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下载 | 禁书 - 禁书网

张东荪在1949年9月30日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选举中投了毛泽东唯一的反对票, 张东荪一生的悲剧性命运在《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与他的时代》一书中得到了纤毫毕现的书写。对于该书推论的前提之一（张东荪在1949年9月30日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选举中投了毛泽东唯一的反对票），澳大利亚学者孙万国提出异议，但这并不影响该书作为我们了解张东荪以及张东荪所经历的时代的价值上的重要性。张东荪的悲剧的根源之一在于，他所信守的自由主义理念是以个人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等根基性的人权为核心价值的，与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立国价值格格不入。这一套价值贯彻张一生的始终，从未有过根本性的让步、变异与蜕化。他曾说：“我们虽则很爱护政治的效率，但我们却更爱护思想的自由。以为无政治的效率则行政失其意义；但倘无思想的自由，则国家失其灵魂。所以思想自由是人民的根本。”建国之前，张可谓一个积极的自由主义者，试图以自由主义的方式规约政治权力，创生、演化出一个民主宪政的政治体制。其友俞颂华四十年代对张如是评价：“他是彻头彻尾的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有独特的见解与主张，他喜欢独来独往，特立独行，而不愿受任何拘束的。对于什么政党的所谓铁的纪律，他是感到头痛的。”正如著者所一针见血指出的，张东荪的自由主义不仅是理念，更是实践，尤其重要的是，他的自由主义是有深厚学理基础的，不是赶时髦的游谈无根的理论符号。

这就决定了张的这种自由主义性格到了新中国以后的“格格不入”的命运。新政权是讲纪律的，他却爱自由，新政权是斗争的，他却谈宽容，新政权是要求表态的，他却自认其人生态度为儒家式的，即立人处世问心无愧而已，而认为急于向人表白（尤其是向领导表白）是现代人的特性。这一切并不影响张成为一个民族主义者，他对新中国的主权独立和民族自主有着不容否认的认同，但这种认同随着新政权笼罩一切的“洗脑”和“翻身”进程，而发生着困惑与挣扎。建国后，因为他在和平解放北平以及建国前与中共的合作，张东荪得到了很高的礼遇。这种礼遇却并没有让其“谢主隆恩”，产生一种臣民心态。他始终是一个人格独立的公民，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种性格的自由知识分子，相较于纷纷写信致最高领袖表忠心的各种大知识分子而言，在新中国的旧知识分子普遍犬儒化的历史光谱中，显得如此独特，以致让当局甚至同侪感觉如鲠在喉，必欲除之而后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