧接着，各系、各年级、各班，也纷纷召开“大鸣大放动员会”。要求大家不要逃避，不要作“逍遥派”。
与此同时，上至人民日报，下至重庆日报，加上全国各地的广播电台，开足马力，一个劲地鼓吹：“全党和全国人民，要积极投入大鸣大放大辩论。这是当前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党外民主人士更要积极帮助党进行整风”。摆出一副“虚怀若谷、同心同德建设新中国”和“共存、共荣、相互监督，披肝历胆、和衷共济”的诚恳态度。
在57年春暖花开的时节里，毛泽东为全国送来了一阵迷人的“香”风。他的美妙许诺，似乎将“思想改造”、“三反五反”、“肃反”、“镇反”和“反胡风”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恐怖气氛一扫而空。
紧接着，各班级的“鸣放会”也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为了不占用课时，开始的时候，只在下午课外活动时间举行。逐渐延伸到晚上，直至拿出整个下午，甚至拿出全天进行“鸣放”。
被恐怖政治空气压抑了七年的人们，虽然对于这种突然降临的宽松气氛感到兴奋，但顾虑到反“反胡风运动”才过去几个月，大都害怕沾上“反动”的帽子，只好远远地躲开。
面对着党、团干部再三动员，各班的鸣放会反而“冷场”了。叫我们这些工科大学生说些什么好呢？我们可以就一个设计或一道力学题争得面红耳赤，但要让我们向党提意见，确实毫无思想准备，也没有什么意见可提。
为了检查各班的鸣放情况，机械系党支部书记尹四海，专门召集了各年级各班团支部书记会议。会上给各班团支部书记发了一个笔记本。要求他们必须准确完整地记下发言者的内容和姓名等。晚上按时上交，第二天早晨取回再记。
我们班的鸣放会，就在团支部书记陈思顺所在的204房举行。当时，学生中的中共党员人数很少。机械系一千三百多名学生，仅十几名党员。我们年级四百多名同学，才五六名党员。按照规定，会议必须由党员主持。但在没有党员的班里，则由团支部书记主持。
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陈思顺，心中也没有底。因而谨小慎微，诚惶诚恐。放胆鸣放的局面始终没有打开。
不久前，就在这个204房里，举行“反胡风”的“背靠背”揭发批判会。一位助教因鼓吹“学习是一个独立奋斗、独立拼搏的过程”，从而被打成了“胡风反革命份子”，被送去劳动教养。
陈思顺亲眼看到那位助教被送上囚车，他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迷惘和困惑。凡是政治学习，他总是把我们年级的党支部组织委员曹英的话认真记下来，回来照本宣科，逐字照读。不敢稍有松懈。生怕念错了字就犯下了错误。“反胡风运动”杀气腾腾言犹在耳，现在又要求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未免使人在思想上难以转过弯来。
二十平方米的房间里，挤坐着我们班的三十几位同学。陈思顺结结巴巴地作了“开场白”。班长郭英华准备记录。
鸣放会从一开始，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都不愿说话。因为在会议上的发言是不同的。像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大家可以在图书馆或饭堂里的侃得神乎其神。但这些东西，怎敢拿到会上来说？大家都清楚，说走了嘴，就会犯“政治错误”。国家的施政方针、毛泽东思想，谁能弄得清？讲话和发言，要合乎“政治原则”。
鸣放会开成了哑巴会，这可急坏了陈思顺。这样下去，怎么向尹书记交差？他只好沿用历次政治学习的老办法，挨个点名，要求发言。
结果，几乎所有点到名的发言者，都与陈思顺的“开场白”一样，尽是一些言不由衷的套话。尽管郭英华在记录时作了语言的调整，无非是用词不同，胆意思却没有改变。
第二天，陈思顺果然挨了尹四海的批评。全系各年级各班的情况也大致相同。于是尹书记再作布置，要求各班团支部务必想尽一切方法，让大家说出“心里话”，向党交心。
