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棋生《看守所杂记》chm+tx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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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棋生《看守所杂记》chm+txt+pdf

帖子共鏟党扑街 » 2012-05-31 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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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棋生:《看守所杂记》

目录

序一
序二
自序
两小段节录语及序
1、南行波澜
2、阴云袭来
3、不眠之夜
4、身陷七处
5、维护尊严
6、舌战预审
7、安然共处
8、不以已悲
9、生死墙下
10、四大好处
11、权利白洞
12、腐败一斑
13、求书不得
14、棋牌相伴
15、讼事实录
16、开庭前后
17、巧遇校友
18、轮子孙巍
19、电锯高铄
20、疑罪从有
21、留言万金
22、时有孤独
23、严打冤魂
24、清晨链声
25、七处白描
26、公民运动
27、读报一得
28、主权人权
29、俄国北约
30、台湾问题
31、朱氏其人
32、畸变失真
33、早生多育
34、初读李敖
35、敬琏现象
36、教师自卑
37、尽说官话
38、人性弱点
39、书香飘屋
40、血洒铺板
41、斗室社会
42、三遇法轮
43、官司见底
44、走向监狱
跋:铁窗里的写作



序一

许良英

江棋生是我1992年12月开始认识的。第一次见面时,他就全面地介绍了自己的经历。他原是中国人民大学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生,碰巧他的导师黄顺基是我1944年在桂林一所中学教物理时的学生。1989年学生运动中,他被推选为与政府谈判的对话团的常委,后负责人大广播站,而当时我们正是这个广播站的热心听众。由于我们家离人大只一站路,从5月初到6月初,我们几乎每天傍晚都到人大看大字报、听广播,想不到这个广播站是江棋生主持的。“六四”后,他和运动中许多活跃分子一样遭到拘禁,可是当局找不到他的罪名,一年半后恢复了自由。出狱后日子过得很艰辛,靠打零工挣些生活费。但他不以为苦,始终保持着开朗、豁达和自信的心态。第一次见面的当天晚上,我们又一起参加了一个不寻常的聚会,到会的十五、六人中有一半曾在六四后坐过牢,他们自称是“秦大(指秦城监狱)同学”,我在6年前就已认识的于浩成也在其中。
自那天以后,我们经常见面,无拘束地交流思想和信息,成了忘年交。他曾帮助我做了两项重要工作。一是1994年征集《为改善我国人权状况呼吁》的签名;另一是1995年的《宽容呼吁书》,他不仅自己签了名,还作了文字上的润色和征集签名的事。同时,他还主动帮助以丁子霖、蒋培坤、张先玲为代表的六四死难者家属群体(后称为“天安门母亲”)做了很多工作。他待人真诚、本色、实在,处事利落、坚韧、执着,深得朋友们的信任。
他曾多次遭到无理拘禁,但他都能泰然处之,理直气壮地面对任何审讯。1999年4月,为了纪念六四10周年,他写了一篇充满激情的文章:《点燃万千烛光 共祭六四英魂——告全国同胞书》,并广为传播。一个月后,他被拘捕,过了一年半,以所谓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成为中国20世纪最后一个文字狱的受害者。对这样的判决,他嗤之以鼻,在法庭上就大吼:“以言治罪可以休矣!”“埋葬文字狱!”正气凛然,令人敬佩。
2003年5月他恢复自由后,即准备把自己在狱中所写和以前发表过的文字汇成集子,要我写一篇序,我欣然允诺。因为这个文集纪录了一个敢于说真话的人在没有自由的国度所经受的磨难,更反映了一个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独立知识分子为民主、自由、人权而抗争的心声,值得所有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人认真地读一读。
在整个文集中最引起我强烈共鸣的,是作者出狱前向官方所作的“保证书”——《一生说真话》。他说,自1989年以来就要求自己说真话,而且要说官方不爱听的真话。他认为,“说真话是天性使然”;“说真话是一种人格的张扬”;“只有说真话才能领略人生的意趣和真谛,才能建立友谊和信任的平台”。对此,我深有同感。记得5年前,我的老师、97岁高龄的陈立先生(浙江大学心理学教授,今年3月去世,享年102岁)给我回信说:“我读你的信,真是心惊肉疼,你太天真,天真无邪,但也反映不懂世故,奈何!”我告诉先生,1974年从对毛泽东的迷信中猛醒后,我所做的不过象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那个说真话的小孩。除了解放前为了对付特务,我一生没说过一句假话,是一个从来不懂世故的长不大的人,而且痛恨任何说假话不脸红的伪君子。仅凭这一点,江棋生就可以成为我的同志。
说真话是质朴人性的表现,主要表现在谎言与真相之间的抉择上。这种抉择,只要凭良知和直觉就可做出。对需要通过经验的积累、比较和理性的分析、推论来解决的问题,仅凭良知和直觉是远远不够的。因此,由于客观条件和主观认识水平的限制,坚持说真话的人说出来的就不一定全是真理,甚至可能是极其荒唐的谬论。我自己1974年以前就是这种状况。那时我迷信毛泽东和共产党,以为党报不会有假,深信亩产水稻几十万斤当是事实,3年进入共产主义是可能的。现在读江棋生的文章,发现有些地方也显然考虑欠周(当然还不象我三、四十年前那样极端和荒唐)。例如关于八九民运的回忆,邓小平4月25日杀气腾腾的讲话他当时就听说了,而且还听说了邓小平反人性的狂言:“用20万人生命换取20年稳定!”可是他愣是不相信邓小平真会下令军队向学生开枪。
又如,他在狱中写了一篇物理学论文《透视T变换》,认为T变换只是变正计时为倒计时的计时方式之变换,不是时间反演变换,没有实际的物理意义,因此,整个时间反演物理学不得不彻底改写。他十分自信,认为世界顶级学术刊物会发表这篇论文。我虽是学物理出身,但以后研究的是科学史和民主的历史,早已远离物理学前沿,时间反演物理学从未接触过。但根据科学史上的经验、教训,科学探索固然需要顽强的自信,但探索结果是否真有科学价值,不能依靠自我感觉,而只能由科学共同体中的同行专家来评议。我介绍他请北京师范大学的刘辽教授进行评论。刘辽是我相识已25年的知己朋友,一直在物理学前沿奋斗,卓有成就。他对江棋生在政治上深为同情、赞佩,但对这篇物理学论文并不赞同,认为:T变换就是时间反演变换,物理过程经时间反演后,等效于把它的录相带倒过来放,“看来问题出在未注意到速度等于[空间增量]与[时间增量]之比,而时间增量永远是[晚(t大)–早(t小)],空间增量永远是[晚时刻空间位置–早时刻空间位置]”。他的意见只写了一页纸,逻辑明晰,文字简洁,值得认真考虑。

