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大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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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大揭秘
由 admin » 2011-09-15 14:23
《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大揭秘》 ，黎明书局出版，作者是知名的才女，大陆经济学者，也是媒体工作者何清涟。
媒体报道：
张锦华：万山不许一溪奔－－介绍一本好书
【大纪元6月22日讯】最近台湾媒体竞相爆料，但由于多数查证不足，甚至直接跟随政治人物的口水战起舞，引起许多争议。正面的来看，部份有真实依据的报导，确实发挥了新闻自由、监督政府的功能；但负面的看，许多缺乏证据的补风捉影，就变成不负责任，自由过了头，甚至可能吃上诽谤官司，同时也沦为一个错误的民主示范。
我在上一篇评论稿中，曾经介绍过韩国公共电视台，接获密告黄禹钖假造科学研究后，进行了严谨的调查访问，结果揭发了震撼整个南韩和全世界的科学界的弊案。并藉此指出媒体报导真实的责任和功能，也期勉台湾的媒体界应该更严肃的对待揭弊的报导。
不过，对照台湾媒体不遗余力的揭发政府的贪污腐败，也许有人发现，大陆的贪渎问题是世界有名的，但是，大陆两千一百家报纸、一千三百家广播电视台，却似乎很少报导。为什么大陆的媒体也会报导黑心商品、报导超女、报导各种光怪陆离的社会百态，却完全不会报导这些可能触及高层官员贪腐的案例呢？这是怎么回事？
最近黎明书局出版了一本《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大揭密》，正是解开这个詸团的精彩大作。作者是知名的才女，大陆经济学者，也是媒体工作者何清涟。
她之前的成名作《现代化的陷阱》被认为是剖析中国转型问题最尖锐、最深刻的著作之一，不仅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而且国际各大媒体《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纷纷以巨幅进行报导，甚至登上国际最王牌的书评杂志《纽约书评》封面。
《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大揭密》这本书必将成为分析大陆媒体控制的最重要的著作！事实上，何清涟长期在中共的媒体工作， 她对中共控制媒体的手法，她自己以及其他优秀的媒体同业不断身陷镣铐、有志难伸的遭遇，以及媒体管制和整个中共制度间的紧密纠缠的关系，不但有第一手的体会和资料，也有着切肤之痛的义愤填膺。
因此，本书详细的提供了中共控制媒体的各种法律、规定、禁载命令；针对所谓的社会敏感问题、政治体制问题，书中详细说明了中共如何高度而严密的控制国内媒体、网路媒体、外国记者（包括台湾记者）。同时，她也试图揭开外商带来媒体自由化的迷思、跨国公司和网路公司如何向中国屈服的事实，中国媒体如何执行政府的仇美反帝和鼓吹民族主义，如何编造中国GDP高速增长的神话，她更搜集了近年来大量而完整的中共迫害媒体和记者的记录和分析。这不但是研究中共体制和传播控制的最新和最完整的资料，也是一本掷地有声的人权记录和抗议。
这使我想起宋朝诗人杨万里的“桂源铺”：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水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万山即使能够一时的限缩溪水，但相信追求自由、真实、与良善人性的努力，终将一呼百应，堂堂汇成人类社会的主流！(注：本文部份撷取《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大揭密》一书导言)
姜维平：何清涟拨开了云雾
【大纪元10月3日讯】我在今年7月11日，收到了著名学者何清涟从美国邮寄给我的新作《雾锁中国》，我一口气读了两遍，每当略感疲倦之时，便在寓所的7楼阳台上远眺怀想，透过不远处的绿树花丛，出现在眼前的不是雾气与屋脊，而是10多年前深圳的灯红酒绿之夜，而在岭南派画家关山月纪念馆旁边的紫竹苑宾馆里，一个少有的僻静茶舍，我与何清涟相识。
慕名求见，刘达文协助
1999年5月下旬，香港文汇报在深圳举办一年一度的内地办站主任会议，地点是深圳竹苑宾馆，此前我先在5月19日与黑龙江省旅游局长薄喜茹一同参加了昆明的世博会，尔后我又去香港拜访了新亚洲出版社的老板范止安老先生，所以由于日程安排太满而颇为倦怠，但我仍然想认识何清涟，就向报道过她的香港《前哨》杂志社长刘达文先生求助。
刘介绍何小姐的情况时说，她很有才学，首先是位学者，然后才是一位敢言的记者。我更加急于去访问她，这应与刘达文这番话有关。带上刘先生给我的一个何小姐的手机号码，我在深圳开会的间隙，与其终于见面了。那时，我还不知道国安特工无所不在的大网，已把我往来港深的每个行踪，均紧紧地罩在其中，当然也不会漏掉两个记者的会面对谈。
后来2000年12月4日被捕后，特务们审问我时，就首先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在香港你约见了什么人？刘达文与你讲了什么？给你介绍了哪些人？在深圳你于宾馆门前的公用电话亭，给什么人打了电话？为什么不在房间打？我告诉他们，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报社规定私人电话，不能由房间账单报销……那么你又见到了哪些人？为什么要见这些人？……当然这些都是多余的追问。实际上共产党不缺钱，养得起大量耳目，早对这些了如指掌。用国安局特务王福全的话讲，不论是在香港，还是在深圳，你见到的人都是反动分子！没有几个好人！我们问你，不过是核实一下。
何小姐不希望中国落入陷阱
深圳的初夏之夜已是炎热无比，但与何小姐饮茶聊天却别有一种心情凉爽的感觉。此前我对社会官场的腐败与世风日下充满忧虑与激愤之情，但不知道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也不知道这种书生的困惑如何解脱，但在读过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之后才豁然开朗，如沐春风，我首先告诉她我的这种心路历程，何小姐说，与中国的所有的知识份子一样，她著书立说，只有一个善良的目的：不希望中国迷失方向，落入陷阱。其情真意切，令人动容，但日后其人的命运跌宕起伏足以证明，执政的共产党并不领会她这番好意。
2006年我出狱后，在朋友处找回一本1999年的日记，虽经两次抄家，此文字仅存，乃是万幸。由于当时我计划写一篇人物专访，所以5月24月的会面，我做了比较详细的记录。何小姐对我说，之所以她的《现代化的陷阱》一书能在大陆，台湾及海外两地出版，拥有大量的读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国安局并没有找麻烦，那是因为她只仅仅是写作，没有参加任何组织，也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这一点可能与其他异议人士有所区别吧。
她还介绍说，海外版比国内版多出8万字，是国内出版杜不得不删掉的部份，也是书中的精华，所以尤为重要。谈到香港版，她说其实香港版先于国内版出版，1997年9月出版。有国安局特工告诉她，这本书出版后，他本人奉命去香港买了12本，说是香港出了一本内容极其反动的书，叫做《中国的陷阱》，政治局委员需要看。
当时，何正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连她住在雅礼宾馆多少号、儿子多大全都摸得清清楚楚。之所以没有动手，说是春节前政治局委员们讨论了一次，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是说这本书内容极其反动，应该将作者马上抓起来予以严办；第二种意见是这本书谈的基本上是事实，没有捏造；第三种意见说作者是爱国的，写的这本书充分反映了改革的艰难性与曲折性，建议让全党干部看看这本书。因为意见不统一，第二种实际上也是消极肯定，并不主张打压，所以暂时搁置。但春节后亦即1998年2月这本书以《现代化的陷阱》为名在中国出版，短时间内铺天盖地，也就没有必要再讨论了。所以她在中国还有生存空间。
何女士不避讳她的研究课题触及了社会高度敏感问题，她说她注重研究中国当代社会结构性的变化，我开玩笑地说，朱总理办公室急需你这样的幕僚，她说中国领导人面对诸多社会矛盾，是习惯用冶水封堵的办法，而不是疏导引领的办法，所以他们不可能接受她书中提出的观点，我附合她的真知灼见，我说他们的确不如几千年前的中国古代酋长大禹。
这次访谈的选题显然对香港文汇报来讲，过于敏感，所以次日我借开会之机，寻问从香港赴深参加会议的一位报社副老总，此人物专访可否发表，他一口回绝了。我知道他的难处，他不过是领取高薪，在为共产党的喉舌打工而已。不过，我通过谈话增长了许多见识，的确受益非浅。不能替其鼓吹，我决定通过另外的方式帮助她。因为她说，国内外盗版印发《中国的陷阱》的书贩子，发了大财，她本人挣的稿酬太少，但她凭薪水还足以维持生存。她喜欢书，买了1万多种各类图书，但住房只有90多平方米，无法存放……怎么帮她呢？我当时没有告诉她，却思虑了许久。
一本签名书，侯处长爱不释手
此后不久，我回到了大连，尔后又去了鞍山，我又约见了千山风景区管委会副主任侯政，这是一个副处级干部，个子矮矮的，戴一幅黑边眼镜，其貌不扬，但目光如炬。虽然多年在中共体制内任职，但思想特别开阔，他的许多观点与何小姐不谋而合，由于已读过国内版本的《现代化的陷阱》一书，所以侯处长十分崇拜何清涟，对她很熟悉，还成了她的“粉丝”。
在鞍山国贸大厦一楼餐厅，侯处长与我一同饮茶开怀畅谈，很快我把话题转到了何小姐与她的著作，他说中国再这样走下去，像邓小平讲的那样摸着石头过河，越来越会贫富悬殊，两极对立，社会经济繁荣背后滋生的不稳定因素，会越来越大。“摸派”不会长久啊！他又说，何清涟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家，她对中国社会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又敢于直言，我很佩服！于是我接上话茬，趋热打铁，告诉他我在深圳刚见过她，并得到一本由其亲笔签名的《中国的陷阱》，我取出来送给他，我说，虽然何小姐在扉页签了我的名字，但这本书是未删节的足本，你若不介意，就借花献佛了。他双手接过，如获至宝，爱不释手。
别看千山风景区管委会，所辖不过是一块闻名遐迩的风景区，但近年来，随着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此处香火很盛，生意兴隆，已成为每年盈利上千万元的国营大企，除了一把手张某之外，做为他的副手的侯处长，就算手眼通天了。而侯处长，以前在鞍钢党委办公室工作，当过中共中央侯补委员，鞍钢党委书记刘芥的秘书，故在鞍山广有人脉关系与组织能力，所以我对他提出了帮助何小姐的请求：搞一个有关《中国的陷阱》的学术讲座，把何清涟专门请到鞍山，就在千山风景区里的大酒店开讲，对她除了包吃包住，承担往返机票，再付一笔讲课费，我讲了何小姐的生活条件，请侯处长多付点相关费用，帮帮她的忙，侯政处长一口答应：这你就放心吧！我还对他讲，帮助何小姐这样的中国知识份子，就会使她有条件写出更多的对中国进步有利的书籍，所以说到底也是为了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他当然赞同我的观点。他还说，场地、人员等细节另议。
正当我关注别人的生存状况，还在忧国忧民之时，一只国安的魔掌正在向我逼近，我竟全然不知。后来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特务郑义强嘲讽地对我说，你在鞍山搞的一切，讲的每一句话，都在庞大的国家机器运作监视之中。你上窜下跳四处串连，唯恐天下不乱。你帮这个帮那个，唯独忘了你自已姓什么！现在成了阶下囚，谁帮你？这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的确，我与侯处长的想法并没有实现，因为尽管何清涟的观点十分温和，愿望很善意，观点很理性，但同样不被中共所容。她原在深圳法制报任记者，但在与我会面后不久调离了工作。
为什么何清涟不能到鞍山讲课
后来，我给何清涟挂了电话，讲明了邀请她来鞍山讲课的事情，还简单谈及千山风景区管委会的侯处长，我原以为何小姐会求之不得，不料她因故回绝了。
她介绍说，2000年7月，她应邀到北京西山参加国家体改研究会主办的“2000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研讨会”，7月15日散会，那天下午，原定在北大演讲，由哲学系一位老师组织一些假期留校学生召开讲座，她携子打算先去看一位熟人，再去北大，不料在北大西门过马路时，行至路中，原来停在马路边的一辆黑色轿车突然发动，将她与7岁多的儿子撞倒。她们的腿均严重骨折，她此时正在家中休息。因为当时她的处境异常艰难，那车祸也来得蹊跷，故此婉拒了一切外界的邀请。我很失望，又不好再深谈，就忙给侯处长打了电话，暂时搁置了援助计划。处长说，没关系，大连离北京很近，乘飞机才45分钟，侯处长答应等过一段时间，找个周末去北京拜访她。
