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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料的叢林中

──讀陳永發新著《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

⊙ 高 華

中共革命為二十世紀的重大現象，近代以來，出版業漸趨發達，在30-40年代就已有許多有關中共革命問題的論述問世，如今這些資料已可由學者自由使用。1979年後，國內政局朝開明方向發展，官方已陸續出版大量資料。與一般理解相反，目前有關中共革命的資料不是很少，而是很多，既有中共歷史文件的正式刊印，又有大批回憶資料的出版。從數量上講，近20年來，這類史料和論著，已到了車載船運、汗牛充棟的程度，以致有學人感歎有消化不了之虞。

　　「消化」問題即史料研讀和判斷的問題，此為研究中共革命歷史的關鍵。80年代後，大陸雖陸續開放史料，但許多重要史料迄今仍束於秘閣，已開放的各類史料和出版的文字大多又零碎、缺少系統性；資料有真偽之分，有的並非有意造假，而是由其他各種複雜原因所造成。學者如何對各類資料加以鑒別並與其他資料互相印證，以辨別真偽，並將這些資料融會貫通、加以運用，這都是治中共史學者不得不認真對待的棘手問題。

　　暮冬時分，我讀到陳永發教授的新著《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細細讀畢，深感這是一部多年少見的、全面研究中共革命歷史問題的力作。陳著是中國人站在民間立場，跳出國共兩黨意識形態解釋學的束縛，以個人之力研究中共革命歷史的第一部大型私人歷史著作。陳教授以精深的學養，從容駕馭如此宏大的題目，在佔有大量資料基礎之上對70年中共革命條分縷析，卓然成一家之言。但陳著亦有缺失，直言之，存在個別原本可以避免的史實和判斷方面的錯誤。

二

　　在當今華語世界內，陳教授可稱得上是中共黨史研究領域取得顯著成就的學者之一，陳著《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的一個突出優點就是重視使用大陸的資料，在該書中，大陸資料的使用比重遠遠超過其他資料。陳著除運用了大陸出版的第一手的檔案文件外，也充分利用了大陸學者的研究論著以及大陸出版的各類回憶資料。總體說來，陳著在資料選用上是慎重的，但也有個別疏忽。在陳著的參考書目中列有前幾年大陸流行的小說《天怒：反貪局在行動》，此書非嚴肅著作，對學術研究而言，似無價值。

　　研究中共革命，大陸方面的資料肯定是主體。近20年來，大陸有關權威機構已陸續編纂出版了許多歷史文獻資料和研究論著，雖然都有意識形態方面的考量，在資料編排和史實敘述方面也有所取捨，但基本已杜絕了以往改寫、編造歷史的現象，所以這些資料經分析、判別後，是完全可以使用的。然而問題還是有的，由於大陸中共黨史研究還存有許多禁忌，歷史上許多關鍵問題的資料至今還未全面公開，所以研究者仍需小心。

　　1930年代初期發生在江西蘇區的「肅AB團」事件，是一個牽涉到毛澤東個人責任的重大事件。80年代後，在撇開毛澤東責任的前提下，大陸的黨史編纂學對此問題已有新解釋，但「肅AB團」具體受害者的數目並未正式公布。然而，在80年代初思想解放運動期間及80年代中期一段時間內，中共黨史學界一度十分活躍，在那個特定的環境裏，個別權威機構曾出版了有關中共黨史的系列資料集，這些資料集中的一些重要文獻，以後卻沒有收入到官方正式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和《毛澤東文集》裏。

　　在這些被官方文件彙編捨棄未收的文獻中，就有毛澤東對「肅AB團」死亡人數的直接或間接的描述。1930年12月20日，毛澤東在〈總前委的一封答辯信〉中稱，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在四萬多紅軍中就肅出4,400餘名「AB團」份子1。

