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小说《北京植物人》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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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小说《北京植物人》出版

帖子admin » 2012-01-06 17:07

《北京植物人》封面旅居伦敦的中国作家马建关于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的小说《北京植物人》继去年推出外文版本后,在六四20周年纪念前夕出版发行了中文版。
《北京植物人》的英、法文版本在去年6月4号前出版,今年4月获得总部设在伦敦的一个国际言论自由监察机构颁发的“言论自由奖”。
近日,《北京植物人》中文版于六四20周年前夕在香港、美国等地面世。
*让更多人反思六四*
谈到此时此刻出版此书的目的,作者马建说:“因为是20周年嘛。20周年,作为我们这一代人,也算是给自己一个交待吧。中文版能够推出来,让更多人去反思六四这段历史。如果是中国人的话,你不应该忘记这段历史。”
《北京植物人》讲述了北京大学生戴伟在1989年军队镇压争民主、反腐败的爱国运动中中弹受伤成为植物人的故事。10年之后,当戴伟苏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整个中国社会变成了一个植物人的社会,而他是唯一一个带着记忆的活人。

《北京植物人》法文版马建说:“当时中国人的那种热情、那种理想都被坦克开到北京来给压平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是带着一种政治恐惧活着。这种恐惧让每个人都变得越来越麻木。”
1989年4月,中共领导人胡耀邦去世后,北京出现学潮,且愈演愈烈,形成了从新闻记者到中央机关干部、民主党派等各界人士纷纷走上街头要求自由、呼吁改革的民主运动。当时人在香港的马建十分兴奋,立即前往北京。他说:“完全没有料到在共产党的中国竟然能够有一百多万人站起来说他们要民主、要自由。这是非常壮观的一页,而且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唯一的一次。”
马建在天安门广场待了一个多月,目睹了学生抗议绝食和北京市民围堵戒严部队的场面,采访了当时的风云人物方励之、周舵、刘晓波等人,还拍了许多照片。
5月底,马建匆匆离开北京,去青岛看望摔伤住院并已成为植物人的哥哥。在病房里,他听到了戒严部队在北京开枪镇压学生和市民的消息。
他说:“当时所有的人都非常恐惧,人们都在逃亡,都在烧毁自己写过的东西,每个人的思想都要马上面对着要清洗。在这么一个大的背景里面,植物人恰恰是唯一躲在自己肉里面不被清洗的一个人。也就是说,当共产党要把所有人的记忆都从脑子里面拿走的时候,植物人用自己的身体把自己保护了起来。”
*呼吁当局尽早解决六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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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马建这段经历和由此而产生的思考促使马建创作了《北京植物人》。小说中,主人公戴伟的同学和朋友,有的被枪杀,有的被坦克碾去双腿,有的则被压成肉酱。他自己也被枪弹击中,成为植物人。
马建说,直到今天,当局还在掩盖真相。他说:“20年了,他们还像是罪犯一样悄悄地掩盖着。Beijing Coma(北京植物人),还有马建,这几天你会发现,所有的网上都已经给消掉了。它就警告你:这个词犯法,我们不给你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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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建呼吁当局尽早解决六四问题。他认为,政府其实知道自己有罪,所以每年最怕过六四。他说,如果共产党不解决六四问题的话,老百姓总是处在一种压抑状态,那么每一天都会像“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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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小说《北京植物人》 获奖 马建发表感言
新唐人2009年4月22日讯,4月21日晚,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国际言论自由监察机构「查禁目录」(INDEX ON CENSORSHIP)在英国王宫(Kings Place)举行了2009年"言论自由奖"(Freedom of Expression Award)颁奖仪式。「查禁目录」主席约翰逊.蒂姆布莱比(Jonathan Dimbleby)先生主持了颁奖仪式,有近150人参加。旅英著名作家马建和其他四位获奖者分享了本年度「言论自由奖」。

英国大卫.海瑞爵士(Sir David Hare)作了主题演讲, 向在图书、电影、新闻、媒体、法律和抗争五个领域为言论自由作出不懈努力和贡献的人们表示敬意。

今年的五个领域的获奖者分别为:

法律和抗争奖:马来西亚的Malik Imtiaz Sarwar
图书奖:马建的长篇小说《北京植物人》(Beijing Coma)
新闻奖:斯里兰卡的The Sunday Leader
媒体奖:加拿大的Psiphon
电影奖:《魔鬼来到马背上》(The Devil Came on Horseback)

