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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改革的真正动机 是巩固自己的统治权力

【世事关心】(130) 双面中国向何处去 - 第一部：轨迹(上)


旁白：1992年的冬天。京广线上奔驰着一列南下的专列。专列上坐着当时中共的最高决策者邓小平。他的这次不同寻常的“度假”的终点是珠江三角洲。这次度假被称作是邓小平的南巡。南巡中，邓小平亲自传达的精神是：中国的改革不会停下来，要继续进行。这位82岁的独裁者对于共产党的生死脉动有着敏锐的洞察，1989年的民主运动被镇压以后的最初一两年，中共试图扭转改革开放的方向、压制私营经济。重新面临雕敝的经济使共产党的统治再次面临危机。邓小平敏锐的觉察到了这一点并做出了果断的决定。在南巡中，他反复的向他的听众们强调着一个直白的信息，那就是：“如果没有发展和加速的改革，共产党的前途将不保。”

旁白：这句话，无论在当时还是以后，都像一个不动的航标一样引领着中国前进的方向。在这30年中，中国经济改革的具体措施是随机的，并且充满了变数，但是改革的方向在中共那里从来就没有变过，所有的改革措施都围绕着稳固中国共产党统治这一中轴进行。

旁白：这就是中共改革的真正动机。它在改革已经进行了13年后，道出了它宿命走向的根源。但是，当时并没有多少人认识到它所蕴含的真正意义。

旁白：在中国人的思想中，中国共产党从来就天然地代表全中国人民，代表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因此，改革有利于中共统治，也未尝不可。有利于中共统治但是是否有可能与老白姓的利益发生分裂。这个问题，在改革初期，在它还没有显化到众多老百姓的普通日子里的时候，几乎没有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能够意识到。


《当代中国研究》主编 程晓农 博士：在改革的初期，中共推动改革的动机和中国老百姓当时亟待改变毛泽东统治下三十多年贫困的生活状况这样一种需要，两者之间有一种契合。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当时赵紫阳在四川 万里在安徽，推动了农村的农民提出的承包制。承包制的推行，立刻改变了农村的生产面貌。全国哪里推行了承包制，哪里农业产量就大幅度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城市居民的农产品购买量也大大增加。所以这种情况，很快就带来了对全国经济的直接效果。但是，这样的改革是有一个前提的。它的前提就是：巩固中共的统治。所以它不是要以改变整个中国的 完整的经济制度实现一种完全自由的经济这样一个目标。

旁白：在维持中共统治不动的前提下，这可能已经是他们能做到的最大限度的改革。于是，中国就在这种既定的思路中“摸着石头过河”，它完全没有注意到，历史在不太久远的过去已经安排的一次又一次意味深长的示范，一直静静的矗立在那里，发出阵阵叹息。

旁白：人类近代史上发生过数不清次数的大小改革，改革的动机也多种多样。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那些为了保住自己的专制统治，而不进行政治改革的所谓改革，从法国的路易十六，到俄国的最后一个沙皇，再到大清朝慈禧太后的改革，全都失败了。

《当代中国研究》主编 程晓农 博士：从本质上来讲，法国的路易十六，俄国的尼古拉二世，大清朝慈禧太后还有今天的中共改革都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改革。他们不想动体制，想维持他们的专制统治。但是他们所改变的表面或者说想模仿的那些表面的成果之所以能够存在恰恰是因为它有一个不同的体制作为基础。但是这些专制政权却偏偏不愿意去学那个体制。这样的改革无论走多远，最后都会败在它的根基错误上。而且在改革过程中，由于这对矛盾会生出无穷无尽的难以解决的问题。


旁白：毫无疑问，在30年的中国改革过程中，已经出现了并且还在继续涌现着无穷无尽的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是，或许比这更严重的是，我们在这其中还看到了一个轨迹：那就是维护共产党统治的改革之路导致了一种极为重要的因素在中国全面的消失殆尽。

