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暴力抗争培训课程-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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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暴力抗争培训课程-第一天

帖子大话西游 » 2018-05-22 9:12

转自:中国权利在行动

编者按:这是一个五天的培训课程,由世界著名非暴力运动培训机构——塞尔维亚“非暴力行动与战略应用中心”负责人斯尔贾·波波维奇和斯洛博丹·德吉诺维奇主讲。培训第一天我们没有获得拍摄视频的授权,在此只能发布由录音整理、翻译的文字。

作者介绍:《埃及从推翻米洛舍维奇的学生身上学到了什么?》

我们这个课程将要讨论什么是非暴力运动,非暴力运动有哪些战略和战术。我们将要讨论什么是政治力量的本质,所有政治力量,不论是政府、NGO,还是工会,靠什么支撑。如何把人们争取过来,让他们不再效忠政府。我们将要讨论什么是服从,分析人们为什么会服从于权力,怎样改变人们的服从。我们还将介绍权力图表,把权力的变化清楚的呈现出来。

首先我们要讲非暴力运动的定义。非暴力运动不是躲避冲突,而是主动寻求冲突。有些人认为非暴力运动就是发动一大群人上街游行,这是外行和媒体的误导。虽然人数确实是非暴力运动成功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决定因素,但并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如果你认为非暴力运动就是抗议、游行、走上街头,那你了解的只是非暴力运动的皮毛和表象。这就像你谈到战争,就以为只是一群人拿着武器互相攻击那样肤浅。不过媒体常常就是这样报导的。

“占领华尔街”运动有数万名支持者,但最终几乎一无所获,正是因为运动的组织者不了解非暴力运动的过程和内涵。我们在后面的案例分析中将会谈到聚集人群战术的应用。在另一些案例中,比如在中国这样的高压国家,我们就要推荐分散和去中心化 战略。

非暴力运动的重点是愿景(目标)、纪律和大联合。愿景是把人群聚集起来的动力;没有纪律聚集起来的人群就是一盘散沙;没有大联合,运动的实力就不会强大。

为什么愿景重要?还以“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例,当他们被问到“你们如何定义你们的愿景”的时候,他们回答“我们不想定义我们的愿景”。你们连自己想要干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别人要要加入进来?

为什么大联合重要?比如在白俄罗斯,7个反对党对阵独裁者卢卡申科,因为没有联合,最终被卢卡申科逐一击败。

纪律当然更为重要,比如一个数万人参加的非暴力和平静坐行动,如果没有纪律,可以轻易地被一个向警察丢石头的人毁掉,而且记者就喜欢拍这种人。观察一个运动是不是有纪律,只需看一看队伍打头阵的是老人、女性、僧侣,还是愤怒的年轻人。如果是前者,那么这个行动的背后一定有组织。老人、女性、僧侣不容易使用暴力,与他们接触的警察也不容易动用暴力。这样才能把暴力发生的可能降到最低。比如缅甸的抗议游行就是僧侣走在前列,不是因为僧侣比其他人更勇敢,或者他们在进行宗教抗议。缅甸的抗议游行和宗教毫无关系,他们抗议的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他们这么做是为了维护非暴力纪律。如果警察对和平游行的僧侣开枪,将会激怒所有人。

现在我们假设一种情况:2010年12月25日,你在纽约街头,正走向百老汇,你要和圣诞老人见面。圣诞老人手里拿着一个水晶球,这个水晶球可以让你看到1年半之后的未来。但有一个条件,就是在你看到未来之后,你要到国家有线新闻网把你看到的未来告诉全世界观众。因为好奇,你答应了。然后你就坐在演播室里说:“在2011年,突尼斯的本·阿里、埃及的穆巴拉克会被推翻,也门会变成一个自由国家,阿萨德在叙利亚的地位会受到严重挑战,本·拉登和利比亚的卡扎菲会死掉,卡尔扎伊会被暗杀。当然,这些都是独裁者,他们被推翻没什么令人惊奇的,真正令人惊奇的是成千上万的美国青年在大银行门前抗议,并且占领了华尔街。”突然演播室的大门打开了,两个穿着白大褂的粗壮男子走进来,你被架出去,并且送进了精神病院。但这就是真实的2011年,非暴力运动摆脱领袖的光环直接走到台前宣告他们的权利,他们的运动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有人说2011年阿拉伯世界的革命果实被一群坏蛋窃取了,“占领华尔街”不过是一群人酒后的狂欢,但是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

我们确切知道的是,就在我们上课的时候,非暴力运动正在全球范围蓬勃发展。证据就是你google“抗议”这个词,每天至少有15场大型抗议,不论你搜索哪个国家,他们的首都有无数人在因为不同的问题进行抗议。有些抗议仅仅是抗议,另一些抗议则是某个重大运动的一环,这是两者的重要区别。

这些运动有的很成功,有的不那么成功,有的彻底失败了。我们的课程就是为了找出这些运动中间发生了什么,导致结果这么不同?为什么在有些案例中,非暴力运动能够迫使政府退让,实现了他们的目标?为什么在缅甸的案例中,政府先是妥协,后来又对反对派进行了镇压?在另一些案例中,非暴力运动与政府达成了和解,但政治变革付诸东流。

我们将要分析这些现象。我们现在是在美国,我们就以好莱坞电影为例来讨论这个问题。有关越南战争的电影多得数不清,对吧?有关马丁·路德·金领导的非暴力运动的电影有几部?顶多有4、5部。

如果你在政治学院的书架上,随便取下一本历史书,翻到它的目录,看一看有多少章节与战争或者非暴力斗争有关。你会发现这一比例出奇的巨大,不论这本书是什么层次,属于哪个国家,写于哪个年代,都是如此。为什么?因为这些事件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大程度的改变了历史。

我们简单回顾20世纪的历史,分析一下武装斗争为什么在社会变革中影响巨大,然后再讨论一下20世纪末的非暴力运动。第一个大事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其导火索是塞尔维亚的一个疯子杀死了奥匈帝国的皇太子。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学生:暗杀发生后,欧洲各国开始争霸,就是看谁能控制更多的领土,谁有权利支配殖民地和弱小国家,谁可以控制全球经济资源。虽然塞尔维亚的疯子引发这场战争的原因与上述理由毫无关系,但是德国人对这一行为非常不满。作为一个殖民地非常少的大帝国,就算没有萨拉热窝事件,也会有其它事件挑起这场战争。而一战的后果是德国分裂,几大帝国瓦解。殖民体系基本没有变化。

20多年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爆发的原因是什么?