在今年的言论自由奖中的图书奖,共有四本小说入选。最终马建以描写20年前中共开枪镇压六.四学生运动的长篇小说《北京植物人》脱颖而出,获得殊荣。

作家马建参加了颁奖仪式,并在获奖后发表了获奖感言,全文如下: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首先感谢英国聚焦审查的评委们,那些审查人类思想的专治政府之中,你们是唯一也在审查他们的言行,你们的努力给了我们寻找真实的勇气。

在中国,审查不仅仅把人变得幼稚和僵化,更使他们怕提问题,怕思想了。他们希望把公民都变成植物人,而且坦率的讲,中国共産党成功了。他们已经把人们按進了原始的的奴隶阶层。也就是说,个人无法再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志,更无法做公开的思想交流,并且很习惯了。

女士们先生们,二十年前的天安门事件,是二十世纪最关健的一刻,坦克碾平了中国人民的理想,但震醒了世界。共産主义的谎言从此被揭穿,被唾弃。但中国共産党确眼睁睁地在世界的注视下溜掉,继而东山再起。那么铲除六四的历史记忆便成为共産党的头等大事,他们不仅在网络上铲除,也要从人的头脑中铲除。年龄大的中国人提到六四都会感到恐惧和躲避,如果你和中国青年了解这段历史,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你在说谎了。

上个月,我在北京采访了一位坦克下面的幸存者刘华先生,我俩来到了他被坦克碾掉一只胳膊的中南海旁边,他讲述了埋藏在记忆深处的可怕细节。但我印象最深的恰恰不是那残酷的场面,而是每年的六四纪念日那几天,警察会抱着被子住進他家,就在他床下打个地铺睡觉。监控的重点是他不能见外国记者,也不能通电话。他们希望堵住他的嘴,让这历史和证人从此消失。刘华先生虽然肉体被共産党囚禁着,但他抓住了记忆。因为只有记忆才不会使我们被变成植物人。他活在被洗掉记忆的人群中,就成为一位幸存着,一个带着记忆的活人。

而我作为作家,就只能去守护着历史,因为那就是我们的精神来源。记忆也是每个人存在过的人唯一证据,它证实我们曾拥有过灵魂,拥有过理想和爱,哪怕墓碑上仅仅留下一个名字。

今天,我接受到这个奖的一刻,想到的是我的同行们,他们在勇敢地揭开被中共政府掩盖的现实。作家谭作人先生仅仅为了寻找那些被地震埋入地下的孩子们的名字,上星期就被警察抓捕。对那些反抗审查,寻找希望的人,我再次表示我的敬意。也对那些再也不能表达的逝者表示悲痛,好在他们在我的书中复活了。
这个奖也证实了思想在多么糟糕的时代都是崇高的,它是可以对抗那个没有灵魂的审查制度的。
再次感谢我的英国兰登书屋和编辑们。"

「查禁目录」创立于1972年,以关注和保护基本人权之一「言论自由」而着称。是维护全球言论自由和写作自由的一个民间机构。从2000年起,该组织每年一度進行评奖活动,颁发数个奖项。今年的奖项共分五类,分别是:图书、电影、新闻、媒体和法律竞选。该奖项是全球唯一包揽传媒、电影以及文学艺术和民主政治领域的国际奖项。已获奖者包括作家丁克、后被杀害的俄国记者安娜波利特科夫卡娅和萨伊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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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植物人》马建十年铸一剑

帖子admin » 2012-01-06 17:09

“没有记忆也就没有未来。如果忘记‘六四’事件,中华民族就永远是一个弱智民族。”──马建[/b]
1989年“六四”事件19周年即将来临,旅居英国伦敦的知名华裔作家马建“10年铸一剑”,推出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肉之土》英文版《BeijingComa》,又名《北京植物人》。这是一部记述六四事件和社会动态的小说,其版权已经被英国、美国、加拿大、意大利、法国等出版社购买,中文版将于明年“六四”20周年前出版。
“国际笔会美国分会”5月上旬举办“国际文学节”,马建应邀自英来美与会,并出席5月3日在纽约亚洲协会举行的“中国社会与新文学”研讨会。
马建在接受《世界周刊》访问时满意地说:“《肉之土》(以下简称“植物人”)这本书在英国发行得不错,进了书店的第一展柜,评论也好。”
为了记载六四这段历史,马建花了整整10年时间完成这部长篇小说,故有“10年铸一剑”之说。
让记忆闪出自由圣火[/b]
谈及此书创作动机及社会背景,马建说,“六四”事件的题材迄今鲜有人写。如果有人要把这段历史抹掉的话,身为作家必须要把这段历史保留下来。六四后,北京当局把赖以回忆的一切痕迹都摧毁了,人们渐渐地变成了“只会赚钱的植物人”。“1989年出生的孩子已经开始上大学了,但他却不知道当年的六四屠杀。这不仅仅是政治危机,也是一种道德危机。中国人有句古语:在哪儿摔倒在哪儿爬起来。把历史砸在原地。可是历史正被中共有意的掩埋,仿佛这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从未发生过一样。
“假如逆来顺受,作为一个人就没什么尊严。忘记过去是一般人可以做的事,但我决定不忘掉。”没有记忆也就没有未来,那么,“活在回忆中的植物人最后就成了唯一的活人。

