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下载 | 禁书 - 禁书网

《铭记天安门》，关于天安门广场最坚实的报告。（Robin Munro，人权观察组织研究员，1990年11月发表于《The Nation》）

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一直是不解之谜。此份由人权观察组织观察员提供的目击者报告详实地纪录了这场恐怖的屠杀。
在1989年点燃的整个共产主义世界的抗争之中，中国的反抗以大失败告终。在6月3日和4日之间的那个夜晚，中国共产党向全世界表明，它将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持其专政。
那天夜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很少有当代事件像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那样被西方新闻媒介如此详尽地报道。然而，（运动的）结局在很多关键的方面仍然不为人知。事件的直接后果是，一些基本的想法深入人心记者们总会谈及屠戮学生，谈到“天安门惨案”。一年后，“天安门惨案”正式成为此事的代名词。
目前，在西方又出现了一种“修正”历史的倾向，认为惨案没有发生。这简直是荒谬之极。大屠杀确实发生了，但不在天安门广场，也不是以学生为主要目标。绝大多数死者（也许总数有一千）是工人，或者老百姓（“平民”），他们多数死在北京城西的大道上，广场附近有几十人死亡，广场上也有少数死难者。但是仅以此称其为大屠杀，就歪曲了屠城的本质，也低估了天安门广场事件的政治含义。
当夜，有数百名记者在北京，但是在军队清场的关键时刻，却仅有几位记者在广场上。很多记者在真正的杀戮现场，沿着城西的长安街及复兴门大街，发出翔实的报道。记者中，有的被抓，有些被拦在路障之外，还有些在宾馆赶着发晨稿。在军队到达广场的时候，附近的大部分记者完全是出于安全考虑，都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广场。
但是，在天安门事件中，西方媒体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是个更深层次的问题。由于受到全世界的关注，记者们常常感到他们是学生的安全保障。学生身上体现的平和的理想主义，唤起了人们对六十年代和民权运动的回忆，使西方把目光集中在学生身上，而大大忽略了老百姓所起的关键作用。
还有其它问题。也许是媒体的一厢情愿，人们相信广场上的屠杀，是天真无邪，自我牺牲与救赎精神所喻示的必然结局。学生自己的话也许已经说明了这一点。5月13日，广场上的绝食学生表示，“尽管我们的肩膀还很柔嫩，尽管死亡对于我们来说，还显得过于沉重，但是历史召唤我们，我们必须前往。”作家Ross Terrill，在6月29日美国广播公司（ABC）特别节目中接受Ted Koppel采访时回忆起一位学生的话，“我们现在已经准备面对死亡，我们不想让你与我们同命运，再见。”大多数记者撤走了，而后填入由此产生的真空的是就是人们确信无疑的骇人听闻的大屠杀。
本报告试图解释大屠杀发生的前因后果，指出当局对学生相对宽容，却对工人阶级的骚动可能把学生和市民的抗议演变成全方位的暴动深怀恐惧。报告也探讨了戒严部队在6月3日晚上到4日凌晨的表现显现出对执行屠杀并不情愿及其所揭示出的重要涵义。
有些人的确承认屠杀大多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之外。Koppel在6月29日特别节目中，指出了两种屠杀的区别，但是他把它淡化为被中国政府利用了的一个“漏洞”。可是，寻求事实真相绝不是吹毛求疵。屠杀发生的地点，很大程度上揭示了政府冷酷的政治逻辑和对杀戮目标的选择，也揭示了中国下一轮民主斗争的概貌。中共政权在民众中仅存的一点合法性，在这场一夜之间发生的流血事件中被它挥霍掉了。由于相当一部分“群众”准备卷土重来，部队中也潜在不可靠因素，除非能学会妥协，否则罗马尼亚式的起义将会重演。
新闻报道可能只是历史的初稿，但如果错误的报道不加以更正，就会永久性地扭曲历史的走向。学生和老百姓所追求的，就是不加掩饰的真相，因为它昭示了他们的大无畏的精神，鞭挞了当局的懦弱与残酷。根据对天安门广场清场的不实报道所做的评论，已经在联合国和其他场合拱手把宣传上的胜利无谓地让给了北京的侩子手们。这种报道还会把人们的视线从继续镇压的主要目标上转移：从学生的抗议行动中发展出来的民众运动。人们是不会忘记学生的功劳的，因为他们是运动的发起者，是非暴力旗帜的捍卫者。但是，只有把注意力重新聚焦到老百姓身上，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在一年之后，中国的统治仍以暴政、武力以及思想警察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