但人事难测，很快我进了大牢，在被囚禁的日子里，我会情不自禁地忆起许多人许多事，当然何小姐是其中的一人。为什么她在出版了力作之后，一举成名了，却被身份不明的人用车撞伤，虽生命暂时并无大碍，但整天处于危险之中。这个突发事件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阴谋呢？由于我们不过是一面之缘，她不便向我更多地诉说？……再后来我有了短波收音机，我终于知道了她的近况。
由于她知名度太高，太忧国忧民，太明察秋毫，太文笔犀利，所以共产党明白了：她在深圳法制报当无冕之王，虽然有些报道可以封杀，不让见报，但没有办法捂住她的眼，堵住记者的耳朵，因此对她的恐吓与骚扰愈来越严重，她不得不于2001年6月愤然离开了中国……
实际上，在我看来，何清涟书中的素材几乎全部来自中国已公开出版的相关报导，并无“国家秘密”，她主要是从这些材料入手，深刻分析了中国社会结构性的变化而已，比如文中讲到大连黄色卖淫业的兴盛时，举出的“三女神事件”，并非是其第一手资料，而是摘自中国青年报的一篇稿件。
巧得有趣，那家在薄熙来当政时公开经菅的妓院，正建在大连沙河口区太原街一片民宅中，与我妻妹家仅有一步之距，也就是说，在我亲友位于7楼的寓所乌瞰“三女神桑那浴”，其红男绿女，丑态百出，车来人往，尽现眼底。记得何清涟曾请我把一些相关材料传真给她，但我因太忙，还未及着手落实，就进了看守所，我再想把我看到的一切告诉她，已为时太晚。于是我在狱中叹息，为此深感遣憾……不经意间，时光荏苒，又悄然流逝了整整10年。
原来何女士不过是何清涟
今年2月，我读到大纪元时报刊载的一篇何清涟的文章，念及往事，就发了电邮向报社询问，但编辑说文是转载，一时难知其人联系方式。此后我也淡然忘却。
不料5月25日，大纪元时报社的顾女士给我一个电邮，说她在美国的一个朋友转告她，有一个姓何的女士很关心我，听说我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她愿意帮帮我，请我主动给她去信联系，我踌躇了再三，我有点难为情，但想了半天，还是不愿失去一次机会，我想她或许是一位事业有成的“曼哈顿女人”吧，若是一个大老板，我可以在其公司谋份工作……于是我接到了何女士的回信，禁不住大笑起来，她竟是10多年前见过面的何小姐，不，我们都变得老了，准确地讲，是何女士了！
何清涟给我写了较长的两封邮件，不仅讲到当年的深圳聚谈，而且还述及彼此命运大同小异的磨难，这多少带点戏剧色彩的变故，折射出中国这个民主转型时代里，进步知识份子的悲哀与无奈。一方面我们的国家执政当局把我们的善意批评，诬为犯罪，进而拒我们于国门之外，另一方面功利性颇强的所谓西方社会，虽有民主自由的空气，但并非我们想像中的轻松求生的乐园，一切都要从零起步重新开始……
何女士在电邮里告诉我，她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都一直在密切关注我的命运，她说她写过有关为我申辩呼吁的文字，我告诉她我读过一些，但可能并不全面。她说，不久前有个机会，她想推荐我做美国某个网络媒体的编辑，记者，但因我定居在加拿大的多伦多而未果，我对此深表谢意。我油然想起了狱中经历的许多死去活来的故事，并重新品味其中蕴含的深刻哲理。
妈妈的遗言 多帮助别人就能逢凶化吉
在长达5年的监禁中，我曾有过多次疾病缠身的生命危险，虽然当时环境恶劣缺医少药，凶多吉少，甚至几曾奄奄一息，但最终总能逃过一劫。比如2001年在大连开发区看守所，有一次患上重感冒，十二天高烧不退，无药救治，只有等死，恰巧此时被以偷税罪羁押的韩晓光之妻李某，通过私下关系，托人送给他一包专治高热感冒的藏药，我服用后立即病就好了……所以，每当一个人孤独地面壁忆想的时刻，耳边就会飘来妈妈生前讲过的话：过去你曾帮助过谁而没有私心？如果有，如果很多的话，在生死攸关的节骨眼上，不论你多么艰难危险，都会有人站出来神一样助你！……我想起过去帮助过的不少的人，也想起了何清涟与侯处长……由于她的脚疾，我未能帮助她，但我毕竟有一份善意与爱心，如今命运刚好给了我一个同样的报应，只差那么一点点，我就可能在美国找到一份我喜欢的工作……不过我不抱怨任何人，我只能说我当年的德性修炼得不够。
不过我毕竟熬过了艰难的岁月，无数个我曾帮助过的人，反过来亦救了我。不然我就未必能健康地活着出来，并与妻小在异国它乡团聚。
现在，我展开何女士的力作《雾锁中国》一书，在第7章“记者成了高风险职业”一节，她列举了中国记者遭到迫害的一些典型案例，其中有西安的冯剑侠，山西的高勤荣等，当然也谈到了我。我认为，这是目前我所见到的，对我的案件进行最准确清晰的一段表述文字。比如，以往很多报道谈到我的文字狱，都说中国政府追诉我的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实际上是以诈传诈，何清涟的表述不是这样，她说判我的罪名是“向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即刑法第111条，不是第303条，后者按规定只能判我3年以下。这说明何女士不仅知道法律条文，而且态度认真，绝不人云亦云。但就我个人视之，我把这些公正的评价，看成是命运对我以往善以待人乐于助人品行的一种回报。如果何女士245页至247页的篇幅过于筒短的话，那是我原本在这方面做得不够所致。
何清涟拨开中共操控媒体的迷雾
以往，海外出版或发表的有关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的文章，书籍的确很多，但就我目前读到的著作来看，何女士撰写的《雾锁中国》一书是最好的。何女士绝非沽名钓誉之辈，她扎扎实实地做学问，认认真真地做人，不仅拥有少见的社会关怀与道德勇气，而且自甘寂寞，远离浮噪，在海外异议人士中以学术文章，独树一帜，嬴得了广大读者交人称赞，令我敬佩。我常对太太讲，何清涟是我的老师，从10年前她给我的第一印象，到2009年7月11日，我读到她在赠书扉页上写给我的一段文字：“这里记载了你苦难的遭遇。愿我们的努力让后来的中国人受益”。泪眼迷离中，我思索了许久……
我无法深刻地评价这本书，书中冠首的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张锦华，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系主任冯建三等人的文章，使我自惭形秽，望而却步。我本人在一个以暴力与谎言为两大特怔的党国里生活了半个世纪，对外面真实的世界几近无知，我不敢班门弄斧，我只能告诉读者，以我18年的记者生涯体验做证，《雾锁中国》的主题是鲜明的，观点是犀利的，证据是真实的，文笔是优雅的。尤其是此书最后结语 “中国离民主政治还有多远？”一节，在此作者写道，90多年前的袁克定，为了让其父袁世凯复辟帝制，自已继承皇太子的权力，决意不让他的父亲听到任何真实的反对的声音，为此假冒《顺天时报》的名义，专门为其父编印了一份刊载拥护帝制文章的假《顺天时报》，结果袁世凯只当了103天皇帝，就倒台了。由此比观僵化的中共，其封锁网络，抓捕记者，千报一腔，弄虚作假，与袁家父子何其相似乃尔！如果说，中共千方百计地操控媒体的策略如同迷雾一般，遮住了一个真实的中国，使国际社会不得不雾里看花，不得要领，那么何女士的这本书，的确拨开了云雾。
2009年8月13日多伦多
《前哨》杂志首发
多重的真相还原──何清涟著《雾锁中国》与中国媒体研究
一、“超真实”的“真实世界”：大众媒体与中国研究
大众媒体的功能，一般认为是报道事实，使大众了解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可是，世界上却有一种媒体，是以隐瞒事实为目的，旨在使大众不能真正了解世界上在发生什么。或者，准确地说，它们是按照自己的需要，重新安排已经发生的事实，并报道这些事实，再塑一个“超真实”的“真实世界”。这个“超真实”的“真实世界”，在细节上可以是十分逼真的，但在根本上却是被剪裁因而是被扭曲的。生活在这样一种信息世界的人们，认为自己了解一切，但事实上却在被蒙骗、被愚弄、被塑造--这可以说是生活在信息发达的当代世界的人类所能经历的最大讽刺剧和悲剧之一。
人们不免要问：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出于什么样的需要，具有如此之大的本领，可以在媒体上“重新安排”世界呢？进一步，也许更重要的问题是：这样的媒体，又是如何运作的呢？说后一个问题更为重要，是因为这类媒体自身的运作实况，即属于首先要被隐瞒的重大事实之一；不然的话，一切的“重塑”将白费心机。在现实世界，每一家媒体都可能有意或无意地陷入这个信息的怪圈，因为从事媒体事业的人们不可能完全没有他们的主观判断，更因为人们认知和报道周边事情的能力毕竟有限。但是，只要大众媒体不是处于信息垄断状态，而是处在多家媒体相互竞争的制度环境下，则这种怪圈很容易就被打破。换句话说，自由、多元的媒体，是克服这个怪圈的基本要素。反过来说，从属于垄断、专制的制度环境的一元媒体，则必然趋向所谓的“超真实”媒体。在当今世界，中国共产党控制之下的媒体，正是这类媒体发展到顶峰的经典之作。
当然，中国共产党不是始作俑者。根据政治学的研究，20世纪出现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都具有垄断媒体的制度特点，从而形成了“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政体模式。[1]在制度性垄断的基础上，这类媒体形成了一系列独特运作方式和社会功能。对这种制度、这些方式和功能的研究，特别是它们在斯大林式共产主义下的表现，20世纪中叶之后的学界不乏有力之作。[2] 在这个背景下，对于毛时代中国媒体的研究，也曾经受到学界的关注。[3]当然，这里所说的学界，主要是西方学界；因为在斯大林和毛的统治下，共产主义苏联和中国连自然科学也要服从政治意志[4]，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性”就更成问题，甚至连其存在的必要也一度被怀疑和限制。由于大众媒体和社会政治生活密切相关，更由于共产主义制度下媒体高度从属于政治权力，对于这类媒体的研究，往往还超越了媒体研究本身，而是扩展到政治和历史的广阔领域。更进一步说，由于社会科学研究不可能不高度依赖经由大众媒体报道的社会信息，特别是外界几乎无法直接到当时的共产主义世界（比如说，中国）进行科学意义上的实地和社会调查，则一般的属于社会科学领域的对于共产主义世界的研究，也事实上受制于共产主义世界媒体的信息传达。在后一个意义上，这类媒体不是研究的对象，而是制约研究的环境，甚至往往是在发挥它们自己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功能。可是，恰恰是在这个层次上，媒体研究对于中国研究的意义，尤其不能低估，因为媒体本身已经超越了单纯作为媒体研究的研究对象的范畴，而进入了与更广阔意义上的中国研究之间发生着的不可回避的互动过程。这等于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于中国媒体的研究，成了一般中国研究的前提和必修。
因此，一旦中国稍有开放，对中国媒体的研究便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某种有利条件。20世纪80年代以来，如同中国研究作为一个总体的领域一样，西方对于中国媒体的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到90年代和本世纪初，具有华裔背景甚至具有共产主义中国生活经验并经过西方（主要是英语世界──恕我孤陋寡闻）学术训练的一批学者，在这一领域崭露头角，为之注如了充沛的活力──这也和英语世界整个中国研究领域的基本状态类似。特别是，在中国本土，也开始兴起对于大众媒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经由本土与海外的交流和激荡，中国媒体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就本人有能力阅读的英文和中文世界来看，已经甚为繁荣。[5]
在这样已经颇见万紫千红的研究领域，何清涟新著《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大揭密》（台北：黎明文化，2006）依然堪称一枝独秀。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中国媒体研究乃至整个中国研究领域，这本书都具有突破性的进展和冲击性的力量。这种突破和冲击，在我看来，主要植根于本书所做的可以称之为“三重的真相还原”的努力和探索。这“三重真相还原”，第一重，针对中国媒体对于中国情况的报道，力求在对比中国现实和媒体报道之间发掘和还原被中国媒体扭曲的中真相，是媒体研究的文本研究和认识论；第二重，针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于媒体的控制，力求了解和还原这套控制机制如何运作，是媒体研究的操作研究和制度论；第三重，则针对当前市场化改革开放状态下中国媒体的政治本质，力求探索和还原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是如何继续实施乃至强化媒体控制和操作的，是媒体研究的发展论和政治经济学。在这样架构宏观但却层次细微的研究中，此 此书以丰富的资料和深入的分析，把中国从中国媒体所塑造的“超真实”中拉回到真实世界，也把中国媒体从某些媒体研究所塑造的“超真实”还原到现实之中。