陈思顺回来，立即召开了团支部会议，研究对策。宣教委员秦松美出了一个点子：先让平时最爱放炮的林娟和刘唐发言……组织委员刘奎则建议：由林娟最看不起的雷田沛先说话，林娟必会作出反应……总之，在这次会议上，大家出谋画策，要使鸣放会活跃起来。
第二天的鸣放会便依“计”而行。点名要雷田沛首先发言。雷田沛只说了不到十句话，果然引来了林娟的一番挖苦。说他像个录音机，不像个男同学……
林娟说完，还将话峰直逼班长郭英华。说郭英华的工作作风简单生硬，经常凭个人的主观愿望来组织班里的活动。凡是她不喜欢的活动，都无法开展起来。比方说人家五班，已组织去了长寿湖，又去了大足，他们班每周都有活动，或组织郊游。而我们班只有死板的周末舞会。舞会上又没有人教，只好各干各的。希望郭英华在这次整风中好好改一改。
郭英华冷不防受到林娟的一顿抢白，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记录的笔也停了下来。等到想起要作记录时，只好草草记下：“林娟发言：批评班长郭英华思想古板，有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毛病，组织班上的活动死板，应当改进”。
郭英华没有想到，大鸣大放的第一把火，竟烧到了自己头上？但只好硬着头皮，做出虚心接受的样子。因为校长早就交待过，被批评的人，不准当面辩解。这是大鸣大放的第一条纪律。
林娟开了头炮，刘唐紧紧跟上。他举了一个实例，来批评郭英华的“官僚”作风：“去年上机械原理的齿轮课时，大家对齿轮变位齿的正负变位的选齿还没有弄清楚，认为林教授讲得快了些，希望林教授在晚自习时给大家补一补。但郭英华却反对说，‘自习课本来就是自己学习、自己消化。个别同学没弄懂，完全可以自己去问，也有参考书可以看，没有必要全班抽时间补一堂课’。结果，大家的意见被轻易否定了。这就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表现。对不对。”
刘唐虽然将帽子扣得很大，仍然同“帮助党整风”挨不上边。
虽然文不对题，但毕竟有了争论。大家七言八语，鸣放会开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民主生活检讨会。郭英华成了鸣放的对象。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班的“大鸣大放”，都是针对陈思顺、刘奎、郭英华的批评内容。“帽子”也大同小异。
看来，工科大学生的大鸣大放，只局限于与自己的生活学习直接相关的班干部。郭英华虽然受了一点委屈，但总比“冷场”要好。别说不满二十岁的陈思顺和郭英华不知道整风的主旨，就连校党委书记兼校长郑思群和副书记兼人事处主任宋殿宾，也不知道中共中央的“用心”。谁知道毛泽东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2、大字报

唯独校园里贴出的大字报，倒在校园搅起了一阵风波。
贴在学生宿舍墙上的第一张大字报，是以谦恭的语气，向年级的党小组长、机械系党支部组织委员曹英“进一言”的。谦卑的语气中，含有一点讥讽和挖苦的内容。以曹英的知识水平，未必能懂。大字报的大意是：希望曹英能在这次整风中先给自己洗个澡，与其只知道装腔作势的训人，不如多读点数学和力学。不要经常“吃鹅蛋”，以免在今后的工作中辜负了党的期望，难以真正为人民服务。
曹英是某机关调来的“调干生”，比我们这些从中学生考来的学生足足大了十多岁。属于随军南下的干部。出身于农民，文化程度不会高于小学。已是两个小孩的父亲，是从“机关”专门调来“镀金”的。
当时，像这种带着官帽的大龄“调干生”，光机械系就有好几个。他们的全部威信就是建立在一张冷若冰霜的脸上，让人望而生畏。加上言必称党的利益，动辄训人，批评别人“阶级意识太差”。谁都对他们都畏惧三分，敬而远之。
中共建政初期，为改造知识分子“结构”，为了在“剥削阶级”出身的学生中渗入共产主义“成分”，“调干生”制度便应运而生。“调干生”的主要目的是渗透，而不管他们是否学有所成。曹英面带雀斑，在学生中早有绯闻。说他经常借“政审”和“个别谈话”之机，在漂亮的女同学面前动手动脚。
自从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接着便有第二张、第三张，以至于无数张。