　　對於「肅AB團」死亡者的數目，大陸中共黨史權威廖蓋隆教授曾在80年代初的兩次講話中提及。1980年12月10日，廖蓋隆引用毛澤東的話：「毛主席說：我們殺了四千五百人，但我們保存了四萬紅軍。」2 1981年9月23日，廖蓋隆又說：「紅一方面軍當時在蘇區不過三、四萬人，前後兩次肅反，搞了六千多人，其中一半是殺掉了，就是說，十個紅軍中有一個被殺掉了，而且差不多都是幹部。」3毛澤東在1930年12月提到的肅出4,400餘名「AB團」份子，尚不包括1931年4月後，由任弼時為首的中央代表團抵達中央蘇區後重開殺戒，捕殺「AB團」犧牲者的數目。因此，即使用毛澤東當年說的數字和廖蓋隆在80年代初提供的數字，「肅AB團」死亡者人數也不是陳著中所說的500人，陳著且沒有提供這數字的資料來源4。

　　對中共江西時期的研究在台灣進行的最早，蓋因1934年末，國民黨軍隊攻陷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首府瑞金後擄獲到大批中共史料。80年代後，大陸學者戴向青、蔣伯英等長期搜集散失在江西、福建的江西蘇維埃時期的史料，編有若干史料集，並寫有研究論著，皆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為以後的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基礎。

　　關於毛澤東在江西時期受壓的情況，歷史資料與道聽途說有很大的區別。毛在1931年11月後確實開始受到蘇區中央局的排擠，但毛受壓的具體情況則比較複雜，並非像毛掌權以後所說的那樣。在1931-34年的幾年中，毛一直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主席，在黨內也一直是中央政治局委員。陳著說毛因查田運動失敗被國際派撤除其政治局委員一職，這並非事實5。

江西時期，中央蘇區的經濟因戰爭環境、國民黨軍的封鎖以及國際派厲行極左政策而極端困難，此時中共還未學會動員部隊、機關生產自救一套方法，在農民耕作方面，也還是沿用傳統方式。陳著說「中共從江西時期以來，為鼓勵農民成立集體組織，總是在資金、技術和化肥等方面對其提供種種優惠措施……」6，在這段話之後，又有「到延安時期」一語，致使產生疑問：在瑞金時期，農民耕作何來「化肥」？

三

　　從治史者的角度看，歷史年代、數字的準確性是至關重要的。從事文學、哲學等研究或許不必注意某些具體的時間和日期，但研究歷史則必須注意這些細節。

　　陳著在這方面有一些小疵，或者是因為校看不慎，有些可能是疏忽大意所致。例如：中國的國土面積是960多萬平方公里，不是700多萬平方公里（如果依照蔣氏父子時代國民黨的說法，加上外蒙古的面積，中國的國土面積應是1,000萬餘平方公里）7；王明起草的《八一宣言》公開發表於1935年10月1日的巴黎《救國報》，而非發表於1935年8月1日8；新四軍成立的時間是1937年12月至1938年初，不是陳著所言的1937年初9；新四軍政委項英遇難是在1941年3月13日，並非1941年5月10；蘇德戰爭爆發於1941年6月22日，而非1940年6月11。在書中所附的照片說明也有個別錯誤，例如：第484頁上的照片是1954年中共七屆四中全會參加者的合影，說明中誤為「1945年2月中共七中全會出席者的合影」。再如：整風運動中的西北局高幹會議召開日期是1942年10月，而非1941年10月12；張聞天在1942年初離延安前往晉西北調查，而非西北局高幹會議結束後才離延安13；毛澤東第二次訪蘇是1957年11月，而非1958年14。陳著說，50年代大陸最流行的話劇是《霓虹燈下的哨兵》15，這也不確，該劇於1963年創作，走紅於1963-66年初。

　　陳著中還有一些可能是對史料研判不夠所導致的錯誤。在中共黨史中，尤其在中共西北地區黨史中，陜北肅反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在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召開的西北局高幹會議上，陜北肅反問題是會議重點討論的議題之一。陳著中對陜北肅反有很客觀的敘述，但是在一個關鍵問題上卻弄成了大錯。陳著說，朱理治等濫施肅反，「處死了包括劉志丹在內的數十人」16，事實是劉志丹當時只是被囚押，並未被處死，劉志丹陣亡於1936年的東征之役。有關劉志丹和西北黨史的資料並不難尋，若稍加留心，是可避免這個史家最忌怕的「硬傷」的。