旁白：这种因素是什么呢？

旁白：当我们看到，中国的亿万富豪九成以上是高干子女，其中有2900多名高干子女，共拥有资产二万多亿的时候，我们明白，在这个国家，有一种东西已经远离了我们；当我们得知，一批建筑民工劳碌了三年，工钱被一拖再拖，最后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当他们鼓起勇气去讨要工钱的时候，却被砍断了手臂，我们由此知道，在这个社会，有一种东西已经无法找到了；当我们看到，医院挤满了喝了三聚氰胺奶粉的宝宝，他们无辜的小脸因为痛苦而泪水涟涟的时候。我们明白，这个社会已经完全丧失了一种东西-。它就是公义。

旁白：2500年前，西方哲学的始祖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论证了公义和理想国的关系。他的结论是，理想国一定是建立在一种真正的公义基础上的，这种公义的内涵是，对你的公义就是对我的公义，就是对所有人的公义。没有公义就不会有理想国。

旁白：在他以后的世界历史基本上证明了这一点：2500年来，从来没有一个能够崛起并能够长期繁荣的国家是构建在社会正义泯灭殆尽的基础上的。相反，历史给与我们的借鉴是，那些迅速崛起，不可一世的力量，如果失去了公义的基石，无一列外的会迅速败落。

旁白：如果说柏拉图离我们太遥远的话，哈佛大学的著名哲学教授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就更直接的阐明了一个健康社会和正义的关系。 《正义论》一书对西方的政治体制有着深远的影响，被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政治哲学、法学和道德哲学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在这本书中，为了证明一个公义和健康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罗尔斯提出一个叫原始状态的假设，在这个状态里，制定政策的人并不知道未来的自己会处在什么样的社会阶层，有可能是高官，有可能是农民，也有可能是乞丐，那么，如何制定政策才对自己最有利，才最具公平和正义呢？罗尔斯的结论是，第一，人人都要有平等的言论和政治权利，第二，要使社会最弱势群体的利益和权利得到最大化的保障。


旁白：不幸的是，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最弱势的群体, 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老百姓几乎能够在每天的日子里看到社会正义渐行渐远的脚步。作为中国人，他们有权利，也应该知道，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旁白：推出片头：轨迹


旁白：中共的改革背负着一种原罪，那就是上面讲到的，它改革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为什么这是一种罪呢？


采访：维护统治本身并不是一种罪，但是，如果在维护统治的过程中，维护统治与老百姓和民族利益有冲突，而又没有制约因素来制衡统治者，那么，维护统治不管初衷如何，肯定会演变成一个犯罪的过程。对中共而言，上不信神，没有天的约束，下无独立司法，没有法律的约束，而中共又拥有数百万军队，数百万武装警察和公安，那么，就没有谁能约束无法无天的中共了。维护党的统治，就是一种积累原罪的过程。更可怕的是，这种过程中，统治者的强权和威慑会使人们放弃争取权利的愿望，而对统治者在为了维护统治，缓解矛盾而不得不施出的一点善意之后，就强化绝望中人们的希望，于是人们期望“情况会慢慢变好”，而更加不愿去冒主动争取权利的风险。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这些心理结合在一起，就使得中共统治的改革，时间越长，改革的成本越高，民族动荡的风险就越大。


旁白：其实，维护统治本身并不能算罪。关键是中共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以也基本上牺牲了一切。它可以牺牲更优化的改革路径，它可以牺牲老百姓的利益，它可以公然牺牲社会公正，它可以在中国已经形成顽固的制度性腐败的恶性循环的时候，牺牲能够解决这个恶性循环的唯一的途径-政治体制改革，换句话说，它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可以牺牲这个国家的未来。也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社会的种种顽癥被一个个种下了病根。让我们来看这样一条轨迹。

标题：维护中共的统治造成制度性腐败的根源-权力市场化。

旁白：首先，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个不太起眼的阶段。虽然不起眼，但是它却绝好的注释了 “中共维护自己的统治和中国被迫选择的改革路径”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旁白：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改革的第一阶段，也就是以承包为特色的阶段，在因为松绳套而释放出的初始能量发放完之后，中国面临着在改革道路上的一次选择。这次选择被经济学家们形象的起名为：“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