这大概是校园内的第一批大字报。从曹英开始，波及至校内各级领导。由下而上的写到党委副书记宋殿宾。其中闹得沸沸扬扬的，当首推针对膳食科张科长的大字报。
张科长四十来岁，出身于河北农家，随刘邓大军进入四川，当过营长。因“工作需要”，分配到重庆大学，担任了他能胜任的“领导工作”——管理膳食科。
张科长任科长几年，他家门前，经常是迎来送往，车水马龙。据闻张科长喜欢喝酒，家里来了客人，纷纷送上名酒等礼物。当年十分名贵的茅台、五粮液等。在他的家里，是品类齐全，应有尽有。“三反”和“五反”时，他曾受到审查。但后来作了结论，属于“过关”的干部。大鸣大放时，把他的“瘟猪肉事件”揭了出来，轰动了全校。
“瘟猪肉事件”是张科长不知从哪里买进了几百头肥猪。第二天，重庆大学膳食科的养猪场便开始“发瘟”。打针喂药都无法止住，只好变养猪场为屠宰场。将几百头猪变成了几十吨猪肉。张科长还叫人封锁消息。结果学生顿顿是猪肉。纸毕竟没有包住火，大鸣大放时，张科长首先就上了大字报。
瘟猪肉事件使张科长有口难辩。他既说不清何以一次买进那么多病猪？更说不清明知是病猪，却用来“毒害”三千多名大学生？
“瘟猪肉事件”声势越来越大，张科长便成了众矢之的。“贪官”、“杀人犯”这些耸人听闻的大帽子，纷纷向他头上扣来。使胖胖的张科长背上了沉重的精神包袱。平时走路时经常低着头，还被学生业余漫画家林毓森、杨汉群等人画成了一头大肥猪。
受张科长瘟猪肉事件牵连，他的老乡兼“上级”宋殿宾也成了大字报揭发对象。宋殿宾是全校第二把手，掌管着全校教职员工的人事档案，难免使他养成一种居高临下训斥别人的习惯。这几年来，一波波袭来的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胡风运动，哪一次不是宋殿斌扮演“太上皇”角色？岂止犯了官僚主义错误？许多人命关天的冤案，他也是罪魁祸首。
但所有的大字报，依然很懂“政策”，语气绝对是“与人为善”。在林毓森的画笔下，将宋殿宾画成一个官僚。只知道整天将腿翘在办公桌上，旁边摆着茶杯香烟和散乱的文件。配上一首打油诗。大意是：宋书记平时办公时，喝茶抽烟，草率地批发文件，从不关心师生疾苦。希望他能在这次运动中认真改一改。
对其他党团干部的大字报，大抵属于生活作风和工作作风的批评。
偶尔出现的几张附和“教授治校”、“反对党委独揽大权”、“反对人民代表的选举由党委包办”、“历次运动中伤害无辜”的大字报，也是低调善意，数量稀少，而被淹没在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的大字报的汪洋大海之中。
后来还贴出过几张大字报，说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和旅顺总领事馆的苏军兵士，在中国举办的招待舞会上，对中国女招待动手动脚和强行“接吻”的非礼行为。说有损于民族尊严。算是最“出格”的了。
重庆大学毕竟以理工科和技术教育为宗旨的学校。据当时统计，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学生占总人数的80%。
“解放”以后，经过土改斗地主和杀地主、三反、五反、肃反、镇反等运动，恐怖气氛笼罩着全国。那些沾上“剥削阶级”出身的人，正是革命的对象。虽然还没有受到明显的歧视，但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成了我们沉重的“精神枷锁”。
我的父亲孔祥嘉，在“解放”后不久就被捕了。仍在狱中服刑，不知生死。以我这种“反革命”子弟的身份，我对“政治”一词，早已畏如鬼神，自觉“矮人一等”。一听到“反革命”三个字，就像踩着蛇一样，胆战心惊。
再加上母亲一再告诫我“千万不要涉足政治，莫谈国是”，所以我下决心，选读理工科。能与一般公民“平身”，我便心满意足了。对政治的戒惧，使我成为政治上的盲人。充其量只是为了应付考试，去死记硬背“联共（布）党史”而已。
当时，《人民日报》及全国各大报刊，刊出了种种闻所未闻的“奇谈”。如陈名枢的“三人行必有我师”，黄绍竤的“以党代政”，张奚若批评中共“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等言论。我只是感到新鲜，也没有往深处去想。至于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是什么意思？我更是不明所以。