他一脸严肃地说:“我的人生真理是:在反叛写作中用尽生命,并尽可能端正良心的位置,让人道主义和思想自由成为唯一的崇高,让记忆闪出自由之圣火。”
“植物人”一书扉页上写着“谨将此书献给我的母亲和母亲们的中国”。
故事的序幕从1986年12月“那场大雪”掀起,背景是导致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下台的“八六学潮”(一般认为,“八九民运”是“八六学潮”的延续)。马建塑造的主角戴伟是个大学生,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头部中枪,当了10年植物人,10年后苏醒过来,发现整个社会大变样。一直照顾他的母亲曾是一名坚定不移的中共党员,后来却成为法轮功学员,受中共当局迫害。
这时的戴伟才面对真正的死亡。……
这部小说融入了三种视角:母亲、儿子和以诗歌呈现的植物人的内心,“目的是尽量从不同的角度照亮人生舞台”。小说主角面临绝境,母亲同样被外力压得喘不过气。他们的生活不断地被残酷而无法摆脱的政治影响,而他们所做的一切决定,也都被无法控制的政治所影响。
这对母子的故事,触及了六四事件后的经济社会,个人故事常会与重大的历史事件纠缠在一起。这是永恒不变的主题。
灵魂穿过死亡在肉体里复活[/b]
1989年4月初,北京发生了学潮,当时已移居香港的马建,从香港赶到天安门广场,目睹了学生们绝食争自由要民主、赶来镇压的军人被北京市民堵住的场面。他的热血为之沸腾,在天安门广场待了一个月,一直陪伴绝食学生。
可是,5月28日,他在山东青岛的哥哥摔成植物人住院,他匆匆离开北京,到医院看护哥哥,“六四大屠杀的消息就是在哥哥病房里听到的”。虽然躲过一劫,但也改变他后半生的命运。
马建在“自序”中写道:“当时我如被枪击中,更感到死里逃生的落魄,昏迷不醒的哥哥成了植物人,而我躯体虽活,心灵已灭。直到有一天看他仅靠手指移动,写出了他初恋情人的名字时,我便渴望自己的灵魂也能穿过死亡在肉体里复活,再去触到那股人间的温情。三年以后,我便开始描写这部关于植物人的爱情和政治的小说,我想把埋在肉牢里的心灵,透过回忆,返回通向生命的出口。为此我和书中被枪击的戴伟在死亡和希望之中生活了10年,追寻着我常梦见的一只小鸟守着垂死病人的崇高境界。”马建指出,“六四”事件后,共产党立即切断了历史记忆,记住过去就是思想囚犯,中国人再次被洗脑,人们的精神思考便早夭了,但小说里的戴伟仍然活在肉牢里继续和统治者争夺着记忆权。“在政治恐惧加物欲横流已把人渐渐变成了植物人的时代,戴伟确如雨中闪电般在肉牢里抖动着。在强权社会,每个人都是不能思考的弱者,但当他记住了自己的经历,那在精神上就是强者了。记忆使人们获得了心灵的自由,而回忆就更使人生变得永恒了。”
作家用真诚触摸灵魂[/b]
“植物人”面世后,英国各大主流媒体纷纷报导、评论。英国《卫报》的评论称,“这是一本栩栩如生的、带有强烈感染力、又有些黑色幽默的书,是对那些反抗压制表达自由的人们的一种极大的怀念”。《Metro》报也以整版篇幅刊出对马建的专访报导,称赞马建呼吁不要忘记历史,并称此书“为西方人提供了一个认识现代中国必不可少的窗口”。
英国主流媒体之一的《金融时报》指出,这是全世界等了近20年、首部以“六四”为背景的小说,反映了作者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按:正确说法应是首部以“六四”为背景的英文小说,因早在2004年“六四”15周年前夕,旅居加拿大的安田已出版以“六四”为背景的小说《天安门情人》)。
马建凭此书成为第一届“中国自由文化奖”小说奖项得主。此前他的小说已有多次获奖纪录,如2001年,他以长篇小说《红尘》英译本入围美国克鲁雅玛(Kiriyama)亚太平洋图书小说奖;2007年,再以《亮出你的舌苔》二度入围克鲁雅玛奖,并同时入围英国独立外语文学奖。2002年,《红尘》英译本再获英国托玛斯‧库克国际旅行文学奖。
他说,获“中国自由文化奖”感到很欣慰,“因为这是第一次在中文领域获奖,也就是说获得了中文同行的认同,这是在外语世界获奖完全不同的心情。”
马建谈及创作“植物人”的社会背景说,六四后,北京当局“把抹去记忆当成经济发展的动力和考核干部的标准,不忏悔反省就用新生活替代了旧生活”。他认为,一个民族的富有在于精神,他希望精神信仰能给中国社会带来好处。但作为“在红旗下长大”的一代,法律早已规定,“我们只能成为共产党的理想产品,那就是为共产主义牺牲的接班人。我们从小就不准拥有个人意识,不准思想,更谈不上体验自由。……我们的一生注定了要么反叛,成为自由人,要么成为体制内的成员,甚至加入共产党,以明哲保身。”
他说,“六四事件”后,共产党迫于生存,给人民开放了生路,鼓励人民发家致富,让部分人先拥有了资本和财产。在争取身份认同的商业加专制的社会里,这条生路成为主流。
今天的中国人都或多或少地拥有了私人财产,并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有钱,以至于贫富差距竟成了执政党的难题。现在,除了政治受害者,党和大众的关系,即专制者和被专制者的关系已经不敌对了。在娱乐、动漫、房地产、拆迁、股票、商业大片、贪腐、明星和财富榜等冲击下,人们勤奋地去旧迎新,为自己赢得金钱和幸福,拥抱快乐的现代生活。知识界也被经济金融的潮流击溃,成为其中的瓜分者,多数名人艺术家、诗人作家、教授学