无疑，这不是一项容易完成的任务：这是一项挑战。何清涟恰恰具有巨大的优势来接受这项挑战。这些优势，也可以归纳为三重：第一，她是中国新闻界的资深从业人员，在深圳等地报界工作多年，对所谓“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中国媒体运作有切身的深入了解。共产主义革命家列宁有句名言，“堡垒往往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同理，对于某种封闭机制的运作的了解，也往往要从内部才能观察、体验得实在和真切。这并不是说，离开这种从业经历，人们就无法研究中国媒体；而仅仅是说，有这种从业经历，无疑可以成为一种难得的优势，比较容易掌握那些通过一般实地调查（fieldwork）所不容易获得的第一手资料。第二，她又是一位学者，具有经济学家的学术训练，而且是当今中国出类拔萃的政治经济学家。不仅使她娴熟掌握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比如搜集资料、归纳整理、条分缕析、理论概括，而且，更重要的是，政治经济学的训练使她具备研究和思维的有力的方法论──这在本书中有很好的说明。
能够具备上述两条，已经很有“鱼与熊掌兼得”的独特优势了。然而，何清涟的最大优势，还不在这里。她不单是掌握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新闻记者，也不单是具有丰富第一手媒体经历的资深记者；她首先是具有社会关怀、人类良知、独立精神和批判思考的知识分子。这种政治上的独立性，这种关切民众基本权利（当然首先包括“知”的权利）并愿意为争取它们而努力甚至而牺牲自身重大利益的公益精神，这种只相信真相和真理而为此不向任何势力屈服的道义风骨，是何清涟在面对中国媒体研究这一重大课题时的最大优势。因为有这种优势，她才可能选择这样一个困难的课题，也才可能去深入发掘诸种真相，因而才可能向读者呈现那多重的真相还原。在这个意义上，《雾锁中国》已经不单单是一本普通的学术著作了；它已然是道德勇气和科学探险的结晶。
二、谁知道中国的真相？从中国民众到外国专家
从形式到内容，从风格到技术，当代媒体花样百出。但是，衡量媒体品质的标准其实很简单，也可以说很原始，那就是：通过媒体，人们能不能充分了解自己所关心的公共事件？所谓“公共事件”，就不是个人对于歌星或者时尚的爱好──人们当然也关心歌星或时尚，大众媒体当然也有报道这方面内容的功能。但是，这种服务的好坏，难以用来评判大众媒体的品质，原因在于这些方面基本上属于“私人口味”的领域（尽管它们已经通过市场而有其“大众化”的内容），并且一般不直接和严重地影响群体利益。事实上，什么是“公共事件”，是通过媒体报道和受众反应相互作用的过程而动态地确定的。
那么，研究中国媒体的最基本的问题，也就应该是：通过中国媒体，中国受众能不能充分地了解他们所关心的公共事件？比如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经常倡导“讲政治”，中国媒体也被要求“讲政治”，我们从互联网上也可以看到中国网民高涨的政治热情：那么，我们通过中国媒体（包括互联网），是否可以充分了解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呢？没错，通过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中国民众比别的国家（比如说，美国）的民众可能更多地知道自己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每天都会见了哪些人；但是，他们会见时讲了什么，为什么讲这些东西，讲的这些东西与中国民众的生活有什么联系、会对中国民众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中国民众恐怕就知之甚少甚至完全不知道了。进一步讲，为什么这位领导人成了这个国家的领导人，这个过程和原因中国民众恐怕就了解得更少了。撇开这些高层政治的问题（有人可能会说中国民众其实不关心这些问题），回到底层生活，一个中国居民，通过大众媒体，是不是知道本市本地的社会福利金是如何使用的，一条道路的修建是如何决定的，自己孩子上学的学校为什么经费不足，乃至最为具体的，比如昨天当地有没有发生爆炸事件、为什么发生这起爆炸事件，诸如此类？我想，应该不会有人说中国民众也不关心这类事情了吧？可是，中国媒体给了他们充分的（甚至是不充分的）信息来了解这类事情了吗？
何清涟的书，正是从这样的问题入手，来解剖中国媒体的。她主要是从外国人不能通过中国媒体了解中国的角度入手；但是，她也没有忘记中国民众同样无法通过中国媒体了解中国（和世界）。只不过，西方人似乎更天真，生活在自由（当然也不是完美的）媒体制度下，他们已经习惯了通过媒体了解事件；而中国人可能有些习以为常，也许假定媒体的存在就是只谈论媒体自己在谈论的那些东西，而与自己的生活无关。事实上，如果中国人比外国人更加了解中国，那并不是中国媒体的作用，而是生活本身的作用。说到底，由于中国媒体几乎完全不能行使让民众充分了解公共事件的社会功能，中国人通过诸如生活经验和小道消息等等而形成的对于中国本身的了解，往往朦胧模糊，既不具备充分经验的支持，更缺少深刻理性的切入。更可笑而可悲的是，对于许多具体事件，比如朝鲜战争、林彪外逃、三年饥荒、“文革”时期人吃人，国人的了解程度，其实还不如外国。即使对于今天正在发生的种种事件，比如汕头的抗议、河南的艾滋病、上海市委的人事地震、华东干旱而粮油涨价等等，那些没有信息渠道接触境外媒体的国内民众，也了解得相当少。说的难听一点，一个仅仅通过中国媒体了解中国和世界情况的人，差不多就是一个瞎子和聋子。
因此，并不奇怪的是，在中国没有“中国研究”这门学问。没有信息，何来研究？还不要说其他方面的限制。即使是这个国家的政策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进入了所谓“盛世”，它也依然害怕自己的国民研究自己的国家。当然，外国人对于中国的研究，这个政府也很忌讳。否则，不能解释，中国每年出版几十万上百万种书目，翻译出版国外作品不甘人后，但却从来没有翻译出版哪怕一本，比如说，美国大学使用的中国政治教科书。当然，对于这类研究，中国政府有其鞭长莫及之处；但这并不表示中国政府不在设法影响它们。中国媒体对于中国片面、不充分、扭曲和虚假的报道，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影响手段。而一旦这类研究受到影响，符合了中国政府的口味，中国政府就反过来可以借助外国的研究进一步愚弄中国民众：你看，洋人在说如此如此了。在中国国立持续增强、中外交流持续拓展的背景下，这一趋势越来越明显。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何清涟特别强调外国人通过中国媒体不能了解中国了。
三、媒体是谁的玩偶？在“喉舌论”的背后
为什么中国媒体是这样一种状态？究其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于媒体的垄断和控制。这是何清涟此书的中心主题。而揭露这种控制的机制、手段和方法，就是本书的中心内容。公平地说，媒体控制是中国共产党的强项；中国共产党和它所垄断的国家机器在这个方面既有深厚的历史经验积累，更有锲而不舍、臻于完善的毅力，也有穷思妙想、花样翻新的创造力。把这一切埋没在暗室之中，不免让外界小看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执政能力”。现在，何清涟搜集、发掘、整理和揭露了这些东 西，全书内容丰富、翔实 、生动、深刻。可惜，中国共产党好象没有申请控制媒体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打算，否则，它们要感谢何清涟为它们准备了最好的申报材料。
我们知道，共产党是强调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党。因此，在这一整套制度和手法背后，中国共产党还有一整套的理论，来支持这套媒体控制制度。为了有助提纲挈领地理解何清涟书中的丰富内容，我们在这里不妨简单地讨论一下这些所谓的理论，看看它们意味着什么。
首先是所谓的“喉舌论”。这是中共关于大众媒体的基本理论；“喉舌”就是中共对大众媒体的基本定位。谁的喉舌呢？当然是党的喉舌。这种说法，把共产党比作一个人体那样的有机体，而中央领导层是大脑，所谓的大众媒体就是用来表达大脑思维并沟通的嘴巴和舌头。既然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党，那也就只能有一副喉舌──这是问题的关键。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宪法所宣称的言论和出版自由，仅仅意味着一个党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别人都没有嘴巴，要言论自由有什么用处？在《雾锁中国》中，特别是第二章中，我们看到，何清涟从制度上剖析了“喉舌”与党和政府“主体”之间的关系，把中共的“喉舌论”形象地呈现了出来。必须补充的是，“喉舌论”对今天正在“与时俱进”的中共来说，并不是已经过时的东西，而是必须发扬光大的传家宝。中共十六大前后，中共负责宣传的高级官员拍马屁，总结出了所谓“江泽民新闻思想”，其诸多要点中的第一点，还是“喉舌论”。[6]
“喉舌论”不仅形象扼要地表达了中国媒体是中共的传声话筒这一研究中国媒体所必须了解的第一现实，而且直接蕴含了“媒体不能客观报道事实”的基本原则。“喉舌”不是具有认识功能的器官，而仅仅是具有表达功能的器官。换句话说，中共并不要求媒体能够实现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使民众充分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样的功能，而仅仅要求它们能够传达自己的看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共把“宣传”看得极为重要，而大众媒体不过是“宣传工具”。既然要宣传我的看法，当然就要接受我的控制──扭曲客观事物与严格控制媒体，这样两个方面在这里就合二为一了。事实上，被控制的媒体必定扭曲事实，扭曲事实的媒体报道背后必定有其政治控制者的独特意图──它们在“喉舌论”中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当然，中共的媒体控制理论并不都是老一套，而是也有其“与时俱进”的方面。“导向论”就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发明。不过，中共最初的党刊，就叫《导向》。不过，明白提出“导向论”，却是迟在中共总结1989年天安门镇压经验的时候了。所以，“导向论”更被认为是江泽民以来中共领导层的一大新闻思想。[7] 话又说回来，这作为一“论”固有其新的一面，但所包含的内容其实并不新鲜。延安时代，中共的所谓理权威、其实也是新闻研究权威的胡乔木就提出过“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的说法，听起来比“导向论”客气一些，也没有那么急功近利，但那种思想内核即必需要“教导”和“引导”人民，明显地一脉相承。换句话说，在中共这里，媒体从来都不是人们了解客观世界的渠道，而是接受某种主价值的训练，至多是通过讲解客观而灌输价值的课堂。你要了解什么是真相吗？对不起，共产党告诉你，世界上没有纯粹的“真相”，或者说只有党知道真相。你亲眼看到的东西，比如说，你亲身了解的周围中共官员的腐败，对中共媒体来说，并不意味着“真相”。党会告诉你，这只是部分的现实，而更大的现实是：你没有见到的官员都不腐败，即使有腐败那也只是暂时的、支流的、现象的，而党的本质、主流、长远发展，都是会克服腐败的。而且，党正在与腐败作斗争；所以，党的官员腐败越严重，说明党越伟大，因为它正在与这么严重的腐败英勇地斗争着。
很明显，所谓舆论“导向”，就是歪曲事实──这在何清涟的书中有精辟的描写与分析。进一步说，谁来“导向”呢？如果媒体是人民的教科书，那谁是人民的教师呢？答案毫不含糊：中国共产党。所谓“制造舆论”、“引导舆论”，这些伟大的任务，如果没有党对媒体的牢固、严密、精准的控制，怎么能够实现呢。这样，说到底，“导向论”也与“喉舌论”一模一样，无非是论证两点：第一，媒体要按照党的意愿和需要来剪裁它们呈现在民众面前的世界；第二，党要在组织上、思想上、财政上、运作上，在方方面面，严密控制媒体。
这就是中过共产党的媒体理论；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媒体实践。我们看到，这些理论其不打自招地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大众媒体的严密控制，并要求媒体歪曲一切需要歪曲的事实和真相──也许我们也该造个新词，不要说什麽“歪曲”吧，就说是“正曲”吧──党总是正确的，而事实真相常常不能符合这些正确标准，于是党要求媒体（严密的控制当然是为了实现这一要求）把这些事实扭曲到“正确”的样子。换句话说，媒体是党的玩偶，而真相是党的媒体的玩偶。这就是中国媒体“应该”实现的价值标准。可笑某些中共官员，还是主管党的宣传工作和媒体事业的官员，居然在那里按照西方的价值准则宣称“中国的媒体是最自由的”。中共媒体理论里有“新闻自由至高无上”这种说法吗？如果没有，这些中共官员不是在明目张胆地与党的理论和政策唱反调吗？他们是想削弱党对媒体事业的领导吗？我看，中央组织部可以撤销他们的职务了，甚至开除他们的党籍。对不对？不会的，中央组织部不会这么干。为什么？是因为中央组织部变得开明或者软弱了？还是这些所谓党内的“自由派”太猖狂，已经“和平演变”了这个党？显然都不是。原因更多地还在于，就如何塑造一个“超现实”的“现实世界”而言，中共已经“与时俱进”，发现、发展和发明了一系列蒙骗世界的新手法；而恬不知耻地宣称“中国媒体最自由”，就是这一系列新手法的一种。
