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 民运 法轮功:我的传奇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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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工 民运 法轮功:我的传奇经历

帖子admin » 2011-12-05 11:32

特工 民运 法轮功:我的传奇经历(上)
作者:丁柯
1、西苑100号
1982年3月的一天,我终于结束学业,并如愿以偿,被分配到我的第一志愿------中共中央直属西苑机关,即中共中央调查部。当干部局的老郭把我、英语系77级的小杨、法语系的小程从北京外国语学院用车接走,我对未来的一切,茫然无知。心底只有一个念头,天生我才必有用。
我把调查部作为职业的起点,与我父亲早年从事过地下党的经历有一定的关系。记得在文革期间,有一次我父亲骑自行车带我经过宣武门时,他一边骑,一边给我讲述他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参于学生运动,曾在那里游行,反饥饿,反内战的场面。文革期间还有一次,我在院子外面与朋友正玩儿著,突然听到一位中年妇女对著我说:这孩子一定是老丁的儿子,长的一模一样。后来父亲告诉我,那个阿姨曾是他在北京师范大学求学期间秘密发展加入地下党的。这些对我这样的少年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引导作用。当然,好奇心,以及生来俱有的一种冒险精神也早早地为我后来所选择的这个职业埋下了伏笔。此外,还有一个原因让我没有象其他同学那样,选择去国家机关从事口语翻译的工作:我觉得那只是去当一个活的语言机器。对我而言,外语不是专业,应该是所从事职业的一个工具。
西苑100号坐落在碧波荡漾的昆明湖东南不远的地方。它的东边是北京中医研究院。附近还有吴家花园,就是软禁前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的那个地方。那时那里在夏天到处稻米飘香。到了秋天,天高云淡,万寿山上的枫叶红的依稀可见。从颐和园的佛香阁远眺西苑,调查部的办公区就在一片树荫之间。
我虽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年年去颐和园,香山,八大处等风景区都经过那里。但到西苑落脚还是头一遭。待办好机关手续,领到出入证,安放好行李,换好食堂餐券,干部局召集我们开会,通知我们这些新人为期一个月的集训第2天开始。这时我才发现,这里没有工作证,只有那个配有照片并不表示工作性质的出入证。
2、一切以保密为先
除了没有工作证外,那天所感受到的是强烈的与保密相关的各种信息:
大院门口有携枪的军人站岗,穿过家属区,进入办公区时,再次由军人检查出入证。干部局大楼内以及我们进出的办公室都张贴著毛泽东关于保密的指示,如:保密工作慎之又慎。还有保密纪律守则,如:
不该听的不听;
不该问的不问;
不该说的不说;
...
接下来这种保密教育始终是集训期间的要点。最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当时的部长罗青常在给我们这一百来人做报告时,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要做好竖著进来,横著出去的准备。这对我多少有点出乎意外。因为我从没有想在这个职业上干一辈子的打算。记得当时的人事部门的领导曾专门讲到什么人可以调离,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中共中央组织部下达的调动指令。否则,门儿没有。记得当时我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能否去考研究生。得到的答复是除非机关许可,否则不可报考。
保密教育还涉及到家属及配偶。根据规定,我们不能告诉家人所在工作单位的情况。年轻人准备结婚,须向机关汇报对象的的背景,得到批准才可成亲。后来听老人儿讲,从前谈恋爱,中间还得有第三者旁听才行。
出于保密的需要,部领导反复强调帝修反如何利用财和色千方百计来拉我方人员下水的。在不同场合举的例子包括驻意大利使馆的一位调查部派去的翻译。说他如何在美色的诱惑下,在使馆的接待室里出事,以及如何及时被发现,调回国内。几年后,从一位北京外国语学院意大利语毕业的校友,也是调查部同事那里得知,此人押回国内后就被送到山西的劳改农场。多年后因为发表有关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论文,取得学术成就。
除了保密教育之外,也有相当的内容是关于从事情报搜集的方式和方法。大体是关于利用公开身份搜集情报;利用隐蔽渠道搜集情报;以及利用公开的材料进行分析,归纳,从中得到情报。所谓公开身份就是指利用中共的外交、新闻、经贸、金融、民航、旅游、宗教团体、国际组织、文化交流等涉外职业为掩护,从事情报搜集。隐蔽渠道泛指没有这类中共掩护身份的秘密派遣。这类派遣危险性最大,一旦出事,没有任何保障。
至于如何搜集情报,除在利用交往中探听感兴趣的内容外,主要是广教朋友,从中挑选和培养有价值的对象。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适时施以援手。长期经营,长期培养。一旦对象条件成熟,情报便源源不断。应该说民族情感是中共情报机构在海外华人中伺机发展情报关系的主要利用因素。
1978年改革开放后,根据中共中央的相关文件,调查部派驻使领馆人员必须于1985年12月底全部撤回,改以其它身份派出。这样一来许多以外交官身份外派的人员被迫改行。纷纷改当记者。由于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倾向选派自己人常驻国外,且有钱有人,调查部在这两家的人数不断缩水。只好另辟途径。和上海以及后来的,,,就是在这样情况下借助调查部(后为安全部)的财力和人力有了驻外记者的。
培训后期,我利用曾考过社科院新闻所研究生的这段经历向干部局表示了从事新闻业务的意愿。当时从北京大学中文系、人民大学新闻系等正宗科班出身的毕业生有好几个,且都是党员,按常理,派他们去报社顺理成章。由于他们需要到调查部的国际关系学院进修英语。这样当听说光明日报社外事办公室需要个年轻人时,干部局选择了我。培训结束那天,我被分配到联络局。这个局负责管理派到北京市内各国家机关兼职的调查部干部。记得当时的局长姓马,60来岁。他和我握握手说,小丁同志年轻有为,来日方长。处长和副处长交待过工作任务后,当天我就赶到光明日报社报到。
3、报社“勤杂工”
80 年代初是光明日报社在文革之后最为红火的一段时光。由于78年率先在全国掀起的大讨论,一举冲破了文革遗留下来的“两个凡是”的条条框框。为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实行农村改革,打下了必要的舆论基础。报社不仅在当时对共产党尚存一线希望的知识界建立了一定的信誉,也成为关注中国政情走向的外国驻京记者的必读报纸。
一到报社外事办公室上班,我立刻被繁忙的外事活动忙得团团转。在这儿没有时间参加“政治学习”,也没有戒备森严的层层哨卡,与西苑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外办主任是报社自己人,叫王锦,50多岁,是位经验丰富的战地摄影记者,但对外事活动一窍不通。副主任老张,焕培,还有我是西苑的人。老张东北铁路工人出身,性情豪爽,仗义直言。50年代后期从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分到调查部后又在国际关系学院进修几年英语。不知得罪了何人,迟迟出不了国门。而他的新闻系校友于恩光和孙文芳,都经调查部派至新华社,成为业务骨干。80年代后期分别就任安全部副部长。焕培是我的校友,文革前从英语系毕业。我们三人全力合作,事事尊重老王,很快把报社的外事活动搞得有声有色。那时,平均每月都有几个国外记者团、组经我们接待到中国各地采访。有些是外交部新闻司委托我们接待的,有些是报社驻外记者安排来华访问的朋友,;还有些则是海外的情报关系。人手不够,就从西苑或东风大楼(调查部下属的研究机构---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借。我们的业务还包括为报社内部人员应邀出国访问办理护照和签证的申辩手续。由于工作繁忙,82年底结婚时,我的婚假都是在加班加点的工作中度过的。
虽然对外美其名曰是记者,但真正的采访和写作我没干几桩。有时我戏称自己是报社的“勤杂工”。尽管如此,这类工作还是让我学到许多东西。如养成了严谨的工作习惯;学会了从容应付来自不同民族、包括左中右各种不同立场的外国记者,并通过观察他们采访,学到了他们一丝不苟的求实态度。这都为我日后从事记者工作打下了一些基础。
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心血。报社对我们也没有另眼相看。除去住房分配,报社职工其它的各种福利包括奖金,我们应有尽有。这在西苑外派到其它的国家机关绝无仅有。记得一次在京的外派干部内部开会时,在民航总局的人抱怨在那儿上班,还得自己花钱买工作服。在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的讲,活没少干,却享受不到那里的任何福利。
4、初见内部倾铡
外办的老张看我工作勤奋,且虚心好学,为进一步培养我,向报社推荐我随群工部副主任王晨(现为人民日报社社长)参加1983年7月在加拿大举行的第12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报社领导二话没说,签字同意。报回安全部二局(安全部组建后,在报社工作的西苑干部统归二局管理)和人事局后,关于我的出国报告很快也得到批准。这次是我们第一次出国采访。我们事先到国家体委训练基地了解情况,作了充分的准备。顺利完成了报道任务。
这以后外办的工作轻车熟路,一帆风顺。外办陆续又调来吴建友(现为驻华盛顿记者)和张川杜(90年代曾去堪培拉记者站4年)。焕培离开外办去了劳动人事部,等待派驻国际劳工组织的机会。
大概在1984年夏,外办发生了一起意想不到的事情:
有一天老张突然接到西苑电话,通知回去汇报工作。等几天后再见时,他判若两人,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后来得知,二局局长詹永杰(后任副部长)听信谗言,不容分辨,硬说老张犯下若干罪状,包括在安排报社总编辑杜导正出访西欧时,故意把日程排的满满的,意图谋害报社总编辑。双方大吵一架,不欢而散。我知道这实属诬陷。可我人微语轻,除说些安慰话,没有一点办法。很快老张离开了报社。到西苑筹备创办这份内部报纸。
这件事让我心灰意冷。文革中造反派诬陷并批斗我母亲的那段经历又出现在眼前。原以为,文革结束了,这类诬陷罪名,残酷打击的事情也会随著历史的流逝而寿终正寝。没想到这类诬陷居然又发生在我身边!