者都拥有轿车、别墅以及房地产。共产意识其实已消失,蜕变后的执政者家族都以拥有巨额资产为荣,“两会”(中共全国人大、政协会议)的人民代表也已成为富有人的庆功宴会。
他尖锐指出,“这个和谐社会是用政治恐惧的砖堆砌的,是以丧失思想道德为代价的,这个伊甸园其实是座五星级监狱,是丧失自由而花天酒地的消费场所,是商业金钱和权力在唱主角的社会。文学艺术不再是唱配角,而是被抛弃在角落。作家恐慌的不是思想道德的堕落,而是没有挣到很多钱,缺少安全感,但也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生活,且大都感到生活质量很好,该有的都有了,甚至说话的自由。政府也只是紧盯着新闻出版以及一切反政府的言论流入媒体,流入人们的头脑,使人们继续麻木。……”
在一个死人社会里复活[/b]
基于上述想法,“植物人”一书主角戴伟在马建的构思中浮现,“我必须通过他的引导返回记忆,在匆匆前行的人群里,让他转过身,去发现记忆和经验以及生命的尊严,他也就从失忆变得懦弱,渐渐在反思中走向了自信。十年后当他从自己的肉牢醒来的片刻,便感到大众已变成了植物群体,他成了一个在政治广场倒下,又在商业中心醒来的唯一活人。”
为什么要写一个植物人?马建指出,他在书中描述的主角,肉体变成了一个堡垒。他躲在这里面,恰恰躲过了被改造、被洗脑,躲过了不断地写检讨来证明自己是错的。“在这部小说中,他恰恰是活着的人,因为他抓住了记忆。在记忆上,他是唯一活着的人。他在自己的记忆里,抓住自己的记忆不放,他在自己的记忆里重新去反省。当他醒来时,他才发现他在一个死人的社会里复活。”
马建表达他的文学观说:“作家应走向文学家,而不是退缩为小说家,他不能背叛记忆时光,并与死亡共生,他能把苍白的过去呈现给现实,从而令生活充满人性。作家也应如诗人般对妥协、暧昧与懦弱划清界线,追求自由的文化,去抵抗专制主义中最残酷的思想专制,把被填平的记忆重新出土,在这模糊了思想价值的时代,写出具有怜悯和政治批判的文学作品,而不是小说故事。”
热中文学创作的马建表示,透过文学来描述历史,读者可以从中获得对时代的记忆。作家必须沉思,用真诚去触摸灵魂。“我尊重历史,但不会去重复历史。产生道德的根源是良心而不是理智。世界上有些事是值得我们去做的,即便为此忍受苦难也在所不惜。”
“六四”坦克辗碎中国人灵魂[/b]
马建痛心地说,当今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把很多人变成“会赚钱的植物人”,丧失了基本的道德价值。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在六四后被模糊了。
“六四的坦克不仅仅是压了学生们的身体,更多的是把中国人的灵魂辗平了,将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模糊了,让大家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自己的想法只能和中共想法一体,而且这种模糊还在继续。只要专制存在,人们的价值观念就不会建立起来,因为很多人在谎言、虚构的现实里面活着。报纸、食物很多都不可信,政府也是不可以信的,要在怀疑中生活。没有一个价值观念可以相信,也不能让你获得安全。”
马建强调,“在这部小说中,我想说明这么一种逻辑:当社会的经济在发展、不断地往前走的时候,人们的善良、道德那一面却始终没有任何发展,我认为这种畸形的社会越发展越危险。”
当今中国社会出现的“爱国愤青”,马建认为这一代人基本上是在“六四”之后长大的,他们对这段历史可以说没有什么记忆,而他们的父母也没有把这段历史的记忆传给他们。也就是说在中国,它是一种“断代”。这些“愤青”们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价值判断。与10个人讲话,讲的内容也都差不多,“基本上是按着共产党的标准说话”。
马建认为八九学生与当代“爱国愤青”都没能在思想上走出中共的控制。学生们不知道怎么去做,即使他们想要民主,也还是按着共产党的模式去做。“我觉得他们失败的最大原因,是没有把自己当作一种力量,还相信共产党会给他们一次机会。但是,当时老一代的知识分子们知道,20万军队向天安门推进是为了包围他们,消灭他们。”
马建认为当年“八九”的学生和今天的中国学生基本是受害者,这段历史经验财富没有传给下一代而形成断代。在小说中,他表现了这种断代和学生们对历史真相的无知,马建“按专制逻辑”分析,认为“两方面都有错”。一种是专制控制了人的记忆,也控制了人的未来,所以这批学生基本上是受害者。历史过去将近20年,“我们再看这代人,当然可以很清楚得出一个结论:学生的无知不仅是他们造成的,也是社会造成的。我在小说里也是要表现社会让他们‘断代’,也是让他们失败,使他们变成了和共产党很接近的一种方式。比如他们互相夺权,互不信任,最后走到被镇压边缘,他们竟然也不相信。”在这种情况下,马建觉得奥运是一个大的考验,它不但要把中国人放在一个文明舞台上表演,也把共产党的操作方式暴露在国际舞台上。