　　關於丁玲在延安的情況也有大量的資料予以反映，不僅有當年的歷史文獻可查，丁玲在80年代還寫有很詳細的回憶文章，丁玲的丈夫陳明和她當年的同事黎辛，在80-90年代均寫有十分有價值的回憶材料。1941年5月，丁玲被博古調入延安《解放日報》辦文藝欄，陳著卻誤將《解放日報》錯成《人民日報》17。當時中共中央機關報是《解放日報》，《人民日報》是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機關報，創辦於1946年5月。

　　有關彭德懷、70年代的中蘇關係和60年代後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近十年來已有各類研究專著問世，如果仔細閱讀，就不致得出彭德懷在1962年被開除中委身份的結論18。彭德懷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被罷官，但保留了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身份。在此之後，他依中共高層政治生活的慣例，以請假方式停止出席中共中央全會和政治局會議。但他的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的身份一直未被正式剝奪，直到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新見報的政治局委員名單沒有彭的名字，彭的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的身份才算正式終止。

　　中蘇關係在60年代初公開破裂是一件震動世界的大事，兩黨關係在1966年文革前夕因毛澤東拒絕派中共代表團出席蘇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會而事實中斷，但是，中蘇兩國的外交關係一直存在，即使1969年中蘇邊境爆發武裝衝突，中蘇外交關係也一天未中斷。因此，陳著中有關文革爆發導致兩國正式斷絕外交關係的說法不實19。

　　中國人民解放軍在1965年取消軍銜制度是毛澤東當年作出的一項重大舉措，在其背後確實有意識形態的考慮，但是取消軍銜並沒有改變軍隊內部的基本建構，軍隊內原有的幹部級別和工資待遇制度一如往常，所以「在軍隊內部恢復軍事共產主義供給制度」20一說不是事實。

　　在中共黨史全盤研究中，中共組織沿革研究佔據極重要的地位。近十多年來，大陸有關機構已開展了對中共組織史的全面調查和研究，有關成果已陸續出版，雖然閱讀範圍有所限制，但亦不是完全不能看到。據筆者所知，海外某些研究單位就收藏有數量不少的中共組織史資料集。在中共組織沿革中，中共中央東南局是一個存在時間不長的機構。1937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聽取項英就三年游擊戰爭作的總結報告，並專題討論南方紅軍和游擊隊改編問題，毛澤東在發言中提議項英擔任中共中央東南分局主要負責人和中央軍委分會主席（即中央軍委新四軍軍分會書記）。1938年1月，項英主持召開東南分局成立會議，在黨的隸屬關係上，東南分局受延安和中共長江局雙重領導。1938年11月，中共中央決定將東南分局升格為中共中央東南局，由項英任書記，曾山任副書記。有關東南分局─東南局─華中局的沿革，在不少資料中都有直接或間接的敘述，陳著中有關王明「把東南局變為分局，由他直接指揮」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21。

四

　　在對歷史過程的描述中，由認識的差異而引發歧見是十分正常的現象，這一般均被視為觀點和解釋體系的不同，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也。但是有些情況則不屬於這個範圍，因為在這類敘述中，判斷建立的基礎存在著資料掌握和認識方面的缺陷。換言之，維繫判斷的依據或是不正確的材料，或是作者超越資料基礎作的主觀推測，而這些主觀推測又脫離了總體事實或總體事實的基本方向。在中共黨史研究領域，海峽兩邊的研究都程度不同地存在這個問題。陳教授對中共歷史上的延安時期素有研究，對毛澤東在延安時期的活動亦有相當深入的了解，然而在《中國共產革命 七十年》中涉及延安時期的個別論述卻出現了差錯。

　　有關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期間的史料，迄今開放仍十分有限，中央政治局、書記處的會議記錄，中央社會部、中央組織部在這一時期的檔案基本都沒開放，但是某些權威機構利用上述資料編寫了若干著作，包括具有工具書性質的論著，卻為研究者了解毛在整風期間的活動提供了一些線索。《毛澤東年譜（1893-1949）》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一部重要著作，這部書在編輯方針上有非常明確的意識形態傾向性，凡與毛的官方解釋有所不合的資料均已被排除，但據筆者仔細研讀，卻發現該年譜收入了大量珍貴史料，編者的態度也十分認真。《毛年譜》儘管在編排上存在著不夠全面的缺點，但對研究者仍有重要價值。