我想去帮老张办这张小报,调出二局,远离那些人前讲人话,人后讲鬼话的家伙。老张知道后,劝我不要因小失大。失去即将来到的出国工作的机会。
5、再出国门
老张的劝告很有道理。因为不久前,二局副局长孙文芳曾就我是否接受香港编辑戴夫之(RobertDelfs)的邀请,去当实习记者一事,让老张转告我:“那儿是个特务窝儿,不要去。小丁很快会派上用场。”要知道,他那时专门负责安全部驻外记者的派遣。想到这些,心里踏实了许多。
老孙曾以新华社记者身份在中东和西欧长驻多年。安全部组建后,他刚好结束驻伦敦记者的任期,马上被任命为二局副局长,对外的公开身份则是光明日报社国际部副主任。他上任伊始就为配合中央领导人出访,组织了两个记者组,以新闻采访为名,分别到西欧和东南亚搜集这些国家的政要对中国情势的看法和对策。整理后上报中央,作为制定政策的参考。在筹备这两次活动的过程中,我曾陪同他拜会过几个使馆的新闻官员,并为记者组作了其它一些后勤准备工作。总之,他多少对我有一定的了解。
老张离开外办不久,刚刚在堪培拉记者站干完四年的张泽权坐上了老张的空位。没等我们彼此之间有更多的了解,一天上午,国际部陈克勤悄悄告诉我:
“老王要你去华盛顿记者站。”
“什么?”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华盛顿记者站是众目睽睽的地方。争著要去的人多了。怎能轮到我呢?我猜他在跟我开玩笑。
“不信,你问问老王吧。”
看他那半真半假的样子,我既不敢相信,也不敢不信,便用英文给华盛顿记者站发去了一个电传,探听虚实。
老王那年52岁,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早年参加“抗美援朝”,在志愿军总部做翻译。回国后进入调查部。50年代先以中国民航的名义在缅甸首都仰光工作,后调去新华社。60年代初以记者名义到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被驱除出境后,在国内蹲了近10年的冷板凳。文革结束,他才得以重返国外。先后在叙利亚和埃及工作多年,功绩卓著。84年离开新华社,来到光明日报社,担任国际部副主任。同年10月前往华盛顿接替寇至中。
很快老王发回电传,问我什么时候能去。我喜出望外,马上回电:“一经报社批准,会尽快成行”。与此同时,二局联络处处长史地打来电话,要我第二天到西苑报到。
第二天一早乘机关班车赶到西苑。刚进老史办公室,她就边说边笑地把我领到老孙那里。拖著浓重的山东口音,老孙说:
“老王点名叫你去。他宁可自己一人干,也不接受别的提名。你什么时候可以动身?”
我想了一下,说:““一个月后”
“好,越早越好,免得夜长梦多。另外,不要对他人提此事,不然风言风语不好招架。”
接著他问起我爱人的工作情况,并说:“你们先去问问她的单位可否把她借调出来。”
见过老孙,三处(美大处)副处长和邬秀基又带我去见局长詹永杰。见面头一句就是:“我听说你在报社工作期间,经常迟到早退,还用报社的木材做自己的家具。有没有这些事?”
我注视著他的眼睛,心中暗自揣测月前他指控老张时的表情。停留片刻,我缓慢地对他说:
“我的确经常迟到早退。但不知您是否听说我结婚假期全部用在了工作的加班上?至于拿报社的木材做家具,根本是无中生有。实际的情况是报社要处理一些新闻纸的包装箱,鼓励大家拿回家。我觉得不能免费白拿,特意花钱买了一点。事后我曾专门向外办的老张作过汇报。他对我的作法表示过肯定。”
他一时无语。
“听说你人还没去华盛顿,就已开始张罗你爱人的出国日程了,啊?”我笑笑说:
“我根本没有张罗什么。是老孙主动问起的。”
詹永杰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嘱咐我出去后,要服从老王的领导,当好他的助手,并定期给党组织写思想汇报,争取早日入党。
离开詹的办公室,邬秀基悄悄对我说:“幸亏你讲明白了,否则老詹会记你一辈子的。”
1985年3月的一天刚过完28岁生日,中国民航的客机就把我带到了地球的另一端,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著陆前透过机窗,只见机翼上方星空灿烂,下面的曼哈顿高楼林立,灯火辉煌。天地似乎浑然一体。
6、华盛顿岁月
初来乍到有许多事情要从头做起,包括学习驾驶,申请驾驶执照,记者证,以及如何尽快适应新闻报道和情报搜集工作的要求。所幸有老王和他夫人老许的帮助我很快适应了环境。
美国是世界上最出新闻的地方。根据报社的要求,老王主要负责政治,外交,经济等方面的新闻报道,我则负责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的报道任务。
当时我们和报社都没有传真机,所写的稿件要靠老许把汉字换成电报明码,输入,再经电传机发回。多亏老许早就把明码本子熟记在心,故从来没有耽误发稿。只是这样一来超过千字的应急稿子常常要在清晨三、四点才能发走。后来,我采用汉语拼音加英语单词的方法发稿,多少减轻了老许的压力。
每天我们都要阅读、、以及、 和等三份中文报纸。当然,还包括国内的和。这是我们了解最新情况,汲取新闻题材的基本功。周日的英文报纸一份最少20多页。到了周末,其厚度加倍,超出那时国内一份报纸两周的总和。看完报纸并把感兴趣的材料剪下,分门归类,加以保存,大约要用一个上午。
正是依照这种办法,我很快搞到一个独家新闻。当时美国国家航天局的航天飞机起飞后,我发现七名宇航员中有一位中国出生,后从台湾来美求学的华裔,叫王赣俊(Dr.Taylor Wang)。他是加州理工学院的物理博士,在那次飞行期间担任仪表舱专家。我意识到这是国人很感兴趣的话题,便不时留意航天飞机的行踪。5月6日在加州 Edwards空军基地著陆后,我立即给休士顿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打电话,要求与他通话。结果,阴差阳错,话筒另一端居然传来了他的声音。我抓紧时机,请他谈了太空飞行的观感。然后,根据事先掌握的背景材料,很快写出一篇新闻特写,经老王修改,及时发回报社。第二天,这篇稿子居然上了头版,并被中国新闻社转发到海外中文媒体。这是我从事新闻报道以来头一次上头版。
为西苑搞到的第一个科技情报也非常凑巧。按照老王的要求,我在阅读英文报刊时留意寻找有情报价值的材料。一次在和发现两篇从不同角度介绍一种对宇航技术和国防工业有重要功能的新兴工业材料。我整理出一份东西,经外交信使队带回国内。几个月后,老王告诉我那篇东西被评定为甲类科技情报。
1985 年中共领导人有两次重要的赴美访问活动。其中一次是当时的国家主席李先念应前总统里根的邀请于7月份开始的国事访问。作为随团记者,陪同代表团途经各大城市时,经常碰见的民运人士散发传单。我当时对他们很敌视,与目前海外支持中共,敌视法轮功的一些人的立场如出一辙。现在回想起来实在为那时被中共蒙骗而汗颜。
在华盛顿期间,我们广交朋友。这使我有机会从不同侧面听到对中共社会制度的评论。一次一个曾在国内媒体作过记者,后在美国一家报社实习的朋友谈了对中美新闻制度的一番比较,入木三分。他说,美国的媒体各有自己的老板而中共的媒体却只有一个老板。我很受震动,暗想要真正能防止文革悲剧在大陆重演,必须要有新闻出版自由。
那时的我笃信科学,除中医外,对任何与现代科学发生冲突的现象总是持否定态度。有一次,与朋友聚会时,碰到一位女士,经介绍,知道她有特异功能,可以透视人体,看到经络走向和穴位分布,还可知道他人的思想活动。我当时就请她猜猜我那时的内心思想活动。结果,她一下就说中了。与她交谈中,我第一次听到中国的经络学说是古代医家依据这种特异功能发现并加以总结和归纳而成的。虽说我对现代医学就经络学说的众说纷纭早就有所耳闻,她的解释让我大开眼界。使我看到了现代医学的局限,同时莫名奇妙的对传统中医产生了更为浓厚的兴趣。这次经历为我日后告别仕途,潜心学医起到了独特的影响。
1985年初到华盛顿不久,我就赶上了联邦调查局接二连三地破获间谍案件。上半年抓获了为苏联提供情报多年的John Walker情报组,四人落网包括他在海军服役的儿子。年底又捕获了为以色列提供情报的Polard。最让公众感到震惊的间谍案却是中共潜伏在中央情报局达30年之久的金无怠(Larry WuTai Chin)。据媒体报道,金早年就读燕京大学,学生时代已加入地下党,1946年为美国驻华军调处做翻译。朝鲜战争爆发后,加入中央情报局外国广播新闻处。一干就是30来年,1981年退休。由于享有中情局内部最高保密等级,可阅读有关中共方面的绝密文件。他把大量偷拍的微型胶卷,通过在多伦多和香港的秘密交通转到中共手中。与此同时,美国媒体还报道,中共安全部的一名特工叛逃导致金的被捕。按理说,对这样一位为中共做出过杰出贡献的“老情工”,中共会破例为他“求情”,采用交换在押间谍等形式,把他营救出来。这种事例在美苏间谍战中已屡见不鲜。但让我感到吃惊的是,中国政府发言人为了面子,死不认账,一再否认金与中共有任何关系。86年2月4日法庭开审,2月8日联邦陪审团定罪所有17项指控,并定于3月17日宣布判决。就在金在拘留中心等待判决期间,他接受了的采访,呼吁中共拿魏京生作为筹码,交换他出狱。当他得知中共对他依然矢口否认后,他绝望至极,于2月21日在囚室内用垃圾袋裹住头,拿鞋带勒紧,窒息而死。