“同时我们看到年轻人的无知,对自己历史的无知。”
马建举例,他在坐飞机时碰到一个参加对CNN抗议的中国留学生,他说没有看过BBC、CNN,也不相信。马建问他:“你相信中国的报纸和电视吗?”他说:“我当然不相信。”马建问他,中国的新闻你不信,CNN的新闻你又没看过,你为什么去抗议CNN?他的回答也很简单:“我何必知道?我可以反对我不知道的东西。”
民族真正的富有是灵魂[/b]
马建感慨地说:“一个民族真正的富有是灵魂,而不是有多少钱。你今天有房子,明天就可能破产,它不是人的价值。我想人的价值关键是你精神上的富有,你拥有了什么,你信仰了什么,你获得了什么。这种精神上的东西,有点像爱情。可能是日子过的很差,但内心是幸福的。”
他认为,今天在中国出现的富豪本身也改变了中国共产党,使它的成员变成了富有者,他们要保护自己的财产。“我希望中国奥运能像南韩奥运一样是民主的开始。我当然希望中国的读者们明年可以看到我小说的中文版。我也希望他们能告诉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人生经历了什么,这是我们的财富,我们要把这些记忆经验、人生经验传给下一代,而不要跟下一代说:你要老老实实听党的话,你要小心,你要升官发财。那样,我们会把社会变成一种没有价值观的社会,将来受害的还是我们自己。”
在被问及对中国未来的看法时,他说:“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在奥运会后不会像一些人想像的那么好。中共当局把经济与奥运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并且拘捕异议人士,造成大量的‘奥运灾民’。谁去救这些灾民?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河水不清的污染,更多的是人们心里对中共的抵触。也就是说中共当局和人民是一种敌对的关系,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
他说,“民主是人类共同的目标。看看中国周边的国家现在大多数是民主国家。台湾的模式可能更接近中国的未来。我想我们这一代会有机会看到中国的民主。有人说,中国一搞民主就会乱。我说这是污辱中国。”
马建最近在英国牛津大学演讲时,被问及为什么要写“植物人”这部小说?他说是揭开六四历史真相,提醒人们别忘了寻求真理,摒弃谎言,享受自由,从而唤醒人的尊严,让戴着假面具生活的日子早点消失。
情感与记忆使人强大[/b]
他说,在专制社会,人们只有两种生活选择:谎言和真实。而作家应该选择真实,起码也是真实的提醒者,希望自己的行为与良心保持一致,要说真话。文学的生命长过统治者,长过一个又一个的独裁政府和审查制度。因此,在最坏的时代,文学都拥有未来。他希望透过这部小说表达社会是座牢狱,人本身也是自己的肉牢,人们最终被控制在复杂的生活里,渴望超越自我、克服个人恐惧、冲出自我的牢笼。同时表达对小人物的同情,“因为政治对生命的压迫无处不在,专制和命运从未分离”。
马建指出,在八九年天安门事件后,整个东欧的共产党国家都垮台了,中共的残酷镇压保住了政权,而且很快发展经济,成为强国,但在文学领域的思想监控,超过了刚开放的20世纪八○年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政治恐惧和自利之上的。今天锁进监狱的中国作家就有四十多人,当局直接干预生活”。
“历史回到我们中间,未来又成为不可预测的。全国上下伴着一切向钱看的快乐,幸福仅仅局限在由穷变富的生活中。他们在政治上受了欺骗,被玩弄了,因此对政治避而远之。对思想都感到厌倦。他们每天都体验谎言。人们变得自私,对生活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表面上顺从,内心里却什么也不相信。中国对那些持不同政见的人总会进行严厉制裁,已把社会砸成一盘散沙。自由的思想只有陷入自我的隐蔽所。”
马建向《世界周刊》提供一幅他拍摄的1989年北京作家上街支持学运的“历史照片”时感慨地说,“鲁迅文学院的游行队伍在见到我拍照时都非常兴奋,但现在这些作家们都沉默了。”他希望读者在看完这本新书之后,能够喜欢“植物人”的故事,而且对过去十几年间,在中国发生的历史事件多一点感受,他将会非常高兴。
他更希望读者可以对这个故事中的情感作出反应,对故事主角的梦想、希望、日复一日的反思感同身受。“身为中国人,我希望读者可 以试着对共产党有更多的了解,特别是饱受摧残的下层市民。那些在盛世之下,活不出光彩的小人物。在小说中,记忆成为摆脱孤立的力量,它超越了生存的脆弱,也是唯一的自由人,在肉体死亡的掩护下,去拥抱崇高的精神境界”。
(北美世界日报《世界周刊》2008/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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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建谈《北京植物人》

