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泯灭人性的暴行 ——《大兴屠杀调查》读后 直连:

前几天读了一本书，其中提到遇罗文的《大兴屠杀调查》。我在网上找到这本书并很快读完了它。遇罗文是文革中遇难的才子遇罗克的兄弟。遇罗克因写了那篇著名的《出身论》而被枪杀。去年五月我读过一本《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以上这些了解都是从这本书里来的。虽然这几年我一直在读有关革命暴行的书，自以为那些灭绝人性的行为早已经麻痹了我的神经。可是在读完《大兴屠杀调查》后我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既震惊又恐惧：震惊的是那些打着“革命”旗号的杀人犯竟能那么心安理得地对自己的同胞举起屠刀；恐惧的是不知道哪一天这样的命运会不会降临到自己头上？

“19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从8月27日至9月1日，县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了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绝。”这就是文革初期震惊全国的“大兴屠杀案”。在这场发生在首都郊县的大惨案中遇害的300多人全部都是所谓的“五类分子”（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屠杀的命令是大兴县公安局发出的，执行命令的杀人犯都是各个公社和大队的干部和积极分子。至于大屠杀的动机，则是因为“北边有股潮流——‘阶级敌人’要杀贫下中农，所以贫下中农要先下手，从8月31日开始，杀光‘五类分子’。”

贫下中农作为革命的基本力量，为了防止阶级敌人报复（不管是不是这样），决定把身边的阶级敌人一网打尽，遇罗克在《出身论》里把这种行为称为“连根拔”，古代则叫“满门抄斩”。这些披着革命外衣的杀人犯无情地向自己的同胞、同乡甚至同族举起了血淋淋的屠刀，无所不用其极。“提起三十几年前大辛庄‘黑五类’的遭遇，韩夫人还记忆犹新。她说，当时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铡刀铡的、有用绳子勒的，对婴幼儿更残忍——踩住一条腿，劈另一条腿，硬是把人撕成两半儿”。“从杀人最多的黎明大队，可略知杀人的过程。他们先把年轻的“黑五类”杀掉，做得尽量隐秘，防止引起暴动。然后是无反抗能力的老人，最后是不懂事的小孩儿。婴儿往往是被劈成两半。有的孩子被孤零零地留在家里，打手们到各家搜，见到小孩就扔到门口的马车上，多数孩子被活活摔死了。死人都被埋在村北边的苇塘里，后来人们管那里叫‘万人坑’。有的小孩没被摔死，从‘万人坑’里还想往外爬，打手们上去就是一铁锹，再把他打回去。见了女人，还要扒光了

衣服。”我们今天很难相信这样的人间惨剧发生在仅仅40多年前，而且发生在中国的首都——北京。这些遇难者不是死于外敌的入侵，而是命丧乡邻之手，更何况直到今天都没有人为他们的无辜惨死负责。“两个人抬起一个被打死的人装在小推车上，还没推出院门又活了，一挣扎掉在地上，一个人上去狠拍两铁锹，又装在车上运走了……”疯狂的大屠杀唤醒了杀人犯们内心深处隐藏已久的最丑恶的一面，鲜血和哭号使他们更加振奋。“‘黑五类’们满头满脸的鲜血，更激起了打手们的兽性，他们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黑五类’们连大人带小孩儿全都活活打死了。”“更有甚者，霸占‘黑五类’妇女，美其名‘给你换换份’”。无独有偶，在民国十八年的河湟事变中，西北马家军的“尕司令”马仲英率部攻占甘肃永登县城。将城中的男人全部杀光，女人全部奸淫，马仲英说这是要“变一变永登的种子”。可见这种禽兽不如的杀戮在中国是有历史源流的。

“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有些甚至是打手们精心的策划。比如一帮打手守在被害人的屋门口，把被害人叫出来，被害人刚一出屋，他们就用事先准备好的铁丝迅速套在他的脖子上，两边使劲勒，让他出不了声音就被勒死，然后好接着叫他家的别人。也有的事先在被害人屋门口拉好了电线，人一出来上去就电，为的也是不让他出声，好顺利地杀害他的全家……”更有一些灭绝人伦的衣冠禽兽、心理变态的杀人狂魔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折磨“黑五类”，就是要他们不得好死。“据说许多地方屠杀‘黑五类’，是迅速地让他们死去，而‘屠户'（注：指与遇罗文在一起关押过的参与屠杀的大队干部）所在的村子则不然，除了头一天把老的‘黑五类’用棍棒打死、把婴幼儿‘黑五类’劈成两半儿以外，对于青少年‘黑五类’，关起来慢慢折磨着‘玩’。他们把男青年倒背着双手，仅仅拴住拇指吊起来，然后施以各种刑法；对女青年，除了吊起来抽打以外，还要进行性虐待。晚上把他们放下来，让他们‘休息’，目的是不要死得太快，好多受些罪。”我初中时看过上世纪50年代在沈阳审讯原日本关东军战犯的录像。那些受害人声泪俱下的控诉、日本战犯对中国人民犯下的反人类罪行使我悲愤万分。但是中国人对自己的同胞痛下杀手，而且是惨无人道的虐杀，更加令我感到痛心和羞耻。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可以控诉、声讨，可是自己同胞的这笔血债如何偿还？