金的结局令海外为中共长期潜伏的间谍极为紧张。因为他们实在无法想象安全部叛逃者是否掌握他们的情况。1986年初从台湾劫持波音货机到广州的王锡爵就属于受此案波及的案例。
后来得知,安全部的那个叛逃者叫于强生,是安全部外事局的一位副处长。最为滑稽的是,安全部后来希望利用借刀杀人的手段除掉于。1986年夏国际关系学院派出的一个代表团,内有一名说客曾在北京国际俱乐部工作,与老Bush有一定的私交。在华盛顿期间,专门拜会老Bush,声称于“很坏”,“一旦跑到苏联那里对美中关系十分不利”。当该团知情者把此事告诉我们时,大家对使用这种小把戏哭笑不得。
于的叛逃让我意识到安全部对部内年轻出国干部的防范一定会大大强化。我爱人来美事看来很难有机会了。果不其然,老王夫妇87年初休假归来后,我从他那儿得到了证实。我当下决定,提前结束4年的任期。
1987年4月,远离故乡25个月之后,我回到了朝夕相盼的亲人身边。
7、弃仕从医
两个月的休假结束,我先到光明日报社向国际部汇报工作,再到外事办公室交回护照。而后跑到西苑向二局三处还有局长詹永杰汇报工作。没想到两年来,老詹对我紧盯不舍,一然如顾。
“你是不是到华人家偷看过黄色录像?”,我简要汇报完,他张口这样问道。“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便把一美籍华人把我及常驻华盛顿的其他中共记者,的小藏,的老陈还有的小景请到他家过周末的事介绍了一下。当他给我们放黄色录像片时,我首先婉转地表示拒绝。他只好作罢。
詹没有再说别的。离开他的办公室之前,我鼓足勇气,向他递交了早已写好的请调报告。我的理由是“觉得已不适合在这样重要的国家机关工作。”詹的最初反映大概以为我不满意光明日报社,想换个地方。所以,他说,想不想去或还个地方。我明确表示哪也不想去了,就想离开安全部。其实,我当时的真正缘由是两个,一是觉得他们不信任我。我那时推崇的原则是用人要“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既然在我爱人出国事上屡次出尔反迩,有些人对我的不信任已再明白不过了。我实在没必要为“五斗米折腰”。二是觉得中共的媒体都一个样,充当党的传话筒,要么粉饰太平;要么小打,大帮忙。实在没有什么可留恋的。当然这些是不能讲出口的。
接下来联系好的两个用人单位都被西苑先后拒绝,尤其是对第二个单位的调函,安全部人事局是这样答复的:用人单位必须先到北京市公安局和安全局为我注册,否则不会放人。当人家悄悄告诉我西苑信函的上述内容,我倒吸一口凉气,看来我已被他们怀疑成美国或台湾的特务嫌疑了。
原来安全部的熟人,极个别的除外,看见我都退避三舍,仿佛我染有传染病似的。我请求辞去公职,结果被告之他们有拒绝我辞职的权力。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好三天两头找詹永杰,要求他同意放人。有一次他嫌我影响他工作,威胁说要对我实行党记处份。我只好告诉他那得先发展我入党才有可能。此后我不再去他的办公室,改去他家找他谈。詹没办法,只好表示可以放我走,但需“冷却半年”。
我明白象我这样的“人”不再有可能在涉外部门被委以重任了,也没有可能再到国外工作或读书了。我该如何调整人生的方向呢?我苦苦想了好久,想去学电脑,也想去经商。但想来想去觉得电脑和经商都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最后我想起了学习中医。应该说这是我很早就形成的宿愿。
我从小体弱多病。大了之后是姐弟五人中看病次数最多的一个。初二得了哮喘,重得几乎让我从此残废。后接受长达两年的脱敏注射,加上1976年一冬天的冬泳锻炼,我才恢复了健康,并得以到农村插队。半年之后又在农村染上肝炎,急性又转成慢性的。就在西医彻底抛弃了我的情况下,著名中医孔牧民老先生出现在我面前。我的症状很快全面改观,半年后得以康复。当时我曾壮著胆子请求老人收我为徒,谁知他愉快地接受了我。这时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恢复了。在准备高考和自学中医之间,我举棋不定,老人家看出我的心思告诉我,随他学医,没有文凭很难立足,鼓励我去高考,并说他愿当我的医学顾问,保证我学业成功。
就这样我放弃了头一次学医机缘。“现在不正是学医的最好时候吗?!对!不为良相必为良医。我还可以把中医古籍翻译成英文,介绍到海外”一想到此,压抑在心头的烦恼和苦闷一扫而光。我马上骑车跑到孔爷爷家,向他说明了来意。虽年届耄耋,他再次接受了我。他递给我一本,说,先把它背下来。从此我天天跟这本书干上了,无论是骑车还是步行,只要脑子有空就在背书。半年后把那本书的四百味药基本上背的滚瓜烂熟。
1988年夏,西苑终于放我走了。他们安排我回光明日报下属的出版社工作。我同意去那儿的前提是因为出版社的总编辑陈清泉许诺我可以利用上午时间去进修中医。不过在办理调出安全部的手续时,我不得不签署了一份协议书:保证15年不会因公或因私出境。
孔爷爷为了让我系统学习中医,建议我自费到北京中医药学院开办的第12届中医进修班学习两年。很快我办好了手续。
出版社老陈对我格外开恩的真正原因是为了利用我的英文能力帮他处理与澳大利亚通讯社合办的中国新闻信息中心的文字编审。我们的任务是每日向对方提供10来条译成英文的中国经济新闻。译文请中国日报社的人完成,我的事只是挑选新闻和审核译文。
就这样,我上午到地处东城区宽街的药学院上课,下午到位于宣武区的信息中心上班。天安门是每天骑车的必经之路。 (法新社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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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特工 民运 法轮功:我的传奇经历

帖子admin » 2011-12-05 11:33

8、民运之初
1989年4月15日下午,我陪出版社老陈到北京饭店会见澳大利亚朋友。下楼时,我在电梯内碰见了香港《文汇报》驻京的一位熟人。他迫不及待告诉我们胡耀邦逝世的噩耗。我感到心头沉重得象压上了石头。
这时每日骑车经过天安门突然具有了特殊意义。1976年初北京市民曾自发地在那里聚集,借悼念周恩来发泄对“四人帮”的不满。谁能预料胡耀邦之死不会引发“大地震”哪?
广场上一天一个大变化,花圈越来越多,尺寸越来越大,悼词越来越尖刻,直指官僚腐败和老人政治。
与此同时,报社同仁也传闻不断:先是上海《世界经济导报》总编钦本立被撤职,导报停刊;即而征集在京新闻从业人员签名,呼吁上海市委撤销相关错误决定。接著就是酝酿上街游行等事宜。
在京主要院校的学生陆续走出校门。而《人民日报》4月26日社论火上浇油,把大学生的积极性进一步“调动”起来。接著学生开始了绝食请愿。
此时,我照常上午上课,下午上班,中午途径天安门广场时,关注著那里的变化。
5 月20日清晨,我被大街上的叫喊声吵醒,才知道李鹏宣布对北京实行戒严的命令。公共汽车那天停开。我不得不截了辆卡车来到天安门,根本没看见军队的影子。搭车来到城南的大兴县境内,只见人山人海围在一长串坦克和装甲车周围。我跳上其中的一辆,接过一个手提扩音器,就对现场群众和军人讲了起来。那时脑子里没有恐惧,只有一念:尽我所能,声援这场由学生发起的爱国民主运动,从而避免流血情况。离开时,当地人特地找来一个年轻人护送我搭车回到市内。我就近去了光明日报社。
报社大楼位于虎坊桥,对面是前门饭店。我到时正是早上上班时间。只见楼前聚集著几百人。走近才发现大家在听四、五个北京航天大学的学生演讲。他们急需新闻纸,希望大家施以援手。他们流著眼泪,苦苦地等待著答复。可人们却象被什么施了魔法给定住似的,一言不发,一动不动,毫无表情。我四下看了看,原来保卫处处长周xx和人事处处长林国栋都在现场盯著大家的一举一动。因遇罗锦《春天的童话》一书而被撤职的前副总编马沛文也站在那里,毫无表情。我忍不住了,走到学生们跟前,对他们说:“来,我带你们去拿纸去。”
在印刷厂,我请厂长把所拿的新闻纸全部记在我的账上,从工资扣除。他二话没说,就招呼我们动手搬。回到大门口,老周和老林都不见了。学生们把纸装进一辆机动车,满载而去。
9、屠杀令我觉醒
如果有谁这样问我:从屠杀前到屠杀后,我本人经历了什么变化?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屠杀斩断了我对中共寄予的最后一线希望。不仅如此,还把我从以前的中共卫道士变成了中共的叛逆和掘墓人。6月4日夜里,面对京城发生的一切,我愤怒异常,头晕目炫。当即发誓:一定要逃出国门,把我掌握的机密全部捅出去,以这种形式报复中共的血腥暴行。