帖子admin » 2012-01-06 17:12

【专访】马建:语言就是我的祖国
在今年的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一抬眼,一低头,不经意地望去,常常会发现,在展馆的墙上,报纸的内页里有一双沉静的黑眼睛在沉静地回望着看着他的人,眼睛的主人有着一副清瘦的面孔,留着半长的头发。这就是旅英华人作家马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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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英华人作家马建接受德文大纪元记者采访(摄影:吉森/大纪元)
马建的新作《北京植物人》的德文版在书展上正式面世,这是今年他出版的第二本德文书籍,第一本是德语版的《红尘》。在书展上约马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不停地在接受着一家又一家的媒体采访。
10月15日上午10点,马建来到《大纪元时报》设于法兰克福国际书展的展位,与读者座谈,并就其新作《北京植物人》接受了本报德文版记者Florian Godovitsd的专访。
《北京植物人》是一部时间跨度十年、长达600页的小说,描述了主人翁从1989年到1999年的生活,涉及了诸如天安门事件、法轮功等敏感话题。目前该书已经出版了英文和德文版,而且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成为此次书展最受关注的中文译着之一。但该书被禁止在大陆出版。
记者:非常高兴您今天能够来参加这个活动,《北京植物人》这本书刚刚出版了德文版,所以非常高兴能和您谈一谈这本书的情况。
马建:这本书写的是十年间的故事。在这十年里,除了描述一个植物人从昏迷中慢慢苏醒的过程,还描写了中国社会十年来大量的变化。比如:这个植物人的妈妈,一开始相信共产党,后来信法轮功,再后来被镇压。这里反映的是整个中国社会的一个现实。
问:这本书的书名非常醒目,叫《北京植物人》。为什么把“北京”和“植物人”这两个词放在一起?一个植物人,他已经失去了对外界的认知,可是您又描写了他内心的生活。可以讲一讲您为什么要取这样的名字吗?
马建:这个名字有一个很强的象征意义,就是中国人关于“六四”的记忆都被抹掉了,这是其一;其二,就是中国人的灵魂被麻木了;其三,中国人失掉了信仰。那么,在这部小说里,人们发现,植物人用自己的肉体保护了记忆。当他十年后醒过来的时候,他恰恰是唯一一个“活人”,因为整个社会的人都丧失了记忆。这就是小说的一种象征。
记者:刚才您讲到,整个那段历史都被抹掉了,那么也就是说,现在“六四”这个话题在中国是禁区,您的意思是说在中国,整个一代人是真正的植物人,而这个植物人——书中的主角是一个真正清醒的人,是吗?
马建:是。因为我认为人只有保存了记忆,你才能保存你自己,可以这么讲吧,记忆不止保存了情感,我认为记忆是我们每一个人唯一的财产,而这一点恰恰是共产党要极力抹掉的。其中的原因在于,共产党在不断地往前发展,不断地要抹掉自己的罪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只能这么讲,与极权社会的斗争,其实也是在争夺记忆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会永远存在。
问:您刚才谈到了共产党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而消灭人们的记忆,那么,都包括哪些方面呢?
马建:我想,从毛泽东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开始(就开始消灭人们的记忆了)。你会发现在当代这些年轻人中,在所呈现的中国历史里面,包括在共产党“六十周年”大庆的时候,连毛泽东时代都不存在了,“六四”也不存在了。(中共建政后的)运动一个接一个,都死了很多人,这都是共产党犯的罪行。
那么我们反过头来看一看,“六四”为什么对中国共产党那么重要呢?我认为这里有个最大的问题,其一、坦克在天安门广场压过了中国人的身体,这是其一;其二、重要的是,共产党通过“六四”也失败了。看起来它们是胜利了,但实际上是失败了,因为紧接着,共产主义阵营一个一个的都倒了,共产党也倒了。你会发现在最近这二十年里,中国的报纸很少出现共产主义这个词了,马列主义会出现,但是我想,包括共产党的官员,也不会相信了。
在这么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它们又要用信仰做民主招牌,它不愿意这个谎言被揭穿,所以这个历史,它们还将掩盖。每年“六四”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们会抓人,每年“六四”的时候它们会封锁“六四”这个关键词,就是因为它们害怕。它们内心知道,一旦这个谎言被戳穿的话,它们就处于非法低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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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英华人作家马建(摄影:吉森/大纪元)