四、市场化改变了中国媒体吗？事情的两个方面
的确，经过将近20多年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的媒体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著市场化的深入，中国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都在结构和运作上出现了新的特点。那么，中共对于大众媒体的控制，是不是因此削弱或放松了呢？中国媒体对于中国和世界的报道，是不是进步和真实了呢？──回答这个问题，是何清涟在书中最下功夫之所在。事实上，《雾锁中国》基本上是对当今状态的中国的媒体控制的揭露；不多篇幅的对于历史演变的研究（主要在第一章第一节），仅仅旨在增加读者对于背景的了解。这样一种研究重点，这本书的强烈现实针对性，以及其动态的研究方法，使得本书分量大增：这不是一项历史探索（固然，历史探索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也许是厌烦了自己那过于悠久的历史，中国人对于历史，除了拿来娱乐、发财和学习阴谋诡计之外，往往是倾向于不大在乎的），而是一项直接关乎每个其生活与中国有关系的人的当下生存状态的研究。
我们说过，本书另外一个特色，是它针对国际受众的论说重点。的确，在一般的西方概念中，市场即等于自由；中国既然已经经历了20多年的市场化变革，那种认为中国因此已经大大自由了的假设计相当普遍。在这种假设下，中国的大众媒体当然也被认为比改革之前大大自由了；自由的媒体所报道的信息当然也就具有更大的可信性了。殊不知，这是当今世界对于中国现实的最大误解。何清涟集中针对这种误读而下笔厘清真相，是极具眼光的。
那么，市场化究竟有没有改变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控制媒体的作为呢？我们看到，何清涟的研究结果，和英语世界有关中国媒体研究的基本结论是一致的（本人感到鼓舞的是，这也与本人的研究结果一致，虽然本人的研究其规模比何清涟的研究小得多，研究的重点也颇有不同。[8]这一研究结果，大体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中国媒体从业者在不断争取新闻自由，力求哪怕部分地摆脱政治控制，具有市场化因素的社会经济也为他们的这种抗争提供了新的资源和空间；另一个方面则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控制媒体的努力也在持续强化、细化、集中化和精致化，它也同样（如果不是在更大程度上和更加便利地）在利用市场化所提供的新资源、新机会和新途径，来更新与加强对于媒体的政治控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媒体发展的这样两个方面，并非半斤八两；就制度层面而言，后一个方面占据主导地位，既制约着前一个方面的发生发展，也决定中国媒体的整体生存状态和职业表现。在这一点上，何清涟和本人一样，也许是少数派；而更多的研究中国媒体的学者，似乎倾向于把研究重点放到第一个方面，致力于发掘能够改变中国媒体被控制的那些因素。这样两种研究思路并不矛盾，而是相互补充；但是，如果因为较多关注抗争而因此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媒体世界今天更多地是为了争取自由、独立、专业的媒体报道的抗争所支配，党国机器的媒体控制已经边缘化、已经相对有限，甚至已经或正在趋于失效，那就未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反过来，我们看到，就象何清涟在书中所展现的那样，她对于中国新闻工作者的反抗和斗争，没有丝毫的忽视（而且，她本人不久之前还站在这一斗争行列的最前沿），给予了很多篇幅加以论述，但她总是在给定的制度环境下分析这些抗争，总是深深体会中国新闻工作者的艰难处境（如果不是党国控制媒体的基本制度环境占据主导，这种处境也就不会那么艰难），总是着眼于抗争与控制的互动。因而，在我看来，她也就总是能够牢牢地把握那些理解中国媒体状态的基本线索。正是因为这一特色，这本书在有关中国媒体研究乃至整个中国研究的领域，占据了一个学术和思想的制高点。
五、结论
综上所述，作为一个杰出的经济学家和中国的资深新闻工作者，更秉持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和批判思维，何清涟转战媒体研究，推出重头著作《雾锁中国》，通过丰富翔实的资料和深刻犀利的解剖，对中国媒体的真相实现了三种还原：还原充斥着谎言的报道背后的中国现实真相，还原自称“自由”的媒体背后其被党国机器严密控制的真相，还原市场化中的媒体依然作为党国喉舌的真相。通过这些真相还原，何清涟从多方面对中国媒体研究乃至整个中国研究做出了独特的贡献：首先，这部著作深入、细致并令人信服地发掘并描述了中国共产党及政府控制媒体的制度及其运作，填补了中国媒体研究和当代中国研究的一个学术空白，为世人了解中国政治、中国媒体乃至中国的社会、经济等方方面面，打开了一扇面向暗室神秘操作的明亮的窗口；其次，这部著作系统地厘清了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之后中国媒体所处的制度环境，沿着媒体与党国之间的关系这一主轴勾勒出一幅真实、动态并充满细节的宏观图画，从而为理解中国媒体多年来发展与腐烂、变化与僵化、斗争与镇压、开放与控制等诸种现象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第三，对于学术界的中国研究如何深入探讨中国真相，乃至对于一般舆论和大众如何了解中国，这部书具有正本清源、振聋发聩的功能，甚至有从根本上颠覆那种筑基于中国媒体报道和中国官方宣传而形成的种种对于中国的似是而非的判断的冲击作用。这三个贡献，都具有重大的学术、思想和政治意义。为此，值得向何清涟祝贺这部书的完成和出版。
无疑，没有一部书，无论它多么丰富和深刻，可以穷尽一个领域。中国媒体研究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学术领域，如何了解中国更是一个涵义深邃、具多方面动态发展并对人们的认知和思考能力深有挑战性的问题。何清涟此书显示了一个深具学术潜力和足以激发思考动能的研究方向，更多的后续工作可以按照这个方向延展和深化下去。比如说，何书中引用了多种媒体控制的案例，其中多个案例可以成为不同的专门研究的课题，从而以小观大地深化、细化人们对于中国媒体制度如何运作的了解。再比如说，何书对于中共党国推出的所谓新闻改革颇有关注，并给予揭露性的分析；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这样的所谓改革措施还在不断有新的花样或新的包装，因此党国及其宣传机器也在不断更新或重复那些“中国媒体不断进步”、“更加自由”等等的宣称。[9]追踪这样的动态发展，研究其动能与过程，并透视其对于媒体发展的复杂涵义，探问为什么权利垄断的党国具有这种不断精致化的能力，也可以形成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又比如说，何著特别关心外国记者在中国的工作境遇，着重揭露党国巧妙控制外国媒体工作者的手法。随着中国深入卷入全球化，国际联系日益深化和复杂；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中国党国向国外媒体（首先是华文媒体，但也不止于华文媒体）渗透和延展能力也不断增强，具有新的范围、力度和运作特点的中共党国媒体控制机制正在出现。这诸种机制的仅仅一个侧面，都可以成为深度学术研究的一块处女地。还比如说，电子网络新技术仍在不断发展更新，其在中国的普及也持续扩大，由此带来的无国界传播是个新的领域。何著对此有专门的两个章节加以描述，但是，很明显，这片天地无比广阔，完全容得下几百本专著。总而言之，何著成绩斐然，并不意味着它所涉足的课题就因此成为一块开发殆尽的熟土；相反，这本书可以开启更多的研究方向、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一本具有创造性的著作，往往如此。
【注释】
[1] Hannah Arendt, TimesItalic{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San Diego: HBJ, 1948/1973); Carl J. Friedrich and Zbigniew K. Brzezinski, TimesItalic{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2] 例如，Peter Kenez, TimesItalic{The Birth of the Propaganda State: Soviet Methods of Mass Mobilization, 1917-192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3] 例见：Alan P. L. Liu, TimesItalic{Communication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Frederick T.C. Yu, TimesItalic{Mass Persuasion in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 Praeger, 1964).}
[4] 有关苏联案例的研究较多，不赘。关于中国相关情况，参见：Danian Hu, TimesItalic{China and Albert Einstein in China: The Reception of the Physicist and His Theory in China, 1917-1979}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李佩珊、孟庆哲、黄青禾、黄舜娥著，《百家争鸣：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1956年8月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纪实》（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5] 左齐{比如说，华人学者李金诠在这个领域有持续的努力和丰硕的成果。参见Chin-Chuan Lee ed., TimesItalic{Voices of China: The Interplay of Politics and Journalism}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90); Chin-Chuan Lee ed., TimesItalic{China's Media, Media's Chin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4); Chin-Chuan Lee ed., TimesItalic{Power, Money, and Media: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Bureaucratic Control in Cultural China}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0)。当然，这个领域还有更多的学者和著作。例如：James Lully, TimesItalic{China Turned On: Television, Reform, and Resistance} (London: Routledge, 1991); Daniel C. Lynch, TimesItalic{After the Propaganda State: Media, Politics, and 'Thought Work ' in Reform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Yuezhi Zhao, TimesItalic{Media, Market and Democracy: Between the Party Line and the Bottom Lin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8)。相关论文不胜枚举，从略。}
[6] 徐光春，“江泽民新闻思想的核心内容”，《新闻战线》，2004年2月号。
[7] 出处同上。
[8] Guoguang Wu, "The Birth of Sophisticated Propaganda: Domestic Politics and Mass Media in Post-Reform China," in David Finkelstein and Kristen Gunness eds., TimesItalic{The Chinese Media System: Continuity, Chaos, and Change} (Armonk, NY: M.E. Sharpe, forthcoming).