由于我涉“案”情节“严重”,且有被偷拍照片作证,我上了黑名单,随时可能在夜间被抄走。好在报社领导和报社的片警全力保我,使我暂时还能照常上学和工作。到了6月中旬,情况有变。一天下午,报社领导派人找我谈话,告诉我近日可能要把我缉拿归案。一旦发生,报社再保我就有些被动。不如报社派人带我去投案自首,这样报社保我会好作的多。我当即同意。就这样报社用专车,由专人陪著,把我送到附近派出所。
报社的片警为我作了头次笔供。按他的嘱咐,我能推掉的就推掉,能不说的就不说。当天夜里,宣武分局的一位老警察对我再次提审,反复盘问我向学生提供新闻纸的事情经过,看得出来他们想搞清楚我是否与他们认识并事先串通。
派出所那时早已人满为患。“犯人”都坐在地上随时可能被头带纲盔,怀抱冲锋枪的“解放军”用拳脚或枪托子“解放”一番。片警后来看我坐得太久,就以“提审” 为由把我带到他的宿舍。他自己掏腰包为我买饭,让我睡在他的床上休息,还请我介绍美国见闻。就这样经过30多个小时之后,报社把我保了出来,直接送回报社。报社年轻人为我买了两个大西瓜,问我想吃什么饭,我说只想喝粥吃咸菜。他们随即为我准备了一锅米粥。
总之,屠杀之后的红色恐怖时期,我有惊无险的平安度过。
我依旧上午上学,下午工作。光阴荏然,学校课程都以学完,就剩下实习了。由于参与6.4,学校拒绝安排我到北京宽街中医院和沙滩针灸门诊部实习。可这恰恰为我找到比前者更好的实习去处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经以前的邻居黄广生的介绍,他的亲戚,著名针灸专家王修身大夫接受我在他的三处诊所实习。当我把此事告诉我母亲后,她对我讲:“王大夫一定会收你的。因为文革之后,王大夫没有工作,他们曾找我帮过忙。”
针灸小巧玲珑,既见效快,又便于旅行,我知道它是日后出逃的最好职业掩护。所幸的是,在王大夫身边实习的半年里,他把他历代单传的绝技──眼内进针,统统传授予我。为我半年后八方行医,云游各地,伺机出境,铺平了道路。多年之后,王大夫应邀到加州讲学,我得知后请他到新泽西一聚。这时他才告诉我眼内进针绝技的由来。原来共产党打下江山后,20 出头的王大夫负责调查散居京城的前朝名医。他被前清御医金一针老先生慧眼看中,秘密收为义子,接受满姓,并在三年之内尽传眼内进针之密诀。老人为了让王大夫掌握进针手感,多次让他在金老先生眼内进针。就这样在金老先生悄然长逝之日,王大夫已声誉鹊起。
1990年10月1日光明日报社在楼内登出通告,宣布开除了我的公职。同时被开除的另一个是著名女记者戴晴。这是根据中共中央的相关文件做出的决定。我很开心,因为至此最重要的监视手段已被他们解除了。
10、别了,北京
既然已开除了公职且“取保候审”也早已解除,我估量出逃之日已经到来。我事先托朋友为妻子申请到一本护照,希望她先出国门,这样我可以从容地找路子出境。可好事多磨,探亲访友签证屡遭拒绝。没办法我只好决定先走一步。为了预防意外,给她带来不幸,我建议我们离婚,这样即使万一事情败露,身陷囹圄,她不至于因此在工作和生活上受到歧视。她拒绝了。出于无奈,我只好冒此风险了。临行前,我郑重告诉她,只要我能活著出去,我一定很快把她接出来。
1991年元旦刚过,我便悄然离家,登上南下列车。本想从云南中缅边境出境,一路跑到泰国。因边境身份证没有办成,只好放弃这一方案,改走广州,希望从水路或陆路偷渡到香港。
朋友阿J是个仗义疏财,交际很广的生意人。他抱怨我来的不是时候。若早来半年,会很容易联系上“黄雀行动”*的营救管道,抵达香港。现在只好另找机会了。
广东紧邻香港。这种地理特点在1949年以后为无数青年人逃离共产党专制制度提供了独特的机会。文革期间,港英当局曾一度接受所有逃离大陆的偷渡客,引发大规模的偷渡风潮。阿J那时前后偷渡过三次,都因“运气不佳”功亏一篑。据他介绍,他的同龄人中10个里有7、8个都曾偷渡过。1983年我陪美国合众社的资深记者访问深圳时,他曾指著那里的海域讲述大批中国青年人为逃离文革和贫困葬身海底的情况。可那时的我对这些根本听不进,加上共产党封锁消息,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偷渡高潮时的绝望和疯狂。如今,我也要与他们为伍了。想到这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为了谋生阿J劝我去大街卖水果。我告诉他我可以行医看病。他觉得不可思议,问我什么时候又学会了看病的。我便把这几年的学医经历讲给他听。说来凑巧,他当时正犯腰痛,就问我能否治疗。我说可以。就这样他成了我在广州的第一个病人。很快他岳母的腰痛、朋友的不孕症都被我治愈。
接著他把我介绍到缺医少药的高要县农村。我很快建立了声誉,慕名找我看病的患者络绎不绝。后来我又被他的朋友请到韶关地区行医。在那儿,我碰上一次奇特经历,使我对生命的认识再次眼界大开。
*指6.4屠杀后,海外一些机构营救流亡民运人士的行动代号。
11、慧菊居士*
韶关西北方有一小县,依山傍水,风景宜人。境内有古刹,更有笃信神佛的信众。慧菊居士就是这样的一位。那年她40出头,靠耕作谋生。几年前一次开荒,她从野桃树下挖出一个坛子。内藏一尊佛像。因家境贫寒,她数次动念想把佛像变卖,每次都没成交。商人指责她拿铜佛像冒充金佛像。可等商人一走,铜像又被专人鉴定为金像了。佛像曾三次托梦给她,暗示她不可变卖。可她见财眼开,一意孤行。第三次之后她大病一场,高烧一月。就在她丈夫担心她要死时,佛像又给他托梦,告诉他她不会有事的。很快她莫名奇妙地康复了。从此,具备了一些特异功能,比如,可以根据姓氏讲出此人的过去,当时和未来之事。
我去访她的那天恰好是六一儿童节。我特地准备了一个袖珍录音机,装上新电池,希望听不明白的地方可反复听听。
她家地处一个小盆地,草房的四墙用黄土脱坯垒成。四周种的是稻子还有烟叶。她听明白我们的来意后,对我要录音的要求没有作答复。就这样她穿上袈裟,敬上香,在一种奇异的状态下,把我的过去,当时和未来说了一遍。懂当地方言的朋友一边听一边翻成普通话,大意是:89年我有难,但没有造成伤害。我此时是治病救人的医生,已交好运,能出国,能去美国,走得越早越好;而帮我出国的朋友就在我身边;并说妻子半年后与我团聚;还说我灾难都已过,很快发横财,43岁再发横财;总之,上帝为我安排好了一切。
凭她对我过去和当时的准确介绍,我觉得她对我未来的预料不会没有根据的。让我感到吃惊和不可思议的是,一个人的一生好象是一盘录像带。她可以任意观看查阅,而我或其他人却没有这种特权。更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录音机倒转,重新播放录音时,竟发现里面什么也没有录上去!再次试验录音机的录音功能,结果发现一切又正常了!现实科学理论在我心中建立的根据地就这样瞬间土崩瓦解了。从那一刻起,我相信了神佛的存在。但又有了一个新的疑问:为什么信佛的她却对我讲出“上帝”这么一个与佛教不相容的概念?
*非原名
12、难忘的8月22日
1991年8月22日是我平生一个难以忘怀的日子。这一天我在惠州惠东县某地看到了俄国发生政变,戈尔巴乔夫被软禁的电视新闻。与此同时,载我去香港的渔船已经抵达,就等我夜间上船,回返香港。
那时在广东沿海做人口偷渡买卖的渔船,主要是广东和香港的渔民。广东渔民一般不做带人去香港的买卖,因为港英水警对大陆渔船盘查十分严格。相对来说对香港渔船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他们一般相信香港渔民不会冒没收渔船和惩处走私人口重罪的风险而偷渡人口。而中共的海上巡逻队对返航途中的香港渔船也基本不查。
除此之外,中共对偷渡客的防范主要是在夜间抽查沿海地区的旅店,扣押所有可疑人员。我抵达惠东县某地时,当地朋友根据“情报”,及时把我们从旅店撤出。那一夜我是在他家房顶上躲过随时可能出现的“临时”检查的。
惠州是自清朝以来的走私重镇。历朝历代都曾在这里“稽查”走私,却从没有成功过。我在那期间发现那儿的轻便摩托车没有一辆有牌照,都是从香港或海外其它地方走私来的。
大概在晚上9:00,阿J和阿K两位朋友陪我登上一条小船,然后悄悄驶向在近海等待的香港渔船。我那天付的船费为7000港币,是两个人的费用。本来阿J答应跟我同行,但临时改变了主意。阿K想随我一起走,可阿J又有些不甘心。结果,我只好只身前往。
阿 K的父亲和弟弟都在香港定居。他父亲早年毕业于某名牌大学土木工程系。可在共产党专制下没有一天安稳过。1966年他年过半百,再次被赶进“牛棚”。他对阿K说:“我已被共产党打入17层"地狱"了,如偷渡不成,也只是再落一层"地狱",17层与18层已没有什么不同了。”就这样老人家顽强地游水,游到了彼岸,但筋疲力尽,多亏他人救起,从此绝地逢生。阿K的弟弟为我的事专门从香港回广州一趟,对我在港的穿著提供了宝贵意见,并说服我遗弃了大陆产的近视眼镜。
分手的时刻终于到了。我与阿J和阿K热烈拥抱,感谢他们对我兄弟般的相助。我独自爬上大船,和下面的阿J和阿K再次挥手告别。泪水一下子象开了闸似的流个不停。从89年6.4屠城之夜开始,两年多来我期盼已久的这一时刻终于到来了!
