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之高宗乾隆统治时期

 

  继清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和圣祖康熙大帝后,清朝再次出现了一位留名青史的皇帝:高宗乾隆。他是雍正的第四子,在位60年,退位后又当了三年太上皇,终年89岁。可以说,乾隆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享年最高的皇帝,也是实际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在其统治期间,乾隆在康熙和雍正王朝发展的基础上,使清朝达到了强盛的顶峰,在文治武功方面也颇有建树,称得上是一位有为之君。而且,乾隆皇帝是继远古尧舜实行禅让制后,第一个在有生和在位之年提出“禅让”的皇帝,虽然只是形式上的。

  关于乾隆帝的预言和其身世

  唐朝高僧黄檗在《禅师诗》第四首中预言了乾隆的在位时间和功绩。诗中写道:“ 乾卦占来景运隆,一般六甲子孙同。外攘初度筹边策,内禅无渐太古风”。“乾卦占来景运隆”一句首尾两个字暗含乾隆二字,“ 一般六甲子孙同”玉石乾隆在位时间和祖父康熙大帝都是六十年左右;“ 外攘初度筹边策”暗指乾隆平定边疆的武功;“内禅无渐太古风”,预言乾隆将仿效古人实行禅位。

  乾隆帝弘历,世宗第四子,母孝圣宪皇后,康熙五十年(1711年)八月十三日生于雍亲王府邸。不过,关于乾隆皇帝的出生地和其生母,史学家一直存在争议。但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乾隆确是雍正皇帝的亲生儿子,而非野史中传言的那样是汉人的子孙。

  乾隆还是孩子时,就是“隆准颀身”,赢得了康熙帝的锺爱,而令其在宫中读书,老师是庶吉士福敏,弘历聪明过人,过目成诵。此后,又跟着贝勒允禧学习骑射,跟庄亲王允禄学习火器。一次,在木兰围场狩猎,刚要射熊时,熊突起,弘历镇定自若。康熙帝御枪殪熊。其后,康熙对温惠皇太妃道:“是命贵重,福将过予。”

  雍正元年八月,世宗在乾清宫写下密诏,藏于世祖所书的正大光明扁额上,由弘历继承皇位。雍正驾崩后,乾隆正式登基。

  乾隆帝的文治武功

  乾隆即位之初,实行宽猛互济的政策,既有其祖父康熙帝的宽仁,也有其父亲的严苛。他继续采取务实的政策,重视农桑,停止捐纳;为保护百姓,在浙江修砌海塘,同时继续平定边疆的一系列叛乱。根据统计,乾隆十年,三十五年,四十三年,五十五年和嘉庆元年,乾隆下诏先后五次减免全国一年的钱粮,三次减免江南的漕粮,共计2万万两。其减免钱粮次数之多,地域之广,数量之大,效果之好,前所未有。同时说明乾隆时期天下的富庶。此外,乾隆帝向慕风雅,除了自己喜好诗词、丹青外,还在文化方面多有提倡。其在文治方面值得称道的成就主要有:

  一、主持编纂《四库全书》,共收书3503种,79337卷, 36304册,其卷数是《永乐大典》的三倍。《四库全书》是对古代书籍的一次整理,修补,使得许多书籍在遭受后来诸多的天灾人祸后得以保存下来,让今天的人们在温习某些书籍的过程中,体察古人的智慧。它同时也方便了读书人的阅读和文化的传播。在编纂的过程中,乾隆曾下令毁书约3000多种,共6万多部。也许,上苍正是借乾隆皇帝之手,将历史的某些真实掩盖,让后人陷入更深的迷中;也许,上苍通过这人间的举动,让后人能够有所警醒。

  二、主持编修了其它典籍,如《满文大藏经》,《八旗通志》,《满文老档》,《国朝宫史》等,在文学和史学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兴建皇家园林。清朝的许多皇家园林和建筑都是在乾隆朝兴建或开始兴建的,比如颐和园,圆明园,香山,避暑山庄等。这些建筑有的经过后代皇帝的翻修,有的已经被毁,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无不体现出了清代园林文化的辉煌。

  在武功方面,乾隆帝同样值得称道的有:

  一、统一了整个新疆地区。乾隆时期,先后两次派兵平定了新疆准噶尔的叛乱,并使土尔扈特部回归,统一了整个新疆。此后,清政府在喀什噶尔等地设置参赞大臣、办事大臣及劣谟大臣;乾隆还设置了伊犁将军,实行军府制,修筑城堡,驻扎军队,巡查边界;并移民屯边,加强了对西域的管理。

  二、進一步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康熙和雍正时期的西藏,达赖(驻拉萨)和班禅(驻扎什伦布)掌政令,行教化,同为政教僧俗领袖。而乾隆时期在两次打败入侵西藏的廓尔喀(尼泊尔)后,乾隆于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颁布了《钦定西藏章程》中,规定“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其地位“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各级地方官员及管事喇嘛,都归驻藏大臣管辖,“事无大小,均应禀命驻藏大臣办理”;他们的任命,也“统归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拣选,分别奏补拣放”;达赖、班禅以及其他呼图克图“灵童”转世时的“金本巴瓶掣签”仪式,也要在驻藏大臣的监视下進行。即把呈报出世的“灵童”指出数名,由驻藏大臣将其姓名、生年月日,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在签上,放進皇帝颁发的金本巴瓶内,诵经七日,届时,驻藏大臣亲临监视抽签,然后再呈请中央政府批准,方为有效。其它如审查财政收支、主持对外事务、春秋巡视国境等,也都由驻藏大臣经管。此外还整顿西藏地方军队组织,加强防务,铸造西藏地方银币。通过这些措施,西藏“事权始归一”。标志着中央政府开始对西藏实行全面的管辖。

  乾隆时期的盛世景象

  乾隆时期,百姓安居乐业,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非常快,主要表现在荒地的大量开垦和耕地面积的扩大。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全国耕地面积突破了明代最高耕地统计数字,达到851万顷;到1725年(雍正三年),达到890万顷。而乾隆时期则大大超过了这一数字。

  此外,南方双季水稻种植的推广以及番薯和玉米的引進和推广,使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大幅度提高,如稻米生产,在江浙、湖广、四川、福建等省的膏腴之区,一般都亩产两三石,多者可以达到五六石,甚至六七石。这進一步导致了人口的快速增长。1711年(康熙五十年),人口为2462万。这只是丁数,不是人口总数。乾隆以后,统计方法变了,总括大小男妇数。1741年(乾隆六年),全国人口总数为1亿4300多万;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又增加到3亿100多万。人口的大量增加,一方面表明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同时,也给社会造成了巨大压力。

  另一方面,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也有明显的增加。桑、茶叶、棉花、甘蔗、烟草等都成为当时非常重要的商品化农作物。如棉花,在明末基本普及的基础上,种植更加盛行。不仅江苏、浙江、湖北、河南、山东、河北等省都是著名的棉产区,而且东北也成为重要的棉花产地。在浙江、江苏、广东的一些地区,农民都大量种植桑树。特别是浙江省,“蚕桑之利甲天下”,其中有一些地区,“尺寸之堤,必树之桑”。所获之利,比种稻往往多出四五倍,甚至十余倍。甘蔗的种植在广东、福建、台湾等地也十分普遍。广东一些地方种植的“白紫二蔗,动连千顷”。台湾更是“蔗田万顷碧萋萋”。烟叶的种植也已推广到全国各地。在“江南、山东、直隶,上腴之地,无不种烟。

  手工业生产在康熙中期以后,才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而乾隆时期的手工业发展得更为迅速。

  比如在清代手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丝织业的主要产地是:江宁、苏州、杭州、佛山、广州等,发展十分迅速。如江宁的织机在乾、嘉时达到三万余张,而且比过去有许多改進,“织缎之机,名目百余”,所产丝织品畅销全国。而棉织业在江南一些地区也日益发达。棉纺织工具有显著改進。如上海的纺纱脚车,可“一手三纱,以足运轮(名脚车),人劳而工敏”。织布机也有一些改進和革新。当时的棉布生产,无论数量或质量都比以前有很大提高。上海的“梭布,衣被天下,良贾多以此起家”。苏州的“益美字号”,因大家誉其“布美,用者竞市”,“一年消布,约以百万匹”,结果“十年富甲诸商,而布更遍行天下”,“二百年间,滇南漠北,无地不以益美为美也”。苏布“名称四方”,可见信誉之广。无锡也盛产棉布,乾隆时,“坐贾收之,捆载而贸于淮、扬、高、宝等处,一岁所交易,不下数十百万”,有“布码头”之称。