[9] 就在本文写作之际，中国政府发布了有关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及此前这一阶段对于外国记者管理的新规定，这被一些海外华文媒体欢呼为中国“新闻改革”“划时代的信号”。参见：邱立本，“摘取新闻改革的金牌”；王健民，“温家宝总理揭奥运东风吹开新闻窄门”；吕宁思，“新闻绿灯亮起，是真是假”，均载《亚洲周刊》，2006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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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
张锦华：万山不许一溪奔－－介绍一本好书
【大纪元6月22日讯】最近台湾媒体竞相爆料，但由于多数查证不足，甚至直接跟随政治人物的口水战起舞，引起许多争议。正面的来看，部份有真实依据的报导，确实发挥了新闻自由、监督政府的功能；但负面的看，许多缺乏证据的补风捉影，就变成不负责任，自由过了头，甚至可能吃上诽谤官司，同时也沦为一个错误的民主示范。
我在上一篇评论稿中，曾经介绍过韩国公共电视台，接获密告黄禹钖假造科学研究后，进行了严谨的调查访问，结果揭发了震撼整个南韩和全世界的科学界的弊案。并藉此指出媒体报导真实的责任和功能，也期勉台湾的媒体界应该更严肃的对待揭弊的报导。
不过，对照台湾媒体不遗余力的揭发政府的贪污腐败，也许有人发现，大陆的贪渎问题是世界有名的，但是，大陆两千一百家报纸、一千三百家广播电视台，却似乎很少报导。为什么大陆的媒体也会报导黑心商品、报导超女、报导各种光怪陆离的社会百态，却完全不会报导这些可能触及高层官员贪腐的案例呢？这是怎么回事？
最近黎明书局出版了一本《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大揭密》，正是解开这个詸团的精彩大作。作者是知名的才女，大陆经济学者，也是媒体工作者何清涟。
她之前的成名作《现代化的陷阱》被认为是剖析中国转型问题最尖锐、最深刻的著作之一，不仅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而且国际各大媒体《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纷纷以巨幅进行报导，甚至登上国际最王牌的书评杂志《纽约书评》封面。
《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大揭密》这本书必将成为分析大陆媒体控制的最重要的著作！事实上，何清涟长期在中共的媒体工作， 她对中共控制媒体的手法，她自己以及其他优秀的媒体同业不断身陷镣铐、有志难伸的遭遇，以及媒体管制和整个中共制度间的紧密纠缠的关系，不但有第一手的体会和资料，也有着切肤之痛的义愤填膺。
因此，本书详细的提供了中共控制媒体的各种法律、规定、禁载命令；针对所谓的社会敏感问题、政治体制问题，书中详细说明了中共如何高度而严密的控制国内媒体、网路媒体、外国记者（包括台湾记者）。同时，她也试图揭开外商带来媒体自由化的迷思、跨国公司和网路公司如何向中国屈服的事实，中国媒体如何执行政府的仇美反帝和鼓吹民族主义，如何编造中国GDP高速增长的神话，她更搜集了近年来大量而完整的中共迫害媒体和记者的记录和分析。这不但是研究中共体制和传播控制的最新和最完整的资料，也是一本掷地有声的人权记录和抗议。
这使我想起宋朝诗人杨万里的“桂源铺”： “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水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万山即使能够一时的限缩溪水，但相信追求自由、真实、与良善人性的努力，终将一呼百应，堂堂汇成人类社会的主流！(注：本文部份撷取《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大揭密》一书导言)
姜维平：何清涟拨开了云雾
【大纪元10月3日讯】我在今年7月11日，收到了著名学者何清涟从美国邮寄给我的新作《雾锁中国》，我一口气读了两遍，每当略感疲倦之时，便在寓所的7楼阳台上远眺怀想，透过不远处的绿树花丛，出现在眼前的不是雾气与屋脊，而是10多年前深圳的灯红酒绿之夜，而在岭南派画家关山月纪念馆旁边的紫竹苑宾馆里，一个少有的僻静茶舍，我与何清涟相识。
慕名求见，刘达文协助
1999年5月下旬，香港文汇报在深圳举办一年一度的内地办站主任会议，地点是深圳竹苑宾馆，此前我先在5月19日与黑龙江省旅游局长薄喜茹一同参加了昆明的世博会，尔后我又去香港拜访了新亚洲出版社的老板范止安老先生，所以由于日程安排太满而颇为倦怠，但我仍然想认识何清涟，就向报道过她的香港《前哨》杂志社长刘达文先生求助。
刘介绍何小姐的情况时说，她很有才学，首先是位学者，然后才是一位敢言的记者。我更加急于去访问她，这应与刘达文这番话有关。带上刘先生给我的一个何小姐的手机号码，我在深圳开会的间隙，与其终于见面了。那时，我还不知道国安特工无所不在的大网，已把我往来港深的每个行踪，均紧紧地罩在其中，当然也不会漏掉两个记者的会面对谈。
后来2000年12月4日被捕后，特务们审问我时，就首先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在香港你约见了什么人？刘达文与你讲了什么？给你介绍了哪些人？在深圳你于宾馆门前的公用电话亭，给什么人打了电话？为什么不在房间打？我告诉他们，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报社规定私人电话，不能由房间账单报销……那么你又见到了哪些人？为什么要见这些人？……当然这些都是多余的追问。实际上共产党不缺钱，养得起大量耳目，早对这些了如指掌。用国安局特务王福全的话讲，不论是在香港，还是在深圳，你见到的人都是反动分子！没有几个好人！我们问你，不过是核实一下。
何小姐不希望中国落入陷阱
深圳的初夏之夜已是炎热无比，但与何小姐饮茶聊天却别有一种心情凉爽的感觉。此前我对社会官场的腐败与世风日下充满忧虑与激愤之情，但不知道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也不知道这种书生的困惑如何解脱，但在读过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之后才豁然开朗，如沐春风，我首先告诉她我的这种心路历程，何小姐说，与中国的所有的知识份子一样，她著书立说，只有一个善良的目的：不希望中国迷失方向，落入陷阱。其情真意切，令人动容，但日后其人的命运跌宕起伏足以证明，执政的共产党并不领会她这番好意。
2006年我出狱后，在朋友处找回一本1999年的日记，虽经两次抄家，此文字仅存，乃是万幸。由于当时我计划写一篇人物专访，所以5月24月的会面，我做了比较详细的记录。何小姐对我说，之所以她的《现代化的陷阱》一书能在大陆，台湾及海外两地出版，拥有大量的读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国安局并没有找麻烦，那是因为她只仅仅是写作，没有参加任何组织，也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这一点可能与其他异议人士有所区别吧。
她还介绍说，海外版比国内版多出8万字，是国内出版杜不得不删掉的部份，也是书中的精华，所以尤为重要。谈到香港版，她说其实香港版先于国内版出版，1997年9月出版。有国安局特工告诉她，这本书出版后，他本人奉命去香港买了12本，说是香港出了一本内容极其反动的书，叫做《中国的陷阱》，政治局委员需要看。
当时，何正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连她住在雅礼宾馆多少号、儿子多大全都摸得清清楚楚。之所以没有动手，说是春节前政治局委员们讨论了一次，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是说这本书内容极其反动，应该将作者马上抓起来予以严办；第二种意见是这本书谈的基本上是事实，没有捏造；第三种意见说作者是爱国的，写的这本书充分反映了改革的艰难性与曲折性，建议让全党干部看看这本书。因为意见不统一，第二种实际上也是消极肯定，并不主张打压，所以暂时搁置。但春节后亦即1998年2月这本书以《现代化的陷阱》为名在中国出版，短时间内铺天盖地，也就没有必要再讨论了。所以她在中国还有生存空间。
何女士不避讳她的研究课题触及了社会高度敏感问题，她说她注重研究中国当代社会结构性的变化，我开玩笑地说，朱总理办公室急需你这样的幕僚，她说中国领导人面对诸多社会矛盾，是习惯用冶水封堵的办法，而不是疏导引领的办法，所以他们不可能接受她书中提出的观点，我附合她的真知灼见，我说他们的确不如几千年前的中国古代酋长大禹。
这次访谈的选题显然对香港文汇报来讲，过于敏感，所以次日我借开会之机，寻问从香港赴深参加会议的一位报社副老总，此人物专访可否发表，他一口回绝了。我知道他的难处，他不过是领取高薪，在为共产党的喉舌打工而已。不过，我通过谈话增长了许多见识，的确受益非浅。不能替其鼓吹，我决定通过另外的方式帮助她。因为她说，国内外盗版印发《中国的陷阱》的书贩子，发了大财，她本人挣的稿酬太少，但她凭薪水还足以维持生存。她喜欢书，买了1万多种各类图书，但住房只有90多平方米，无法存放……怎么帮她呢？我当时没有告诉她，却思虑了许久。
一本签名书，侯处长爱不释手
此后不久，我回到了大连，尔后又去了鞍山，我又约见了千山风景区管委会副主任侯政，这是一个副处级干部，个子矮矮的，戴一幅黑边眼镜，其貌不扬，但目光如炬。虽然多年在中共体制内任职，但思想特别开阔，他的许多观点与何小姐不谋而合，由于已读过国内版本的《现代化的陷阱》一书，所以侯处长十分崇拜何清涟，对她很熟悉，还成了她的“粉丝”。
在鞍山国贸大厦一楼餐厅，侯处长与我一同饮茶开怀畅谈，很快我把话题转到了何小姐与她的著作，他说中国再这样走下去，像邓小平讲的那样摸着石头过河，越来越会贫富悬殊，两极对立，社会经济繁荣背后滋生的不稳定因素，会越来越大。“摸派”不会长久啊！他又说，何清涟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家，她对中国社会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又敢于直言，我很佩服！于是我接上话茬，趋热打铁，告诉他我在深圳刚见过她，并得到一本由其亲笔签名的《中国的陷阱》，我取出来送给他，我说，虽然何小姐在扉页签了我的名字，但这本书是未删节的足本，你若不介意，就借花献佛了。他双手接过，如获至宝，爱不释手。
别看千山风景区管委会，所辖不过是一块闻名遐迩的风景区，但近年来，随着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此处香火很盛，生意兴隆，已成为每年盈利上千万元的国营大企，除了一把手张某之外，做为他的副手的侯处长，就算手眼通天了。而侯处长，以前在鞍钢党委办公室工作，当过中共中央侯补委员，鞍钢党委书记刘芥的秘书，故在鞍山广有人脉关系与组织能力，所以我对他提出了帮助何小姐的请求：搞一个有关《中国的陷阱》的学术讲座，把何清涟专门请到鞍山，就在千山风景区里的大酒店开讲，对她除了包吃包住，承担往返机票，再付一笔讲课费，我讲了何小姐的生活条件，请侯处长多付点相关费用，帮帮她的忙，侯政处长一口答应：这你就放心吧！我还对他讲，帮助何小姐这样的中国知识份子，就会使她有条件写出更多的对中国进步有利的书籍，所以说到底也是为了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他当然赞同我的观点。他还说，场地、人员等细节另议。
正当我关注别人的生存状况，还在忧国忧民之时，一只国安的魔掌正在向我逼近，我竟全然不知。后来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特务郑义强嘲讽地对我说，你在鞍山搞的一切，讲的每一句话，都在庞大的国家机器运作监视之中。你上窜下跳四处串连，唯恐天下不乱。你帮这个帮那个，唯独忘了你自已姓什么！现在成了阶下囚，谁帮你？这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的确，我与侯处长的想法并没有实现，因为尽管何清涟的观点十分温和，愿望很善意，观点很理性，但同样不被中共所容。她原在深圳法制报任记者，但在与我会面后不久调离了工作。
为什么何清涟不能到鞍山讲课
后来，我给何清涟挂了电话，讲明了邀请她来鞍山讲课的事情，还简单谈及千山风景区管委会的侯处长，我原以为何小姐会求之不得，不料她因故回绝了。
她介绍说，2000年7月，她应邀到北京西山参加国家体改研究会主办的“2000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研讨会”，7月15日散会，那天下午，原定在北大演讲，由哲学系一位老师组织一些假期留校学生召开讲座，她携子打算先去看一位熟人，再去北大，不料在北大西门过马路时，行至路中，原来停在马路边的一辆黑色轿车突然发动，将她与7岁多的儿子撞倒。她们的腿均严重骨折，她此时正在家中休息。因为当时她的处境异常艰难，那车祸也来得蹊跷，故此婉拒了一切外界的邀请。我很失望，又不好再深谈，就忙给侯处长打了电话，暂时搁置了援助计划。处长说，没关系，大连离北京很近，乘飞机才45分钟，侯处长答应等过一段时间，找个周末去北京拜访她。
