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弋夫：《非类》

《非类》介绍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大陆出现了“伤痕文学”。“伤痕文学”揭露了文革时期许多人遭受的苦难，而对于文革之前特别是反右之前大陆人民遭受的苦难，则有些忌讳；另外，“伤痕文学”描述苦难，但对于造成苦难的根源，缺乏进一步的思考。二○○五年，生活在香港的弋夫先生，发表了小说《非类》，对以上两方面的不足，作出一些填补。

　《非类》在香港发表以后，有人拿去大陆中央电视台网、凯迪网、子规网、红网、华声在线、中国思维、雅虎、搜狐......等二十几个网站发表，短短几个月时间，已经有十几万个点击。《非类》勾起了许多同一命运者的回忆，有的人眼泪读完了小说，并留下了不少感人肺腑的跟帖。

　《非类》是自传性小说，以作者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三年的经历，描写了么哥及其朋友、同学、情人、老师在中共“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沦为“贱民”的生活，他们中有的人已被中共的极左路线吞噬。

　《非类》的主人公么哥生长在一个国军退役将军的家庭，因而在一九四九年后沦入苦难。么哥小时候是个调皮的孩子，在中共的“家庭成份”歧视中成长，但在许多优秀老师的启蒙和教导下，他对学校生活充满了兴趣，对各科目都喜欢探根究底。他学习文学、历史、音乐、美术，很有独特的心得；学习物理、化学，能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学习成绩虽非出类拔萃，但考上大学应该没问题。在中共的“唯成份论”下，么哥高中毕业后就被撵出了校门。走出校门后，只能当码头苦力。靠着无师自通的电工技术，才当上了一家小工厂的电工。由于出身于“反动军官家庭”，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逃亡，但回家后还是被捉去批斗和殴打。他的爱情生活也充满坎坷。他的恋人，有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死于非命，有的因不符合“红色封建门第观念”而被迫分手。

　在险恶的环境中，么哥并没有沉沦。他好读书，不懈地观察事物，成长为一个善于独立思考、解剖社会头头是道的青年。

　由于乃父还有“统战”价值，么哥的命运并不是最不幸的。最不幸的是那些血泪斑斑的地主、“反革命”及其子女！

　么哥的初中同学龙俞升是个地主的儿子。一九五○年，父母在土地改革中被斗死。龙俞升和弟弟逃到巴城行乞，弟弟在流浪中死去，龙俞升被收容进童教院。他隐瞒自己的身世，编了一个由贵州逃荒到巴城、半路上父母双亡的故事。由于出身贫农又品学兼优，龙俞升考上了中学，加入了共青团，并当上班级学习委员。在一次下乡劳动中，龙俞升碰到了舅舅，被同学揭发后学校组织调查，结果“隐瞒家庭出身”被戳穿，被开除团籍和学籍，再送去童教院。

　龙家其实是靠勤劳和节俭发家的。《非类》对此有描述：自俞升曾祖父从江西逃荒来到此间，由长工做起，经过三代人的辛勤耕作，加上死命地节俭，宁愿吞糠咽菜，也要一粒米、一个铜钱地攒，慢慢买田置地，终于变成了地主......可这田这地，哪一捧泥巴哪一根苗不是龙家人的心头肉？

　么哥的工友和恋人乔班长出生于陕西的地主家庭，在家中叫豆娘，在土改运动中，奶奶和打日本打断了腿的大哥被枪毙，母亲自杀。在舅舅的帮助下，六七岁的豆娘逃到巴城，隐瞒家庭出身，进了工厂，并加入共产党，当上厂党支部委员。豆娘的丈夫是个愚眛的极左分子，由于朝夕相处，他对自己妻子的身世有所怀疑，因而居然逼她坦白。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面对这样的丈夫，真是生不如死。豆娘后来失踪了。

　地主其实是中国农村的一股稳定力量。豆娘就说过：“我们家修桥补路办学校哪一样少了？”

　田慧芬是么哥的中学同学。其父亲是店员，本来属于“红五类”。么哥落取时田考上了大学，她冲破“阶级”偏见和文化差别，以大学生的身份爱上了出身于“反动军官家庭”、文化程度只有高中毕业的电工么哥。两个人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恋爱时光。但祸从天降，田父莫须有地成了“逃亡地主”，差几个月就大学毕业的田慧芬被勒令退学，随父遣送原籍农村。在文化大革命中，两父女在批斗会上被贫下中农用扁担、锄头活活打死。

　田慧芬在预感到将被遣送时，向么哥提出结婚。作为么哥的妻子她可以名正言顺地留在巴城，但么哥一来认为事态没有那么严重，二来觉得自己还没有结婚的能力，不愿意那么早结婚，结果铸成大错，痛心疾首，抱憾终身！

　么哥小学的算术老师齐先生，在上课时被其家乡农协会的农民捉去殴打，最后被押回原籍；么哥所住的周家大院的业主周姨太也被当作地主批斗，周家大院被中共没收。

　作者感叹道：自地主阶级被打倒后，数以千万计的地主、富农子女也沦为新中国最下贱、最悲惨、最无人同情、无人敢接近的一类，他们星散在浩渺无垠的乡下苦苦挣扎，逆来顺受，有谁在乎他们受尽了歧视、凌辱，有谁听得见他们的哭泣、哀号？遑论“有教无类”！遇见甚么政治运动，更是风雨飘摇、命悬一线，只有朝天打卦了。

　这是啥世道？地主、地主，地主就该死，地主本是生存竞争的产物，你说他反动就反动，你说是三座大山便是三座大山，要他死就死，从土地革命开始，被打死、活埋、枪毙的地主百万计都不止，还莫说子女，弄到今天还不歇气，还要整，唉，脚底下这块黄土地染满了地主的鲜血......