集体丧失记忆导致道德观念缺失
记者:您刚才提到,在书中的这个植物人的妈妈,原来信仰共产主义,后来信仰法轮功并且遭到了迫害。历史的记忆是有延续性的,有过去,也有对现实——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这种记忆,那么对比如说现实发生的这些事情,很多人也没有去感知它,涉及到现实时,也有集体失忆的现象出现。您能讲讲这种现象吗?
马建:书籍就是用文字反映我们的生活,反映我们的历史,更是记载我们的思想。那么,书之所以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份,就是因为它保住了我们的记忆。但是你会发现,在中国的书展上,无论是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还是关于法轮功的,都不存在,我甚至怀疑他们连气功都不敢(让其)存在了。
这种集体失忆只有一个受益者,那就是统治者,统治者希望所有人,最好都是一样。这样的话,控制一个人跟控制一亿人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它最怕有各种各样的信仰,它最害怕每个人有自己的性格,它更害怕每个人要求自由。
那么在中国这样的社会,我们会发现,集体失忆时,人们换来了一个代价,就是似乎他们的生活是有保证的。因为共产党说,如果你听话,你就可以过上好的生活;如果你反对党,要么你进监狱,要么或者就把你放在生活的边缘。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讲,他当然就会去选择失去记忆了。因为他并不认为将来有什么重要。
但是十几年过去了,我们会慢慢地发现,社会问题出现了,就是我们的道德,我们的价值观念不见了。失忆同时也是丧失道德价值观念的一个开始。
西方集体失忆源于经济利益
记者:我提一个非常标准的西方人的问题。刚才我们讲到的中国人集体失忆的这个问题,那么也就是说,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他不去讲一些敏感的社会问题。我注意到在西方的媒体当中,“六四”还是报道的。但是一些现实问题,比如法轮功问题,在法轮功被镇压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太多的西方主流媒体对这件事情有任何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你有没有注意到这种现象?那么西方有没有一个对中国现实事件的一种集体失忆的症状呢?
马建:我想这个事情的发生主要是取决于西方和中国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是一种经济利益的关系,我不知道你们德国总理怎么跟中国打交道,但是起码我们看到法国的总统是怎么选的。在这个时代,我们发现非常危险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身处一个文明和道德正在下降的时代,我们的政治家们正在变成老板,我们正在被出卖。
道德危机,或者说是信仰危机正在我们身边徘徊,我们不敢说未来是安全的,因为我们只依赖物质;我们也不敢保证我们的精神信仰、我们共同的文明价值是否要跟物质世界、跟商业要有一场决战,我们不敢保证;但是我相信,现在这个事情正在发生,正在我们身边发生。
中共政府正在用金钱收买我们的文明,收买我们的道德价值,难道这不是严峻的现实吗?
一个消灭思想的国家在展出其成果
记者:您刚才说到书籍承载价值,书也是商品。那么在这些书籍当中,您认为哪一些价值是书籍必须要去承载的,而哪些东西是书籍不应该去传播的呢?
马建:一个书展的书可以讲是林林总总,包括人类所有的方面,但是我作为一个作家来讲,我更加注重书的人文的一面。这样的书,除了保存记忆和保存思想,也保存我们的生活。书是不可以吃的,但是我们得“吃”书,如果没有书的话,我想我们没有办法生存下来。
中国馆正在告诉大家一个信息,那就是:一个消灭书的国家,一个消灭思想的国家,正在展出他们的成果。
问:您生活在海外,在流亡当中写作,作为一个中国人来讲,您愿意回到中国去吗?还是愿意继续留在海外。
马建:我想这个问题应该对一个流亡作家不是太重要,因为语言本身就是我的国家,我走到哪里可以带到哪里,谁也没有办法消灭。那么作为一个中文作家住在伦敦,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中国有句话,山隔的越远看的越清楚,北京发生的事情可能北京市民不知道,但是我在伦敦,我可以知道,所以我更加能够感受到在中国的生活,因为我没有被麻木。
记者: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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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植物人》荣获英国国际言论自由奖