但人事难测，很快我进了大牢，在被囚禁的日子里，我会情不自禁地忆起许多人许多事，当然何小姐是其中的一人。为什么她在出版了力作之后，一举成名了，却被身份不明的人用车撞伤，虽生命暂时并无大碍，但整天处于危险之中。这个突发事件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阴谋呢？由于我们不过是一面之缘，她不便向我更多地诉说？……再后来我有了短波收音机，我终于知道了她的近况。
由于她知名度太高，太忧国忧民，太明察秋毫，太文笔犀利，所以共产党明白了：她在深圳法制报当无冕之王，虽然有些报道可以封杀，不让见报，但没有办法捂住她的眼，堵住记者的耳朵，因此对她的恐吓与骚扰愈来越严重，她不得不于2001年6月愤然离开了中国……
实际上，在我看来，何清涟书中的素材几乎全部来自中国已公开出版的相关报导，并无“国家秘密”，她主要是从这些材料入手，深刻分析了中国社会结构性的变化而已，比如文中讲到大连黄色卖淫业的兴盛时，举出的“三女神事件”，并非是其第一手资料，而是摘自中国青年报的一篇稿件。
巧得有趣，那家在薄熙来当政时公开经菅的妓院，正建在大连沙河口区太原街一片民宅中，与我妻妹家仅有一步之距，也就是说，在我亲友位于7楼的寓所乌瞰“三女神桑那浴”，其红男绿女，丑态百出，车来人往，尽现眼底。记得何清涟曾请我把一些相关材料传真给她，但我因太忙，还未及着手落实，就进了看守所，我再想把我看到的一切告诉她，已为时太晚。于是我在狱中叹息，为此深感遣憾……不经意间，时光荏苒，又悄然流逝了整整10年。
原来何女士不过是何清涟
今年2月，我读到大纪元时报刊载的一篇何清涟的文章，念及往事，就发了电邮向报社询问，但编辑说文是转载，一时难知其人联系方式。此后我也淡然忘却。
不料5月25日，大纪元时报社的顾女士给我一个电邮，说她在美国的一个朋友转告她，有一个姓何的女士很关心我，听说我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她愿意帮帮我，请我主动给她去信联系，我踌躇了再三，我有点难为情，但想了半天，还是不愿失去一次机会，我想她或许是一位事业有成的“曼哈顿女人”吧，若是一个大老板，我可以在其公司谋份工作……于是我接到了何女士的回信，禁不住大笑起来，她竟是10多年前见过面的何小姐，不，我们都变得老了，准确地讲，是何女士了！
何清涟给我写了较长的两封邮件，不仅讲到当年的深圳聚谈，而且还述及彼此命运大同小异的磨难，这多少带点戏剧色彩的变故，折射出中国这个民主转型时代里，进步知识份子的悲哀与无奈。一方面我们的国家执政当局把我们的善意批评，诬为犯罪，进而拒我们于国门之外，另一方面功利性颇强的所谓西方社会，虽有民主自由的空气，但并非我们想像中的轻松求生的乐园，一切都要从零起步重新开始……
何女士在电邮里告诉我，她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都一直在密切关注我的命运，她说她写过有关为我申辩呼吁的文字，我告诉她我读过一些，但可能并不全面。她说，不久前有个机会，她想推荐我做美国某个网络媒体的编辑，记者，但因我定居在加拿大的多伦多而未果，我对此深表谢意。我油然想起了狱中经历的许多死去活来的故事，并重新品味其中蕴含的深刻哲理。
妈妈的遗言 多帮助别人就能逢凶化吉
在长达5年的监禁中，我曾有过多次疾病缠身的生命危险，虽然当时环境恶劣缺医少药，凶多吉少，甚至几曾奄奄一息，但最终总能逃过一劫。比如2001年在大连开发区看守所，有一次患上重感冒，十二天高烧不退，无药救治，只有等死，恰巧此时被以偷税罪羁押的韩晓光之妻李某，通过私下关系，托人送给他一包专治高热感冒的藏药，我服用后立即病就好了……所以，每当一个人孤独地面壁忆想的时刻，耳边就会飘来妈妈生前讲过的话：过去你曾帮助过谁而没有私心？如果有，如果很多的话，在生死攸关的节骨眼上，不论你多么艰难危险，都会有人站出来神一样助你！……我想起过去帮助过的不少的人，也想起了何清涟与侯处长……由于她的脚疾，我未能帮助她，但我毕竟有一份善意与爱心，如今命运刚好给了我一个同样的报应，只差那么一点点，我就可能在美国找到一份我喜欢的工作……不过我不抱怨任何人，我只能说我当年的德性修炼得不够。
不过我毕竟熬过了艰难的岁月，无数个我曾帮助过的人，反过来亦救了我。不然我就未必能健康地活着出来，并与妻小在异国它乡团聚。
现在，我展开何女士的力作《雾锁中国》一书，在第7章“记者成了高风险职业”一节，她列举了中国记者遭到迫害的一些典型案例，其中有西安的冯剑侠，山西的高勤荣等，当然也谈到了我。我认为，这是目前我所见到的，对我的案件进行最准确清晰的一段表述文字。比如，以往很多报道谈到我的文字狱，都说中国政府追诉我的罪名是“泄露国家机密”，实际上是以诈传诈，何清涟的表述不是这样，她说判我的罪名是“向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即刑法第111条，不是第303条，后者按规定只能判我3年以下。这说明何女士不仅知道法律条文，而且态度认真，绝不人云亦云。但就我个人视之，我把这些公正的评价，看成是命运对我以往善以待人乐于助人品行的一种回报。如果何女士245页至247页的篇幅过于筒短的话，那是我原本在这方面做得不够所致。
何清涟拨开中共操控媒体的迷雾
以往，海外出版或发表的有关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的文章，书籍的确很多，但就我目前读到的著作来看，何女士撰写的《雾锁中国》一书是最好的。何女士绝非沽名钓誉之辈，她扎扎实实地做学问，认认真真地做人，不仅拥有少见的社会关怀与道德勇气，而且自甘寂寞，远离浮噪，在海外异议人士中以学术文章，独树一帜，嬴得了广大读者交人称赞，令我敬佩。我常对太太讲，何清涟是我的老师，从10年前她给我的第一印象，到2009年7月11日，我读到她在赠书扉页上写给我的一段文字：“这里记载了你苦难的遭遇。愿我们的努力让后来的中国人受益”。泪眼迷离中，我思索了许久……
我无法深刻地评价这本书，书中冠首的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张锦华，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系主任冯建三等人的文章，使我自惭形秽，望而却步。我本人在一个以暴力与谎言为两大特怔的党国里生活了半个世纪，对外面真实的世界几近无知，我不敢班门弄斧，我只能告诉读者，以我18年的记者生涯体验做证，《雾锁中国》的主题是鲜明的，观点是犀利的，证据是真实的，文笔是优雅的。尤其是此书最后结语 “中国离民主政治还有多远？”一节，在此作者写道，90多年前的袁克定，为了让其父袁世凯复辟帝制，自已继承皇太子的权力，决意不让他的父亲听到任何真实的反对的声音，为此假冒《顺天时报》的名义，专门为其父编印了一份刊载拥护帝制文章的假《顺天时报》，结果袁世凯只当了103天皇帝，就倒台了。由此比观僵化的中共，其封锁网络，抓捕记者，千报一腔，弄虚作假，与袁家父子何其相似乃尔！如果说，中共千方百计地操控媒体的策略如同迷雾一般，遮住了一个真实的中国，使国际社会不得不雾里看花，不得要领，那么何女士的这本书，的确拨开了云雾。
2009年8月13日多伦多
《前哨》杂志首发
多重的真相还原──何清涟著《雾锁中国》与中国媒体研究
一、“超真实”的“真实世界”：大众媒体与中国研究
大众媒体的功能，一般认为是报道事实，使大众了解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可是，世界上却有一种媒体，是以隐瞒事实为目的，旨在使大众不能真正了解世界上在发生什么。或者，准确地说，它们是按照自己的需要，重新安排已经发生的事实，并报道这些事实，再塑一个“超真实”的“真实世界”。这个“超真实”的“真实世界”，在细节上可以是十分逼真的，但在根本上却是被剪裁因而是被扭曲的。生活在这样一种信息世界的人们，认为自己了解一切，但事实上却在被蒙骗、被愚弄、被塑造--这可以说是生活在信息发达的当代世界的人类所能经历的最大讽刺剧和悲剧之一。
人们不免要问：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出于什么样的需要，具有如此之大的本领，可以在媒体上“重新安排”世界呢？进一步，也许更重要的问题是：这样的媒体，又是如何运作的呢？说后一个问题更为重要，是因为这类媒体自身的运作实况，即属于首先要被隐瞒的重大事实之一；不然的话，一切的“重塑”将白费心机。在现实世界，每一家媒体都可能有意或无意地陷入这个信息的怪圈，因为从事媒体事业的人们不可能完全没有他们的主观判断，更因为人们认知和报道周边事情的能力毕竟有限。但是，只要大众媒体不是处于信息垄断状态，而是处在多家媒体相互竞争的制度环境下，则这种怪圈很容易就被打破。换句话说，自由、多元的媒体，是克服这个怪圈的基本要素。反过来说，从属于垄断、专制的制度环境的一元媒体，则必然趋向所谓的“超真实”媒体。在当今世界，中国共产党控制之下的媒体，正是这类媒体发展到顶峰的经典之作。
当然，中国共产党不是始作俑者。根据政治学的研究，20世纪出现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都具有垄断媒体的制度特点，从而形成了“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政体模式。[1]在制度性垄断的基础上，这类媒体形成了一系列独特运作方式和社会功能。对这种制度、这些方式和功能的研究，特别是它们在斯大林式共产主义下的表现，20世纪中叶之后的学界不乏有力之作。[2] 在这个背景下，对于毛时代中国媒体的研究，也曾经受到学界的关注。[3]当然，这里所说的学界，主要是西方学界；因为在斯大林和毛的统治下，共产主义苏联和中国连自然科学也要服从政治意志[4]，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性”就更成问题，甚至连其存在的必要也一度被怀疑和限制。由于大众媒体和社会政治生活密切相关，更由于共产主义制度下媒体高度从属于政治权力，对于这类媒体的研究，往往还超越了媒体研究本身，而是扩展到政治和历史的广阔领域。更进一步说，由于社会科学研究不可能不高度依赖经由大众媒体报道的社会信息，特别是外界几乎无法直接到当时的共产主义世界（比如说，中国）进行科学意义上的实地和社会调查，则一般的属于社会科学领域的对于共产主义世界的研究，也事实上受制于共产主义世界媒体的信息传达。在后一个意义上，这类媒体不是研究的对象，而是制约研究的环境，甚至往往是在发挥它们自己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功能。可是，恰恰是在这个层次上，媒体研究对于中国研究的意义，尤其不能低估，因为媒体本身已经超越了单纯作为媒体研究的研究对象的范畴，而进入了与更广阔意义上的中国研究之间发生着的不可回避的互动过程。这等于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于中国媒体的研究，成了一般中国研究的前提和必修。
因此，一旦中国稍有开放，对中国媒体的研究便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某种有利条件。20世纪80年代以来，如同中国研究作为一个总体的领域一样，西方对于中国媒体的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到90年代和本世纪初，具有华裔背景甚至具有共产主义中国生活经验并经过西方（主要是英语世界──恕我孤陋寡闻）学术训练的一批学者，在这一领域崭露头角，为之注如了充沛的活力──这也和英语世界整个中国研究领域的基本状态类似。特别是，在中国本土，也开始兴起对于大众媒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经由本土与海外的交流和激荡，中国媒体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就本人有能力阅读的英文和中文世界来看，已经甚为繁荣。[5]
在这样已经颇见万紫千红的研究领域，何清涟新著《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策略大揭密》（台北：黎明文化，2006）依然堪称一枝独秀。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中国媒体研究乃至整个中国研究领域，这本书都具有突破性的进展和冲击性的力量。这种突破和冲击，在我看来，主要植根于本书所做的可以称之为“三重的真相还原”的努力和探索。这“三重真相还原”，第一重，针对中国媒体对于中国情况的报道，力求在对比中国现实和媒体报道之间发掘和还原被中国媒体扭曲的中真相，是媒体研究的文本研究和认识论；第二重，针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于媒体的控制，力求了解和还原这套控制机制如何运作，是媒体研究的操作研究和制度论；第三重，则针对当前市场化改革开放状态下中国媒体的政治本质，力求探索和还原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是如何继续实施乃至强化媒体控制和操作的，是媒体研究的发展论和政治经济学。在这样架构宏观但却层次细微的研究中，此 此书以丰富的资料和深入的分析，把中国从中国媒体所塑造的“超真实”中拉回到真实世界，也把中国媒体从某些媒体研究所塑造的“超真实”还原到现实之中。