  在制瓷业方面,江西景德镇仍是全国的最大中心。乾隆时,不仅官窑众多,而且“民窑二三百区,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据统计,乾隆时全国著名陶瓷品产地共有四十余处,遍布各地。如直隶武清、山东临清、江苏宜兴、福建德化、广东潮州等地的窑场,都有很大的规模,所产瓷器色彩鲜艳,精美异常。

  在台湾、福建、广东、四川等地,制糖业都很发达。康熙至乾隆时期,台湾的种蔗制糖极盛,内销京津及江浙各省,外运南及吕宋,东至日本等国。广东的蔗糖也贩运四方。

  矿冶业在乾隆时期也发展到鼎盛,云南全省开办的铜厂有三百多处。其中有官督商办的大厂,也有私营的小厂。1740年(乾隆五年)至1811年(嘉庆十六年)间,云南铜矿的最高年产量达到1467万余斤。乾隆时,贵州铅矿年产黑铅也达到1400多万斤。此外,广东的铁冶规模也很大。广东佛山镇的铁器制造业也很发达。

  农业和手工业的繁荣,自然也促進了商业的繁荣。当时中国的各种商品行销海内外,四方流通联系十分密切。中国出口的货物有茶叶、陶瓷器、生丝、绸缎、棉布、纸张、纸伞、干果、线香、烟草、铁锅、家具、糖、人参、牛马、谷物、豆、羊肉、麦粉等,而進口的商品多为毛织品、五金、玻璃、珊瑚、玳瑁和各种香料、海味等奢侈品。在嘉庆以前,中国在国际贸易上始终保持着出超的地位。

  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也更加繁荣。北京、南京、苏州、杭州、扬州等著名大城市都很繁华。如苏州“五方杂处,人烟稠密,贸易之盛,甲于天下”,“洋货、皮货、绸缎、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不知几千万人”。其它繁荣的都市还有天津、济南、开封、太原、广州、厦门等地。此外,一些中小市镇也发展起来。如湖北的汉口镇,“户口二十余万,五方杂处,百艺俱全”,商业往来,以“盐、当、米、木、花布、药材六行最大,而各省会馆亦多”。

  商业的发展,导致一些财力雄厚的富商的出现。如山西的票号,两淮的盐商,广东的行商和各地的粮商、布商等,资财都达到数十万至数百万两。可以说,乾隆时期使康熙盛世发展到了顶峰,是故史家将其合称为“康乾盛世” 。而历史发展到现在的中国,在世界上仍然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

  文字狱和文化专制

  清朝在康、雍、乾三朝,一方面在经济上飞速发展,一方面在文化上实行专制政策,尤其是雍、乾时期,曾连续大兴文字狱。对一切文字著述,只要清朝统治者认为触犯了君权,或者有碍于自己的统治,便被目为“狂吠”、“矣谒”、“悖逆”,必兴起大狱,置之重典,往往一案株连数百人。

  如1728年(雍正六年)吕留良之狱。浙江吕留良所著诗文和日记,其中有激烈的夷夏之防等言论。吕留良早死,湖南曾静与弟子张熙,因受其思想影响,列举了雍正皇帝九条罪状,劝四川总督岳钟琪起来反清。结果岳奏闻朝廷,将吕留良家属、师徒,以及其他与此事件有关的人员,一律治罪。主要人物死者戮尸,活者斩首,受牵连者或杀或流,或发配为奴,轻者亦受杖责。乾隆时期的文网更加严密,即使是那些曾经受过皇帝嘉许的人,只要被认为稍有“不安分”的表现,也会横遭杀头之祸。乾隆时期的文字狱,多达50多起。

  上述政策为后世中国的统治者起了极为不好的示范作用。文化专制导致社会自由思想的萎缩,对于社会风气也产生了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