帖子admin » 2012-01-06 17:15

4月21日晚,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国际言论自由监察机构“查禁目录”(INDEX ON CENSORSHIP)在英国王宫(Kings Place)举行了2009年“言论自由奖”(Freedom of Expression Award)颁奖仪式。“查禁目录”主席约翰逊.蒂姆布莱比(Jonathan Dimbleby)先生主持了颁奖仪式,有近150人参加。旅英著名作家马建的长篇小说《北京植物人》(Beijing Coma)荣获本年度富维尔图书奖(T.R. Fyvel Book Award)。

蒂姆布莱比先生在致辞中表示:言论自由是决定我们作为人类和公民的本质。现今的社会里这一权利正在世界各地面临威胁。“查禁目录”的“言论自由奖”旨在让我们有机会褒奖那些致力于保卫我们自由的人们---无论是在英国和全世界。

“ 查禁目录”创立于1972年,以关注和保护基本人权之一“言论自由”而著称。是维护全球言论自由和写作自由的一个民间机构。从2000年起,该组织每年一度进行评奖活动,颁发数个奖项。今年的奖项共分五类,分别是:图书、电影、新闻、媒体和法律竞选。该奖项是全球唯一包揽传媒、电影以及文学艺术和民主政治领域的国际奖项。已获奖者包括作家丁克、后被杀害的俄国记者安娜波利特科夫卡娅和萨伊德等。

今年的言论自由奖有四本小说入选,最终马建的长篇小说《北京植物人》获奖。

作家马建去年推出了厚达六百页的长篇小说《Beijing Coma》〔北京植物人〕。该书由英国蓝登书屋出版,当年就评为《纽约时报》年度好书推荐、《华盛顿邮报》08年度最佳书籍、《旧金山新闻》08年度最佳书籍。其它语种包括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十几国语言也已翻译出版,好评如潮。可以说,《北京植物人》是08年最热门的一本中国小说,西方各大媒体都作了专题报导。美国书评家汤姆·库珀写道:“这是一本史诗般的巨著,让我们感受到小说唤起良心的魅力,并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声音也能如此有力。”〔《圣路易邮报》〕。《华盛顿邮报》写道:“这是一部大师级别的小说……马建给中国人指出了一条重拾灵魂之路。”(Belle Yang)

故事是描述了1989年六月,大学生戴伟被戒严部队子弹击中成了植物人,从此被锁进自己的肉狱,除了生殖器偶有变化,他失去了与外界联络的所有表达通道。往日的记忆就成了他摆脱孤独的力量。忧伤的爱情带着他走进了内心深处,他便超越了世人的脆弱,拥抱了崇高的精神境界。而传统的《山海经》也成了梦中的乌托邦,令他在肉中旅行着。十年之后,当他穿过了绝望隧道迎来曙光的片刻,发现苏醒才是真正的死。因为周围的活人心灵都己麻木,他将步入植物社会,开始活着的死亡。

《北京植物人》不仅使读者看到了一个崛起国家充满着无数的矛盾,也使人看到了天安门事件的真相,更可以看出马建试图从历史中寻找希望的勇气。马建在04年已被法国评为二十一世纪全球最重要五十位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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