《当代中国研究》主编 程晓农 博士： 中国的城市改革始终有两个难题并存，一个是国有企业的改革一个是价格改革，他们到底应该谁先谁后，那样改革先行才能成功成了当时的一个难题。专家当中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有人主张先改价格，因为只有把价格理顺了以后，把价格市场化才有可能让国有企业在一个正常的价格体系当中做出反应，然后企业的利润才能够按照市场价格有所变动。企业的效益才能真正体现出来，那么企业呢才能按照这样的标准，这样的尺度调整自己的经营和企业体制。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企业体制没有改，价格一改，企业就会做出各种不适当的反映。比方讲，哪一种价格上涨了， 企业就可能设法把它的产品价格相应提高，用这种办法来消化成本。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它会形成一个循环。就是你改了一部分价格就势必带动另外一部分的价格上涨。上涨回过头来又带来最初被改的那部分价格又不合理了，还需要再改。

旁白：这个经济学上的难题被当时以邓小平为主导的中共以一个四两拨千斤的方式迅速解决了。解决的逻辑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不能动，也就是它所号称的公有制体制不能变。有了这个前提，涉及意识形态改变，即改变国有企业所有权的企业改革势必被搁置，价格改革成了唯一的选择。

旁白：本来，价格改革在30年的改革过程中是一件小事。但是它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一个是我们从中看到了中共为了维护其政治体制而毫不犹豫地牺牲更优化的改革路径的事实。另外一点，在此刻，这条迂回的路，为从此深刻影响中国改革的一种因素-权力市场化埋下了伏笔。

《当代中国研究》主编 程晓农 博士：当时，在1980年代中期，有一些青年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建议叫做价格双轨制。这种建议的意思是说，在一部分产品的价格不上涨的情况下，让同类产品的一部分价格市场化。也就是说，一个产品有两种价格，所以叫双轨制。国家控制一部分产品，这部分产品价格，同时呢，允许企业用市场价用市场价格把同类产品卖出一部分。 这个做法本身带来了新的问题，那就是，任何官员，哪怕一个个人，如果他能用低价，政府控制的价格买到一部分产品，然后在按照市场价卖出去，这个时候，他个人就能够从中获得巨大的利润。 所以中国从那个时候开始，权力就通过经济的市场化获得了大量的利。它也给各级官员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让他们懂得怎么样通过倒卖计划指标从中赚大量的钱。权力就这样通过市场交换变成了财富，变成了金钱。


旁白：权力市场化是改变中国财富分配格局的起始点，也是理解中国改革的一把钥匙。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它贯穿于价格双轨制、股份制改造、房地产开发以及国有企业产权转让等 一切经济活动中。权力市场化像一头贪婪而凶猛的野兽，几十年间一刻不停的啃噬着中国社会上本已单薄的公义。它，就是划出中国改革轨迹的刻刀之一。

那时的中国，开始有了一个“三代富翁”的说法，第一代富翁是“个体户”；第二代是“下海”的科技知识分子与技术工人。第三代则是推行“价格双轨制”以后“下海”的特殊人群。这类人当中有不少与权力圈人物沾亲带故，有的人本身就是政府官员。到1991年以后，这些人又凭借权力和已积累起来的资本介入 “股份制改造”、“开发区圈地运动”，在这期间，他们以世界罕见的速度积累了巨额财富。” 因此，第3代富翁和第一代，第二代富翁在财富的积累速度，方式和规模上绝对不可同日而语。在股份制改造中，他们的致富过程被人们形象地描述成“蚕蛹化蝶”。国有企业的资产经过这样的改造被神奇的转到了私人手中，然后，这些人再把改制后的企业上市，利用它到股市圈钱。这个过程之前和之后这些人的产权状况和财富状况就像蚕蛹和蝴蝶的差别一样大，并且，致富的中间过程就像密封的蚕蛹一样奥妙。