2004年6月29日



序二

丁子霖 蒋培坤

趁江棋生的《看守所杂记》即将付梓,我们想说几句话。
1989年北京爆发天安门民主运动的时候,江棋生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生。虽然他与我们同属一个学校、一个系,但当时却互不相识。在六四后的“清查”运动中,我们风闻本系有一位博士生,因拒绝“说清楚”自己在学潮中的所谓“问题”,竟被校方以“态度顽固”送交公安部所属秦城监狱关押审查。后来情况如何,不得而知。
直至1993年春我们同他第一次见面时,才知道他被关押了17个月,终因找不到足以控罪的证据被“免予起诉”而获释。这次见面我们又知道他是江苏常熟人,恰好与我们同乡,也就自然多了一份乡土亲情。
那个时候,六四大屠杀在社会上造成的恐惧心理远未消退,那些在大屠杀中失去亲人的受难亲属仍处于悲苦无助的境地。虽然,我们联络一些难友所进行的寻访、救助六四受难者的活动已开展两年多时间了,但每取得一点小小的进展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这一方面是由于当局的阻挠与破坏,另一方面也由于一些大屠杀的见证者乃至受害者本人怯于当局的威慑力而不敢同我们接触。江棋生是一个有心人,虽然最初的接触并不多,但他理解我们的处境,也知道我们当时最需要、最想做的是什么。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渐渐失去了自由。由于安全部门的严密监控(包括监视、跟踪、电话窃听、盘问和扣留来访者等等),我们与外界的联系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但令我们宽慰的是,我们的寻访、救助活动并没有因此停止,反而有了相当的进展。这里,除了难友们的共同努力,也有同情者的出力相助,而江棋生正是这样的同情者之一。在那段时间里,他依然保持着与我们的联系。他主动帮我们寻找六四受难者的线索,受我们委托向一些受难者亲属送交人道救助款。为此,他被列入了公安部门的黑名单,行动受到监控,甚至遭到安全局警察的无端辱骂和殴打。终于,在1994年六四5周年前夕的一天上午,当他从我们家里离开的时候,突然遭到安全局警察的非法绑架,并以所谓“收容审查”的名义在北京市西城区看守所里整整关押了45天。事后他告诉我们,在收容审查期间公安人员对他的审问,主要涉及他与我们之间的联系,且所问问题大都来自电话窃听。
为此,我们心里很不安,觉得不应该连累他。但是,江并不在意,也没有因此而有所退缩。他说他作为一个公民,作为一个六四大屠杀的幸存者,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他只是想以平常心做一些平常事。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鼓动下,国内经济像吹足了气的泡沫飞速膨胀,社会上人心浮动,很多当年从89天安门广场下来的学运参与者也终因抵御不住“大好商机”的诱惑而纷纷下海。我们理解并尊重他们的选择,我们也曾听说有人向江提出过这方面的建议,但他不为所动。有一段时间,他为一些私人公司做过文献资料的翻译工作,偶尔也帮助家乡的乡镇企业推销一些服装产品,但只是以有限的佣金来维持生计而已。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有一句极具号召力的口号,叫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凭江的才智与资历,他若要让自己“先富起来”并不难,但他看重并追求的似乎并不是财富,而是作为一个公民的自由与权利。他也有自己的一句口号,叫做“一部分人先自由起来”,当然这句口号的诱惑力并不大,没有多少人响应。旧时人们常常把“安贫乐道”视为做人之美操,但这样的时代毕竟已经过去,如今早被新潮的人们视为十足的迂腐。然而,任何事情总会有例外。江棋生就是一个例外。他有时调侃自己,说曾经当过很多年的插队知青,大不了再当它一回。
“为了自由……。”这是人生的诸多选择中最合乎人性的一种选择。但是在专制独裁的共产中国,这种最合乎人性的选择恰恰是最要不得的选择,因为这无异于选择了坐牢或者流亡,亦即选择了舍弃在自己国土上的那一份自由。这在很多人看来,断然是最傻最不“明智”的。然而,在89年以后我们所结交的诸多新朋旧友中,恰恰有不少这样的傻瓜,他们“为了自由”已经坐了很多次牢,却并没有因此“聪明”起来;而且,时至今日,仍在为坐牢做“准备”。现在,又有了一批比他们更年轻的朋友,如徐伟、杨子立、张宏海、靳海科以及刘荻、杜导斌等等,他(她)们现正忍受着铁窗之苦,也傻得可以,如果不变得“聪明”起来,这个牢肯定还得坐下去。