学生:德国在一战后经济崩溃,他们需要走出困境,找到发泄口。

学生:我觉得是一种信仰的冲突,德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利益至高无上。

我同意第二种观点,二战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冲突。20世纪30年代,有三种完全不同的意识形态在争夺人类的思想。第一种是自由民主制+自由资本主义,虽然这种政体给予马丁·路德·金想要的黑人权利还不够,但是我们仍然认为它是自由民主制+自由资本主义的,可以称为中等民主。第二种是右翼的疯子,像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党,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法西斯军国主义。这几个国家意识形态类似,都持种族主义、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观点。第三是左翼的疯子,斯大林的苏联,毛泽东的中国是其典型代表。正是这三种思潮的冲突让国家之间和人类之间没办法互相忍受。此后发生的不仅是国家之间的战争,斯大林、毛泽东和希特勒都在自己的国家内部对异议者进行清洗。

学生:我认为你刚才说的法西斯和共产主义其实是一丘之貉,他们打着的旗号都是劳工权利和人人平等。只不过法西斯更强调国家,共产主义者更强调阶级。

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这种左右的说法是一般政治学界的划分方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如此相似的两种政体会被放在政治倾向表的两端。撇开原子弹轰炸日本、几个强权被瓦解等现象。什么才是隐藏在冲突背后的本质?三种思潮中的两种联合起来干掉了其中的一种。其实谁胜谁负并不是必然的结果,如果斯大林和希特勒联合在一起,丘吉尔和自由民主可能就被干掉了;如果希特勒和丘吉尔联合在一起,后来也就没有共产主义了。

第三次大的国际冲突就是冷战。虽然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联合起来干掉了法西斯,但二者终究同床异梦,于是冷战就开始了。冷战期间虽然也有数不清的局部战争,但总体上保持了对峙。冷战的结果又是什么?现在距离二战结束还不到70年,殖民体系没有了,法西斯意识形态没有了,共产主义基本没有了,自由资本主义政治体制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巨大的变化就是在冷战中实现的。你现在很难找到一个人和你辩论到底你是左派还是右派,更不可能找到足够多和你想法一样的人一起打一场世界大战了。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基本上正常人都不会再为某个主义和任何人开战。所以在21世纪,战争,或者说广义上的军事冲突,已经很难再有历史性的影响了。

现在我们讨论一下非暴力抗争。第一个实施非暴力抗争的人是圣雄甘地。我们开始就谈到了非暴力运动的本质是什么。现在我们来谈一谈过程。甘地运动的结果是什么?印度、巴基斯坦从英国独立。多米诺效应产生,一个又一个国家或者通过暴力起义,或者通过群众运动纷纷取得独立,最终终结了殖民体系。如果你从2013年的角度回顾历史的话,全世界几乎已经没有几个殖民地了。单单甘地一个人的非暴力运动,其影响就已经超过了整个一战。尽管他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但几乎没有关于甘地的好电影。这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另一个人非暴力抗争的领袖是马丁·路德·金。我们前几天刚刚因为他享受了一天的公共假期。我们都知道他是田纳西州孟菲斯的牧师。我的朋友曾经听过金博士的布道,他的布道激情澎湃,人们都很愿意听。他斗争的主要目的是人权,准确的说,是黑人可以在白人身边吃、喝、唱歌的权利。因为这件事情很复杂,不仅仅影响一个地方,而是传播到了全世界。这场由金博士开始的权利运动蔓延出去后,在南非维多利亚港获得最后的胜利,彻底打垮了全世界的种族隔离。在2013年的今天,一个人如果持种族主义立场,他将被视为粗野、没有教养。肤色不再是区分人的标准。其实这才是它伟大的历史意义。奥巴马总统就是这种种族平等的证明,他昨天刚刚宣誓连任。

瓦文萨是我最喜欢的人物之一。他是波兰团结工会的领袖。他动员和组织波兰工人,通过罢工等非暴力行动,实现了波兰的民主化,最终把波兰从苏联的掌控下摆脱出来,其他东欧国家也以波兰为榜样,把苏联军队一一赶出去,最后苏联人自己终结了苏维埃体制。是瓦文萨和他的战友——捷克人、德国人、匈牙利人——在标志性的柏林墙倒塌事件后,终结了冷战,开启了欧盟时代。他领导的非暴力运动深刻的改变了世界。除了世界少数几个角落,民主自由已经成为普世价值。

这很可能是你上过的最差的历史课,因为我的学术背景是生物学,所以一定有很多错误,各位就海涵吧。但是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些运动,那一定非常遗憾。为什么这些人看似没有力量,事实上却有着如此大的能量呢?为什么武装运动只能维持一个小规模团体,而非暴力运动却会得到全民的支持呢?其中一个原因是,你向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射击和你对和平抗议的人射击,人们对你的反应是不同的。不管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人们都不可能把两者视为同一类人。非暴力运动关注的是人民的力量,而暴力运动只能受到那些有武装力量的“强人”的追捧。

想想看,军队的招募标准是:男性、18-35岁、健康、受过训练,可以忍受炎热与酷寒,抵抗泥泞与潮湿。能经受这样标准检验的人比例能有多少呢?暴力运动又怎么可能动员起大多数人参与呢?想想看吧,谁是非暴力运动的主要人力资源?性别、年龄、身体状况统统不限。塞尔维亚非暴力斗争的主要依赖对象是13、14岁的少年男女。在街头涂鸦与反涂鸦的斗争中,警察完全不是对手。孩子们可以放哨,如果警察出动,我们就会收到短信。城市的所有角落都有这些孩子做我们的眼线。我们的少年情报网如此严密,我们对警察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警察从基地到我们的聚会地点需要2个小时,这意味着我们有2个小时的时间组织游行,带上扩音器,召集人群参加我们的聚会,把扩音器分发给大家,大家一起走上街头。当警察到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出发了。我们能有如此效率,是那些少年男女的功劳。

还有另一群退休老人,我们称她们为塞尔维亚运动的“抵抗母亲”。他们为我们提供面包,为受伤的少年包扎伤口。如果我们的人被捕,这些老人会把警察局的电话打爆,让他们的通讯系统瘫痪,这些老人是运动重要的成员。在人力资料方面,非暴力运动的一大优势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参加。

学生:如果有人指责你们使用儿童参加战斗,你会如何应对?

我们没有招募这些孩子,他们是自愿和我们一起战斗的,我们根本没法阻止他们。我们不可能组织一支纠察队,上街抓那些用喷枪喷涂我们标记的孩子吧?