储安平的“党天下”，曾轰动一时。引起了同学们的热烈讨论。但我和马开先也没有参与。
罗隆基提出的“平反委员会”的倡议，倒对我触动很大，印象深刻。像我这种深受“出身”之害而饱受歧视的人，虽然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也只是默记于心，而不敢公开表示出来。
直到《重庆日报》刊载了董时光在西南师范大学的演讲文字以后，同学们才有了有血有肉的感触。
董时光是“解放”后受中共感召从美归国的人。他经历了两种生活的对比，使他十分悔恨自己回到这个毫无人权保障的国家。他以自己亲身经历来说明他的思想，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重庆大学便邀他来松林坡大礼堂演讲。
董时光的演讲会，学校没有动员，都是自愿去的。我也没有去。马开先倒是去了。她回到我们复习的地方，绘声绘色地向我“传达”演讲的内容，使我感到“受益匪浅”。
马开先说：董先生全用事实说话，讲得实实在在的。比方说美国的学校，教师和学生可以就学校设备、教学安排、乃至于教师待遇等问题，向董事会提出质疑。而董事会必须给予答复。凡正确的，必须加以采纳，并出示改正时间。在董事答复会上，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见解……美国公民在毫无障碍的情况下参加选举，而美国政府必须遵守宪法，尊重任何人的意见。任何人都可以批评政府，并通过议员弹劾政府官员。至于说到美国人民生活水平，与中国相比，那真是天渊之别……
从阿先那兴奋激动、滔滔不绝的介绍中，我感叹自己的可怜和闭塞。我们深受中共系统性欺骗和愚弄，只能接受“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农民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之类的鬼话。
可以说，在整个大鸣大放过程中，我完全处于懵懂无知的状态。我在“反革命家庭出身”的压抑下自我封闭。不敢去想，更不敢说。只是躲得远远的，追求个人的出人头地。
压抑使思想僵化，而愚昧又使压抑合法化。大鸣大放中，我们没有感到这种长期压抑有什么不对。今天看来，我们真是一群长期压抑的可悲人类。
有了“百花齐放”的政策，有了各级党团组织一再诚恳的表态和承诺，大家渐渐的放松了戒心。
谭天荣在北京大学刷出了争取民主的大字报。
林希翎在北大发表演说，为胡风鸣冤，为社会主义民主呐喊。
在西南一隅，四川大学冯竹君也发出争取民主自由的呼吁。
在这种社会氛围下，重庆大学的鸣放讲台上，站出了一位冶金系团委书记蒲世光，贴出了一张署名“非团员呼声编辑部”的大字报，旨在替家庭出身不好而在入团问题上备受歧视的学生呼吁，反对“唯成分论”。蒲世光遂成了“出身不好”的师生心目中的英雄。
同学们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风细雨”的沐浴下，渐渐地从思想禁锢的牢笼中醒来。而我和马开先却躲在那间僻静的教室里复习功课，并贪图着初恋的欢愉。
谭天荣的大字报，是以“中国共产党万岁”为结束语。林希翎喊出的民主，依然是“社会主义民主”。但毛泽东一声令下，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把奉命开口的人统统打成另类，受到九死一生的折磨和摧残，直至家破人亡。
蒲世光最终以“组织反革命集团罪”被判处二十年徒刑。
我除了被迫参加班级鸣放会之外，没有参与过任何辩论和鸣放，更没有兴趣去探讨和思考。我只是暗暗赞赏别人的见识和勇气。
在这段时间里，我和阿先更多的是相互介绍自己的身世，尤其是我不幸的童年和少年。

3、我的少年

49年底，共军占领四川和大西南后。紧接着，就开展了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再接着，又开展了三反五反、肃反、清匪反霸和51年底的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运动。