　《非类》作者以以上事例冲击中共的“土改禁区”。

　中共以“打土豪、分土地”为诱饵，欺骗农民，强行将地主的土地收归己有，自己当上地主，以交公粮的名义让农民向自己交租，获得了打内战的资源。农民根本没有得到土地。土改促进中共获得政权，但没促进社会进步，也为中共的统治留下后遗症。

　土改需要不需要剥夺地主的财产？需要不需要杀那么多地主？甚至罪及后代？历史已经以台湾的土改宣告了中共土改的失败和血腥残酷。

　一九五八年，台湾进行土改。国民政府向台湾的地主赎买土地，分给农民。又让地主把卖土地的钱投资于工商业，为台湾七十年代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台湾迅速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土改运动功不可没。

　在台湾的和平的、成功的土改面前，中共对自己的土改还能有什么辩词？中共如果真的遵循实事求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就一定要否定土改，为地主平反。

　中共建政之后，立刻进行“镇压反革命”运动，杀害几百万国民政府的党军政基层官员。《非类》对此有所描绘：哨声响起，解放军对着囚犯的后脑勺子开枪，一长列跪在地上的囚犯纷纷仆倒，脑浆飞溅，腥味四散，令人五内翻腾。

　中共的“镇反”带有复仇主义和杀人立威的性质，因而造成了滥杀无辜的后果。早在一九五七年，就有右派份子就此质问中共，毛泽东以秦始皇作比较，居然说杀得还少。遗憾的是，虽然现在的中共已比反右时期开明得多，但大陆舆论界对此反而噤若寒蝉。

　其实，所谓“反革命份子”中有许多是抗日志士，他们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挺身而出，和日寇进行殊死的斗争。他们的鲜血浇灌了抗日战争胜利之花！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女！

　在《非类》中，么哥的朋友廷柱的父辈投身抗战，屡立战功。二伯父在台儿庄战役中，扼守砀山狙击日寇，厮杀十几天弹尽粮绝，最后与二千馀国军官兵战死沙场；三伯父转战两湖参加十几次战斗，一直打到芷江战役，在一次战斗中被子弹打中腹部，肠子漏了出来；大伯父身中十一枪伤，终身残废，可谓满门忠烈。但大伯父和父亲在镇反中被杀，三伯父成了“战犯”。

　么哥的另一个朋友穆松松的父亲是军统专员，抗战时冒着生命危险活动于日寇统治下的北平，把日本女特务杀死。穆父在镇反中也被杀。

　据笔者所知，为了“统一祖国”和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共已对许多有影响的国民党去台或去海外人员，以及回国回乡投资的大商家在“镇反”中被杀的亲属平反。实事求是地对待以上的被冤杀者，这当然好，但还不够，难道其它被冤杀者只是因为他们的亲属不是有影响者或不是大商家，就活该继续含冤九泉？

　《非类》的可贵之处在于敢于解剖社会，揭露社会核心的弊病。书中许多么哥及其将军父亲的议论很精彩，发人深省。么哥在分析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性质时说：你还记得历史书上讲欧洲中世纪黑暗不？哼，杀死他！烧死他！异教徒！撒旦！魔鬼！中世纪黑暗时期的杀人场上疯狂的修士、民众喊得多么响亮、多么虔诚，和今天的共产党员、人民群众高喊毛主席万岁！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撗扫一切牛鬼蛇神！去杀死地富反坏右有啥子不同？

　莫以为他们搞的是唯物主义就不是宗教，任何一种思想被夸大便出现宗教倾向。

　么哥结合历史和哲学解剖文革社会，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文化革命的社会是政教合一的社会，这种独特、理性、冷静、富有学术意味的分析，很有说服力，也很有启示作用。令人对如何避免文革产生一番思索。

　作者也通过李将军之口对土改作了很精辟的分析：

　地主是地里长出来的，跟庄稼一起长出来的，滴滴汗水、锱铢微利，合乎天理、顺乎人情，何罪之有！以后你们好好看看，只是谁也没有共产党做得狠、做得绝就是罗，若是战场杀戮便无话可说，现在天下甫定，还去杀手无寸铁的地主却是亘古未有的......

　单靠算尽剥削帐、收拾地主、杀地主、分田地给农民，国家便富强了？没那么简单，日子长哪，慢慢看吧。

　李将军不幸言中了！现在，“三农”问题像大山一样压在中共头上，中共深受其扰，束手无策。这说明，当年的土改遗祸无穷！而台湾，就没有这个问题。

　《非类》中还有许多么哥及其同伴对文学、历史、哲学、音乐、美术、生物的思考，涉猎非常广，也很精湛，令人回味无穷。这反胦了文革青年一代的面貌。在文革中，面对那么多荒谬、荒诞、荒唐，促使许多不愿作思想奴隶的青年去问一个为什么。古人说：“国家不幸诗家幸”。我们可以说：国家不幸思想者幸，文革给了人们苦难，也等于给了供思想者思索的财富。《非类》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么哥这个文革思考一代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