我们想,这里有一个道理是谁都懂得的,只是有些人装作不懂而已,那就是自由是无价的,但得来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不是你付,就是我付;而且付出的恰恰是你我想要得到的。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下也没有免费的自由。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同胞已有很多人为此付出了代价,包括生命的代价;最近的一次付出,就是1989年的那些勇敢的献身者。有人说这样的代价太昂贵了,能不能想个办法,既不需要付出,又能够得到,最好是等着有人送上门来。现在也确实有不少人是这样想、这样做的。我们想,这与其说是追求自由,不如说是拒绝和逃避自由。
这里涉及到所谓“主义之争”。我们注意到,这类争论自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热闹起来的时候,恰好是民间社会持续了好多年的争取自由与公民权利的运动被当局残酷地镇压下去的时候。那是自六四大屠杀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镇压,很多人被捕入狱,判了重刑,很多人被放逐到了海外。1999年5月江棋生的被捕,已经是那一轮镇压的尾声了。也许正是这种现实政治的残酷,迫使一些良知之士退回到了书斋中,潜心于“主义”之研究。
现在,那场曾经激荡于整个90年代的民间反对运动已成为几近于遗忘的记忆,作为那场运动的当事者,现在回想起来不免令人神伤。记得1997年的初冬,江棋生来我们南方的避居地小住。我们谈到89年那场被镇压的天安门民主运动,谈到六四以后此起彼伏的民间抗议运动,谈到了中国的出路问题。当时我们都觉得,要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不能寄希望于执政者的“开明”或“诚意”,也不能靠少数精英的所谓“安排”或“设计”,而要靠国人的普遍觉醒。而最重要的一点,是要使人人都明白,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他们都拥有与生俱来的一份自由和权利,这份自由和权利是不可转让、不可剥夺的。这就意味着必须促成这样一个现实的转变,即要使国人逐渐摆脱传统意义上的子民或臣民定位,成为真正具有独立人格、个体意识的现代公民。据此,我们认为:在当今的中国,无论是要推动体制内的政治改革,还是要争取实现体制外的多党竞争,抑或如当时有朋友所主张的实施宪政,都必须坐实在维护公民的基本自由与权利之上。因此,今日之当务之急,应该是一场切切实实的公民运动。其中的部分内涵,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公民的维权运动。
于是,经反复商议,决定共同起草一份有关公民权利的宣言,以期促成并启动国内的公民运动。这个宣言从酝酿到定稿整整经过了一年时间,其间广泛听取了各界人士的意见,作了很多次修改,最后把文稿一分为二:一个叫做“自由与公民权利宣言”,另一个叫做“社会公正与公民权利宣言”。我们的本意,无非是想把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和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具体化为国人可以接受的文本。现在,这两个宣言也已成为几近于遗忘的记忆了,但在当时,却曾在国内外引起过不小的反响,发表不几天,国外就有好几个译本;而在国内,则有各地区众多的公开签名支持。江棋生是这两个宣言的发起人之一,又是宣言发言人,但在宣言发表的之前之后,他却多次被公安警察以所谓“度假旅游”的名义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此后,江棋生为推进这场公民运动,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做了很多切实的工作,直到他1999年5月被捕入狱。在关押审讯期间,他先前写的一些文章被列为“煽动颠覆”的罪证,却独独不提这两个宣言,这似乎不合情理;不过,也许当局有难言之隐,怕以此控罪反而会起到“负面作用”吧。
现在,江棋生已服完四年刑期回到了我们中间,并给我们留下了这本《看守所杂记》。他在书中记录下了什么,他在四年铁窗生涯里的所思所想,不用我们多说,朋友们通过阅读自会明白。我们只是希望,作为江的朋友,都能记住他为国人的自由所付出的一切;同时,我们更希望江棋生以全新的装束,为自己、也为国人的自由投入新的征程。