现在我们谈一谈科学研究。我们塞尔维亚人不擅长科学理性思维。幸亏有一些学者愿意研究非暴力运动,最近出版的一本研究非暴力运动的著作是《公民运动为什么能够取胜》,作者是玛丽亚·斯蒂芬妮和埃里卡·切诺维斯。她们研究了从1900年-2006年的323例暴力冲突和非暴力冲突。包括印度的大屠杀、南非的大屠杀、一战、二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所有的大型冲突,她们对这些事件做了大数据分析。其中最重要的结论是暴力斗争的成功率是26%,而非暴力斗争的成功率是53%,外国军事干涉的成功率不到30%,恐怖组织的成功率低于7%,所有的斗争形势中,非暴力斗争取胜的概率最大。从统计学角度分析,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要两倍于暴力运动的成功率。所以给叙利亚、利比亚这些国家的革命家分发武器,实际上降低了他们成功的概率。我们以后会详细说明为什么这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从图表上可以看出,冷战时期非暴力运动和暴力运动的成功率不相上下,因为不论政府怎么折腾,在他们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大佬们就会空降过来,干扰革命家的活动。但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开始上升,到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其成功率已经从65%上升到了将近70%。

这张图显示了非暴力运动结束之后5年这些国家的政体变化。问题是人们能否重建稳定、构筑民主,是否有自由的媒体和公平的选举?只有4%的暴力斗争结束之后构建了民主制度,41%的非暴力运动成功的完成了民主转型。

为什么会这样?首先,非暴力运动会带来一种惯性,人们认为用非暴力方式可以结束专制,也可以选出领导者,这和公平大选、理性讨论的理念相吻合;相比之下,暴力运动的逻辑是谁的拳头大,谁就做领导,这种方式距离民主非常遥远。当你在镜头前侮辱卡扎菲,并且杀掉他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对你的行为很不满,他们也想杀掉你。这就是暴力循环的逻辑。

第二,暴力运动往往是一小部分人干掉另一小部分人,然后自己获得权力。一般的情况是100-200个士兵哗变,冲进总统府,用枪顶着总统的脑袋,逼他交出权力或者实行变革。你没有任何手段保证新上来的这拨人和原来的不一样,甚至极权的程度会更高,因为新政权会害怕军队再次政变。

非暴力运动则完全不同。以塞尔维亚为例,我们揭露了米洛舍维奇的选举舞弊,最终赢得了大选。之后13年里,塞尔维亚的大选再也没有出现舞弊的情况。因为新上台的政客知道,一旦他们舞弊,就会和米洛舍维奇一样的下场。同时,人们也意识到,自己有力量推翻政府,再也不会受权力的奴役。

第三,当人们加入非暴力运动之后,人们就变成了利益共同体,不再是旁观者和搭便车的人。运动的成败和他们息息相关。奥巴马的竞选团队就精通此道,他们要求每一个到场的观众捐5块钱,观众们觉得自己投资了,大选那天一定会出来投票,否则自己的钱就白花了。一旦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推翻了独裁者,新政府再想把人民的权利夺走,人们就不可能视而不见。从心理学上讲,人们不稀罕白送的东西,拼命努力之后获得的东西才会视如珍宝。这是人的本性。

第四,当获得成功之后,人们感受到非暴力斗争比暴力斗争更有力量,日后不会总是想要用暴力作为武器。

学生:就以南非为例吧,因为南非通过非暴力运动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人们现在经常使用罢工、抵制等方式来促进政治变革,这实际上妨碍了民主制度的运转。我们也发现很多国家的反对党都是这样,竞选失败之后煽动支持者上街推翻民主选举的结果,你是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我同意这是一种不好的现象,非常不好。但是非暴力运动是一种武器,没有善恶之分。这就好像你把一本书给了孩子,有的孩子拿去读,最后成了学者;另一些孩子拿去垫桌角,最终变成了吃货。有时候我们不能预料所有的结果。以我们塞尔维亚人为例,我们的内心永远充满热情,所以很容易把人们鼓动起来反对一件事情,却很难让人们耐下心来建筑一些事情。这很荒谬,但却是事实。

非暴力运动其实只是扫清了民主变革的障碍,民主改革的过程是长期的,不是一蹴而就的,要允许人们在其中试错,最终人们会发现在议会里面辩论是政策改革的最好方式,那时候民主就建成了。后面我们会谈到失败的革命和艰难的埃及转型期,那时候我们再详述这一问题。

在民主构建过程中,设计一部民主的宪法和推翻独裁者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我们后面会提到非暴力运动实际上是把人们的情感调动起来,但靠情感是没办法设计宪法的,这一工作一定要有另一些人来做。但这不是我们这门课的内容,我们这门课只讲前半部分,即如何推翻独裁者。

提到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你们首先会想到什么?你们认为社会运动和工人运动、环保运动有什么不同?实际上这些运动都属于社会运动的范畴。从消灭种族间的暴力仇杀到消灭街道上的狗屎,都属于社会运动的内容。社会运动会影响一些人,有精英也有草根,社会运动的目的就是影响更多的人。

当你们设计自己的社会运动时,你们必须要对你的目标群体产生影响。这些影响可能是让他们产生兴趣,也可能是触动他们的利益,甚至令他们讨厌。有时候另一些人讨厌也是影响他们的办法,这可能让你有机会和他们对话。社会运动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广大民众的参与。过去,政治一直是精英的事情,但是通过社会运动的形式,广大民众也可以参与政治,成为政治变革的推动者。非暴力运动和社会变革的联系非常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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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宗教改革运动发起人马丁·路德

照片上的这个人是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人马丁·路德,他用往墙上贴公告的方式发布信息,达到的效果就像后来花100万元做的户外广告。他不是偷偷摸摸、躲躲藏藏的,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公告贴到教会的大门上。他揭露天主教会出售赎罪券,教徒花100大洋就可以买断他们所犯的罪孽。他还提出95条教会改革方案。这是在最合适的时间、地点,以最合适的方式,向目标受众播放的广告。很快,所有的信徒都知道了路德牧师对天主教会改革的主张。此后,欧洲开始了风起云涌的宗教改革。这一事件发生在16世纪,即黑暗的中世纪。面对最强大的敌人天主教会,他选择了正确的方法,即一个公告改变世界。这个案例告诉我们三个要素:传递信息;以公开的方式;有未来的愿景。这是非暴力运动的第一个层次。非暴力运动的第二个层次是社会不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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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倾茶事件

这幅画是波士顿倾茶事件,美国独立运动的发端。他们为什么倾倒茶叶,而不是红辣椒或者其它东西?因为茶叶被英国人垄断,是英国的象征。倾茶会伤害英国的利益。美国人通过不合作,瓦解了英国在美国的殖民体系。和路德牧师的作法不同,波士顿倾茶事件是违法殖民地法律的,因此他们是悄悄进行的,这使得英国人无法找到他们,并把他们从家里面揪出来。这简直是不合作行动的杰作。我的朋友赫尔维,一位退役的美军军官,他列举了北美独立中56种不合作的手段。如果你们以为北美独立只是依靠军事进攻打垮了英国人,那就大错特错了。北美殖民地经过了长期的不合作运动,包括成立平行政府、拒绝执行政府公文、拒绝纳税、罢工等等,我们现在称这些手段为“白色罢工”,这意味着整个抗议过程长期而缓慢,虽然十三个州没有出现公开的抗议事件,但其实他们做得非常有力。波士顿倾茶事件就是这一系列抗议事件的缩影。

历史上各种运动如星河灿烂,就拿工人运动来说,有法国的工人运动、英国的工人运动、德国的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工人运动、19世纪为争取民主权利的工人运动、法西斯民族主义工人运动等等数不胜数。但是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得一个运动称得上是运动呢?举例来说,如果你google伊拉克战争,会搜索到很多抗议的图片。一看那些图片就知道,这是反战抗议,或者表达“我不同意这件事”,但是它们和社会运动如何区分开呢?或者说什么是社会运动者所有的因素,而抗议人群所没有的因素呢?