《当代中国研究》主编 程晓农 博士：这种改革有几个不同的做法。一种是在较大的国有企业里实行股份制，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国有企业彼此之间的相互的持股或者是引进外资，把企业转换成一个股份制企业，再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一些中小型国有企业，厂长经理以股份制改革为名，就把这些企业逐渐转化为一个他自己及其亲属主要控股的准私营企业。这种股份制改革，在相当程度上来讲，是借改革为名，把国有资产转到私人腰包里去了。这种做法呢，它有各种各样的手段。比方讲，很多国有企业的经理，利用对外开放的机会，与外商谈判。把国有企业最好的一部分资产单独拿出来与外商合资，建立一个新的合资企业。那么这种新的企业通常就是股份制。与此同时，他把原来的企业里，外商不需要的那部分资产当作垃圾，然后设法把它抛弃掉，相应的也把里面的很多员工以下岗的方式把他们赶走。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国有企业的经理通过和外商的合作，建立新的股份制企业，自己就变成了新的企业的所有者。他们是一分钱不掏，一转眼就变成了企业的所有者。另外一种情况，是很多地方政府的官员和一些中小企业的经理，把中小企业的资产廉价的，用各种方式或者是出售给私营企业，或者是出售给他自己或者是亲属建立的公司，用这种方式把中小型国有企业改造成了所谓的股份制企业，而与此同时，企业资产就大量转化成了他们的个人财富。

旁白：在国有企业的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到底流失了多少，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数字。国有资产管理局根据现有的统计资料、抽样调查和典型案例进行初步分析，并推算、汇总，得出的基本判断是：从1982年到1992年，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损失大约高达5,000多亿元。这个数字大约相当于1992年全国国有资产总量26,000多亿元的1/5，比1992年财政总收入4,188亿元还多800多亿元。即便按这个据说是“比较保守”的数据计算，中国在90年代平均每年流失、损失的国有资产也达500多亿元。 这意味着中国每天流失国有资产达1.3亿元以上。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国有企业的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款潜逃者日益增多，仅在2001年一年，中国检察机关就抓获在逃犯罪嫌疑人3,046名，追缴赃款6.8亿多元。

旁白：中国的股份制改革被形象地称为“社会主义的免费午餐”。特权用这顿丰盛的午餐造就了中国的一批巨富。而这一成功的致富模式被扩充和沿用到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几乎所有领域。


字幕：圈地运动

旁白：这是一张纽约时报1992年12月27号的报道，报道的题目是“中国的跃进”，报道中的插图反映了全世界对那个时候中国的印象：整个中国就像一个巨大的，热火朝天的工地，不停的施工，不停的盖楼，不停的开发。在中国，这一时期被叫做“开发区热“，若干年以后，回过味儿来的人们给它又起了个名字叫“圈地运动“。和西欧当年的新贵族圈地一样，中国的圈地运动实质上就是当代中国的各级权势者对土地资源及其收益的一次大瓜分。被圈占的既有城市土地，也有大量耕地。

这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北方村庄，名字叫党西村。它位于山东济南市西南郊大约十公里的大丘山下，全村3200多口人。

旁白：据中国国家发改委《改革内参》2007年的一篇题为“党西村的贿选黑幕” 的报道显示，党西村在90年代初也开始了流行全国的招商引资。在地方政府的带领和要求下，以开发建设为名的各种征地，使全村耕地面积由近5000多亩下降到2007年的不到1000亩，该村完全失去耕地的农民已达136户。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仅仅得到每亩800斤玉米价格的青苗补偿费，除此之外，再无分文。到2007年为止，党西村的负债高达1500万余元。但是，就在党西村逐步背上巨额债务的同时，当时的村支书等人却成了腰缠万贯的富人。原村支书金延喜一家在村里共有6处房产，最大的一处是占地1.2亩的宫殿建筑，宫殿之上设有俯瞰全村的凉亭。