因内战败北，数以百万计在国民政府中服过役的军政人员，不论是否归顺，凡与国民政府有过“组织关系”者，甚至完全没有涉足国共两党之争的公职人员，纷纷被捕和被杀。一时间，共产党杀人杀得眼睛发红，人头滚滚。
50年时，我才12岁。在放学的路上，经常看到附近农村斗争地主的大会。看到地主及他们的家属常常裸膝跪在三合土地面上，双膝血流斑斑，惨不忍睹。
他们被斗争以后，大多数被立即逮捕或枪毙。
公判大会由军管会主持。在我居住的重庆北培，每隔不到一个月，就要召开一次这样的杀人大会。每次大会后，都要在嘉陵江边上公开处死一批人。鲜血染红了江边的鹅卵石，日久变成了一片焦黑色。虽经日晒雨淋，仍久久不能褪去。
这是继五年的内战后，胜利者对战败者的清算。就像那场战争的继续。中国历史上的新朝建立，为了安抚人心，都要大赦天下。而共产新朝建立，却要大杀天下。
刚刚从日寇铁蹄下挣扎过来的中国人，又遭逢了“战场白骨缠草根，血污游魂归不得。新鬼烦怨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的惨景。红色恐怖笼罩了华夏大地。

4、父亲被捕

我的父亲孔祥嘉，抗战时期在中央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复员”，携全家从重庆回到南京。不久，便出任杭州师范校长之职。48年下半年，应顾毓秀（抗战时我父亲在中央大学的上司，中央大学校长）之邀，赴南京中央政治大学任教。我们一家便离开了杭州，迁往南京。49年春，父亲又经上海、广州辗转回到重庆，担任中央政治大学重庆分校代理校长。
49年下半年，共军占领重庆前夕，父亲又匆匆忙忙地把母亲、外婆、我和弟弟四口安顿在北碚，住在父亲的同学兼证婚人刘汉良家里。从此以后，我们一家便在这座嘉陵江畔的小城中定居下来。
50年秋，父亲被“西南革命大学”召去“学习”。校长是刘伯承。据父亲回来介绍说，他所在班的班主任就是邓小平。
51年夏天，经过半年多的学习，父亲“学成毕业”。父亲还说，邓小平在班上亲口对他们说，他们的历史问题已交待清楚，要他们以国民党高级知识分子的身份安心等待，听候政府的分配，妥善安排工作。
不料，在51年底，父亲和他的同学们，却被邓小平亲自领导的“川东行署军管会”按图索骥，纷纷被逮捕入狱。从此便杳无音讯。
父亲被捕的那天早上，我惊恐地站在一边，母亲则抱着五岁的弟弟躲在床角发抖。外婆和母亲一脸惶恐。那情景，至今仍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
过了二十多年，待我出狱后，我反复发信询问父亲的下落。才由四川省劳改当局发给我一纸巴掌大的“通知”。通知上写着“孔祥嘉于56年死于狱中”的字样。我至今仍不知道父亲是死于自杀？还是死于疾病？是死于苦役折磨？还是死于秘密处决？
我的母亲方坚志，是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的一名教育工作者。她的班主任是孙起孟。孙起孟是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之一。母亲和同学们在孙起孟民主思想的影响下，成了苏州女子女子师范闹“学潮”的中坚，曾轰动苏州教育界。
在三十年代末期，这些人成为中共地下活动的外围组织。39年时，母亲的不少同学纷纷去了延安。唯独母亲与父亲结婚后，滞留南京。后来又因生下我，于抗战时期，跟随逃难的人流逃到重庆。
到重庆之后，母亲一心一意想从事教育工作。43年时，在国民政府军工署长俞大维的支持和帮助下，在重庆双碑创建私立嘉陵中学。
抗战胜利后，我们一家又迁回南京。满以为可以过上几天宁静的日子。不料内战烽烟又起。我们一家五口，又辗转迁徙，颠沛流离。就像一叶小舟，漂荡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
48年秋，国民政府已呈败势，父亲曾要带着一家老少去台湾。但母亲却自恃有着学生运动的“光荣”历史，以及和孙起孟等人的友情，估计共产党不会为难她。于是跟父亲争吵，遂决定滞留大陆等候“解放”。
中共建政后，孙起孟当上了国务院第六办公厅主任。母亲便与之取得联系，期望获得他的帮助，得到一个继续从教的工作，以求平安度日。然而，以后的事实证明，当年闹学潮的那点“历史功绩”，是多么容易被忽略。而在那个年代所结下的师生情谊，也是那么脆弱。