船老大对我十分友善,请我坐在船头与他家人一起饮茶,观看香港电视节目。他问我去香港做什么时,我按事先的准备说去给患急病的亲友治病。
起程时天气很好,月明星稀,渐渐风起来了,浓雾迷漫,渔船发动机在海上吃力地轰鸣著。不知什么时候,船老大告诉我前面会遇到水警了,我随他来到船尾,下到底舱。他连续掀起两块木板,叫我钻进露出的一个黑洞。我一进去,上面就原样盖好。除了机器的轰鸣更吵人,一切依然如故。
风浪越来越大,我有些晕船,便用左手使劲挤压右手的内关穴。
上边传来巡逻艇的马达声,一会儿又传来皮鞋在甲板上行走产生的声响。接著手电筒的灯光在上面摇曳著。就在这时,从我对面的方向传来轻微的呕吐声。我一下紧张起来,脑子开始想一旦被发现,如何向港英水警提出政治庇护... ...所幸他们没有发现我们,很快离去了。
不知又过了多久,晨光透过木板的缝隙,折射到我们的空间。船驶进了香港□湾。停稳后,船老大领我们钻出藏身的地方,然后拿著我们各自朋友的电话号码,上岸联系去了。我们则分头更换衣服。
接我的阿M是阿J介绍认识的。我曾帮他一家看过病。这天清晨他乘计程车来接我下船,然后带到九龙的公寓。洗过澡,我用他的电话给海外的亲友报了平安。打开电视,发现俄国政变失败,政权依然在戈尔巴乔夫手中。休息一个多小时候,我告别阿M只身前往美国领事馆。
领事馆地处香港岛花园道。由于九龙的计程车保险有专门规定,九龙的计程车不肯带我过海底隧道。没办法只好在隧道附近换乘香港岛的计程车。那时我不敢讲我的蹩脚广东话,怕引起怀疑,只好讲英语。就这样我终于到达了花园道的领事馆。
13、重返美利坚
8月23日,星期五,是领事馆一周最后一个工作日。我避开里面排队申请签证的人群,直接走到负责内部保安的美国士兵跟前,请他允许我与里面的外交官直接接触,我说我要寻求政治庇护。他迟疑片刻,便答应了我的要求。
见我的外交官,叫John,听明来意,记下我的名字和背景后,请我稍候,匆忙离去。我只等了大约一刻钟,可感觉时间仿佛停顿了似的,竟是那么漫长,好象足足等了个把小时。他再回来时,示意我随他走出领事馆,保持大约10米距离。我十分不解,又不便请他解释,只好装著若无其事的样子跟著走。在一个购物中心的通道里,左拐右转,穿过来走过去,直到走近中环的Marriott旅店才止步。幸亏John这时与我站到一起,不然,已尾随我一段时间的一个当地保安可能会把我截住,盘查证件。
John领我进了41层的一个房间,告诉我他们只能这样安顿我。从那时起整整一周,我几乎没有再出过这个房间。三餐全都在房内电话预定,请人送到。打扫房间时,我装作上厕所,躲在里面不出来。我当时猜想旅店服务员要是细心的话,一定觉得很奇怪。因为每次送来的饭都是两份,却从来只见一个美国人接过食物。而其中一份总是一大碗中国人喜欢的云吞面。
一天之后,John的上司来见我。他们已从华盛顿得到确认,知道我的身份,并转告我会以最快的速度安排我前往美国。到了第八天,John的一位同事用了一上午的时间为我化装,戴上假发和假胡子。等打扮停当,我对著镜子已认不出镜子中的“我”了。他们给我一个信封,告诉我上飞机前领取登机卡时,把信封递给机组人员。
一切准备就绪,我随他们上车前往启德机场。在机场我戴上他们为我准备的机场通行证,直接来到候机通道。联合航空公司的机组人员查我的机票和护照时,我掏出那个信封,她打开看看,没说话,递给我登机卡,示意我可以登机。
十几个小时之后,飞机降落在旧金山国际机场,到达华盛顿杜勒斯机场时已是当夜10点多。美利坚,我又回来了!
在维吉尼亚一处庄园,来自台湾的Peter负责我日常生活。Jim,一位60多岁的老人,每天陪我聊几个小时。记得第一次见面时,Jim打开一包香烟,用道地的中文请我吸烟,我忙用中文回答说,对不起,我不会,谢谢。他感到很惊讶,我猜他碰到的中国男性恐怕各个都吸烟吧。
有一天我跟Jim讲起了慧菊居士为我算命的事。他听后,给我讲了25年前马思聪告诉他的一段相似的经历:原来马思聪决定偷渡香港之前,也在广东见过一位通晓命理的高人,请其指点迷津。当他知道全无危险时,才下定决心全家乘船偷渡来港。
还有一次我向Jim谈起北京公安局内部关于于强生的传闻。于调到安全部之前曾在公安局外事处工作过。据公安局的朋友讲他们局领导曾向外事处的干警传达于的 “结局”:他作过整容手术,以为不会被人认出了。有一次去台湾时,在那儿被人干掉了。Jim笑了起来,说这是共产党典型的Disinformation。他说于在美国活得好好的。看来共产党为了控制人心只有靠哄吓骗诈了。
与此同时,帮助我太太来美的准备工作已经展开。她按约定时间去办签证时还是被拒签了一次。再次约定好时间,告诉她这次会有专人在那里等候,终于让她拿到了期待已久的签证。买机票也有不少波折,但还是于11月31日抵达华盛顿,我们再次团聚。屈指一算,距算命之日正好6个月,再次让慧菊居士提前说个正著。
生活重新恢复正常。半年后我们离开维吉尼亚,在风景如画、四季如春的旧金山湾区定居下来。妻子生下孩子后,重返学校。我则一边行医看病,一边照看孩子。96年她学业结束,并在东部找到工作,我们全家搬回东海岸。
14、初闻法轮功
我第一次听说法轮功是在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民众在中南海和平请愿之后。当时美国的中、英文媒体对这一事件均作过及时的报道。因为这是6.4镇压民运后北京出现的第一次大规模和平请愿活动,我断定共产党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共产党总结6.4教训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必须把任何“不稳定”因素窒息在萌芽阶段。尽管4.25之后,中共媒体一再引用国务院负责人和国务院信访办负责人的公开谈话,保证不会对法轮功“秋后算帐”,这能欺骗谁呀?89年6.4 镇压之前,共产党不也宣布过对学生不“秋后算帐”吗?!我感到这种表面的息事宁人的后面暗藏著磨刀霍霍的杀机。
果不其然,三个月后,中共政府突然在7月20日在全国狂捕法轮功各地负责人,并启动全部舆论机器狂轰滥炸般地诋毁法轮功,大有文革时期“口诛笔伐”的味道。我当时想共产党看来又得手了。记得90年中共在北京就是以这种阴毒的手段三两下就把京城几十万自然中心功的练功者压垮的。
谁知共产党这一套招数这次居然不灵了。法轮功练功人非寻常之辈。他们没有退缩,没有畏惧,挺身而出,前赴后继地到国务院信访办和人大信访办和平请愿。当这些合法渠道被中共彻底封闭之后,他们一批又一批地走上天安门和平抗争。媒体天天都有这方面的图片新闻报道。目睹著军警和便衣在天安门广场对和平的法轮功男女老少大打出手的图片,我被法轮功坚持信仰和不屈不挠的精神震撼著。我情不自禁地在网上《纽约时报》的《中国论坛》为法轮功呐喊,抨击中共的邪恶暴政。
在网上辩论过程中,我发现我对法轮功所知甚少,只能从维护他们的基本人权以及维护气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角度去呼吁人们站出来关注和声援法轮功。至于法轮功究竟为何可以在短短7年间传遍大江南北,达到上亿人修炼,为何被江泽民恨之入骨,欲不惜一切加以铲除而后快,我无法解释。带著这些疑问,我决定对法轮功做一番实地调查。我当即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纽约时报》的《中国论坛》的网友。
就这样我给当地的法轮功义务联系人徐先生打去电话,并于几天之后,即99年11月感恩节前的周末,来到新泽西州Marlboro中文学校的法轮功练功点。

特工 民运 法轮功:我的传奇经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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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特工 民运 法轮功:我的传奇经历

帖子admin » 2011-12-05 11:34

15、神奇的功法
中文学校的一间教室是法轮功的炼功地点。我找到那儿时,他们还没有开始炼功。闲聊几句,发现他们都受过良好教育,且热情友善。我问学功是否要交费,他们笑笑说,这里谁来都是免费学功,他们则是义务教功。我也笑了笑,心想共产党的“敛财”之说看来真是“狗眼看人低了”。
这时录音机的炼功音乐响起,我站在一边随着李洪志老师的口令模仿着他们的动作。一切显得十分平和、轻松。因为以前练过气功,我很快有一种置身在很强的能量场的感觉。打坐时,我咬牙坚持到结束。临别前,他们借给我李老师的两本书:《法轮功》和《转法轮》。当夜,我打开《法轮功》,一下子就被作者用浅显易懂的文字将古人从未介绍过的博大精深的修炼真机展示在眼前所折服。从前阅读涉及人类历史、宗教、古代医学、伦理、和古代哲学的许多百思不解的疑惑,瞬间冰消冻解。我知道了生命的真正意义,知道了气功的真正内涵。泪水夺眶而出。
看完《法轮功》,我连忙捧起《转法轮》,直到鸡叫天明。星期天我上网对《纽约时报》的网友介绍了我考察法轮功的初步结果,并向大家宣布:我决定修炼法轮功,用真善忍要求自己,做个修炼的人。
这个帖子一登上去,立即引来一阵喧嚣。为首的是Lau先生。他是新加坡的制药商,曾作过新加坡的议员。他质问我如何解释我以前对他和他家人的人身攻击。
以前的我在中国论坛上对一切为中共涂脂抹粉之人用最尖刻的言语抨击。Lau先生曾赞扬6-4屠杀,支持把大陆死刑犯的器官割下用于出口换汇的勾当。为此他成了我人身攻击的箭靶子。他曾致函《纽约时报》的中国论坛表示抗议,使其一度取消了我在那里的写作资格。
面对他的质问,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原以为过去的事已经过去,现在重新做起就是了。没想到现在必须在大家面前作个公开的了断。我该怎么办?是维护原来的面子继续回避,还是按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悔过道歉?我很快决定,因为我是修炼人了,必须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于是,我马上在论坛登出帖子,向包括Lau 先生在内的所有曾遭到我恶意人身攻击的人士表示歉意,同时再次表示我会真心按真善忍要求自己,做个修炼的人。