《当代中国研究》主编 程晓农 博士：在土地的批租问题上有存在着一个长长的腐败链条。这个链条可以讲，它的最低端是在农村的村民组，然后到村委会，农村的基层党支部，再到乡政府甚至县政府。在这个土地的批租过程中，乡干部，村干部，县干部和房地产开发商以及外商相互勾结，从中敛取了大量的财富。最主要的手段呢，就是利用中国的所谓土地是集体所有，那么地方官员就以他代表集体的名义，擅自的把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批租给外商，或者是房地产开发公司。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拿到了大量的回扣，或者是直接就把批租收入揣进了腰包。于是，宪法上讲得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实际上变成了农村干部集体所有。农民们往往在土地批租过程中拿到一点点非常微薄的土地补偿。这也是为什么土地批租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冲突，后来，从90年代后期一直到现在一直被成为群体性事件。


旁白：党西村的例子在圈地运动的大潮中仅仅是最底层的一束浪花。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各级权力阶层与一些利 益集团相结合，将寻租活动延伸到国有土地资源的配置中去，由此将瓜分国有土地资源及其收益推向了高潮。此时的中国权利阶层对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利在经济改革中牟取最大的利益已经驾轻就熟。在不同的领域中，他们叱咤风云，呼风唤雨。在经济改革的这席盛筵中，他们涉猎的目标不同，但是却不约而同的使用了相同的武器。对于国有资产流失的巨额数字。很多人感到是情理之外，意料之中。情理之外是由于它涉及的数字太大了。意料之中是因为它和圈地运 动中出现的问题在思路上一脉相承，就是权力市场化在不同改革阶段愈演愈烈的表现。因此，在看了股份制改革之后，即便不去看有关圈地运动的报道，也会知道在土地批租问题上会出什么问题。因为“权力市场化”是导致几项改革出现相似问题的相同因素。所以中国的问题就是一个系统误差，是一个根子上的问题。


旁白：那么，这个系统误差能不能被纠正呢？

旁白：1998年，中国老百姓耳边回响着一句让他们惊喜而难忘的话。总理朱熔基在查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的贪污案件时，震怒下说：“我这里准备了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我自己。” 中共建政以来，恐怕还没有如此高位的官员说过这样的狠话。没有人怀疑朱熔基反腐的诚意。当年国内两宗最大的贪污走私案，远华案和广东湛江走私案都是他亲自督办，但是遗憾的是，中共的腐败势头并没有得到有效抑制。历史证明，朱熔基失败了，他下台前最后叹息道：“我下台时，只要老百姓说我是清官就行了。” 当年的豪情壮志早已不复存在。而在他之后的胡温，事实上，在反腐问题上也失败了。



如果没有这样一套支持腐败的制度，这种腐败是不可能长期的，二三十年下来，稳稳当当的逐步的蔓延，最后形成了一种全国的，弥漫性的，严重的腐败。这里面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制度性腐败其实恰恰是中共改革，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所必须的一个手段。也就是说，如果中国的经济改革要想让各级官员获得利益，那么制度性腐败是一个最好的途径，最受官员们欢迎。另一方面来讲，如果不让这些官员腐败，那么中共的各级官员对中共的忠诚度就会大大的动摇。


旁白：“权力市场化”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格局，使其产生了一批暴富的既得利益者，而那些中富和小富们也竭尽所能攀援在权力的周围。值得一提的是，曾经支撑这个政权的共产主义理念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崩溃。在它仅存的躯壳之下，统治者，部份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迅速形成了一个简单而坚定的共识，那就是－共同利益。从那时开始，中国的权力和金钱结合成一个稳固的，密不可分的整体。它们竖起权力的桅杆，鼓起欲望的风帆，挟持一艘庞大无比，千疮百孔的巨轮在汹涌的海面上向着最后的金山，撞去。

敬请收看“双面中国向何处去” 第一部 轨迹 下集 再论公义和中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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