第一,象征符号。全世界的社会运动者,不论在柏林、东京还是世界其它角落,他们都会在各自的运动中打同样的标语,穿同样的衣服,通过同一符号组成一个整体。这就是我们称为身份认同的东西。这个身份认同,可以是符号,可以是音乐,也可以是其它东西,只要你的团体中所有人都使用就可以。

第二,价值体系。不管是男人、女人、年轻人还是老人,参与运动的人都具有相同的价值观。比如,环境保护运动,不管是美国的环保主义者,南非的环保主义者,还是塞尔维亚的环保主义者,都关心山川河流、珍稀动物、空气和食物。人们可能互不认识,但是要拥有一套相同的价值体系。这套价值体系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比如流浪、集体生活。也可以是一种对未来的愿景,比如种族平等,性别平等,民主、自由等等。参与运动的成员都必须知道这些价值体系,这样他们之间才有集体认同感。这是一般抗议活动和社会运动的根本区别。

不管什么运动,参与者一开始就必须清楚他们的目标、信仰,行动方式和可能产生的结果。这不是简单的一次“震惊世界”,更不是一群人上街喊两嗓子。在环境运动的历史上,反对核武器的斗争表现得最为典型。这个运动一开始就是一群激进分子把自己绑在核武器上。几乎每个运动都是从一小撮有目标、有理想、清楚自己行为后果的“激进分子”做的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开始的。

科学家把集体身份认知表现称为语言、团结、人数、奉献。什么是奉献?我们的运动奉献了什么?是什么原因吸引人们加入到我们的运动中来?

学生A:奉献给了人们共同的信念,是共同的信念让他们走到一起。

学生B:人数增加,力量增大,人们自然就加入进来了。

学生C:在群体中的安全感,兄弟的友谊。

学生D:赋予生命以意义,否则人们为什么要进教堂呢?

人们加入到某个团体的理由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集体身份认同感。当我们观察一个运动的目标、行动、成果,参与者的激情所在的时候,很容易发现他们的集体身份认同感。

下面我们谈一谈三种运动的领导方式。第一种是亲力亲为的标志性人物,比如甘地、马丁·路德·金。他们发表演讲、制定战略、领导运动,是运动的灵魂,他们会走上街头,会被捕、坐牢,他们会做所有这些事情。第二种是象征性人物,比如曼德拉、昂山素季。曼德拉在监狱中成功地领导了南非黑人解放运动。数以万计的人们为了见昂山素季一面而聚集在她家门口,16个月后,形成了缅甸民主运动。他们不能也不用制定运动的战略,但是仍然可以领导整个运动。第三种是捷克、塞尔维亚、埃及这种集体领导。他们不需要某个标志人物或者象征领袖统帅运动队伍。这几场革命都由一个小团体领导。所以,具体的领导方式并不是最要紧的事情,但必须要有效地领导运动。一场运动真正需要的是身份认同,这样走上街头的人们才不会稀里糊涂、不明不白地瞎晃。有时候很简单,在脸上画一面国旗或者穿上统一的T恤就可以完成身份认同。有时候很难,比如穿橙色服装在苏丹是违法的,如果有人穿橙色,会被开枪射杀。苏丹总统巴希尔已经在达尔富尔杀掉了20万人,他不在乎再多杀几个。所以人们拿橙子做暗号。如果你拿着橙子在苏丹的大街上遇到另一个拿着橙子的人,你就知道他们是你的同志,警察不可能逮捕所有买橙子的人。美国旧金山的同性恋选择了哨子做身份认同标志。人们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东西作为运动团体的身份认同标志。不论是什么样的标志,不论标志大小,目的都是:区分敌我,找到同志。

你可以在Youtube上找到一个系列纪录片《更强大的力量》,里面讲了很多类似的案例,比如智利反对皮诺切特的运动。一开始很多智利人走上街头抗议、示威,皮诺切特派军警出来镇压。几经反复之后,智利人觉得这么牺牲不是办法,应该从简单的事情做起,用每个人都在家里点上蜡烛的方式进行抗议。比如我们塞尔维亚学生组织“抵抗”当年发起运动时,找到了500个驾驶员,用每小时7公里的速度驾车行驶,成功的瘫痪了整个贝尔格莱德市的交通。我们在垃圾时间阻断桥和公路,所以没有市民感到愤怒。更绝妙的是政府根本没有办法发现到底是谁发起组织了这个行动。车辆和行人只是走得慢而已,并没有违反法律,警察没有理由逮捕任何人。那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才是大多数,他们只是一小撮。

所以非暴力运动必须找到集体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不一定是一件T恤或者一幅领袖的画像,它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方式。我们前面谈到“占领华尔街”运动,它失败的原因就是没有领导者。战争不可能在没有指挥官的前提下取得胜利,非暴力运动也不能。

但是社会运动并不是必须有标志性领袖。那也并不是一件好事,那让运动很脆弱。因为领袖可以被暗杀、被软禁、放流放等等,这都会给运动带来非常恶劣的后果。

我的学科背景是生物学,所以我喜欢用仿生学的方式思考问题。你们知道鲨鱼的特点吗?鲨鱼已经存在4亿2千万年了,比恐龙还要早几亿年,却没有像恐龙那样灭绝,他们在进化的路上击败了无数对手,至今仍然处在食物链的顶端,其秘诀之一在于它的腮。鲨鱼不能在静止的状态下呼吸,它必须永远处在运动之中。非暴力运动也是这样。鲨鱼静止会死亡。非暴力运动停止也会死亡。鲨鱼的第二个秘诀在于它的鳍,其它鱼的鳍都可以让它们后退,只有鲨鱼的鳍只能让它前进,它要后退必须绕一个U型弯。非暴力运动也是一样,有进无退,有死无悔。这就是运动和政党的不同,运动要么扩大,要么死亡,但是政党可以妥协,可以转变观点等等,这完全是两种不同的鱼。