Lau先生很长时间没有表示,一周后才接受我的道歉。他写道,“一周来我注意到你的变化,相信你不是在愚弄我。”
就在我登出道歉的帖子第二天,我突然感到浑身发冷,关节疼痛。我以为感冒了,便决定用针灸给自己调一调身体。刚扎进一根针,我一下子想起李老师在《转法轮》第二讲中关于净化身体的论述。他说:“真正炼法轮大法的人,你能够把心放得下的时候,从现在开始都有反应。放不下的那些人哪,他嘴上说放下了,他其实根本放不下,所以就很难做得到。也有一部分人到后来听明白了我讲课的内容,他放下了,身体净化了,别人都一身轻了,他才开始祛病,才开始难受起来了。每个班上都有这种落后的,悟性差一点的,所以你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是正常的。在其它地方办班的时候,都出现这个情况,有的人很难受,趴在椅子上不走,等我从讲台上下来给他治。我不会动手治的,就这一关你都过不去,今后在你自己修炼的时候,你会出现许多大难的,这都过不去,你还修炼什么呢?这么点事你还过不去吗?都能够过得去的。所以大家不要再找我治病,我也不治病,你一提“病”这个字,我就不愿听。”我的反应不正是李老师为我净化身体的表现嘛。一想到这儿,我立即把针拔了出来。这种“病态”持续了大概两天便自行消失了。从那时起,我感受到一种从没有过的轻松和精力充沛。这是以前练其它气功或打针吃药从未有过的美妙。
一个月之后,我到波士顿参加法轮大法经验交流会。这期间因一点小事我和一个修炼人吵了一架。我当时没有找自己哪里做的不好,心里一再怪罪人家态度不好。结果越想越气,竟决定参加完下午的游行不再修炼了。傍晚开车回新泽西时,我担心开车犯困,想打开收音机,边听音乐边开车。可刚一接触按钮,突然一缕清新美妙的法轮大法音乐——《普度》在车内响起。我以为是从车窗外面飘进来的,回头一看,车窗根本没有打开。这清晰流畅、委婉动人的乐曲究竟来自何方?我的手停住了,脑子也不再思索她来自何方。开动起车子,在这美妙的乐曲的陪伴下,平安回到新泽西。原来的恼火不知不觉地被这乐曲化解得灰飞烟灭。
16、百利而无一害
三年半来,我在法轮功修炼人中结交了不少朋友。从他们各自不同的经历中,我见证了一个又一个昔日的绝症患者从死亡线上绝处逢生的神奇,也目睹了在法轮大法的启悟下修炼人道德迅速回升,成为好人以至更好的人的奇迹。我相信这些是法轮功对任何社会百利而无一害的最具说服力的证据。
亲爱的读者,让我随意举几个这方面的例子:
——新泽西的Tom是来自中国南方的电脑工程师,今年40来岁。以前曾患有“克山病”,一种少见的中国大陆地方病。几年前他在美国安居乐业初现轮廓之际,所患的“克山病”发展到后期,造成心脏衰竭。就在这个时候,他找到了法轮功,从此无医自愈。
—— 我认识的另一位新泽西的电脑工程师已在一家全美数一数二的电讯公司服务多年。她来自北京。大概在97年她不幸染上重病,一度坐上了轮椅。就在莫名的恐惧和对未来的忧虑突然代替了对未来的憧憬之际,公司同事向她介绍了法轮功。读完《转法轮》,她能下地了,很快莫名其妙地痊愈。
——纽约市的一女士也来自北京,有30多年的中医临床经验,不幸患上乳腺癌,手术后癌细胞扩散。绝望之际,她听从大陆亲友的建议,开始修炼法轮功。相继成年的女儿和儿子目睹了母亲死里逃生的过程,也于98年前后走上了修炼的道路。
2000 年11月我在香港期间,在中联办对面的街道碰见了大陆[反气功]“名人”司马南。当时,他没有报姓名,只说是大陆的记者,想与在中联办外和平抗议的法轮功学员聊聊,顺便拍几张照片。我们就这样从6-4屠杀到镇压法轮功聊了起来。没说几句,香港法轮功学员马杰便“猜出”了他的真名实姓。司马南只好掏出名片。据他讲,他因6-4曾遭受软禁。他认为江泽民镇压法轮功非常愚蠢。我们又从气功现象开始,谈到法轮功修炼给我们带来的益处。当时在场的香港学员周胜讲述了从小遭受癫痫的折磨,久治不愈,给个人和婚姻带来的痛苦,以及后来修炼法轮功使癫痫无医自愈的经历。深圳退休教师、新西兰公民廖姨也介绍了过去一身病包括肝和胃均作过部份切除手术,炼功后身体全面康复的事实。司马南静静地听着。第二天他与我们再次会面,分手时,他接过了我们送给他的大陆迫害法轮功真相的印刷品和法轮功的书籍,告诉我们要把这些带回大陆。
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人患病。目前大陆整体医疗保健体制每况愈下,濒临破产。无数下岗工人和贫困农民有病看不起,许多能去看病的人却又看不好所罹患的疑难病症,人们在苦苦地挣扎着。
在99年镇压之前,李洪志先生的法轮功使大陆一亿人无医自愈,神奇地恢复健康。这不仅给他们自己、他们的家庭带来欢乐和幸福,也自然而然地为中国社会整体的福祉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福庇所及何止是一亿人啊?!
如今法轮功已传播到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越来越多的人民和社会带来幸福和美好。那么,江氏政权一手操纵的这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迫害不正从关系到大陆民众身心健康这一最基本的切身利益上剥夺了亿万民众的权益了吗?!难道这就是江氏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简直就是笑话!
目前中国大陆江氏政权腐败至极,为了“稳定”而编造的谎话象瘟疫一样泛滥。连象SARS这样攻城掠地如入无人之境般的烈性传染病也敢大言不惭地当着国外媒体和大陆民众公开扯谎:“SARS已得到控制,外国人到北京工作、学习、旅游都很安全,带不带口罩都一样。”江氏政权这样的欺诈民众难道也是为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假如说江氏诬陷法轮功的谎言有什么站得住脚,那为什么在大陆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从未出现所谓的“法轮功学员”自焚或自杀?为何这类耸人听闻的“报道”完全出自在国际上没有任何信誉可言的中共媒体口中?其实,法轮功若是真的一练就得“精神病”或造成“死亡”,何必劳驾江氏亲自操刀四年,血腥镇压,早就自生自灭,无影无踪,岂可洪传五大洲60多个国家和地区?!
江氏政权全面迫害法轮功,诋毁真善忍,不正好从另一面在大陆推崇假恶暴吗?!一个假恶暴盛行的国度必将把它的国民置于人人相见如敌,随时准备宰杀别人或被别人宰杀的可怕境地。江氏利用谎言发动的这场大迫害不正把国人引入灾难的深渊吗?!是无动于衷只关心钞票,或见利忘义落井下石,还是做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士仁人?这不正是对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一个不可回避的道德考题吗?古人云:持善之家必有余福,持恶之家必有余殃。《史记》中说:祸不妄至,福不徒来。但愿更多的国人做出正确的选择,为自己和家人的未来带来余福!
17、谎言最怕戳穿,事实胜于雄辩
面对江氏政权铺天盖地般地将世人引入灾难深渊的谎言,无数法轮功修炼者本着维护众生根本利益的善念,全面讲清真相戳穿谎言,让真善忍传遍天涯海角。
在中国大陆,无所畏惧的法轮功修炼人屡屡成功插播中共牢牢控制的电视系统使数以百万的大众有机会看到真相,认清谎言。
在海外,修炼者利用给中国大陆打电话,发传真,接触大陆出访团体以及参加网上讨论等形式也有力地把真相的信息传播到无数中国人的心中。
有一次我无意发现纽约法拉盛有许多小旅店,聚集着许多刚到美国不久的中国人。其中许多人或多或少被江氏政权的谎言所蒙蔽。为了向他们讲清真相,去年春天有一段时间,我每个周末都以过路客的身份在其中一个旅店落脚。付钱后,便和里面的房客坐到一起,他们看我穿着印有法轮功字样的套头衫,自然而然地就谈起法轮功。就这样我从容地把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讲给他们。有一回,到了晚上11点,也没有碰上谈话的对象,我打算到房间里去睡觉,可一想我来这里不是为了来睡觉的,便又回到客厅。刚进去,旅店经理就朝我走了过来。他原是辽宁省经贸委的一位处长,后在美国落脚。他对我说,他曾和他的一位朋友,中共驻洛杉矶领事馆的外交官,一起讨论法轮功。他们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许多有名的科学家也相信法轮功。就这样我们开始坦诚交换看法,一直谈到清晨4点才去休息。
记得最后一次去一个小旅店,我刚讲几句,其中一个来自东北的下岗工人就沉不住气了,接着我的话题讲了起来。他说:“我娘和家里的其他亲友都炼法轮功,他们都因炼功恢复了健康。”
还有一次,在纽约中国领事馆对面炼功时,我发现领事馆外有一个大陆干部模样的人盯着我们看个不停。我走过马路,与他聊了起来。交谈中,我突然想到此人可能是新到的副总领事,黄慧康。一问,正是。
黄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博士,派到此地大概专为我们而来。他告诉我,他每天都看《明慧网》。两个小时的交谈中,他大概多少弄明白了两个问题。其一,他告诉我,在北京他曾会见过印度学者,讨论邪教的定义。根据印度学者的结论,只要某种精神运动的领袖尚在人世,其必然是邪教。我反问他,若根据这一定义,当年释迦牟尼和耶稣在世时必然是“邪教”了?!他想了想,没有回答。其二,他指责李洪志先生“要谋取中国的领导权”。我当时这样反问他:“法轮大法已传遍五大洲 60多个国家,未来还会有更多不同肤色的民众修炼法轮功。若按上述逻辑,看来李洪志先生是意在联合国秘书长这个职位了?!”黄先生再次哑口无言。接着我请他谈谈对江氏赖在职位上不退的看法。他颇有把握地说十六大一开,他就会全退。看着他那份“自信”的神情,我请他过后看分晓。今年2月,在举办的一次联谊会上,我再次碰见黄先生。谈到十六大后江氏死抱军权不放时,黄先生又说今年人大会后江必然会放下军权。
如今十六大和人大都开过,江氏要“全退”的许诺也全部“兑现”。再加上SARS爆发时,江氏指使人公然散布的弥天大谎也昭然若揭,真不知黄先生这类口中与江氏保持一致的中共官员情何以堪?