2003.10.29



自序

《看守所杂记》一书,是我要出的第一本书。在此之前,我只发表过一些文章及与人合作出版过两部译著。

本书的内容分成五部分:看守所杂记,诉讼文本,遣送处纪事,狱中书札,文选。本书的一大特点是,除“文选”外,其余内容都是在大墙之内形成初稿或已然定了稿的。现在看来,比起事后回忆,身在其境的现场写作确有其难以替代的价值。在本书即将付梓之时,我为自己当初的毅然命笔感到欣慰和激賞。
本书的“文选”部分是书中的配角,收录了我公开发表过的少量文章。这么做的目的是,让大家能够看到一个更为完整和鲜活的跨世纪良心犯。同时,也含有以下用意——如果说,我的墙内文稿表明了我的“不卑”,那么,我的墙外文章则表明了我的“不亢”。
春临大地,鸡鸣不已。当此之时,要出第二本书的打算已然植我心中。这第二本书将收录我公开发表过的、未曾出现在《看守所杂记》一书中的文章。
几十年来,我一直读别人的书。如今能出一、二本自己的书,也算了却了一桩心愿。在本书面世之际,我要感谢冒着极大风险将我的书稿带出看守所和监狱的人。感谢为本书欣然作序的许良英先生、丁子霖老师和蒋培坤老师。感谢为本书的出版付出许多心力的童屹女士和苏晓康先生。感谢王丹先生和傅国涌先生。感谢开放杂志社的金钟先生,他提出的中肯、专业的建议为本书增色不少。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章虹,她是全部书稿辛勤的录入者和本书的第一位认真的读者。

2005年3月22日于北京
共鏟党扑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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