社会运动的循环从无到有、在挣扎中求存、在斗争中发展。它们可能成功,可能失败,可能被镇压,也可能融入主流或者改变主流。

我给你们留的作业是每人选择一个运动,我不在乎这场运动发生在中国、在南非,还是在美国,重要的是你们必须找到它的愿景、身份认同、行动和成果。

学生演示作业

第一组学生:我们要谈的是波兰团结工会的案例。他们的身份认知是工人,天下工人皆兄弟,是天然的身份认知。他们的愿景是8小时工作制、双休日等工人权利。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他们成为独立的工人组织,最后变成一场民主革命。他们的斗争方法主要是罢工,他们的斗争工具是广播和报纸。

为了防止激怒当局,工会组织了上百起抗议活动,但都坚持在工厂内罢工,不走上街头。当共产党当局撕毁与团结工会的协议,取缔工会,逮捕工会领袖之后,天主教会也加入了工人的抗争行列。天主教会不仅给抗议人群以精神支持,在工厂、工会总部等地方被警察包围后,他们还为工人提供聚会场所。

波兰公民运动中教会的角色和美国平权运动中教会的角色很接近,但与南非的不太一样。虽然各个国家情况不同,但教会往往是运动的重要支持者。南非的图图大主教和美国的马丁·路德·金博士都是教会变革的先锋,特别是在对抗共产党政权的时候更是这样(译者注:南非的主流教会和图图大主教不是一派,主流教会是荷兰清教,一直支持白人;图图大主教是基督教协进会,反对白人的各族隔离政策)。撇开宗教意识形态层面的差别,教会代表一种文化,在人们心里,神职人员往往代表着非暴力,有他们的支持,人们可以消除内心的恐惧。而且人们习惯听从宗教领袖的意见。就拿我们塞尔维亚人来说吧,和波兰人差不多,我们在全世界捣蛋,以挑起世界大战而著称(注:一战导火索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在塞尔维亚,二战导火索但泽事件发生在波兰),可以想象我们多么桀骜不驯。但在我们开展非暴力抗争期间,只要有宗教领袖出面,我们就会表现出惊人的纪律性。

第二组学生:我们谈的也是波兰团结工会的案例。团结工会运动开始于波兰的食品危机,接着是工人罢工,然后运动从工人扩大到知识分子、学生、农民、天主教会。教会的参与,使运动更具合法性。最终医生、律师等专业人士也汇入这场不可阻挡的革命洪流。

斗争方法除了上面说到的罢工以外,还成立了独立的工会,实际上就是平行政府;成立了地下联络网和营救机制。使运动的参加者不会感到孤独、被遗弃和恐惧。如果罢工的工人被工厂开除,其他人会出钱出物支援他们;如果他们被关进监狱,其他人会给他们请律师或者干脆就到监狱门口进行抗议。波兰这场运动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团结”,就像运动的名称“团结工会”。运动的参与者互帮互助,互相温暖。这种精神慢慢成为一种运动文化,运动也得到更多人的认同,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这么多不同教育程度、不同职业、不同性别的人们集合在“团结”这面旗帜下,有组织有纪律的开展行动。团结——就是这场运动最重要认知元素。团结成为这场运动的粘合剂,不仅使他们人多势众,而且技能齐全,配合良好。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波兰的运动和南非的运动,在开始的时候表现得完全不同,一个是抵制,另一个是罢工。他们争取的目标也毫不相关。一个是工人权利,另一个是黑人权利。但是他们都以一次大选作为政权变革过渡的手段。曼德拉和瓦文萨通过选举成为两个国家的总统,他们两个人的运动思想成为两个国家的主流。

第三组学生:我们要谈的是争取妇女投票权。运动一开始是要求改善妇女的生活质量,后来进一步发展到争取妇女的工作权利和政治权利。

她们的斗争方法是抗议游行。从现存的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有很多妇女扛着写有运动目标的标语牌走上街头。因为很多女性是广播员,所以广播电台成为女权运动的主要阵地。她们的口号是“女性为自己工作”。有趣的是,因为当时正在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政府把所有国内问题都算到战争的头上。针对政府这种推卸责任的态度,英国的女权主义者专门进行比较研究,证明哪些权利的侵害来自战争,哪些权利的侵害来自本国政府。

关于身份认知,最早争取妇女投票权运动的领袖,比如美国的苏珊·安东妮,希望向世界展示的形象是理性得体的,所以她们穿着传统女性的服装,她们在游行抗议时的行为也很理性克制。

当时美国女权运动与黑人平权运动采取了相似的策略。黑人平权运动战略家吉姆·劳尔森要求参与运动的学生做好入狱的准备,他们占领商场里的餐厅,在大街小巷涂鸦。当警察逮捕他们之后,另一批学生接力而上。吉姆·劳尔森把运动的每个细节都策划得非常细致。比如他说:“我要求你们所有人根据我的指示行动,我要求穿戴最整齐、长得最漂亮的学生走到最前面;我要求男性黑人学生和男性白人学生走到一起,女性黑人学生和女性白人学生走到一起。男性黑人和女性白人不能走在一起,男性白人和女性黑人也不能走在一起,世界还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个。”从这段话就能看出,劳尔森的整个战略是要向世界传达一个理念:我们不是激进主义者,也不是疯子,我们和你们一样,只想让社会差距变小一点。之所以采取这样的策略,因为运动争取的对象是一般大众,像我们父母那样的普通人,如果你身上打上50个孔,穿着打份不男不女,父母就会考虑是不是要支持你的行动。

当代女权主义争取的权利比当时要多得多,但是这个世界很多地方的妇女仍然在争取基本权利。比如沙特妇女在争取驾车权,她的行动很简单,就是开着车到处走,向沙特人传递一个信息,女人驾车没什么不可以。

学生A:我有一个问题,女权主义者会不会对让女人打先锋,让最美的女人走在前面这件事情反感?据我所知,女权主义者反对因为她们的性别而被区别对待,如果还因为她们的相貌而采取不同行动,我觉得可能会产生更加复杂的后果。

这就是行动者和口炮党的区别。口炮党总是坚持所谓的立场和动机,而行动者关注的是如何争取支持者。传统、保守的服饰更容易吸引大众的支持。漂亮的女人和不那么漂亮的女人在吸引女性支持者方面相差无几,但是在吸引男性支持者方面去有着天差地别。

上午先到这里,下午再见。

我们上午讨论了非暴力斗争的历史,梳理了一些基本概念,分析了社会运动的本质。接下来我们要讨论非暴力运动要取得成功有哪些必须坚持的原则,以及社会权力有哪些来源。


当马丁·路德·金说“我有一个梦想”的时候,他其实是在表达对未来的愿景。愿景是什么呢?它不是人们对现实的判断,而是对未来的期许。愿景的实现是运动最后的成果。用一句话来总结:愿景就是我们希望运动结束的时候,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与之相对的是战略。什么是战略呢?战略就是你为了实现愿景而采取的方法!打个比方,如果我想去纽约,到达纽约就是我的愿景。选择乘飞机、火车、汽车还是骑马去纽约就是我的战略。如果选择乘火车这种战略,那么乘哪班火车,火车票花多少钱就是我的战术。这些事情人们总是搞不清楚,有的人过于沉迷细节,忽略了最终的愿景。还有些人总是高喊未来,却不考虑通向未来的方法。