51年秋，正当父亲苦苦“等候”政府的“妥善安置”时，母亲在民政局的安排下，得到了一份天府小学教员的工作。后来又调到北碚机关托儿所，成了一名“教养员”。
51年底，父亲被军管会的两名军人带走。过了一个星期，军管会又对我家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抄家。抄走了母亲用积蓄购买的金银首饰和存款。硬说这些东西是国民党留给父亲“反革命潜伏”的活动经费，也不出示任何“手续”。
母亲为此气得发抖，三天都没有吃饭。从此以后，我们一家妇幼四口，就靠母亲每月三十元工资艰难度日。孙起孟充其量从北京寄点钱来以解拮据而已。
自从父亲入狱后，“反革命家属”的紧箍咒，就紧紧套在我们一家人的头上。经常念得我们胆颤心惊。母亲只好忍受这种“屈才”，去托儿所就职。
外婆生于光绪年间。一双三寸金莲的小脚，行走不便。外婆出身贫寒，十六岁便嫁给了苏州城的一位方姓浪荡子，很快就被搁置一边。后来因为有了一个舅舅，才改变了外婆在家中的地位。可万万没想到，外婆赖以在家中建立主妇地位的舅舅，在二十六岁时死去。两年后，浪荡子外公又在花天酒地中死去。外婆成为寡妇后，被迫从方家大院迁出，母亲还不满四岁。
在那个年代，死了丈夫的女人，不得随意改嫁。只有守着贞妇的名份，方能得到亲朋好友的尊重和资助。
自此以后，外婆便与母亲相依为命。靠着外婆的女红和亲友的资助，吃尽了苦头，艰难度日。外婆自认一生命苦，是前世作孽的“业报”。便一心事佛，常年斋戒。抱着与世无争的态度，默默肩负起我们一家的生活重担。
大抵因为严重缺钙和过度劳累，外婆五十多岁就驼了背。自从母亲结婚后，外婆就跟着自己的女儿东奔西突，辗转流离，成为带大我们兄弟俩的唯一长辈。
我是在外婆的怀抱中长大的。并在她的教育下，铸成了我的人格初胚。

5、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父亲被捕的第二年，我年仅十四岁，正上初中二年级。弟弟六岁，刚刚上小学。而年迈的外婆已年近七旬。
当时，我们住在北碚机关托儿所的职工宿舍里。这是一幢坐落在半山腰上的三层楼房，地处芦沟桥路。离我读书的学校有五华里路程。
为了贴补母亲的收入不足，我从上小学起，就开始了劳动。每天早上，我六点钟起床，先帮外婆生好炉子，匆匆吃完早饭，然后步行五里路上学。必须七点半以前赶到到校。
那时，北碚市区除了最低处才有自来水供应外，凡是半山之间的房屋，都没有自来水。家里用水，部分是靠天上的雨水。每逢下雨，便将屋檐水积蓄在两个大水缸中，用来洗漱。吃的水，则在离家一里远的井中去挑。
父亲被送往“革命大学”学习时，我才十三岁时，便开始挑水。开始时，向邻家借来一挑小水桶。我只挑得动半挑。挑水过程中，扁担压在我稚嫩的肩膀上，感到很痛很难受。摇摇摆摆的走不上百步，连忙换肩。
从井口挑水到家，一步一梯的登上半山腰。不过两百米的上山路，我要停歇四五次。因为不断换肩，不知不觉，就擦破了皮。而水桶里则像放了几条活蹦乱跳的大鱼。一路上，桶里的水荡泼在路上，也荡泼在我的身上。
好不容易挑水到家，将两桶水合并，还不满一桶。这时，鞋被淋湿，裤管上也沾满了泥浆。
倘若遇上下雨天，那就更惨了。走在湿滑的石板路上，稍不留神，就一跤摔下，人倒水翻，或手脚跌伤。
慢慢的，经过不到一年的锻炼，到我十四岁时，我的力气一天天大了起来。肩膀上也长出了厚厚的茧疤。我能挑着装满一百斤水的大水桶，健步上山。整个过程不需五分钟。而那担水桶也不再晃荡。到了家里，仍是满满的。从此以后，全家挑水的任务就由我全包下了。
自从我家在51年底被抄以后，母亲就靠每月三十元工资维持生活，生活过得异常艰辛。后来，每逢星期天，母亲就把箱子里的衣服翻出来，选出一些好一点的衣服，拿去地摊摆卖，以贴补家用。而母亲的同事们和街道干部们，不但不同情我们的困难处境，反而对我们兄弟俩瞪白眼，甚至吐口水。
每当这种时候，我恨不得地上突然裂开一道缝隙，毫不犹豫地一头钻进去。永远都不要回到这个冷酷的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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