最惨不忍睹的一幕发生在马村，“有一对被活埋的祖孙二人，当凶手们向他们身上扬土时，怀中的小孩儿说：‘奶奶，迷眼。’老人说：‘一会儿就不迷了’……”我们的同胞居然可以理直气壮、心安理得地向一对手无缚鸡之力的祖孙痛下杀手，这样惊世骇俗的暴行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不远的昨天。这样泯灭人性的渣滓、这样令人发指的屠杀和日本人有什么区别？

在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前夜，当大多数杀人犯磨刀霍霍的时候，也有少数尚未发狂的大队干部对上级的这项命令产生了怀疑：难道革命就是杀尽自己手无寸铁的乡邻？“公社南面8里远，有个西梁各庄大队，那里的队干部在散会以后，认为这种命令有些离奇，竟连夜去中南海、北京市委上访，询问此举是否符合中央精神，因此保住了该大队几十口‘黑五类’的性命。”由于个别人一丝善念的闪现，一大批无辜的人免于惨死，真是生于乱世命如丝啊！

《大兴屠杀调查》还提到了文革初期红卫兵在抄家运动中的种种暴行。“抄家时最常见的项目是剃‘阴阳头’，尤其见了妇女更难放过。说是‘剃’，其实是连剃带薅，有时甚至干脆就是一把一把地薅，连头皮都给撕下来。街上常见到耷拉着粉红头皮、淌着鲜血的老人，还在被游街。更残忍的，还要给‘洗’头，就是用浓硷水往伤口上浇。”看到这里我眼前浮现出那张著名的黑龙江省长李范五被剃“阴阳头”的照片，还有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被打得满脸鲜血、总参谋长兼副总理的罗瑞卿大将被人用装猪的筐子抬去批斗……这些曾经浴血沙场的“老革命”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被一群比他们更疯狂的“革命小将”折磨得死去活来。

“（北京）东四一带有一家‘资本家’，红卫兵把老夫妇打到半死，又强迫儿子去打，上中学的儿子用哑铃砸碎了父亲的头，自己也疯了。”“在崇文门附近抄一个‘地主婆’的家（孤身一人的寡妇），强迫附近居民每户拿来一暖瓶开水，从她脖领灌下去，直到肉已经熟了。”我惊叹我们的国人竟能想出这么多虐杀人的手段，真称得起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了。“造反派”、“革命小将”、红卫兵都是失去理性、六亲不认、灭绝人伦的杀人机器，真正是刘少奇所说的“党的驯服工具”，真正做到了“甘做党的一条狗，守在党的大门口。党让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咬几口”。当初北京有一名中学教师，总是用《二十四孝》的故事来感化学生。文革大潮袭来的那个冬天，他昔日的学生、今日的红卫兵小将们把他赤身露体地扔在冰冻的河面上，说：“你不是最爱讲‘卧冰求鲤’吗？今天你就给我们求一条鱼看看。”北大的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是一位“老革命”，他的母亲却被红卫兵埋在雪堆里活活冻死。彭湃被毛泽东誉为“农民运动大王”，但是他九旬高龄的母亲周凤仍被造反派打死，他的儿子、侄儿也一并被杀。

20世纪由共产主义政党掌权的国家中把共产主义运动搞得最绝的是民主柬埔寨的总理、“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波尔布特曾想消灭一切与“资本主义”沾边的东西，使柬埔寨彻底回到原始社会。他关闭了全国的医院、学校、银行等，还把首都金边的上百万市民驱赶到原始森林里，让他们“改造”自己，任由其自生自灭。我一直以来对波尔布特这种荒诞的行为感到不可思议，没想到这样的事情在中国也发生过。“1959至61年之间，当时的北京市长、市委书记彭真有句名言：要把北京建成‘玻璃板、水晶石’。只是那时还没有做到大规模的遣送行动。文革一开始就施行遣送，可见是必然的。”彭真想把北京建成“玻璃板、水晶石”，是想把北京的“五类分子”全部驱赶出去，让他们到别的地方落户，实现首都的“纯化”。虽然这项工作比起波尔布特的“壮举”实在算不了什么，但由于北京的人口基数大，这项工作还是很艰巨的。可惜彭真还没有来得及实现自己的“理想”就因为他控制的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而被毛泽东“动一个小指头”就给打倒了。

遇罗克是文革中保持理性、提前觉醒的一代英才。他的一篇《出身论》曾风靡一时。陈伯达组织人马想写一篇批驳《出身论》的文章，最后实在写不出来，就只好把遇罗克杀掉了。遇罗克生前就想写一本记录文革暴行的书，后来这个愿望只好由他的弟弟来实现了。这本《大兴屠杀调查》不仅是一本珍贵的史料，更是一座岿然屹立的警钟；不仅是一本中华民族的屈辱史，更是一篇字字血泪的警示文。

空篱旧圃 2014年2月18日0时58分于家中

《大兴屠杀调查》目录
遇罗文
一、缘起
二、采访老韩
三、来到大辛庄
四、北臧公社
五、结束语
文革与“暴民意识”
二姨
回忆我的哥哥遇罗克
遇罗锦影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