无疑，这不是一项容易完成的任务：这是一项挑战。何清涟恰恰具有巨大的优势来接受这项挑战。这些优势，也可以归纳为三重：第一，她是中国新闻界的资深从业人员，在深圳等地报界工作多年，对所谓“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中国媒体运作有切身的深入了解。共产主义革命家列宁有句名言，“堡垒往往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同理，对于某种封闭机制的运作的了解，也往往要从内部才能观察、体验得实在和真切。这并不是说，离开这种从业经历，人们就无法研究中国媒体；而仅仅是说，有这种从业经历，无疑可以成为一种难得的优势，比较容易掌握那些通过一般实地调查（fieldwork）所不容易获得的第一手资料。第二，她又是一位学者，具有经济学家的学术训练，而且是当今中国出类拔萃的政治经济学家。不仅使她娴熟掌握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比如搜集资料、归纳整理、条分缕析、理论概括，而且，更重要的是，政治经济学的训练使她具备研究和思维的有力的方法论──这在本书中有很好的说明。
能够具备上述两条，已经很有“鱼与熊掌兼得”的独特优势了。然而，何清涟的最大优势，还不在这里。她不单是掌握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新闻记者，也不单是具有丰富第一手媒体经历的资深记者；她首先是具有社会关怀、人类良知、独立精神和批判思考的知识分子。这种政治上的独立性，这种关切民众基本权利（当然首先包括“知”的权利）并愿意为争取它们而努力甚至而牺牲自身重大利益的公益精神，这种只相信真相和真理而为此不向任何势力屈服的道义风骨，是何清涟在面对中国媒体研究这一重大课题时的最大优势。因为有这种优势，她才可能选择这样一个困难的课题，也才可能去深入发掘诸种真相，因而才可能向读者呈现那多重的真相还原。在这个意义上，《雾锁中国》已经不单单是一本普通的学术著作了；它已然是道德勇气和科学探险的结晶。
二、谁知道中国的真相？从中国民众到外国专家
从形式到内容，从风格到技术，当代媒体花样百出。但是，衡量媒体品质的标准其实很简单，也可以说很原始，那就是：通过媒体，人们能不能充分了解自己所关心的公共事件？所谓“公共事件”，就不是个人对于歌星或者时尚的爱好──人们当然也关心歌星或时尚，大众媒体当然也有报道这方面内容的功能。但是，这种服务的好坏，难以用来评判大众媒体的品质，原因在于这些方面基本上属于“私人口味”的领域（尽管它们已经通过市场而有其“大众化”的内容），并且一般不直接和严重地影响群体利益。事实上，什么是“公共事件”，是通过媒体报道和受众反应相互作用的过程而动态地确定的。
那么，研究中国媒体的最基本的问题，也就应该是：通过中国媒体，中国受众能不能充分地了解他们所关心的公共事件？比如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经常倡导“讲政治”，中国媒体也被要求“讲政治”，我们从互联网上也可以看到中国网民高涨的政治热情：那么，我们通过中国媒体（包括互联网），是否可以充分了解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呢？没错，通过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的报道，中国民众比别的国家（比如说，美国）的民众可能更多地知道自己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每天都会见了哪些人；但是，他们会见时讲了什么，为什么讲这些东西，讲的这些东西与中国民众的生活有什么联系、会对中国民众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中国民众恐怕就知之甚少甚至完全不知道了。进一步讲，为什么这位领导人成了这个国家的领导人，这个过程和原因中国民众恐怕就了解得更少了。撇开这些高层政治的问题（有人可能会说中国民众其实不关心这些问题），回到底层生活，一个中国居民，通过大众媒体，是不是知道本市本地的社会福利金是如何使用的，一条道路的修建是如何决定的，自己孩子上学的学校为什么经费不足，乃至最为具体的，比如昨天当地有没有发生爆炸事件、为什么发生这起爆炸事件，诸如此类？我想，应该不会有人说中国民众也不关心这类事情了吧？可是，中国媒体给了他们充分的（甚至是不充分的）信息来了解这类事情了吗？
何清涟的书，正是从这样的问题入手，来解剖中国媒体的。她主要是从外国人不能通过中国媒体了解中国的角度入手；但是，她也没有忘记中国民众同样无法通过中国媒体了解中国（和世界）。只不过，西方人似乎更天真，生活在自由（当然也不是完美的）媒体制度下，他们已经习惯了通过媒体了解事件；而中国人可能有些习以为常，也许假定媒体的存在就是只谈论媒体自己在谈论的那些东西，而与自己的生活无关。事实上，如果中国人比外国人更加了解中国，那并不是中国媒体的作用，而是生活本身的作用。说到底，由于中国媒体几乎完全不能行使让民众充分了解公共事件的社会功能，中国人通过诸如生活经验和小道消息等等而形成的对于中国本身的了解，往往朦胧模糊，既不具备充分经验的支持，更缺少深刻理性的切入。更可笑而可悲的是，对于许多具体事件，比如朝鲜战争、林彪外逃、三年饥荒、“文革”时期人吃人，国人的了解程度，其实还不如外国。即使对于今天正在发生的种种事件，比如汕头的抗议、河南的艾滋病、上海市委的人事地震、华东干旱而粮油涨价等等，那些没有信息渠道接触境外媒体的国内民众，也了解得相当少。说的难听一点，一个仅仅通过中国媒体了解中国和世界情况的人，差不多就是一个瞎子和聋子。
因此，并不奇怪的是，在中国没有“中国研究”这门学问。没有信息，何来研究？还不要说其他方面的限制。即使是这个国家的政策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进入了所谓“盛世”，它也依然害怕自己的国民研究自己的国家。当然，外国人对于中国的研究，这个政府也很忌讳。否则，不能解释，中国每年出版几十万上百万种书目，翻译出版国外作品不甘人后，但却从来没有翻译出版哪怕一本，比如说，美国大学使用的中国政治教科书。当然，对于这类研究，中国政府有其鞭长莫及之处；但这并不表示中国政府不在设法影响它们。中国媒体对于中国片面、不充分、扭曲和虚假的报道，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影响手段。而一旦这类研究受到影响，符合了中国政府的口味，中国政府就反过来可以借助外国的研究进一步愚弄中国民众：你看，洋人在说如此如此了。在中国国立持续增强、中外交流持续拓展的背景下，这一趋势越来越明显。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何清涟特别强调外国人通过中国媒体不能了解中国了。
三、媒体是谁的玩偶？在“喉舌论”的背后
为什么中国媒体是这样一种状态？究其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于媒体的垄断和控制。这是何清涟此书的中心主题。而揭露这种控制的机制、手段和方法，就是本书的中心内容。公平地说，媒体控制是中国共产党的强项；中国共产党和它所垄断的国家机器在这个方面既有深厚的历史经验积累，更有锲而不舍、臻于完善的毅力，也有穷思妙想、花样翻新的创造力。把这一切埋没在暗室之中，不免让外界小看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执政能力”。现在，何清涟搜集、发掘、整理和揭露了这些东 西，全书内容丰富、翔实 、生动、深刻。可惜，中国共产党好象没有申请控制媒体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打算，否则，它们要感谢何清涟为它们准备了最好的申报材料。
我们知道，共产党是强调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党。因此，在这一整套制度和手法背后，中国共产党还有一整套的理论，来支持这套媒体控制制度。为了有助提纲挈领地理解何清涟书中的丰富内容，我们在这里不妨简单地讨论一下这些所谓的理论，看看它们意味着什么。
首先是所谓的“喉舌论”。这是中共关于大众媒体的基本理论；“喉舌”就是中共对大众媒体的基本定位。谁的喉舌呢？当然是党的喉舌。这种说法，把共产党比作一个人体那样的有机体，而中央领导层是大脑，所谓的大众媒体就是用来表达大脑思维并沟通的嘴巴和舌头。既然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党，那也就只能有一副喉舌──这是问题的关键。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宪法所宣称的言论和出版自由，仅仅意味着一个党的言论和出版自由：别人都没有嘴巴，要言论自由有什么用处？在《雾锁中国》中，特别是第二章中，我们看到，何清涟从制度上剖析了“喉舌”与党和政府“主体”之间的关系，把中共的“喉舌论”形象地呈现了出来。必须补充的是，“喉舌论”对今天正在“与时俱进”的中共来说，并不是已经过时的东西，而是必须发扬光大的传家宝。中共十六大前后，中共负责宣传的高级官员拍马屁，总结出了所谓“江泽民新闻思想”，其诸多要点中的第一点，还是“喉舌论”。[6]
“喉舌论”不仅形象扼要地表达了中国媒体是中共的传声话筒这一研究中国媒体所必须了解的第一现实，而且直接蕴含了“媒体不能客观报道事实”的基本原则。“喉舌”不是具有认识功能的器官，而仅仅是具有表达功能的器官。换句话说，中共并不要求媒体能够实现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使民众充分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这样的功能，而仅仅要求它们能够传达自己的看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共把“宣传”看得极为重要，而大众媒体不过是“宣传工具”。既然要宣传我的看法，当然就要接受我的控制──扭曲客观事物与严格控制媒体，这样两个方面在这里就合二为一了。事实上，被控制的媒体必定扭曲事实，扭曲事实的媒体报道背后必定有其政治控制者的独特意图──它们在“喉舌论”中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当然，中共的媒体控制理论并不都是老一套，而是也有其“与时俱进”的方面。“导向论”就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发明。不过，中共最初的党刊，就叫《导向》。不过，明白提出“导向论”，却是迟在中共总结1989年天安门镇压经验的时候了。所以，“导向论”更被认为是江泽民以来中共领导层的一大新闻思想。[7] 话又说回来，这作为一“论”固有其新的一面，但所包含的内容其实并不新鲜。延安时代，中共的所谓理权威、其实也是新闻研究权威的胡乔木就提出过“报纸是人民的教科书”的说法，听起来比“导向论”客气一些，也没有那么急功近利，但那种思想内核即必需要“教导”和“引导”人民，明显地一脉相承。换句话说，在中共这里，媒体从来都不是人们了解客观世界的渠道，而是接受某种主价值的训练，至多是通过讲解客观而灌输价值的课堂。你要了解什么是真相吗？对不起，共产党告诉你，世界上没有纯粹的“真相”，或者说只有党知道真相。你亲眼看到的东西，比如说，你亲身了解的周围中共官员的腐败，对中共媒体来说，并不意味着“真相”。党会告诉你，这只是部分的现实，而更大的现实是：你没有见到的官员都不腐败，即使有腐败那也只是暂时的、支流的、现象的，而党的本质、主流、长远发展，都是会克服腐败的。而且，党正在与腐败作斗争；所以，党的官员腐败越严重，说明党越伟大，因为它正在与这么严重的腐败英勇地斗争着。
很明显，所谓舆论“导向”，就是歪曲事实──这在何清涟的书中有精辟的描写与分析。进一步说，谁来“导向”呢？如果媒体是人民的教科书，那谁是人民的教师呢？答案毫不含糊：中国共产党。所谓“制造舆论”、“引导舆论”，这些伟大的任务，如果没有党对媒体的牢固、严密、精准的控制，怎么能够实现呢。这样，说到底，“导向论”也与“喉舌论”一模一样，无非是论证两点：第一，媒体要按照党的意愿和需要来剪裁它们呈现在民众面前的世界；第二，党要在组织上、思想上、财政上、运作上，在方方面面，严密控制媒体。
这就是中过共产党的媒体理论；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媒体实践。我们看到，这些理论其不打自招地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大众媒体的严密控制，并要求媒体歪曲一切需要歪曲的事实和真相──也许我们也该造个新词，不要说什麽“歪曲”吧，就说是“正曲”吧──党总是正确的，而事实真相常常不能符合这些正确标准，于是党要求媒体（严密的控制当然是为了实现这一要求）把这些事实扭曲到“正确”的样子。换句话说，媒体是党的玩偶，而真相是党的媒体的玩偶。这就是中国媒体“应该”实现的价值标准。可笑某些中共官员，还是主管党的宣传工作和媒体事业的官员，居然在那里按照西方的价值准则宣称“中国的媒体是最自由的”。中共媒体理论里有“新闻自由至高无上”这种说法吗？如果没有，这些中共官员不是在明目张胆地与党的理论和政策唱反调吗？他们是想削弱党对媒体事业的领导吗？我看，中央组织部可以撤销他们的职务了，甚至开除他们的党籍。对不对？不会的，中央组织部不会这么干。为什么？是因为中央组织部变得开明或者软弱了？还是这些所谓党内的“自由派”太猖狂，已经“和平演变”了这个党？显然都不是。原因更多地还在于，就如何塑造一个“超现实”的“现实世界”而言，中共已经“与时俱进”，发现、发展和发明了一系列蒙骗世界的新手法；而恬不知耻地宣称“中国媒体最自由”，就是这一系列新手法的一种。
四、市场化改变了中国媒体吗？事情的两个方面