18、冰岛之行
江氏的谎言不仅毒害着包括黄先生这样的中国人,也毒害着其他国家的善良百姓。去年6月,我去冰岛抗议江氏出访时差点被拒之冰岛国门之外。在巴黎机场办理冰岛航空公司的登机手续时,近百名来自不同国家的法轮功学员被冰岛航空公司依据中共提供的名单拒绝办理登机手续。由于头天我因护照和机票被窃,重新补办了护照和机票,我成了少数几个“蒙混过关”登上飞机的法轮功学员。据当天飞机上的英文报纸介绍,冰岛政府在日前已在雷克雅未克机场扣押了7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
这种因受中共欺骗而做出的一系列有悖民主国家宪法准则的作法引起了各界的强烈反弹。冰岛政府迫于压力很快释放了全部扣押的法轮功学员。我抵达雷克雅未克时,出租车司机免费带我们找旅店。在一处旅店,我看到墙上贴着一张布告,三个两寸见方的红色汉字赫然印在最上方:对不起!(详见明慧网报导:http://www.minghui.cc/mh/articles/2002/6/14/31753.html
要到议会来。我走到议会旁边的小山顶,盘腿坐下。不久,一警察告诉我这里不能停留,我起身朝着议会方向走去。议会对面有一个小咖啡馆,我信步走入,要了一杯咖啡,坐在玻璃窗前。江氏终于出现了,拖着沉重的步子,在保镖的搀扶下吃力地爬着几个台阶。脖子后面露出的厚厚的肉褶让我一下子想起了多年前北韩独裁者金日成到访北京时给我留下的那个脑满肠肥的丑陋印象。我拿出法轮功的黄色套头衫,穿在衣服外面,然后闭上双目,盘腿坐在椅子上。
不知什么时候江氏保镖在外面发现了我。他们交头接耳,对我挤眉弄眼,但就是不敢进来。江氏出来时,他们站成一排挡住江的视线,生怕江看到黄色套头衫。
那天中午,雷克雅未克出现了一次罕见的大游行。3000多名当地人士举着印有法轮功真善忍的的横幅标语,抗议冰岛政府的不义之举,并嘲笑独裁者的到访。(详见明慧网报导:http://www.minghui.cc/mh/articles/2002/6/16/31832.html
那天晚上,我回到议会附近的小山上,独自一人在长椅上打坐,这引起了附近7、8个喝着啤酒的年轻人的注意。他们围了上来,重复着中共在当地媒体上散布的有关法轮功的谎言。我平静耐心地开导着他们。几个小时之后,他们主动要我教他们学功。学完第一套“佛展千手法”,他们不住地告诉我“抻”得真舒服。其中一个小伙子说:“你应该见我们的首相,向他讲明法轮功的真相。”分别时,他们各个与我拥抱。
第三天下午,我们在机场附近为江氏“送行”,警方对我们出奇的友善。“送行”完毕,许多警察当起义工,用警车把我们一车车地送到机场候机大厅。
19、“一国两制”还是“两地江治”?
去年6月底,我飞往香港,“迎接”江氏出席香港“回归”大陆5周年。29日夜抵达香港机场。30日清晨坐在宽敞的大厅正闭目休息时,突然被一阵喧哗惊醒。我站起来,只见一群移民官员从海关方向疾步从我旁边经过。一位中国女士从人群中声嘶力竭地呼救:“放下我,放下我!你们不能这样无礼!”透过外面的的移民官员,我看见5、6个年轻力壮的移民官正全力用白色帆布把一个年轻女士包裹得严严实实、挟持着强行遣返。那位女士显然痛苦不堪。一位40多岁,身穿连衣裙的妇女正指挥着:“抓紧她,不要松手!”还有一位男性官员不停地用摄像机记录着这个实施暴力的场面。
我忍不住了,跑过去,大声用英文呵斥他们必须立即停止暴力,把人放下来,让她自己走。“否则,我会把这一切全部公布给媒体!”有人试图阻拦我,其他人慌慌张张地加快了脚步。我跑上一条电动传送带,反方向移动,以便与这些步行的官员保持同步。我大声呼吁来来往往的旅客共同制止这种野蛮行为。加上那位女士拼命挣扎,穿连衣裙的妇女没办法了,让人把她放下,按在地上,并请我去劝说。我闯过去,弯下腰,用中文问她的姓名。她喘着粗气,断断续续地告诉我:“我叫杨向东,是日本横滨的法轮功学员。”
我起身质问那些官员,香港不是一国两制吗?为什么向中国大陆看齐,也迫害法轮功?!无人作答。最后穿连衣裙的妇女出于无奈,放弃了这次遣返,允许杨女士站起来,随他们走回海关办公室。
我回到机场大厅,找到一个免费电话。刚要给香港英文报纸打电话,投诉香港移民官的劣行,两位香港佩枪警察出现在我面前,要求查护照。他们记下姓名和护照号码后,其中一个以警告的口吻用英文说:“Behave yourself!”(“规矩点!”)我对他说::“It is your Immigration officials who need to behave.”(该守规矩的是你们的移民官员。)他们没说什么,转身离去。
既然身份已经暴露,也就没必要再隐蔽什么了。我先把刚发生的一切通知《南华早报》,接着就在机场大厅的另一侧盘腿打坐。
下午4、5点突然从睡梦中醒来,后来从新闻报道得知,江氏就是那时在香港机场降落的。我和一位朋友不出关,选择在机场内炼功、发正念清除环境中的邪恶物质因素,此举显然让等候我们出关以便及时扣押、迅速遣返的“各类官员们”大失所望。但碍于机场内中外游客熙熙攘攘,不便下手,对我们的行动看来一拖再拖。
午夜12点,大厅一片寂静。在机场过夜的旅客大都进入梦乡。只有我们俩还在盘腿打坐。突然,一大群移民官员出现在我们不远处。其中两个人走过来,要求检查护照。看过护照,又要查机票。因为我们用的是电子机票,他们没有查成。他们问我们为什么不出海关,我们说担心会被他们的同事用帆布把我们也包裹起来,扔进飞机。所以我们选择当过境旅客。他们告诉我们,若是过境旅客,只能停留48小时。我们说,还好,还可以继续停留24个小时。
两位刚离开,不一会儿又从那群人中走过来两个人,再次要求查护照。这时那群人已挪到离我们5、6米的地方盯着我们。其中唯一的一位老者恰好是机场宣传材料上介绍过的当地 “名人”,原香港“基本法”起草人之一。我想来的正好,便上前两步,向这位“要人”讲起大陆正发生的对法轮功的迫害。几个移民官员急忙挺身护住他。我笑笑说,你们20多人还怕我们一男一女吗?我只是希望他了解文革时期的悲剧又重新在中国大陆上演。
移民官拿着我的护照翻过来倒过去,不知在查看什么。我猜他已看够,便伸手把两本护照抓住,收回,还给同伴,把自己的放进裤兜,然后扣上钮扣。刚放好,我发现那个官员已绕到我身后,我正想转身,他突然把我拦腰抱住,用广东话大声招呼他的同伴。就这样他们蜂拥而上,把我们二人劫持,连推带搡地关进海关办公室。我的护照被他们趁机抢走。
推我最凶的一个人使劲用一只手揉着自己的另一只胳膊,看来很难受。目睹他们这种偷偷摸摸的拙劣行径,我忍俊不禁,问他们:“难道你们就这样对待江氏不喜欢的过境旅客吗?”他们低头不语。我们要求通知美国领事馆和媒体,他们推托了一阵儿,在我们一再要求下被迫同意我们使用他们的电话把这一切通知《南华早报》。
后来他们让我们在“拒予入境通知书”上签字,我们拒绝了,觉得十分荒唐:我们不曾申请入境,只是在机场等待转机,却被他们强行拉进海关走过场。
香港公务员毕竟不同于中共假恶暴制度下熏陶出的“人民公仆”。上早班的移民官听了我们的陈述颇感意外,表示了同情和无奈。一位身材略胖的中年人告诉我们他也信佛。我说你看同是信佛之人,可法轮功却在大陆遭受血腥迫害,不仅如此,在“一国两制”的香港也正在遭受不公正对待。他问我发正念是怎么回事,我便简要地把修炼人利用通过修炼而产生的“功能”清除另外空间操纵人的邪恶因素的道理讲给他听。
他们原计划找一架一早离开的客机,尽快遣返我们。由于座位紧张,没有成功。只好等下午的航班了。这样我们在海关办公室炼功和发正念一直延续到江氏下午离开香港之前。
他们没有对我们动“粗”,但还是动用大批人力,前呼后拥,直到“送进”飞机为止。坐在我旁边的是位香港老妇人,搭机回多伦多。她对香港政府在中共控制下经济持续下滑、失业率不断攀升、公务员变相减薪以及特首强行通过23条颇为不满。她悄悄说,公务员准备最近上街游行,抗议减薪措施。我跟她提到香港的“一国两制”正迅速被“两地江治”所取代。大陆疯了似地镇压法轮功,香港当局紧跟其后。她指着的图片,对使用暴力遣返台湾法轮功学员十分不满。我掏出,讲述了我们如何在机场内不曾出关就被劫持的经历。她听了目瞪口呆。她告诉我在多伦多经常碰见法轮功学员,知道他们是非常好的人。
今年7月1日香港50多万市民上街大游行标志着中共在香港推行“两地江治”的破产。祝愿更多的香港市民珍惜他们的民主权益,为了香港的未来,共同抵制实为陷阱的“23条”立法案。
20、重上天安门
当人落水时,我该如何做?当杀人放火出现在眼前,我又该如何对待?的确,我可以站在岸边呼喊他人来救人,也可以扔出绳索或想出别的办法去营救落水之人;对行凶者我也可以站在远处高喊“抓坏人!”但这不是我的为人处世之道。如果说,1989年我可以挺身而出为绝食学生讲句公道话,做件公道事,那么,当这场危及中华民族和人类未来的邪恶迫害甚过杀人放火千百倍时,我岂能袖手旁观,隔岸观火。作为一个信仰真善忍的修炼人,我必须挺身而出,维护真理,窒息邪恶。这是我的义务和职责。