　　陳教授在《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中運用了《毛年譜》中的資料，可是又出於史家的謹慎，使用該書的頻率較低，筆者完全理解陳教授的擔心，但是過份的謹慎也會帶來問題。

　　關於1943年9月開始的由毛澤東主持召開的以清算中共歷史上「路線錯誤」為主題的政治局會議，在陳著中有很好的描述。毛在會議上發表了重要的講話，其要點在《毛澤東年譜》中有簡略的反映，其他資料如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任弼時傳》、《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等，對此都有說明。所以可以肯定，毛參加了1943年9月政治局會議，這個情況是可知的，並非「不得而知」22。

　　陳雲和王稼祥是中共歷史上的重要人物，在延安整風運動期間，兩人在黨的核心層中的地位都曾發生過微妙的變化。陳著根據1943年3月20日政治局會議作出的幾項組織決定，即陳雲、王稼祥列名於新成立的中央組織委員會；王稼祥擔任中央宣傳委員會副書記；由王稼祥負責管理華北黨政軍民工作；陳雲負責管理大後方工作，依此作出判斷：陳雲、王稼祥「仍舊躋身於中共核心權力圈之中」23。但是，僅從這些任職名單上是看不出當時中共權力中樞變動的真實底蘊的。簡言之，成立這些機構是毛澤東、劉少奇聯手剝奪其他領導人權力的一項精心的安排。事實是，陳雲長期擔任的中央組織部部長一職在1943年2-3月就被終止，毛澤東派當時正蒙受他信任的彭真代理中組部部長。當時陳雲確實身體虛弱，毛「關心」他的身體，叫他搬到自己居住的棗園休養，真正的原因乃是，陳雲對當時正在興起的審幹、肅奸鬥爭有所懷疑，毛嫌陳雲礙手礙腳，才讓他「休息」。陳雲尊重毛的權威，對自己境遇的變化毫無怨言。一年後，陳雲復出，轉任西北財經辦事處領導，彭真正式就任中組部部長，從此，陳雲從幹部組織系統轉業到財經系統。對陳雲的高度黨性，毛看在眼中，記在心裏，在1945年中共七大後召開的七屆一中全會上，老政治局委員陳雲再度進入政治局，這才真正重新「躋身於核心權力圈」。王稼祥雖然多年來一直效忠於毛澤東，整風之初還十分活躍，但終因其歷史上曾屬於國際派大將，在1943年後逐漸受到冷遇。王稼祥不甘落伍，在1943年7月 首次提出「毛澤東思想」的概念，但其「錯誤路線」代表人物的身份卻長期湮沒了他的這份功勞，發明「毛澤東思想」概念的只能是「正確路線」的代表劉少奇，於是發明權歸劉少奇，而非王稼祥。在清算歷史的1943-45年，王稼祥終於病倒，雖與毛、劉等同住延安，卻離「核心權力圈」不啻十萬八千里。

　　陳著在談到中共領袖在進行黨內鬥爭的態度時提出一個看法，他說，「為了避免小資產階級溫情主義的指責」，毛以外的中共領導人，「可能比毛澤東顯得更殘酷無情，劉、周、鄧和彭德懷都免不了有這種問題」24。陳著在提出這一看法時，沒有舉出具體證據。筆者認為，從各種歷史資料看，若就「黨內鬥爭」的範圍，在論對其對手「殘酷無情」方面，中共黨內實無人能與毛比肩。毛在江西「肅AB團」事件中對4,000餘名紅軍的被殺負有直接責任，而張國燾、夏曦對黨內同志大開殺戒則是在毛之後。