的确，经过将近20多年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的媒体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著市场化的深入，中国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都在结构和运作上出现了新的特点。那么，中共对于大众媒体的控制，是不是因此削弱或放松了呢？中国媒体对于中国和世界的报道，是不是进步和真实了呢？──回答这个问题，是何清涟在书中最下功夫之所在。事实上，《雾锁中国》基本上是对当今状态的中国的媒体控制的揭露；不多篇幅的对于历史演变的研究（主要在第一章第一节），仅仅旨在增加读者对于背景的了解。这样一种研究重点，这本书的强烈现实针对性，以及其动态的研究方法，使得本书分量大增：这不是一项历史探索（固然，历史探索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也许是厌烦了自己那过于悠久的历史，中国人对于历史，除了拿来娱乐、发财和学习阴谋诡计之外，往往是倾向于不大在乎的），而是一项直接关乎每个其生活与中国有关系的人的当下生存状态的研究。
我们说过，本书另外一个特色，是它针对国际受众的论说重点。的确，在一般的西方概念中，市场即等于自由；中国既然已经经历了20多年的市场化变革，那种认为中国因此已经大大自由了的假设计相当普遍。在这种假设下，中国的大众媒体当然也被认为比改革之前大大自由了；自由的媒体所报道的信息当然也就具有更大的可信性了。殊不知，这是当今世界对于中国现实的最大误解。何清涟集中针对这种误读而下笔厘清真相，是极具眼光的。
那么，市场化究竟有没有改变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控制媒体的作为呢？我们看到，何清涟的研究结果，和英语世界有关中国媒体研究的基本结论是一致的（本人感到鼓舞的是，这也与本人的研究结果一致，虽然本人的研究其规模比何清涟的研究小得多，研究的重点也颇有不同。[8]这一研究结果，大体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中国媒体从业者在不断争取新闻自由，力求哪怕部分地摆脱政治控制，具有市场化因素的社会经济也为他们的这种抗争提供了新的资源和空间；另一个方面则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控制媒体的努力也在持续强化、细化、集中化和精致化，它也同样（如果不是在更大程度上和更加便利地）在利用市场化所提供的新资源、新机会和新途径，来更新与加强对于媒体的政治控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媒体发展的这样两个方面，并非半斤八两；就制度层面而言，后一个方面占据主导地位，既制约着前一个方面的发生发展，也决定中国媒体的整体生存状态和职业表现。在这一点上，何清涟和本人一样，也许是少数派；而更多的研究中国媒体的学者，似乎倾向于把研究重点放到第一个方面，致力于发掘能够改变中国媒体被控制的那些因素。这样两种研究思路并不矛盾，而是相互补充；但是，如果因为较多关注抗争而因此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媒体世界今天更多地是为了争取自由、独立、专业的媒体报道的抗争所支配，党国机器的媒体控制已经边缘化、已经相对有限，甚至已经或正在趋于失效，那就未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反过来，我们看到，就象何清涟在书中所展现的那样，她对于中国新闻工作者的反抗和斗争，没有丝毫的忽视（而且，她本人不久之前还站在这一斗争行列的最前沿），给予了很多篇幅加以论述，但她总是在给定的制度环境下分析这些抗争，总是深深体会中国新闻工作者的艰难处境（如果不是党国控制媒体的基本制度环境占据主导，这种处境也就不会那么艰难），总是着眼于抗争与控制的互动。因而，在我看来，她也就总是能够牢牢地把握那些理解中国媒体状态的基本线索。正是因为这一特色，这本书在有关中国媒体研究乃至整个中国研究的领域，占据了一个学术和思想的制高点。
五、结论
综上所述，作为一个杰出的经济学家和中国的资深新闻工作者，更秉持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和批判思维，何清涟转战媒体研究，推出重头著作《雾锁中国》，通过丰富翔实的资料和深刻犀利的解剖，对中国媒体的真相实现了三种还原：还原充斥着谎言的报道背后的中国现实真相，还原自称“自由”的媒体背后其被党国机器严密控制的真相，还原市场化中的媒体依然作为党国喉舌的真相。通过这些真相还原，何清涟从多方面对中国媒体研究乃至整个中国研究做出了独特的贡献：首先，这部著作深入、细致并令人信服地发掘并描述了中国共产党及政府控制媒体的制度及其运作，填补了中国媒体研究和当代中国研究的一个学术空白，为世人了解中国政治、中国媒体乃至中国的社会、经济等方方面面，打开了一扇面向暗室神秘操作的明亮的窗口；其次，这部著作系统地厘清了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之后中国媒体所处的制度环境，沿着媒体与党国之间的关系这一主轴勾勒出一幅真实、动态并充满细节的宏观图画，从而为理解中国媒体多年来发展与腐烂、变化与僵化、斗争与镇压、开放与控制等诸种现象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第三，对于学术界的中国研究如何深入探讨中国真相，乃至对于一般舆论和大众如何了解中国，这部书具有正本清源、振聋发聩的功能，甚至有从根本上颠覆那种筑基于中国媒体报道和中国官方宣传而形成的种种对于中国的似是而非的判断的冲击作用。这三个贡献，都具有重大的学术、思想和政治意义。为此，值得向何清涟祝贺这部书的完成和出版。
无疑，没有一部书，无论它多么丰富和深刻，可以穷尽一个领域。中国媒体研究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学术领域，如何了解中国更是一个涵义深邃、具多方面动态发展并对人们的认知和思考能力深有挑战性的问题。何清涟此书显示了一个深具学术潜力和足以激发思考动能的研究方向，更多的后续工作可以按照这个方向延展和深化下去。比如说，何书中引用了多种媒体控制的案例，其中多个案例可以成为不同的专门研究的课题，从而以小观大地深化、细化人们对于中国媒体制度如何运作的了解。再比如说，何书对于中共党国推出的所谓新闻改革颇有关注，并给予揭露性的分析；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这样的所谓改革措施还在不断有新的花样或新的包装，因此党国及其宣传机器也在不断更新或重复那些“中国媒体不断进步”、“更加自由”等等的宣称。[9]追踪这样的动态发展，研究其动能与过程，并透视其对于媒体发展的复杂涵义，探问为什么权利垄断的党国具有这种不断精致化的能力，也可以形成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又比如说，何著特别关心外国记者在中国的工作境遇，着重揭露党国巧妙控制外国媒体工作者的手法。随着中国深入卷入全球化，国际联系日益深化和复杂；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中国党国向国外媒体（首先是华文媒体，但也不止于华文媒体）渗透和延展能力也不断增强，具有新的范围、力度和运作特点的中共党国媒体控制机制正在出现。这诸种机制的仅仅一个侧面，都可以成为深度学术研究的一块处女地。还比如说，电子网络新技术仍在不断发展更新，其在中国的普及也持续扩大，由此带来的无国界传播是个新的领域。何著对此有专门的两个章节加以描述，但是，很明显，这片天地无比广阔，完全容得下几百本专著。总而言之，何著成绩斐然，并不意味着它所涉足的课题就因此成为一块开发殆尽的熟土；相反，这本书可以开启更多的研究方向、研究领域和研究课题──一本具有创造性的著作，往往如此。
【注释】
[1] Hannah Arendt, TimesItalic{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San Diego: HBJ, 1948/1973); Carl J. Friedrich and Zbigniew K. Brzezinski, TimesItalic{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2] 例如，Peter Kenez, TimesItalic{The Birth of the Propaganda State: Soviet Methods of Mass Mobilization, 1917-192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3] 例见：Alan P. L. Liu, TimesItalic{Communication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Frederick T.C. Yu, TimesItalic{Mass Persuasion in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 Praeger, 1964).}
[4] 有关苏联案例的研究较多，不赘。关于中国相关情况，参见：Danian Hu, TimesItalic{China and Albert Einstein in China: The Reception of the Physicist and His Theory in China, 1917-1979}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李佩珊、孟庆哲、黄青禾、黄舜娥著，《百家争鸣：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1956年8月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纪实》（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5] 左齐{比如说，华人学者李金诠在这个领域有持续的努力和丰硕的成果。参见Chin-Chuan Lee ed., TimesItalic{Voices of China: The Interplay of Politics and Journalism}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90); Chin-Chuan Lee ed., TimesItalic{China's Media, Media's China}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4); Chin-Chuan Lee ed., TimesItalic{Power, Money, and Media: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Bureaucratic Control in Cultural China}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0)。当然，这个领域还有更多的学者和著作。例如：James Lully, TimesItalic{China Turned On: Television, Reform, and Resistance} (London: Routledge, 1991); Daniel C. Lynch, TimesItalic{After the Propaganda State: Media, Politics, and 'Thought Work ' in Reform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Yuezhi Zhao, TimesItalic{Media, Market and Democracy: Between the Party Line and the Bottom Lin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8)。相关论文不胜枚举，从略。}
[6] 徐光春，“江泽民新闻思想的核心内容”，《新闻战线》，2004年2月号。
[7] 出处同上。
[8] Guoguang Wu, "The Birth of Sophisticated Propaganda: Domestic Politics and Mass Media in Post-Reform China," in David Finkelstein and Kristen Gunness eds., TimesItalic{The Chinese Media System: Continuity, Chaos, and Change} (Armonk, NY: M.E. Sharpe, forthcoming).
[9] 就在本文写作之际，中国政府发布了有关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及此前这一阶段对于外国记者管理的新规定，这被一些海外华文媒体欢呼为中国“新闻改革”“划时代的信号”。参见：邱立本，“摘取新闻改革的金牌”；王健民，“温家宝总理揭奥运东风吹开新闻窄门”；吕宁思，“新闻绿灯亮起，是真是假”，均载《亚洲周刊》，2006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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