很多事说来容易,一旦付诸行动就显得阻力重重。但是,这迎面而来的阻力对修炼人来说,却又是心性提高的修炼过程。
2000 年2月我申请到护照。随即到中共驻纽约领事馆申请签证。结果被拒签。理由是:作为出生在中国的美国公民首次申请签证回中国,必须出示中国的出生证或中国大陆签发的旅行证件。看来命该去不成,我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后来我随一对法轮功夫妇去纽约中共领事馆会见中共外交官,呼吁中共停止迫害。这位官员与我年龄相仿。我谈起6-4,谈起有关我过去的一切,包括如何逃出大陆以及如何从修炼法轮功得到益处。也谈到我申请签证,但被拒签的经过。他看来很受触动。在我们结束会面时,他居然向我们索取。
不久之后,我意识到我不能因为拿不到签证就顺水推舟,放弃回国抗议邪恶迫害的机会。我想既然为了个人的自由可以偷渡来美,为什么不能为维护真善忍的信仰偷渡回去哪?想到此,我辞去工作,买好一张单程票,告别了家人,来到香港。
当地的炼功人劝我先到中国旅行社试办签证。结果,一下就拿到了。原来一抵达香港就算第一次进入中国。从香港再申请赴大陆的签证,原来那个限制便失去了效力。就这样,我于2000年6月2日下午坐上北去的列车。
上车后我躺下就睡。不知过了多久,蒙胧中被人叫醒,发现车厢里只有我和两个大陆警察。他们要我立即从上铺下来,随他们出去。原来列车进入深圳后要在边防站停车,检查身份。我竟浑然不知。边防人员看过我的护照,盯着我使劲地瞅,然后又连忙翻着一个本子,对照上面的照片。没有发现破绽,放行了。我心想看来纽约的那位外交官没有见利忘义,把我的一切通报给中国政府。
软卧车厢除了我还有一位北京大学的中国文学史教授,刚从香港中文大学讲学回来。另外两位是侨办的官员,一老一少。经过这番检查,我困意全无,便拿出袖珍版,坐在下铺读了起来。正读着,旁边那位教授忽然问我:“看的是什么书”?
“”,我答道。
“什么,”他有些紧张。我把书的封面递给他看。
“快收起来,这是禁书”,他面部肌肉抖动着
“为什么?这本书教人向善,使无数人身体健康,道德回升。为什么不许看?”
“不许看,就是不许看!”侨办的老太太在一旁帮着腔。
我凝视着教授,问他:“您教中国文学史,想必对中国历朝历代文人墨客修佛修道的故事知道不少。修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内容。教人向善,遵循真善忍有何不对?”
教授说不出话来。
“89年6-4您大概也在北京。共产党明明血腥镇压民众和学生,却诬陷学生和市民为‘暴徒’,还说天安门没死人。您为什么相信和顺从这个靠谎言和欺骗混日子的政府?”
教授和老太太都不再说话。我便和侨办的年轻人聊了起来。女列车员也不知什么时候停住脚步,依着门框听我们谈着法轮功。就这样从法轮功在海外洪传到国内的血腥镇压,我们谈了近一个小时。最后我告诉他们我会在第二天到天安门去炼法轮功。教授和老太太又吃一惊,劝我千万不要去,说去了也没用,还说抓起来就回不去了。我告诉他们:“如果去了真没有用,我也就不来了。既然来了,我就没想着再回去。”
6月3日傍晚,列车驶进北京。当晚在朋友家过夜,第二天一早,悄悄溜出,乘头班公共汽车,赶到天安门广场。在晨曦中,我从容走上金水桥的主桥,站到武警的后面,放下背包,开始做第一套功法:佛展千手法。
弥勒伸腰,
如来灌顶,
……
从前我家就在南河沿大街上,离天安门近在咫尺。走路去天安门最多不超过半小时。从小到大,我来这里上万次而不止,却从未有过象那天清晨那样的殊胜和庄严。因为我在用生命捍卫着真善忍,捍卫着无所不在的佛法!
游客驻足观看,聚集在我身上的目光和异样的表情引起武警的注意。他回身发现了我。他想用手把我头前抱轮的双手强行按下,没有得逞,便用对讲机呼叫同伙。不会儿,一个身材短粗的便衣匆匆走到我跟前,抡起拳头照我的肝部狠狠打去。砰的一声,我竟纹丝不动,也不觉得疼。我继续抱轮。他们各自拉住我的一只胳膊,强行把我往桥下一辆面包车那儿拖。一群人围观着,我开始大喊:“佛法无边,法轮常转!”
一上车另一个警察便连踢带打,一直把我打到最后一排才停手。可我还是不觉得有丝毫的疼痛。“兜里装着什么?”他呵斥着。“。”“交出来!”他吼着。这本书是香港学员借给我的。我曾告诉她,只要我活着,我就把书带回来。我怎能交给恶警呢?!“你交不交?”他再次吼着,做出准备动手的架式。我一边双手护住裤兜,一边斩钉截铁地说道:“你要敢抢,老子就一头撞死在这里。”他有些不知所措。就在他准备动手的时候,坐在驾驶座位上的警察突然对他大喝一声:“你给我住手!”他停住了。我猜他可能从我的背包中发现了我的护照。
车子开到广场上的另一辆警车旁,我被押上那辆车。后排坐着两女一男。他们向我合十,原来都是修炼人。一警察不知为何突然对其中一位女士大打出手。我拍拍他的腿,说:“朋友,请不要打人了。”他看我一眼,真停了下来。接着我们被押送到天安门派出所。
这个派出所坐落在广场东南,历史博物馆西面。这里原有一座小红楼。1976年4-5运动爆发时,曾是镇压的指挥中心。不知何时拆了重建,改为天安门派出所了。警察把大陆学员关进一个铁笼子里,把我带到一间办公室。简单登记后就不再理我。我趁机回到铁笼子那儿和里面的5、6个修炼人交流。他们分别来自河北的保定和廊房地区,还有一位50多岁的男士,来自宁夏,是个音乐学院的老师。和他们交谈,我看到自己的许多不足。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差距,可能是因为修炼人各自携带的能量场强弱不同所造成的。在他们身边,能感受到一种不可言表的祥和与美好。
很快我被押到北京市公安局外事处,从他们对我姓名的反复盘问,我再次确信纽约的中共外交官没有为中共尽心。既然如此只好请他们按护照提供的信息整理备案了。他们有些恼羞成怒,又是给我照相,又是做指纹记录。外事处的一个科长扬言一定要把我查个水落石出。
外事处的其他干警对我都很客气。他们看我炼功根本就不理睬。一个干警在值班时甚至向我借阅读。他告诉我他一身病,也想学法轮功,但又怕丢了“饭碗”。我劝他先偷着炼。他告诉我他们已离休的老处长就炼法轮功。我问是不是那位“塔山战斗英雄团”的战斗英雄,他说正是。
说起来很有意思。89年6-4期间,在建国门外交公寓附近,有一“解放军”中弹丧命。戒严部队非说是公寓里有特务打冷枪所致。结果朝着外交公寓一通开火。事后戒严部队责令公安局外事处立即实地调查。那位老处长带着一个年轻翻译和一个弹道专家跑上跑下地调查此事。最后从弹道分析发现,致“解放军”于死命的子弹来自死者身后几十公分之内。也就是说子弹跟几十米外的外交公寓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另一个“解放军”开枪或走火所造成的。当报告上交到戒严部队指挥部,一位大校拒不接受,认为绝不可能。老处长为此哭笑不得。
外事处看硬的不行,就来软的找人想从我口中套出我从北京哪个大学毕业的。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第二天晚上,科长找到我,问我准备怎么办?我说这话应该由我来问你。我在天安门炼法轮功被你们的人连踢带打,抓来两天,居然还问我怎么办?他又说,要抗议去美国白宫,干吗来北京?我说,谁让江泽民在中国镇压法轮功来着?!
最后他没办法了,说,“我看你就烦,赶快走。”说着,就教人把我押到北京机场,塞进当晚的最后一班国际航班,经上海送到法国巴黎。几小时之后,又飞过大西洋,回到我的第二故乡。

特工 民运 法轮功:我的传奇经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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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终于了却一个长久的心愿。但愿此文能帮助读者对江氏四年来残酷镇压法轮功的邪恶本质有更清醒的认识,同时也能对法轮功有进一步的了解。若能达到此目的,写作的辛苦则什么也不是了。
江氏对法轮功的迫害仍在继续,但在无数法轮功学员顽强的和平抗争下,愈来愈力不从心,且大势已去。
最后谨向在写作期间对我给予鼓励和帮助的朋友表示诚挚的谢意。
(丁柯 2003年8月14日清晨于新泽西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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