当我们在社会运动范畴内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考虑愿景的可实现性。当“美国小姐”选秀的时候,每一个参赛者都说她的梦想是世界和平,但是谁也不知道世界和平到底如何才能实现。这不是梦想,这是梦话!非暴力运动必须从小处着手。你可以有梦想,你的梦想如果是世界和平,你可以先想办法让你的邻居不要互相谩骂。这就是大局和小节,两者必须兼顾。不管你想实现的愿景是大还是小,你必须先从第一步开始做起。

其次,是愿景的包容力。当马丁路德金说“我有一个梦想,每一个人都生而平等……”的时候,他说的不是“每一个黑人”或者“每一个美国人”,他说的是“每一个人”,也就是所有人。他的这句话道出了非暴力运动胜利的关键——人多势众。你应该尽可能扩大包容力,因为一旦你把运动目标限制在黑人、白人、印度人、高个子人、矮个子人的时候,你就限制了运动的人力资源。

你的运动团队应该有哪些特征呢?志同道合,或者经过你的说服可以和你志同道合。首先你要了解大多数人的想法是什么,以及怎样争取多数人成为你的支持者。这在民主国家很容易做到,只要去议会找议员。议员既有权威又有手段,知道怎样代表多数人说话。但是如果你用非暴力运动的方式思考问题的话,比如在美国,你可以随便在商店买到半自动手枪,就和你买钓鱼竿一样容易。如果你的愿景是禁止有人携抢进校园,你首先应该说服谁呢?全美步枪协会、枪支犯罪受害者、退伍军人、学生家长、卖枪的老板、媒体等等。这就是运动的第一步:确认你的愿景是什么,然后知道去哪里招募你的队友。如果你想改变社会,你就需要一个非常多样化的团队。老人、妇女、年轻人都是你要争取的对象。特别是年轻人,比如“阿拉伯之春”,走上街头的主要是年轻人。埃及、突尼斯这些国家70%的人口是24岁以下的年轻人。不过中国的情况可能不同,中国老年人的比例更大。所以要改变中国社会很可能需要找到一个争取年长者支持的方法。

第二步,问一问这些人为什么会加入你的运动?你的运动是不是符合他们的利益。根据对社会运动的社会调查显示,一场成功的运动首先要有一个伟大的目标,然后要争取人口5%-7%以上的人加入运动。这两者结合起来不能改变世界。但是事实是大多数人不在乎什么伟大的目标,他们只在乎个人利益。所以当你说服学生家长的时候,你不要跟他们谈自由、平等,你要跟他们说:“支持我们,你的孩子将更加安全。”当你说服教师的时候,你不要跟他们谈伟大、光荣,你要跟他们说:“支持我们,否则同样恶劣的事情也会发生在你所在的城市。”当你说服商人的时候,你不要跟他们谈公平、正义,你要跟他们说:“支持我们,公平交易将更有保障。”

我们每周会花2-3个小时进行愿景探讨。我们会从不同的人群中选择一个代表,比如从警察中选一个人,父母中间选一个人,学生中间选一个人。然后问他们:你们眼里的未来是什么样子?你们会不会加入以改变世界的运动中来?这种交谈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你以为生活在独裁制度之下的人们会多么渴望民主、自由。但是我们的经验显示,大多数人根本不在乎什么民主、自由,他们真正在乎的是尊严、劳动平等、教育平等、食品安全等等。

以阿拉伯之春为例,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起因是一个毕业4、5年没找到工作,只好去卖水果的大学生。他的水果摊被城管给掀了,他没有活路又不堪其辱,然后燃火自焚。这件事引发了人们对政府的怒火!它与民主无关,只和人的基本尊严有关。如果你考察那些社会运动已经取得成功的国家就会发现,起因都是发起运动的团体成功地找到了社会大多数人的诉求。他们的愿景和目标包含了实现社会大多数人利益的可能。

以南非黑人争取自由的运动为例,他们的主张是“人人平等”,从这个概念衍生出劳动权、集会权、结社权等诉求。虽然他们的主要诉求是反对种族隔离,但是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却符合所有的人应享有的权利。当你给你的运动设定目标的时候,你必须从基本人权或反腐败等议题入手,因为只有这些才能真正动员人们起来行动。

我和伊朗活动家有很多交流,因为我们帮助突尼斯和埃及人进行变革之后,也希望在伊朗复制我们的经验。我们在德黑兰街头随便找人聊天,伊朗人告诉我们,他们根本不在乎恶劣的经济和高压的政治,他们从小就生活在这种环境中,早就习惯了。真正让他们恼火的是生活得没有尊严。所以我们给伊朗团队的建议是,运动目标应该是帮助伊朗人提升尊严。

综上所述,一个理想的运动愿景应该是可以实现的、有包容性的,可以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并且饱含情感。因为真正驱动人行动的不是理智,而是情感。顺便说一下,不要把一场运动以一种战术命名,“占领华尔街”、“占领中环”,这种命名非常愚蠢。因为“占领”本身只是一种战术。以它命名自己的运动,就限制了战术的使用,是自己束缚自己,进而限制了参加运动的人数。

首先要有愿景,然后要设计战略去实现它,接下来是设计一系列战术去完成战略。成功的非暴力运动是阶梯式进行的,不可能一蹴而就。

当年塞尔维亚非暴力运动的对手是丑陋又强大的米洛舍维奇,推翻米洛舍维奇就是我们的愿景。我们花了10年时间来积累斗争经验。2000年机会终于来了。米洛舍维奇必须进行选举,因为他任期已满,想要连任必须经过大选。根据之前的预测他会获得100万-130万张选票,我们的对策就是获得比他更多的选票。想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把反对派联合起来。所以我们对反对派说:“你们只有两种选择,站在老米那边,或者站在我们这边。如果你们采取中立、抵制大选或者不和我们合作的话,我们会把你们当作米洛舍维奇一样对待”。我们不给他们任何机会,只有黑或者白两个选项。

我们有了反对派的大联盟之后,就要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进来。因为年轻人都讨厌极权,反对米洛舍维奇。这时候我们公布了我们的愿景——结束巴尔干战争,加入欧盟,争取选举权、教育权和基本人权。因为上战场流血牺牲的都是年轻人,所以年轻人都非常支持我们。塞尔维亚的年轻人占人口的30%,再加上我们原来的支持者,这场选举我们赢定了。但是老米可能会在选举中舞弊,篡改选票结果。我们的对策是,只要他宣布选举结果不合法,我们就发动全面罢工。为了发动大罢工,我们联系了贝尔格莱德煤矿工会,这座煤矿为贝尔格莱德80%的城区提供电力。如果他们罢工,整个城市都会瘫痪,这就是我们的力量。老米最后的手段只能是派军队镇压,但是军队的忠诚早就被我们的行动动摇了。所以我们清楚老米手里有多少牌,他打出的每一张牌我们都想好了对策。这就是我们的战略。