　　陳著中對中共建國後一些事件的敘述也有少量錯誤。1955年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所發生的一次震動全局的政治事件，80年代後，圍繞胡風案件已出版若干著述，陳教授在撰寫本書時都已注意並加以選擇利用。然而，陳著在分析胡風「三十萬言書」時卻斷言，胡風沒想到自己的言論根本便是和毛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背道而馳的25。胡風上書的直接動因是對周揚等的不滿，這是毫無疑問的，至於胡風是否對毛的文藝觀心誠悅服則牽涉到更複雜的層次。胡風對毛有尊崇和信服的一面，但這並不意味胡風就願全盤接受毛的文藝觀。其實，胡風早在40年代中葉就知道自己與毛的文藝觀存有差距，有關這方面的情況已有不少文獻提及，1948年中共在香港組織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評就完全證明了這一點，胡風對這其中的緣由是心知肚明的。去年公開的胡風1948年12月9日至1949年12月31日的日記對此問題亦有相當詳細的描述。

　　研究中共黨史，若僅從文獻字面加以理解或過份依賴於官方文字而缺少必要的分析，肯定也會造成理解上的誤區。陳著說，反右派運動進行期間，針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的黨內整風繼續進行26，這種看法最早來源於當年官方的說辭。事實上，反右期間的黨內整風純是掩人耳目，其基調早已轉變成挖黨內右派。近年出版的戴煌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生涯》就十分具體生動地描述了北京巿委負責人是如何以「我們都是自家人，應熱情幫助黨整風」為誘餌，釣出大批黨內右派的事實。所以僅僅從當年官方的報章中是不可能看清真實情況的。至於陳著中說文革後中共宣布對右派份子實行「平反」27，這也不確。官方的正式說法是「改正」，兩詞的涵義區別大也。

　　陳著中還有一些錯誤可能是過份依靠推測而未及詳細研判史料造成的。例如，陳著提到中共建國後，「雖然保持農村和城巿的基本體制，例如保甲制度，但他們強調群眾動員，以鎮壓反革命的名義，在基層展開逮捕，並開始初步改造工作」28，這樣的描述總體上是符合當時社會情況的，但仍欠準確。中共革命成功後，在城巿第一步做的就是「城巿民主改革」，在農村則是建立村組建制，通過這些措施，廢除了保甲制等舊的社會基層結構，以後又經土改、鎮反運動，完全建立起中共在城鄉的基層社會結構，所以不存在一段時期內保留保甲制度的事實。

　　陳著中提到劉少奇在1962年提出「三和一少」29，這是文革期間批判劉少奇的說辭，此主張實際上是由時任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的王稼祥提出的，與劉少奇無涉，儘管劉少奇傾向於接受王稼祥的意見，但版權歸王而非劉。

　　陳著又說，「70年代初，因為與美國恢復關係，中國大陸電視觀眾已經注意到中國比資本主義國家落後」30，實際情況並非如此。70年代初，中國電視節目和電視機的數量都極少，一般百姓根本看不到電視，而且電視上的所有節目都已作了徹底的政治過濾，從電視上，觀眾很難了解外部世界的情況。

　　以國人而言，站在民間立場研究中共歷史，確是一項艱難而寂寞的事業，然而這又是一項極有意義的工作。正如陳教授所言，凡我國人，怎能忽略中共革命這一本世紀最重要的現象呢？陳教授有感此問題之重要，特別有感於台灣島內不少人有與大陸漸行漸遠的心態，以一人之力，歷時數年，完成這一傑作。陳著努力貼近中共革命，在宏觀把握、專題分析、理論開掘等方面，皆獲很高的成就。筆者這篇文章僅從史料運用的層面對陳著發表了一些意見，陳著的重大價值還有待專門論及，陳著中的若干缺失，與全書的成就相比，只是個別小疵，絲毫不影響該書的整體價值，這是特別需要加以說明的。走筆至此，深深感到，寫信史難，寫中共信史更難，但轉念又思之，這其中何嘗不另有一番研究之樂趣呢？

註釋
1　毛澤東：〈總前委的一封答辯信〉（1930年12月20日），載《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14冊（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1985），頁634。
2；3　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黨史資料通訊》（1981年合訂本），（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頁89；144。
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頁260；278註釋17；589；3；298；317；363；367；369；370；460；496；353；374；716；742；758；313-14；381；378；9-10；658；674；870；495；74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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