依照这个战略,我们设计了具体的战术。我们不可能振臂一呼,天下响应,让人们把票都投给我们。我们要让发出自己的声音,让人们知道我们的存在。于是我们制订了涂鸦战术。这个战术很简单也很廉价,谁都可以做。涂鸦战术就是把我们运动的标志“拳头”涂满贝尔格莱德的每个角落。当人们在市中心的建筑上,在家门附近的电线杆上反复看到这些标志的时候,人们就会觉得我们的力量很强大,即使事实上没有那么强。

人们会开始流传我们运动的故事,以加入我们的组织为荣。当我们的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口耳相传已经不够了,我们需要固定的办公地点。我们租了一间小办公室,人们可以直接来找我们。通过这件小办公室我们和其他人联络、募集资金、组织活动。从此我们的涂鸦战术结束,开展了街头行动。因为报纸和其它媒体对街头行动更有兴趣,这无疑可以增加我们的影响力。这就是如何一步一步设计执行你的运动。不过媒体的报道也对公众产生了误导,让人们以为非暴力运动就是一百万人走上街头这么简单。

一场运动的组织者应该关注的是如何设计愿景、战略,并且找到与这两者配套的战术。这和做其它的事情没什么区别。你必须了解你想要得到的东西,寻找得到这个东西的方法,计算取胜的概率,从中选择最好的方案。最重要的是必须循序渐进,按部就班,不能想当然一口吃成胖子。在政治活动中,小的胜利往往产生巨大的影响。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就是极好的例子。天安门民主运动展示了一个经典的案例分析,它揭示了一场运动如何有效地动员人们参与,如何坚持目标,如何维持人数,如何选择好的战术。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失败在于不知道什么时候宣布胜利。实际情况是所有学生都表现的不错,政府也表现出妥协的迹象。但是学生领袖们不肯罢休,他们继续鼓动人们坚守下去。直到坦克开进城市,开始了大屠杀。如果当时学生领袖接受了政府的条件,宣告运动胜利。天安门运动就不是后来那样的结局。人们就会相信街头抗议是可以取得成功的,人们就会在未来对使用这些战术更有信心。运用非暴力运动战术的目的,是为了人们可以更好的在斗争中生存。如果你生活在伊朗、中国这样的国家,人们是不会走上街头进行抗议的。因为他们会被镜头捕捉到,然后每天被国保骚扰,被关进监狱,或被杀掉。非暴力运动的战术就是让人们既可以生存,又可以反抗。

《持续小的行动》一书详细描述了不服从战略的应用。人们的勇气和信心需要一点点积累。没有什么比胜利更能鼓舞士气,人们愿意加入胜利的一方。与其走上街头然后被带走,不如组织几个人半夜拿上喷枪在街头涂满运动的标志。这种行动很难受到惩罚。既可以构成我们力量强大的假象,又可以鼓舞人心。就像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女儿嫁给律师或者医生,不希望嫁给穿着破烂的摇滚歌手同样的道理。不论世界哪一个角落,人们都喜欢成功。

我们必须一开始就让人们相信——我们的运动一定会成功,因为我们知道取胜的方法,而且我们的方法很时尚。我们的运动不是无聊、枯燥、互相指责的政治辩论。我们是行动者,我们一直在行动,而且我们的成果随处可见。当我们宣布我们要上纽约时报头版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能达到这个目标。当人们看到我们取得的成果,人们就愿意加入我们,不管我们运动的主张是什么。不论是黑人权利、同性恋权利、女性权利,不论是反核运动还是环保运动,不管有多少人支持我们的主张,只要我们做的足够时尚,年轻人就愿意加入进来。绿色和平组织很多主张都非常激进,被指责为环保公司打广告,接受大公司援助等等,但是这个组织实在太酷了,他们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得很时尚,人们完全没法抵挡想要加入他们的诱惑。

《孙子兵法》上说,“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以己之长功敌之短”。打个比方,你要和拳王泰森进行一场比赛。你想要赢泰森,难道你会选择在拳击场决胜负吗?你要先比较你们双方的长处和短处,然后用你的长处进攻对方的短处,这就叫“先胜而后求战”,比如你象棋下得好,而就选择和泰森下象棋,那你在就能在棋盘上赢他。再比如你想要推翻中东最强大的武装之一——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你想要在战场上打赢他简直是开玩笑。但如果你发动一场抵制活动,比如停止石油生产,阿萨德的军队很快就会因为没有钱发薪水和维护装备而自行瓦解,这才是取胜之道。

现在我想谈一下权力的本质。权利的本质就是权威。权威是一种状态,处于这种状态的的人可以发号施令,其他人觉得自己有义务服从。但是权威是可以改变的,有些人服从是因为习惯,有些人是因为利益,还有一些人是因为恐惧。权威是一个社会权力的来源。

关于社会权力的资源有两种学说:传统的权力来源是自上而下的。金字塔这种建筑充分地体现了这种学说的哲学内涵。全埃及人流血流汗,多年苦役建筑金字塔,只为几个人死后保存他们的尸体,已进入往生世界。所有的人一生都为几个人服务,这几个人的命令可以决定成千上万人的生死。这是传统的权力模式,也是我们一直被教育应该服从的权力模式。

与之相反,吉恩·夏普博士等人的研究表明,权力的来源其实是自下而上的。我举个例子,911恐怖袭击之后,FBI把总统、国防部长、部长夫人、众议院议长等所有高官都带到了一个安全的地堡里面。按照传统的观点,这个100多平方米的地堡成了全世界权力最集中的地方,因为这些人的决定将改变世界。但是地堡的空调换气扇坏了,这些高官没有一个人会修空调换气扇。如果这个换气扇修不好,这些人就算不因为缺氧而憋死,也会因为空气不流通而臭死。整个地堡里面唯一会修换气扇的是一个清洁工。他老婆嫌他薪水太低和别人跑了。他的儿子因为他薪水太低辍学在家。就是这么一个地位卑微的人。但现在所有这些掌权者的生命都在他手上。因为他掌握了修换气扇的技术,现在成为这个地堡里面最有权力的人。换句话说,统治者的统治权力完全来源于人民,如果人民不服从他们的统治,他们连吃饱穿暖都做不到。

非暴力运动的斗争方法就是不服从权力,把给予统治者的权力收回来。就拿我们这间教室来说吧,我是老师,你们是学生,按照习惯和传统心理,你们愿意服从我,我让你们出去,你们就会出去。我让你们看着我,你们就得看着我,这就是权力。你们想要不服从我应该怎么做?你们可以敲打桌椅,制造噪声,或者干脆把椅子转到后面去,用后背对着我。这样我的权威就被你们瓦解了,我再让你出去,你们是不会出去的。其实人们挑战统治者权威的方法非常非常多。当然,这种挑战和不服从必须很多人一起做,一两个学生用后背对着我,我会让校警把你撵出去,然后其他人就会更怕我,更服从我。我课讲得再差也无所谓了。

我们定义了六种统治者权力的来源:权威、人力资源、物质资源,知识和技能、无形因素和制裁。统治者就是通过这六种方式让人民服从的。

权威、物质资源、知识和技能我们前面已经谈过了。人力资源——这是我不太喜欢的一个词,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百万人聚集到广场的画面。这其实是对人力资源典型的浪费。我曾经组织过一场7万人的集会,后来我后悔得不行。想想看,7万人站在广场上听我在上面废话2个小时,就是14万个工时,一个人工作一年才2000个工时。这么多工时相当于一个中型的工厂,这些人愿意免费为我工作。如果我让他们去涂鸦,他们会涂多少东西?如果我让他们发传单他们会发多少张?我让他们做旗帜,他们能做多少面?他们能做的工作实在是太多了!可是我却让他们傻呆呆地站在广场上。人力资源是我们和统治者争夺的重点,也是非暴力运动获胜的关键,不要把人力资源轻易浪费掉。

无形因素——是导致人们服从并协助统治者的态度、传统价值、心理、意识形态等因素。这些因素的存在通常源于宗教、文化、传统、惯例等。如服从穿制服的警察或其它执法人员,或服从牧师、神父、主教等。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就是,学者永远比不上活动家。除非身处这个国家,否则其它国家的人永远也不能深刻的理解这个国家的传统和文化。比如我们塞尔维亚人的特点就是永远都不服管。中国、日本这些东方国家没办法照搬我们的方法。而乌克兰人就喜欢裸胸,他们的行动不可能在阿拉伯国家复制。我们设计行动方法必须考虑当地的特点。

最后是制裁,也可以称为镇压,这是当局最强大的武器。它可以制造恐惧,很多非暴力运动的失败都在于没能很好的应对制裁。统治者通过制裁,确保统执行其政策和保持其控制所需的顺服与合作。对制裁的恐惧往往比制裁本身更有力。因此这一权力来源不仅指实施制裁,也包含威胁实施制裁,比如不服从者可能面临解雇、逮捕、酷刑等等。

我们塞尔维亚的经验是,我们面对的统治者不会因为我们破坏治安就把我们长年监禁或杀掉。于是我们会以监狱门口给那些进去又出来的人接风洗尘,搞欢迎会。让那些人站到高台上演讲,让他们异常的风光,把那些不敢进去的人晾在一边。最后没进去过的人都觉得很没有面子。我亲耳听到一个女孩跟我说,她绝不会和没进过监狱的人谈恋爱。这就成为一种环境压力,有时候环境压力是一个很好的策略,比说服教育快得多。我们就是靠这个,把当局对我们的制裁转变成对我们的奖励。

前面我们谈到了政治权力的六个来源。这些权力来源的外在表现形式就是权力支柱。我们知道政府最重要的权力支柱就是警察和军队。警察和军队不仅拥有人力、物力、无形资源和权威,还拥有知识和技能,他们的知识就是如何打击游行示威,如何把抗议扼杀在萌芽中,如何实施惩罚。虽然警察和军队支撑着整栋统治政权的大厦,但是想一想,这里面所有的人,将军、上校、上尉、士兵,他们的动机和想法是一样的吗?

下层的士兵可能只是想要一份工作,而上层的将军想要维持自己的地位。举个例子,你在街头搭台演讲,你说“早晚有一天,那些殴打我们的人要被清算!”你觉得一线警察会怎么做?只要有可能就会把你扼杀掉,因为他们不想被清算,对吧?

如果你换一种思路,你用理解的思路来和他们对话“我明白你们不过是养家糊口,没了这份薪水,家里人就无法生存。所以只要你们不是太过份,我不会为难你们。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可以阻止我们,封锁我们,甚至逮捕我们,但是你不要殴打我们。”这样,对方不必承受巨大的压力,我们也不用遭受皮肉之苦。这样一步步地,他们的立场有可能向我们这边转移,同时也能向上级交差。当我们的力量足够强大的时候,他们自然会加入我们。这对那些入狱的活动家也更好,如果他们在监狱里面没有受到太严重的折磨,他们出来之后会更加活跃,他们知道进去也没什么了不起。我们不要求警察加入我们的阵营,只要他们人道的对待我们就够了。

不同国家的支柱也会有所不同,所以在计划一场运动的时候要因地制宜。每个支柱支持政权的理由可能也不一样,有些理由你可能难以想象。就拿我自己为例,我为什么参加抵抗运动?因为我特别爱国?因为我对民主无限热忱?不是,其实我的理由很自私——因为我拿不到签证。我之所以拿不到签证,是因为我没有身份证。我之所以没有身份证,是因为我是一个塞尔维亚族人,但出生在克罗地亚。巴尔干战争开始,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开战,结果塞尔维亚也不认我,克罗地亚也不认我。我想要参军,可是因为没有身份证没法登记就没法参军。现在想想那应该是一件好事,不然我可能就战死沙场了。后来我想当造船匠,我学了三年造船,马上学成的时候,塞尔维亚最后一家造船厂关了门。我也曾经试着偷渡,最后也没有成功。我完全是逼上梁山,除了反抗没有别的出路了。

当我们认清了所有这些支柱就会发现,只要我们摧毁或者拉拢这些支柱,统治者的统治就没办法继续。前面那个清洁工的案例已经谈到这一点了,我在这里不再重复。因为独裁者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加固这些支柱,所以我们做的所有事情就是解决掉这些支柱,否则就是浪费时间。非暴力运动有一句著名的话就是:“如果人民不服从,统治者一天都没办法统治。”我们就是要想尽办法让人们不服从,只要人们开始不服从,这些支柱就会动摇,独裁者就会倒台,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2003年我们和格鲁吉亚的抵抗运动一起研究怎么推翻他们的萨卡什维利政权。和其它独裁者想比,他们的政治不算残暴,主要的问题是他们的官僚机构太庞大,所有人都很腐败。格鲁吉亚的首都第比利斯有200万人口,首先以外的地区加起来也有200万人口,总共400万。这么小一个国家居然有460所大学,每个村都有一座大学,你想要学外交,到村里上大学就行了。只要给教授两块肉就能拿到学位。因为官僚机构庞大,开销也大,政府没有钱买警车,警察执勤就开自己的车。警察在街上会把你拦住,希望用手里的格鲁吉亚货币和你换外币。这个国家就腐败到这个程度,人们再也没法忍受了。所以萨卡什维利政权就被推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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